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六十一章 學風詩文繪畫及戲曲小說之變遷

宋學之頹廢 今者宋學漸漸廢矣。自北京朝廷，開《四庫全書》館，示以漢、宋兼采之態度，於是一般漢人，不復如從前之墨守宋學。嘉慶中，著《嘯亭雜錄》之禮親王，嘗云：「予嘗欲得明薛瑄之《讀書記》，胡居仁之《居業錄》，求之北京書肆，賈人謝曰：近二十餘年，吾等書肆，久無此種書籍，恐購者無人，徒傷資本也。《讀書記》、《居業錄》二書，宋學者奉為一種之教科書，雖中國書籍會萃之北京，亦不見其影，可見斯學衰廢之甚矣。」禮親王又云：「乾隆末期，于敏中、和珅為相以來，士風為之一變，其黠者譏誚正人，文飾己過；其迂者株守考訂，以訾議宋儒為能事，所謂濂洛關閩之書，束之高閣，無讀之者。」斯言實當時正當之觀測也。總之，康熙時代所放之宋學之曙光，再沒入於地平線，而別有一新研究、新學問之氣運，代之以興，將捲起一大洪浪，而不破壞舊思想不止。故乾隆至嘉慶至道光，學問上自成一時期焉。所謂新學問者何？即以漢學為先驅，風潮駸駸日進，溯洄先秦，而極之中國文化根源之夏、殷、周三代是也。而種種學問之分派，乃乘此大風潮而發生。 濂洛關閩，宋代理學的四個學派。「濂」指濂溪周敦頤，「洛」指洛陽程顥、程頤，「關」指關中張載，「閩」指講學於福建的朱熹。 胡居仁故居牌樓 學問之趨古 自清初考證之學風發達，由類書纂修之氣運，一轉而為山經、地誌、別集、野史類之研究，故馴成一雜駁不統一之學風。今乃不然，所謂樸學者流，接踵而起，各就一途施以精密之研究，遂有漢學之大流行。漢學者，即前節所述，行於漢代之學是也。其在當時，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經籍至稀，僅由口授傳世，《易》有田生，《尚書》有伏生，《詩》有申公培、轅固生，《禮》有高堂生，《春秋》有胡毋生、董仲舒等，守一經，重師法，產出專門之學風。清朝純然研究漢學者，由江蘇元和三惠始。三惠者，惠周惕、惠士奇、惠棟之父子孫三代。自乾隆四庫全書開館以後，即自乾隆末年至嘉慶朝，為斯學之極盛時代，而六書（文字）、九數（算學）、聲韻、金石之研究，亦達極點，此可謂清代學術之大成時代。由此以降，師法所趨，漸啟黨同伐異之風，經學則有魏源之《詩、書古微》，力翻舊說；文章則有桐城之義法，墨守一師，不顧先賢著述。然要之，皆為專門的研究之進步，漸次進於科學的研究之態度矣。 浙西學派為學術之淵叢 浙西即錢塘江之西。浙西學派始於著名之顧炎武（亭林），及閻若璩（潛邱）繼出，著《古文尚書疏證》，頗聳動一世之視聽。若璩以前之學者，對於《書經》之《孔安國傳》，信而不疑，而若璩則以東晉時豫章內史梅賾所上之《古文尚書孔安國傳》五十八篇之中，其三十三篇有鄭玄注者為可信，其餘二十五篇，加以考證，斷為偽作。是實前人未發之新說，開拓尊漢卑宋之氣運者也。學風之盛，分吳派與皖派。吳派由三惠所起，惠棟之門下，有餘蕭客、江聲。余著《古經解鉤沉》，門下江藩，著《國朝漢學師承記》，標明漢學旗幟，對於宋學，有肉薄敵陣之概。又此學派之別支，有揚州學派，汪中、劉台拱皆為健將，而阮元集其大成。汪中文章，以六朝駢儷體為主，如《黃鶴樓銘》、《漢上琴台銘》，深為世人所讚賞。屬於吳派者，如王鳴盛、錢大昕等，皆有名之學者。皖派由江永傳於戴震，殆立於集合諸儒成說之地位。出其門者，為段玉裁、王念孫，及念孫之子引之，聲韻六書之學，為前古未曾有之大發達焉。