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五十六章 拿皮樓及其對等權之主張
東印度會社專賣權廢止後之敕命
廢止東印度商會專業管理權，使中央通商，一旦開放，為將來規定之準備起見，英國政府又發布敕令焉。第一，出入廣東，當完全受中國法令之管轄，英國當派一監督，與以管理商人之全權。第二，於廣東及廣東停汽船之船上，設刑事上及管轄海上之法庭，其庭長以當時之主務監督充之。
拿皮樓像
（1786～1834），今通譯律勞卑，英國皇家海軍職員、外交官，1834年出任首位英國駐華商務總監，但未幾即發生「律勞卑事件」，病逝澳門。
拿皮樓卿任命為主務監督
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一日，英王任命拿皮樓（Napier）為主務監督，勃羅登（Plouden）為副督，又任帶威（Davis）為第三監督。此皆以管轄廣東虎門以內為限，監督英國商民在中國之通商事務。所屬地域，系一八三六年五月二十八日之命令，擴張至澳門及伶仃兩處。勃羅登當時為東印度會社特派委員長，於任命未到以前，已去中國，再任魯濱孫（Robinson）為第三監督，帶威升為副監督。此兩人皆由特派委員中選出者，而其書記官則為阿斯達。
拿皮樓卿所受英王之手諭及外務大臣之訓令
據一八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國王蓋印之手諭，告誡監督，極其詳細。書中大意，所有處置，皆取親睦中國之精神。監督在廣東擇一應盡其職務之地居之，其在廣東與廣東港內及河內各處，此後悉依英國政府指定之地，此外則非其權限所屬也。如英國國民之間，或與中國人及其他外人等，有爭論時，當由監督等妥為調處開導，務使兩者和平解決。又監督人等，有時或與中國官吏等抗議，宜持溫和態度，若以恐嚇言辭，並求海陸軍保護等事，皆屬不可；但非常事變時，不在此限。該監督人等，切不可使中國人民及中國政府，猜忌我、憤怒我，或疑我有叵測之謀，當留意於言語行為之態度。該監督等為維持親睦起見，宜研究實際法。各監督守此法令，無論對於英國人民或中國人民及其他外人等，以正道與誠篤出之。至於服從中國之法律習慣，尤應身體力行焉。
又一八三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外務大臣巴馬斯統卿（Lord Palmerston）以特別訓令誡拿皮樓曰：「關於裁判事件，非有極重之事由，不可徑行敕令所許之司法權。」又曰：「從中國所規定，英國戰艦，一艘不可入虎門水線內；但非常之時，不在此限。」又依此項禁令，即載拿皮樓往廣東之速行船，亦同受此限制。蓋英國政府將由通商團體，所得英國通商之管理權，讓與中國，以買其反對黨之歡心。此種訓令，實無異廣東總督所起草也。
巴馬斯統卿（1784～1865），今通譯巴麥尊，英國首相兼外交大臣，兩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對華侵略政策的主要制訂者。他曾兩度任英國外交大臣（1830～1841、1849～1852），又兩次組閣（1855～1858、1859～1865），連續擔任英國首相近十年。
穿鼻洋海面風光
拿卿到廣東
