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四十五章 擴大外藩及治藩事業

（一）承認西藏及達賴 西藏與青海蒙古 西藏至第五代達賴，得漸固其政治上之地步者，以利用青海厄魯特部固始汗為始。初西藏分四部，東曰喀木、曰青海，西曰衛、曰藏，固始汗乃合併東二部，以青海為回族遊牧地，而喀木則徵收其租稅。西曆一六四二年（崇禎十五年），固始汗乘藏衛內訌，進兵占領西二部。汗本誠心信喇嘛教者，獻其地於達賴，然西藏主權尚為固始汗所有，達賴遇事，不免稍有牽制。當時達賴之行政官（第巴）桑結者，與藏地之藏巴汗不相能，謂拉藏毀黃教，乃乞固始汗翦滅之，以班禪喇嘛居其地，分治兩藏之地。一六五四年，固始汗病沒，第巴逞其威權，事多由彼專決，達賴儼然為國王，實始於此時。青海派來之監督官，至是殆同木偶。據某種記載，則該監督官於康熙之初已去其地雲。 達賴至北京 崇德四五年中，太宗在盛京送書於西藏達賴，七年達賴命喇嘛一人及青海酋長至清廷，此為清藏交通之始。使者至翌八年辭去。彼等之目的，初不專為傳教而來可知也。順治九年，達賴聞清朝占領北京以代明朝，欲親訪清廷，因於是年冬到北京。世祖乃建西黃寺於北京以為客館，授以「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普通鄂濟達賴喇嘛」之尊號，又賜以金冊印章。當時達賴對於清廷，多所顧慮，因以此地水土不宜，從人又病欲辭歸為言。達賴親來訪北京，彼見清廷無甚實力，胸中頗覺失望。征之於吳三桂亂時，康熙帝命青海蒙古由西藏東南之松潘入四川，達賴問諸臣僚，出而阻止，並代三桂提出和議，或與世璠約攻守同盟等事，均可推知也。康熙二十一年（西紀一六八二），達賴示寂。 羅布林卡 第巴秘不發喪 西藏教王政府，前此哲布聳丹巴，允許以化身與蒙古，欲以喀爾喀一帶為自己勢力範圍，至呼圖克圖入庫倫，漸次不甘西藏頤指，於伯勒齊爾會盟時，設呼圖克圖之坐位，與教王政府使臣對等，前節已述之矣。因此會盟，與準噶爾部以口實，遂致喀爾喀生一大擾亂。此事不徒為噶爾丹之口實，或即教王政府所授意。康熙三十五年，聖祖親驅逐噶爾丹於克魯倫河上，噶爾丹之兵大敗，彼慰其部下曰：「此行全非本意，乃因達賴使者告我以南征大吉故也。」康熙帝聞之，乃致書於教王政府之第巴，大意如下曰：「朕詢之蕃人，皆雲達賴脫緇已久，爾至今匿不奏聞。且達賴生存當時，塞外無事，已六十年，爾乃屢唆噶爾丹興兵為樂，道法何在？達賴與班禪互相主持，達賴果厭世，當告之護法諸王，以班禪為宗喀巴教之主。若不用命，朕當檄雲南、四川、陝西之兵，見爾於城下！」翌年，第巴大懼，密奏達賴示寂。 達賴推選權之混亂 第巴今已發表第五世達賴示寂，不得不指定轉生之化身，乃擇衛地一少年為達賴候補者，恐拉藏汗反對，思毒死之，然反為拉藏汗所襲。殺拉藏汗者，青海固始汗之孫也。同時藏中又出一候補者，即博克達山之伊西嘉穆錯，是為第六世達賴。青海、蒙古又不服，別立一里塘之噶爾藏嘉穆錯為真達賴，要求北京批准。康熙帝以遽行批准，不免釀成紛爭，乃使青海蒙古之候補者，居於西寧之塔山，暫待時機。塔山者，昔時宗喀巴瘞胞衣於此地，自古稱為黃教之祖寺。青海周圍數百里，有十三峰環繞之，海中有二島，人跡不至，習佛法僧之禪定者，於冬季結冰時，攜一歲之糧入之，往往有異僧出於其中。所謂青海佛法，與西藏不相亞者，卻非偶然也。 準噶爾部侵西藏 準噶爾部之策妄那布坦，見噶爾丹之死，思恢復其祖業，已如前述（參照第三十五章）。噶爾丹每利用西藏，策妄又思收西藏於自己勢力之下，於是以拉藏之女，贅其子丹衷於伊犁，不使之歸。康熙帝夙知策妄之意，使拉藏汗講防患之策，汗老耄不以為意。衛地之布達拉西北三十里，有騰格里海，其西接後藏之界，周圍百里，北岸綿延大山，伊犁之准部入藏，必由此路，中有鐵索橋之天險，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又舍此別無旁徑，奈拉藏汗不為守備。康熙五十五年十月，策妄果使大策零敦多布領精兵八千，徒步繞戈壁，逾和闐南之大雪山，晝伏夜行，以次年七月始達藏界。彼聲稱丹衷夫婦歸藏，由騰格里海突進，破藏兵，遂圍布達拉，執拉藏汗殺之，搜各寺廟之寶器，送於伊犁，且囚禁新達賴。 允禔像 達賴冊立權移於清廷 准部入寇西藏，為清廷之一絕好機會，得報，直命西安將軍進兵。喀喇河之戰，幾全軍覆沒。翌年，再以皇子永禔為大將軍，屯於青海木魯河；將軍傅爾丹、富寧安出巴里坤，牽掣其北方；將軍噶爾弼出四川，將軍延信出青海，由兩路搗西藏。康熙五十九年春，戰於青海西部，准部大敗，遂棄西藏而北竄。清軍遂將前此安置塔山之達賴候補者，護送至藏，西藏亦有歡迎青海蒙古所擁立之呼畢爾罕之心，遂眾口一詞，述推戴之意。康熙帝下詔賜以冊印，承認為第六世達賴，由是冊立達賴，實握其全權，自我言之，大為成功，自彼言之，喪失主權，以蒙古兵二千留於西藏，以為守備焉。 （二）青海蒙古之略定 青海蒙古與準噶爾部 清初青海蒙古酋長固始汗，領有唐古特四大部，初不敢侵犯清朝版圖。順治十三年汗死後，其裔分二支，在藏地者稱拉藏汗，在青海及河套者，稱鄂齊圖汗及阿拉善王。尋鄂齊圖汗為噶爾丹所破，阿拉善王雖受清廷保護，然康熙帝賜以賀蘭山為遊牧地，故青海一時無汗。康熙帝素有取青海之意與否，不得而知；但其地域居新疆及中國本部之間，當準噶爾之眾稱霸西北時，不能不收青海為屏藩，此亦必然之勢也。所以帝之出塞時，接見青海八台吉，即問誰為固始汗後裔，而封達什巴圖為親王，其餘亦共封以貝子、貝勒等爵。康熙五十九年，彼等皆因平定西藏之功，所謂八家者復興，而並不應准部之煽惑。然及達什巴圖之子羅卜藏丹津出，青海又動搖矣。 塔爾寺 丹津所意想之霸業 羅卜藏丹津統治青海，回想先人霸業，輒欲以青海及西藏屬於自己治下，而建造一大王國。雍正元年夏，誘諸部各稱故號，革王公等清朝所賜之爵，自號達賴渾台吉。彼意欲如乃祖鄂齊爾汗之據西藏以遙制青海，部下之親王察罕丹青、郡王額爾德尼等不從，遂向甘肅河洲關外奔。雍正帝得報，即派駐西寧之官，說以利害，為丹津所拘。酋長等舉兵相隨，並有大喇嘛察罕諾們之響應，騷亂益大。此大喇嘛系從西藏分住青海塔爾寺者，為黃教之宗師，信仰甚厚。丹津設法誘彼，彼從其意，於是遠近風靡，遊牧之番人喇嘛等，同時響應，其數逾二十萬，南犯西寧。 羅卜藏丹津（生卒不詳），清代青海和碩特蒙古貴族首領。曾脅迫青海蒙古各部貴族於察罕托羅海會盟，發動武裝割據叛亂，後被清政府鎮壓。 年岳二將立功青海 雍正帝乃以川陝總督年羹堯為大將軍，駐於西寧，別以四川提督岳鍾琪參畫軍務。年羹堯先出兵於甘肅永昌及布隆吉河（Polaukir）一線，防其南下；一面扼四川關外巴塘里塘及黃勝關，塞其入藏之路；又請別隊出吐魯蕃及噶斯泊（Casnor），截其通准部之路。各路進兵，為包圍青海之計劃，丹津始懼，歸還所拘官吏以請罪，帝不許。雍正二年春，岳鍾琪出發西寧，欲先殺其黨羽，頻焚毀其廬舍，當時斬馘越六千級。惟丹津據烏蘭呼爾之柴達木，無如之何。年即欲長驅沖其根據地，岳鍾琪曰：「否。青海地方寥闊，番眾尚不下十萬。我軍深入，賊若散而誘我，四面受敵，此危道也。不若乘春草未生，以精兵五千，馬一萬匹，兼程以搗不備。」雍正帝許可其說，專以岳鍾琪視軍。 布隆吉河，我國西北部的一條大河，河西走廊三大內陸河流之一疏勒河的西支流。 年羹堯像 岳鍾琪追擊丹津 雍正三年二月，岳鍾琪從西寧進兵，中途殪敵數百，又夜破哈達河之守兵。追奔一晝夜，士卒饑渴，塞外嚴凍，岳禱於天，忽涌甘泉，一軍歡奮，遂追殲敵兵二千人。敵於此地無哨探，岳軍銜枚夜行百六十餘里，黎明抵敵帳，丹津部下尚未起，馬皆未銜勒，倉皇大潰。丹津著番婦衣，騎白駝而遁，岳窮追日三百里，數日至桑駱海，紅柳蔽天，極目無際，乃退師。桑駱海（Tcharinor）即在今西藏、青海交界處，河源之西七百餘里，木魯河之北，王樹土司之西，斥鹵不毛。蓋清兵恐敵竄入西藏，沿河源西南而進，賊已由嘉峪關之西方噶爾遜河，橫過戈壁，北入準噶爾矣。是役也，岳鍾琪斬餘黨八萬，降數萬，奏凱而旋。於是分青海為二十九區，其喀爾喀、土爾扈特、輝特等部，各自獨立，不屬青海；西寧附近之降番，別設土司統之，不隸蒙古，以分厄魯特之勢。其朝貢三年一回，互市場設於西寧之日月山（Nara Sara Tahahan）。設青海辦事大臣於西寧，而朝廷又鑒於諾們剌嘛之弊，使各寺繳出明國師印，每寺之喇嘛，其數限三百人以下，禁止貯藏兵器與設立城堡。於是準噶爾乃不窺青海，中國本部與西藏之交通，又得以復活。 分設阿拉善蒙古 黃河外賀蘭山之北，有蒙古之一部落，俗稱阿拉善蒙古。先是青海固始汗之孫，有十四子，其四子居青海，和羅理等十子居此地，是為二部分地之始。康熙中，和羅理避噶爾丹，因居大草灘，廬帳萬餘，清吏驅之不去，後因西藏達賴之請，與以甘州東北之龍頭山，雍正中全與青海分離。阿拉善之最大富源，為吉蘭鹽地，與河套之花馬鹽地並稱。花鹽不如吉鹽之潔，故甘肅人民多仰給於阿拉善。 （三）與準噶爾汗之戰事 准部之得復強 噶爾丹死後，其孫策妄那布坦，欲回復祖業，頻經營伊犁各地，收集四方散亡，不經年而又成大部落。當夫康熙三十六年，大軍殄滅噶爾丹時，伊犁數千里之間，空而無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國方當勃興之勢，若急進大兵，收其部落，殺其羽翼，戍以偏師，其版籍可郡縣也。聖祖以其曠莽遼隔，費於轉輸，又以策妄獻噶爾丹屍之故，遂劃阿爾泰山以西伊犁一帶為其遊牧地，西域之大部落，於是復出現。即此以觀，清國兵力不能越阿爾泰山可知矣。策妄既領有準部，於是東北出額爾齊斯河上流，占今科布多全土，離間土爾扈特部，沒收阿玉奇汗之子及其萬餘戶，從來交聘於清朝之阿玉奇汗，攜其全部，投於俄國，於是內訌起。總之，康熙末年，並土爾扈特，控制和碩特大部於青海，再成準噶爾大王國。清朝見其致此強大，實出意外。康熙五十八年，命巴里坤出重兵，六十一年，進守烏魯木齊。 《平定準噶爾圖卷》 此圖描繪了清軍進軍伊犁，平定達瓦齊叛亂的情景。 清兵大舉北代 雍正五年，策妄死，子噶爾丹策零嗣立，驍勇好兵，盡如乃父，屢侵略四方不已。於是清廷議大舉以覆準噶爾之根據，大學士朱軾以為時機未到，惟尚書張廷玉慫恿最力，於是薦將軍傅爾丹——彼乃國初著名費英東之裔，干軀頎然，須髯秀美，有名將之風，立為元帥，率滿洲及綠營等五萬人出發，蒙古諸藩臣皆從行。