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八十四章 宣統帝退位
俄國之占領滿洲
義和團事件，至一九○一年九月，漸見歸結，然中國與各國之議定書，於俄國之滿洲軍事行動，未及防範，實大失策也。俄國之欲吞滿洲，由來已久。中東戰後，俄公使賈西尼曾說李鴻章，欲得該地之利權及鐵道敷設之優先權，及締結巴普洛夫條約，則租借旅順、大連二港二十五年，又得築東清鐵道，連接至旅順、大連等。及團匪事件起，俄國又置滿洲於軍事占領之下。其占領之理由，則以一九○○年七月清國官兵襲愛琿對岸之普拉哥西恩斯科，殺俄人數名，俄國直進兵，至八月，取營口，即於其地之道台衙門揭俄國國旗焉。俄國之本意，實欲越巴普洛夫條約範圍之外，而占領東三省一帶。日本公使，曾欲將此問題，納入媾和事件中，不幸而其事不成，殊為遺憾。而俄國之巧妙外交政策，則對於公使館襲擊之事，輕其條件，以見好於清廷；而獨於普拉哥西恩斯科事件，則單獨對於清國，為立於交戰者之地位，以實行其滿洲之占領。
日俄戰爭及影響
北京媾和談判，尚未訂結，而中俄密約，已暗中進行，是亦列國之不注意也。密約之內容，果屬如何之分量，雖一時不可得而知，然俄國以滿洲之撤兵為名，而欲將其權利擴充於滿洲或蒙古全地，則亦無容疑者也。密約屢屢撤回，屢屢提議。李鴻章又力欲恢復其過去之失敗，及將約款上奏，不蒙諭旨之允可，於是憂勞萬狀，其結果遂於北京賢良寺之寓所，咯血而薨逝，時一九○一年十月也。李鴻章既薨逝，密約破棄之訓電，自行在而下。雖然，俄國豈以清廷恫愒之虛聲而遂撤兵哉！東清鐵道，於翌年忽已全部竣工，軍隊之輸送，愈益容易。俄國之野心，漸次蔓延於鴨綠江各地，且將進而奪朝鮮半島。於是進逼中國之外，一面又進逼日本，日俄交惡。一九○四年至次年，日俄國遂交戰，日本戰勝，滿洲問題解決。清廷於此時，亦並無何等之策劃，唯唯諾諾，一任諸人；惟有一事可言者，則以日本之小國而能戰勝大國，一般以為立憲之效果，而清國立憲問題起矣。
賢良寺，位於北京東城區現金魚胡同、校尉胡同、煤渣胡同一帶，寺廟建築已基本不存在。明朝時為諸王府，清初為康熙帝之子怡親王允祥府邸。怡親王死後，改建為佛寺。舊在東安門外帥府胡同，乾隆十二年（1747），遷建於今所。
僅存的賢良寺東塔院
蒙古問題之發生
俄國於滿洲方面，既被抑制，而其對於清國之壓力，乃折而入於西北，於是內外蒙古，又起矣。先是清國政府，以蒙古積弱之餘，不足為邊防，故改其從來使漢人與蒙古隔絕之策劃，而專使漢人選蒙古之沃地，從事於移住及開墾；其理由則以為於蒙古王公之債務償還，極有便宜也。政府又設墾務局、辦荒局等之諸機關，獎勵實邊政策，其效果則內蒙古先見，於時乃展開直隸及東三省之行政區域於北方。據吾人之批評，雖不必以此政策，為政府之善於設施，然清末之實邊問題，斷為漢人顯著之發展，似不謬也。一九○六年，岑春煊等上奏，謂「熱河、察哈爾、烏里雅蘇台、庫倫、科布多、阿爾泰、西藏各地，可設與內地相同之行省；各地之將軍大臣，改稱巡撫，加陸軍部侍郎銜，防備邊疆，一舉兩得」云云。政府從其言，豫備整理，增設府縣。一九○七年，理藩院尚書肅親王巡視蒙古，其如何之報告及解釋，雖不得而聞知，然清末之籌矇事業，於此得一進步，可度而知耳。抑此時蒙古王公中，如喀喇沁王者，雖雲贊成開放，然漢人入居地，形格勢禁，為蒙古人之所不便，或亦不免反對。俄人靜待時機，思有以離間而利用之，亦兼以歐洲問題繁多，姑緩其壓迫蒙古之手段，及一九一二年，乘中國革命內地混亂之機會，乃又與庫倫格根之政府，施其得意之活動矣。
考察憲政大臣之派遣
