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四十七章 文運大興編纂《四庫全書》

東南各省之富力增進 中國曆朝以來，凡承平日久，則人口益繁，而新墾之地亦廣。康熙郅治六十年，雍正帝立，更整頓吏治，及乾隆年間，國庫存款，不下五六千萬。此不獨吏治之效，實清朝入關以來，百餘年生聚，恢復東南各省富力，有以致之。最著者，為江蘇、浙江二省。查乾隆時戶口冊，直隸一省之數，不足當揚州一府；山西一省之數，不足當松江一府；陝西、河南、甘肅三省亦然。江蘇、浙江之戶口，可以七八倍於北方諸省。即湖南、湖北、四川、山東諸省，亦不過其二分之一。江浙戶口增加，即富力增加；富力增加，即促起文運之發達。明季浙江黃宗羲有言：「當秦漢之際，關中田野開闢，人物殷盛，江南方脫蠻夷之號，故金陵不能與之爭勝。今乃不然，關中人物，久矣不及吳會。萬曆六年調查戶口時，全國總計六千六十九萬餘口；金陵所轄，一千五十萬。天下之有吳會，獨如富室之有倉庫，但戰爭之餘，都城村落，不免失其十之二三耳。」信如所言，清朝盛時，可謂復萬曆極盛時代之狀矣。蓋中國文運，近古以來，江浙為之中心，其所以促進之故，可以灼見。 吳會，指會稽，在今浙江紹興。秦漢時，會稽郡治在吳縣，故稱。 王夫之與《船山遺書》書影 學問之新氣運 自明崇禎末至康熙時，江蘇崑山顧炎武，浙江餘姚黃宗羲，湖南衡陽王夫之，直隸博野顏元，湖北天門胡承諾等。各樹特立學風，蔚明季遺儒之大觀，即以開新朝初期學術之范。炎武（參照第四十一章）經學宗宋儒，然非其本來面目，以彼之言經學即理學也，舍經學而言理學，乃隨於禪學而不自知雲。其名著《日知錄》，雜載考據考訂之意見。彼對此著述，語其感慨曰：「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炎武之學重考證，可以知之。宗羲（參照第四十一章）學承劉念台，雖以陽明為宗，惟所長在歷史有用之學，非宋人所謂之理學。其名著為《明儒學案》、《明文案》，及關於算學、律呂諸篇。王夫之號薑齋，以「船山」知名，在湖南之石船上，築土室以居。彼以宋學為門戶，然以朱子為正宗，力辟陸王，其所著《讀通鑑論》，最稱卓越絕。顏元，字渾然，號習齋，生於崇禎八年。四歲時，遭兵亂，父被捕於滿軍。彼幼耽兵學道術，壯年宗宋儒，後翻然拋棄舊學，提倡折衷六藝。其著多不傳，然有門人王源、劉齊、李塨等出，其學行於北方。胡承諾，號石莊。有《繹志》六十一篇，屬詞如文中子，其學全不行於當時。綜上所述，不能考見陸王之心學，然以吾人觀之，明末雖有心學橫流之嘆，然此不獨王學末流之咎，實由於明值衰運，社會上皆尚簡易便捷，乏博大之氣象，以心學偶有類禪家語錄者，適與當時人心相應。然反抗此一般思潮，而熱心實學，開清初學術之運者，今猶可以想見。此諸人其開創者，而非大成者也。顧、黃二人勿論已，如船山著《黃書》，述少數專制之不平，自題其墓碣曰「明遺臣王某之墓」；習齊求其亡父，哭祭於遼東之野，均有追懷故國之思，故其學問尚實用也。清學者被此遺風，其傾向惟擇一途，遂作考證學之先聲。 《性理大全》書影 明永樂年間欽定的教科書。主要宣揚程朱理學。 康熙帝與朱子學 既厭舊學之空疏，而零星代之新學又未成立之時，在中國儒術中，朱子學似近於折衷之地位。康熙帝之推崇朱子，以格物致知說，符於西洋科學形式之故（參觀三十三章）。從一方面言，倡導此學派，亦以融化其排滿之思想也，清朝於是以朱子學為標準，刊行其《性理大全》、《朱子全書》。科舉，考慮人才，以經書為題目，其解義一依據朱子。又當時受明季理學者之感化，其中如浙江平湖陸隴其，江蘇太倉陸世儀，山東濟陽張爾岐，浙江桐鄉張履祥，福建安溪李光地等，皆以朱學正宗稱；河南歸德湯斌，直隸大興朱軾，最為馳名；浙江呂留良，陝西李顒，亦以朱學著聞。