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四十二章 滿漢思想之調和

壓迫達於極度 康熙帝精力之非凡，近古鮮見。溯自清廷入北京以來，不出數十年，至帝之時，帝國版圖，忽然擴大，西限阿爾泰山，東界興安嶺，西藏教王亦來乞封。彼等嘗誇示漢人，謂漢唐所未曾有，固非侈言也。即其可稱之善政，亦不一端，即免除租稅，亦不知幾千萬。雖然吾人舉此等成績，以頌揚帝之德性，然一方面當又解為發揮滿洲全族之能力。然此種能力，非似古代金人之以暴力加於南方，固有種種仁政、種種文化，以大放其光輝，特多數漢種，反覺受一層抑壓。有如常人積資巨萬，易來貧者之詛咒，對於帝家之異常發展而生反側之心，亦固其所。康熙六十一年冬，帝頒遺詔於中外，清史家謂百姓哀帝之死，如喪考妣。而別一方面觀之，彼等之頭上強大之壓力，一旦撤去，漢族恢復之運動，在雍正時早露其鋒芒。此可從各種之事情，觀察而得之也，吾人所得附言者，此種恢復運動，與宗室王公對於雍正起內訌，固相關連而發生者也。 康熙鎧甲 查嗣庭之獄 雍正四年，有江西正考官禮部侍郎查嗣庭，所出題目為「維民所止」。有訐之者，以為「維止」二字取「雍正」二字而去其首，獄遂從此始。此年九月，帝發如下之上諭曰：「查嗣庭向在內庭行走，後授內閣學士，見其語言虛詐，兼有狼顧之相，料其心術不端，因缺員，不得已而派往江西。今閱此種題目，心懷怨望、譏刺時事之意，不無顯露。想其居心乖張，平日必有記載，因遣人查其寓所，得日記二冊於行李中。其日記大要盡系悖亂荒唐之文字，又對於聖祖之用人行政，大肆訕謗」云云。查嗣庭於帝之治世，加以咒詛，原不必在此種文字之題目，但此種題目映於帝之眼底，則作如斯之解釋矣。何以知之？因查嗣庭乃吏部尚書隆科多之黨與，而隆科多當時正與帝相仇視也。初康熙帝殂落於暢春園，諸王之外，受顧命者，惟彼一人。雍正之待彼，非比尋常，親政之初，呼為「舅」而不名，文書中亦稱「舅隆科多」。案「舅」之稱呼，以彼乃康熙帝後父佟國維之子也。雖然，帝之此種態度，不免與外戚以跋扈之地。有清一代任用官吏，不經奏請者，前後三人，第一平西王吳三桂，彼據云南時，擅選官吏，時人號之為「西選」，僅報告於中央吏部而已；第二乃有功於帝之年羹堯，彼在西域行營時，引用私人，但報告於中央而已，稱為「年選」；第三隆科多任吏部尚書時，官吏銓考，任意為之，此種官員，稱為「佟選」。雍正帝以知其即位之事者，惟彼一人，所以特加以尊重；及諸王被誅，帝之位置日覺安固，其不能寬恕佟選之不法也，固無疑議矣。果也帝使心腹王錫保揭參隆科多之罪案至四十一款之多，因之雍正五年冬，彼乃幽死於暢春園外之禁獄。 岳鍾琪像 勸岳鍾琪謀反 雍正五年秋，有一男子於四川省成都城中，沿街喊叫，謂總督岳鍾琪，以四川、陝西二省之兵謀反。總督即捕拿之，報告北京朝廷。帝乃諭內閣曰：「數年以來，讒岳鍾琪者甚多，不徒謗書盈篋，甚至謂岳鍾琪系岳飛之後，或將報來金之仇，實屬荒謬已極。朕信任岳鍾琪，付之以川陝重地，竟有奸徒造作蜚語，煽惑人心，讒謗大臣，其罪豈可勝誅？然成都造言之人，諒非無因，或蔡珽、程如絲輩懷抱私怨，暗中指使，或別有指弄之人，須會同嚴審。今奸民謂川陝軍民從岳鍾琪反，是不但誣岳一人，並誣川陝全體之兵民矣。」由是觀之，帝以此事為一二懷挾私怨之朋黨所指使，其事實全反所推測，不知乃湖南之學者曾靜為漢族恢復之運動而然也。 呂晚村之學說與曾靜 曾靜湖南人，號蒲潭。據雍正帝之言，謂彼因考試落第，家居憤郁之餘，忽圖叛逆。