「憲法發布」、「國會開設」等語，直如一種之福音，為全國上下所歡迎。阻撓新政之西太后，知大勢所迫，無可如何。一九○五年（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命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紹英、端方五人為考察政治大臣，出遊日、英、美、法、德、奧、意、俄、比九國，考察其政治。五大臣將出發，於北京之停車場，革命黨有投炸彈者，載澤、紹英二人傷焉，出洋考察之舉，一時中止。後以端方之上奏，乃以李盛鐸、尚其亨二人代徐、紹二人。而五大臣出發，先至日本，即送書於北京朝廷，甚稱揚日本之立憲政治，以為日本所行之憲法，乃參考歐洲之憲政，幾經切磋，而後有如此之完全緻密，暗寓中國立憲不可不學日本之意；又盛稱日本之義務教育，謂為日本所以強盛之原因。而同時又有清國駐在外國之各公使，聯名上奏，謂立憲乃君主與人民共利之事；且又論地方自治之必要，集會、言論、出版之不可不自由；最後又述海外各國之大勢，與清國危險之理由，當此之時，求宗社之安全，與國祚之無窮，非立憲不可。此一九○六年四月事也。及至七八月之交，出洋考察之大臣，先後歸國，端方以為宜效日本維新之例，先宣布六條之誓文；載澤則以為欲防革命之危機，舍立憲無他道，而滿人之對於立憲，恐有不利而抱杞憂者，實為陋劣之極云云。於是清廷之意遂動。
刺殺出洋五大臣的吳樾
立憲預備之上諭
以上之報告，頗制勝於御前會議。一九○六年九月，遂發表立憲豫備之上諭。此諭文關係至大，錄如下：
我朝開國以來，列聖相承，謨烈昭垂，因時損益，無不為憲典。現在各國交通，政治法度，皆有彼此相因之勢。而我國之政令，積久相仍，日處阽危，憂患迫切，非廣求知識，更訂法制，則上無以承祖宗締造之心，下無以慰臣庶治平之望。是以前派大臣，分赴各國，考查政治。現載澤等回國陳奏，皆謂國勢之不振，實因上下相朦，內外隔閡，官不知所以保民，民不知所以衛國。而各國之所以富強者，實因共遵憲法，取決公論，軍民一體，呼吸相通，博採眾長，明定權限，是以籌備財用，經畫政務，無不公之黎庶；又兼各國相師，變通盡利，政通民和，所以有由來也。時至今日，惟有及時詳晰甄核，仿行憲政，大權統之朝廷，庶政公之輿論，以立國家萬年有道之基耳。但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何以對國民而昭大信？故廓清積弊，明定責成，必自官制入手。亟應先將官制分別議定，次第更張，並將各項法律，詳慎釐訂，而又廣興教育，清理財政，整頓武備，普設巡警，紳民明晰國政，以豫備立憲之基礎；內外臣工，切實振興，以力求立憲之成效。待數年之後，規模粗具，查看情形，參用各國之成法，妥議立憲實行之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著各省將軍督撫，曉諭士庶人等，發憤為學，各明忠君愛國之義，與合群進化之理，勿以私見害公益，勿以小忿敗大謀，尊崇秩序，保守和平，以豫備立憲國民之資格，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
《立憲論與革命論之激戰》書影
政府乃公布新官制，翌年又派達壽、于式枚、汪大燮於日、英、德三國，以考察憲政。開設資政院，以為中央議會之基礎；開設咨議局，以為地方議會之基礎。憲法之豫備，已略略完成矣。
憲法大綱之發布
然民間頗切望國會開設之日期。西太后之胸中，終不釋然，以為立憲者，要不過漢人政治之謂耳，要不過滿洲朝廷之滅亡耳。會達壽自日本歸，極力解釋，始於一九○八年八月，發布立憲之諭文。而憲法大綱，亦同時發布如下：
憲法之大綱
（細目由憲法起草之際定之）
謹按君主立憲政體，君上有統治國家之大權，凡立法、行政、司法，皆歸總攬，而議院協贊立法，政府輔弼行政，法院遵守司法。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欽定之憲法，以期遵奉於永遠，不許逾越。
君上之大權
一 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遵戴。
