清代八股文 · 第十二章：清代八股特徵
本書書名《清代八股文》，而清代八股文是繼承明代而來的。清初進關在北京建立政權不久，即開科取士，一切都依照明代舊制。這時雖然政權是清代的，八股文基本上還是明代的。經歷順治、康熙初年之後，清代八股文從法定體制上，到各種形式及作者文風上，逐漸形成了清代自己的八股文，與明代八股文比較，自有其獨特的地方，但從文風上比較，在今天說來，比較難以理解，只能從表面上說些特徵。
一是由順治二年開始，即規定了八股文的字數，定為每篇不得過五百五十字。這當然是為了考試需要，因當時考試，不同於現在高考時間，語文只二小時。那時考秀才天不亮進場，天黑才出來。舉人、進士考試三場，每場頭天進場，第二天才出來。時間較長，不限字數，才氣大的只要有時間寫成洋洋數千字長文，那試官閱卷，就無法看了。所以要限制字數，最少下限，最多上限，均有規定。康熙二十年，因考慮五百五十字，似乎過少，作者詞意未盡，就草草結束，影響文章內容，因增至六百五十字。乾隆四十三年，又明確規定鄉試、會試四書文字數為七百。即：百字為完篇，文章在三百字以上，七百字以下，給參試者以較大字數上的自由，這樣寫起來較為方便。《制義叢話》中總結說：「長短得中，至今遵守，間不可易之定式也。」這一字數限制，大概到廢八股文時，也還執行著。至於前選袁昶文，篇幅過長，那是特殊例子，或因系擬作，自持才大，不受科場限制，隨意寫長，也未可知。
二是明代制義有大結，即在文章結束後，作者又作總結性的發揮，詞句較多，可抒發作者見解。清代八股沒有「大結」。梁章鉅《制義叢話》引其祖父《書香堂筆記》並加按語補充道：
「前明制義，每篇之後，多有大結。本朝陸清獻亦嘗論大結之不可無，漢唐以下之事，皆可借題立論，隨題可以綴入。明之中葉，每以此為關節，後因文日加長，此調漸廢，至我朝康熙六十年，始懸之禁令。乾隆十二年，編修楊述曾，忽有復用大結之請。大學士張廷玉等奏駁：以為若用大結，未見有益，而弊竇愈起，斷不可行。其議遂寢，至今遵守。」
所說陸清獻，是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九年進士，為著名清廉官，學宗朱子。因反對捐官被奪職。康熙三十一年卒，是康熙前期著名學者。乾隆元年，特追諡「清獻」。主張應有「借題立論」之大結。此處稱其「諡號」，故曰「陸清獻」，其實他官並不大。編修楊述曾字企三，江南陽湖人，乾隆七年壬戌進士。張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大學士張英次子，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是康熙後期、雍正一代最重要的漢大臣。雍正臨終與鄂爾泰同為顧命大臣，奏駁「用大結斷不可行」時，已七十多歲。按「大結」之爭議，亦因利弊著眼點各不同。主張有「大結」的人，以八股文是據《四書》命題，只強調代聖人立言，全是孔、孟口氣，那漢、唐以後的史事、各種觀點就無人說起，不能借題立論，就不能表現作者對漢唐以後各盛世的知識，也不足以知作者的見解。而反對有「大結」的人，則因明代常有人以「大結」內容通節，如與考試官、閱卷官約好在「大結」中漢代文、景之治史實、或貞觀之治史論以及其他具體漢、唐種種故事，這樣作為暗號，便可取中。弊端容易孳生，所以懸為禁令，不能再用大結。再有滿洲入主中華，處處防止文人在詩文言論上用正面或側面的種種諷刺語言來反對，所以大興文字獄，用各種辦法壓制言論。科場科試製度極嚴，也數為科場案興大獄。因此在八股文考試上，也限制極嚴，把內容也嚴格局限在入孔、孟聖人口氣、「代聖人立言」上，決不允許考生髮揮自己議論，借題發揮說其他話，那就更不允許。如不遵守，弄不好，要丟腦袋了。