時都統達福力諫不聽，帝曰：「策妄殂落，噶爾丹新立，彼地有分崩之勢，又何不可？」達福曰：「策妄雖死，老臣固在。彼親賢使能，諸酋長感先人之德，扦御盡力。主少則諫易，臣強則制專。我以千里轉餉之勞，攻彼效死之士，臣未見其可也。況天正溽暑，未便行軍乎？」張廷玉從旁贊帝之意曰：「六月興師，載之於《詩經·小雅》之篇，諸君豈不知乎？」帝曰：「達福患暑疾，盍不灌滷汁？」達福聞之，詞色俱厲，帝曰：「然則以汝副傅爾丹，汝尚敢辭乎？」達語塞，遂出。帝親行禱祭，以大壯傅爾丹之行色。然當北京出發時，大雨如注，旗纛盡濕，狼狽出都門，識者以為不祥雲。 築科布多城 雍正九年四月，大將軍傅爾丹之大兵集於科布多。彼之意，欲越阿爾泰山，一舉而奪準噶爾之巢窟。依波茲多乃夫之言，則科布多為拔出海面四千尺至四千二百六十尺之高原。至於科布多創建時日，則史策所記，甚為簡略，其言曰：「康熙帝敗噶爾丹，還喀爾喀所領地，進軍於阿爾泰，駐兵於科布多」雲。雖然，依科布多昂邦所言，科布多最初決無城砦，康熙帝破噶爾丹之軍後，雖駐屯於喀爾喀與準噶爾境，而兵營尚遠在科布多以南，當時此地不過耕作地耳。愛爾得宜理所編《蒙古志》，曰：「雍正八年（西紀一七三○）庚戌，大軍鎮撫四方，巡閱科布多附近，建築此城。命駐屯戍兵，即於本年築城址，需用之附屬材料與鐵，均由喀爾喀輸送而來。」此一說尚為可信雲。六月，獲諜報，知準噶爾之前哨，現於去科布多三日程之阿爾泰山東干之博克托嶺。一說以此報乃准部之詭謀；又某可信之記錄，有曰：「策零先以一將偽降，雲其國內人心離叛，與哈薩交戰經年，馬駝羸弱，士氣疲乏，襲之可滅其部落。」傅爾丹有勇無智，輕信其言，於是前進。 科布多，清代西北邊疆政區名、城名。又稱和卜多。東接喀爾喀蒙古的扎薩克圖汗部，西通塔爾巴哈台（治今塔城）、伊犁，南通迪化、巴里坤，北鄰唐努烏梁海，西北與俄羅斯接壤。雍正九年（1731）在布彥圖河畔築科布多城，乾隆二十四年（1759）擴建，二十六年於此設參贊大臣，歸烏里雅蘇台定邊左副將軍節制。 清兵敗於和通泊 傅爾丹之軍，出科布多，西進數百里，不見賊壘。諜曰：「敵在博克托嶺。」乃派先鋒。未至數里，聞胡笳聲遠作，忽氈裘四合，乘高突擊，遂將清兵四千，圍困於和通泊。傅爾丹以後隊往援，敵已滅其先鋒，即突入其本營，傅爾丹於是急麾索倫蒙古兵御之。定製，科爾沁蒙古樹紅旗、土默特蒙古樹白旗以為志，轉戰之間，科爾沁王偃旗先遁，土默特公沙津達賴奮身入賊壘，白旗耀然。索倫兵遙見蒙古敗，誤呼曰：「白旗兵陷於賊陣！」諸軍途大潰，終夜甲仗之聲不絕。傅爾丹率滿兵四千戒曰：「慎無墮家聲！」扦衛輜重，且戰且走。迨渡哈爾河，時副將軍皆戰死。八月朔，得還於科布多者不過二千人。此時岳鍾琪一隊，攻烏魯木齊，以分敵勢，然準噶爾之兵，早已退去，故無所得雲。 車戰之得失 和通泊之敗，不無歸罪於車騎營之制者。此制創始於雍正中，岳鍾琪與準噶爾戰爭之時。據傳聞，則岳鍾琪仿明邱浚舊制，稍加損益，凡車寬二尺、長五尺，用一人推車，四人護之，五輛車為伍，二十五輛車為乘，百車為隊，千車為營，行軍時載糧餉被服，夜則團聚為營；戰時兩隊居前，專司衝突，三隊在後隨之，其餘五隊護司令官以防敵襲，其陣形大要如下圖： 按右之車營形式，與專防禦敵人強襲之一種遊動堡壘相類。車戰可以行於平原，不能行於峽谷，鍾琪實用此營制於天山南路之平野，屢得奏捷，固其宜也。但當注意者，車戰制無論何如，皆以消極目的為主，如古之春秋時之車戰，不以沖潰敵隊為目的者是也。唐宋以後，中國人與塞外人交戰之際，每利用車戰，其方法與古代車戰制不同，觀於岳鍾琪之陣圖，配置強有力之騎兵團，接近前隊，可以證之矣。 准部三次入喀爾喀 清兵懲於和通泊之敗，移其科布多之大營於南二百里察罕泊之地。九月，准部乘勝東犯喀爾喀，以察罕泊及科布多有清兵之故，乃取道阿爾泰山以南，一由小額爾齊斯河，一由大額爾齊斯河，以精騎六千突入。額駙策凌頗能戰守，使之空還，詔進策凌為和碩親王。又鑒於此戰爭，將准部入寇之要路，堆河、翁金河及拜達理克河三處，築以城垣，與察罕泊大營接近。十年七月，噶爾丹策零再親率大兵入額爾齊斯河，潛行至杭愛山，掠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圖所居地之額爾德尼招附近。時哲布尊丹巴已徙其帳幕於內蒙古之多倫泊，以是空無所得。八月，彼等探知額駙策凌之軍遠出，襲其帳於塔密爾河，盡掠其子女畜牲。親王策凌，途中聞之，計無所出，見理藩院侍郎綽爾鐸，謀奔訴於北京朝廷。侍郎曰：「余素以豪傑待王，今乃知王為匹夫。夫蒙古諸藩，以王為最，朝廷方倚之辦賊。今妻雖被擄，卒尚存，王若統率諸部，舉全力斷敵歸路，一戰成功，然後妻孥可全，疆域可復，朝廷必旌王之功，賚酬其勞，收功豈不大哉！今若不顧大計，單騎歸朝，諸將帥不知王之心，按以軍律，嚴行處罰，吾恐漠北諸部，非復王有矣。」策凌聞之，感激嘆曰：「君言良是也！男兒一腔熱血，當為諾顏而傾。」因之返旆赴敵。諾顏，蒙古語君也。 察罕泊，在喀爾喀西部，科布多城南，清代為接濟吐魯番的戰略倉儲地。 翁金河，一作瓮金河，在外蒙古土謝圖汗左翼後旗南的一條大河。 光顯寺之戰 額駙策凌部下，有脫克渾者，能晝夜行百餘里，健足不衰，每登高峰，輒以兩手張其衣，如皂雕之鼓翼而立，故敵雖遠望，不覺其為偵探者，於是得一一報告敵情。策凌遂以彼為嚮導，督蒙兵三萬繞間道出山背，黎明直奔噶爾丹策零之本營，如暴風雨從天而下。敵於夢中驚起，人不及弓，馬不及甲，追擊至喀喇森齊泊，戰兩日之久，準噶爾大敗，向鄂爾昆河源之南退走。杭愛山，即古燕然山也。其地右阻山，左逼水，道狹不容大兵，光顯寺（額爾德尼招）之大廟宇，橫亘道上。準噶爾失其歸路，蒙兵乘暮薄險，呼聲大震，准部三萬餘眾，半墜水中，半被殺戮，蒙兵死傷者極少。惟西路之援師不至，策零突圍出，繞山而遁，委棄輜重於山谷，填塞道路。策凌雖急移檄拜達里克之清將，命絕其退路，然守將怯懦，不敢出戰。 三音諾顏部成立 光顯寺之大捷，皆由額駙策凌之力，於是進為超勇親王，授大扎薩克——扎薩克雖為「酋長」之義，此乃作為特種之旗長之義。喀爾喀破准部後，乘勢拓地，大展於西北。而土謝圖汗十七旗，亦繁盛至三十八旗，乃分二十旗與策凌，創建三音諾顏部牧地，自鄂爾昆河西北，至烏里雅蘇河，以翁金河為王庭，為中西東三部之屏障，從此喀爾喀有四部矣。案策凌初尚康熙公主，後公主夭死，歸住塔米爾河谷地，於乾隆十五年死，奉詔配享太廟；蒙古人血食於清朝宗廟者。以彼為始雲，準噶爾與清兵衝突，爾後屢見於巴里坤附近，張廣泗代岳鍾琪，廢車戰之制，奏捷不少。雍正十二年，政府派尚書傅鼐於準噶爾王庭，再以阿爾泰山為界，互相議定遊牧地。乾隆五年，又許其通商，准其進藏，並舉行謁見達賴喇嘛之禮，但限以人馬之數雲。由是康熙末至雍正用兵之事作一結束，清史家計其戰費逾銀七千餘萬兩，耗去雍正朝貯藏之一半。 （四）平定準噶爾 准部內亂 準噶爾汗自噶爾丹以後，三代皆梟雄，善用其眾。乾隆十年（西紀一七四五），噶爾丹策零死，所部遂亂。初策零有三子一女，長名喇嘛達爾扎，次名那木扎爾，又次名莫克什，女名烏蘭巴雅爾。其中扎爾之母，出於貴族。蒙古人最重嫡庶之別，國人即立扎爾使之坐床——「坐床」雲者，即位之意也。那木扎爾既嗣汗位，童昏無行，恣害大臣，幽殺兄弟，達爾扎自危，乃殺扎爾而自立。此時烏蘭巴雅爾，與其夫共有擁戴功，憾其委任疏遠，叛去，達又擒殺之。時有大策零之孫達瓦齊，與輝特部之台吉阿睦爾撒納，別居於雅爾地方，各有阿拉巴圖數千戶——「阿拉馬圖」者，奴僕之謂也。達出兵欲捕殺此二人，達瓦齊計無所出，日夜涕泣，阿睦爾撒納曰：「我等與其束手待擒，何若自投死地。」因率精兵千餘，由間道入伊犁，乘其不備，夤夜入幕。達爾扎方圍爐擁妾飲酒，阿睦爾撒納立斬之，撫其部落，迎立達瓦齊。 阿睦爾撒納奔清廷 阿睦爾撒納者，拉藏汗之孫也。先是大策零立國，欲以衛藏為右臂，與之和親，冀免後顧憂，於是以女嫁拉藏汗王子，以同盟說藏王頗羅鼐，藏王不許，策零怒，進兵西藏，為導者所誤，陷於大澤，窮蹙而歸，遂殺其贅婿，其妻有遺腹，適阿睦爾撒納之父。傳聞阿睦爾撒納生時滿身鮮血，人皆謂彼子為復仇而來雲。達瓦齊雖由彼而立，然未幾又生暌離，放言不誅阿某，禍終不止。阿睦爾撒納知不敵，乾隆十九年，遂來奔清廷。 清末避暑山莊 熱河謁見 乾隆帝之窺準噶爾殆非一日，至是得阿睦爾撒納來歸之報，帝詔議出兵可否，人皆懲於和通泊之敗，以為不可，惟大學士傅恆，力贊帝意。帝急往熱河，以王公大臣陪阿睦爾撒納，開歡迎宴，行接見禮。帝從容撫慰，賜以乘馬，互較騎射，並以蒙語詢其變亂始末，宴終而退，阿悚然懷懼。傅恆憤其禮遇太優，曰：「予膽裂，而不知己之生死矣！」此時又封阿為親王，及其二台吉為郡王。 達瓦齊被執 乾隆二十年二月兩路出兵，班弟為北路將軍，阿睦爾撒納副之；永常為西路將軍，薩賴爾副之，每路兵二萬五千，馬七萬匹。西路出巴里坤，北路出烏里雅蘇台，各攜二個月糧餉，會於伊犁東北三百里之博羅搭拉河地方。兩副將軍，皆準部之渠帥，建纛先進，各部落望風而靡，其同族大台吉及舊回部之酋長等，先後迎降，史家謂之「師行千里，無一抗顏」者，以五月朔，長驅集合於目的地。達瓦齊素荒於酒，毫無防備，倉卒派親信者出而徵兵，自率萬人，據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水為營。五月五日，清兵渡伊犁河急追。時有阿玉錫者，准部舊將也，率二十餘騎，乘夜大呼斫營，達部下瓦解，於是達投奔於回疆烏什城之回酋。然此時回酋已受清將之命，達遂受縛，並獲前由青海逃來之羅卜藏丹津，致於軍前。此戰之終結，進阿陸睦撒納為雙親王；然此非其本意也，故於乾隆二十一年遂舉叛旗。 阿睦爾撒納之叛 乾隆帝征服伊犁，設厄魯特四部，以分其勢力，猶編喀爾喀為七旗也，然此事為阿睦爾撒納所不喜。帝知之，以科爾沁親王附於彼以為內偵，親王故意黨於阿，阿亦以親王為腹心。平伊黎後，阿遇事不奉將軍之命，生殺自專，副將軍印置之不用，舊準噶爾汗國原有小紅鈐記，彼捺用之於簿書；又通諜鄰國哈薩克及俄羅斯等，自言彼非降於北京朝廷，但率滿蒙之兵以平定準噶爾耳。將軍班弟不能制之，朝廷亦以伊犁初定後忽卒撤大兵，不可謂非失策，帝得鄂容安之密奏，命捕誅之。時班弟部下兵僅五百，其餘皆新附之准部人，遂不能行事。於是再召阿還熱河，伴以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阿不得已於八月中至烏隆古河。