此不得謂對彼之公評，觀彼口供，則謂滯留故鄉時，見呂留良之《時文評選》內有關於華夷之別，封建井田復古之議論，心竊悅之，使其徒張熙至留良家訪求遺文。留良為浙江之大儒，號晚村，歿於康熙中。晚村熱心朱子學，彼以君臣之關係，非同父子之親，以義為主，與朋友同。封建為聖人公天下之精神之制度，至秦有私天下主意，始制郡縣，傲然君臨四海，尊君卑臣之風，由斯以起，上下之意思，遂劃為一大鴻溝，臣僚徒貪恩祿，不知去就之義，是皆郡縣之餘毒也。關於華夷之別，孔子何以許管仲不死公子糾而事桓公，甚至美為仁者，是實一部《春秋》之大義也。君臣之義固重，更有大於此者。其所謂大者何哉？以其攘夷狄救中國於被髮左衽也。晚村行事狷介，以死拒康熙帝博學鴻詞科之推選，又恐人疑其隱逸山林，乃薙髮為僧，自謂足跡不越江南，交遊不及名位，自稱東海之腐傖，未嘗自通於四方有道。雖然，其懷抱非無實踐之一日也。戇直之湖南人，於彼之學說，既推服甚至，對於時政，豈有不試一擊者？曾靜以同志張熙說四川總督，即由此種思想所啟導者也。 《時文評選》，康熙五年（1666），呂留良根據讀書人的要求，選出有代表性的古今八股文二十餘種進行分析評論，並匯集成冊，作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參考書，以幫助士子掌握八股文要義。 《呂晚村先生文集》書影 曾靜列舉帝之罪惡 曾靜之運動，適在雍正帝之初年，實非其時。彼從流配廣西諸王門下之太監等，聞知謗帝之語，思乘此紛亂，以驅逐異族。曾靜致總督書中，舉帝之罪惡約有九條：第一曰帝謀害父皇。帝之傳位，由於強迫父皇，必非其真意；第二曰帝逼母，即指逼佟太后殉死之意；第三曰帝殺兄，廢太子允礽之死，系帝所陰殺；第四曰帝屠弟，即允禩、允禟等死於幽禁；第五曰帝貪財；第六曰帝好殺；第七曰帝耽酒；第八曰帝淫色；第九曰帝誅忠用佞。此九條之罪，雖非盡為事實，然帝得岳鍾琪之奏，披覽之下，頗為動容，則亦事非無因也。曾靜更進而陳述華夷之別，封建之利，及驅逐滿人諸端，略可想像而得。慫恿岳鍾琪，謂乃祖岳飛死於清祖之金人，實奇拔之鼓動言辭。但岳之思想，回顧宋金時代之恩仇，甚覺冷淡。彼延使者假立誓，知其謀實出於曾靜，遂會同湖南巡撫拿捕曾氏，並呂留良之裔孫及學生雲。 雍帝惡浙江人 呂晚村之日記，其內容何如，不得而知。據雍正帝之言，其指斥清帝，班班可征。帝曰：「呂留良謂我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以逆藩吳三桂為鄰敵，於其反順舉兵，加以同情。又以永曆在緬甸，被其國酋長捕送之時，呂留良稱滿漢之兵，齊跪於永曆馬前。總之，呂留良於本朝祥瑞事跡，概隱匿不書，而專造作妖誣，快其私憤。其文集內以今日世態之窮，為開闢以來所未見。猖狂悖亂之詞，令人痛心疾首者，不可枚舉。呂留良生於浙江人文之鄉，初非曾靜山野僻陬之夫可比。且曾譏誹止朕一人，而呂更上誣皇考之盛德；曾尚誤於流言，呂乃出自胸臆，造作妖妄，此呂之罪，所以為至大也。」帝對於謀反之本人，反示寬容，而對於死者呂晚村則極力追究，可知帝之態度，漸留意於滿漢思想之暌離矣。帝曰：「浙江風俗澆漓，人人心懷不逞。如汪景祺、查嗣庭之流，皆以悖逆伏罪，彼等皆呂留良之所遺害。甚至民間尚不免有喜事之弊。雍正四年內，該省地方起種種謠言，逃避者不少，此皆呂留良為之前導。地方官吏，震其聲勢，反優禮彼等，贈匾額於彼祠堂，陷溺人心之害，何可勝言！」