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七十九章 清日初期之關係

朝鮮藩屬問題 清國對於朝鮮之宗主權，歷歷可數者，曰冊立王國，曰受其朝貢而已，所謂奉正朔者，不過徒存其形式，不能強行於民間也。乾隆以來，鴨綠江及豆滿江之各地一帶，兩國之移民益眾，因之時起交涉，然未嘗以此而涉及於內政。自千八百六十年以降，朝鮮因虐殺法國天主教徒，遂致外患。時國王之父大院君攝政。大院君名李昰應，豪邁卓犖，銳氣蓋世，欲挽回國權，而昧於世界大勢，嚴斥外戚，圖王權之發展，卒以此釀眾怨。彼之虐殺宣教師也，據西人羅都士之解說，則亦有故：一八六五年，俄艦至其國東北部之元山，求通商，大院君乃命法宣教師伯爾紐勸俄艦退去，伯爾紐不之應，大院君遂疑宣教師必為洋夷之間諜，乃決意屠之以絕患。大院君憂國雖切，而對外知識之淺薄，竟至如此，亦可哀矣！當排外最烈時，建碑於京城鍾路，文曰：「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不圖江華灣之法艦，至翌年（一八六六年）全退，遂以攘夷為得計，大院君之威望乃益發揚。當大院君虐殺法宣教師時，法駐清公使伯羅力曾責問清廷，清廷答云：「朝鮮曾為中國之附庸，今非中國之屬邦。」茲引伯羅力當時致清廷之照會於次： 大院君（1821～1898），李氏朝鮮第二十六代王高宗李熙生父。名李昰應。大院君本為李朝旁系王族即位後對其父的封號，高宗繼位時因年幼不能親政，由李昰應攝政。李昰應成為朝鮮歷史上唯一掌握政權的大院君，曾三次執政。 大院君李昰應 法國皇帝陛下之使臣伯羅力謹奉書恭親王殿下： 據令旨，「韓國舊為清國之附庸，今君臣之義已絕」。本官敬悉斯義。竊維韓國不過一小弱邦，乃敢肆其凶焰，戮吾法民，至不得不嘐嘐陳辭，上擾清聽，實為遺憾。事在去年三月中，我法教正二名，宣教師九名，及韓人奉天主教而充我僧官者七名，此外尚有老少男女之教徒，均被韓王下令虐殺。我皇帝之政府，對於此殘酷之舉，詎能默爾而息！ 曩者殿下有言，清國皇帝怒韓王暴戾無道，已取消其封冊，若然，則是韓國當肆虐於吾法時，即已退去王位矣。本官爰於本月本日，將韓國王位空虛之旨，布告於天下，不日即舉兵向韓，聲罪致討，土地人民及王位等處分之權，悉由我英武之法國皇帝專斷之，他國不容置喙。 清國政府屢告本官曰：清國無干涉法國內政之權。本官前此曾要求清國政府，欲應用《天津條約》於韓國，清國政府嚴拒之；又曾為宣教師請求旅行韓國之護照，清國政府亦未允照辦。今者我軍欲有事於韓國，清國政府雖意圖干涉，本官等決不能承認其有此。 千八百六十六年七月十三 法國代理公使伯羅力 清廷不能干預和戰 江華灣戰爭之歲，大同江畔亦因夏滿號虐殺事件，與美國新起葛藤。虐殺之動機，雖不至如美人所言之甚，然美國正欲藉此談判，迫以訂結條約，故先向清國欲其負責任。清廷當時應之曰：「朝鮮雖奉中國正朔，而宣戰媾和，一任其自理，中國向不干預。」蓋清國自被英法軍陷北京以來，內政紊亂無紀，不欲輕開釁於歐美各國，故遇事不免委卸，況此事不發生於境內，而發生於附庸國，一忽意之中，冒昧為此「朝鮮非屬邦，不干預其外交」之宣言，遂為他日列強之口實也。或有謂歐洲各國，幸朝鮮獨立，可以遏某國之發展，清廷信其言，故宣言若斯，未知孰是。然日本則利用此形勢，締結日韓修好條約，其第一款云：朝鮮為自主之邦，與日本有平等權。事在明治九年。此時吾人所宜注意者，清國之王大臣，凡事關朝鮮者，對外務以不負責任為得計；而韓國之攝政大院君，則自言系清國屬國，締結條約之權，北京實主之，蓋大院君亦欲以此免外交上之責任也。 