以上諸人中，陸（隴其）、李、湯、朱等，仕清朝，官司至太學士，不得謂其皆由朱學而致榮顯，然以當時風氣尚朱學，以排斥陸王理學，或即為此學風之鼓吹者。由是朱學遂成為一種科舉學，卑污之輩，亦以斯學為緣飾仕途之具，斯不能無遺憾也。但當注意者，滿洲人習理學者，多趨於朱學是也。 《朱子全書》，全名《御纂朱子全書》，清代康熙年間官修史籍，宣揚朱熹理學思想。曾被指定為皇帝經筵日講的教材。 漢學大起於東南 清朝之獎勵朱學，不隨世運為轉移。皮錫瑞著《經學史》有曰：「凡事有近因，有遠因。經學所以衰而復盛者，由於本朝之尊崇朱學，以朱子在宋儒中學最篤實也。元明雖崇尚朱學，未盡得朱子之旨。王、顧、黃三大儒，皆嘗潛心朱學，於是開國初漢宋兼采之學派，於宋學漢學交替之期，然勢力甚微。故漢學大興於東南，自雍正至乾隆初，其事較然。說者或以東南之士，講宋學者屈事北廷，如孫嘉淦、楊名時、陳鵬年等，稍勵風節，多以禹步舜趨博顯要為陋；又以文章著名之徐乾學、高士奇、張照、齊召南等，亦均厭仕滿朝，乃相率而從事於漢學之考證，彼等多夷然不應科舉，亦不通姓名於顯宦，如此云云。是以漢學之起，由於不慊然於朱學者之立身，實則東南學者，為研究學問，故組織新學派雲。時江蘇吳縣之惠氏，安徽歙縣之江永，休寧之戴震，其巨擘也。 皮錫瑞（1850～1908），清代經學家。字鹿門。著有《五經通論》、《經學歷史》、《今文尚書考證》、《王制箋》等。 戴震像 戴震（1724～1777），清代考據學家、思想家。字東原，安徽休寧隆阜（今屬屯溪）人。乾隆年間為《四庫全書》纂修官。《孟子字義疏證》、《原善》等。後人編有《戴氏遺書》。 漢學分吳皖二派 譏評宋學空疏之一派，專批評經書之本文，亦可謂自然之潮流也。彼等自命為漢學，凡兩漢以下書不讀。據彼等之言，漢儒距孔孟之時未遠，比較尚不失古義。欲講明經學，不得不先考察漢儒之言，所謂兩漢訓詁之學，於是以生。江蘇吳縣之惠周惕，其子士奇、孫棟，三世承述家學，同縣之餘蕭客、江聲、江藩，皆出其門，有浙西吳派之目。本文批評之外，有江永者，出自安徽婺源，一傳休寧戴震（東原），再傳江蘇金壇段玉裁。此派注重於解釋字音，以讀經書先要詳識古音，所謂小學專門派，有皖派之目。江蘇高郵之王懷祖及其子王引之，亦屬此派。以上兩派，縱斷雍、乾兩代之學界。及惠棟著《周易述》一篇，漢學之絕者千有五百年，至此復燦然而彰雲。戴震以經之載道明道為詞，謂「成詞者字也，學者先由字通其詞，由詞以求其道。予自十七歲志於聞道，謂非求之六經，不得孔孟之真，非從事於字義，無以通其制度名物語言，為之拮据數十年，灼然而知古今治亂之源」；謂「宋儒之譏訓詁、輕語言文字，猶渡江河而奪舟楫」，是已開放排斥宋儒之先聲矣。 校勘輯佚金石之學 從批評經書原文，研究字音，於是校勘之益精。各校刻善本，戴震之功可推第一。此外浙江杭州盧文弨，起抱經堂，從事校讎，刻《逸周書》、《經典釋文》、《春秋繁露》、《方言》等書。歸安丁傑助戴氏者，吳縣顧廣圻、江聲出於其門，校勘乃愈出愈精。以裒輯佚書，可以供研究漢學之要，惠門之餘蕭客，始刻《古經解鉤沉》，采唐以前之遺說，又輯曹魏六朝說經；江西金溪王謨，彙刊《漢魏遺書》；其較後者，有江蘇陽湖孫星衍，刻《平津館叢書》，介紹佚書，皆有促進時運之效。金石文字者，以研究鐘鼎彝器，乃至刻石碑板之文字為一派，前有直隸大興翁方綱（覃溪），江蘇青浦王昶（蘭泉），後有嘉定錢大昕。斯學與史學有密接之關係。約言之，以上三種學問，皆可為研究漢學之補助學科，互相關聯，以張其氣焰。 惠棟（1697～1758），清代漢學家，乾嘉學派吳派創始人。字定宇，號松厓，江蘇元和（今江蘇吳縣）人。一生治《易》，著有《易漢學》、《易例》、《周易述》、《古文尚書考》等。 抱經堂，清代乾隆年間，浙江學者盧文弨在餘姚設藏書樓名抱經堂（世稱「東抱經」），主要是校刊翻刻古籍，兼藏書。鄞縣（今浙江寧波）藏書家盧址有「抱經樓」，是東南聞名的藏書樓（世稱「西抱經」）。時人並稱為「東西兩抱經」。 