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三十九章 康熙朝之庶績

十三衙門之撤廢 明代宦官政治之餘習，至順治帝初，尚未革除，一因滿廷不嫻漢人之儀禮，不得已使用宦官。始設此制者為攝政睿親王，死後，順治帝年少，深覺其便。所謂十三衙門者，即兼用滿洲廷臣與宦者之司禮、御用、尚膳、尚衣等諸局是也。但帝懲前代之弊，縮小彼等之權限，官不得過四品，非奉差遣不得出皇城，職司之外不得干與一事，不得招引外人，不得交接內外官員。十二年，命立十三衙門鐵牌，用滿漢文字，更刻戒飭之諭文。孰知徒法不能自行，內官吳良輔與滿官佟義謀，結交外官，廣招黨與，通賄請託，無所不至。順治帝尚未有以處置之，至康熙帝即位之初，悉行廢置，以其事並歸於內務府；乾隆帝命「秦、趙、高」三姓，為奏事大官。清朝歷代之制度，於此可想見一斑矣。 順治十三衙門鐵牌 封爵制度之創置 康熙帝鑒於三藩之叛亂，平定以後，遂籍沒藩產，收回藩兵，不以兵權、土地，世與臣下；即宗室之懿親，親王貝勒之元勛，亦使之居留北京。帝意在實行集權也可知。又宗室之爵，大加改革，親王以下，有十二等；功臣之爵，從一等以下，有二十六等；宗室至於遠孫，無爵，給以四品頂戴。對於特殊之懿親，則世襲罔替，而有永世承襲之制；即使後之襲封者，雖罪犯大逆，身陷重辟，亦必使其近支襲封。親王、郡王之家，受此特典者，一、禮親王（太祖第二子），二、睿親王（太祖第四子），三、豫親王（聖祖第十三子），四、肅親王（太宗長子），五、鄭親王（顯祖之孫），六、莊親王（太宗第五子），七、順承郡王（太祖曾孫），八、克勤郡王（太祖之孫），九、怡親王（聖祖第十三子），自第一迄克勤郡王，計六親王、二郡王家，為國家之勳勞顯著者，定為世襲罔替。此制乾隆帝始公示之，俗謂八大王為「鐵帽子」，即累世罔替之意也。怡親王原封者為允祥，及雍正帝立，盡瘁國務，故於其死也，得與此特典。至光緒朝，以上之外，復加醇親王、恭親王；晚年，慶親王家又列入焉。 郡王府 黃河之潰決 黃河之水道，上流不甚變遷，開封府以東，則顯有轉移，而不經古來一定之河道。中國歷代，以此水道變遷之影響，謂之「河患」。相傳禹所導之水道，經直隸省南部之天津而入海者，然水道漸遷於東南，漢建始四年，已注于山東濟南府之北方今之黃河口附近。後漢明帝患之，永平中舉樂浪人王景，使之治河。此工事從今河南之滎陽，至於海口，施以堅牢之護岸工事，距離千有餘里，費計億萬。幸而水道因此底定，歷晉唐而無大患，談黃河之歷史者，以彼為神禹後之第一人。入於宋代，此工事漸失效用，河水處處潰決，紹興年間（金明昌五年），遂分南北二派，北派依今之大清河，與故道無大差異，然南派則依清河，合泗水、洛水，從江蘇省北部海州之南方而入海。及宋南渡，勢益南趨：金人不利於北流，因導之南流，以嫁禍於宋，但地形自壽張之南梁山泊一帶，顯覺低下，一旦上流潰決，則從北而南，當然之事，河道於是又大變。元至元二十六年，政府盡開開通河，北流盡絕，以一淮水受全黃河之水。至明代遂頻受河患，嘉靖中，河道之亂流，有十餘處；至隆慶中，屢屢潰決，河患殆無紀極。明代稱為治河能臣潘季馴者，論曰：「導黃河之道，在於繕治堤防，使水無旁決，使水流地中，沙隨水去，治堤即治河之策也。」又曰：「河勢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緩。合則流急，急則沙刷而河深；分則流緩，緩則停滯而沙淤。故以堤束水，借水刷沙，為治河之良法，切實而不可易者。」彼遂以此方法，修築堤堰，從徐州至淮安六百餘里；又因欲使水勢強大，遂導淮水畢趨於清口，會流於黃河，河患於此得稍緩焉。然此計劃，必有財力始可行之，明末之國帑與民力，殆難於維持。自順治亘康熙初年之河患，實承前代明季潰決之流遺也。 康熙時期黃河築堤圖 康熙帝之治河事業 中國諺云：黃河與官吏、道路，為中國之三大憂，累年潰決，使東南三大省不安。通觀其治河之策，無非寬河道，與築堤防以束河身之二策。