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八十三章 革新及革命

同治中興後漢人之位置 發亂既平，大勢悉歸於漢人，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尚不自覺，寧得謂之智者？彼等被妒嫉、被中傷之事實，前已述其梗概。其中負中興重望之曾國藩，暮年據兩江總督之重地，亦專以避嫌疑為計，曾無建中興大業之雄圖。據吾人所聞，曾於晚年，托於道家之卑弱生涯，講明哲保身之道，遇事謙遜，不敢斷行其胸中之所學，亦可憐矣。次於曾者為左宗棠，伊犁事件，曾建赫赫之功，然所謂同治中興，彼實一籌未展。次於左者為李鴻章，李誠不如曾、驕不如左，而二人既死，中興之元勛惟李一人，又承曾之後而為直隸總督，威望薰灼於中外，然中興之業，殊不足觀，亦彼一生之設施，不過繼承曾、左而已。蓋當時漢人對於北京朝廷，服從甚恭謹，不知漢人等何所憚忌，不肯取北京政府而代之以號令四方也。凡百改革之政，因此一事，遂不能見諸實行。日使伊藤博文評李鴻章在天津之位置曰：「李鴻章苟有異圖，則北京咄嗟可辦，而李竟不敢發，寧不令人詫異。」副島種臣亦曾向李切言撲滅太平黨之失計，無如李終不納也，惜哉！ 國防經營之寙敗 同治中興，滿人曾無何等建白，而漢人之代表，如曾、左、李者，其設施猶有可觀。彼等設施之先著，即經營國防是也。茲引東邦協會報告三十三號所載陂志特烈夫之著於下： 東邦協會，日本亞洲主義的標誌性團體，1891年成立。發起人為小澤豁郎、白井新太郎、福本誠等。機關刊物為《東邦協會報告》（後改名《東邦協會會報》）。 中國人對於歐羅巴人之大體關係，概言之，始而蔑視，繼而嫌忌。自經鴉片戰爭，北京陷落，及東京戰爭之後，中國人始漸知歐羅巴之實力，故其待遇歐人亦稍善。當時中國人之意，以為中國男兒，蒙此恥辱，受此羈絆，怨恨實不忍言，故欲臥薪嘗膽，以雪洗之；惟勢無可乘，只有飲恨而已。顧志慮如此深遠，雖一時屈服於歐人，斷無終立於下風之理。故今則孜孜以謀改良進步，欲以爭雄長於世界。蓋上述之戰爭，不啻示中國人以剴切之實例。中國人設一旦對於歐羅巴人注意不怠，積久必為歐羅巴諸國之大患。現在中國之國勢，雖遜於歐洲，然觀其最要之首圖，則在輸入歐洲兵事上之進步於本國，考其進步，誠可驚嘆。自一八七五年以來，中國政府已創設機器局八所：一天津，二上海，三廣東，四蘭州，五福州，六哈密，七吉林，八蕪湖。此外小銃製造所，重要各府，莫不有之。（下略） 清國此時不僅陸軍之設施也，又編制南、北兩洋艦隊，一八七五年以後，中國稍得掛於歐洲人眼角者實以此。惜此種經營，徒流於浮誇，遂不免為識者所嘲笑。一八八六年，上海機器局鑄成四十普脫之安士特倫炮十二尊，九時口徑之炮五十尊，而吉林之兵器局，一日能出彈藥三萬粒，進步之大，令人驚愕。惟於募兵之制度如何，軍人之精神如何，兵糧如何，訓練如何，凡此重要問題，悉不措意。約言之，只知擴張兵備，而內政不能同時整理，其成績之不良，宜也，惡足以御外侮哉！ 西太后畫像 西太后之攬大權 同治帝殂落，皇后殉帝，其事前已言之。或曰皇后之殉死時，已有孕雲，然同治帝無嗣子，已成事實。故東西兩太后（尤以西太后為主），乃以道光帝第七子醇親王奕譞之第二子載湉，為咸豐帝之承繼子，以嗣大統，此一八七五年一月事也。清朝一代，皇帝之無子者，以同治帝為始。承繼子又出於一時之不得已，故載湉入嗣，以次第而論，恐不得為公平之處置。其第一理由，則違背乾隆朝所定之皇室典範是也。何則？同治帝諱載淳，則次帝不當求之「載」字之輩行，而當求之「溥」字之輩行也。其第二理由，則為同治帝之次帝者，自當繼承同治帝，而西太后則推載湉為其夫咸豐帝之繼承者，是實出於愛憎之私而不顧體統者也。蓋同治帝雖為太后之實子，但不為太后所悅，大婚之後，母子間尤分離如鴻溝，西太后以帝為不孝之子，故不願其有後耳。進而言之，太后欲鞏固自己之位置，故求之妹父醇親王家，而可以應選之稚兒，適有載字輩者，遂以為咸豐帝之承繼子耳。