一八三四年七月十五日，拿卿到澳門，設立公館後，乘軍艦赴穿鼻。即至黃埔，二十五日晨，乘一商船小艇到廣東，欲以書報告總督盧坤。當翻譯中文之際，公行員二人來訪拿卿。彼等為傳送總督之命令而來，對於命令，以丁寧鄭重之禮卻還之。拿卿致總督書中，表示其為英王代表，不受命令性質之文書；並自言為英國通商主務監督，與帶威氏及魯濱孫，同受王命協辦此事，因此特到廣東，具告總督；更述有保護獎勵英國通商之權，得隨時行使司法政權，而請親與總督面晤。
拿卿致書廣東總督
書記官以中文譯之，於二十六日，送去。然總督官吏等衙署，均在城內，外人不許入。照向例遞書於城門，欲以適當儀式交與總督，而不經公行員之手，免致如前此之輕視。然送書者在城門待至三時間之久，受各種侮辱，所遞之書，終被拒絕。據其所聞，商務監督之信件，以經公行員之手為正當辦法。翻譯者請出書信之原稿示之，彼乃拒絕。待之許久，廣東按察使來，因以書簡呈之，被拒回。又向公行領袖何呱托其設法，彼亦不納。於是由總督衙門退回，再呈其書於按察使，復被拒。翌二十七日，公行員咸來訪監督等。彼等之來，從廣東總督之指使，要求書中文字稍加更易。拿卿雖允許，然不肯改公函為呈請。二十八日，何呱通知拿卿，謂去書若不照呈請辦法，總督不願接受也。
公行，清朝中期在廣州成立的行商組織，最初的成員是16名行商，他們訂了十三條條款來規範價格和交易程序，後得到官府支持，代替政府徵收關稅，直至1842年鴉片戰爭結束才被廢除。
中國官吏之行動
拿卿來廣東，致書總督通告來廣東之任務，而發揮其平等權之主張，總督乃於七月二十一日，發命令於公行員，問以此次新來之首長，其位置與舊時大班比較之，有無異同。結果乃知大班系從事通商者，對於他之商人，立於管理之地位，由中國許可而來廣東省者也；然新來之首長，則不可與大班同一看待。總督乃派公行員至澳門，詢該首長來中國之目的如何，是否因東印度會社特權廢止之故，為商改通商之辦法而來；並告該首長除服從中國法律者及大班與商人外，非經北京政府之照會，無論何人，皆不得來廣東，該首長縱為有特別之職務而來，然須俟總督請朝旨之准否，而後可以定奪也。
總督之命令
公行員乃將此等命令傳知拿皮樓，及抵澳門，則拿皮樓已去廣東矣。蓋中國官吏，素性迂緩，乏決斷力故也。七月二十六日，拿皮樓致函總督，要求以書簡代稟單。二十七日，總督絕對拒絕，並於是日發命令書，使公行員傳達於拿皮樓。
總督對於當時情事之評論
廣州港
此圖為鴉片戰爭前的廣州港，岸上的建築是各國商館。
命令書略云：英人通商廣東，百有餘年，當時曾服從現行之規則。此規則曾上奏皇帝，特蒙嘉獎，故近來以之為中國之國法。彼英人既如此服從，所以能獲通商之利，而享平和之福也。規則之主旨，僅許英人在澳門居住，若以通商之目的，欲入廣東，則必由廣東稅關出許可證書，而後可行。是以公行員等，攜通譯者及經理人等至此，必以此旨明告之者，亦當然之結果也。今夷酋拿皮樓在澳門，不待總督之命令，不獲稅關之許可，竟至廣東，實屬目無法紀。該稅關官吏，以怠慢職務之故，因是而被審問，尚以拿皮樓不通中國法律，付諸原諒之列。彼關於通商情事，仍許其調查，惟調查告終，須即歸澳門，不得延遲。以後非許可，不得再至廣東雲。於是總督籌所以對付之法，即表示其意見如下：
夷酋至廣東之目的在通商。大清帝國任命文官，所以管理庶民，武員所以鎮壓匪類；如通商瑣事，一任商人處理，官憲之於商務，漫無關係。夷人通商，如欲變更通商之規則，無論何時，須與公行員接洽，兩者連合以陳述於稅關監督，再稟呈於余之官廳。至其許可與否，須待公布。有提起新問題時，則奏明皇上，俟上諭之下，即為解決之期，辦事方為有效。命令既發，必須服從。
大清帝國諸大臣，不得以私交與外國人通信。前夷酋之送信於余也，余為總督，例不可受。廣東城外有一商館，名東印度會社，系外國人至廣東通商所居之地。彼等在商館內，雖許其衣食起臥，買賣自由，若出外逍遙者禁。此皆由法律命令所規定，不可違反。