一 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
一 欽定頒行法律及發交議案之權。（凡法律，雖經議院之議決，而未奉詔令、未曾批准頒布者，不得施行。）
一 議院召集、開閉、延期及解散之權。（解散之時，即由國民再選舉新議員。被解散之舊議員，與一般之臣民無異，若有抗違之時，量其情狀，以相當之法律處罰。）
一 設官制祿及黜陟百官之權。（用人之權，君上握之，大臣輔弼之，議院不得干預。）
一 統率陸軍及編定軍制之權。（君上調遣全國之軍隊，制定常備兵額，得以全權執行之。凡一切軍事，皆非議院所得干預。）
一 宣戰媾和，訂立條約，派遣使臣，及認受使臣之權。（國交之事，君上親裁之，不俟議院之議決。）
一 宣告戒嚴之權。（緊急之時，得以詔令限制臣民之自由。）
一 爵賞及恩赦之權。（恩典自君上出之，非臣下所得擅專。）
一 總攬司法權，委任審判衙門，遵欽定法律行之，不以詔令隨時更改。（司法權君上操之，審判官本由君上之委任，代行司法。不以詔令隨時更改者，案件關係至重，故必以欽定法律為準則，以免紛歧也。）
一 發命令及使發命之權。（但既定之法律，非經議院之協贊及欽定，則不得以命令改廢之。法律為實行君上司法權之用，命令為君上實行政權之用，兩權分立，故不以命令改廢法律。）
一 議院閉會中，有緊急事件時，得發代法律之詔令，並得以詔令措置必要之財用；但於次年度之會期，須經議院之協議。
一 皇室經費君上判定常額，由國庫提支，議院不得置議。
一 皇室之大典，督率皇族及特命大臣議定之，議院不得干涉。
臣民之權利義務
一 臣民中合法律命令所定之資格者，得為文武官吏及議員。
一 臣民非據法律，不得逮捕、監禁、處罰。
一 臣民得請司法官，審判其呈訴案件。
一 臣民專於法律所定之審判衙門為限，而受審判。
一 臣民之財產及居住，無故不得侵擾。
一 臣民據法律之所定，有納稅兵役之義務。
一 臣民現納之賦稅，不以新定之法律變更時，悉照從前之數納付。
一 臣民有遵守國家法律之義務。
逐年設備事業，應俟辦理完竣，由此年起算，至九年之後，開設議院。然而狂熱之民論，果以如此之猶豫期間為滿足耶？又萬世一系云云者，果又為民論之所許耶？越二月，光緒帝與西太后，先後殂落，乃以帝弟醇親王之長子溥儀，為同治帝之承繼子而即位，時年六歲，明年改元宣統焉。
袁世凱之放逐
光緒帝之死，在西太后前一日，其時民間不無揣測之辭。然光緒帝之賦稟，頗不強健，實一虛弱之質。一八九八年政變以來，雖曰在位，不過廢帝而已。帝有寵姬曰珍妃，帝奉太后奔西安時，妃不得從行，投井而死。或曰妃之投井，宦官崔某、王某實下石焉，帝雖知之，而不能置之於法。及帝病，二人侍左右，帝欲去二人，太后問故，則俯首良久曰：「我見此人，便爾作惡。」帝自政變後，或居於頤和園之玉潤堂，或居於宮城海子之瀛台。瀛台四面皆水，設浮橋，帝行過後，即撤去以為常。帝常獨居，自珍妃之亡，始無家室之樂。宦官待帝甚薄，據傳說，帝在宮中，欲設電燈而不能得，欲設電話而不能得，窗簾累歲不換，簾之下端，已如犬牙之交錯，內務府大臣，方注全力於太后，熟視之而若無睹。帝實淒涼而過此三十四年之生涯耳，不亦可憐也哉！又或曰，帝死後，張之洞擬諡號曰景，擬廟號曰德宗。侍郎寶熙欲以孝宗為廟號，張曰不然，此中自有難言之隱在也，遂不從。聞帝在頤和園時，嘗望見明景泰帝之陵，問左右，左右答曰：「景泰也。」帝即命南書房之翰林，進景泰事略。帝覽畢，悽然久之，曰：「我即異日之景泰也。」因命內監修景泰陵，曰：「勿為皇太后所知，若知之，則可託言汝輩之作功德也。」而德宗死時，有最大之一事，則攝政之醇親王，於宣統帝即位之初，免去軍機大臣袁世凱是也。袁既被逐，乃出都門，歸隱於其鄉里。據當時傳聞，則攝政王欲置之於死雲。
景泰帝（1428-1457），即明代宗朱祁鈺，明宣宗朱瞻基次子，明英宗朱祁鎮弟。明英宗被瓦剌兵俘去之後繼位，在位八年，病中因英宗復辟被廢黜軟禁而氣死。