梁章鉅本人意見如何呢？他是主張有「大結」的。但他不正面表態，卻引唐彪（字翼修）《讀書作文譜》中的話來代替他說話。唐文先講有人評文謂某文後幅「聖人口氣未完，不當入子游口氣」等等是誤解了作者。接著說《左傳》、《史記》等書篇末多有斷語。又說皇上經筵講書，「每講一書畢，必證以三代以後事，或證以當日時事，以為實據。令人主知書與事合一之理，庶幾不至書自書，事自事也。」最後總結說：
「宋時王安石經藝體裁，後幅必入實事作證，如此為文，方顯得士人實學。夫制藝為排偶詞章，稱為帖括也久矣。後幅略入學人口氣，以為證據，猶能使學人留心實學，考究經史。且前半破承以斷語起，後竟不能以斷語相應，有頭無尾，成何體裁。今必使作文者皆順口氣到底，今無學者得以文其空疏淺陋，不惟不知古今文之體裁，且使學人竟不必多讀書矣。國家用人，亦何貴此無實學之士子哉？」
梁章鉅引用唐文之後，又加按語說：「按唐氏此文顯與功令相違，而其理則甚足。唐氏所輯《讀書作文譜》，全書皆不免兔園冊陋習。惟此條典實可取，言人所不能言，因附登之。」顯然梁氏雖然說他違功令，卻十分同意他的意見，讚賞其「言人所不能言」了。「兔園冊子」是鄙視世俗八股文書籍的叫法，用《五代史·劉岳傳》嘲笑馮道的故事，即鄉間三家村塾、冬烘陋儒教田夫村童所誦之書。明清鄙視闈墨八股文等選本，常用「高頭講章」、「兔園冊子」等詞語。
三是所謂「臨文不諱」，就是在考場中，寫八股文時，沒有什麼忌諱，不管吉祥與不吉祥的字眼都可使用。這在明代情況如何，未作研究，先不必說。而在清代，卻是下了上諭的。梁章鉅《制藝叢話》引康熙五十二年上諭云：
「《四書》、『五經』，皆聖人講理明道之書，貫始徹終，無非精意。近見鄉會試，俱擇取冠冕吉祥語出題，每多宿構幸獲。致讀書通經之士漸少，今後闈中題目，應不拘忌諱，庶難預作揣摩。實學自出，欽此。」
這是因為《四書》中不吉利的話是很多的，如《論語》中「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見《里仁》。「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見《雍也》。「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表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見《子罕》。《孟子》、《大學》中類似這樣的句子也有不少。如要以冠冕吉祥話命題，像這一類的詞句就都不能出作題目了，命題範圍更小，參試者更容易預猜題目，所以下了這樣的「上諭」，「臨場不諱」也成為科場慣例了。這種實際例子也不少，如《制藝叢話》記乾隆時彭文勤公（名啟豐，字翰文，江南長洲人，即今蘇州。雍正五年會試、殿試皆第一。）任浙江學政，視學浙江各府時，喜觸景生情出題，有一次府試時，監場教職（即教喻，清代各縣管文廟、童生的官）二人因鄉間某官宦人家辦喪事，要去行禮，臨時請假。這位學政便出了五道試題：一是「伯牛有疾」，二是「康子饋藥」，三是「子路請禱」，四是「充虞路問」，五是「右師往吊」。按照南方話說，這全是觸霉頭的話語，可是這位學政就出了這樣一連串「觸霉頭」試題，可見其沒有什麼忌諱了。不過也看具體情況，有時試官倒霉，出一般題目，忽被人認為諷刺時政，構成文字獄的，如著名的查嗣庭案。據戴菔塘《石鼓齋雜錄》記：
「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鴻圖典江西試，查為主考，以《君子不以言舉人》二句、及《山徑之蹊閒》一節命題，其時方行保舉，或劾其有意譏刺，茅塞於心，更不知何所措，因搜其筆札詩草，語多悖逆，遂伏誅。並兄慎行、嗣栗遣戍有差。因停浙人丁未會試。俞鴻圖以副考自辨系出《日省月試》題，得免罪，旋出學差，以不知檢束，亦論死。」