觀此則帝之不滿意於浙江，可想而知，故即以停止浙江鄉會試，為懲戒彼等之手段。 《大義覺迷錄》書影 頒行《大義覺迷錄》 帝自此事件發生後，知呂晚村一派之學說風行，甚為驚駭，因急加辯疏，冀以殺反清思想之勢力。爰以自己之辯疏與曾靜供詞，合而為一，專論華夷之別，名曰《大義覺迷錄》，頒示中外之學士大夫。曾靜之供詞，是否真有其事，實難盡信。帝以九五之尊，不但據一落第書生之供詞，一為辯解，並對於晚村學說，詳細加以批評，命儒臣朱軾等編《駁四書講義》，公之於世，非吾人所嘆異者乎！帝曾自道其心事曰：「朕今若焚毀彼等之書，使將來不見此書，轉滋疑惑誤會，以為得聖賢之真傳。此固非朕之本意也。」帝之不殺曾靜者，因欲藉此好題目，從根柢上斬除異說，又一面示以寬容之度，以得輿論之同情。故觀於《大義覺迷錄》卷端之大文字，不僅可知帝之思想，並得以窺清朝政策之大端焉。大文字如下。 雍正帝之清朝建國論 雍正四年九月，帝降如下之詔書曰： 自古帝王有天下，無非懷保萬民，恩加四海，膺上天之眷命，協億兆之歡心，用能統一寰區也。蓋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為天下之君，此乃天下一家，萬物一體，自古至今，萬世不易之常經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德足以君天下者，天錫佑之，未聞有天下之君，不以德感孚。惟擇何地之人輔之之理，《書》又曰：「撫我則後，虐我則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聞億兆不歸心，而但擇地之理。又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順天之所與，豈因何地之人而生區別耶？我國家肇基東土，列聖相承，保乂萬邦，天心篤佑，德教宏敷，恩施遐暢，登生民於袵席，遍中外而尊親，於茲百年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撫綏愛育者，何得以華夷殊視；而中外之臣民，既共奉我朝而為君，歸誠效順，所以盡臣民之道者，尤不得以華夷異心。此乃揆之天道，驗之人理，海隅日出之鄉，普天率土之眾，莫不知大一統之在我朝，悉臣悉子，無敢越志。乃逆賊呂留良凶頑悖惡，私為著述，妄謂宋滅亡以後，為天地之大變，而逆徒嚴鴻逵等轉相私附，餘波及於曾靜。推逆徒之意，謂本朝以滿洲之君，入主中國，妄生此疆彼界之私見，故遂為此訕謗詆譏之說。不知本朝之為滿洲，猶中國之有籍貫，舜為東夷之人，文王為西夷之人，曾何損聖德？《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以其僭王滑夏，不知君臣之大義，故聲其罪而懲乂之，非為其戎狄而外之。若以戎狄言，孔子週遊至楚，不可應昭王之聘；而秦穆公之霸西戎，孔子刪定之時，不可以其誓列於周書之後矣。從來華夷之說，乃晉宋六朝偏安之時，彼此不相尚，北人詆南人為島夷，南人稱北人為索虜。當時之人，不務德行，徒事口舌相譏，已所謂至卑至陋之見解；今逆賊等於天下統一、華夷一家之時，妄判中外，謬生忿戾，豈非逆天悖理之大罪乎？且以天地之氣數言，明朝嘉靖以後，君臣失德，盜賊起於四方，生民塗炭，疆圉無寧，其時可謂之天地閉塞。本朝定鼎以來，掃除群寇，文物日盛，黃童白叟，一生不見兵革。今日之天地寧清，超越明代，三尺童子，諒皆洞悉，而尚可謂昏暗乎？