一夕，阿設幕招額，酒已數行，阿起曰：「阿某非不臣，但中國寡信，今入其境，如驅牛羊入市。大丈夫當自立，安肯延頸受戮耶！」遂命呼酒者再，伏兵四起，旌旗耀日，擁阿出營而去。瀕行，徐解其副將軍印擲與額曰：「汝持此還大皇帝可也。」遂據鞍馳去。額林沁多爾濟瞠目視之，無如之何。 伊犁平定 阿睦爾撒納既出亡，一時清廷莫知所措。但阿於博羅多拉河建立汗庭，再復準噶爾王國，然舊部皆不堪其頤使。西曆一七五七年（乾隆二十二年），命將軍成袞札布從北路，將軍兆惠從西路，各率大兵進發。適逢準噶爾諸部內訌極甚，且痘疫流行，死亡相望，兆惠之兵，長驅而至，諸部悉潰，阿睦爾撒納奔投哈薩克。兆惠與其副將軍張兩翼，分數路入伊犁，搜討準噶爾，斬殺殆盡。兆惠一軍，追擊阿睦爾撒納，從伊犁出吉里吉斯曠野，哈薩克抗之，被清兵擊破，進逼其牙帳。阿睦爾撒納徒步奔俄境，為其官吏所獲，送於本國；清將順德訥往索阿，俄官諉為不知。時北京朝廷恐以為一逋逃人致與俄稱兵，漢大臣無不主張即行退兵，乾隆帝曰：「書生之迂語，豈足聽耶！」因命理藩院通諜於俄索阿。時阿已死於痘症，俄人送還其屍於恰克圖，伊犁始平。據史家言，將軍兆惠等殺戮准人，凡山陬水涯、漁獮資生之地，悉搜剔無遺，雖一部數十百戶，無敢抗者，先呼其壯丁出，次第斬殺，寂然無聲，駢首就戮。又此時准人病死者十之二，逃亡於俄及吉里斯斯者十之三，為清兵所殺者十之五，數千里之內，無一準人。案準噶爾盛時，有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各台吉之二十一昂吉，統計戶數二十餘萬，人口六十餘萬。鄂拓克者，汗之部屬；昂吉者，台吉之戶下；而集賽為喇嘛之集圍，其人數有六千餘人。 兆惠（1708～1764），清代將領。字和甫，滿洲正黃旗人，吳雅氏。歷官兵部郎中、內閣學士、盛京刑部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職。屢立戰功，為捍衛西北邊疆，維護國家統一建立了功勳。 吉里吉斯，在今巴爾喀什湖東南。 （五）駐藏大臣及活佛掣籤 駐藏大臣之始 康熙五十九年，設駐防於西藏，貝子康濟鼐管理前藏，台吉頗羅鼐管理後藏，前已言之。雍正三年冬，藏中噶布倫（土官名）等三人，忌康濟鼐之權，聚兵殺之，北投準噶爾。清廷得報，出兵未至其地，而頗羅鼐率後藏及阿里之兵，已生擒噶布倫。詔進頗羅鼐為貝子公，統全藏事務，賜以犒士銀若干，同時留正副大臣各一人，隨帶四川、陝西之兵二千，此為駐藏大臣之始。是年，準噶爾之策妄死，子策零嗣立，入藏行煎茶禮，又聲言送還所捕拉藏汗之二子。清廷仍嚴兵備，乃收前藏東南之巴塘、里塘編入四川，設宣撫土司治之；其中甸、維西二廳，隸屬雲南；移達賴於西里塘之惠遠寺，以避准兵。八年，又移於泰寧。然雍正十二年中，策零與清廷議和成立，清政府送達賴歸藏，減駐防四分之三。此時達賴雖與章嘉胡圖克圖相通，要求返還巴塘、里塘，清廷不允，惟於達賴誕生地，建設宏麗寺院，賦稅歸達賴而已。乾隆十五年，有朱爾墨特之亂，形勢又為一變。 布達拉宮 增加西藏駐防 朱爾墨特者，頗羅鼐之子，以乾隆十二年襲封郡王，思駐藏大臣之不便於己，先奏請罷駐防，陰通準噶爾，使為外援，時駐藏大臣傅清及左都御史拉布敦二人，早知其情，欲先發制之，左右無一兵，乃以計誘彼至寺中，登樓時手刃之，二人亦隨被害。達賴喇嘛捕朱爾墨特之餘黨，報告北京，於是下命：凡從來汗王貝子之稱號等，一概廢絕；設四名噶布倫，分管政事；又增加一千五百駐防兵。乾隆五十六年，用兵廓爾喀，駐屯土番兵三千，漢蒙兵一千，由此始大增加其威力。駐藏大臣與達賴、班禪立於對等之位置，凡噶布倫及土官之任免，均須大臣與達賴會同辦理；凡商上喇嘛之出入，春秋二季之巡閱國境，亦須經大臣與達賴會同行之。商上喇嘛者，隨從達賴、班禪之一種會計官也。從前大臣乃一監督官，今乃實握政權矣。乾隆二年，查理藩院檔冊，達賴所轄寺院三千零五十餘所，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餘人，百姓十二萬千四百三十八戶；班禪所轄寺院三百二十七所，喇嘛一萬三千七百餘人，百姓六千七百五十二戶。其喇嘛稱胡圖克圖者，不可勝數。 《欽定藏內善後章程》書影 呼圖克圖之化身掣籤 達賴喇嘛之化身，第一代、第二代出於後藏，第三代出於前藏，第四代出於蒙古，第五代出於前藏，第六代出於里塘，皆非限於一族一地而出者；班禪及大呼圖克圖亦然。至乾隆末年，各大喇嘛均以兄弟叔侄之關係而為之，且多為蒙古王貝勒之子弟所占。甚至於哲布聳丹巴示寂時，適土謝圖汗夫人有孕，蒙古人指其胎為哲布尊丹巴化身，及產生時，乃非男子，而一女子也，一時傳為笑柄。乾隆五十七年，清廷乘廓爾喀用兵之餘威，設金奔巴瓶一個於中藏大招寺，命令以掣籤之法，選呼畢爾罕之候補者。其寺為著名唐吐番會盟碑建設之所，至關於金瓶掣籤之布置，則有將軍福康安之報告如左曰： 金奔巴瓶，即金瓶。藏語稱瓶為奔巴。是清政府為進行藏傳佛教達賴喇嘛和班禪大師兩大活佛化身轉世的掣籤認定專門製作的。1792年，乾隆帝制定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將活佛轉世制度以法律形式規定下來，明確規定活佛轉世靈童，須經金瓶掣籤方可認定。並命製作兩個金瓶，一個供於拉薩大昭寺，另一供於北京雍和宮。此法一直沿用至今。 大招寺，今通稱大昭寺，著名藏傳佛教寺院，位於西藏拉薩。 查達賴、班禪，從黃教之宗喀巴流傳至今，凡達賴、班禪圓寂，俱有呼畢爾罕出世，以衍其教；從來吹忠（即師巫）之作法，亦能公平信實以指認此呼畢爾罕，故僧俗亦皆深信而弗疑。歷輩以來，各蒙古部族及大小番族，俱以吹忠之作法為歸，其習慣已有牢不可破之勢。雖然，行之既久，其中妄指之弊，亦不能免。即藏內之呼圖克圖中，仲巴乃前輩班禪之兄也，哲卜尊丹巴乃達賴之姪也，而丹津班珠爾之子，即系三巴呼圖克圖之化身也。族屬姻婭，遞相傳襲，恰與世職無異；各呼畢爾罕同出於一家親族，使人不能不疑。此次設金本巴瓶，將吹忠四人所指定之呼畢爾罕姓名，及生年月日，各書一簽，貯於瓶內，令於公眾之前指定之。是實足以杜將來之惡弊，而滿足眾人之心者也。 大招寺 關於此種辦法，從來專占威福之達賴之族戚，皆表示反對之意，然際此駐藏大臣權力滿張時，遂以北京命令使服從此方法矣。別據福康安之所言，謂豫先使吹忠四名演其生平降神之法，一旦達賴示寂時，則吹忠即將呼畢爾罕之姓名生年月日，各書一簽，藏於金瓶內，喇嘛誦經七日後，招集各呼圖克圖於佛前，駐藏大臣臨席而後掣籤；然若四人指定之呼畢勒罕同為一人時，則以空簽一枝放於瓶內，若掣出空簽，則以為無佛佑，更別為掣籤雲。其簽文則書以滿、漢、藏三種字，蓋使眾人易於明了也。至北京雍和宮所設之金瓶，系決定各扎薩克蒙古所依歸之呼圖克圖之呼畢爾罕者，由理藩院大臣與在京之章嘉喇嘛，會同掣籤行之，但其金瓶只二個雲。雖然清朝控制西藏，統御沙漠南北之蒙古，其術皆以操縱喇嘛為主，此為最有意味之事，俗稱之曰「活佛掣籤」者是也。 （六）平定回部 回部宗黨分派 天山南路諸城，皆奉回教，因名其地曰回部，土著之民雖不盡同，大概為土耳其之一種。西曆千四百年時發生內亂，著名之特甫爾克鐵木耳汗國分而為二，一據喀什噶爾，一據阿克蘇，互相爭殺；其餘土民，乘隙侵略，無所不至。明末時，有梟雄蘇丹曬特者，起而平定天山南北路，四境漸歸平靜。雖然，未幾又起宗黨分派之爭。史家所記回人分為白帽回、黑帽回兩派，因其人民分白山、黑山兩派之故。宗黨中有稱和卓木者，為謨罕默德後裔，譯意有君主之義。西曆一六四五年，白山派有於果查地方稱阿巴克者，以道德著聞，四方歸仰者甚多。喀什噶爾領主依斯邁爾，本信奉黑山派，頗反對，遂驅逐之。於是阿巴克大怒，走喀什米爾，又赴西藏，親近其教王達賴，藉以求伊犁、準噶爾之應援以報怨。準噶爾之梟雄噶爾丹，以阿巴克之請援為好機會，西曆一六七八年，遂加兵於喀什噶爾，直收其地，立阿巴克為首領，取償金，定貢賦雲。 特甫爾克鐵木耳汗國，指察合台汗國。原為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封地，主要轄區在天山南北。14世紀後半期分裂為東、西兩汗國。 大小和卓木 康熙三十五年噶爾丹敗死後，有嘗被監禁於西藏之回酋阿布都實特者，至是潛逃而歸葉爾羌。其子瑪罕木特，企圖自立，及噶爾丹策零立，復被執，並將其二子與數千回民，俱移於伊犁。長子名博羅尼都（或稱布那敦），次子名霍集占，所謂大小和卓木者是也。乾隆二十年夏，平定伊犁，先釋大和卓木，歸葉爾羌；而小和卓木，尚留伊犁，管理回民事務。後小和卓木附和阿睦爾撒納之叛亂，與台吉宰桑（官名）戰，及再戡定伊犁時，彼乃逃歸於兄大和卓木所居之葉爾羌地方。此時清廷尚無用兵回部之意，仍先以將軍兆惠招撫其兄弟二人。大和卓木曰：「請就招撫。」小和卓木曰：「否。我等若聽清廷之處分，則必分兄弟中一人，留於北京以為質。我祖我父，世世以此受制於人，今幸無強鄰逼處，不以此時自立，長為人奴，非計也！中國新定準部，其地方反側，尚未大定，不能遽行出兵；即使來戰，我守險拒之，糧餉不繼，戰必可挫也。」在坐之諸伯、克阿渾（官名）等，大以此說為然，遂擁附其兄弟，豎獨立之旗。回戶數十萬皆靡然從風，惟庫車、拜城、阿克蘇三城之阿奇木伯克（官名）鄂對等不應，走伊犁以依兆惠，而清廷前此所遣之招撫使，至是被害於庫車城。 霍集占（？～1759），即小和卓木，清代新疆伊斯蘭教白山派和卓。後舉兵叛亂，兵敗被殺。 清代武士像 圍困庫車城 靖逆將軍雅爾哈善從土魯番攻庫車城，時在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和卓木兄弟聞之，率銃手萬餘，越阿克蘇之戈壁而來援。清將愛隆阿等迎擊於途，殲其先鋒，又擒殺回兵於城外鄂根河者甚多，奪其大纛，截其歸路。於是和卓木兄弟，乃收殘兵千餘，入庫車城。雅爾哈善曰：「是其自投羅網也。」鄂對曰：「否。賊必不長居圍城之中，勢必逃遁。其道有二，一由城西涉渭干河，一由北山口向阿克蘇戈壁。請分兩路設伏以待。」雅爾哈善不信。後果不出鄂對所料，和卓木兄弟及伯克阿布都等，以四百騎遁，皆走阿克蘇，而阿克蘇之伯克霍吉斯閉門不納，再赴烏什，烏什亦不納，於是小和卓木奪取葉爾羌，大和卓木奪取喀什噶爾。 黑水之戰 駐伊犁將軍兆惠，以是年八月南征。先以鄂對招撫和闐，親率步騎四千，急趨回部根據地。