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八股文 · 第一章:產生的基礎

鄧雲鄉 《清代八股文》
八股文是在中國語言、文字、考試制度等特定的歷史條件下萌芽、產生、發展形成的。沒有特定的客觀條件和歷史因素,不可能有八股文。世界上其他語言條件、文字條件的民族和國家,不可能產生八股文。這種說法,好像是笑話,實際是一個很客觀的事實。如不去認識它,乍一聽好像是說海話,但如仔細結合中國的語言文字特徵,傳統思維方法特徵,歷史制度特徵等方面認真地思考一下,便會感到這不是說笑話、海話,而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了。只有從實際上才能回顧歷史上的種種客觀事物,用今天的眼光認識它的本質,包括其產生、發展和作用,八股文自然也不例外。 語言、文字是民族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是從遠古漢族就形成的。中國漢族語言的特徵,是單音詞組合的詞語,如「我吃飯」、「你走路」,縱然南北各地方言語音有種種不同,差異很大,但語詞分子、組合方式基本上是一樣的。音調也是單獨的、而且都有音調上陰陽上去入五音的變化,而且口音的不同,並不影響陰陽上去人的音調的變化。如詩韻中山西讀平聲的字,廣東人也照樣讀平聲;山西讀入聲的字,廣東照樣念入聲,儘管聲音差異很大,而調子卻一樣。現在一般說普通話中沒有入聲,但嚴格講:中原音韻還是有入聲的。北京音也有入聲,京劇演員在韻白及唱腔中都要把入聲讀出來。這裡先不專門討論語言音韻問題,因為這是題外話。但先明確這點,卻是和八股文的產生大有關係的。 單音詞語特徵,又有陰陽上去入五音構成抑揚頓挫的音節,這樣就使語言在讀音上有鮮明的音樂節奏感,節奏的和諧、迴蕩,聽起來好聽、讀起來有勁,這種語言特徵,是產生中國各種詩歌韻文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產生八股文的主要因素之一。八股文是要讀出聲的,學習八股文,首先在於讀書、背書,讀八股、背八股,所謂琅琅書聲、抑揚頓挫,越讀越有勁,像唱歌一樣,直接從聲音上得感受。這是八股文在聲音上的特徵之一,也是產生的因素之一。 文字是語言詞語的符號,單音詞語,就是單音字,在形體上整齊畫一。抑揚頓挫的單音詞和整齊畫一的形體字,這就給語言上、文字上整齊和諧的對仗、對偶準備了自然產生的條件,也給後來的八股文的產生準備了條件。 中國文字里的對仗句式,是在最古老的從無到有的先秦文獻中就已大量出現了。而這是因語言和文字特徵自然形成的。劉勰《文心雕龍》中《麗辭》篇說: 「唐虞之世,辭未極文,而皋陶贊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易陳謨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儷辭,卒然成對。」 劉勰所舉例子,都是《書經》中《大禹謨》篇中的例子,所謂「所營儷辭,卒然成對」,就是說所寫這些工整的句子,不是有意寫駢體文,而是自然成對。為什麼自然成對呢?因為語言文字本身,具備了成對的特徵。其實不但劉勰所舉「罪疑惟輕」兩句成對,其上下文也是對仗的句子。現引此章全文如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這段話中,「臨下」、「御眾」、「罰弗」、「賞延」等句,不也是「卒然成對」的嗎?這種能夠「卒然成對」的語言文字,出自最古老的文獻《書經》,而在現代人讀來,如「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的對仗句子,不但好讀好記,而且也並不難以理解。這種語言文字特徵,是產生髮展為四六駢文的基礎,也是發展成八股文的基礎。因為八股文的特徵之一,就是每股和每股是成對的,等於長對聯。但又不是純粹的對子,而是加入許多虛詞,包括連接、轉折、語氣「且夫」、「夫然後」、「之乎者也矣耶哉」等詞語的對子。但對仗的語言文字,卻是最根本的八股文基礎,沒有對仗,便沒有八股文。清人汪隨山《松煙小錄》說: 「柳宗元《故國子監祭酒兼安南都護張公墓志銘》駢體小句,大類後世制藝中之二比。」 這段文字形式如何,現分兩小段引在後面,可以參看: 「文單環王,怙力背義,公於是陸聯長轂,海合艨艟,再舉而克殄其徒,廓地數圻,以歸於我理。 烏蠻酋師,負險蔑德,公於是外申皇威,旁達明信,一動而悉朝其長,取州二十,以被於華風。」 每一小段,讀音節奏明顯,短句又自成對仗,而語氣上用虛詞「於是」、「再舉」、「一動」、「以歸」、「以被」等轉折、推進、完成。而兩小段在字數、句數、詞性、語氣、平仄音調上又自然成對。八股文的中心部分,都是寫成這樣的。所以說對仗是八股文的基礎,但又是在漢語、漢字本身的基礎上形成。 以上只就語音和文字的外表形式上說明其產生八股文的條件。如進一步理解,便要理解到概念和思維上。因為人類語言的任何聲音都是表現某種感情和意思的。漢語的單音詞,每個聲音都表現一種概念,或是具體的、或是抽象的。