天地以仁愛為心，覆載以無私為量，是以德之在內近者，則大統集於內近；德之在外遠者，則大統集於外遠。孔子曰：「大德必受命。」自有帝王以來，其揆一也。今逆賊等以冥頑狂肆之胸，不論天心之取捨，政治之得失，不論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阿私瑣瑣之鄉曲，忿嫉區區之地界，公然指斥，竟敢指天地為昏暗，豈皇皇上天，不若逆賊等之知識乎？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若有向化者，則斥為夷狄。三代以上之有苗、荊楚、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可目為夷狄否？至漢唐宋全盛之時，北狄西戎，世為邊患，從未臣服，不能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蒙古極邊之部落，俱歸版圖。中國疆土開拓之廣遠如此，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有華夷中外之分論乎？ 雍正書法 以上所論，君位授於有德者，既不可有土地之經界，更無論人種之差別矣。中國上古實以德為主，不問華夷，所謂天命者，即德之大者，享天之眷佑云爾。帝求於中國古代聖賢之言辭中，可謂得良好之解釋矣。就中指中國種族阻隔華夷之事情，謂六朝以來，國勢日蹙，遂至抱此至卑至陋之見解，今於天下一統、華夷一家之時，不得妄判中外，其對漢族本位之主張，駁斥不遺餘力矣。更進述曰： 從來君上之道，當視民如赤子；臣下之道，當奉君如父母。若為子之人，其父母雖待之以不慈，尚不可疾怨忤逆，況我朝之君，實盡父母斯民主道乎？從前康熙年間，各處奸徒竊發，動以朱三太子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貴等，指不勝屈；近日尚有山東人張玉者，假稱朱姓，托明後裔，偶逢星士推算其有帝王之命，即希以此鼓惑愚民，卒被步軍統領衙門捕拿。從來異姓先後繼統，前朝宗姓臣於後代者甚多，否則藏匿姓名，伏處草野。從未有如本朝之奸民，假稱朱姓，搖惑人心如此之多者，如此蔓延不息，則中國人君之子孫，遇繼統之君至，將無噍類，豈非奸民迫之使然乎？況明之繼元有天下，明之太祖，即元之子民，以綱常倫紀言之，豈能逃篡逆之名？至我朝之於明，則僅鄰國耳。且明之天下，喪於流賊之手，是時邊患四起，倭寇騷動，流賊之名目，不可勝數；而各村邑無賴之徒，乘機劫殺；不法將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擾害，殺戮良民以請功，以充獲賊之數，中國人民，死亡過半，即如四川之人，竟無孑遺，其偶有生存者，則支體不全，耳鼻殘缺，此天下人所共知也。康熙四五十年間，猶有目睹當時之情形，父老有涕泣道之者。且我朝統一萬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內外之人於湯火之中，登諸袵席之上，莫不慶幸，我朝之有造於中國大且至矣！至於厚待明代典禮，史不勝書。其藩主之後，實系明之子孫者，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又前代未聞之曠典也。