試看彭啟豐亂出觸景生情題，如像查嗣庭一樣，被人檢舉，再遇上皇帝發怒之際，不也要出亂子，斷送頭顱嗎。清後期俞曲園任河南學政，出《君夫人、陽貨欲》截搭題，正是西太后垂簾聽政，聚斂財貨之時，被人檢舉有意譏諷，為此雖未斷送頭顱，卻被革職。後來講了一輩子書，再未作官。所以這「臨場不諱」的尺度，也要靈活掌握的。
四是明文規定《四書》出題時各書的次序。明代科舉考試，只規定從《四書》中命題，並未規定出那種書，因為《四書》是《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種書的總名，題目過分集中在某一種書，不免影響考試成績。據記載明代不管這些。洪武二十年丁卯應天鄉試，首題《老者安之……》三句，次題《興於詩……》三句，三題《克己復禮為仁……》三句。三題全出自《論語》。清代順治二年一開始就改變明朝含混辦法，而明確規定為兩種情況。第一種：首題《論語》，次題《中庸》，三題《孟子》。第二種首題《大學》，次題《論語》，三題《孟子》。規定載於清代《科場條例》中，鄉、會試各屆考試官，均按此規定出題。如有違反，便要擔處分。法式善《清秘述聞》、王家相等人《清秘述聞續》、徐沅等《清秘述聞再續》諸書，把清代自順治二年起，至光緒三十年甲辰恩科會試止，把清代二百六十多年中鄉、會試一百十二科的考試官姓名闕里、解元及三鼎甲姓名、所有試題、包括文題、詩題，都作了記錄，題目次序，都是按照《科場條例》規定各書次序出的。據《制藝叢話》記載：道光庚子山西鄉試，首題《德潤身心廣體胖》、次題《體群臣也，子庶民也》，兩題並用《大學》、《中庸》而無《論語》題，實與《科場條例》不符，旋經主考檢舉，監臨奏參，部議「照違制律」，擬革職留任。梁章鉅說：「亦可謂寬典矣。」按是科據錢維福《清秘述聞續》卷五記載，為道光二十年恩科鄉試，山西主考官為侍讀李棠階、字文園，河南河內人，壬午進士。副考官為戶部郎中有慶字餘慶，漢軍正白旗人，丁丑進士。三題除上記《大學》、《中庸》二題外，尚有《孟子》題《既竭心思》二句：詩題為《賦得「淡煙樓閣數聲鍾」，得「鍾」字》，解元衛德玉，聞喜人。據此可知清代科舉出題嚴格規定，三題中《論語》、《孟子》一定要有。《大學》、《中庸》可任出一題。
五是明文規定可以出截搭題。據《制藝叢話》卷二十二記載：
「乾隆三年，議准考試命題，固取發明義理，而亦以展才思。遇有人文最盛之區。若命題專取官冕，士子蹈常襲故，或無從濬發巧思。間出截搭題，則旁見側出，亦足以覘文心之變化，第必須意義聯屬，血脈貫通。若上下絕不相蒙，恣意穿鑿，割裂語氣，殊屬傷雅。嗣後學正出題，宜以明白正大為主，即間出長搭題，亦必求文義之關通，毋蹈割裂之陋習，則既不詭於義理，而亦不問其性靈，庶文章之能事曲盡，而課士之法亦周詳矣。」
這就是八股文中大量截搭題的依據，但是出的太怪了，又引起爭論：乾隆四十年又因四川鄉試試題《又日新·康誥曰》六字，連上牽下，全無義理，不足以見學問、書卷。而稍知機法者，便可僥倖獲售。為此請部議禁止。不過這種禁止，並不能禁絕，出「截搭」怪題以及其他怪題的情況仍時發生。據明代邱瓊山《大學衍義補》中云：「典文者設心欲窘舉子以所不知，用顯己能。其初場出經書題，往往深求隱僻，強截句讀，破碎經文。於所不當連而連，不當斷而斷，遂使學者無所依據。」可見「強截句讀」的截搭題在明代已有了。只是沒有法定依據，清代則經「部議議准』，成了合法的了。
寫截搭題八股文，要把兩句或兩個半句無關的連在一起，成為有機的結合，這中間有手法，有竅門。即前面說的「稍知機法者」，「機法」便是竅門，如前舉《曲園課孫草》範文，《皆雅言也·葉公》，在破題中「明聖訓之有常，而楚大夫又可記矣」，只一句話便把無關係的兩個半句連在一起，便成有關係、可理解，可發揮的了。梁章鉅《制藝叢話》記舉人喻世欽的一個寫截搭題的例子，也十分有趣。文云：