光緒五年，死諫之吳可讀之遺疏有曰：「兩宮皇太后，一誤再誤，為文宗立子，而不為大行皇帝（穆宗）立嗣，既不為大行皇帝立嗣，則今日嗣皇帝所承之大統，乃奉我兩宮皇太后之命而受之文宗者，而非受之於大行皇帝，然則將來大統之歸於承繼子，自不待言。臣以為不然，今日雖無異議，百將來之紛紜難測。」是言也，實彈劾皇太后之擅行繼承也。此其弊至一八九八年之政變，而事實乃不可掩矣。一八八七年，光緒帝年齡已達十六歲，西太后之撤簾，要亦一時之休息耳，其擅攬大權之志，仍未戢也。 吳可瀆（1812～1879），清代大臣。字柳堂，甘肅皋蘭人。歷任河南道監察御史、吏部主事等職。1879年以死諫慈禧為太皇太后而廢垂簾聽政殉國。著有《攜雪堂詩文集》。 下關條約之締結 清國對於朝鮮半島，勵行其屬邦主義。一八九三年至九四年，以鎮撫朝鮮內地之東學黨為名，李鴻章出兵於朝鮮，冀欲實現其屬邦主義。然以有《天津條約》之故，乃知照日本曰：「中國之屬邦朝鮮有內亂，朝鮮政府之力，不能鎮壓。今應其請求，發兵剿之，此保護屬邦之舊例也。」日本以此知照為不滿足，復答曰：「貴國出兵朝鮮，已知悉矣。以朝鮮為屬邦，敝國所不能承認也。」於是日本以保護居留之官民為名，派遣混成旅團，自仁川進至京城。清兵屯於牙山，日兵屯於京城，形勢甚急，東學黨為之解散，而兵禍仍不弭。七月二十五日，日兵受韓國政府之請託，破清兵於牙山，同時清海軍炮擊日本軍艦於豐島沖。日本宣布開戰，其詔敕曰： 日版《中日豐島海戰》繪卷 豐島海戰，1894 年7月25日清晨，在朝鮮豐島海面發生的一次日本與清朝之間的海戰。日本首先挑起戰役，因此清朝與日本正式宣戰。 我國啟誘朝鮮，使之為獨立國，而清國每稱朝鮮為屬邦，陰乾涉其內政，適有內亂，便以救拯屬邦為言，出兵朝鮮。即依朕明治十五年之條約，出兵備變，更欲免朝鮮永遠之禍亂，保將來之治安，以維持東洋全局之和平，先告清國以協同從事。清國託辭拒之，我於是勸朝鮮，革其秕政，內固治安之基，外全獨立之權。朝鮮業已肯諾，而清國終百方妨礙之，託辭左右，借緩時機，以整水陸之兵備；一旦兵備告成，直以武力達其欲望，派遣大兵於韓土，擊我軍艦於韓海。可知清國之所圖謀者，使朝鮮治安之責無所歸。我國所欲提攜朝鮮於獨立國之地位，及表示此意思之條約，均付諸蒙晦之列，以損傷我國之權利及利益，而使東洋永久之平和，不能擔保。熟察其所為，實不外欲犧牲平和，以遂其非望。事既如此，朕雖始終願以平和表示帝國之光榮，而要亦不得不宣戰也。 日本乃水陸並進，陸軍先破清國之大兵於平壤，進渡鴨綠江，取九連、鳳凰諸城。一支隊自大孤山上陸，陷金州、大連、旅順，占領遼東半島，其由山東之榮城灣上陸者，一舉而占領威海衛。海軍更擁護此等兵站線，即于海洋島附近及劉公島邊，破滅北洋艦隊。日軍意氣益壯，更欲進沖北京。此時清國氣衰力盡，意欲媾和，由美國告知和意於日本，日本諾焉。然清國派遣之張陰桓、邵友濂兩人，無全權大使之權能，故為日本所拒絕。清國不得已，任李鴻章為全權大臣，日本以伊藤博文、陸奧宗光兩人為全權，會見於日本之下關，締結和約。但此和約上日本所主張之割讓遼東半島一事，則以俄、德、法三國之干涉而放棄，仍還清國。日本於是屏除中國在朝鮮之勢力，南割台灣，且開放清國內地之數港雲。 張陰桓（1837～1900），今通稱張蔭桓，清代大臣、外交家。字樵野，廣東南海人。歷任按察使、戶部左侍郎等職。1885年任出使美國、西班牙、秘魯三國大臣，辦理華工被害各案交涉事宜。中日甲午戰爭中曾與邵友濂為全權大臣赴日談判。1897年又出使英、美、法、德、俄諸國。著有《三洲日記》。 邵友濂（？～1901），清代政治家、外交家。字筱春（一作小村），浙江餘姚人。曾任台灣巡撫、總理衙門漢章京等職。1875年出使俄羅斯，在曾紀澤與俄重新訂約取回伊犁的過程中發揮過作用。中日甲午戰爭中曾與張蔭桓為全權大臣赴日談判。 睡獅之中國 因清日戰役失敗，李鴻章遂失勢。一八九六年五月，李鴻章請至俄都，賀俄皇尼古拉二世之加冕，時年七十五。東方大偉人之名，久喧傳於歐美，至是出聘歐洲，各國君相亦忘其為戰敗國之老宰相，所到之處，無不歡迎。