要之，國家之有法律，到處皆然，英國亦有法律，況堂堂天朝乎！大清帝國之大法大令，赫赫炎炎，其威力不異雷霆，誰敢於天日之下，蔑視此大法哉？受天朝之保護，沐浴恩澤之國，數殆以十萬計，不第四面環海之一英國已也。夷酋越波濤萬里而來，職司商務監督，既有高貴之權威，必熟悉通商之原則。身為首長，須體會自身之職務，不盡厥職，將何以管轄英國商人等耶？
最後總督通知公行員，謂公行員及通譯者，有疏通拿皮樓之意思，使其服從命令之責任，並言及彼等與外人直接多年，關係密切，熟悉外人習慣，若不能說服外人，則公行員須受嚴重譴責，即通譯者之生命，將亦不保也。
命公行員等各負責任
總督發此命令於公行員等三日後，即七月三十日，又提起此事，更遞到嚴重之命令，略曰：大班與商人，服從上諭所定之規則條令，始許其至廣東；而夷酋之來中國，以此次為始。夷酋至廣東一節，已成一新問題，仍留澳門，不可違抗。乃夷酋則雲，吾不知服從中國之法律。公行員對於外人之一切事項，當然有處置之責任，故令其詳細調查當時情形，報告前來；一面須設法使夷酋即時出發，早去廣東。嗣後又發命令，言夷酋不得徘徊於廣東市附近，及居留市外之外國商館地方。彼縱有關於直接監督上之必要事件，亦當暫居澳門，敬待朝命，如有反抗命令之事，則治公行員以辱沒國家權威，並其懦弱之罪雲。
外國公行員境遇之困難
八月八日，公行員之首領二人，進訪監督，勸其即歸澳門避暑，因當炎熱之際，澳門較廣東為適宜也。此時公行員之地位，前有猛虎，後臨深淵，困難萬端，莫可言狀。回思過去五十年間，政府之命令，常由彼等傳達，在政府固確信其能服從命令，遵奉規定，是以外人凡關於通商所發生一切之責任，常賴彼等擔負。然外人無論如何禮讓，或如何抗議，其結果則中國官吏與外人之間，尚無十分隔閡；即不得已有時用最後之手段，停止通商，因此尚可使外國商人，受我之指揮。今則發生關係者，不獨商人已也，就中國高級官吏之通信觀之，亦絕對拒絕公行員之介紹。而此時此際，勸告監督之往澳門，所持為唯一之理由者，則在避暑適宜，論據非常薄弱，語氣更難振奮，欲以曩時對待外商之語調，強迫拿皮樓，以就我範圍，又實無此勇氣。故拿皮樓深知之，亦拒絕其會見焉。
澳門總督府遺址
再制定束縛外商之規則
八月四日，公行員由廣東稅關，接獲命令，此令匯集總督信函，於限制外商現行規定中，複製定緊要部分，更命其實力勵行。其綱要如下：
第一，從來夷酋及船長等，其乘船所附之小艇，如樹立有旗，即可不受檢查及抑留，可自由通過，但送信船限用中國舢板。自今以後，無論何艇，悉至稅關碼頭，防有武器及違禁貨物，不可不檢查。
第二，在廣東之外國商人等，不得攜帶小槍大炮。從來稅關吏之檢查，軍隊之偵探，皆有責任。今後若遇外人以大炮及軍器秘密輸入廣東，須盡全力防止。此時軍隊如疏忽不能發見，或發見後又故意放過，無論官長兵卒，執刑不赦。
第三，外國人等不得秘密以外國婦人運入廣東。若有故意反抗情事，即停止通商，將此等婦人，強制送還澳門。如稅關之巡視兵，發見外國人運此等婦人進入廣東，須即時阻止，勿使偷入。
第四，外國商人等居住公行員之商館內，公行員當負抑制檢查之責任，勿使其隨意出入。此無他，恐外人與中國莠民交接，締結秘密協約之故耳。
第五，外國人等或有求稟事件，重大者可將其請願書代為提出，交於護商人。唯外人不得自到市門，上請願書，關於通商普通事件，可交付稅關（Hoppo）。
一八一六年（嘉慶二十一年），某總督對於外國人一身上之限制，寬嚴互用，大略如左：