「喻孝廉世欽，為諸生時，應試得截搭題《乃是人而可以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隔捨生作承題云：『夫人不如鳥，則真可恥矣。，因轉不到下截，將此二句，再三吟之，喻聞而生憎曰：『恥之、恥之！如恥之，莫若師文王。』隔舍遂寂然，蓋已錄之矣。主司閱其文平庸，惟承題為通場之冠，因獲售，乃訪喻所居，執弟子禮焉。』
這個例子很生動，本來這兩截的確很難連在一起，所記是巧合，卻很自然。而這喻孝廉本身不知如何作法，如記錄者把兩個人的破、承題都記錄下來，比較一下，就更有趣了。至於有名的截搭題笑話：《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文中什麼「一杖而原壤痛，再杖而原壤倒，三杖而原壤死矣，三魂渺渺，七魄悠悠，一陣清風，化為闕黨童子……」這就是拉郎配式的辦法，硬把兩截接在一起，自然是笑話了。
六是乾隆初方苞奉敕編了《欽定四書文》，後來收到《四庫全書》中。明代八股文雖然名家很多，時文選本、專集很多。但沒有欽定的專書收八股文。梁章鉅《制義叢話》例言中說：
「《四庫全書》中，所錄歷代總集別集，至為詳晰，而於制義，惟恭錄乾隆初方苞奉敕所編之四書文四十一卷，此外時文選本，及各家專集，一概不登。」
按方苞，字靈皋，江南桐城人（清代江南包括安徽和江蘇）。康熙四十五年會試中式，因母病未應殿試歸。學宗程、朱，著文嚴於義法，為古文正宗，是桐城派古文創始人。融古文筆法入八股。乾隆初奉欽命編制藝文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啟、崇禎四集，清文二集。凡例八則。《四庫全書總目》介紹云：
「是編所錄，一一仰稟聖裁，大抵皆詞達理醇，可以傳世行遠，承學之士於前明諸集，可以考風格之得失；於國朝之文，可以定趨向之指歸。聖人之思教無窮，即於是乎在，固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時文選本，汗牛充棟，悉斥不錄，惟恭錄是編，以為士林之標準也。」
「以為士林之標準」，這說的是很重要的，用現代的話說，就是「樣板」。廣大士子就照著這個標準模式來寫八股文。但是文風也在不斷變化，一時有一時時尚，同樣是八股文，康熙、乾隆各個時期，也有不同的時尚差別。據記載：嘉慶中葉，文體變的怪異，可能受當時漢學考據的影響，參試士子往往尋找僻書字句，以炫耀新奇，顯示自己的學問。當時有一御史黃任萬，奏請續選「欽定四書文」，以正文體。奉上諭云：
「制義一道，代聖賢立言，本當根柢經史，闡發義蘊，不得涉於浮華詭僻，致文體駁而不醇。自乾隆四年，欽定四書文選，凡前明大家名家，悉按其世代裒次。而於本朝文之清真雅正者，一併采列成編，選擇精嚴，理法兼備，操觚家自當奉為正鵠，乃近科以來，士子等揣摩時尚，往往摭拾《竹書》、『路史』等文字自炫新奇，而於經史有用之書，轉未能潛心研討，揆之經義，漸失真源，今該御史奏請修正文體，固為矯弊起見。但折內所稱欲另選近年制義，以附《欽定四書文》之後，此則尚可從緩。試思近時能文之士，求其經術湛深，言皆有物者，未必能軼過前人。即廣徵博採，亦恐有名無實。是唯在典司文衡之臣，悉心甄別，一以『清真雅正』為宗，而於引用艱僻，以文其固陋，專尚機巧，以流入浮淺者，概屏置弗錄，則海內士子，自各知所趨向，力崇實學，風會日見轉移，用副國家振興文教至意。欽此。」
這篇「上諭」較長，在此全文引用，除說明當時八股文風情況外，有一點卻十分值得讚賞，就是對御史奏請續編「欽定八股文」全無興趣，而指出「即廣徵博採，亦恐有名無實」的本質，十分坦率可取。使人不免想起近年不少大部頭書，種種「辭書熱」，輾轉剪貼（連抄襲都不肯），似乎自知之明差多了。當然為了發財那是例外。