而胸懷叛逆之奸民，動以假稱朱姓為搆逆之媒，呂留良輩又借明代為言，肆其分別華夷之新說，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本朝之賊，實朋代之仇讎也。 且如中國人輕待外國入承大統者，其害不過二一匪類，妄行詆譏，原無損是非之公、人倫之大。倘外國之人入承大統，不以中國人為赤子，中國之人，何所託命耶？況撫之則後，虐之則仇，人情也。若撫之仍不為後，殆非順天合理之人情，假君以非常加之於下，下能堪乎？君尚不以不情加之於下，豈下轉以施之於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夫春秋之時，以百里之國，猶不非其大夫，況我朝為奉天承運大一統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謗議乎？且聖人之在諸夏，猶夷狄有君，況在我朝之人，親被教澤，食德服疇，而為無父無君之論可乎？韓愈有言：「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歷代以來，如元之混一區宇，有國百年，幅員極廣，其政治規模，頗多美德，而後世稱之者寥寥；其時名臣學士，著作頌揚，紀當時之休美，載在史冊，亦復燦然備具，後人則故為貶辭。概謂人物無可紀，事功無足錄，此特挾持私心、識見卑鄙之人，不欲歸美於外來之君，只欲貶抑淹沒之。不知文章著作之事，信今傳後，著勸戒於簡編，當平心執正而論。對於外國人受大統之君，其善惡尤宜公平書錄，細大不遺，庶使中國之君見之，以為外國之主且明哲仁愛如此，自必生奮勵之心；外國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於為善，深戒其為惡。此文藝之功，所以有補治道也。若故貶抑淹沒，略其善而不傳，妄載以誣其惡，以為中國之君概生中國，自應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國入承大統之君，以為縱能夙夜勵精，勤求治理，究竟無載籍之褒揚，為善之心，因之自怠，則內地之蒼生，其苦有底止耶？世道人心之害，可勝言耶？ 如逆賊呂留良，乃誠千古之罪人，不待教而誅者也。夫以天下國家之鞏固，豈烏合鼠竊之輩，所能輕意動搖耶？即當世運式微之時，歷觀史冊，其首亂之人，從未有一人成大事者。自秦末之陳涉、項梁、張耳、陳余，至元末劉福通、韓林兒、陳友諒、張士誠等，雖一時跳梁，究竟旋為灰盡。總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義，不識天命之眷懷，徒自取誅戮，為萬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以有此倫常之理，故五倫之所謂人倫者，非因華夷以區別人禽也。朕之詳悉剖示，豈好辯哉？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著將呂留良、嚴鴻達、曾靜等悖逆之言，及朕之諭旨，一一刊刻，通行天下各府州縣，頒布於窮鄉僻壤，使讀書士子、鄉曲小民共知之；並各貯存一冊於學宮之中，使將來後學新進之士，得觀覽而知悉焉。 呂留良像 建國論之批評 帝之所疏辯，謂有德者無論何人，可以享有帝位，初無華夷之別。其順治入關之一重公案，帝則謂：「我國非奪明朝之天下，乃救蒼生於流賊之手。征之中國歷史，以臣繼君者，代不乏人。若絕對不認王統之交替，則元朝臣民朱元璋當伏篡逆一罪。