《古經解鉤沉》，清代漢學家余蕭客所輯唐以前經籍訓詁的輯佚著作。梁啓超稱之為「輯佚之嚆矢」。 浙東學派及史學 漢學約發生於浙西，同時黃宗羲之史學，又起於浙東。宗羲之學，一傳而有寧波萬斯同、萬斯大，再傳而有餘姚邵晉涵、寧波全祖望；至會稽章學誠，雖未親受業於梨洲之門，而史學至此始集大成，其名著之《文史通義》，稱為古今絕作。諸人大抵皆熱心傳布前明之遺事，因之以刺激排滿之感情，不可謂為非浙東人之特色（參照第四十一章）。雖同為史學，而嘉定王鳴盛，出於吳派，著《十七史商榷》，錢大昕出自皖派，編《廿二史考異》，此一代之述作，可以稱斯學之最盛者。錢氏之外，尚有弟大昭等，與高郵王氏、吳縣惠氏，均以累世家學稱。以上舉新學之梗概，並附記先達之鄉邦。綜而觀之，今之南京以東，江、浙二省之沃土，為此種思想之養育地，如吾人所謂由東南富力，促進文化，非虛言也。但戴東原出自休寧，介於安徽萬山之間，若非力役，不能為生。或謂東原學之《說文》，乃影響於其勤苦習俗之故云。然戴氏之學，非成於故鄉，出揚子江之沃土，然後其著作乃發達。清朝對於此種新現象，講如何之方法與否？又新學之發生影響及於舊學與否？乾隆帝所設之四庫全書館，頗於此有關雲。 康熙帝編纂圖書集成 康熙帝命內閣學士將廷錫等，纂輯經史百家，名《古今圖書集成》，凡一萬卷，其內容之浩瀚，古今不見其比，雍正帝立；始印行之。《圖書集成》之材料，及其編纂之次序，雖未詳其概，但知其出自《永樂大典》者甚多。《圖書集成》，一大類書也，煩書者，將散見於諸書之事實，載於一類之謂，要不離乎簡便之旨。類書之出於中國已久，如唐之《藝文類聚》、《北堂書抄》，宋之《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是。《永樂大典》，又可謂廣義之類書。雖然，人文進步，篤學之士甘拔他人之萃與否，甚屬疑問，其兆早見於明代之原書匯刻。帝之事業，比之利用西洋文明，不得謂非失策也。依吾人所想像，《圖書集成》，雖得謂伴於清初之文化，而不足以施之於乾隆時之學風。質言之，今乃類書時代告終之期，而進於購讀原書之新時代是也。清朝當此保證文化聲譽微末之時，宜加一層思慮以處之，然當時不能不顧慮者，即其財政之態度也。 《古今圖書集成》書影 《四庫全書》與乾隆帝 乾隆三十七年，清廷發表《四庫全書》之論旨。——四庫者，謂經、史、子、集之四部。帝之意志可於其論旨而得之，曰：「御極之初，即詔中外搜訪遺書，並令儒臣校勘《十三經》、《二一史》，後開館纂修《綱目》三編、《通鑑輯覽》及《三通》諸書。惟蒐羅益廣，則研討愈精。如康熙年間，所修《圖書集成》全部，極方策之大觀，引用諸編，率屬因類取裁，勢不能悉載全史，使閱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來處」雲。可知帝之意，以學者不能滿足於類書，故別圖編纂一大叢書。於是自乾隆三十八年，開設四庫全書館，任皇室郡王及大學士為大總裁，六部尚書及侍郎為副總裁；然實際任編纂者，乃為總纂官孫士毅、陸錫熊、紀昀三人，而紀昀（曉嵐）之力尤多。分任編纂之事者，不少著名學者，如校勘《永樂大典》纂修官，有戴震、邵晉涵；校辨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有姚鼐、朱筠；篆隸分校觀有王念孫；總目協勘官，有任大椿，副總裁以下無慮三百餘名。該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告竣，總計存書，三千四百五十七部，七萬九千七十卷；存目，六千七百六十六部，九萬三千五百五十六捲雲。所謂存書，乃著錄於四庫者；存目，乃僅錄其書目而已。 紀昀像 紀昀（1724～1808），清代大臣、學者。字曉嵐、春帆，諡文達。曾受命主編《四庫全書》，親撰《總目提要》。有《閱微草堂筆記》、《紀文達公遺集》等傳世。 