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四十一章 顛覆清朝之思想

漢族本位之主張 南北兩種族之對立，從廣義解釋之，實為東洋史之本干，而其局初不必自南北朝時代始。在秦始皇時，併吞六國，統一漢人，築長城以防塞外種族，自秦人言之，北人為夷狄，我則中華，彼客我主，不無內外之差別。在中國上古，以東夷之人，奉為中華之主，舜是也；繼殷而君臨神州者，乃西夷之人，文王是也，在當時毫無畛域之見，存於其間。雖然，因北族之發達，此種思想，亦由之發達，至於秦乃統一此等思想以防牢塞外矣。自是南北兩種族，皆代有盛衰，南人強盛時，絕胡人之王庭於沙漠之南；而北族強大時，則一旦牧馬於大江南北。在六朝時代，南人罵北人為索虜，蓋因北魏人髮辮下垂如索也；北人指南人曰島夷，因彼等漢人，據東南之澤國也。及後世蒙古起，呼漢人為蠻子，則更為有興味之事實矣。自吾人眼中觀察之，漢人之中華本位思想，逐代發達，就中尤推趙宋時代為盛。加之元朝之對待漢人，政策過於刻薄，彼等不顧漢人之習慣，且於官吏之任用，不及於普通之人，而特設蒙古與色目之階級，取士之途，未免過狹，一方面適足激成漢人之奮起。因之，朱明太祖，以吳元年傳檄中原，在彼等視之，殆有晴天霹靂之感。其檄文大意如下： 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而治天下者。宋祚傾頹，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之內，莫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也。然達人志士，尚有冠裳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大德，廢長而立幼，泰定以臣而弒君，天曆以弟而鴆兄，且弟收兄妻者有之，子烝父妾者有之，上下相習，恬不為怪，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濁亂殊甚。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廟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足為後世訓耶？及其後嗣沉荒，君臣失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台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起兵，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人事所致，抑亦天厭棄夷德之時也。古語云：「胡虜無百年之運。」今日驗之，信乎不謬。（下略） 宋濂像 此檄文為名臣宋濂所草，可稱之為有明一代之民族宣言書，吾人可名之為漢族本位之主義者也。詳言之，吾等漢人即漢土之主人，而夷狄不與焉；假令一時外夷入主中國，亦客帝而非真主也。而猶有說者，主客之觀念，一般民族之間，均甚激烈，稱為客家或客籍，加以侮蔑，不通婚姻，不相交際。在晉時代，中原漢族，逃於閩中，至今福建、廣東之境上，即稱為客家，咸特種之部落焉，可以證之。為北虜所苦之明朝，約亘三世紀之久，維持其境土，而此統治之存續，即表示其思想之存續，卒也其祖宗宣言之漢族本位主義，至明末而益見發露。 宋末與明季之對照 比較趙宋之末葉，與朱明之末季，吾人不能不加以新說明。在中國史中，文天祥可謂空前絕後之忠臣，然驗諸明末，則此種忠義之士甚多，或且駕乎其上焉。就中可注意之事，則以此等忠臣義士，多出自文明書生中是也。至於此等傾向，則實明朝平時之政體使然。從事實上言之，當時之武將明大義者絕少，儒冠者流，不得已而從事行間。故彼等用兵之方略甚疏，以與滿洲久經訓練之師抵抗，歷戰皆不見有功；然彼等之節操氣概，愈敗而愈振，愈窮困而愈顯露。觀碩儒黃宗羲，為其亡友張煌言所撰墓志銘，可以見矣：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非以一身較遲速，有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未死，吾力一絲未盡，終不可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可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之移山，精衛之填海，常人藐為說鈴，聖人指為血路，是故知其不可而不為，即非從容。嘗聞有以公與文山相提並論者，皆吹冷焰於灰燼之中，無尺地一民之據，止憑此一線未死之人心，為之鼓盪，而形勢昭然，人心不測，一旦昭然者不足制，而不測者亦從之轉移。唯兩公之心匪石不可轉，故百死之餘愈見光彩。文山之《指南錄》，公之《北征紀》，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文山從鎮江遁後，馳驅不過三載；公丙戌航海，甲辰就執，三渡閩關，四入長江，兩遭覆沒，首尾十有九年。文山之經營，不過閩廣一隅；公提孤軍以虛喝中原，是公之所處難也。 黃宗羲像 張煌言之文字，不徒詞采富贍，即其見地亦超越時流。聊舉一例：鄭成功據台灣時，彼責其失計，當「以思明為根本，台灣為枝葉，若無思明，雖得台灣，豈能一日居？