然明與我朝系屬鄰國，無君臣之義，不過為救民水火起見，順天應人，率土悅服，孰得而非之。」其言雖辨，特當時東南人士所懷抱之思想，必不因此言而遽息。帝雖以「在德不在土地」為言，然欲一旦消滅數世紀所涵養之漢族本位思想，夫亦難矣。抑其所謂「外國之君入中國繼大統」云云，亦正矛盾，帝非不認有華夷之別者乎？何以又自居於「外國之君」之地位也？此等宣言，甚非所以鞏固帝室基礎之道也。清朝以「外國之君」入中國繼大統，猶貧人子贅於富室，富室之產業資財，由入贅者一手整理；富室之翁姑，今雖不出現於社會，然對於入贅者之感情，固依然認為外來之客也。清朝比諸歷代政績，頗多仁政，亦其君主甘以公僕自任，由遵守進關時代之祖訓使然；然質言之，清朝之善政，亦「贅壻」對於翁姑之竭盡心力而已。 曾靜手跡 曾靜之放逐 帝之態度，終守公平，以大逆不道之曾靜，為山陬僻壤之俗儒，不知本朝之善政，不以為罪，下令放逐之。此種態度，可謂有容，吾人於此可想見帝之政治技能及膽力矣。帝於《大義覺迷錄》之卷末，附曾靜改悛之餘所作《歸仁說》一篇。此篇是否出於曾靜本心，不能斷言，大旨如下曰： 聖人非常生，故其生亦無常地。譬如未耕種之土，生氣鬱積，一旦加以耕種，收穫必數倍，而嘉穀豈擇地而生，即天亦豈擇地而生嘉穀耶？夫麒鱗鳳凰，不必盡出於中國；奇珍大貝，何嘗不產于海濱？同此天地之中，有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而二之哉？然則中國之生聖人，固已氣竭力倦，循環而出諸遠地，抑何疑耶？況乎道之在天下也，無窮盡，無方體，讀書知道之士，因地制宜，隨地取中可也。世人不察，往往誤謂東土非中華文物之會，並不知列祖相承之德，妄以《春秋》之義，引孔子之評管仲，甚至有惑呂留良之逆說者。其名為欲正大義，而不知反戾生人之大義也。夫計世運之升隆，必以治統為轉移，而稽治統之轉移，又必以道統為依歸。唐虞三代之盛，承帝統者首推大舜，頌至德者終惟文王。孟子曰：「舜生於諸馮，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是唐虞三代之聖人，已不盡生中土。秦及五季千五百餘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至宋而天運始旋，其道不行於上而明於下。其開道統者，始於周濂溪，集成者為朱子。周子生於湖南永州，而遷於江西；朱子生於安徽徽州，而學於福建。永州、福建，未嘗非古所謂三苗八閩之區，而謂聖人之生，顧以地限耶？ 以上所述歸仁說之論調，宛為雍正帝之口吻。帝曰：「曾靜豚魚不如之人物，一日感格，其悔罪如此。靜痛心稽首，歷歷吐供，自稱向為禽獸，今轉人胎，聖人真可信及豚魚」雲。然《覺迷錄》頒布，不能見效，後乾隆中命收回此書，入諸禁書目錄，曾靜及黨與均被殺戮焉。 破除滿漢之見 曾靜之企圖雖失敗，而激烈之漢人舉動，實起滿洲朝廷改革之動機，其一即雍正帝破除滿漢之見是也。雍正六年，蒙古八旗都統宗室滿珠錫禮請以京營武弁參將以下、千總以上參用滿員，不可專用漢人，於是帝降諭旨曰：「從來治道在開誠布公，遐邇一體。若因滿漢而存分別之見，是有意猜疑，互相漠視，豈能為治哉！天之生人，滿漢一理，其材質不齊，有善者，有不善者，乃人情之常，用人惟當辨其可否，不當論其滿漢。我太祖開國之初，即兼用滿漢，是以規模宏遠，中外歸心。蓋漢人中固有不可用之人，而可用者亦多。如三藩變亂之際，漢人中能奮勇效力，以及捐軀殉節者，正不乏人，豈漢人不可用耶？