外國人等幽閉外國商館內，恐其中生有病人。從今以後，可許其如前散步河南寺（Haichwangsze）及花園地方。彼等每月三回，即八日、十八日、二十八日，可往此等地方遊行，唯一群不得過十人以外，同行之通譯者，凡過稅關及西砦等處，須將當日之情形報告，日沒後須還稅關，然後報知歸館。彼外國人等不准有飲酒亂暴，及外宿等事，又不得逍遙廣東市附近及諸市場。所以如此者，蓋絕其釀亂之源也。
英商之行動
八月十日，公行員擬於明日在其本部，召集英國商人等，協議時事，不料拿皮樓卿，先此會期，開會對待。彼與帶威主張，不到公行員等所召之會，英商滿場一致，決議贊成。其所持理由，一因彼等並無何種善法，一則因無論何種行動，不欲脫離商務監督者。以此之故，公行員之協議，竟歸無效，乃於十一日將總督及稅關所下之命令書，送達英商資格較深之維廉卻典（Wiliam Jardine）與勒斯羅鄧脫（Lancelot Dent）及拜火教徒夫蘭其等。此命令書即前節所述者是也。
停止通商之威嚇
公行員等，為保全自己地位計，於八月十六日，任意決議，停止商業，凡關於英商之貨物，一概停止載運。其初拿皮樓卿聞此種行動，系依總督之口頭命令為之，至八月二十七日，始知此事並非總督個人之本意，彼蓋於八月二十七日總督與公行員之命令書見之也。此命令書者，總督就自己之觀察點，調查當時事實，加以批語，謂夷酋之不規則，系一人之過失，因此累及多數人之通商，殊不得當；但又雲，中國內地物產如茶、絲絹、大黃，為英人經營生活上必要之原素，如彼黑絨、駱駝毛布，在中國並無何等重要。因此之故，拿皮樓卿不得就總督所見，再三詳察，彼以為總督主張頑固，如一步不讓，則自己對於國民開放市場之希望，不能達到，而通商即時停止，商業關係，亦將永遠絕矣。
會議之開始
拿皮樓以為確定使命之目的，須有唯一之手段，遂定直接通函總督之計。其措辭有云：「推中國人之意思，以為通商者，英人之利也；不知通商之利，不僅在一國，中國人亦可獲同等利益。」八月十八日，拿皮樓使公行員名茂呱者，對於總督，代述其願為私覿之意，復被拒絕。二十二日，彼聞翌日有中國三官吏訪問之消息，大喜，以為事之可早日就緒也。此三官吏為廣州府、潮州府及廣東按察使，奉總督命，對於以下諸項，要求答問而來。第一、即拿皮樓來廣東之理由；第二、彼受命於本國職務之性質。第三、回澳門之時日；拿皮樓答第一問云：一八三一年，總督命令公行，使東印度會社之特別委員長，當此會社解散之時，為整理商務起見，得派一有力之代表於廣東，余特為調查此等情事，來充英國通商之主務監督；第二問，已詳致總督函中，望三官憲開閱即知，但有一條件，閱後須將此書送至總督；至於第三問，則視我之便宜而定。於是禮讓之會議，暫時告終。
駐防廣州的清軍
英國商業會議之設立
八月二十五日，英國商人因欲確實其一致行動，公然創立商業會議所。二十六日，拿皮樓就當時之態度，發表意見，以中國石版印刷發布之。
廣東總督命令停止通商
總督命令，連續發布：八月二十七日，命公行員忠告拿皮樓，使其遵奉法律；三十日，以拿皮樓進入廣東之故，彼等又被譴責；三十一日，復責彼等，使要求拿皮樓即回澳門。九月二日，發令停止英國通商。此令系總督及知府共發，歷數拿皮樓行為不合之條項，以中國誇張自大之筆法，罵拿氏為愚鈍頑迷，以彼外國人等，與天朝大皇帝所任命之官憲比較，儼如足下之塵埃。八月十六日，即停止通商。發令之日，以前所定之契約，一概無效；與英人之買賣，一切停止；即外國商館所雇用之通譯、掌柜、僕人等，悉命其辭去。其命令之後節總括全部，略云：