十月六日，至葉爾羌城東，欲先奪取其壘，回兵固守不出。葉爾羌城周圍十餘里，四面有十三門，兆惠兵少不能攻城，乃相機而動，先於城東蔥嶺南河對岸草地紮營焉。由蔥嶺發源，南流者有兩河，南北分注，其北河經喀什噶爾之外，其南河經葉爾羌之外，土人稱北河曰赤水，南河曰黑水，此所謂黑水營者也。兆惠已分遣兵八百扼喀什噶爾援兵之來路，又偵知敵在牧場之城內英奇盤山下，欲渡黑水取之。十三日，留兵守黑水營，而自率千餘騎由東而南，甫渡四百騎，橋忽斷，城中回兵見之，出五千騎來截，清兵奮勇直馳其陣；彼又以步兵萬餘，再由城中出援，張兩翼以圍困清兵。時黑水營之兵，隔河不得往救，又其地一帶泥濘，難以自由馳騁。此戰自朝至暮被回兵殺傷甚多，人馬多陷於淖中，因而死傷者亦不少，將軍之馬中槍彈斃，再斃再易，明瑞、高天喜等皆同戰沒，其戰爭之慘烈可見矣。回兵即乘勝築長圍以困黑水營，或決上游之水以灌，或夜襲營。清兵甚勇敢，圍困三月，曾不少衰。乾隆帝聞黑水營被圍，因發索倫、察哈爾之兵以出援。 清代鐵盔 回部諸城皆陷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清之援軍，遂解兆惠之圍，歸阿克蘇。翌年夏，欲克復和闐諸城，以步騎三萬由兩路進兵；兆惠由烏什赴喀什噶爾，富德由和闐向葉爾羌。和卓木兄弟此時棄兩城越蔥嶺西遁，清先鋒追博羅尼都，及於阿楚爾山，斬獲甚眾，遂窮追至巴達克山界之伊四渾河，後巴達克山地酋長殺和卓木兄弟，贈屍於清朝雲。準噶爾及喀什噶爾之地，至此盡入版圖，稱為新疆，建伊犁、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喀什噶爾四鎮，設參贊大臣、辦事大臣及領隊大臣，大小相統屬，各管其方面諸城。其中伊犁為新疆全部重鎮，創建惠遠、惠寧二城，置將軍一人，參贊大臣一人，領隊大臣五人，統率滿洲、蒙古綠營索倫、喜伯厄魯特、回部諸營，惟科布多及烏里雅蘇台二部，別為管轄。然清朝以寬大政策對回教，此事大可注意。蓋以為兵力所得之地，未必心服，土地人民之配置，毫不改革。各城或各部設阿奇木伯克為長官，使之屬於參贊大臣或辦事大臣，其位不得越三品，又設伊什罕伯克為阿奇木伯克之副官。城分數區，稱區長為密刺布伯克，皆由土人中選任之。至土人之宗教風俗，似無何等關係，而辮髮之制，除由四品以上官吏許可者外，余皆禁止，可謂特例。徵收租稅甚少，當時仍依準噶爾時舊制，收原價二十分之一。 （七）緬甸之服屈 木疏部長瓮籍牙之雄圖 當明末清初時，平西王吳三桂窮追明永曆帝於緬甸之阿瓦，緬酋莽達刺捕之，獻於軍前。自此之後，緬甸負其獻捕之功，不入朝貢。乾隆十六年時，有阿瓦北境木疏（Mozobo）之部長，名瓮籍牙（Alonpura）者，適南方白古之酋長等，襲殺莽達剌，瓮籍牙乃驅除之，回復國都，自建新緬甸國。瓮一作雍，據彼致清廷之書觀之，其先世為雍田，漢和帝永元九年授印綬，爾來經千七百年雲。瓮籍牙並白古，更移兵降阿撒母。至子孟駁嗣立時，圍攻暹羅國都猶地亞，陷之。 緬甸古王宮 緬酋寇雲南西邊 瓮籍牙克復阿瓦，盡臣服其舊部時，唯桂家、木邦二土司抗不服命，遂與新緬構兵，二土司敗，前後走孟坑。桂家乃故明桂王之裔，世世據波龍之銀廠，以富甲諸邦稱。其酋有宮裡雁者，既被破，竄於雲南邊境，永昌知府誘而殺之。新緬王於是益無忌憚，尋逼雲南西南之耿馬土司，且以兵進邊外，欲索木邦之逸酋。蓋以諸土司之內屬者，向例每年於緬甸輸入一定之私幣，自木疏繼起，諸土司不行此例故也。當此絕好之機會，清吏不解其消息，反助彼翦殺桂家等二土司，不可謂為非失計矣。新緬酋今乃更勒索內屬諸土司，揚言將嗾孟養土司渡滾龍江，而入寇雲。 邊吏弄兵 緬甸雖揚言入寇，實無與清朝為難之意。乾隆三十一年，大學士楊應琚為雲南總督，聽巡撫常鈞之言，自駐永昌，屬吏之喜功者，無不爭說取緬甸之易。有騰越州之知州陳廷獻者，使人招土司，土司不聽，則使其所屬之土目虛獻孟密，又使木邦故土司子弟之在孟坑者虛獻木邦，遂以外收二土司、地千里、戶十萬入告，實則孟密、木邦仍在緬甸，非二姓之所能獻也。翌三十二年，副將趙宏榜以兵數百，攻襲蠻暮之新街。蠻暮之地，扼金沙江水口，為緬甸與中國通商之地，據緬甸國都阿瓦之上游。緬甸直驅逐清兵，尾追至雲南西南境隴川之虎踞關，然緬人不取攻勢，惟以兵出沒於永昌、騰越之各邊境。而楊應琚以征緬甸得不償失，遂請拋棄諸新附土司之地上奏，乾隆帝震怒，楊被逮。史家評此時之政策，以緬酋孟駁實無內犯之心，諸邊臣徒張皇而啟兵端，本可罷戰，而其情不能上聞，於是授將軍明瑞滿兵三千與雲南、四川兵二萬餘，大舉以征緬甸。 緬甸古蹟 將軍明瑞戰死 征緬軍以雲南為起點，分為兩路，明瑞由木邦、孟良攻其東路，參贊額爾登額由孟密、老官屯攻其北路，約會齊於國都阿瓦。明瑞之行程，於錫箔江、天生橋等處與敵會戰，皆得勝利。至象孔時迷失道，彼以為北路軍約由孟密而入，其地近孟籠，必有敵糧屯積，乃議向孟籠，果獲糧餉。雖然，時既深入緬甸二千餘里，而北路之師杳無消息，乃複議取道大山土司，向木邦而歸。緬甸偵知之，以為國都不必顧慮，悉眾追戰。清兵且戰且退，每日先以一軍拒敵，即以一軍退於數里外列陳以待，軍至則迎戰。明瑞等更番殿戰，步步為營，每日行不滿三十里，由象孔至小猛育二千餘里之地，約須六十餘日，其困憊可想見矣。向北路之額爾登額，亦同遭困難，中途阻於老官屯者月余，帝命其急進，然未達小猛育，而明瑞等諸將已戰死。 緬甸古蹟 緬人請降 明瑞之死，兵氣沮喪，緬人不知，恐清兵之再討，遂放還俘虜八名，使擺夷持貝葉書求和。北京朝廷以其求款不遣本處頭目，未免不誠，拒絕之。三十三年十一月，適得陷於賊者某守備之密書，以緬甸方與暹羅仇殺，可約而夾攻；又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暹羅為緬甸所殘破，國土為土酋割據，由是用暹羅之議遂寢。政府更以大學士傅恆為經略，名將阿桂為副將軍，明德為總督，再行南伐。 緬甸服屬 傅恆等之遠征，以乾隆三十五年夏七月，出發雲南，不得不先與暑熱瘴氣戰，大概失利。十月，各路之師皆勝。雖然，彼等有副將軍阿里袞之病，議不即搗國都阿瓦，惟取老官屯之敵壘，緬甸死守，遂不能下。乾隆帝派大軍以張國威，實則空使將土冒瘴癘耳，可謂失算者矣。緬甸酋長預知清軍退卻，自陳請入貢，清兵不得已，遂班師。乾隆四十二年，暹羅之遺臣鄭昭（phuya Nak）起而謀恢復故國，緬甸不能支。鄭昭者，乃今暹羅國王之祖也。同五十一年，冊封昭子鄭華（Phuya Chakri）為國王，緬甸聞之益懼。同五十三年，緬酋孟雲（Polo Apara）款關入貢；五十五年，求冊封國王，朝貢十年一次。 （八）安南黎氏之冊封與阮朝之創立 明朝之冊封與安南 安南雖自明成祖於永樂十二年征服後，入中國版圖，然國人久習自治，不喜大國之干涉，上下皆切望地方豪族之自立。時交趾之清華州中，有豪族名黎利者，眾望所歸，起而圖全國自立，未及數年，悉驅逐明軍，交趾復儼然成一大國。國中有二都，一為交趾之首都，一為清華州之清華，稱交都為東京，清華為西京，又號西都。黎氏歷代與中國不睦，雖其使節往返者不少，冊封之典亦屢屢行之，然不過表面而已。明朝之衰，有宰臣鄭氏者，對於宗主國之態度，益加冷淡，及永明王自雲南請援時，彼僅以兵出國境為聲援而已。康熙五年略定雲南，黎王繳納明桂王之敕印，清朝更冊封黎王維禍為安南國王。凡六傳至維褍，而阮氏之亂起。 阮氏起於廣南 黎主維揣幼沖，權臣鄭氏專事威福，大為人民上下所怨惡。廣南州有大豪族阮氏，本有名之族，且能愛士，富甲國中，諸豪族地方之民，戴之儼如君臣。阮氏本為前黎家左右輔政之一，及鄭獨專國政，怏快自失，遂去而歸其鄉，在廣南順化府稱王，號廣南王。於是安南分為南北二朝，一居東京，領舊交趾全部；一領廣南以南之地，治月城，後改稱順化府（Hùê）兩家之爭，連年不解。阮氏至第十一代阮福映（嘉隆王），始與中國交聘。 越南順化古蹟 西山黨舉兵 西曆一七七三年（乾隆三十八年）頃，東京西山中有大富豪阮文岳（Nguyen Van-Nhac）者，與其弟文惠、文慮舉兵，自稱西山黨，逼順化府，於是安南史上之最大事件出現。阮朝之兵頻敗，阮惠王先斃於賊手，其侄阮福政立，亦陷於賊中，其弟福映遂即位於亂離之中，稱為嘉隆王，實一七七九年秋也。王之七年即一七八五年，西山黨勢益張，阮文岳自稱為帝，統治中交趾，以文惠統治上交趾，使當東京之黎氏；末弟文慮統治下交趾。由是嘉隆王不能容於國中，數年以來，寄寓暹羅，日夜頻謀恢復，將校不赴援，兵卒不用命，居城西貢，屢次克復，又被奪取，至一七八六年（乾隆五十一年），乃逃避於富國島（一名西貢島）。 嘉隆王（1762～1820），越南阮朝（1802～1819）的創建者。名阮福映，清朝封其為越南國王。 佛蘭西教士悲柔與嘉隆王 西曆一七六五年（乾隆三十年），有Pigneux de Retaine百多祿悲柔者，由印度之法國領地，到安南、交趾、中國，從事布教，蓋耶穌會教士也，為嘉隆王所親信，常不離左右，時勉勵王必以恢復為志。嘉隆王對悲柔曰：「今賊未平，而四顧無援軍。卿為我使泰西蘭、英、葡三國，乞發兵助我。」悲柔勸其請兵於己國法蘭西，且問質物，曰：「列國交以子為質，吾子景睿甫六歲，今以屬卿，卿其善護之。」乃以一書托悲柔獻於法王路易十六世。其書曰： 上國乃富強大國，下國地勢褊小，又相懸隔，但深信陛下必能諒我誠悃，輒從百多祿神父之請，專望上國之一助。茲謹委百多祿送王子齎國寶赴上國求援。下國知陛下仁慈，必能俯聽王子之請，嘗不數日，即可發援軍與王子同來也。盼望之至。 悲柔乃與王子於一七八七（乾隆五十二年），到法國謁見法王，請為援助，以復嘉隆之位。悲柔曾送書於巴黎外國傳教會中，序述王子景睿出發時之情況如下曰： 茲有望諸君之助者一事，無他，即余受嘉隆王之託，以教育王子是也。事之成否，雖不可預知，以余所願，由耶穌教教育王子，易其在塵世所失之冠冕，希冀得益加貴重、益加永遠之冠冕，以償之也。能助余盡此責任者，唯諸君耳。王子年僅六齡，既能誦祈禱文，又富於智力，對於宗教，亦甚表熱心，又其父母、祖母、乳母等及其他五百餘之從者，一旦臨別之時，在他人未有不涕泣者，而王子初無悲哀之狀，一惟戀戀於余，是有夙因，非所能解也。耶穌教徒，以為天帝之殊恩，以為我宗教隆盛之好兆，而知識淺薄之教外之徒，反以余為幻術鉤惑王子云雲。 