此學派之特色，不僅博學而已，立一家之系統，以其家法，為取捨折衷之點。後代如俞樾、孫貽讓，大體亦屬此學派雲。總之浙西學派，由漢學引伸之，研究古代之制度、文物、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以及六書、聲韻、金石文字，實可稱為清代特別學問之淵藪也。 顏李學流再起 清初崛起北方之顏元（習齋）一派，至此時而復興。顏說學術為人才之本，人才為政事之本，而政事為民命之本。無學術則無人才，無人才則無政事，因而無治平、無民命矣。嘗曰：「程朱之道不熄，則孔周之道不著」，劃然區別程朱與孔周為二——孔周之道禮樂也，程朱之學禪道也。所著有《存治編》、《存生編》、《存學編》、《存人編》。《存治編》錄政治、經濟、兵制、貢舉等事，論當日之學校，徒習文字，不能與古人之小學、大學並論，即進退灑掃應對之訓練，修身治國之明智，亦盡非所習，如此而欲人才之輩出，王道之隆興，不可得也。《存生編》立論，本孟子之性善，凡人之氣質，縱有清濁厚薄之別，而總歸於一善，惡者乃其後起之習染也。《存學編》以學為士之事，《周官》取士以六德、六行、六藝數，孔門之人以禮、樂、兵、農，即心身一致加功者為正學，反之則皆浮學也。《存人編》所以喚起沉溺於佛道二教者，使入我聖人之門，指摘韓愈、程、朱、陽明，為異端所欺，或不免與之通氣脈雲。要之顏元之學，在忍嗜欲，苦筋力，勤家養親，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使弟子講習六藝，加之以兵學、農學，學堂之中，陳列器具，使習揖讓進退之禮，謳歌舞蹈之節。其門下有李塨、王源。李塨博學能文，曾輔其友治劇邑，政教大行，名重公卿之間，遇李光地薦舉，辭而不就，著有《恕谷集》、《大學辨集》、《小學辨集》、《聖經學規》等書。顏李沒後，繼承學統者無人，有爝火將滅之狀態。同治八年，戴望作《顏元學記》，煽揚其學風，有復興之姿焉。又有劉獻廷者，著書散逸，僅傳《廣陽雜記》一書，其所企劃者，實為清朝學界之新機軸，即創造一種本於梵語之新文字、新韻譜，及地文學與人文地理學之新研究是也。 顏元像 桐城派之學風及其文章 此學派用以漢學參加於宋學之學派也，接續漢宋，實為應時而興。其開祖為方苞，顯於康熙、乾隆間，其文法則以明代歸有光為宗，極盡呼應頓挫之妙。其學經劉大櫆傳於姚鼐，以義理、考證、文章三者不可相離為標準。其文大行於世。方苞、劉大櫆、姚鼐等，皆安徽省之桐城人，故世人目之為桐城派。當時漢學大行，以考訂名物象數為實學，以身心性命之說為空疏，姚鼐乃著《九經說》、與《古文辭類纂》以矯正之。門下有管同、梅曾亮，同里之門下則有方東樹，從孫則有姚瑩。江西桐城派，有魯仕驥、吳德旋；廣西之桐城派，由吳德旋之友人呂璜所傳流；在湖南有楊彝珍、孫鼎臣、郭嵩燾，最著者則為曾國藩。桐城派之文章，於是如日中天矣。桐城派對於漢學者抗爭之意，由方東樹所著之《漢學商兌》發明之，此道光初年事也。漢學者之常言曰：研精漢儒之傳注，及《說文》諸書，由聲音文字求訓詁，由訓詁求義理，實事求是，不主一家云云。方東樹乃引古聖人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道，加以痛駁，雲彼等欲貪名望、占地步，故推重漢代之鄭玄、許慎，又取諸經中難解之三禮之名物制度，以自炫耀也。後曾國藩戰勝洪楊，建大勳業，桐城派由是複流行，然以張裕釗、吳汝綸為桐城派之殿將焉。 