歸國之後，出為兩廣總督，而前此在直隸總督任上時之新式事業，亦從此而有退步之傾向。而歐洲人之觀察中國，亦從此而洞見真相，蓋前此歐洲人以中國為不可思議之國，或以為有何等實力，一八九五年與日本一戰，以極大之國而敗於至小之日本，於是共知中國國防之薄弱。即中國人亦方知前此李鴻章之練海軍、興洋務，未免虛誇。二十年前，曾紀澤曾對歐洲人曰：「中國一睡獅也。」至此而歐洲人乃始知睡獅之聲價矣。 甲午海戰圖 德國之割據膠州灣 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一日，山東省兗州府，法國天主教會之德國教士二人，名曰希克司與齊克來者，為暴徒所斃。而其原因則山東巡撫李秉沖，轉任至四川，其未出發以前，曾煽動暴徒故也。報至柏林，德帝大怒，十七日，先派軍艦數艘，占領山東省東岸之膠州灣；同時派亨利親王至北京，要求重大之賠償。而北京德國公使之談判，先是已開始，如李秉衡之免官，教堂之建築費，山東鐵道敷設權，礦山採掘權等，均在討論之中。及親王到北京，則提出租借膠州地九十九年之要求。清廷大為驚愕，雖咎其無理，而無實力與之爭衡。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此條約遂由李鴻章、翁同龢與全權公使轟哈肯締結之。前者清日戰爭時，清國依俄、德、法三國之力，而遼東半島得不割讓，當時張之洞曾言與其割地於日本，無寧割地於歐洲，至此日而其言驗矣。 廣學會之北京遊說 李鴻章失勢，漢人已不能握有力之政權。先是，同治十一年以降，由曾國藩、李鴻章之獻策，派遣留學歐美學生數十人，歸國之後，多在李之幕府，故得利用其地位，以嘗試其革新之事業，今則各歸鄉里，而此文明之知識，遂向各地方而傳播其革新之種子，遂激發而成一種之民論。約而言之，李之幕府，實一政府，凡百政治，皆發源於此間，彼一旦失勢，於是由滿洲朝廷直接與漢人開交涉，而大局一變。此時在上海之外人，乃對於民間風氣之革新而樂為助力，其最著者則廣學會也。 廣學會者，一八八八年，在中國之英美宣教士及學士及領事等，集合而組織於上海者也。其中知名之士，以林樂知、丁韙良、慕維廉、艾約瑟、李佳白為最著。其目的在啟發中國之文化，輔翊中國之自強。其最初之手段，在翻譯新書，發行雜誌，以力除中國人自驕自慢之風。如《泰西新史攬要》、《文學興國策》、《治國要務》、《自西徂東》、《列國變通興盛記》、《萬國公報》等，皆有喚醒中國之價值，而林樂知所著之《中東戰紀本末》尤有功，此則中國人所不得不感謝者也。廣學會知中東戰後，中國漸有覺悟，乃派李提摩太於北京，周旋於名公巨卿之間，講善後之策。當時推李提摩太為官書局教習，李固辭，其言曰：「官書局教習之地位，雖亦屬教導中國人士，然所成就，不過數十百人，其效甚寡。不如為廣學會盡力，擴大其規模，以培養將來中華之人才，贊助智德之發達也。」而翰林院學士文廷式等所首倡之強學會，要亦受廣學會之勸說而起。於是內之則工部尚書孫家鼐，外之則湖廣總督張之洞，協力贊助。而上海支部之強學會會員，黃紹基、汪康年、屠守仁、黃遵憲、康有為、張謇、陳三立、岑春煊、陳寶琛等，皆有所盡力焉。 李提摩太（1845～1919），近代在中國辦報的英國基督教傳教士，《萬國公報》主筆。在維新運動期間，和維新派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接觸頻繁，利用清政府賠款創辦山西大學堂。著有《七國新學備要》、《泰西新史攬要》、《新政策》、《西鐸》、《留華四十五年記》等書。 康有為像 強學會之發展 強學會稍稍發展，而廣東、廣西之人，又早組織桂學會，以康有為為領袖。康有為率其高弟梁啓超等，往復上海、北京間，氣勢頗盛。桂學會雖為一八九五年所創立，然距此數年前，已講究政治革新之事，一八八八年，曾上變法急務之奏。康有為乃乘此潮流而大逞其生平之懷抱，而在朝廷上保而助之者，則孫家鼐也。