然黃河流水年年挾數百萬噸之黃泥而來，河底漸漸堆起，比平地高至六七丈，此屬常有之事。值此情形，堤防果能有效乎？堤防既被破壞，因而泛漫流沖，別成一新河道，為必然之理。況淮水比黃河低下六尺，水勢緩漫，往往有倒灌之患耶。康熙十六年，帝以靳輔為河道總督，專當治水之任。時淮、黃兩河四潰而不入海，從碭山至海口，兩岸決口至七十八所，洪澤湖之高家堰，決口至三十四所，翟家壩則成四道之河，清水潭則久成潰流之患，山陽、高郵、寶應、鹽城、興化、泰州、如皋七州縣，則成一片汪洋之湖，而溝口運河，卻淤塞而變為陸地。靳輔熟睹此形勢，知溝口以下不浚築，則黃、淮二水無所歸；清口以上不鑿引河，則淮水之流不暢；高堰之決口不盡封塞，則淮水派分，無刷河之力，黃河必納淮，而下流之清水潭亦危。且於黃河南岸，不築堤防，則高堰危險；北岸不加防閒，則山東必受衝激。故築堤岸、疏下流、決塞口，但有先後而無緩急，今不為一勞永逸之計，屢築屢泛，安有所底止耶！奏上，帝頗然之。靳輔之治河也，幕僚陳潢之勞苦，亦不可沒。彼亘八年之久，從徐州至海口，兩岸施堤，修築決潰之歸仁堤，改運口，復河道。又欲從高郵城東經興化白駒場而至海口，築長堤二。然此提議，未得直隸巡撫于成龍等之同意，御史郭琇乂劾之，遂遭罷免。然彼去後，卒不能成功，則稱彼為潘季馴以後之一人，亦非過譽也。帝對於治河之態度，終始未變。康熙二十三年以降，六次南巡，詳觀黃、淮兩河之形勢，任張鵬翮為河道總督，一一親指授之。帝平日以河務、漕運及三藩，為聽政以來之三大事，書之於宮中柱上雲。潰決之患不改，河費亦日見加，帝末年所費，約五十五萬兩；乾隆四十七年以後，加至數倍；嘉慶十一年之河費，又倍於乾隆；道光年間，計三百萬兩。此固由於工料之貴，而潰裂之頻繁，又為一大原因也。道光二十二年，魏源謂：「河費浩繁，糜費國帑，無異鴉片之以民財輸于海外。治河之道，不外以河道之方向，還漢代，以今之位置，望其無變，則使神禹復生，亦不能奏效也。」然一八五三年（咸豐三年）七月五日，黃河忽然北流，從今之大清河而入海矣。 潘季馴治河規劃示意圖 滿洲之防備 清、俄兩國之交爭，開始於黑龍江上流，前已言之。清廷發祥地之滿洲，覺施行軍政之必要，無非防俄人之南下耳。康熙二十二年，帝於黑龍江置將軍及副都統，使鎮守愛琿城，後因與俄結界約，遂移駐於齊齊哈爾，大興安以東，黑龍江全域，舉歸此政廳掌管。在東海（即沿海州方面）之防備，除為對俄外，亦因太祖、太宗以來充實兵力，已捕收其地方之戶口，別無所顧慮，遂以順治朝所設之寧古塔之昂邦章京及副都統，悉改為將軍，於康熙十五年，移駐於今之吉林。該地南控通河，北有黑龍江，當南北水路之交通，順治以降，黑龍江方面之大征伐，悉以此地為根據而發艦。爾後吉林與齊齊哈爾、盛京，為滿洲統治之三大府焉。 長白山界碑 長白山之定界 清與朝鮮之國境，因李朝內政整理，遂生種種問題，最重要者，於長白山立界碑之一事也。康熙十六年，帝為詳考長白山地理，命內大臣覺羅武木訥親往踏看，然此行實至松花江源為止，於鴨綠、豆滿兩江之關係未及知也。二十三年，帝又派駐防協領名勒出者往，於鴨綠江上流三道溝地方，遭意外之變，又不得達其目的。然在朝鮮國境上所發現之犯罪，爾後接踵不絕，因國界不詳，致議罪之主權亦不明。康熙四十九年，帝仍以審界之主意，授烏拉總管穆克登。五十年，下諭曰： 天上度數，與地之寬大相吻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即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尺算之，天上一度，即地下二百里。自古繪輿圖者，俱依天上度數，推算地理遠近，故差誤甚多。朕前派能算善繪之人，以東北帶之山川地理，俱依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披閱之下，知混同江從長白山流出，船廠（即吉林）從打牲烏拉，向東北而流，會於黑龍江而入海，此皆屬中國之地；鴨綠江從長白山，流出於東南而向西南，由鳳皇城與朝鮮國之義州間，流而入海，鴨綠江之西北，系中國地方，亦以江為界，既已明白無疑矣。