琉球列於日本藩國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即欲吞併琉球，而琉球此時，對於歐美各國之態度，亦不殊於朝鮮，美、法、荷蘭等國，均與之訂結商約，往來頻繁，儼然以半獨立國視之。顧琉球雖受清國冊封，明治政府急欲揮其機智，解決此國之附屬問題，以攘為己有。當一八七一年，日本國內皆廢藩立縣，政府乃於是年，先下令於琉球，置其地於鹿兒縣管轄之下。翌年，琉球王尚泰如京致謝。此計出自外務副卿副島種臣，當倡議時，政府內部多反對此策，謂因此必損清國之感情，副島悍然不顧，斷行其策，並促尚泰王入朝，遂縣琉球。是年（一八一二）九月，琉球正使伊江子尚健、副使宜野灣親方、向有恆等來，陛見天皇。其王尚泰亦上王政維新之賀表，進貢方物，詔封尚泰為藩王，列入華族。琉球既收入於日本版圖，乃廢去中國福州之琉球館，置於廈門日本領事權內，所有清廷之冊封，及一切交涉，均移於日本外務省。琉球人當時頗不滿足。是年，日本政府接到美國照會，謂合併琉球，日本宜任其維持條約之責，日本政府當即以照辦復之。歐洲各國對於此事之異議漸息，未聞有以處置不當而反抗者，惟清國以遽失藩籬，反對之聲甚急。一八七九年，值美國卸任大統領格蘭頓東來，清政府提出割島分隸之議，請美前統領居間調停；而琉球之事大黨，亦不樂於合併。無如日本民族之實力發展，圖南之志甚堅，台灣、九州間，斷不容有清領之存在，故雖遭阻礙，壯志不少阻也。自並有琉球後，清人之視線集於日本，朝鮮問題，遂生幾多之障礙矣。 事大黨，李氏朝鮮大院君執政時期的親華派別。反對日本侵略。 朝鮮高宗李熙及其官員 李鴻章之對韓政策 日韓締結修好條約後，日本派花房義質為辦理公使，光緒三年，始就任，駐劄韓京。由表面觀察之，不過日韓之間，重敦舊好而已，惟此約既成，殊惹列強之視聽，美國亦欲乘此時機，借日本之力，開通商之門戶於朝鮮，讀史者不可不注意及之也。日韓和約告成，日本不啻已得通於大陸之關鍵，而清廷懲於琉球之合併，對於日本，愈猜疑亦愈戒懼。當時之議者云：「朝鮮問題者，非半島問題，乃東三省問題也；非東三省問題，乃肘腋間之利害問題也。日本苟據有半島，則後患方滋，防不勝防」云云。此種解釋，不為無見，惟清國謂朝鮮非屬國，宣言已久，勢難反汗，不得已乃欲引進歐美諸國之勢力於半島，以殺日本西漸之勢。北京政府，持此策甚力，其先被引進者，美國也。當時美國欲與朝鮮交涉，派北京公使館附屬武官薛非爾往，清廷竟以軍艦衛之行。薛非爾結約以歸，自後各國與朝鮮訂結條約者，皆以此約為先例模範，而此約之草稿，即成於李鴻章。聞諸人言，李曾致書於大院君，勸與各國交通，謂締結條約為救外患、安社稷之良法雲。美韓條約既成，英、德亦相繼立約。原夫李之盡力於美韓條約者，欲再置朝鮮於屬邦也。觀於李所起草之條文云：「朝鮮者，清國之屬邦也，而內政外交，均得自主。今茲立約以後，大韓國君主與大美國伯理璽天德俱平等相待，兩國人民，永敦和好。若他國偶有不公及輕侮之事，宜彼此援助，或居間調停，永保安全。」顧草案雖如此，華盛頓政府實未嘗承認，曾另立草案雲。當時李之意向，即清廷之意向也。迨至一八八二年（光緒八年），韓京起大政變，李之鋒芒，遂不覺乘時畢露矣。 伯理璽天德，英語President的譯音，意為總統。 李鴻章像 清國執大院君 日韓條約既成以後，五六年間，日本之勢力及於朝鮮，遂有開化黨大現頭角於京城。未幾，此黨組織總理機務衙門，董其事者，為李載冕、金宏集、朴定陽諸人。彼等曾親赴日本，目擊其國力之發展，自與守舊之大院君不相協。開化黨之改革方針，以兵制為入手，聘日本軍人崛本中尉，施以新式訓練。然求效過急，被裁之兵士，常發嗟怨之聲。同時又因冊立王太子妃於閔家之事，致令守舊黨激發。