許多聲音組織在一起,便是一組完整的思維程序,因而一切對仗,不單純是聲音、詞組的對仗,而是思維邏輯的對仗,這中間就表現了對客觀事物的思維程序的對照。世界上任何具體和抽象事物,都是複雜的、多變的、多角的,這都能反映在人們的思維中去想像、去推理,或分析、或綜合,這樣一切的對仗,就不只是語言文字的對仗,而是思維意思的對仗。《文心雕龍·麗辭》篇說:「事對為末,意對為先。反對為優,正對為劣。」這話是什麼意思呢?就是不只有形的事物對照,而且先要抽象的意思道理的對照,正反兩面的意思對仗才好,同樣的意思就不好。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如「紅花,』、「綠葉」,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觀存在,都看得見,很普通。如寫成「綠肥」、「紅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對,又是反對。這是因中國語言文字特徵所形成的特殊思維程序。用現在話說: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辯證的思維。中國對仗的思維程序,語言文字的對仗特徵,最能體現這一點,也最容易養成這種思維方法。當然,八股文的對仗思維和所用語言材料,完全不同於四六駢文,詩詞騷賦,而且最忌沾染詞章氣。 對仗,表面看是聲音、文字、詞語對仗;實質是思維上的對仗,進一步追求的是意思上的、正反兩個方面的對仗,而八股中所謂「八股」就是四組特殊對仗的文字,是特殊、複雜對仗思維的產物。 八股文產生的第二點歷史因素,是中華傳統文化上的,就是中華民族文化從無到有的先秦典籍,獨尊儒術的「經書」:「五經」、《論語》、《孟子》(後加《大學》)、《中庸》成為「四子書」一直是兩千年間惟一的讀書教材。雖然自六朝以後,四六駢文盛行,騷賦《文選》一度為讀書人所重視,唐代以詩、賦考試取士,一時有「《文選》爛,秀才半」的諺語,讀書人熱衷於讀《文選》。但仍要考群經為內容的「帖經」,又稱「帖括」,即任選參試者平日所習之某種經書考試之。且以寫註疏為主,全憑平時熟讀記憶。因之對「五經」、《論語》、《孟子》等仍是最基本的學習教材,其傳統的學習內容及方式並未中斷。只因唐天子姓「李」,祟尚道教,學子要多讀一種李耳的《道德經》,即《老子》。至宋代初年以後,國家不再以詩、賦試士,考試經義。士子於初步讀書教育完成後,即專治一種經書,參加考試。直至最高級(中間有郡貢士)禮部考試、殿試對策。文天祥《過零汀洋》詩:「患難遭逢起一經」句,所謂「一經」,就是以精研一部經書的老明經自居。由宋而後,直至清末廢科舉,讀書人自啟蒙識字,直到開筆作文,主要的學習內容,就是《四書》、「五經」,學習這些,考試這些。八股文就是在這樣的教育基礎,學習內容下的產物。八股文的題目全出自《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擬聖賢口吻,叫做「代聖賢立言」。因而如果沒有五經、《四書》,又哪有八股文呢。 因而可以說:易於對仗的單音詞語漢語、漢文是產生八股文的語言文字基礎、思維邏輯基礎;那「五經」、《四書》就是產生八股文的思想教育基礎,文章內容基礎。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試的需要而產生的。社會的安定,首先在於經濟政治的安定,在於人材的和平湧現,國家行政人材的不斷接替。漢代人材的湧現是鄉舉里選,有如鄉里逐層推薦。魏晉六朝國家動亂之際,講求門第氏族,寒門子弟無進身之階,人材湧現不平衡,也是動亂根源之一。唐初採用了考試制度遴選人材,以迄於清末,廢科舉,興學校。自七世紀初,至二十世紀開始,國家利用考試制度,遴選人材,任命官吏的辦法,延續了一千二三百年,以歷史觀點來看這一制度,是相對合理的。關係到文化的長期綿延,人材的不斷湧現,各朝政治在各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比較穩定,各種權力能在和平情況下交接。這對民族歷史的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推行考試制度遴選人材,給每個人以相等的競爭機會,相對說來是比較公平的。對參加考試的競爭者來說,不管其將來考試結果如何,他們總要先學習文化,學會考試的內容,學會競爭的本領。從個人講,固然有考中與考不中得失之憂,而從整個國家民族講,則不但能在各個歷史時期,遴選人材為國所用,且能促使大量學子讀書苦學,使民族文化得以不斷綿延、發展、光大,創造中華民族綿延數千年光輝歷史文化,這和歷代的考試制度是分不開的。 考試制度不同歷史時期,有特定的考試內容和表現方式。這些考試內容和範圍,以及表現形式的制定,是為了便於考試評定程度,分別成績優劣來制定的。必然要有一定的難度,但當時考試,不同於現在的多種學科,中文外文數理化等等,縱然表現方式不同,實際也還只是中文寫作一種,同一的題目,成千上萬程度差不多的人,寫一篇文章,寫一首詩,沒有一些比較機械的嚴格要求,都隨考試者任意去寫,這樣必然出現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說這篇好、我說那篇好,而說好、說壞也只憑直觀,這樣就很難確定取捨標準,更難排成名次。