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七十三章 對外思想之不變（創設總理衙門）

鴉片戰爭後之對外觀念 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成，北京政府始知世界之上，尚有對等國家。然《南京條約》，究非出於誠意，故約成之後，尚與有約國經無益之戰爭數次也。或謂固陋之思想，僅限於滿洲官吏，而一般國民，懲於鴉片戰爭之失敗，已有覺悟，觀於同治中興後種種設施，可以證之。此非至當之論也，以吾人觀之，鴉片戰爭之失敗，徒使漢人輕蔑滿洲官吏之無能，而欲問鼎之輕重，多數中國人之思想，仍未改也。太平天國之亂，由於鴉片戰爭之結果，固不俟論，彼等之思想，仍囿於舊觀，彼所以奉耶穌教者，不過求幸福而已，且與西洋之耶穌教固殊，而自成一種中國式。洪氏稱耶穌為天兄，而自稱天弟天王，謂系耶和華之臨凡，此種思想，恰與中國自古帝王，以天之寵兒自誇者，同出一源，故其設官分職，曰丞相，曰天官，曰地官，曰司馬，蓋出自周漢之官制也。彼知西洋之曆法而不用，又屏中國之舊曆法而另創造之，此可為洪氏不納西法之證。考太平天國之發生，在與外人交通頻繁之地，而智識之固陋，尚且如斯，孰謂中國多數國民之思想有變遷哉？ 《設立總理衙門奏摺章程十六條》 由北京協商所得之反感 一八六○年，英法聯軍逼都城，卒為城下之盟，是為北京協商。自是之後，英法將卒，於北京附近大肆奪掠，遂生多數之反感。以吾人觀之，葉爾景之焚圓明園，殊為失計，當時外人之見，莫不以鎖國主義，出自滿洲官吏，故欲恐愒之以收其效，然事實則與此相反也。彼尹里布、耆英、牛等，皆以旗人而訂《南京條約》者也，而《北京條約》，亦成於恭親王、文祥等旗人之手。其後耆英竟以頑固者之排斥，遂賜自盡，尤令吾人感嘆不置。蓋當時之滿人，鑒於內亂，以輕於開釁為不利，多持和平解決主義，而反對此主義者，實在滿人以外，及時事遷移，而勢益張。所謂滿人以外者何？即隨漢人勃興而生之思想是也。述其要於後。 中華本位之思想 中華本位者，即漢人本位之思想也。雍正之中，頻興文字之獄，即欲遏抑此思想者。當時帝曾親頒一書曰《大義覺迷錄》，曉示天下，至乾隆帝復禁止之。蓋兩帝之操術雖殊，而要以遏抑漢人為計。乾隆帝當時，恐滿人同化於漢人，曾欲恢復滿洲語及滿洲風俗，而卒未奏效。蓋滿洲人素不抱根本思想，故一入中國，遂不覺數典而亡其祖也。彼等起於東夷，乘明季衰亂，入為皇帝，故文物、制度、語言，莫不取范於漢人，自實際論之，直以客帝寄於中國本部而已。康熙、雍正兩帝知之甚稔，故不惜以種種政策，抑制漢人；又恐兵力壓迫，非持久之策，故引蒙、回、藏諸異族，加以優禮，以為對漢政策之輔助。康熙一代，多採用西洋之文化，即所以補滿洲文化之不足，欲以對抗漢人種之強固思想也。惜乎其勢不長，厥後西洋之宣教師，竟遭嚴酷之拘束，而中華本位之思想，至是乃益發展。 漢人之同化力問題 漢人之同化力，為漢人千餘年之特色，根深蒂固，誠無少替。彼等自移住黃河沿岸以來，四圍之民族，其文化皆不足與之比數，雖武事非其所長，而以文化發展之故，宗族法遂益整備，外來之勢力，皆足以同化之。觀於近世紀金人據中國領土之半，不數禩而國俗習慣悉化於中土，降及元朝，莫不皆然。在昔成周時代，漢人呼北人為犬種，呼南人為蟲種，自秦及今，相沿不改，故尊內卑外之思想，遂橫隘於漢人種之間。世人或咎清朝之同化於漢人，在國語喪失，兵力衰頹，此非至當之論。夫滿人兵力之發展，徒助長漢人尊內卑外之思想而已，原無補於滿人之同化也。