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八十一章 教案之頻起

雍正以來傳教之概況 雍正一代，處置傳教事業之酷烈，已述於前。然當時之西教，已蔓延於各省，全國信徒約二十萬而強。今表列當時宣教師之散在各省者，各以其宗派而分擔地方之狀況如左： （一）拉札厘士特派（北京及南京） （二）法蘭西斯堪派（陝西） （三）巴黎布教練習所派（四川） （四）度果尼堪派（福建） （五）葡萄牙宣教師（澳門） 雍正帝崩後，其壓抑傳教之手段仍如故：一八一四年，巴黎布教協會之鐵夫力被戮於四川；一八二○年，拉札厘士特派之波爾波依，又被戮於湖北。又凡受洗禮之中國人，被戮者無算。當此之時，歐洲各國以內部之多事，對於清國布教事業，不遑顧及，遂有此厄也。 傳教事業之公認 鴉片戰爭以後，清國形勢遽變。一八四四年，法國派遣全權委員拉古勒於北京，將《黃埔條約》蓋印，該條約之第三條曰：若法國人出開港場之境外，或進入清國之內地，決不得虐待之，惟得引渡之於駐在最近港內之領事雲。而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道光帝又據蓋印《黃埔條約》之全權委員之奏請，准自今以後，凡奉天主教者，不問內外國人，苟不違背清國法律，決不處以刑罰。然此奏章及上諭，卻不公布，凡宣教師之不得許可，而欲於開港場以外布教者，仍被禁止。又前此《黃埔條約》及全權委員之奏章與上諭三者，凡關於設立教堂與公然得行禮拜之事，均無一言之提及。故拉古勒復向北京政府，提出談判，其結果，則以一八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之上諭，許可此二事云： 拉古勒，今通譯拉萼尼。 《中法黃埔條約》 法國侵略中國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又稱中法《五口貿易章程》，1884年簽訂。 按清國政府，僅將此上諭，公布於廣東及浙江之數縣，並不公布於全國，故地方官多不遵奉。道光十八年，處處有虐待教徒之事。至咸豐朝，則官民之嫌忌西教，更甚於前，政府竟將先帝所許拉古勒之特權，悉行廢止，下密旨於地方官，對於教徒，嚴重處置，無所用其假借。於是巴黎布教協會之牧師露透爾度，禁錮於廣東，經法國公使福耳脫安之抗議，始得解放。時當《黃埔條約》後十二年，以法國方為哥里米戰爭之故，不遑回顧遠東。至一八五六年，法國宣教師削普特倫，被捕於廣西，不堪苦刑而死，而道台某猶命刎其首，於是歐洲乃再注意於清國之傳教事業。拿破崙第三，命公使特克綏向北京政府交涉，要求賠償，不得要領。既而清國人又殺法國海軍之武弁，於是法國乃與英聯合而伐清國，所謂英法聯軍者也。 哥里米戰爭，今通譯克里米亞戰爭。 削普特倫，今通譯馬賴。 天津條約與法蘭西之特權 一八五七年九月，英國公使葉耳景占領廣東，翌年，與法國果羅所率之法國艦隊相合，迫直隸，溯白河至天津。清國乞和，六月二十六日結清英條約，翌日結清法條約，其第十三條之規定如下， 一切基督教會員，凡關於其身體、其財產、其宗教上慣例之自由執行，均受完全之保護。又發一種之旅行券（即照會），對於內地旅行之宣教師，與以有力之保證。清國國內人民，或改宗基督教，或襲用基督教之典例，既公認其有自由信仰之權利，則清國官吏對於此項權利，不得有絲毫之障礙。而向來清國政府所發之命令，凡反對基督教，或記述，或宣言，或印刷品，自今而後，清國國內，無論何地，全然廢止。 然清國政府對於此條約，延之一年猶未批准。至一八五九年，英國公使布爾士，為欲達批准交換之目的，以艦隊入北京，卻被炮擊於大沽，於是英法聯軍乃進襲北京。二十五日，《天津條約》批准，追加四條，其關於布教者如下： 依道光帝一八四六年三月二十日之詔敕，其從來向基督教徒所沒收之教堂及慈善建設，均由法國公使，各返還之原有之主，而附屬於此等之埋葬地及建築物，亦均返還。 