方苞《春秋通論》書影 常州學派公羊學之勃興 江蘇省自常州孫星衍、洪亮吉以後，多出工綺文、精詞曲之人。莊存與更提倡公羊學，此學至清末乃大流行，為研究中國近代思想史必要之學派。莊存與為乾隆十年進士，讀《尚書》最信閻若璩之說。當時有人以若璩指摘之《古文尚書》，請由學官除去，存與以為古籍至今日，多所湮晦，轉賴偽書僅存；且《古文尚書》，關係天下之風教也。其所著有《春秋正辭》。從子述祖、孫綬甲。述祖有二甥劉逢祿及宋翔鳳，並受公羊學於存與。逢祿著有《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發墨守評》、《穀梁廢疾申何》，《左氏春秋考證》、《箴膏肓評》、《論語述何》等。彼有名之龔自珍，由逢祿受學，著有《春秋決事比》、《五經大義始終論》，《答問九章》等。其友魏源著《詩古微》、《書古微》、《公羊微》、《董子春秋發微》等。此二人之文章，非無人目為偽體，然至清末，其文章大行，可見公羊學之大彰矣。抑所謂公羊學者，何也？孔子《春秋》，凡有三傳，即《公羊傳》、《穀梁傳》、《左氏傳》是也。據公羊學派之說，西漢今文之學，與東漢古文之學大異，以公羊為西漢今文之學，傳孔子之微言大義，其意曰：孔子作《春秋》，自即素王之位，行褒貶賞罰之大權。凡孔子之經籍，皆當以此意解之，可知經籍為孔子經營天下之具，系自撰述，決非由古代所傳也。抑所謂西漢今文與東漢古文者，何也？秦始皇焚書以後，當漢之興，經籍再出世，伏生等老儒口授所傳，以當時所行之隸書（今文）筆記之，即西漢今文之學也；其後由孔氏壁中，發見科斗文字（古文）之經籍，其經籍出自西漢之末，至東漢而研究之，故稱為東漢古文之學也。《公羊傳》，今文也；《左氏傳》，與《周禮》等，古文也，故以《左氏傳》為學則之古文學者，與今文學者起爭端也。近來湖南之王闓運、皮錫瑞，四川之廖平，皆屬此派有力之學者。戊戌政變之康有為，著《孔子改制考》、《新學偽經考》，極端鼓吹公羊學之特色，而反而興，文學派，如劉文淇一家，即文淇及其子毓崧、孫壽曾、曾孫師培等。相繼以其。門下之章炳麟。亦據左傳立一家之言，又如張之洞之不喜公羊家，孫文）皆不為氣運所轉移者也。 閻若璩像 合自佛教入中國以來，雖儒佛之爭甚烈，然宋學勃興，與佛教有關係，也金代之王嘉唱三教歸一之說，其流風遂及於明代，趙貞吉（大洲）公然以及李贄（卓吾）則包括三教。別出新意，與西儒利瑪竇往來，並參入天主教焉。趙貞與李贄，同屬陽明學派之人，此流派乃一轉而為彭紹升（尺木）所主張之儒佛混合說。彭紹升稱際清居士，為清朝佛教界之大人物，乾隆以後，信奉佛教者，殆悉聞其遺風而起。尺木之時代，恰當雍正帝自命得臨濟之正脈，以鉗制學人之後，當時佛教稍有興起之狀。浙西吳派之餘蕭客，參道義於元妙觀，閱佛教於南禪寺；其友薛起鳳（香聞）、汪縉（愛廬）等，由陽明學而入佛教，紹升亦與以上諸人同行徑。紹升為兵部尚書彭啟豐（芝庭）之第三子，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初慕漢賈誼之為人，中以程明道為標的，致力理學，既而沉潛佛義，知所謂大我者，在捨己為人為世，以成救濟之業。於是作《一乘決疑論》，以撤儒佛之障壁；作《華嚴念佛三昧論》，以解禪淨之諍論；作《淨土三教論》，以發揮淨土教中未明之奧旨。欲以念佛之一法，統一全佛教，而持戒堅固，多慈善行為，薰化所及，過於僧侶焉。