與嘉隆王締結條約 悲柔為使至法國時，遊說當路，其大要所傳如左曰： 於印度政治上之權力，偏重於英國，今欲得其平衡，頗為不易。雖然，若可以得確實效果者，不如於交趾支那之地，設永久之組織。試考察交趾、中國之物產，及海港之情形，可知於此地設永遠之組織，無論平時、戰時，必可得最大利益也。 交趾支那，交趾是我國古代對越南的稱呼。交趾支那位於越南南部、柬埔寨之東南方。交趾中國並不是一般國度，而是先後由多個政權統治。在法國殖民地時代，該地的法語名稱是Cochinchine，首府是西貢。隨著越南國的成立，交趾支那在1949年消失。 第一我等在亞細亞欲與英人爭，當以傾覆其商業，或削弱其商業，為最適當之手段。我等當以較低廉、較便利之方法以與英人爭，庶大殺其中國通商之利益。 第二若交戰之時，先派軍艦巡邏海口。倘更欲有效，則以軍艦巡遊於廣東珠江支流之虎門左近，可以隨時攔斷船舶之出入。 第三在交趾支那修理船舶，或製造新艦，均可設法而得價廉之效果。 第四我艦隊所要之糧食，及其他殖民地所需品，皆可於此得之。 第五於緊急時，在交趾支那，可以募集人員補充兵士及水手。 第六英人雖向東洋張其羽翼，此計畫可為我所排除。 悲柔之說詞，大略如此。西曆一七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即大安南國嘉隆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法全權陸軍少將門磨林與安南全權阿特蘭教正悲柔，締結攻守同盟條約。依此條約，法王路易約預備遠征軍助嘉隆王復位；又嘉隆王之報酬，則於國內平靖時，供給制一等戰艦十四艘之材料；又法人得設領事，於領事駐在地製造軍艦，且允法國伐國內之森林；又為達此目的，法國再派海軍兵士一隊，永駐交趾支那；又割荼鱗灣及荼鱗半島及其他二島與法國；又法國人在此處遇他國之侵襲時，安南准給以兵六萬；又法國為印度戰爭之用，公認其募集安南兵一萬四千，且有練習之權利。然此條約，當時不但不能實在履行，締約後二年，又有大革命之事。一七八九年，悲柔奉王子歸西貢。 法王路易（1754～1793），即法王路易十六，王儲路易之子，1774年即王位。1793年1月18日，被國民公會在巴黎革命廣場處死。 西山黨入交都 先是東京黎王朝廷，有宰相鄭氏兄弟相爭，上下互相軋鑠，人皆不顧朝政；而黎王景興又不知鎮壓，獨處深宮，袖手旁觀。西山黨首領阮文惠乘之，一戰而破黎氏之兵，整隊入東京首府。首府交都，即今之河內也。鄭氏一族，不知所為，與其戚族皆自盡，文惠於是代黎氏執政掌握萬機。一七八七年，黎王景興沒於位，王子維祁即位，稱為紹統王。 黎氏求援於清廷 當阮文惠入侵東京時，人民以姓阮之故，為交趾王之同族，心竊向之，輒棄鄭氏之令以迎阮軍。至是文惠及其部下漸逞暴戾行為，縱行聚斂，兵士效之，肆為掠奪，人民漸生惡感；又知其為非交趾王族，乃西山無賴賊徒，眾乃大憤。阮氏尚未之覺，自以為東京皆已就緒，一如己意，殆無足憂。彼仍還交趾，與其兄文岳之軍相會合于歸仁州，東京復陷於亂。東京之人，或雲得一鄭氏之子孫為攝政，或雲不設攝政，專以黎王親政，東西分黨，互相作戰。文惠聞之，旋又馳入東京，討平黎氏之二三族，及各黨之首魁等，遂廢紹統王，自號東京王。黎王維祁乃於一七八七（乾隆五十二年），去而入中國，乞哀於北京朝廷。 清兵入河內 乾隆五十三年（西紀一七八八），容黎維祁之請，命兩廣總督孫士毅督大軍，提督許世亨副之，又以雲南提督烏大經從之，奉維祁入安南，討西山黨。當時清兵號十萬，士毅將之，入安南境，傳檄各地，諭以順逆，安南土司乃爭縛送黨人，各地人民簞食壺漿以犒軍，請為嚮導。此時阮文惠在河內府中，勢益猖獗，兵亦甚眾，聞清兵將入境，急走而叩關，請進貢，且以黎氏之存亡不可知，請更立故王維褍子翁皇司委以國事。孫士毅據情代奏，乾隆帝怒曰：「維祁在我國，安得謂為不知存亡？阮賊何敢出此狡謀，以緩我師！」使士毅嚴斥其請，且急進兵。進安南之道路凡三，其一由廣西思明府出鎮南關，經安南諒山州達北寧，此為本道；其二由欽州泛海，繞烏雷山東經安南之廣南州萬寧府，陸路達廣安府；其三由雲南蒙自縣經蓮花灘，達安南宣光州宣光府，以至洮江地方；孫士毅、許世亨於十一月出鎮南關，達諒山，烏大經由蒙自入宣光州，所過如入無人之境，終達河內外門之紅河。阮文惠以不能拒守，不若退而圖再舉，遂棄城而走。據傳聞雲，孫士毅入府中時，見有土壘高數尺許，上植叢竹，內有磚城二，即王宮百官衙署之所在，然皆蕩然無存，僅見斷礎舊墟而已，其荒廢之狀可見。士毅招黎維祁，宣詔冊封為安南王，即以此意旨頒布國中。 越南皇城 仿北京紫禁城而建。 西山黨奪回河內 孫士毅已志得意滿，然冊封告終後，尚勾留河內，不可謂非失策。乾隆五十四年正月朔，置酒高會，設樂宴飲，忽來警報，敵兵大至。事出倉卒，守兵不知所措，紹統王挈家孥先走，孫士毅以近衛僅免。及渡江，急斷浮橋以拒追兵，而後至之清兵不得渡，提督、總兵以下數千人悉被殺。士毅異常狠狽，由諒山直入鎮南關，閉關固拒，又將關外糧械、火藥燒棄；但烏大經一軍幸未損一卒，安然而還。乾隆帝得報大怒，曰：「此皆由懸軍稽留，以挫國勢而損士卒，罪不可寬。」敕褫其職，改任福康安為兩廣總督。 鎮南關，位於廣憑祥市西南。歷代名稱多有變動，清初改稱鎮南關。1965年改名友誼關。 阮光平受封 阮文惠既逐清兵，又讋服近鄰諸州，自立為東京王。時其兄文岳方與暹羅構兵，彼知與清國講和為要圖，遂遣兄子光顯入貢稱臣，以謝前罪。其謝表之大意，以曩昔之役，非出本意，蓋出於勢不得已，且已改名阮光平，請許為東京王雲。乾隆帝詔諸大臣曰：「黎維祁再失其冠冕冊印，不能守其國土，是天實厭黎氏也。而阮光平既請親覲，且入貢稱臣，蓋非盜臣僭職之徒，宥其前愆，允其所請可也。」於是遣光顯還，許以王位。但當時北京不舉封冊之典，乾隆五十五年，阮光平因祝帝八旬壽辰進見於熱河離宮，當時列其班於親王之下、郡王之上，始賜以冠帶封冊焉。光平於一七九二年三月歿，子阮光瓚嗣位。後乾隆帝憫恤黎維祁，賜以三品銜，編其一族於八旗雲。然西山阮黨之政治，依然不改。當時有以烏艚船組織一種海賊隊者，多招納亡命，海面不靖，遠至廣東、福建海濱，肆行剽掠。所謂盜艇之亂，自嘉慶初亘數十年為患海上者，乃阮黨採用補救財政之一方法也。其時避難於暹羅之嘉隆王，乃漸次進兵謀光復。 越南王之封 嘉隆王此時在暹羅首都盤谷府，無一日忘其恢復故土之念，日夜翹足以待法軍之來援，且使信臣莫敦等，奪回西貢之沃土。適全權使悲柔奉送王子，並偕法國軍官二十餘名、兵丁若干以歸。法國援軍之少，雖不能滿王之望，然法國來援之風聲，傳遞全國，王軍士氣，倍於往日，於是進軍克歸仁港。未幾阮文惠死，西山黨之士氣頓衰。嘉隆十六年，王子偕悲柔及法國軍官等率兵六萬，討伐西山。時軍中有野炮數門，系從法國運來者，西山黨愈懼。當斯時，阮文岳與文惠之子，叔侄之間，釀成不和，文岳遂被殺。廿年，嘉隆王大舉兵北伐，陷歸仁，取順化府。一八○二年（嘉慶七年）六月，陷河內。自西山黨倡亂殆三十年，至是始平定。嘉隆王統一東京交趾支那全部，自稱安南王，號嘉隆，頒布國中。同年十二月，王遣使北京，陳其數年以來搆兵復仇之意，且乞冊封；皆如其所請。嘉慶九年，改封為越南王，且定二年一貢、四年一朝之制。 （九）兩屬之琉球 尚巴志統一三山 近代琉球歷史，發端於尚巴志之統一三山。琉球分裂，為時已久。當明永樂二十年秋，巴志遺使明廷曰：「我琉球國分而為三者，百有餘年，戰無已時，臣巴志不勝悲憤。此發兵克復山南山北，今已歸太平矣。伏願陛下聖鑒，不違舊規，賜臣襲封。謹貢以土產之馬及方物」雲。巴志者，尚思紹之子，其名曰勢治高真，軀幹短小，長不盈五尺，深沉有武略。方二十一歲，父謂彼曰：「王城不德，國家分裂，生民苦於塗炭已久。今觀諸案司碌碌無大志，汝有器度，必能發揚大志。汝當代吾為案司，拯救人民也。」王城者謂中山王，琉球之分三山，即在此時代雲。巴志乃慨然代父，與人民同饑寒、共勞苦，貯蓄糧食，訓練兵馬。大里案司聞之，會群臣曰：「諸案司不足懼，惟佐敷案司之子巴志，勇武絕倫，非常人也。今聞代父為案司，余與巴志素不善，彼若起兵，必先攻吾，為之奈何？」言未畢，喊聲徹耳。大里案司大驚，使人偵之，見巴志已自督兵來攻，事出急遽，不遑召兵，竟被虜。巴志並大里，勢大振，召將士曰：「開闢以來，惟有一王，如山南者乃為偽王。今中山不德，政亂眾叛，先伐中山以定基礎，然後平二山，安社稷，如何？」將士僉曰「可」。於是大舉攻中山，降之，尋滅山南。巴志之父思紹，前已並山北。西曆一四三九年，巴志始歿。據其國史，彼敷政教，興文學，改定全國里程，紀其廣狹險易，設郵驛，傳命令，人民樂業，可號為中興之主焉。至其與明朝之關係，則洪武中應明朝之招諭，遂不時朝貢，正統帝乃限以貢船來朝，歲有二艘，每艘百名，多則百五十人，又命於福建南台外建設蕃使館以居之。 琉球，古國名。即今琉球群島。隋朝時建國。光緒五年（1879），日本侵占琉球，改為沖繩縣。 琉球波上宮 日琉關係之初期 於尚巴志之子尚忠時代，日本將軍足利義教，使島津忠國加賜琉球國，其事難得實在之佐證。然當十五世紀之中期，日本堺浦商人與琉球人即有關係，島津之監督此貿易，無非由足利氏之委託。日本文明三年（西紀一四七一），堺浦之船，擅通行於琉球，島津立久遣五代友平於日京，報知將軍足利政義，以符授立久，使禁他國船之往來琉球者，且諭琉球來聘。同十二年，足利氏命薩摩催中山王之朝貢。日本政府之意，在獨占琉球貿易權。此時琉球非消費地，亦非供給地，可謂之為對中國貿易之經過市場。更有附言者，足利氏時代北朝政府，甘受明朝之冊封，冀與中國通商。然西海賊船，卻不受日政府之拘束，常侵略中國沿岸，故日本仍不能進而通商，於是利用琉球對於中國之關係，以收間接或直接之效果焉。日本天正十七年，琉球王尚寧之使者，謁見豐臣秀吉於聚落第，是為島津氏率琉球使者朝於幕府之始。 島津家久討琉球 日本當征韓之役，秀吉徵糧於琉球，此事與滿洲之徵糧於朝鮮相同。琉球雖勉強奉命，然從此而彼我之暌離遂生。家久常勸德川氏與之交聘。日本慶長十一年，幕府欲以琉球作介，告於明朝，請照舊互為通商，法司鄭迥固拒不從。鄭迥即謝那親方也，為洪武中閩人移住琉球三十六姓之一，都事鄭祿之第二子也，早在明朝，入其大學，後舉為法司。同十四年，家久遂發三千兵攻琉球，擒其國王。島津氏之意，以自室町以來，中國貿易之事，琉球最多關係，且知利用此種關係，可以潤澤府庫，若徒用兵於其地，則反使人心懷怨懟也。