此時與紅夷（荷蘭人）交爭，殊非至計。要之今乃進取之秋，非退守之日。昔年雖有長江之敗，猶足流芳百世。殿下受大明之倚重，區區據有台灣，偷安旦夕，竊以為不可」云云。觀煌言之意，台灣乃進取大陸之根據地，互相為用，否則不可維持。此雖不足以動當時之成功，可謂為鄭氏將來之豫言。總之，明季之書生，非徒託空言，實欲以此種抱負，實施於兵事也。而尤當注意者，彼等皆富於文學，有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之概。就清朝之統治而論，此等遺物，不可謂非一種之危險品。但此等忠義之士，其死非一地，遺文亦零落四方。至近世發見其大部分者，推浙江省錢塘江東西為最。 史學之發生 史學最盛於錢塘江之東。中國上古之時，禮樂刑政，皆出於史。經學家龔自珍曾謂學問之九流，皆出於史，其說亦自有理。支配中國人心最有力者為道教，漢班固謂道家出於史官。漢代卓越之史家，推司馬遷，其父太史公，司天官，位在宰相上。抑史者本不過記錄之官，而中國之史，則有一種之特徵，緣不得志於當世者，即托之史以鳴其不平。孔子王佐之才，不得其位，退而刪述魯之《春秋》，故當秉筆直書之際，雖王者亦無可如何。故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史之威權，可以抗王霸，洵不誣也。抑中國人之對於史而崇拜之者，又與祖先教有關係。有史以來，興亡頻繁，敗者欲保存自己之舊記，以傳之將來，以俟諸後世。故錢塘江東之所以興起史學者，實一片孤臣孽子之心也。然而此等史學之鼻祖，所以興起於錢塘江東者，則又與王陽明學派有關係，不可不知也。 黃宗羲之開創史學 史學與陽明學，雖無形式之聯合，然史學實為王學繼承者黃宗羲所倡導。宗羲浙江省餘姚人，從明之宗室魯王抗清兵，前已述之（參照第二十八章）。宗羲既絕志於當世，退而講學於鄉黨。及門之士，得萬斯同、萬斯大，彼以其志，語於斯同，其言如下： 自科舉之學盛，史學遂廢。昔蔡京、蔡卞當國，欲滅絕史學，至欲毀《資治通鑑》之板，然卒不能。今未有史學之禁，而讀史顧無其人，此人才所以有日下之嘆也。先忠端公就逮時，途中謂某曰：「汝近日心粗，不必看時文，且將架上之《獻征錄》，略涉讀之。自後三年，始讀二十史，皆因先公之言也。 《獻征錄》，全名《國朝獻征錄》，明焦竑（1540～1620）撰。明人物傳記資料選編，120卷。 又曰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屬，公死，是死國史也。」素以此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贊一詞，及明亡，朝廷之任史事者甚眾，顧獨借一草野之萬季野以存冬之，不亦可慨耶。 黃宗羲（中右）白雲山講學圖 宗羲之對於史學，其用意已略可概見。 萬氏兄弟為寧波人，斯同最稱得史法，彼語其友方苞，曰：「史之難久矣。論其世，知其人，非具見其表里，吾無以信之。人受其枉者多。吾少館某氏時，其家有列朝之實錄，吾默識暗誦，不敢遺一言一事。長游四方，從故家求遺書，旁及群志邑乘、雜家史傳之文，無不網羅參互，而要以實錄為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其言，無所增飾，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察之，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凡實錄之所難詳者，吾於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以吾所得於實錄者裁之。子盍就吾所述，約以義法，而不必經緯其文字，他日書成，使人知四明萬氏之草創，吾死無恨矣！」彼對於《明史》編纂，述其真意，所謂史法者，可推而知，又足以見浙東學術之本色矣。至彼之後，全祖望、邵申涵同出浙東，最喜訪集明末之遺事，良有由也。由是言之，清朝之史學實由明之遺民，欲存前朝之舊記，傳信史於後世，而後發生；而此事發生在受清兵之禍最烈之錢塘江附近，則頗有興味之問題也。其後有會稽章學誠出，著《文史通義》，史學至此，乃底於大成雲。 萬斯同（1638～1702），清代史學名家，字季野、號石園，浙江鄞縣人。參與編寫審訂《明史》，由於萬斯同等的整理和考訂，《明史》體例嚴謹、編排得當。 顧炎武像 顧炎武之民族思想 江蘇崑山顧炎武，亦明末義士也。魯王曾授彼以兵部之職，因事故之障礙，不獲行；唐王立於福建，欲往應召，亦不果。炎武學問博大，其所著作，粹然純儒之文字。從此學風，一變而傾於考證，後代莫不攀援之，以為漢學之祖。雖然，此非彼之素願也。彼誓不食兩朝之祿，曾至南京謁孝陵（太祖墓），又至昌平謁思陵（崇禎），倦倦故國，日常行事，依然亡國之孤臣。彼所著《唐韻正》、《詩本音》等書，以考漢族之原音；著《天下郡國利病書》、《帝王宅京記》、《肇域志》等書，以寄託其一片耿耿之志，其惟一之目的，在喚醒漢人。當時大學士熊賜履招致炎武於史館，彼乃毅然願以一死謝之。彼對於學問，述其感慨，謂「文章苟無關於經術政理之大者，皆不足為。韓文公起八代之衰，若僅作《原道》、《諫佛骨表》、《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不作一切諛媚之文辭，豈不誠為山斗耶」，其警惕世人如此。 