因為這不同於大量問答題,單憑記憶知識。因為這種憑文章考試的辦法,首在考試其在共同知識基礎上的思路條理、見解分析、出新才情、推理力度、邪正感情……總而言之,不是一般的知識考試,而是一種包括高級智力測驗、政治見解觀察、作人處世觀考察的綜合考試。「八股文」便是適應這種考試要求,比較能達到這種考試測驗客觀要求的有效工具,是為了適應這種考試要求,經長期發展而形成的。是一種有相當難度的文體,而其難度所顯現的,正可以看出某人的以上所列各點。這是用現代的觀點回過來觀察歷史事物,我們應該對這一歷史事物有一較客觀的理解和認識,不然,對這一延續了五六百年、湧現了數不清的歷史優秀人物的以「八股文」教育訓練學子,進行考試遴選人材的制度,如何理解呢?不能人云亦云、莫名其妙地亂罵。受了現代教育,有一點現代科學觀點的人,對歷史事物,不是應該有一點符合實際的客觀科學認識嗎? 「八股文」是因了漢語、漢字的單音四聲條件、對仗思維特徵,傳統文化儒家的五經、《四書》等文獻理論教育內容,以及遴選人材、考試目的需要而產生的一種條件限制十分嚴格,寫作難度很高的文體。近人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中引清人焦循《時文說》,江國霖為梁章鉅《制義叢話》寫的「序」,論「八股文」之體制道: 「至其體制,焦循〈時文說〉曰:『御寬平而有輿思,處恆慮而生危論。於諸子為近;然諸子之說根於己,時文之意根於題,實於六藝九流詩賦之外,別具一格。』江國霖〈制義叢話〉序曰:『制義指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之博,持律如詩之嚴。』究之束縛過於策論,措詞隘於辭賦,而又以數千年以後之人,追模數千年以上發言人之語意,曰代聖賢立言。聖賢而為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及孔子之弟子等尚可也,倘題目非聖賢語,而為陽貨、孺子、齊人妻妾,與夫權臣、幸臣、狂士、隱士之流,亦須設身處地,如我身實為此人,肖其口吻以為文,不可不謂為文格之創體也。則記事題或連章題則不入口氣耳。」 這段文章說「八股文」之難,如歸納為簡單的幾句,即「文意根於題、措事類策,談理似論,取材如賦博、持律如詩嚴」數語。這幾句怎麼解釋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隨意發揮,必須按題目模擬古人語氣寫。說事情好像對策,即回答問題,說道理又像寫論文。引證資料要像寫賦那樣掌握淵博的典故,對仗平仄,又要像寫律詩那樣嚴格。在此我雖然把主要難點較通俗地解說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讀者對此歷史事物已時差過遠,變化太大,恐怕對「八股文」之難作,看了這些解釋,仍然不得要領,無法理解,我在後面再分別作些補充說明。 一是要有過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書》、五經背得滾瓜爛熟,尤其《四書》即《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白文和朱熹註解都要背熟,而且要天天溫習,一句也不能忘。要記熟《佩文韻府》,每個字的四聲要弄清,要學會對兩個字以上到十幾個字的長對子。要讀熟名家的八股文幾百篇,要學會寫小楷,要具備了這些基本功,才能學作八股文。 二是要經過由破題到完篇的長時期寫作練習,有複雜的寫作步驟,按步驟練習,等到會寫整篇的「八股文」後,再寫各種題目、經過成百篇的寫作練習,再在老師及名家不斷修改下,才能學會比較熟練地寫出符合各種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數、一定結構,一定句法、句數、中間四組嚴格對仗的、及其他種種限制之下,寫出模擬古人語氣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萬篇現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這才有考中秀才、舉人、進士的希望,具備了這樣的水平,才能有資格參加考試,這就更難了。 現先將這些難點,作一概括的說明,以後再結合各節細述之。這樣難的考試特定文體,其產生基礎及原因,前面已經說明,不再贅述。但有兩點,現代人回顧歷史事物,必須在認識上很好思維一下:一是如何學會寫這樣繁難的八股文;二是學會寫八股文對學習者說來有什麼用?這是兩個十分重要,十分有趣的問題。我們是現代人,必須用現代眼光去認識它,作出比較科學的答覆。不然,我們雖然讀歷史書,談歷史人物,而對元、明、清以來五六百年的文化歷史,在認識上總是模糊的,正像王國維講詞的境界一樣,總是「隔」著一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