《四庫全書》之內容及編纂之方法 四庫館編纂之主旨，采六種方法。第一為敕撰本，自清初以至乾隆時，依敕旨所編纂者。舉其例如下。 《周易述義》十卷 《周易折中》二十卷 《周官義疏》四十八卷 《儀禮義疏》四十八卷 《禮記義疏》八十二卷 《春秋直解》十五卷 《律呂正義後編》百二十卷 《詩經樂譜》三十卷 《同文韻統》六卷 《叶韻彙輯》五十八卷 《音韻述微》三十卷 《明史》三百三十六卷 《遼金元三史國語解》四十六卷 《皇清開國方略》三十二卷 《御批通鑑輯覽》百十六卷， 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 《通鑑綱目三編》四十卷 《續通典》百四十四卷 《續通志》五百二十七卷 《續通考》二百六十卷 《皇朝通典》百卷 《皇朝通考》二百卷 《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 《皇朝通志》二百卷 《室宗王公功績表》十二卷 《蒙古王公功績表傳》十二卷 《勝朝殉節諸臣錄》十二卷 《台灣紀略》七十卷 《大清一統志》五百卷 《日下舊聞考》百二十卷 《熱河志》八十卷 《滿洲源流考》二十卷 《平定準噶方略》前編五十四卷、正編 八十五卷、續篇三十三卷 《平定兩金川方略》百五十二卷 《蘭州紀略》二十卷 《皇輿西域圖志》五十二卷 《盛京通志》百二十卷（外各省通志） 《國子監志》六十二卷 《歷代職官表》六十三卷 《大清通禮》五十卷 《皇朝禮器圖式》二十八卷 《國朝宮史》三十六卷 《滿洲祭神祭天典禮》六卷 《康濟錄》六卷 《淳化閣帖釋文》十卷 《經史講義》三十一卷 《儀象考成》三十二卷 《曆象考成後編》十卷 《協紀辨方書》三卷 《石渠寶笈》四十四卷 《祕殿珠林》二十四卷 《唐宋文醇》五十八卷 《唐宋詩醇》四十七卷 《皇清文穎》百二十卷 此種敕撰本，與對於他書者異，皆列各門例之前。 《永樂大典》書影 第二，內府本，乃康熙以來自宮廷收藏者。凡經史子集，存書約三百二十六部，存目凡三百六十七部。 第三，《永樂大典》，明成祖時所編纂，一萬餘冊，貯藏於翰林院者，就其中拔出，存書、存目凡五百餘種。今揭其著名於當時者，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嶺外代答》，《諸蕃志》，《宋朝事實》等。案採取《大典》本，乃尚書徐乾學之宿案，彼死於康熙中，不得行其志，至是安徽學政使朱筠主上此議。 第四，為各省采進本。命總督巡撫等，進獻其地方遺書。采書最多者為浙江，最少者為廣東，湖北、湖南、山西、陝西次之。據《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總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卷，別分卷者二千九十二冊。 《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清代官修書目。 天一閣 我國現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書樓，位於浙江省寧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 第五，私人進獻本。系當時著名之藏書家所進獻。知名於清初者，如浙江寧波范氏之天一閣，慈谿鄭氏之二老閣，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嘉興項氏之天籟閣、朱氏之曝書亭，江蘇常熟錢氏之述古樓，崑山徐氏之傳是樓等，至乾隆時已歸他姓者不少。四庫館令此等藏書家之子孫進獻之，約以進獻之書，謄寫後即付還，因之地方藏書家進獻頗多，一人送到五百餘種以上者不少，朝廷各賞《圖書集成》一部；百種以上者，賜以初印之《佩文韻府》一部。 