《天下郡國利病書》書影 《明夷待訪錄》之行世 浙東學術，以史為特色，前已言之。黃宗羲更進而發表政治上之根本思想，著《明夷待訪錄》，自擬殷之臣子，待周武王來訪，述洪範九疇之意也。內容如下： 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 取士下 建都方鎮田制一 田制二 兵制一 兵制二 兵制三 財計一 財計二 財計三 右二十章均寥寥短篇。《原君》一節，於君臣之義可以啟吾人之思想如下，曰： 古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畢世之經營，皆為天下也。今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不得安寧者，以有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及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唯君而已。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嗚乎！豈設君之道固如是耶？ 古之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非過也。今天下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曰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可逃於天地之間，雖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腐鼠之不異。豈天地之大，兆人萬姓之中，獨私一人耶？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以如天如父之空名，欲禁人之窺伺，背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雖然，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其以此自私。彼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密緘滕，固扃錀，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則數世，近則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 昔人願世世不生帝王家，而毅宗（崇禎帝）語公主，亦曰：「汝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之時，其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耶！是故明於君主之職分，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並非絕塵；不明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所以許由、務光曠世不聞也。雖然君之職分難明，不以俄傾之淫樂易無窮之悲，雖愚者亦明之矣。 許由，堯舜時代的隱士。相傳帝堯要傳位於他，他不肯接受，便逃到箕山之下隱居躬耕。 務光，古代隱士。相傳湯讓位給他，他不肯接受，負石沉水而死。 《明夷待訪錄》書影 此思想以傳賢主義之政體為理想，依彼之意，君主乃一個之公僕，天下乃天下人之公產，非一人之私產，民族為主體，君主為客體，明了之至，無所爭議。此漢民族古來所懷抱之思想，適於浙江一遺老之口中出之，可得而言。然此種民本主義之思想，與清朝政體不相容。吾人不必別為解說，《待訪錄》更有《原臣》一篇，明臣民之本義，述之如下曰： 臣道如之何而後可？曰以天下之大，一人不能治，以群臣分治之。故我之出而仕，為天下非為君主，為萬民非為一姓。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君以形聲強我，我不敢從，況無形無聲耶？非其道，不敢立身於其朝，況於殺其身耶？不然，為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欲，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中略）或曰：親與子不並稱耶？曰：非也。父子一氣，子乃分其父之身以為身，故孝子雖異身而其氣能日近，久之無不通；不孝之子分身後日遠日疏，久之氣不相似。君臣之名，由天下而始有之，吾無責於天下，則吾於君路人也。出而仕，不以天下為事，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君之師友也。 浙東之開山鼻祖，乃抱如此極端之民權思想，寧非可驚異之事，何則？彼與顧炎武、王夫之稱為國初之三大儒，其地在四明、天台之間，其熱烈之思想，容易宣傳於多數之門人。凡所謂思想者，每與其土地生活狀態有密接之關係，決不容疑，不可不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