強學會在北京既漸盛，御史楊崇伊上疏彈劾，以為開處士橫議之風，光緒帝下旨審問，北京之強學會遂被封。然孫家鼐又向光緒帝力陳其善，而強學會之事業又擴張。上海分設之支局，一變而為《時務報》館，梁啓超為之主筆。時梁僅二十三歲，善屬文，議論明鬯，故不一年而變法自強之思想，四方勃興。學會遂一時流行，各地簇起：桂林有聖學會，長沙有湘學會，蘇州有蘇學會，北京有集學會、格致學會，陝西有陝西學會，武昌有質學會；其餘算學會、農務會、天足會、不纏足會、禁菸會等次第起。是等諸會，雖曰組織有強弱，規模有大小，要皆各地有志之士發憤而成者也。於是一般之傾向，漸次蟬脫學會之性質，一變而成為政社矣。一八九八年三月，湖廣總督張之洞，著《勸學篇》一書，冀以調和激烈之思想，一時流傳頗廣雲。 重要之著書 此時重要之著書，如康有為之《孔教論》，嚴復所譯之《天演論》，當首屈一指。自曾國藩時代所創始之譯書事業，雖有化學、物理、醫學、法律各種類，然不足以喚起當時之人心，至此二書出而思想界一變。《天演論》發揮適種生存、弱肉強食之說，四方讀書之子，爭購此新著，卻當一八九六年中東戰爭之後，人人胸中，抱一眇者不忘視、跛者不忘履之觀念。若以近代中國之革新，為起端於一八九五年之候，則《天演論》者，正溯此思潮之源頭而注以活水者也。《孔教論》之著者，即桂學會領袖之康有為。康之學術，淵源於廣東南海之朱九江。朱九江者，南海之先輩也，以經世實用為本領，好研究歷史制度。但九江專主程朱，間及陸王，而康則尊信公羊。康之公羊學說，實出於其師四川資州之廖平；廖平之學說，又出於湖南之王闓運。然自吾觀之，康之尊信公羊，乃為其自己變法自強之張本，不過假此以立論耳。蓋公羊學乃清末學界之最流行者，所謂登高一呼，則眾山皆響也。康所著之《孔子改制考》，以為孔子之位置，等於王者，其所筆削之《春秋》，即孔子之憲法，其微言大義，散見於《公羊傳》、《穀梁傳》、《春秋繁露》各書，並謂中國亦當如西洋之以耶穌降生為紀元，而用孔子降生為紀元。康有為者，殆隱然孔教之馬丁·路德其人也。其論著又得梁啓超、譚嗣同等提倡之，風靡一世。然反對者之論，亦隨之而起。 嚴復譯作《天演論》書影 保國會之組織 新學研究，與變法自強，二者並為一談，各地各學會，皆以此為宗旨，其氣焰蓬蓬勃勃，有一日千里之勢。而湖南本為最頑固之地，昔同治時，曾國荃坐汽船回鄉，為鄉里所痛罵，而此日之湖南，則為新學最盛之地，南學會、湘學會勃然而起，非但開港場鄰近之地方為然也。而中央之北京，亦當張之洞著《勸學篇》之時，康、梁諸人更組織保國會。保國會之章程，則曰因國地日蹙，國權日削，國民日困，欲振救之，故遵光緒帝二十一年閏五月之上諭，以保全此三者為目的。其宣言書之主要，曰保國家之政權及土地，曰保民種民族之自主自立，曰保孔教之不失，曰講內治革新變法之宜，曰講外交之原因結果，曰仰體朝旨以講經濟之學而助有司之治。於四月十七日，北京城南之粵東會館，開第一回大會，席上有康有為之演說。越數日，開第二回大會於松筠庵。當其時，北京為會試之期，各省應試上京之舉人，其數八千有餘，然第一回之來會者，僅百二十七名，第二回之來會者，不過十二名。彼等會試之舉人，果何故而不敢入保國會乎？無亦不信任康梁之徒乎？然年少氣銳之光緒帝，則於此年六月引見康梁，聽其言論焉。但有一事不可不注意者，則該會之所謂保國保種，一經推究，漸覺漢人之所謂保種者，其所擁戴之滿洲朝廷，實不同種，殊與保國之說相矛盾，此亦其破綻也。 三合會及哥老會 太平黨占領南京之時，三合會之別動隊匕首黨，占據上海，以太平黨不與之聯絡，忽被驅逐，其事已記之於前。自此之後，彼等向福建、廣東，稍有活動，然大多數則去母國而至海外。其中勢力最著者，則為海峽殖民地，其地之各頭目，抗政廳之壓迫，互相庇保罪犯，互相扶助貧病及死生。總而言之，三合會者，以反清復明為目的者也，中國移民之發展，即彼等會員之發展也。於是三合會之勢力，自菲列賓而暹羅、印度、澳洲、太平洋沿岸，無不發展。一九○○年，其頭目鄭某，與興中會之首領相約，於廣東之惠州實行革命，於是始為世人所注意。