此次用兵之目的，大約不外兩種，其一所以加打擊於中國派之領袖，其二所以固自己政治上之位置。而島津氏又利用中國、琉球關係，營間接貿易，非常盡力焉。日本寬永中，家久因府庫異常空乏，使其臣蓄髮變易姓名，扮琉球人，與其國使者共赴福州貿易，嘗購布帛等類以歸，日本所謂御絲荷者也。 兩屬關係之經過 明亡於清，琉球再受冊封，稱為琉球國中山王，約二年一貢。既而與島津氏依然繼續一種私關係，島津氏既不反對，清廷亦不甚追究。雖其實權皆在日本，而表面上則為清朝之外藩，每當國王新立之時，派冊封使於琉球，而琉球政府於使船未到之際，輒下命令如下： 一 使船到國時，凡日本年號、日本人名氏、日本書集及此外所有惹動人目者，該船主可各自藏避。 一 日本歌、日本語言或與人以日本語言對談，皆為不宜。 一 不可現出日本之風儀等。 琉球古地圖 當清使帆影甫到時，日本人均避於浦添之城間村，船則改泊於北岸之運天港。琉球貢船赴中國時，藏匿其與日本有關係之情形亦同。日本亦利用此策，無非使中國人歡迎琉球船。琉球著名之政治家蔡溫有言曰：「當國者以小國之力為王國之飾」雲，可謂一語道破者矣。 （十）廓爾喀之歸服 廓爾喀侵西藏 當西曆一七七○年時代，喜馬拉山之南方諸州甚亂。際此之時，廓爾喀酋長甫利啟奈拉揚起而攻略四方，尼泊爾三部為所合併，以卡特曼特為首都（Kathamandu）。乾隆五十三年，突然入寇西藏，其原因所說不一。魏源之言，以為當乾隆四十六年中，第六代班禪赴乾隆帝七旬萬壽節，其時中外之施捨甚盛。適班禪示寂於北京，帝命送其資於西藏，然全部資財，為其兄仲巴呼圖圖圈所領，各寺院及西藏兵皆不分與，又擯其弟舍瑪爾尼為紅教徒，不使與喪事。舍懷不平，以後藏之封殖，與清將仲巴之專擅，煽動廓爾喀，廓爾喀於是借增加商稅及食鹽品質不佳為口實，入犯藏地。禮親王則別持一說，以為有班禪之部下丹津班珠爾者，以罪被黥，竄入其地，結識酋長拉特木巴珠爾，又怨後藏人倚班禪之勢，於通商時不給價值，於是入寇雲。 清將約納歲幣 清廷得廓爾喀侵入之報，一面使四川之兵急進西藏，以理藩院侍郎巴忠能西藏語，任為監軍。巴忠恃其為乾隆帝之近臣，不預通知四川督撫，而與廓爾喀人議和，提議對於彼所侵地，每年出元寶一千錠為賠償費。巴忠蓋以朝貢之約，掩飾其卑劣手段也。據傳說，廓爾喀人不滿意於巴忠之誓約，要求達賴交換條約，達賴不允，惟此事已由巴忠之糊塗了結。至於翌歲，廓爾喀之首領，果索取前許之歲幣，達賴吝而不與；其進北京之表，語多不恭，駐藏大臣，匿不奏聞。廓爾喀遂歸咎其背約，於是入犯，取後藏邊界之聶拉木，於其地執噶布倫丹津珠爾，占領濟瓏，進迫薩迦溝，札什倫布之班禪出走前藏。駐藏大臣保泰，擁重兵不之救，以放棄前藏說達賴，廓爾喀人於是大掠札什倫布之寶器而去。報達北京，乾隆帝命名將海蘭察，及廣東總督福康安，從各路進兵討之。 扎什倫布寺 福康安敗於尼泊爾 乾隆五十七年春，福康安、海蘭察之兵，與之戰於擦木及瑪爾轄兩地，直趨濟瓏；而成德率一軍由別路進，又從聶拉木轉戰而入，凡廓爾喀所侵地，至此皆恢復。六月十日，進尼泊爾，破之於噶多溥，又克其鐵索橋，取其利底，轉戰七百餘里，遂進迫卡特曼特之北方。福康安以為勢如破竹，旦夕可奏功，志得意驕，擁肩輿、揮羽扇而出戰，自比於諸葛武侯。上將如此，兵士皆解甲憩息。廓爾喀乘機突進，清兵狼狽大潰，死傷甚多。幸海蘭察隔河應戰，名將額勒登保扼橋力戰，敵始退卻。廓爾喀遣人請和，福康安遂許其請。 福康安（？～1796），清代大臣。字瑤林，號敬齋，滿洲鑲黃旗人，富察氏。清高宗孝賢皇后侄，大學士傅恆子。歷任雲貴、四川、閩浙、兩廣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兼軍機大臣，封貝子。 英人拒廓爾喀之請援 當戰爭時，廓爾喀人乞援於加爾格達之英國官廳。然當時英總督個倫華利侯，慮其於中國南方通商事業有礙，不應其請，意欲調和兩軍，派一大佐於卡特曼特。然尚未抵其地，諸事皆已為清將所處置，且通西藏之隘路，對於印度人民，不准通行。某英人曾評之，以為英國官廳如此舉動，徒挑發清人之猜疑，與尼泊爾之侮慢耳。 （十一）土爾扈特之來歸 土爾扈特入於俄領 土爾扈特乃四衛拉特之一，其先為元臣曰翁罕，數傳至和鄂爾勒克，居於雅爾之額什爾努拉地方。時準噶爾之琿台吉，恃其強盛，輕侮諸部。和鄂爾勒克不欲為其所屬，徙於中央亞細亞之東北地方，過吉里吉斯入於俄境，時明崇禎三年（西紀一六三○）也。至一六三六年，土爾扈特二十餘萬人，攜五萬之帳，再渡衛巴河，亂入後窩瓦之曠野地，遂占領之；乃進而侵掠俄境之阿斯打拉坎、沙拉特夫、噴茲恩、旦波甫等各地方；又掠略西部西比里、至特波耳斯科府。於是使俄政府不得不用兵，然當時正與波蘭交戰，不能分兵。自是和鄂爾勒克益加跋扈，遂戰死於阿斯打拉坎，部下稍稍離散，失其進取之勢，順治十一年（西紀一六五四）遂屬於俄國，其後刼掠亦甚。順治年間，和鄂爾勒克之子書庫爾岱青、伊勒登諾顏、羅卜藏諾顏等，相繼派使者進貢清朝。後至書庫爾岱青之孫阿玉奇，始自稱汗，康熙年中表貢不絕。對於俄國則屢侵擊其部落，然亦時效力於俄國，如康熙十年（西紀一六七一）巴西啟爾人叛俄國時，酋長阿玉奇出兵五千騎，援救俄國，擊巴西啟爾之叛民平之；又出部屬一萬人，移住於盾戈薩克屯田地，為之守其境界，俄國因之殖民於頓河與特宜脫河之間，永充邊界之警備；又俄國大彼得征波斯時，亦有功，以是頗受俄國政府之好遇。然而思慕故國之念常不絕，則以在西藏有宗教上之關係，在清朝有政治上之關係，且與清朝往來不斷故也。 東歸英雄傳 俄國改土爾扈特之政教 先是阿玉奇屢遣使於清朝，進貢方物，及準噶爾與清朝絕時，往來道路隔絕，若不假道於俄，乃不得達，於是其朝貢遂廢。康熙五十一年（西紀一七一二），復貢方物於清廷，帝嘉其城，並欲詳悉其部落疆域，派內閣侍讀圖理琛等往復三年，詳記其道程、山川、民俗、物產復奏。至雍正年間，俄國與土爾扈特之關係，始稍變更。蓋俄發苛令，禁其剽掠，查其部落，設諸方法以羈束之，且欲改其宗教為基督教。於是土爾扈特漸厭惡之，而思慕清朝之念益熾。 渥巴錫塑像 渥 巴 錫（1744～1775），清代衛拉特蒙古土爾扈特部首領。因不堪忍受沙俄的統治，率部東歸，回到祖國懷抱。 乾隆帝收容土爾扈特 阿玉奇之曾孫渥巴錫登汗位，俄國不肯承認，渥巴錫心懷不平。適其時清朝盪滅準噶爾，兼收伊犁，土爾扈特之一族舍棱者，遁至窩瓦河，歸附渥巴錫，且說以現今準噶爾空虛，可入而據之。乾隆三十六年（西紀一七七一），渥巴錫率全部三萬餘戶，人口十六萬餘，去俄境，沿途劫掠，殘破城池者四處，俄國出兵追之不及，僅捕獲落後之少數者而還。渥巴錫率所部，經過吉里吉斯曠野，亦受吉里吉斯人之劫掠，遂與之戰於巴爾喀什湖南，大敗，人畜失其過半，至翌年六月初始達伊犁。此時準噶爾既平，伊犁全歸清朝管轄，無可據之地，於是彼等以俄國非興喇嘛教之地為辭，來歸清朝，其實非真意也。清廷頗慮俄國之關係，熟議其得失，後遂收容之，分部眾為新舊二部，舊土爾扈特部以渥巴錫領之，小別其部落為東、西、南、北四路，稱為舊土爾扈特；其稱新土爾扈特者，以舍棱領之，遊牧於甫爾哈爾河畔谷地，其疆域東界烏魯木齊，南至庫車，西鄰伊犁所屬之察哈爾遊牧地，北接科布多所屬之唐努烏梁海諸部，各設札薩克，均歸伊犁將軍節制雲。又俄國於土爾扈特遁走後，盡收其徒眾，不問其所往，然其種族現今之存在者不少，居盾戈薩克及窩瓦河右岸者，皆其遺種也。 （十二）苗疆之剿治 苗族土司制度 四川、雲南、貴州之苗族，至元、明兩代漸衰，因此兩朝以三省為賞功之地，苗族之土地，與漢人之土地，漸次交錯，理番防蠻之問題，相逼而起。史家有云：「無君長不相統屬者為苗，各長其部、割據一方者為蠻。廣西之僮、黎，貴州、湖北之瑤，四川之生番，雲南之倮，皆無君長統屬，故皆為苗。究竟蠻族若強，群苗亦受其嗾使，在明朝時該地方大動兵甲，殫天下之力，後乃削平。故云、貴、川、廣四省，恆以土司之向背為治亂。」土司乃「酋長」之義，漢人因懷柔彼等，多授以世襲官職，以統率其部落，亦因地制宜之制度也。元明時代所設之宣慰、宣撫、招討、安撫等官職，皆可謂土司之異名。清初吳三桂領有雲貴時，討水西、宣威、安坤三地之苗，略取其地，至三藩之亂，吳欲借苗族之力，故仍還其地於土司。表面上似三桂亡後，苗族歸服清朝，實則無所設施，通康熙一代，貴州省之戶口調查，迄不舉行，亦可想見其情形矣。是故清朝對於苗族之設施，斷自雍正始。 改土歸流之議 雍正四年，雲南總督鄂爾泰奏曰：「雲貴二省之大患，無如苗蠻，欲安人民，必先制苗；欲制苗，非改土歸流不可。而苗疆多與鄰省犬牙交錯，又必事權歸併於一，始可一勞永逸。」改土歸流者，改從來管理土司之土官，為普通行政官署之謂也。鄂爾泰又說事權統一之要曰： 東川、烏蒙、鎮雄之土司，皆為四川之土府。東川與雲南僅隔一嶺，前者烏蒙土司掠東川時，雲南兵擊退之，川兵則事後才至。烏蒙土司又去雲南省城不遠。康熙五十三年，土司祿鼎干不法，政府會審之結果，不過處罰，土司益跳梁而無所憚。烏蒙土司之租稅，歲不過二百餘兩，然土司征取於苗民，殆可百倍。東川土司之改流，殆經三十年之久，然其地依然為土目所盤踞，管轄之文武長官，僅寓居省城。膏腴之平野，無一人往而開墾。此等事與四川有相關聯者，雲貴、廣西境上，及雲南、湖北境上亦無不然。臣思明代置流官與土司之別，原因住民不適於新地之瘴癘，因地制宜，以彼等嚮導彈壓。然經數百年至今日，尚襲前制，以苗人治苗人之結果，遂使苗倮無法律，土司無裁製，一旦事件發生，乃行賄賂以為鎮靜，是不可謂得策也。以臣之見，莫如改流之法，捕縛苗族為上策，剿滅次之；使其自首為上策，使彼等中捕獻其酋長為下策。約言之，治苗不可不練兵，練兵不得不選將，先治內而後攘外，所向可奏效，雲貴之邊防，百年之利益也。 鄂爾泰（1677～1745），清雍正、乾隆時大臣。字毅庵。滿洲鑲黃旗人。累官雲、貴、廣西三省總督。高宗時任軍機大臣、議政大臣，加至太保。 貴州貴陽文鋒塔 雍正帝以鄂爾泰之言為然，先以東川、烏蒙、鎮雄三土府改隸雲南，後復鑄三省總督之印，使彼兼制廣西。自是以還，改土歸流之事，行至九年，雖重以種種之艱難與失敗，然鄂爾泰拔名將哈元生於行伍間，大加任用，卒得次第收成效。哈元生長於將略，且系漢回出身，治雲、貴、川、廣，頗得多數回民之援助，雍正十二年，哈遂進呈新辟苗疆圖志焉。 哈元生（1681～1738），清代將領。字天章，直隸河間（今河北河間）人。歷官雲南提督、貴州提督等職。主修《新辟苗疆圖志》。 