七是欽定的統一衡文標準，就是上段所引嘉慶上諭中「清真雅正」四字，不過這不是嘉慶定的標準，而是他祖父所定的。據梁章鉅《制義叢話》記載：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曉諭考官所拔之文，務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備」。乾隆三年，復經禮部議奏，應再飭考試各官，凡歲科兩試，以及鄉、會衡文，務取「清真雅正」，以為多士程式。乾隆十四年，復奉「上諭」云：
「國家設科取士，首重在四書文，蓋以六經精微，盡於《四子書》。設非讀書窮理，篤志潛心，而欲握管發揮先聖之義蘊，不大相徑庭乎？我皇考有清真雅正之訓，朕題貢院詩云：『言孔孟言大是難。』乃古今之通論，非一人之臆說也。等因欽此。」
梁章鉅於此則筆記後小結說：「是『清真雅正』四字，代聖賢立言者，非此不可，宜乎聖訓相承，規重矩襲，永為藝林之矩矱，制義之準繩矣。」可見這四字，是清代八股文評價的法定標準。俞曲園《曲園課孫草》序言中說：「教初學作文，不外清醒二字。」這也是按照這四個字的法定客觀最高評價，進行按程序教學的。梁章鉅《制藝叢話》卷二十一記云：
「餘五上公車，惟辛酉科以迴避未入場，前三科皆薦而不售。第一科為乾隆乙卯，房師胡果泉克家批曰：『文筆清矯』。第二科為嘉慶丙辰，李石農師鑾宣批曰：『格老氣清』。第三科為己未，吳壽庭師樹萱批曰：『詞義清醇』。每次領回落卷，必先呈資政公。公一日合閱之笑曰：『功令以清真雅正四字宣示藝林，而汝文只得頭一字，毋怪其三戰而三北也。』余不覺爽然若失。迨壬戌科，立意欲以詞藻見工。又聞紀文達師為總裁，最恨短篇假古文字。故於首藝竭力降格為之。中二比云：
古未有為君而見疑於人者，而艱貞蒙難，至文王始際其難。夫受命改元之跡，後世可斷其必無，而陰行善政之疑，當日幾無以自解。則子民將嫌于震主，懷保且指為陰謀，盡君之心而不克釋臣之憾，固時事之未可輕言者也。
古未聞外臣而見忌於內者，而毀謗叢生，至文王始極其變。夫崇侯之讒，猶以小人而中君子；而祖伊之告，竟以忠臣而忌忠臣。將加之罪，固無補於聖明；即不加之罪，亦何減於憂患。竭臣之力，而祗以彰君之非，斯又聖人所不忍當此者也。
後二比云：
畔援歆羨之悉泯，無私乃為博愛之原，蓋仁所從生，文王實身入其中而深知其故。其統斯民而被之者，其先斯民而全之者耳。視如傷者仁心，不敢侮者仁政。想當年勤勩多端，惟此祥和無己之心，雖至難甚有以相赴。所以洛西除刑之獻，以纍臣而感動天朝。
雍宮肅廟之交修，主一實為靖其之本，推敬所由立，文王獨精於其體而妙於所施。其臣節之無少虧者，皆其聖功之無或及者也。翼翼者敬之原，祗祗者敬之實。想當日危疑交迫，惟此旦明不渝之志，歷萬變而不離其宗，所以汝墳恨亂之詞，雖邦君而不忘王室。
本房韓湘帆師掄衡批云：『酣暢流麗，典雅之章。』卻無清字，始悟闈中風氣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這個例子很有趣，不妨略作解說：按所說乾隆乙卯、嘉慶丙辰、己未三科主考官房考官及試題均載於法梧門（式善）《清秘述聞》一書。「壬戌科」是嘉慶七年會試。則載於王家相《清秘述聞續》卷一，具體記載如下：
「嘉慶七年壬戌科會試，考官：禮部尚書紀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甲戌進士。左都御史熊枚字謙山，江西鉛山人，辛卯進士。內閣學士戴均元字可亭，江西大庾人，乙未進士。內閣學士玉麟字振之，滿洲正黃旗人，乙卯進士。
題《為人君止》四句，《道之以德》一節，《居天下之》三句。《賦得『山輝川媚』》得『藏』字。
會元吳廷琛字震南，江蘇元和人。
狀元吳廷琛字震南，江蘇元和人；榜眼李宗防，字芝齡，江蘇山陽人；探花朱士彥，字郁文，江蘇寶應人。」
梁章鉅所說「紀文達師為總裁」，不但這科是，嘉慶元年丙辰科也是禮部尚書紀曉嵐掛帥，為閱卷大臣總裁。所記三題，首題「為人君止」四句，見《大學》，原句是：