袁世凱罷官後寓居的河南彰德別墅養壽園
財政之窘迫
衰亡期之初期，即道光、咸豐兩朝混亂之財政，吾人以不得詳語之機會為憾。同治末至光緒初，瘡痍漸愈，而財政又不得驟然膨脹，然每年尚有些少之餘裕，得設七八百萬兩至一千三百萬兩之預備金。中東戰爭（一八九五年）之前三年，上海英總領事都米生之報告，謂平均歲入合計八千八百九十七萬九千兩，歲出八千八百七十九萬七千兩。中東戰後至團匪事變，約六年間，前二年因賠償日本兵費，更負二億五千萬兩之義務，後四年則因外國要求鐵道敷設、土地租借、礦山開掘等之權利，且創立學校，興練新軍，增設電信鐵道，內外之經費，甚為膨脹，故財政頓告窮乏，支出常超過於收入，不得不募集內外債以拾補其缺漏。然戶部亦不將年年收支之狀況，布告國內，計前後六年間，曾有一回布告，而謬誤亦不少。茲據帕嘉氏搜羅各種報告之結果，歲出入合計一億零一百五十六萬七千兩之譜。自拳匪亂後至光緒三十二年六個年間，國內雖疲弊，而經費頗膨脹，財政之困難遠過於前期。因拳匪之亂，而北清國一帶邑里之蕭條，固不俟論；而列國又要求四億五千萬兩之賠償金，自一九○一年起至一九四○年止之四十年間，每年須解本利一千九百萬兩至三千三百萬兩之巨額。先是政府以收支不抵之故，每年尚募集六七百萬兩之公債或義捐金，今則收入大減，支出大增，財務當局者，又大費躊躇，乃節減政費以期收入之增加，然支出之超過收入者，仍有一千二三百萬兩之數也。一九○一年三月，赫德所調製之歲計收支概算，凡歲入合計八千八百二十萬兩，歲支一億零一百十二萬兩內外。爾後國家平和，雖無大事，國力似漸次恢復，特以政務擴大，而財政終不能順調。或行加稅，或創新稅，尚告不足，乃至公許賭博，發行富簽，搜括官吏中飽之陋規，策亦可謂窮矣。而支出之超過收入，年甚一年，每年終有三千餘萬兩之缺額。光緒三十二年，中央改革官制，政府編制豫算以提出於議會，各省派監理官以清理財政。彼等清理各省財政二年，至宣統二年，始查出光緒三十四年之歲出入，以報告於中央政府。故政府於宣統三年所提出於資政院之豫算，原本於清理官之報告，頗為可信。該提出之原案，歲入二億九千餘萬兩，歲出三億五千萬兩，歲入不足額五千四百萬兩雲。
武漢之革命
西太后殂落之時，揣測者以為清朝最大之危機，而當時竟於全局毫無影響，世人皆自疑其揣測之差，然形勢究因此變動，故攝政王遂有宣統五年開國會之公約，此則比之於前而又縮減三年矣。自古幼主，最為禍國。攝政王先配置宗室親貴於要路，以強其威望，又欲掌中央集權之實力，與兵權之統一，然徒與革命黨以口實，而革命之運動，又自此而發展。革命黨自北京停車場拋擲炸彈以來，表面視之，似無蹤躋，其實黨員尚進行不已。攝政王府左右，屢埋炸彈，黨員亦有被捕者。廣東地方革命黨又暗殺提督，襲擊總督衙門，乃漸漸向長江地方發展，無端而於四川鐵道國有之反對運動，遂為爆發之媒介。政府欲鎮撫之，命端方帶湖北兵一營，向四川進發，民論以為壓迫，騷亂愈形激烈。先是，四川之人，未必有革命之思想；革命黨從而煽動之，亦未必有效果。何則？四川人實共祀光緒帝之靈位，以為先帝若在，決無如此之暴政，此乃宣統三年六七月間之形勢也。十月十日，湖北武昌之兵士，與總督、統制起衝突，潛伏於對岸之革命黨員，即暗結此等不平之兵士，擁陸軍協統黎元洪為叛兵首領，一舉而占領武昌。黎元洪以革命宣言書，通告漢口列國之領事。而當湖北省城占領後，湖南之長沙，亦落於革命黨之手；四川之暴徒，又相呼應。由是革命軍之勢，日盛一日，揚子江一帶無論矣，自沿海地方諸省遠至雲南、貴州地方，無不起應。政府急召集資政院，籌議方法，其多數之主張，則曰須宗室親貴不問政治，制定憲法須求人民協贊，須解黨禁。然即依其所言，亦不足以挽革命之潮流。會灤州之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與資政院相聯絡，為國政改革之提案，以威嚇政府，政府益怖。