英法聯軍攻擊大沽口炮台 又宣教師內地旅行所攜之旅行券，則於法國公使館交付。並歐洲牧師，為基督教會之故，得於清國內地，有購買土地權；此等之事，亦經規定。此項權利，非但法國之宣教師享有，凡歐洲各國之天主教徒，亦均得享有焉。則以規定之明文，為廣義的歐洲牧師，而非狹義的法國牧師也。 此時在清國布教之天主教宣教師，不問國籍為何國，皆受法國公使之保護，羅馬教皇亦公認法國所得之權利，義大利更不必論，其餘各國為欲得中國布教之便利，皆訓令其教徒，使之服從法國公使。此實為法國國家公然代表天主教之權輿，法國公使同時負兩種資格，對於本國則代表本國，對於教皇則代表教權。故至後日一八七○年，天津有仇教之暴動，虐殺宣教師，燒毀教堂，由法國公使獨當談判之沖，遂結《天津條約》，賠償損害者，此其事實之明徵也。 羅馬教皇致書於清廷 一八八四年五月，清法戰爭起，清國天主教之布教事業，又受一大打擊。蓋法人在中國南部之行動，強暴不法，頗招清國官民之怨恨，故其鬱積之憤氣，遂宣洩於一般之天主教徒者，亦自然之勢也。廣東、貴州以至其他各地，辱害教士，焚燒教堂，所在而有。法國以與清國正在交戰，不得開談判，於是羅馬教皇，以一八八五年二月一日，托義大利國宣教師懈理亞奈利，提出交涉之書簡於北京。其書中首先感謝清帝於開戰之初，親下敕令，禁止虐待法國宣教師之事；複述清國各地所來之宣教師，不論何國國籍，要皆為教皇之所派遣；復舉基督之教旨，係為輔助中國民之道德起見，決無惡意。終乃請求以清帝之威力，保護宣教師及信徒，幸勿加以危害——此其大旨也。懈理亞奈利，頗受清國政府之厚待，得清帝之答書，以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復命於教皇，清廷與羅馬教皇之交通由此始。 德意志加特力教會競爭 當法蘭西在清國，獲得保護天主教之權利時，雖無利用宗教以達特別目的之意，然自德意志亦欲向清國獲得此項權利，冀利用之，以達政治上之目的，於是德法兩國之競爭起。 苟一覽德國近世史，便知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五年間，俾斯麥之對於加特力徒教，舉其政治上之權力，剝削殆盡，凡不從政府命令之教士，皆嚴重處分之。此時教士之避刑遠禍而逃奔他國者，實繁有徒。其中有尚森其人者，逃至荷蘭，在斯泰依耳市，創立布教學校，主意在訓練宣教師。在此學校畢業而布教於清國者有二人，即近年有名之山東省南部牧師長安察耳，及牧師富剌南特美士是也。二人於一八七九年至清國，當時山東全部牧師長，為義大利之法蘭西斯堪派教長科西斯，由科西斯委任，以管轄地內之一部分。二人非常致力，從事布教，遂得多數之信徒，復由斯泰伊耳招致數名之輔助者。於是羅馬教皇於一八八六年下命令，分山東省為南北二布教區，而安察耳即為南部牧師長，然從此而德國宣教師，應否居於法國公使保護權力之下，遂成一問題。依法律，則清法相約保護天主教徒，理應受法國之保護，然以德國人而受法國之保護，要亦勢之所不能，故不得不轉而為獨立之計謀。時俾斯麥亦自一八八三年以後，採取殖民政策，正在利用宣教師之際，故隱然贊助德國天主教會之運動矣。 加特力徒教，今通譯天主教。 尚森，今通譯楊生（約1837～1909）。 斯泰依耳，今通譯斯泰爾。 安察耳，今通譯安治泰（1851～1903）。 富刺南特美士，今通譯福若瑟（1852～1908）。 福若瑟塑像 然德國天主教會，卻不為正面之競爭，先欲設法使教皇之公使，駐在北京，以破壞法國保護之專有權，其事實如下： 北京城內皇宮左右，隔花崗石橋，有天主教會，稱曰北堂，乃拉札厘士特派教徒，為紀念《天津條約》，以法國政府之公費建築而成者也。會堂高聳雲霄，左右有鐘塔，每日至午後，則日光所映，而此巍然之塔影，竟倒落於宮中；又每至日曜日，祈禱唱歌之聲，喧然聒于禁內，使人感想一八六○年之敗績。故一八八六年之冬，西太后正欲設法除去此塔，而此意則為德國公使所探知。