苗局之動搖 鄂爾泰之於苗疆，開拓三千餘里，幾敵貴州全省之半，無非以兵力驅逐苗族於一方。雍正十三年三月，因徵稅官不法，遠近各寨，大舉入犯。鄂爾泰謂不驅逐貴川南方之苗族，彼等將出台拱、清江一帶，而遮斷由湖南通貴陽之大道。四月，提督哈元生至，苗民等乃不敢向平越、都勻等處進沖。然是時因虐殺降苗，事體益形紛擾。政府征四川等六省之兵，進攻苗寨，提督主張進戰，撫定苗疆大臣張照等，主張招撫，兩相齟齬，不得決行。於是已進之兵，紛紛改調，移文辯論，曠時閱月，兵士疲於奔命，錯置失宜，苗疆全局，幾為大變。八月，雍正帝崩，乾隆帝以張廣泗為七省經略，哈元生以下，均受張之節制焉。 張廣泗治苗疆 張廣泗受命後，聚兵於貴陽之東鎮遠之地，為通雲貴之大路，派精兵由此地而南，攻上下九股，親下清江下流之各寨，號令嚴明，所向皆捷。其中最難行軍者，為九股河上流、獨山之北丹江、八寨、都勻等之各寨是也。乾隆元年春，廣泗復出兵侵苗族之根據地。該地方為著名之深林密箐，上則危岩切雲，下則泥潦沒脛，雖近地之苗蠻，不能深悉其奧。故廣泗之政策，在築長圍以困之。乃分兵扼各箐口，又張奇兵於箐外，截其脫走，以漸逼巢穴。自四月以後，放火焚箐，漸次進兵。據張所報告，當時毀其千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八寨，斬一萬七千餘名，俘二萬五千餘名，獲銃四萬六千五百餘，刀矛弓甲無算雲。苗疆漸平定，政府仍以新地之故，免其租稅，禁苗地之典賣，凡苗族之訴訟，率從苗俗，不拘律例，廣泗為貴州總督兼巡撫事。 張廣泗（生卒不詳），清代將領。漢軍鑲紅旗人。歷官雲貴總督、川陝總督等職。曾參與鎮壓苗民起義。 貴州甲秀樓 （十三）金川之平定 大金川及小金川 金川在成都之西，小金沙江之上游，一為大金川，一為小金川，以有金礦山得名。萬山叢矗，中有洶溪繞之，以皮船與笮橋為通路，其地之險阻可想。人民與前藏同，漢人以「土番」稱之，鷙悍好死戰，建石碉為城砦。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者內附，給以演化禪師之印，領其眾。其庶孫有莎羅奔者，曾從將軍岳鍾琪征西藏羊峒蠻有功，雍正中，授為金川巡撫司，自號為大金川，而舊土司澤旺則為小金川，兩金川各不和睦。乾隆中，莎羅奔劫澤旺，掠奪官印，四川總督檄諭繳還其印。十二年，莎羅奔之兵，已及於打箭爐西之明正土司。當時四川總督用兵於瞻對土司，草率了事，頗不滿乾隆之意；巡撫紀山，頗思奪總督之位，默窺帝意，遂進用兵之說，帝壯之，命紀山出兵，然敗績而歸。而所謂金川用兵者從此始。 土番，指世居本地的人。 莎羅奔歸降 紀山既敗歸，帝思張廣泗在雲南之功，改任為四川總督。廣泗曰：「區區彈丸黑子之地，旦夕可奏功。」由是調兵三萬，分兩路進兵。事有出意外者，兵阻於險隘，不得進。廣泗此時不據實情入告，謂「此種醜類，容易殄滅」。十三年春，清師敗績，諸將之陣亡者不少，乃請求增兵。帝疑廣泗之妄，遣近臣訥親前往。訥親徒恃帝寵，不解兵事。據傳言，訥初至軍，限三日取敵塞，諸將畏軍法出戰，及戰多敗沒，訥從此不敢戰。時廣泗已老耄，彼以偽降之敵酋之弟良羅吉為腹心，有事必與謀，軍中之事，悉為敵知，敵乃得早為之備。於是兵老氣竭，經半歲之久，無尺寸功。帝大怒，逮捕張、訥二人，處以斬罪；別命大學士傅恆為經略，統率八旗兵，募吉林、黑龍江之兵以從。是年冬，將軍岳鍾琪，以輕騎至莎羅奔營，彼夙服岳之威德，遂降服。 大金川古蹟 金川又叛 金川未幾復亂。先是有莎羅奔之兄子郎卡者，代主土司之事務。乾隆二十年，逐小金川之澤旺，侵附近之都市，總督阿爾泰雖傳檄諭之，仍侵鄰境不已。三十一年，政府命總督合九土司環攻之，總督姑息不加兵，但諭以返諸土司侵地，而賜安撫司之印於郎卡。抑清朝待土司之根本政策，在解散其勢力之集合，多設土司，令其互相牽制，如分蒙古為四盟四路四部八十六旗者然。總督阿爾泰不依此政策，反承認郎卡與綽斯甲土司結為婚媾，實為大錯矣。聞史家言，當時得與大金川敵者，惟綽斯甲與小金川而已，許其通婚，使其各釋仇結約，則兩金川互為狼狽，而諸小土司皆不敢抗矣。後郎卡死，其子索諾木立，侵掠依然不改，又與僧桑格共攻破明正土司。總督阿爾泰之兵，駐打箭爐半歲，不敢進伐，乾隆帝嚴責其罪，賜死。 木果木之敗 乾隆三十六年，大學士溫福由汶川出西路，尚書桂林由打箭爐出南路，專討小金川，不聲大金川之罪。三十七年冬，桂林之軍，以阿桂代將之，遂達美諾——美諾者，僧桑格之要塞，而小金川之根據地也。小金川之眾，悉逃於大金川。清廷命大金川捕僧桑格，不應。三十八年春，清兵起美諾，由數路入大金川。不意溫福大營，在木果木被敵酋襲破，小金川再被僧桑格恢復。將軍明亮當時語人曰：「木果木之敗，因將軍溫福狃於易勝，提督董天弼輩置酒高會之故。若當時嚴肅軍紀，舉全力從事，一鼓可殲也。慘哉！將軍溫福，身著常服而被生擒；董、牛、張諸將，皆戰死。軍退潰時，我兵自相踐踏，終夜不絕。及渡銷鎖橋，互相擁擠，鎖崩橋斷，落水死者不下千數。予方在美諾陣中，曾目睹之」雲。阿桂得報赴西路，明亮得報赴南路，轉戰五晝夜，乃再奪回小金川。 打箭爐，今四川康定。 阿桂像 大金川平定 大金川負其天險，清兵討伐為難。乾隆十二三年以來，番民盡全力增設石碉，遂造成十倍之陣地。大金川之根據地有二處，一名勒烏圍，一名噶爾崖。乾隆三十九年秋，將軍阿桂，使海蘭察等，從三路繞其後，福康安等攻前面。四十年春，清兵攻克勒烏圍。至冬，三路之兵，皆齊集於噶爾崖，築長圍，以大炮晝夜霆擊。酋長索諾木窮促，送其兄於阿桂營乞哀，自稱病，堅匿碉內不敢出。先是敵已窮迫，揚言若城破當舉家自焚，乾隆知番俗最忌自戕，不聽其言，果也絕其退路。外圍益急，索諾木攜莎羅奔，及其頭目妻子眾二千餘出碉，至軍門而降。金川平，阿桂以功封英勇公。 （十四）外藩政策及對於理藩事業之批評 內外蒙古與長城 愛親覺羅氏在太宗之時，其政策在親密長城以北之諸族，吸收長城以南之漢人，歷代均奉其遺策。太宗之母，出於葉赫，蒙古種族之血統，已與女真相混；太宗更娶於內蒙古之科爾沁，生順治帝，其攻取北京之際，科爾沁以外戚出重兵，使新朝廷安然經營南方。故清廷之懷柔蒙古，決非為消極的利益可知也。內蒙古既視為內地，於是土地接壤、習俗相同之外蒙古，亦不能無所施設。康熙帝有言曰：「漢人雖築長城，以防禦北人，然不能達其目的。修築長城，乃最無益之事也。」又曰：「昔秦興土木之工，修築長城。我朝施恩於喀爾喀，使之防禦朔方，較長城更堅矣。」喀爾喀即外蒙古。帝此言發於康熙三十年，則清廷之意思何如可以征之，種種後來之施設，皆秉此大方針而行者也。 與蒙古之血族關係 立後限於滿人，已為順治以來之定製；而公主、格格、宗女之下嫁於外藩蒙古，則頗有微意存焉。公主即皇女，格格與宗女乃親王以下皇族女之稱。清廷所由以皇女下嫁者，蓋因內外蒙古之地，幅員極廣，不得專用兵力控制；而加恩結納之良法，無過於血族親誼之關係。舉其所知者而言，自有名之三音諾顏部長策凌始，凡巴林、阿拉善等王公，皆尚康熙帝之公主。其中三音諾顏部定牧地於舊喀爾喀之中間，西防準噶爾，東牽制車臣、土謝圖二汗，得此便宜，故清廷結以姻親焉。策凌幼時，與其母格楚勒哈屯，由塔米爾河來歸，康熙帝使之居北京，與以豐衣足食，教養於內廷，長後乃尚公主，此盡人所知也。然則帝之末年，使彼歸塔米爾之舊牧地，則豈非最忠誠之藩王，已配置於外蒙古之最要地哉？光顯寺之戰捷，策凌之勇也，抑亦由於報恩之念切歟？更欲研究此等血族關係，則乾隆帝賜宴蒙古王公時之詩句，可以證之。帝注該詩曰：「領此次之宴者，大率不外朕之兒孫輩行」雲。然則在帝之時，內外蒙古，豈非皆皇室之姻眷哉？嘉慶四年，乾隆帝崩，內蒙古之都爾伯特汗，至於殉死，此更足以觀矣。 內外蒙古與理藩院 清朝總稱內外蒙古、新疆及西藏為藩部，雖掌管藩部事務者，內有理藩院，外有將軍、都統、大臣等官，就其實際觀之，清朝惟有其主權而已，其內部行政，均世襲之酋長或喇嘛處理之，清廷不過監督之而已。而派遣官與理藩院，亦不必有統屬關係，兩者均隸於皇帝之下。其行政區劃部之最小者為旗，合旗為部（蒙古語Aimak〔愛瑪克〕），合部為盟（蒙古語Chogolgan），皆從會盟地之名稱。例如哲里木盟、汗阿林盟、克魯倫、巴爾和屯盟等是，凡屬於內蒙古者盟六，部二十四，旗四十九；屬於外蒙古喀爾喀者盟四，部六，旗八十六；屬於杜爾伯特者盟二，部四，旗十五；屬於土爾扈特者，盟五，旗十二；此外和碩特有一盟三旗。旗置旗長（札薩克〔Dzassak〕），盟設盟長，皆為世襲之官。其關於內政者，雖由理藩院擬定，而實際不受其拘束。據《會典》事例所載，蒙古人一概由蒙古律處斷，其有犯罪於邊境內者，亦不依中國本部之律。所謂蒙古律者，即習慣成例也。今揭一例，處罪方法，有以九數之牲畜論者，有以五數之牲畜論者，如隱匿盜賊之王公，罰九九，知情不報者罰三九。所謂九者，馬二、犍牛二、乳牛二、牛（二歲半）二、犙牛（三歲半）一是也；所謂五者，犍牛一、乳牛一、牛一、犙牛二是也。 蒙古旗地典賣於漢人 因中國本部人口增加，漢人移住於蒙地者不少，征之康熙帝使口北之山東人歸還本籍，可知當時早有妨蒙古人生計之事矣。政府慮此後兩者間發生諸種葛藤，常舉漢人之越墾者使還內地，然亦終不能絕其根株。乾隆十三年，據政府調查在土默特喀剌沁之蒙古旗地，漢人之承典者，已有二千數百頃，政府頗思整理之。雖然，漢人本不必越墾土地，實因蒙古王公欲典質於漢人，得貨財以供其揮霍也。觀乾隆十三年之整理方法，政府使各札薩克（即旗長）查明典賣之人，價銀百兩以下，耕作及五年者，再經一年撤回；價銀二百兩以下者，再後三年撤回，皆給還原主。雖然，若蒙古人無力贖回，不得已而延長典質年限者，亦仍不免也。政府絕對禁止漢人之典質，然此禁令多流為空文，乾隆四十一年，政府乃再行贖回焉。猶之湖南、貴州、雲南諸省苗瑤之土地，政府常禁止漢人之典買，而其實際亦不盡履行也。 敕建喇嘛寺之分布 內外蒙古之入版圖也，利用喇嘛致以收功，前已言之。誠以外藩全土，西藏可稱為祖山，青海、喀爾喀、內蒙古及伊犁等處，背為其檀徒。所以爭外藩，必先爭西藏之推選達賴權，得以黃教之名目，號令諸部也。康熙帝於多倫諾爾建立匯宗寺，此乃迎外蒙古之格根哲布尊丹巴之所也；雍正帝又於西里塘建立惠遠寺，此乃迎達賴喇嘛之所也；乾隆帝於熱河建立西藏式之札什倫布廟，此乃迎班禪額爾德尼之所也。乾隆二十四年，復於熱河創建安遠寺廟，則尤有興味。就吾人所知而論，漠北之部族，利用喇嘛教於政治者，古來無過扈魯特。