閔家者，前王妃之所出，今太子妃又選自閔家，雖不啻姑表聯姻，然此國之習俗如是，無足怪也。惟閔家以兩妃皆為所出，聲勢赫然，大院君之一派，殊不能默視。一八八二年七月，舊式兵之一派，因月餉不發，叩大院君訴其不平。大院君時居雲峴宮，乃利用之，即指揮暴徒犯宮闕，襲閔氏，殺總理機務衙門之官吏，一時之狂焰甚熾。守舊黨又加入之，其鋒遂一轉而為排日，先攻其公使館。日公使親自督戰，亘七時間，遂突圍出，奔於仁川，又為暴徒所襲，乃潛航於月尾島，翌日，英艦救之得不死。是為著名之大院君之亂。蓋韓廷之愚暗，至是而極矣。國王李載晃聞變，先遣急使馳告北京之魚允中，使乞援於清廷。李鴻章當時亦知日韓搆隙，必無良結果，乃決計乘日本海軍未集之時，速定內亂，使日本無可藉口，且恐首禍之大院君為日本挾去，或日本與之通謀以圖廢立，於是命馬建忠、吳長慶率陸軍四千入京城，命丁汝昌率超勇等北洋水師入南陽灣。陰曆六月十七日，馬、丁、吳三將同入京城，直往拜大院君。午後大院君來答拜，吳等與之筆談，延至日暮，先遣歸大院君之從者，丁汝昌親率小隊，載大院君於肩輿，冒雨夜馳百二十里，十八日至南陽灣，即幽於軍艦，解赴天津。當時以馬建忠之布告朝鮮，其意如左： 朝鮮向為中國之藩屬，比年以來，權臣竊柄，政出私門，積毒既久，遂有今年六月之變，弒妃、辱王、戕官，同時並舉。頃變告上聞，道路流傳，皆言爾國太公，實知其事，用先命爾太公入朝，一俟罪人斯得，再申天討，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廷旨嚴切，敢不懍懼。今統領北洋水師丁軍門，暫以爾國太公航海詣闕，我大皇帝自有權衡，必不深責爾太公。但事出倉皇，誠恐爾上下臣民，未諭斯意，妄生猜疑，姑為爾等詳言之：昔元時曾執高麗之忠宣、忠惠兩王，其後皆邀赦免。倘以從前從逆謀亂之故，妄欲再逞異謀，則目前之大兵，水陸並進，已有二十營，相繼而發者，遍於海上。爾等自度其有抗拒王師、可以一戰之力，則請嚴陣以待；否則鑒於禍福之機，早自悔悟，慎勿執迷，自速誅夷也。天朝視爾朝鮮之主臣，誼猶一家。本軍門奉命而來，雷霆日月，備聞斯言，特諭。 丁汝昌 自經此變亂以來，清廷以防制朝鮮內亂為示恩之作用，遂進而干與內政，使馬建忠屯陸軍於京城，以袁世凱為朝鮮總領事，李鴻章又薦穆麟德（P.G.Mollendorf）為外務顧問，以英人赫德（Sir Bobert Hart）為總稅務司監督稅關，兵制亦多所改革。是年九月，與朝鮮訂定《中國朝鮮商民水陸貿易章程》，清韓之有條約，以此為嚆矢。次年，又定《奉天與朝鮮邊民交易章程》。——二者皆非對等條約，不過宗主國對於藩屬所許之特典而已。 穆麟德（1848～1901），德國漢學家。1869年進入中國海關，後任駐天津領事。又被李鴻章薦為朝鮮國顧問。在海關任職期間，曾監印了幾種中國古典郵票，集郵界稱為「莫倫道夫萬壽票」。 《濟物浦條約》 日本黨之激動 由仁川退去之日本公使，以是歲八月十二日回任。三十日，再結《濟物浦條約》，中國視朝鮮為屬邦，而此約則大書特書曰「大朝鮮國開國紀元」，而朝鮮之國旗，至是復翱翔空中。其後數月，韓廷以朴泳孝為大使，金晚植、金玉均為副使，齎謝罪書於日本。彼等睹日本之進化，又廣與朝野之士相接納，知革新之不可緩，歸國後，數進言於國王，勸其取法日本。一八八三年正月，日本派竹添進一郎為辦理公使，同時附步兵一中隊，使當守備京城之任，是皆根於《濟物浦條約》而生之事件也。此時韓廷之大僚，隱分為中國、日本兩黨，各不相下。翌年十二月四日，日本黨金玉均等，欲一舉以償其素志，乃派遣刺客，狙擊反對黨。事不成，而起事之處，系郵政局，主局事者又曾以事受日本人之聘約，時論遂謂日本公使曾陰助其事，雖百喙亦莫辭矣。