然三合會向海外而發展，而哥老會則向揚子江流域而發展。哥老會亦稱哥弟會，其成立在乾隆年間，同治初年，曾國藩兄弟撤湘勇之時，其久在行間之兵士，不願為賣劍買牛之生涯，而轉投入哥老會者亦不少。一八八一年，彼等之一派，有在揚子江下流者，與鎮江之稅關吏梅森相結，托其向外國購買武器，而梅森更推薦六名之外人，為之參贊密謀。由香港購得多數之武器，方輸送至鎮江，不幸事機敗露，哥老會之首領，被縛者甚多。哥老會原皆不逞之徒，初不必有一定之目的，特至清末，則與革命黨相結交，於是又帶有革命之色彩矣。 菲列賓，今通譯菲律賓。 興中會之組織 廣東更有可注意之事，則興中會之首領孫文是也。孫文，香山人，早年入香港之博濟醫院，從英人康德利學醫，業成之後，開醫院於澳門，施醫於貧民，頗得士民之信用，而葡萄牙醫生忌之，澳門政廳乃發布法令，凡無歐洲修學之文憑者，不得在澳門行醫。先是孫文本糾合同志，鼓吹革命主義，至是乃慨然拋醫業，歸廣東，與陸皓東、楊飛鴻等創立興中會，時一八九三年也。彼大致與三合會聯絡，中東戰役起，乘機密購武器彈藥，募兵於汕頭、西河、香港三處。既而中國戰敗，李鴻章至日本議和，孫文欲一舉而奪廣東省城，不幸於舉事之前夜，陰謀敗露，同志數人俱就擒。孫文獨逃入澳門，更自香港至日本之橫濱，斷髮變服，經布哇，航美國，轉至倫敦。某日，孫文在街上散步，忽遇一中國人，問曰：「足下非中國人乎？」孫答曰：「然。我廣東人也。」其人曰：「我亦廣東人也，盍過我寓所一談乎？」及至則一大廈，是即清國公使館也，其人即偵探也，孫文於是被囚。時孫之舊師康德利歸倫敦，聞之極力營救，此事遂成清英外交問題。英首相沙士勃雷與清國公使交涉，卒放宥之。而孫逸仙之名大著，爰乃去英國，再至日本。 康德利（1851～1926），今通譯康德黎，英國外科名醫，曾為孫中山的老師兼朋友。1896年孫中山在倫敦遭清使館綁架，康德黎全力營救，使其脫險。 布哇，今通譯檀香山。 沙士勃雷，今通譯沙士伯雷。 以孫中山為首的興中會成立 光緒帝朝服像 開國進取之上諭 光緒帝見國運之日否，社稷之日危，欲乾綱獨運，以一追康熙、乾隆盛時之景運，而激烈派之言論，至詆之為痴兒。是實不然，帝目擊中東戰後之失敗，膠州灣之割讓，憂心不能自禁，一八九八年六月，發上諭，明示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以開國進取之大方針。其諭文如下： 數年以來，中外臣工之講究時務者，多主變法自強。近來屢降詔書，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新設大小學堂，皆經再三審定，籌之至熟，而後施行。然我國風氣尚未大開，國中之議論尚未統一，或托老成憂國之言，以舊章為必應墨守，以新法為必當屏斥，眾喙喋喋，往往虛言無補。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兵則不練，財則有限，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隔如此，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哉？惟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之積習，毫無裨益，反有大害。抑以中國之大經大法論之，五帝三王，不相沿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茲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下，至於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道義之學，植其根本。又須擇西洋學科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闊之弊，尚其專心致志，精益求精，勿徒襲其皮毛，勿競騰其口舌。