關於儒教之著，書有《論語集注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注疑》等。所著之《居士傳》，取捨甚嚴，不取作《楞嚴經疏蒙抄》之錢謙益，而取殉難烈士之金正希、熊魚山等。引「菩提心即忠義心」之語，以證明真佛弟子，可見其對社會之思想，則取儒教也。紹升有友人羅有高（台山）。儒佛混合，亦與有力雲。 臨濟正脈，臨濟指唐代高僧義玄，號臨濟，為佛教禪臨濟宗的創始人。臨濟宗後來成為在中國和日本影響較大的佛教禪宗。 《龍藏經》經版 公羊派之佛說 彭紹升歿後十餘年，常州學派之龔自珍，驅使瑰麗之文辭，發揚公羊學派之勢焰。自珍私淑紹升，紹升稱「知歸子」，彼自稱「懷歸子」，著有《龍藏考證》等書。觀《定庵文集》所收之《釋魂魄》、《闡告子》、《發大心文》等，可知其思想之傾向。晚年讀天台宗之書，頗信從之。與自珍並稱之魏源，亦信奉佛教，著書有《淨土四經》（《無量壽經》、《觀無量壽佛經》、《阿彌陀經》及華嚴之《普賢行願品》），據其總說，則唐之永明、明之雲棲所胚胎之思想，以彭紹升所發明為多雲。王闓運以佛教之趣味豐富聞，其門人廖平以素王（孔子）、空王（佛陀）為一致，曾研究佛教，自不待言。康有為視孔子，與教主耶穌同等，更將廖平之說，無痕換骨矣。龔、魏以來，公羊學派多公然為佛弟子以研究佛教者，實最近八十年以內所起之現象，此為公羊學之一變化。所以然者，尊信公羊，勢不得不尊孔子為教主也。且微言大義，必借讖緯以神其說，讖緯之學不足以服人心，公羊家之采佛說，或亦其力求捷徑歟？ 研究墨學 公羊學盛行，尊崇孔子之念愈高，其反動則研究諸子之風亦熾。就中以研究老子、墨子為最盛。墨子之說，與西洋理學相類。至以墨子與孔子受同等之尊敬，鼓吹者之第一人，當推孫貽讓。孫受公羊學派戴望之學術，與俞樾、黃以周等交，不從今文之學，而修古文之學。所著《周禮正義》，言周禮者，極讚賞之。著《墨子間詁》，謂墨子行誼極賢。《墨子》多古字古言，本難讀之書，古來學者著述甚少，貽讓集眾說，以己意裁之，可知貽讓研究《墨子》之深矣。貽讓歿於光緒三十四年。 錢謙益 詩風之變遷 清初之詩風，繼續明代，而於前後七才子主張盛唐外，中唐、晚唐亦可，宋元亦可者，則有錢謙益（牧齋）；以中唐、晚唐之艷柔為主者，則有馮班（鈍吟）兄弟；不問盛、中、晚唐至宋元，以風韻為主者，則有王士禎（漁洋）。此等詩風，亘順治、康熙、雍正至乾隆初年皆盛行。王漁洋稱為一代正宗，比於宋之蘇東坡、元之虞道園、明之高青邱，然不免有才力薄弱之譏耳。其所選之《古詩選》、《唐賢三昧集》，絕力鼓吹其神韻說。神韻者，句中不下斷語，使讀者自入其境之謂也。又有吳偉業（梅村），長於歌行，情韻與風華兼具。又有朱彝尊（竹垞），長篇險韻，有縱橫自在之妙。其他如施閏章（愚山）、宋琬（荔裳）、趙執信（秋谷）、查慎行（初白）等，各皆一時之選。沈德潛（歸愚）顯達於乾隆年間，著《古詩源》、《唐詩明詩別裁》等，以導後進。同時有袁枚（隨園），謂詩寫性靈，人人以發揮性情為歸的，世人靡然向風。此二人之詩風，當時實所謂二大潮流，互相排斥。沈門之王昶，著《湖海詩傳》，其實不外對袁枚《隨園詩話》之意耳。同時有蔣士銓（藏園）、王文治（夢樓）、趙翼（甌北）、吳錫麒（穀人）、洪亮吉（稚存）、黃景仁（仲則）、張問陶（船山）、阮元（芸台）等，嘉慶時有舒位（鐵雲）、陳文述（雲伯）、楊芳燦（蓉裳）、吳嵩梁（嵐雪）、郭麟（頻伽）等群起，或細緻，或縟麗，或飄宕，或流利，或織春花於錦繡，或競秋草之芬芳，清詩之特調具備矣。