擾亂既起，金玉均及朴泳孝等馳赴王宮，告王曰：「中國兵作亂，閔氏已為所斃。」王大驚。出寢殿，宮闕之前門，轟然一聲，已爆裂，王益恐，急親自作書，並鈐玉璽，致日本公使，請其入衛。竹添公使即率兵謁王，勸移於景祐宮，時夜已三更矣。翌日，日本黨組織新內閣，發表改革政綱，延見各國公使，然改革終未見諸實行也。 清日兩兵之衝突 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六日凌晨，清兵一隊，進於宮門，以槍炮內擬。至午後，槍聲隆然發於宣仁門外，日本兵乃戒備，而守衛宮門之朝鮮兵則相繼逃竄，棄軍器於途。日本兵據宮闕之正門及北壁，清兵來襲，逆擊之，斃數十人。此時王已不知去向，竹添公使得袁世凱函，其略云：「聞亂民襲闕，貴大人篤於鄰誼，率兵入衛，守護國王。弟等亦奉命天朝，有彈壓之責，焉能坐視？即當帶兵入宮，與貴軍協力鎮亂。惟希查照是幸。」下署袁世凱、張有光、吳兆有三人之名。是時日本黨失敗，中國黨勝利，洪英植被殺，金、朴二人遁於日本。日本政府聞報，乃以外務卿井上馨為全權公使，率高島、樺山二將所統之兵一隊，以翌年（一八八四年）正月三日入韓京。八日，訂結善後條約，是為《漢城條約》。當磋商條件中，清廷所派之吳大澄等，多方阻抑，嘗突入兩全權會議室內，面斥日使。日本恐約成無效，是年三月，遣全權大使伊藤博文於清國，以解決朝鮮之一切問題。 台灣生番虐殺日本漂民 一八七一年十一月，日船古宮島及八重山，各滿載糧食，向那霸港進發。古宮島遭風，流於台灣之南端，觸礁，船員六十九人，溺死者三人，余悉上陸，乞救於番地之牡丹族。番民不惟不施救，反肆虐殺，被害者五十四人，餘十二人，幸脫虎口。當即訴於清國官吏，官吏救之，送諸福州之琉球使館，然後還日本。是時日本外務大臣柳原前光在天津，未幾，清廷得福建巡撫之奏報，柳原乃抄致其事於日本外務省；同時，日本駐琉球官伊地治貞馨亦報告其事於外務省。鹿兒島縣參事大山綱良聞之，請大興征討之師，西鄉隆盛、桐野利秋、副島種臣、板垣退助等贊成之，台灣之生番問題，遂為日本之內閣問題。此時日本欲利用時機，伸其國力於南方，故早已並琉球而冊封其王，及虐殺事件既起，而征討之聲，遂洋洋盈耳矣。 征番問題之歸結 日本對於征番問題，閣議亦不一致。延至翌年正月，備中之村民四人，因風漂流，抵於台灣之東南岸，由此上陸，幾遭生番之殘害，幸脫危難，由清官送交於駐上海之日本領事。日本朝野人士聞此，大激昂，多主張不待公命，自討生番。或曰：「朝議如仍不決，吾輩將隻身入番地，拾吾國人之遺骸以歸。」外務卿副島種臣乃婉慰之曰：「戰，大事也。苟名不正，則師出無名，不幾與寇等？幸勿徒為暴虎憑河之勇。吾人對於此事，宜深慮者有三：各強國莫不覬覦台灣，一也；清政府教化所及，只及於台灣之半偏，而妄稱全台皆為所有，二也；生番之性好勝而不惜死，三也。吾願先除此三慮，然後與諸君子同取此地，使為我有」云云。蓋前此副島大使訪問北京，正欲解決此問題，不意與清國王大臣相交涉，得有「番地在清國化外」之口證，遂決計征番。及副島歸國之時，正值征韓派失敗，副島諸人退歸田野，征番論遂為文治黨之大久保利通所利用。一八八七年，都督西鄉從道率薩長人編制之軍一隊，深入番地，受其降。清廷抗議，日本遂以大久保利通為全權大使，派遣北京，協定生番事件焉。 大久保利通（1830～1878），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政治家。對內改革發展資本主義，鎮壓農民運動，對外侵略擴張。 日本侵占台灣後，大肆搜捕台灣抗日義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