自此命令發布之日始，中國內地地方之商人，無論大小貨物，不得與英國國民交易。即各種僱人、職工、舟夫等，亦不得應外國人等之雇用；如有秘密應雇等事，一經地方官憲調查得實，即逮捕之。凡與外國民秘密交通者，照法律之條項，處以相當之刑。夷酋拿皮樓，不受本總督及知府之勸告，自與大清帝國絕交。但外國商人等除英人外，其通商如前，關於此事，勿生疑慮。
自此令發布後四日，廣東擾騷特甚，兵士厲行檢視，凡被雇於商館之奴僕人夫等，一律使其退去。此時氣候酷暑，又正暑氣極盛之廣東，英人因奴僕之解僱，不免大受困難。中國人民有供給食物於英人者，處死刑；英人以外之外國人，供給食物於英人者有罰，並與以英人同樣之待遇。其宣言如此。
虎門水道之強航
總督盧坤停止通商後，九月五日，拿氏下令於快走艦依莫禁號，及安東羅滅古號，於七月八日，不避敵之炮火，強航虎門之水道，於十一日抵黃埔，而小守備隊船，於六日到商館地。八日，拿氏發出布告，系用英國商業會議所之書簡體，反對總督及知事所下之命令，並以戰局將開，警告彼等，以總督之行為，對於大清皇帝，為詐偽叛逆，而竭力主張英王之主權與其威力。十一日，總督以命令交公行員，謂英人慾改大班而代以酋長，可以照行，但一切通信，須經公行員之手，此規則不可不從。中國素來除關於儀式、禮讓或進貢來朝之大使以外，中國高級官吏與外國官吏之間，並無何種直接關係。且即就英國政府任命拿氏言之，既無正式之通告，彼又無信任狀，而彼並不與總督以照會北京時日之猶豫，貿然惹起新問題。主務監督輕視帝國法律（在今當雲國際公法），導引軍隊進入商館地域，炮擊保壘，闖入河內，其罪甚大，理宜詰問。最後又言彼等軍勢，總督不難以數千兵壓服之雲。
盧坤（1772～1835），清代大臣。字靜之，號厚山，順天涿州（今河北涿縣）人。歷任兵部主事、湖北按察使、陝西巡撫、兩廣總督等職。道光十四年（1834）英國侵略者律勞卑率艦入侵虎門，他照例封艙停市，加強防範，最終使英方無功而退。
鴉片戰爭前的黃埔港
危機漸迫
英國商館九月四日被軍隊包圍，前面臨河，泊有武裝之船，出鐵制之鎖練，脅迫英人，形勢殆瀕於危機。英人所用之中國奴僕，悉解僱而去，糧道全絕，由河汲水，尚且非常困難，英人生命，實危如累卵。交通道路，即黃埔與快走艦之間，亦為所斷絕，而海陸軍之勢，並無退去之形。凡與外國通商有關係之中國人，總督亦加以壓迫。如通譯者及水路引導者，皆所不免，而水路引導者受禍更烈，以為拿氏由黃埔之來廣東也，彼等最與有力，悉投諸獄，並受苦刑；其實彼等關於拿氏之來，並無所知也。
拿皮樓憤死於澳門通商復開
九月一日以來，拿氏罹病，尚屬輕症，至九日突遭熱病，尚帶病盡職，竭力從事。至十四日，據英商報告，謂拿還澳門，則通商停止命令可解。由此觀之，總督盧坤與拿氏之軋轢，非商業行為之關係，而在個人關係，總督但望拿之速去，並欲英國快走艦之駛開也。至九月十八日，侍醫見拿氏病益深，勸其休息，以他人代行談判。於是協商就緒，即英國快走艦，無論如何，不以中國政府之命令退去，而拿氏允往澳門是也。於是快走艦受拿氏二十一日之書函，自行退去，拿氏復於是日由廣東乘小艇，以八隻武裝之艇護衛出發，遲延復遲延，乃於九月二十六日抵澳門。至十月十一日，拿氏於此地逝世。侍醫以其病源全由在廣東發生，積勞成疾，赴澳門道中，熱病再劇，抵岸以後，身體非常衰弱，遂至溘逝。至九月二十九日，於是解除通商禁止令。
英國溫莎堡遺址
英政府之行動無效