滿人中固有可用之人，而不可用者亦多。且滿洲人數本少，今僅補用中外緊要之官職，若參將以下之員弁，悉補用滿人，人數不足，恐無補授之人。又朕屢諭在廷諸臣，當一德一心，和衷共濟，不可各存私見。滿人當禮重漢人，毋故意相遠，常抱至公無我之心，去黨同伐異之習。蓋天下之人，必不可同，滿人長騎射，漢人長文章；西北之人，果決有餘，東南之人，穎慧較勝。朕不知滿漢之分別，惟知天下之大公」雲。帝於三藩平定之際，援漢人之勳勞，戒滿人之跋扈，最為得當；撤去漢缺、滿缺之別，亦數見不鮮。滿缺專任滿人，漢缺專任漢人，國初重要位置，多為滿人所占，雖有時不盡然，乃為特別箝制漢人之勢力而設。傳聞滿洲副都御史出缺時，帝命九卿密保，時宰相鄂爾泰保許希孔，帝曰：「彼資格無礙否？」鄂曰：「臣為朝廷得人計，初不論定製。」帝乃從鄂言。此事雖小，然都御史乃朝廷之耳目，委諸漢人，不以為怪，是帝之態度公平可見矣。至第二種之措置，則不過警誡一般滿洲人，使保存國俗而已。 孝陵神道兩旁的石像生 康熙帝之祭明太祖 對於前代君主之廟陵，加以敬禮，以為收拾人心之政策，至康熙帝實行之。清廷對其祖上金國之先陵，從不崇祀，至帝始優禮中國前代，加意保存。康熙三十八年，帝南巡，親祀明孝陵於南京。孝陵為明太祖之墓，時扈從大學士等奏曰：「昔皇上南巡時，既經兩次親奠，今此可遣大臣代奠，不必親臨。」帝曰：「否。洪武為英武偉烈之主，非尋常帝王可比，如何可不親往奠醊？」御製祭文如左： 帝天錫勇智，奮起布衣，統一寰區，周詳製作，鴻謨偉烈，前代莫倫。朕曩歲時巡，躬修醑蘆，仰其遺轍，不囿成規。茲因閱視河防，省方南邁，園陵如故，睇松柏以興思，功德猶存；稽典章而可范，溯懷彌切。奠酬重申，靈其鑒茲，尚期歆享。 帝於親祭之後，見陵寢圮廢，由於有司之怠慢，缺少專司者，因敕訪明代之後裔，使世守孝陵。大學士等謂明裔難急於查訪，姑以地方官代祀。雍正二年，帝繼父皇之意志，敕封明太祖十三代之子代王之後朱之璉為侯爵，使掌管孝陵及昌平等十三陵之祀事，抑吾人所不可忘者。康熙帝非貿然禮祀前代，苟有不如意者，且黜而不祀焉。當帝之末年，禮部具奏歷代入祀之議，帝黜萬曆、泰昌、天啟三帝不得入祀，以「有明之天下，非亡於崇禎，實坏於三帝之時，崇禎非亡國之君，何可與三帝同視」雲。帝在位六十年間，巡行江蘇、浙江間者，實前後六回，每至南京拜祖孝陵，有御製《金陵論》一篇，可想見帝之眷眷於此地矣。 滿族八旗將士騎馬圖 滿洲國俗漸壞 承平日久，人民不見兵革，八旗子弟，漸趨於奢靡，王公皆然。雍正帝嘗恐彼等沾染漢習。失其固有之國俗，然一般風尚，依然仍悅漢習，抑所謂八旗子弟者，本一極駁雜之團體，其中有黑龍江之蠻人，有豆滿江之野人，亦有棲息於松花江上流地方深林之女真，行獵於嫩江流域之打虎兒人及索倫人，此等概冠以新舊滿洲之名稱；其中有在尼布楚俘歸之俄國捕虜百餘名，亦稱八旗，編於一佐領之下。此等八旗之外，有蒙古八旗，漢軍八旗，惟其所謂親軍者，僅滿洲八旗。彼等本乏固有之思想，一旦染京華之臭味，靡然從風，模效漢習，曾無有適當方法，可以抑制趨向。雍正二年，吉林官吏趙殿最奏請於該地建造太廟，設立學校，教滿漢子弟讀書應考。帝視之不悅，下諭卻其奏曰： 我滿洲人等，自居漢地，不得已而與本國之習俗日相遠，惟烏喇（今吉林）、寧古塔等處兵丁，不改易滿洲本習。今若崇尚文藝，子弟之稍穎悟者，俱專意讀書，不留心武備，即果能力學，亦豈能及江南之漢人？我滿人篤於事長上，孝於事父母，不好貨財，雖極貧困，不行無恥卑鄙之事，此我滿洲人之所長也。