黎元洪像
退位之上諭
武昌兵變後不數日，即有袁世凱起用之議；而革命黨亦早向袁說明，「如公倘起而用事，請為我等之首領。」袁世凱於今，已三年不鳴、三年不飛矣，彼曾裝一著蓑苙釣寒江之老漁夫，為一攝影，以紹介於世上。彼又以別墅前某水之橋名，定名為《圭塘唱和詩》，以公之於世。養壽園中一詩人容庵者，即失勢之袁世凱之真面目也。其詩有曰：「昨夜聽春雨，披蓑踏翠苔。人來花已謝，借問為誰開？」袁之苦心不亦可見哉？當是時，袁先提出條件，要求北京朝廷之同意，十一月十三日，乃威儀堂堂而入京。袁既入京，於是攝政王退位——攝政王退位者，皇帝退位之前提也。北京朝廷，由袁世凱組織新內閣。此時官、革兩軍頗有衝突，卒由唐紹怡、伍廷芳之議和。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廷由皇太后下懿旨，有退位之諭文，愛親覺羅氏二百九十六年之社稷遂亡。諭文分三項，茲錄其第一項如左：
朕奉隆裕皇太后之懿旨：曩者民軍起事，各省響應，國內沸騰，生靈塗炭。特命袁世凱派委員，與民軍代表，討論大局，議公決政體之事。兩月以來，尚無確實辦法，南北犄角，互相支持，商賈失業，兵士露野。徒以國體一日不決，生民一日不安。今全國人心，傾向共和，南部、中部各省，既倡義於前，北方諸省，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朕又何忍因一人之利害，拂億兆人民之希望乎？茲特外觀大勢，內審輿論，將皇帝統治權公之大眾，定全國為共和立憲政體。近治內亂，遠協古政，天下之公議也。袁世凱曩經資政院之選舉，為總理大臣。方當新舊代謝之際，宜為南北統一之計，即以袁世凱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以期人民之安堵，海內之泰平，即合滿、漢、蒙、回、藏五族，保全領土，成一大中華民國。朕既退隱，悠遊歲月，永受國民之優禮，親見良政之恢興，豈不懿與！
袁世凱於彰德垂釣像
據此諭文而觀，則新創之中華民國，即所以承繼清國，而臨時共和政府，實由全權袁世凱組織者也。但吾人有宜注意者，此民國殆非革命黨之實力所創造，而由宣統帝之意旨特許其承繼者與。此雖不過形式上之事，然此解釋不能不於將來有影響也。宣統帝既退位，離去政權，然尊號如故，民國待以各國君主之禮，其歲費由民國供給之，其資產則由民國保護之，皆有約，其文如下：
今因大清皇帝，宣布贊成共和國體，中華民國於大清皇帝辭退之後，優待條件如左：
第一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清帝退位詔書
第二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為四百萬元，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第三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宗廟陵寢，永遠奉祀，由中華民國酌設衛兵，妥慎保護。
第五款 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禮，仍如舊制。所有實用經費，均由中華民國支出。
第六款 以前宮內所用各項執事人員，可照常留用；惟以後不得再招閹人。
第七款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第八款 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額數俸餉，仍如其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