總之化無用為有用，以造成通經濟變兼備之才。京師大學堂為各行首之倡，尤應首先革新，以為標準。 發此上諭後，即召見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黃遵憲、張元濟諸人。康有為見帝時，具陳改革之意見，奏對大為稱旨，以特旨任康有為為總理衙門章京。康專為帝主持譯述歐、美、日本書籍，或編輯等之事務。旋即下上諭，廢八股。總之康有為所以動光緒帝者，在其第五回之上書，大意如下： 在今日列強角逐競爭之中，圖中國保全自存之策，無他，惟在變法自強耳。抑此事自中東戰後，談時務者異口同聲，倡之既久，然徒騰諸口舌，終未見諸實事。日言變法，日談自強，而其法未曾變，其弱日益甚者，何也？君臣隔絕，互不相通；在朝大臣，皆咸豐、同治以前之舊學，狃其舊說，為耳目所蔽，以自苟安，故聞用新法者，則瞋目而斥之，有談變政變法以自強者，則掩耳而避之；公卿士庶，偷生苟活，以待歐洲列強之奴隸。——此近數年中國之實況也。中國衰弱，如此其極，然尚有三策： 第一策（上） 取法俄日兩國，以定國是。 第二策（中） 大集群才，謀變政改革之事。 第三策（下） 聽任地方督撫，各省各自謀革新。 第一策即發憤而法彼得大帝，行非常之大革新；且學明治維新之規畫，以改革國政也。且曰：「凡此三策，能行其上，則可以自強；能行其中，猶可以轉弱而為強；僅行下策，亦不至於即亡。惟皇上擇而行之。」 而康有為謁見之際，所開陳之要領如左， 其一 統籌全局以圖變法。 其二 皇帝親御乾清門，集群臣，大誓眾庶，以示斷行新政之決心。 其三 仿日本之例，開制度局於宮廷內，選天下之通才而任用之，任以全局規畫之事。 光緒帝之幽囚 革新之聲，國內瀰漫，同時守舊派之反對的激烈運動，亦隨之而起。皇帝見康有為時，有言曰：「我不忍為亡國之君，若不與我以大權，我寧遜位。」則可知光緒帝之熱心改革矣。然而帝之親政，已十餘年，而尚雲大權不在握，則豈非可怪之事歟？無他，退政而居於頤和園之西太后，抱其無窮之欲望，今不異昔，尚思再為翊坤宮裡之人，雖夢寐亦不忘也。光緒帝政治上之位置，不過一傀儡，康有為諸人，對此傀儡而要求以種種之難問題，此其所以僨也。此年九月，光緒帝攜改革意見書，親見太后於頤和園，欲得其許可。太后勃然震怒，以帝為躁急輕佻，紊亂祖法，面叱其誤謬。帝大懼，退還宮，憂憤之餘，終夜不寐，急召楊銳親授衣帶密詔於康有為等，命其救駕。事為太后所知，九月二十日，太后召見帝於頤和園，即監禁之，後幽之於北海之瀛台。西太后又垂簾聽政，而革新黨之一派逮捕處死，羅織不少；康梁等數人走日本，得不死。譚嗣同就戮時，慨然曰：「中國數千年，未聞因變法而流血者，有之清自嗣同始。」 翊坤宮，紫禁城內廷西六宮之一，是明清兩代后妃居住的地方。建於明永樂十五年（1417）建成。始稱萬安宮，明嘉靖時改稱翊坤宮，清沿用明朝舊稱。 瀛台宮殿內景 革新頓挫之原因 於是守舊黨得意時代又至矣。此次革新派之失敗，實由不識北京政局之情形，而其意見又不為一般識者所歡迎。試舉一例，康梁革新之第一手段，即為廢止八股，此急遽之措置，適足召全國士子嗟怨之聲。其他如一般文教之刷新，吏治之清肅，新聞言論之洞開，譯書局之保護，淫祀之破毀，冗官之淘汰，固無一而非善政。然枝枝節節，於統籌大局之事，既無何等之設施，亦不表示其意見，西太后之所謂「躁急輕佻」者，或亦不免也。當時日本人之議論，曾評彼等之設施，謂「儼如學校內講堂上一場之演講而已」。而當時朝廷之多數大臣，或冷眼以觀之，或借端以阻撓之，或與委蛇以搪塞之；至於各省之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更無論矣。當時以朝廷之實權，不在宮廷而在頤和園，帝之上諭，雖如何之雷歷風行，彼等直視之若無睹耳。而康有為之《孔子改制考》，尤多反對，御史文悌曾上疏彈劾，以為學術之詭譎，至不足信。