讀書貴能知能行，徒讀書不能行，不若不讀。本朝龍興，混一區宇，惟恃實行與武備，並未嘗博虛文、事粉飾，然則我滿洲之實行，不優於漢人之文藝、蒙古之經典哉？今若崇尚文藝，一概學習，勢必至一二十年，始有端緒，恐武事既廢，文事又不能通，徒成為兩無用之人耳。如學校考試之請，皆為流罪發遣人內稍識文字之匪類搖惑所致，果能得材勇卓越者數人，以為朕之股肱，比成就一二駑劣無能之生員遠勝矣！ 此諭文於實際有何效驗，雖不得而知，然帝之熱心態度，欲增加幾分滿洲固有之武力，固不容疑。依帝之言，雍正五年中查八旗親軍及護軍之內，能挽八人力之硬弓者，凡一萬八千人。更於武官選用考試之際，試考力量，有能挽十八人力及十六七人力之硬弓者，余皆能挽十三人力以上十五人力以下，帝視彼等之態度，頗形滿足。當此時也，以弓馬武力為中心之八旗，尚不失勁旅之實。雖然，一般滿人對於漢人文化嗜好，終不能滅殺，相率染南人之習俗，而八旗之生計亦漸窮矣。 優容回教徒 奉摩罕默德教義之信徒，一從南海廣東方面而來，一從西北天山南路而來，在清初時戶口最多者，推陝西、甘肅兩地，中國人以東干或回回稱之者皆是也。雍正七年，帝思各省回民為當時戶口之重要部分，特發上諭，戒飭地方官吏曰： 直隸各省，皆有回民居住，由來已久。其人既為國家之編氓，即為國家之赤子，不可以異類視之。數年以來，屢有人密奏回民自為一教，異言異服，肆為不法，請嚴加懲治約束，朕以為不然。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所留遺之家風土俗，如中國人籍貫之不同。回民有禮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別，要之從俗從宜，各安其習，初非惑世誣民者可比，故回民之教儀，可置之不論也。惟凡人生產之地不同，而同在天地覆載之內，其教之大略，亦不能外綱常仁義之事。據朕之所見，回民之登文武顯宦者，常不乏人，可知其漸次服習中國之教矣。人之賢愚不一，回民雖有刁悍，漢人中亦不能保其必無，地方官不宜以回民異視，當以治中國人之方法治回民，而回民亦不可以回民自異云云。 摩罕默德，今通譯穆罕默德。伊斯蘭教的創始人。 於是政府更於北京宣武門內設回回館，以便與其餘諸國一同進貢。然當時陝西回民比他省尤占多數，不免有私藏兵器、賭博私販等不法之行為。又政府謀耕作力之增加，下命禁止屠牛，其法不能盡行於彼等，間因回民不食豚肉，愛用牛肉，此種禁令，頗覺不便也。 彈劾回民之疏被斥 雍正八年，安徽按察使魯國華，對於回民之不法行為，上奏彈劾，曰「回民不奉本朝正朔，隨意為曆書，且設立禮拜清真等寺院」。帝對於此疏，意不為然，以年號系彼等之私記，不足為咎；白帽為彼等習慣，非違背服制；禮拜清真寺院等，與各省村邑所崇奉之土俗神祇無異，律不為罪。反舉回民中拔萃人物，如馬進良、馬雄，及四川征苗有功之哈元生等以折之。帝之所以對於回教徒，示以寬容態度者，買結彼等之歡心耳。蓋以回教之實力，及其根據地在甘肅一帶地方，深知與彼等搆難，恐有不利也。而尤有說者，回教多行於中國細民之間，清代之末，有數多之回兵者，以中國募兵時，應募者多為窮民也；或曰：回民之禮拜寺，乃貧民之集合所，兵營乃回教之中心，故變亂時起也；又雲，彼等自居於一城之中，不與漢人混住，大概密集一隅，而以禮拜寺為中心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