「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題目刪去後三止、六句，只出了四句。這四句是讚美周文王的，前面引了《詩經》句子：「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這章書是釋「止於至善」的，用一句通俗的話說，就是適可而止，恰到好處。朱注云：「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意……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之大者也。」梁章鉅這中二比、後二比四股文章專寫文王，集中寫「君、仁、臣、敬」四字。文王是紂的臣子，紂王被武王所滅，建立周朝，武王又尊其父為文王。又成周朝開國之君。四股文章一彈三嘆，反覆論證這四個字文王如何止於至善處。文章有內容，有文彩，有氣勢，即使現代人讀起來也很有意思。評語是很中肯扼要的。有「雅」字而無「清」字，可見「清真雅正」四字，「清」似乎是初步的，清楚、清晰、當然「一清如水」，也是很高的境界，「真」應是真實、率真、醇真，不做作。「雅」的標準是什麼，它排在第三個字，「典雅之章」，比「清矯」、「清醇」等似乎好看多了。因而只是「清矯」等等，雖由分房閱卷官薦給主考官，卻未取中，寫出「典雅」文字，才入了試官眼，中了進士。丙辰科總裁也是紀昀，梁的薦卷批語是「格老氣清」，卻未取中。這科相隔七年，同樣是紀昀總裁，卻取中了。也可見這七年功夫不是白下的，至於最後一字「正」字，那就更是封建時代衡文的極限。諡法上文下加一正字，也不容易，如宋代范文正公，清代曾文正公等等。大概要十分圓滿才能當得一個「正」字。八股名家韓菼後，追諡「文懿」，當時上諭云：「諭旨，故禮部尚書韓菼，種學績文，湛深經術，其所撰制義，清真雅正，實開風氣之先，足為藝林楷則，從來未邀易名之典，著加思追諡。」這就「清真雅正」，四個字都有了。
八是要「磨勘」。所謂「磨勘」，就是每屆鄉試、會試之後，為防止敝端，把取中的卷子，派官拿來重新研究，如發現毛病，便要追究；縱無毛病，也可以研究文風，觀察士子思想動態，這在清初是十分注意，十分認真的。在乾隆時，更加注意此點，乾隆每每親自過問。戴璐《藤陰雜記》記云：
「自己卯嚴磨勘之條，順天停科四人，亦有倖免者，有誣指者。壬午勘卷，某摘一用『社稷鎮公子』卷應議，裘文達公充大磨勘官，心疑非杜撰，歸第問公子麟，對以句出《國語》，客有以出《左傳》對者，命立取書以證，果出《左傳》，遂長跪而幾受責，時麟己官編修矣，自是勘卷不敢妄加指摘。庚寅顧天駿五十外中舉，題為《孟公綽……》節，用『國狗之瘈』句，為大磨勘指出停科，安得有文達虛心查《左傳》而救之。」
戴璐所記：「己卯科」是乾隆二十四年，「壬午科」是乾隆二十七年，庚寅是乾隆三十五年。裘文達公是裘日修、字叔度，乾隆己未進士，江西新建人。累官禮、刑、工部尚書，替乾隆編過不少書，學問很好，但《左傳》忘了。按《左傳》是當時八股文教育中的必讀書，這些「大磨勘」居然忘了，可見不知多少人因磨勘而被誣指了。
據記載乾隆十九年，甲戌科會試首題為《唐棣之華》至《未之思也》。場中士子，有用「腸一日而九回」句者。上以言孔孟言，不應襲用《漢書》語。先是派方苞選錄《四書文》頒行，至是令再頒禮部、順天府，各於外簾存貯，俾試官知衡文正軌，並嚴重磨勘。著以下科為始。磨勘諸卷俱於卷面填寫銜名。據此可知當時磨勘多麼重要。其他具體例子的記載還多，不一一贅舉了。
說清代八股文，必然先要知道一點清代八股的特徵，以上八點，可供參考。不過所說大多是具體的規則條例等等。至於文風派別，因太抽象，要舉大量原文才能比較，今天亦難說清，不多贅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