英國政府之失策，今已成不可掩之事實在矣。先是一八三一年，英國政府受英商之要求，任命代表者，協定一般商業關係之規則，派至廣東。然英政府之希望，在保持英國民之秩序安寧，維持平和與相當之服從，故創設裁判所，尚與以特別訓令，言在中國之英國民全體，非遇極重大事件，不得開庭；又以為中國官吏主張之目的，英人須實行之。英政府欲調和當時生起之軋轢，故對於通商行為之協定，不派大使及特命公使，僅任命英國商務監督三人，其長為拿皮樓，其副監督及第三者，即以在廣東東印度會社之特派委員中選任；並未派遣兵隊，即以隸屬於特派委員之軍隊，為此三人之護衛。雖有特派命令，實與東印度會社之管理人等，年年在廣東派出者無異，亦可謂圓融之至矣。然所派之英國大使，不但無尺寸之功，而英國商所受中國人之妨害與其抑制，反因之加多。英政府見會社代表者之失敗，尚存成功之望，故命拿氏勿害中國人之感情，勿輕易召集軍隊。乃至介紹於中國皇帝及中國官吏之信任狀，亦未付與，並未將任命拿氏之事，通報北京及廣東。拿氏由英出發時，曾以此事要求政府，仍屬無效，蓋當時平和主義，常為英政府之政策。不僅巴馬斯統卿持此主義，即自由黨內閣與保守黨內閣，亦莫不皆然也。一八三五年二月二日，英國外交部，接到八月二十一日拿皮樓之書函，是時外交秘書官烏葉林統公，於英皇手諭蓋印之命令書中，特附書二節，訓令拿氏，謂英國當抱持平和主義，勿輕出恐嚇之言辭，勿訴諸武力，當順中國之法律慣例。其後幅則曰：英皇帝欲英國人民與中國國民之間，開始繼續商業上之交通，勿以武力腕力為之，一依平和的處置，已於命令書中屢言及之矣。
1856年進攻虎門的英國皇家海船南京號
拿皮樓之政策
拿氏為英國貴族，出身海軍大佐，其任為通商之主務監督者，系以公使之資格選出。總之彼之處置，極溫和，極適宜，而又極明了。彼之受政府訓令以入廣東也，其他之地，並未一往，依從訓命，用對等之言辭，致函總督。若此際總督承認其來函，拿氏必反陷於可憐之地位。何以故？以在當時總督若有所要求，彼實處於不能應之地位，即無委任狀是也。然彼欲回答此要求，必待本國政府之訓令，約需十個月以上之時間；若他方面突然發生事變，又無相當之準備。當時為公使者，以電報通信，尚多阻礙，如用郵船，更難速達。彼對於發生問題，無論如何，自己斷不能不決用相當之處置，此亦當然之事實。既至八月十四日，拿氏以為輕開談判，系本國訓令所禁，但在必要時期，亦可耽延時刻，以挫中國人之意思。中國政府，外強中乾，以為用強健之力壓迫之，或可奏外交之功；及至無可如何，乃雲「英國代表者，如因中國軍隊之壓力，退去此地，總督如斯處置，未免損傷英國皇帝威嚴，蓋英皇之神聖不可侵犯，當與大清國皇帝同也」，則其動作之活潑，亦可見矣。
廣東總督之意見
一世紀以前，廣東通商所行之條件，尚屬粗定。乾隆四十七年以後，此半世紀間，依精密之規定行之，故中國官吏，高枕安居，外國人等受相當之抑制；且由外商徵收稅金，所入之額，非常豐富。當拿氏未至廣東之先，其地寂然無事，中國官吏與公行員，關於通商事件，皆持安靜之態度。及拿氏至此，一切行動，與通商規則背謬，不待總督之許可而進入廣東，不承認官界通信機關之公行員。彼使命之目的，究屬如何，無知之者。於是總督之意見，首在挫其銳鋒，故拿氏提出之案，全行拒絕，既有確立之先例，斷然固執，可謂得當矣。九月八日，總督將此意見上奏，附有建白書。此書曾由廣東稅關及滿洲將軍等協議，其中皆誇張之辭，使當時總督竟依拿氏之要求，不知北京意思究當如何；吾恐總督或以失策被議，亦未可知也。試觀英國快走艦闖入內河之報告一至北京，總督即受革職留任之處分；俟拿氏逐出廣東，由內河逐出外國船之報告上達，於是既奪之官職，乃得恢復，則亦可以知北京政府之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