至道光朝，張維屏（南山）、朱次琦（九江）、湯成彥等出，此時受桐城派之影響，發動復古的氣運，如蘇東坡、黃山谷之磊落兀傲之詩風，遂至復興，而學蘇者尤不如學黃者之多。此詩派之流行，直至清朝之末焉。 文章之變遷 清朝以科舉制度，登用官吏，制舉之文謂之八股文。股者，對比之謂也。清朝三百年間之人才，多在其中消耗精力。漢學勃興，浙西學派之文章家，及常州學派之文章家等，均以六朝駢儷之文為正宗，斥唐宋八家之古文為偽體。汪中（容甫）以文章之衰，為起於韓昌黎；阮元著《文筆考》，以有韻者為文。於是清朝之駢體，發達至極。桐城派對之，傳唐宋八大家之散文派。又合二派以開一派，如王闓運之文章其一也，譚獻又其一也，可稱為駢散合一體。 畫風之變遷 清初畫風，亦汲明末南宗之流。清初之代表者，首推四王、吳惲。四王者，王時敏（煙客）、王鑑（廉州）、王翬（石谷）、王原祁（麓台）之四人；吳系吳歷（漁山）；惲即惲壽平（南畝）。煙客少時，與董其昌、陳繼儒相知，而與董更親愛。煙客系明代著名江蘇太倉王錫爵相國之孫，家本富於收藏，若遇名跡，不惜重金購入。好黃大痴之筆法，晚年益極其閒奧焉。而常熟之石谷，則師事彼者也。王鑑與煙客同鄉，為王弇州（世貞）之孫，最得力於董源與巨然。石谷學煙客，後見王鑑，自悟古法，遂並得二王之粹。世傳「畫有石谷，詩有王漁洋」，其為人所推賞如此。麓台為煙客之孫，康熙帝嘉賞其畫，使供奉內庭，為帝畫《南巡圖》，又畫《萬壽盛典》。清人之著錄，謂彼與黃大痴有獨絕之妙雲。概觀四王之畫風，為明末蘇州、太倉、常熟一帶盛行之吳派之承繼者。吳、惲二人則不然，乃清代特色之寫生派也。吳歷江蘇吳縣人，亦汲大痴之流，然彼又於南派畫之上，加以新畫法，即畫設色山水是也。中國之繪畫，素無西洋趣味，自彼肆力於西法，乃開拓一段之新境。爾後此法益進步，及有唐岱者出，與同在內廷供奉之義大利人郎世寧合筆，乃更大成矣。惲南田亦江蘇武進人，工詩文，好畫山水，及見石谷，謂不能出其右，乃棄從來之畫法，專習花卉。南田材質不及石谷，知其已達絕頂，不願為天下第二手，故遂獨開生面，為寫生之正派。厥後汲其流而揭其波者，為吳興之沈詮（南）。南田專繪花鳥，南更推廣範圍，繪畫動物。西曆一七三一年，曾至日本長崎，留二年始去，畫風盛傳東瀛，日本受其影響者不少。清朝之內廷供奉，即所謂畫院者，其畫風承繼前代，原不脫南畫之範圍，而清朝畫院，實由南畫與西洋畫混合而成。就吾人所知者言之，焦秉貞以畫苑之筆，參用西法，繪《耕織圖》，仍得康熙帝之鑑獎；唐岱亦然，沈源亦然，金廷標亦然。郎世寧之流，既畫《準噶爾貢馬圖》、及《阿玉錫持矛蕩寇圖》，義大利人艾啟蒙，更遍繪動物，鼓吹西法焉。 康熙南巡圖 戲曲之變遷 清初之戲曲界，推吳偉業（梅村）與尤侗（西堂）。吳有《秣陵秋》，尤有《鈞天樂》。此外則李漁（笠翁）為喜劇家，著《十種曲》。以曲文之華美稱者，有洪昉思（稗村）之《長生殿傳奇》，孔尚任（雲亭）之《桃花扇傳奇》。《長生殿傳奇》，流布一時，順治帝皇后之忌日，某家亦演此戲，當時觀者如趙執信（秋谷）、查慎行（初白）等，均以此落官，傳為文藝界之悲慘事雲。清代諸帝中，乾隆帝尤好戲曲，命張照制諸院本進呈，亦有御製者。而音律家如莊親王，又有《九宮大成》、《南北宮譜》等之著作焉。蔣藏園《九種曲》，夏惺齋《六種曲》，接踵而起。其餘有作十種或十種以上者。且戲曲流行，批評亦隨之而盛，如李調元（童山）之《曲話》，梁廷枏（藤花主人）之《曲話》，多行於世。道光以後，不出作曲之大家，南北宮詞，遂亦頹廢。至清末戲劇改良之聲漸高，遂至演翻譯西洋之戲曲焉。 