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五十章 八旗生計漸窮

滿洲八旗不長於生產 八旗兵之實力，至嘉慶時遂衰，因其狃於戰捷，平時不事訓練；又從一方面觀察，其原因不外於生計漸蹙也。案八旗兵餉，騎兵領催，每月多不過銀四兩，少則三兩，歲支米四十八斛；次綠旗，約給二分之一；出徵兵餉，又加幾分。通乾隆年間，不見有大增減，尚不得謂薄餉。八旗又有朝廷之新軍，受歷代之恩眷，不一而足，其家丁除當兵者給餉糈外，余皆擇肥美之地以與之；又當國家有典禮時，必沐恩賜。但政府因維持風化，禁止旗人經商。其故由於國初滿人受親王府之命，四方經營商業，或以出賣人參為名，擾害地方，為諸種不正之需索，甚招漢人之惡感，後一律禁止之。沿襲既久，遂盲於生產事業。 清朝親王級別的鎧甲 旗人戶口總數 八旗除京營駐紮於中央首都外，各地分設駐防，稱八旗駐防。例如直隸設熱河及察哈爾都統，于山西設綏遠將軍，於甘肅置寧長將軍、青海辦事大臣。此以防禦蒙古為主，並以杜漢人與蒙人之交通，兼監督其商務。黑龍江有黑龍江將軍，一面防蒙古，一面防朝鮮、俄國。山東青州有副都統，陝西有西安將軍，江蘇有江寧將軍，浙江有杭州將軍，湖北有荊州將軍，四川有成都將軍，福建有福州將軍，廣東有廣州將軍。但廣州有漢軍，乃於國初耿、尚二藩之餘也。以上駐防，皆擇內省要地，以防漢人為惟一之目的。於一城中常分為二部以居，常自居內城，而置漢人於外城；占領近城肥美之地，以資生計。據魏源之說，通計中外之駐防禁旅，二十萬有奇，而北京居其半。據嘉慶中戶部之報告，八旗丁口滿洲二十二萬九百六十人，蒙古五萬五千六百三十九，漢軍並內務府及五旗之包衣十四萬三千八百九十三，合計約五十萬有奇；若合老幼婦女，當在百五十萬口內外，此當時八旗之全數也。戶口增加率，雖未詳知，然比之國初，殆七八倍無疑。 生計困難之二因 國家以旗人為常備軍，生計毫無顧慮，歷世之方策，又對於彼等，講求特別保護之法。今舉其一例：康熙帝設官庫於各旗，使旗大臣管理之，因彼等不善治生，多致負債，茲為防其未然計，採用此法以為救濟之用，康熙四十二年，由戶部撥銀六百五十五萬兩，以為該庫資本，同時又免欠納租銀數百萬兩，保護之道，可謂力矣。然此種特別救濟，仍然無效。據雍正五年之論旨曰：「從來先帝軫念兵士戰功，為其償還債務，發帑金五百四十餘萬，一家平均賜給數百兩。然不聞置有何等產業，一二年間，蕩然無餘。其後先帝又賜六百五十餘萬兩，亦如前次，立即用盡。朕即位以來，八旗兵丁，每回賜給三十五六萬，已有數次，不待十日，又悉妄用。此庫銀非百姓之膏脂乎？彼等將來若不政惡習，雖加以恩惠。終於無益。可知彼等依賴皇家特別保護，保護之度增加，卻反長其濫費之癖。」據乾隆之言，謂彼等金錢入手，徑赴市上，濫買綢緞，不知愛惜；一般兵士，常先借一年之俸餉，至次年又借半年，以為習慣。此旗人生計，所以益陷於窮困也。是雖基於奢侈無度，而其戶口增加，亦其一重大原因也。雍正帝早留意於此，倡移旗人於東三省之議，終於不行。乾隆元年，御史舒赫德再上旗丁移屯之議。 京營八旗移住之議起 八旗戶口增加，政府軍備不能遽行增加。國初八旗人口較少，土地家屋賞賜多，故生計頗裕；今人口逾十倍，而土地家屋反少。家屋缺少時，於北京尚可融通，而土地一旦典賣於漢人，贖回之事，頗非容易。舒於是建言，以所余戶口移墾於東三省。東三省，乃滿洲發祥地，此種建議，無非為便宜計。舒曰：「八旗兵數越十萬，成丁閒散而不得職之豫備兵數萬，老弱尚不在此數。若分居黑龍江、盛京、寧古塔三處，不惟京師勁旅，不虞單弱，且於根本之地，更添強兵，事自兩便」雲。此殆雍正之遺策。至乾隆六年，戶部侍郎梁詩正，再上八旗屯種之疏，大意如左： 每歲於春秋二期，計戶部收入，多者銀七八百萬兩，少者不過四五百萬兩，而京中各項支銷，合計一千二百萬兩，所入不敷所出，比歲皆然。蓋八旗兵餉浩繁，故所出常多；各省綠旗兵餉日增加，故所入漸少。惟兵餉一項，實居國用十分之六七，萬一臨時需費，不免左支右絀。臣請斟酌變通，查八旗人除駐防各省屯田於近畿五百里者外，悉群聚北京。此雖出於國家統治上之必要，然百年休養，戶口增加，若不營商工之業，彼等皆仰食朝廷，朝廷遇彼等，亦無不委曲備至，何以如彼窮乏？臣以彼等不講治生之方，實由於恃官府給養之故，此終不可不改者也。臣之所知，雍正帝常慮及此，決定移住彼等過剩戶口於東三省，未至施行。乾隆以來，廷臣亦不無提此議者。然於此有一難，因旗人久生長輦下，一旦遷於邊外，有所不便是也。即中外臣僚見事體重大，亦不輕言，此議所以扦格不行也。伏願顧慮將來數十百年後，施行八旗移墾之議。 「正黃旗滿洲四甲喇十叄佐領圖記」印 乾隆準其奏，先以八旗三千餘丁，發遣于吉林之拉林及阿勒楚喀二地。乾隆十年，御史柴潮生上給餉遣散漢軍之議，不行。此議發於乾隆初期，財政尚未如從來之豐富，帝務從實際著手；後大征伐大軍費起，國家收入亦形發達，移墾之事，尚不視為重要。至嘉慶時財政困難之時，因之再提前說。 移墾屯田不著成效 以素習於北京生活之八旗子弟，甘居於邊外之屯田與否，不能無疑。政府所指定之拉林等二地，不僅土地豐饒，並可利用松花江水運之便。初發遣時，政府每戶給若干為準備費，沿途給以車輛馬糧；到該地時，又供給產業資本與官設家屋田地，並耕作所需牛犁種粒等，計一戶支出費銀百餘兩，總共金額數萬餘兩。此政策行，可略減京營八旗生計之困難。乃屯田之始，彼等即無意永住，未幾仍放蕩為生，棄地而還北京者不少。乾隆帝命將此輩加以處治，命令多不行，所謂旗屯益見衰微。吾人對於此問題，所當注意者，政府所以發遣旗人於東三省及熱河等邊外空地，以為必不似在內地時，售所給與之土地於漢人，而資以浪費，至於無力贖回，觀前所擇地方可知矣。其後漢人亦隨之而往邊外，關於土地之現象，至與內地同一情形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