第六，通行本。乃世間流行之書籍。 約以上各端，乾隆之編纂《四庫全書》，在中國書籍之蒐集史上，實為空前之偉觀。所可惜者，當時四庫之館臣，采《永樂大典》時，殊不盡職。據傳聞雲，彼等大抵取其卷帙略少者，宏編巨冊，措而不問。後來徐伯星所輯《宋中興禮書》、《政和五禮儀》等，皆從《大典》錄出者，即此可見。咸豐中張穆語以此事，謂《永樂大典》尚有秘本甚多。《大典》自明代即失其副本，翰林藏本，稱為獨一無二者，館臣草率了事，實為缺憾。光緒二十六年，當拳匪之亂，翰林院羅於兵火，其卷帙多散佚或燒失，殊可惜也。 建七閣貯藏四庫 乾隆帝編纂《四庫全書》，造文淵閣於北京紫禁城內，造文源閣於雍正為皇子時讀書之圓明園，造文溯閣於奉天陪都宮殿之地，造文津閣於塞外之熱河，為貯藏之所，此稱「內廷四閣」。文淵閣建造式，帝命仿浙江范氏天一閣為之。當全書告成之後，又命起文匯閣於江蘇揚州之大觀堂，起文宗閣於鎮江金山寺，起文瀾閣於浙江杭州聖因寺之行宮，亦各藏四庫全書一部，此稱「江浙三閣。」凡七閣。閣既成，帝曰：「我國家荷承休命，重熙累洽，同軌同文，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此其時也。」又謂：「朕蒐集四庫之書，非徒博右文之名，以示其得意焉。內廷四閣，非特別之資格，與得許可者，不准閱覽；江浙三閣，聽學者皆得閱覽抄錄。」七閣之中，今日尚儼然存者，惟文津、文溯、文淵三閣，他如交宗、文匯二閣，亡於太平之兵亂；圓明園文源閣，毀於火；文瀾閣亦少有散亡雲。 對於《四庫全書》編纂之批評 《四庫全書》編纂之旨，雖可於帝之宣言知之，然未必非乘國帑之豐裕，以逞其好名之心也。吾人前以四庫館之開設，為東南各省人文發達所促成，其實從一面言之，又無非北京朝廷從來崇尚之宋學，漸次失收服人心之效力使然耳。而四庫館對於門戶之見，力避忌宋漢兩派之爭，固不必言。且以講學之風為可厭，又以講學乃講明義理，其方針為排斥宋學者所不許。聞其初大興朱筠，請開設四庫館，尚書劉統勛力持不可，大學士于敏中力爭，乃得准行。劉駁斥之意如何，吾人未能深知，然征其生平之言行，必非無所揣摩而出此者。據清末一學士所解釋，本朝學術之分歧，實四庫館開其端緒，至有咸豐時天下不亂於長發賊，而亂於漢學之說。學術分歧，今乃益甚，始知劉統勛所見之遠雲。 劉統勛（1698～1773），清代大臣、學者，劉墉之父。字延清，號爾鈍，山東諸城人。歷任內閣學士、刑部左侍郎、左都御史等職。一生清廉正直，是被乾隆帝稱作「真宰相」的唯一之人。 乾隆帝之禁書令 在編纂《四庫全書》論旨前後，又布一禁書令，甚可注意。禁書者，即明代關於滿洲祖先之著述。據帝之論旨，此等逆書，不合於本朝一統之旨，勿使行於世。蓋文弱之漢人，被北人驅逐時，借文學以發抒不平之氣，為唯一之武器，其著述之數極多。帝此時不僅欲一掃此種明末之記錄，並思將其正史一切付諸銷毀，其處置殊不公允。此種命令，始於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再加二年之期限，至四十六年又展限一年。據兵部報告，當時銷毀之次數，二十四回，書五百三十八種，共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部雲。然猶以為未足，至乾隆五十三年，尚嚴諭遵行。從大體而言，在北方諸省較完全遵行；其東南各省，未能禁絕。時論中有江西、江蘇、浙江等，省分較大，素稱文人之淵藪，民間書籍繁多，所以不能禁絕者，皆由督撫等視此事為等閒雲。後流傳於日本之錢謙益詩文集，亦被銷毀於此時。乾隆帝一方夸蒐集《四庫全書》之功於漢人，他方立文字之禁，貽後世排滿口實，殊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