彼以異族入主中國，欲有以服其心，故不能不因漢人之習俗語言，然則滿人雖欲保存其語言，亦勢有所不能矣，蓋自入關以後，而征服者反移居於被征服者之地位矣。 東交民巷舊街 內尊外卑之思想 內尊外卑，可一言以釋之曰「漢尊夷卑」而已。處列國對峙之時，此種思想，殊不適宜。漢族安於固陋，仍不肯取他人之長，以圖國運之進步，吾人前述起於中國東南之思想，及漢學之向上的發達，即為此種思想所支配者也。且清朝開國之初，以迄康熙，西洋文化，多所輸入，至是遂被排斥。試舉一例，艾儒略（Julias Areni）所著之《職方外記》，南懷仁（Velviest）所著之《坤輿圖說》，皆足以啟發當時之中國人，使知世界之大勢，然中國人則等閒視之，不為精求也。其後至乾隆朝，修《四庫全書提要》，一代碩學之紀曉嵐，竟等此書於東方朔之《十洲記》，及郭景純注之《山海經》，不入於地理，而與古代小說同視，可為卑視西學之證。地圓之說，在十六世紀時，利瑪竇（Mathues Rieei）已昌言之，曾有《乾坤體義》之著。繼此而起者，則有湯若望（Adsm Sohall），其言天文地理，尤詳於利瑪竇氏。其後至乾隆朝，有蔣友仁者，著《地球圓說》，其言益暢達，然不為中國人所喜。嘉慶道光之際，阮元為漢學之泰斗，其所著《疇人傳》，言天覆地載，動靜倒置，可謂荒謬之極者矣。匪獨科學之無進步也，康熙、乾隆時代採用之西洋書法，至是亦無用之者。試引胡禮垣之論，以為上述各事之證： 《職方外記》，今通譯《職方外紀》，第一部用漢文撰寫的世界地理學著作。明末清初義大利籍傳教士艾儒略著。 《坤輿圖說》，清代地理學著作。明末清初比利時籍傳教士南懷仁著。 郭景純，即郭璞。 《疇人傳》，我國第一部天文歷算學家的傳記。清代學者阮元著。 胡禮垣（1847～1916），近代學者、思想家。字榮懋，號翼南、逍遙遊客，廣東三水人。曾創辦《粵報》，譯《英例全書》。著有《新政真詮》等。 郭璞像 紀公曾於內庭管理《四庫全書》，阮公曾建設學海堂於廣東、江北學士，莫不資法於二公。愧一代之文宗。今者艾儒涉重洋，來詣吾邦。二公不用其學說，其意以為吾卷帙五百，至詳且盡，安用略》、《輿地圖說》等為；已創曆法，垂四千年而不惡足以易之。噫！是所謂如二公者，尚復如斯，則所從矣！盛明之際，已復可知矣。吾國頻年以來，辱於外邦，不克自振，大都以此。向使二公能以謙虛之心，行戒慎之事，考地球之狀態，知中國雖地廣民眾，在地球上特不過其幾分之一，於以圖強，其殆庶幾？今外洋人士，駕駛精絕，縱橫萬里，視大洋若比鄰，他日互市海上，將合宇內為一國；而爭權爭利，又將合數十國以為吾敵。誠能訪外洋之風土，審其人情，察其舟車武備，則萬國交通，吾國得以乘其利而制其弊，必不至頹敗如今日也。顧當時君臣，不知反省，坐失由余入秦之利，從被楚材晉用之譏，禍至無日矣。 起於驕慢心之攘夷熱 攘夷熱因迫於外勢而發者，乃自然之反動，而中國人之攘夷熱，實歐美人有以激成之，不能以此為中國人咎也。然中國人攘夷熱之動機，殊異於日本。日本首開長崎一港，委通商之事於荷蘭人；而中國首開廣東一港，歐人皆得染指。日本開港之本意，出於恐怖外勢之念，而中國之開廣東，則始於官吏之貪婪，欲以肥私囊，故雖有外勢之壓迫，終無所感覺也。加以當時之外人，欲壟斷貿易上之利益，故不惜排擠蜚謗以取媚於中國官吏，而助長其固有之驕慢心。關於此事，薄斯特列福曾有痛切之表面觀察論，茲為參考計，特節抄之： 當初歐洲人對於中國，欲用脅迫手段以開貿易，終歸失敗，遂一變而為哀訴懇請，使中國政府甘受束縛而不覺，以漸達其目的。一五四四年（明嘉靖二十三年）以後，凡來中國通商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蘭西人、英吉利人等，唯孜孜於利，不顧國家之恥辱，為欲得貿易權，故對於中國，一切唯命是聽，甚至有服從中國人之習慣及法律者。