其實清末之思想界上，公羊學已達於絕巔之地位，不如別求生面，以厭天下學者之心，則康有為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且其保國會之宗旨，雖有「保教」之語，然所保者乃孔教，而道、佛兩教，則棄之如遺，是亦思慮之不齊也。雖然，自是以後，滿洲朝廷，前歌后舞，以為守舊派之勝利，充其極端，此北京拳禍之所由起也。且守舊勝利之意見，亦不過北京一帶之地方則然，而南方所播種之革新分子，則潛滋暗長，且因康梁蹉跌之故，或轉而與革命黨通聲息，此革命之所以告成功，而清之所以退位也。 《孔子改制考》，近代思想家、改良派代表康有為的變法理論著作，宣傳變法「改制考」的思想。 對於革新諸派之評論 一八九五年以降，各地簇出之學會，既漸次帶有政社之色彩，而其懷抱則自分兩派。一派即依康有為之政見，以保國、保教、保種為標榜，其實並不欲保存愛親覺羅氏之社稷，以實際而論，寧取明末清初時代黃宗羲之學說，以潤飾其政見之根本主義，此其大較也。其一派即張之洞之革新策也。張之《勸學篇》一書，因身居督撫之地位，其議論自不得不輔翊朝家，故要求國民之同心，鼓吹忠君之精神。《勸學篇》中薄賦、寬民、救災、惠工等十五節，皆演述清朝歷代卓越之仁政，斯生育於其惠政之下之人民，安得不以忠愛之心，致之於其君上乎？此又一派也。其實自嘉慶朝以來，惡政累累，人民亦未必以張之洞之言為然。即彼康有為，挾其保國保種之政見，思利用滿洲政府而卒至失敗者，其事亦人人之所共見也。《勸學篇》出版後，廣東之何啟、胡禮垣兩人，共著《辨惑》一篇，以為張之志固足嘉，而張之識見則大謬，此書不廢，將與十年前曾紀澤之「中國先睡後醒論」，同為誤人。何、胡二人之意，以為與其言中國革新，不如言國民革新，決不能以革新之事，而僅恃一微弱之朝廷也。二人尚有《新政始基》、《新政論議》等卓越之著作。先是，張之洞屢次保舉之於北京朝廷，均以年老不仕為言，則其操守之堅卓，又有可以共信者矣。 《勸學篇》，清末重臣張之洞撰，其基本思想為教育首先要傳授中國傳統的經史之學，然後再以西學中有用的東西補中學之不足。 戍戌六君子圖 義和團之猖獗 河南、山東交界之地，有一種結會，稱曰義和拳，其起原蓋在嘉慶初。是等之人，習拳法，修道術，其體有神靈附之，雲能避洋人彈丸。一八九九年以降，彼等見中國人民，排外熱極其劇烈，乃以扶清滅洋為標榜。其首領姓張。及一九○○年，一月，英國宣教師于山東旅行中，為義和團所殺害，於是禍亂告始。教民之被殺害者，日見其多，清國政府受外國公使之要求責備，或撤換地方官，或發兵鎮撫，皆無效，而其勢益增盛，直蔓延於直隸省。四月，又發上諭，嚴禁人民之入義和團，仍無效。團匪乃於保定府之三村，大行掠虐，殺天主教徒六十一名，且毀英國教堂；而雲南之英法宣教師，亦有危險之報告至。最早知其形勢之將大發展者，為法國公使。法國公使曾於各國公使會議時，報告大亂之將起，北京外國人身命之可危。意國公使以為然，俄國公使則不之信，而德國公使則言清國之國家已將瓦解，決不能信賴清國政府而望其平定匪亂。此等協議之結果，乃由英國公使馬克拿特面謁慶親王，然滿廷惶惑，不知所為。此月二十八日，各國公使，限定一國三十名，因使三百十七名之水兵入京以為防衛。六月之初，北京靜謐，一時破壞之鐵道亦復舊，避難於公使館內之各國宣教師及家族亦歸家；然所謂團匪者，亦終不彈壓。 馬克拿特，今通譯克勞德·麥當勞。 義和團團民 端王之用事 咸豐帝之次子，有曰端郡王載漪者，庇護義和團，形勢益惡，然此其間有宜特別注意之事在焉。端王於皇位繼承上，久抱不平，彼為光緒帝父醇親王之長兄，順序則已當先承大統，否則亦當以己之子上繼帝位，西太后乃以妹父之子為承繼，此端王所嗟怨者也。及義和團大起，彼乃思援之以攫權勢，西太后亦即以端王之子溥儁，立為光緒帝之大阿哥（皇儲之意），而端王乃居總理衙門之首班。六月一日，義和團於北京西南四十英里地之拱長，撲殺英國宣教師數名。二日，歐洲人三十三名，將由保定逃天津，途中為團匪所襲擊，幸自天津赴援之可薩克兵一團，相遇激戰，乃退去。此為義和團與外國兵最初之衝突，由是義和團凶焰日張，斷電線，毀鐵橋。