明末時，固始汗為黃教之保護者，嘗並衛藏諸部焉，噶爾丹受博碩克圖之封號於達賴；策妄阿拉布坦由西藏敗歸後，復受大慶王之封號於偽達賴，皆受鐵券梵文之賜焉。所以立固爾札廟於伊犁河北，立海努克廟於其河南，容喇嘛六千餘人，以一萬六百餘戶充其供養者，此皆歷世之政策所表見，國家之大疑大計，皆就此而決焉。策妄等三代交迭之際，彼等各赴西藏，往往為煎茶諷經參見喇嘛之禮，每次出費二十餘萬兩，其眷眷於西藏，從可知焉。安遠廟者，乃因平定伊犁時，燒毀固爾札、海努克二寺，乃建立此廟，以買准部降人之歡心也。康熙帝又出內帑創建慶寧寺，於土拉河源不爾罕山之南麓，此乃哲布尊丹巴之故居，為新興之黃教之一中心，即今之庫倫烏爾嘉是也。 章嘉喇嘛與乾隆 駐錫於北京旃檀寺之章嘉國師，以精通佛典，久受乾隆帝之優禮。阿睦爾撒納之陰謀顯露時，帝命喀爾喀親王額林沁，使彼與阿共來北京。親王途中泄其謀，故意縱之去，帝震怒，賜額自縊。案故事，元太祖之裔，無受死罪者，蒙古諸部於是搖動曰：「成吉斯汗之後，無正法之理。」群欲奉其兄哲敦國師為主，勢頗洶洶。章嘉國師時扈從於熱河北木蘭之地，帝出所得謀報告之，國師曰：「皇上勿慮，老僧請以手書鎮撫之。」因夜修書札云：「清朝撫綏外藩，恩德至厚。今以額自作不軌之故，帝乃不得已而置之法，此非視蒙古與內臣無異而何耶？如元裔即不可誅，若宗室犯法，又如之何？況吾儕方外之人，久已棄骨肉於度外，安可妄動，以預人家國事」云云，使其徒白喇嘛，星馳數百里，旬日始達其境。時哲敦已整兵備，將不日出發，使者至，嚴護衛，坐胡床，命白匍匐而進。白本善詞令，陳其事之顛末，哲敦已被折服，更讀國師手書，乃以為善，遣白歸，喀爾喀之眾乃解散。據趙翼所聞見，國師顏貌殊丑劣，行步須人扶持，蒙古經及漢譯大藏經皆能背誦雲。元旦國師入朝時，其黃幰車通過之處，北京人爭鋪手帕於途，見其輪壓過者，以為有福；其車可出入東華門，蓋所以尊寵章嘉也。有名之漢、滿、蒙、番四文之藏經，由乾隆帝印行者，實成於國師董率贊襄之力。國師姓張，西寧人也，達賴第五代之大弟子，康熙帝自西藏招彼至，初居於匯宗寺，其定居於北京，則後日事也，示寂於乾隆四十一年。 旃檀寺，即弘仁寺，是康熙五年（1666）由明清馥殿舊基改建而成。寺內原有從鷲峰寺內移來的旃檀佛像一尊，故名。八國聯軍侵華時被毀。舊址在北京西安門一帶。 章嘉國師（1717～1786），即三世章嘉呼圖克圖，名業西丹畢蓉梅，又名若必多吉，住持京西潭柘寺，受皇家供養。 外藩擴張之次序及利病 西曆一六九七年，清朝與準噶爾汗國戰爭於外蒙古之一角。時準噶爾敗績，清兵之前哨，遠出沒於烏里雅蘇台、科布多一帶，以後約二十餘年間，無甚變動。一七二五年、清兵取青海時，天山南北之形勢，為之一變。 嘉峪關 今推究其次序，清朝早收黃河屈曲地點之鄂爾多斯一帶，故從嘉峪關至哈密之道途，得以疏通。然欲使此道常通，非收其側面之青海不可，加之青海原屬於衛拉特之一部，每為伊犁準噶爾汗國之手足，雍正帝掃蕩此一帶，實為後來蕩平西域之基礎；大將軍年羹堯，所以敢輕視北京朝廷者，亦以此戰役著有殊勛耳。據史家所言，清朝對於此地，前後用出經費七千餘萬兩（參照第四十六章）。取青海後，更於三十二年，略取伊犁；後二年，更平定天山南路，餘威遂震於蔥嶺以西。伊犁之所以不得不攻取者，因俄國由吉里吉斯侵入之禍，可以預防也。在昔清俄曾結有《恰克圖條約》，雖由阿爾捆河至於乍賓嶺一線，定為國界，而塔爾巴哈台及烏梁海兩地，清之威力，有所不及；既取伊犁，此等問題，可以無慮矣。西藏宗主權，雖於康熙時已獲取，而派遣駐藏大臣，則在雍正以後。其事又與攻取青海有影響，由四川打箭爐經里塘、巴塘等地至拉薩之路，至是乃愈形安全也。但駐藏大臣之位置，不得不借兵力之增加。乾隆末年廓爾喀用兵，乘此機會，一面並可以防備英領印度之侵逼焉。清兵若無此一大遠征，恐尼泊爾早為英人所有，而西藏之宗主權危矣。史家之言曰：「將軍福康安侵入廓爾喀時，尼泊爾求援於東南之哲孟雄，及南面之披楞，各約以割地為酬報。披楞者，加爾格達也。時福兵已近其首都卡特曼特，彼告急於披楞，披楞佯為應諾，實則將侵逼尼泊爾邊地。尼泊爾腹背受敵，且恐清兵聞披楞之態度，遂哀乞和好」雲。此事雖有多少不實，然其形勢固如斯也。緬甸、安南之二次戰役，雖以固雲南、兩廣之藩籬，而用兵結果，皆無甚效驗，其宗王權不甚確實，雖同為外藩，而與蒙古、回部等相差甚遠矣。 哲孟雄，今錫金。 披楞，一名「噶里噶達」（加爾各答），久為英國屬國。1858～1912年間曾為英屬印度的首儲。 回民與漢人之交際 北京政府不許漢人與回民往來，甚可注意之政策也。其政策唯何？惟實行監督耳。葉爾羌也、喀什噶爾也，此等回部之名城，皆有漢城與回城二座，北京所派往之官吏居漢城，奇木伯克等回官住回城。其交通甚嚴，例如回人婦女，禁止私入漢城，漢、滿人等不得隨意入回人部落；各城回民之交通，不得自由，而漢人之由中國本部至者，不帶護照，不得入境，或雖帶護照，而人與照不符者，亦皆飭回本籍；其餘金錢之貸借，貨幣之使用，及勞役上之賃資，皆有限制；漢、回兩族之結婚，亦行禁止。而最奇異者，各城之回民，如有王公以下之世職，及有功國家之伯克之子孫，方許留辮髮，其餘伯克中有請留辮者，非官至四品者，概不許可。當清朝威力盛大之時，竟以辮髮為一種極名譽之標識焉。 回疆平定與香妃 回部之王妃某有國色，為土耳人，生而體有異香，不假薰沐，國人號為香妃。有稱其美於中國者，乾隆帝心艷之，當將軍兆惠出發時，從容與之言及香妃，語兆惠曰：「不可不一領其異。」回疆既平，兆惠果生得香妃，先以密疏奏聞。帝大喜，命沿途地方官護視其起居，蓋慮跋涉風霜，損其顏色，而減其美麗也。既至，居於宮禁之西南。香妃在宮中，意色泰然，似不知有亡國恨者，惟見帝至，則凜然如冰霜，與之語，百問不一答。無已，使宮女之巧於辭令者，傳知其意，妃慨然出袖中白刃示之曰：「死志久決矣！雖然，不效兒女子之碌碌徒死，必欲得一當以報故主耳。帝若強逼妾，妾請遂其志矣！」聞者大驚，詭奪其刃，妃笑而言曰：「妾衵衣之中，尚有數十利刃。且汝輩若強犯妾，妾將先飲刃，汝輩其奈之何？」宮人具以語帝，帝亦無如何也。但時幸其宮，少坐即復出，使諸侍者日夜邏守之。妃既不得遂所願，且至北京已久，甚思故鄉風物，乃時潸然泣下。帝聞之，乃於妃所居之樓外西苑中，設回式之街市、住宅與禮拜堂等，以悅其意。一說：妃侍帝寢時，數驚近御，意者妃復仇志切，不使帝得犯之也。奉天宮中有威弧獲鹿手卷，畫帝與香妃之遊獵圖。後香妃被乾隆帝太后所絞殺。以上所述，雖與清朝之攻取新疆，無重大之意義，然所謂西域用兵者，固由乾隆時財力之豐厚使然，抑亦香妃為其用兵之動機歟？ 《威弧獲鹿》手卷，清代名畫。也是有關專家認定為目前最有可能留下歷史上香妃真容的一幅畫像。 香妃像 公中地域與緩衝地帶 外藩擴張之外，尚有可視為重要者，即雍正帝於《恰克圖條約》中，欲補足《尼布楚條約》是也。康熙二十八年之界約，保存黑龍江上流之西爾嘉及阿爾捆兩河合流之北方烏特（或烏地）河一帶為共有之地，《恰克圖條約》則以此地為兩國公中地域，各不得侵占居住。所以然者，以他日俄國若南下，則驅逐之於外興安嶺以北，故預置中立地域於尼布楚之東而為之備也。至於與朝鮮之界約，則康熙五十一年以後，亦設有中立點於鴨綠江右岸及豆滿江左岸之地。至乾隆中，再申明此事例，於鳳凰城外百里之空地，為中立點而保存之焉。更有所謂會哨制度者，因恐兩國人有潛住於此中立地，或建築家屋及從事耕作者，乃會哨以杜絕之。以春秋二季為期，兩國使臣相會於預定地如蟒牛哨者，以商辦其事務。此種辦法，因清初以來，兩國邊境之偷采人參及越界開墾諸事而起，並以防朝鮮人之侵犯也。此外清朝對於一般外藩之政策，如內外蒙古廣漠之土地，不必圈入為自己之領土，其中亦殆有別情。康熙帝對於外蒙政策，惟取其為邊外藩籬而已。至乾隆時，版圖雖次第擴張，而其對於外藩土地，初不施行與內地相同之政治。如天山南路，如朝鮮，如尼泊爾，如安南，其政治一任其國人之自為。從一方面解釋之，雖原因於兵力之不足，然政府之初意，則亦視為一種緩衝地帶（以其當外沖也）：天山南路，所以當蔥嶺以西諸國，朝鮮所以當日本，尼泊爾所以當英領印度，外蒙古所以當俄國。清朝之對外藩政策，其在當時，可謂施行最善者矣。 用兵外藩及經費 在康熙時，所用軍費若干，亦難明了。但依一七二三年（康熙六十二年）報告，戶部庫存，不過八百餘萬兩；雍正間（西紀一七二三至一七三五），漸積至六千餘萬兩。西、北兩路用兵之結果，所貯存者一半用盡，乾隆即位之初，戶部庫存不過二千四百餘萬兩。乾隆時（西紀一七三六至一七九五），用兵範圍廣遠，需用頻繁。觀乾隆中戶部軍需局之結算，乾隆十二三年至十四年，用於討伐金川者，銀七百七十五萬兩（實銷六百五十八萬，移駁一百十七萬）；自十九年至二十五年，新疆軍需銀二千三百十一萬兩（實銷二千二百四十七萬，行查未結六十七萬）；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緬甸軍需銀九百十一萬兩；自三十六年至四十二年，金川軍需銀六千三百七十萬兩；外如台灣軍需八百餘萬，安南軍需百餘萬；廓爾喀、西藏等用兵之費，尚不在內。約計乾隆一代，所用軍費，殆在一億二千萬兩以上。此數自今日觀之，雖不為大，然在當時國庫歲入年僅銀三千萬兩，則歲出不可謂不巨矣！乾隆時，支出如此重大之軍費，而國庫之貯存，於一七八一年頃（乾隆四十六年）尚增至七千八百萬兩。當時免全國租稅者，前後四回，免七省漕糧者二回，江南巡幸前後六回，共計二千餘萬兩，加之大征伐大軍費，尚未增加賦稅，乾隆時之財政，可謂達於極盛。惟征討廣闊之天山南北路，不出三千萬兩。而不滿十二分之一之大小金川，反費去六千餘萬，不可謂非下策。然此事與清朝兵制之得失，與軍紀之張弛，不無關係焉。 政府之所謂理藩事業 理藩事業，政府此時，尚無何等成算，徒以改土歸流，給其官職，編入州縣，謂之理藩而已。要之，苗與民（即漢人）之土地，雖嚴定法律，其事屬於邊郡之政績，政府之所不遑監督者也。無論何時，所謂苗禍者，皆因漢人之狡計，以激起苗人之忿怒。雍正五年，湖廣總督傅敏倏呈關於兵民與苗人之策如下，曰：「漢民柔奸，利愚苗之所有，故哄誘以典買其田產；或借貸銀谷，始甚親昵，騙其財物。苗人目不識一丁字，告訴無所賴，苗人屈而不伸，至持刀槍而起，蓋出於不得已」雲。此事可與起於東部蒙古之漢人典地事業，合而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