直言之：當時之歐人，皆在中國皇帝威權之下而已。一六三七年（明崇禎十年），英吉利貿易遠征隊長加比丹威里之代理者，當時因與中國結約，對於廣東官吏，曾執跪拜之禮。匪獨英吉利已也，一六五五年（清順治十二年），荷蘭大使郭義爾及哈色爾覲見清帝時，亦用三跪九叩首之禮；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荷蘭大使具爾尼，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葡萄牙大使亞勒散達米鐵魯，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公使及荷蘭公使，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荷蘭大使義薩克、奇都真克等，於覲見時亦然。蓋此等使節，既輕棄其國威，而中國人之傲慢心，因之益形增長。且更有可鄙夷者，當時商人中，如丹麥人、葡萄牙人、英吉利人、法蘭西人、西班牙人、荷蘭人等，因商業競爭，欲壟斷其利，故互相傾陷排詆於中國人之前，甲曰某國人懷詐而來，不可近，乙復報之。以故中國人之視歐洲人，以為皆射利而忘義者。此等商人之過也。（東邦協會報告） 在清政府供職的外國人 前述之論，殊中肯綮。中國人向稱外人為夷狄，自是而鄙棄外人之念，更益增長；驕慢自尊之念，既熾於內，而攘夷熱，亦由是而生。故中國人之攘夷熱，乃發源於前世紀尊內卑外之思想，非偶生者也。茲引胡禮垣當時之議論於左： 蓋彼洋人始來通商，皆以洋貨輸入，易吾茶絲輸出，雙方共得其利。僅就廣東一市論，當時因貿易而起家者，如潘氏、盧氏、葉氏，皆富至巨萬，伍氏之富，超四千萬。夫民足則國足，國足則可以圖強，乃必然之理也。鴉片雖為害，不可不除，而令行在人，猶可以制止之也，戒之以漸，安知其無效？苟急切從事，必至決裂。今盧坤、林則徐已罷，繼之者為驕滿之葉名琛，邊事惡得不敗壞？ 又曰： 林、盧、葉皆名進士，歷官府道，薦至總督，更事既多，因應自可得宜。而此三公者，林則狃於剿回匪之功，剋扣軍餉；盧則泥於非種必鋤之說，深拒固閉；葉則以大人自負，以大國自雄，不問而殺者七萬人——要之，皆不能免於驕滿之弊雲。 創設總理衙門 咸豐十年，葉爾景焚圓明園之次月，清廷以條約之締結者日繁，商港之開放益多，乃創設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命恭親王及大學士桂良、戶部左侍郎文祥等管理其事，凡條約上一應事宜，悉由該衙門處理。自北京協商以後，英國及歐洲各國，皆派遣公使於北京，然當時關於捧呈國書及接見儀注各節，幾經交涉，迄未解決，蓋清廷原不欲以對等國使臣之禮待各國公使也。未幾，咸豐帝崩，同治帝立，太后垂簾聽政，清廷遂以為口實，凡各國公使要求陛見者，悉謝絕之。迨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帝大婚，陛見問題乃再發生矣。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1861年11月20日，清政府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正式辦理對外事務的行政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