德國公使風普蘭，向李鴻章獻策曰：「建立北堂之拉札厘士特派，本為羅馬教皇所直轄，欲去此塔，但須向教皇交涉可也。然貴國與教皇，無直接交涉之機會，可先使教皇之公使，駐在於北京，任以天主教徒之保護，則著手有方矣。」當時清國政府，為保護宣教師之事，屢受法國公使嚴重之談判，正以為苦，而羅馬教皇則無軍艦、無陸軍，故以為假如由教皇保護，則即使偶不周到，而談判之時，可以折衝於樽俎，遂納德國公使之獻策，而命總稅務司赫德部下之英人名但者，攜密旨，到羅馬；且素來不滿意於法國之保護專有權者，如英、意、奧各國，亦均暗助，但以期其成功。羅馬教皇聞世界最古最大之中國，一旦而其布教事業歸其直轄，喜何如之，雖法國素稱為教會之長子，奪其特權，似乎不便，然教皇以為派遣公使於北京，常與法國公使相提攜，則亦未始不足以貫徹法國之意旨，而初於法國之實權無損也。 北京天主教會北堂 白亨之勸說羅馬教皇 此時法國之特權，已危如累卵，而巧窺樞紐、轉敗為勝者，則法國公使白亨之勸說羅馬教皇也。白亨公使死後，其遺稿出版，中有「教皇立俄十三及俾斯麥」一篇，頗詳其顛末，其言如下：白亨受本國外務大臣富力西奈之訓令，雲教皇派公使至北京，頗害法國之特權。其理由則以為世界各國之天主教，普通為教皇所直轄，然教皇與清國，素不為直接之交通，故由法國政府代羅馬教皇，與清國結保護布教之條約，而即代教皇保護各國之宣教師，其事已久，非一朝一夕矣。今若教皇直接與清國派遣公使，則各國將別立一教皇而擁戴之，以各保護其國民之布教事業，則我法蘭西亦只能保護我自國之宣教師耳。是豈非教皇自喪失其地位，而使我法國之特權，亦因而破棄哉？法國政府本此理由，是以對於教皇之派遣公使，斷然不贊成也。當時教皇因法國為羅馬教會之唯一保護者，不敢拂其意，而派遣公使之議，遂宣告中止。此一八八六年事也。 俾斯麥與山東之布教事業 教皇之派遣公使，事雖中止，然至翌年，即一八八七年，德國俾斯麥，欲與加特力教徒接近，以制國會之多數。適當其時，探險家維斯曼烏耳夫之徒，稱揚布教事業，於領得殖民地有大功，因之國民之膨脹熱，一變而為傳教熱。於是往年為剝奪加特力教會政權而制定之「五月諸法律」，皆以改正法廢棄之；且制定新法一條，定保護布教學校之事，於德意志帝國各地牧師長年會，議決以曩年安察耳出身之斯泰依耳學校為模範，創立同樣之傳習所六個。而此時山東南部之牧師長安察耳，亦適自羅馬歸伯林，俾斯麥即接見安察耳，厚加禮貌，與之約束，雲今後德國政府對於布教事業，當加以熱心之保護；並雲別舉一人以接任山東南部之牧師長，以置之德國管轄之下。安察耳本以受教皇之任命為不然，本不承認與教皇有協商之義務，遂以獨斷而應俾斯麥之命。由是法國專有之保護權，其一部分，已為德國所破壞。自是以後，德國宣教師，不向法國公使領受旅行券，而於德國公使館內領受旅行券矣。經此一變化，後日遂生重大事之事實。一八九七年，山東省殺害德國之宣教師二名，德國遂不依賴法國政府，自進而與清國政府開談判，其結果乃至租借膠州灣。 各地續生之教案 數十年來，法國專有之天主教保護權，山東省之一部分，雖為德國所破壞，而其他各地方，法國之特權，則依然如故也。自後清國讎教事件，屢屢發生，而每發生一事件，則清法談判一次，而法國之特權，鞏固一次。試舉其一例，光緒十七年，即西曆一八九一年，揚子江流域所起之仇教事件是也。此事件先爆發於湖北省之南部及江南地方，蕪湖宣教師之住宅，悉數破毀，鎮江、丹徒、舒塘諸地方之教徒，皆在萬死一生之危境，南京則遍貼布告，將燒宣教師之居宅，危險萬狀。兩江總督頗憂之，發嚴重之命令，懲戒暴徒；一方面則以外國軍艦之來集，示威運動，而秩序乃漸得保持。事聞，北京之法國公使為首，集合諸國公使，強迫清廷取締不逞之徒，結果乃有一八九一年六月十三日之上諭。上諭之大旨，謂「外國人傳教之本意，在以文化導人民，俾增進人民之福祉，倘加以虐待，則罪等大逆。地方官吏宜盡力保護外國商人及教徒。著兩江總督、湖廣總督、江蘇、安徽、湖北諸官吏，督勵其部下之文武官員，嚴緝兇徒，以絕後患」云云。然此實法國公使之主動也。 