九日，西太后乃決用甘肅總兵董福祥，以實行攘夷。 清廷要求各國公使之退京 西太后既主張攘夷，則團匪之猖獗，如火燎原，不可嚮邇也，亦何足怪？！不論為官，不論為民，凡居於北京者，無不為團匪所感染。團匪之所忌斥者，不特洋人、洋教已也，凡有涉乎洋者，即日用雜貨之末，無不受彼等之排擊。以吾人所目見者而論，嘗在紫竹林地方，見一中國人，曾戴外國制之眼鏡，忽來義和團之一兵卒，突然以劍打落其眼鏡，則其如醉如狂之態度，亦可想見矣。六月十日，由英國公使之電招，而提督西毛亞，率英、美、奧、意及日本之聯合兵約七百餘人，出發天津；總理衙門以無庸進兵為辭，勸各公使退兵，各公使不允。是日也，西山之英公使別莊被燒，日本公使之書記生杉山，被董福祥之兵所殺。十四日，西毛亞所統率之聯合兵，行至天津與北京之中途朗坊地方，不得前進。清國政府決議派官兵拒聯軍，而公使館之哨兵，亦屢被襲擊。越四日，總理衙門派二三大臣至英公使館，詰問聯軍攻拔大沽炮台之無理，且曰：「吾人接得此報，大為驚異。我清國與各國之間，素來親交，曾無間斷。今各國突然有如此之行為，是故意破壞平和，而表示其有對敵行為之意也。今京都之內，義和團之勢正盛，人民亦甚為激昂，諸君及家族及隨員等均在此，公使館倘有危險，清國政府殊難與以有效之保證。故總理衙門，要求諸君於二十四時間，率公使館護衛兵出發。為保意外之事，尤望諸君對於該衛兵，為適當之監督，安然而至天津。」當是時，二十日午前，各公使尚未接到大沽陷落之報，尚欲以二十四時間退去，時候過速，提出抗議。德國公使開脫爾男爵正欲前往談判，詎於途中為團匪所戕殺，清國政府乃決意攻擊公使館。午後四時，銃火開始，爾後凡有八周間之攻圍雲。 西毛亞，今通譯瓦德西。 朗坊，今廊坊。 開脫爾，今通譯克林德。 八國聯軍進入紫禁城 西太后之蒙塵 七月二日，總稅務司赫德，以密使報告曰：「外國人被圍於英使館，事情絕望萬急。」然列國之救援軍，尚遲遲不到者，何哉？則以彼等之主張，寧犧牲京津間被圍之少數同胞，而藉此以逞其國家的野心也。八月十五日，聯軍苦戰之後，入北京，救出公使館之難民。西太后與光緒帝，出北京，至山西之太原；十月，至西安。倉皇遁走，自招之禍，備嘗艱苦，寧不可憐？胡延所著之《長安宮詞》，其記事如下： 京師七月之變，兩聖乘車至沙河，岑春煊以師迎之，隨扈而西。有材官林泰清者，短小精悍，臂力過人，步行扈駕，不離跬步，潰兵亂民，有來犯者，輒手刃之，日亘殺數十人。在長安行宮，為余言曰：「聖駕出居庸關時，匪黨四出，槍彈如雨，兩聖共乘一車，皇上坐車內，慈聖坐轅上以蔽焉。皇上固請易位，泰清亦跪而請之，慈聖泫然曰：『皇帝關係重大，何可臨鋒鏑耶？予老矣，無忍也！』鳴呼！患難之際，慈孝益彰。」泰清言至此，涕泗交下，須髯奮張。延聞之，幾痛哭失聲也。 胡延（約1862～？），清代大臣、學者。字長木，號研孫，四川成都人。歷官山西平遙及永濟縣知縣、江蘇江安糧儲道等職。有《苾芻館詞》、《長安宮詞》等。 岑春煊（1861～1933），清末民初中國政治家。原名春澤，字雲階，廣西西林人，壯族。歷任光祿寺少卿、大理寺正卿等職。著有《樂齋漫筆》，與嶗山太清宮道長韓太初合編了著名的琴曲《山海凌雲》。 胡延所記又雲，近支王公之隨扈者，惟貝子溥倫一人，兩宮侍女不及十人。其給銀則由糧台支給之，每日膳費不過三四十金。西安之百工皆劣，貂皮又遠不能致，皇上冬日猶御絨檐之秋帽。岑春煊遍覓豐貂不得，僅得敝貂幕之。北京王大臣所貢獻者，皆食物常品，惟穆宗某妃，獻太后履襪數色。胡延尚記內監之話一段如下： 內監高四，年六十八，自言昔隸宮中樂部為生腳，旋改隸後宮給事，庚申之變，曾侍慈安皇太后幸熱河，後復隸乾清宮。每夕挑燈至直廬，叩以舊事，頗能道始末。又自言歷事三朝，兩度播遷，衰病侵尋，思歸至切。回憶五十年前，圓明園中，紅氍毹上，綠鬢簪花，不知是真是夢。言次悽惋欲絕，無異上陽宮人，說天寶遺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