孔尚任像 小說之變遷 清初流行之小說，首推蒲松齡之《聊齋志異》，書中記狐鬼與人之關係，大約四百餘條，文章極綺縟，使讀者如身入其境、目睹其事焉。蒲松齡號柳泉，其所著之《聊齋文集》，有關於學術者，有關於時務者，亦非以妖怪譚為遊戲三昧也。乾隆時紀昀（曉嵐）著《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其說頗多狐鬼，亦受《聊齋志異》流行之影響者也。其次有鈕玉樵之《觚賸》，余澹心之《板橋雜記》，張山來之《虞初新志》等，盛行於世。又諢詞小說，有李漁之《十二樓》，一名《覺世名言》，共十二篇，多則六回，少則不過一回之短篇。又抱瓮老人所選之《今古奇觀》四十種，頗行於世。《品花寶鑑》，寫俳優之情事，《儒林外史》，表書生之狀態，皆具特殊之筆致與情調。《兒女英雄傳》者，清朝一大名著《紅樓夢》之反動也。《紅樓夢》為人情小說，與《金瓶梅》之寫市井委巷之瑣猥者不同，此書專寫上流社會之狀態，入微入細，文章又綺縟沉麗。此書一出，當時之上流社會，即滿洲貴族腐敗之狀態，盡皆暴露於外。後有《紅樓續夢》、《紅樓後夢》、《紅樓夢補》，並《紅樓夢詩》、《紅樓夢詞》、《紅樓夢評贊》、《紅樓夢譜》、《紅樓夢圖詠》等，不遑枚舉，即所謂《紅樓夢傳奇》，亦有三種之多焉。而其受西洋交通頻繁之影響者，則有《鏡花緣》雲。 諢詞小說，也稱話本、平話，為宋代民間通俗的白話文學。 批評小說之金聖歎 聖嘆名采，字苦采，與李漁同時。好評書，評者有《離騷》、《莊子》、《史記》、《杜詩》、《西廂記》、《水滸傳》，名《六才子書》。曾踞貫華堂之高座以講經，謂經為聖自覺三昧，最喜《易》，講乾坤兩卦至十萬餘言。其解杜詩時，有人由夢中語曰：「諸詩皆可說，惟古詩十九首不可說。」聖嘆因戒之。後因醉，縱談《青青河畔草》之一章，未幾即罹慘禍，臨刑嘆曰：「斫頭是最苦事，不意於無意中得之。」聖嘆評《西廂記》、《水滸傳》，以自家之見，縱橫批評，明快如火，辛辣如老吏，筆如躍，句如舞，真可謂鬼才也。聖嘆教人以讀書之法，雲「大凡讀書，必先知作者是何種心胸。如《史記》是太史公發揮一肚皮宿怨。所以他於《遊俠傳》、《貨殖傳》，特地著精神；其餘諸記傳中，凡遇揮金殺人之事，便嘖嘖賞嘆不置。一部《史記》，只是『緩急人所時有』六個字，是他一生著書之旨意。《水滸傳》卻不然，施耐庵本無發揮宿怨之必要，只是飽暖無事，又值心閒，不免伸紙弄墨，尋個題目，寫出自家之錦心繡口，故是非皆不謬於聖人。後來人不知，卻於《水滸》上加「忠義」之字，遂比於史公發憤著書之例，正是使不得也。」聖嘆以特別之見識，批文章之妙處，別作奇警之新熟字，以為命名，如《西廂》有烘雲托月法、移堂就樹法、月渡迴廊法、羯鼓解穢法、那輾法、淺深恰好法、起倒變動法，《水滸》有倒插法、夾敘法、草蛇灰線法、大落墨法、綿針泥刺法、背面鋪敘法、弄引法、獺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極省法、欲合故縱法、鸞膠續弦法，不遑枚舉。聖嘆之才，可以想見。清初之士，多奇節，多才略，多軼出軌範，此皆由遭遇國變，懷抱痛憤，藉此以遣其殘年，金聖歎與李漁皆其人也。 貫華堂，明末清初文學批評家金聖歎好友韓住的書齋名，也是金聖歎最常居的批書之所。後人多以貫華堂為金氏書齋名，實為誤傳，金聖歎書齋名唱經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