廣東石室天主教堂 孚爾里事件 中國人仇視外人之心，自上諭發布後，一時雖屏息，然未幾，即又發露其鋒芒。光緒二十四年及五年（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仇教之亂又起。此實起於仇教有名之油蠻子（Yumantse），於一八九一年之事變，亦有關係。其結果則以法國公使之請求，北京政府乃宣告油蠻子之死刑。經過六年，始被捕下獄，然地方官有庇護此凶漢者，遂得出獄。彼乃愈發泄其生平仇教之戾氣，遂於四川省，捕法國宣教師孚爾里而幽禁之。據法國政府發行之黃皮書，一八九八年八月四日，駐在清國之公使披西勇，報告外務大臣特耳喀塞者如左： 據重慶府之領事之急報，雲有二名之宣教師，在榮昌地方，為兇徒所捕，其一人幸逃虎口，已負重傷。重慶府之教堂，在在劫掠破壞，總理衙門猶力辯其無。然其餘一人尚為兇徒所拘禁。該兇徒於十年前，曾宣告死刑，今雖由地方官吏逮捕，然至此時，以宣教師尚在彼等之手中，恐為彼等所害，且更引起地方之大騷亂，因而總理衙門之意見，責成地方紳士，保證兇徒之歸順，以釋放宣教師；其他之條件，則在北京就近協定。本公使曾發電報，徵集重慶領事之意見焉。總之此次之事變，榮昌知縣與四川總督，不得不負重大之責任。本公使昨日致書總理衙門，請其將該知縣免職；若宣教師之生命不保，則兇徒不得不處以嚴刑雲。 孚爾里，今通譯畢方濟。 由法國公使強硬之談判，往復論難，於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孚爾里乃得釋放。但釋放之理由，不過清國政府與兇徒油蠻子一種調和之手段而已，此事詎不足怪哉！然試觀察中國地方政治之狀態，則此事亦不足怪。何則？四川之富甲天下，乃中國人之素所誇稱者，加以境域之廣，民氣之強，故清政府特別重視之也。當時亦以不得已之故，以甘言懷柔地方人士，乃始出此怯懦之政策歟？ 修繕後的廣州灣法國公使署舊址 法國之占領廣州灣 與孚爾里事件相先後者，則一八九八年，廣東教會之宣教師西雅奈，在北堂（教堂之名）與多數之教徒，為暴徒所襲擊而殞命是也。於是法國公使向清廷交涉，提出救濟之方法。適廣東總督與法國人之間，又生爭執；及法人占領廣州灣，而爭執益烈，幾至大決裂。然結果則清國讓步，租借廣州灣與法國，嚴罰兇徒，償廣東教會撫恤金八萬元，事乃漸解，同年十二月，天主教宣教師比利時人特耳普羅，被殺害於湖北，法國公使又與總理衙門交涉，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二日，清國政府處兇徒以嚴刑，出巨額之撫恤金，事又結局。 宣教師之厚遇 各地所起之仇教之暴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駐京之法國公使，因與宣教師等熟議，遂請求北京朝廷，欲與宣教師以最大之便宜，其結果則有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五日（光緒二十五年）之上諭。先是，住於北京之加特力教大司教，其受任之際，須得羅馬教皇之恩命，故北京朝廷，敘彼以二品之職銜，贈以頭等赤色雙龍寶星勳章，是實殊遇異數也。而預此恩典者，則以有名之大司教法維哀為始。彼於一八九八年二月二十日，舉行大司教受任式，直隸總督及總理衙門各大臣並宗室十餘人，俱臨場道賀。其後數月，北京拉札厘士特教會之察路林，又敘二品職銜，授以頭等綠色雙龍寶星勳章，得自由出入總理衙門，以與大官會見。從此加特力教徒之地位愈固，氣焰愈高。而從來仇教之地方人民，見中央政府之如此處置，愈不滿意。而最仇教之山東人，遂以為因一教案之故，而致德國有膠州灣之租借，且英國有威海衛之租借，而戾氣遂有大爆發之徵象，此後日所以有義和團之大亂也已。 法維哀（1837～1905），今通譯樊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