但鴨綠江、土門江兩江間之地方，不甚明晰，即派部員二人往鳳皇城，會審朝鮮人李萬枝之事，又派打牲烏拉總管穆克登使與同往。伊等請訓之時，朕曾密諭曰：「爾等此行並查看地方，與朝鮮官沿江而上，若行於中國地方，即與朝鮮官同在中國所屬地方行之；或中國所屬地，阻隔不通，爾等俱在朝鮮地方行之，乘便至於極盡之處，詳加閱視，務將邊界查明奏復。」想該臣等已由彼地起程前往，此番地方情形，庶得明白也。 打牲烏拉，原為明海西女真烏拉部烏拉城，努爾哈赤滅烏拉後，改稱打牲烏拉。打牲烏拉城舊址在今吉林省吉林市烏拉街東南。 五十一年五月，穆克登既奉此上諭，遂從興京之東北邊門而進，乘小舟，出頭道溝，入鴨綠江，水陸並進，溯行至厚州，與朝鮮所派之伴使及監司等相會。更進至惠山，在此舍舟而登長白山，排險峻而上，從麓至頂約三百清里，遂窮江源，實測山上之潭水與鴨綠、豆滿兩江之源，刻界碑立於潭畔焉。此審界之結果，西以鴨綠江之本流為界，東以土門江為界，多年紛爭之問題，至是告終。然碑文之所謂土門江，名稱不無疑似，何則？在滿洲系指豆滿江也無疑，惟豆滿與土門之區別，至後代易生枝節。二者共為女真語Tumen之譯文，而朝鮮不承認，公言土門非豆滿也，所謂東間島問題，於是發生。自太宗朝繼續而來，關於偷參、伐木、越墾等事，累年紛議不休，及至於帝，則繕修從來之邊柵，使兩國人民不得闖入於其地帶焉。據法人九阿托所收於得司克利布向、托拉、西奴之地圖，依其割線，則豆滿江外，包括鹿屯，從黑山山脈亘寶竾山，入於鴨綠江之上流，從頭道溝與流至十二道江之諸水合，由長白支脈（松花江兩大源諸水之分水嶺）經佟家江本流稍西，而從大小鼓河之水源，至於鴨綠江與鳳皇城之中間。其地圖並加以說明曰：「凰皇城之東方，有朝鮮國之西方分界標。蓋滿洲先攻中國，而朝鮮被其征服，爾時議定，於長柵與朝鮮國境之間，置一空虛之地帶。此國境，圖上以點線表現之。」如此之記述，於中國方面，雖不見有確證，然據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間帝所派耶穌會士雷孝思測繪該地之備忘錄，則不能謂為無根據也。據吾人所知，乾隆十一年中，清廷對於鴨綠江流域之展柵，容朝鮮之抗議，於鳳皇城樹柵之外，留空地百清里，隔截內外，以免混雜滋事之患雲，而兩國會哨之制，亦由此興矣。 清柳條邊遺址 封禁與柳條邊 滿洲為清朝發祥之地，以之開放於漢人，此為朝家不得不顧慮之事，無待言矣。帝覺維持之必要，遂西從山海關起，東至吉林之北，伯都訥之南，廣設邊柵，深穿邊壕，植柳於兩側，用是咸呼為柳條邊雲。自今之開原，分東南而包興京廳至鳳皇城之一線，亦以邊柵迴繞之。此則帝因前代所置，而更修築之者。此邊柵之位置，在遼河流域，顯然擴大，並今之新民府亦包含在內。此可見清廷之勢力，且明代所不能實行者，一旦告厥成功也。清廷於邊之要處，設以關門，非帶有所管官廳之免票者，不得入滿洲；即滿洲人，從山海關來北京方面之時，亦先須檢驗其行李，此由於禁止人參之夾帶也。漢人往滿洲者大概禁止，但國初為捕虜之漢人，客死於其地者甚多，子孫為收遺骸而去者，則將給以免票。如碩儒顏元，訪其父墓於瀋陽（奉天），此其例也。滿洲自入關以後，連年苦戰，壯丁概被徵發，人口極稀，農業多未發達，在明代為腴田，變而為荒地者甚多，則各縣之凋殘，可想見矣。順治八年，政府出令招墾，誘引漢人。其進行之程度若何，未得其詳，然就土地一事言之，在盛京則旗地占其大部，民地不過幾分；在吉林、黑龍江，則皆屬官旗地，民地缺焉。政府以旗人不好京城生活，屢使彼等歸還滿洲，從事耕屯，然旗人中感染南方風氣者，多以土地典於漢人，或租賃於漢人，留住故土者不多。從此觀之，旗人於滿洲之農業時代，無何等之功效，可以推知。康熙帝又因長城外之蒙地，漢人種墾，生起種種之事件，頗滋厭惡，遂各遣還故土。此等漢人之主要者，則為山東人。 皇位承繼之紛爭 清朝之皇位承繼，從來以皇子嗣繼大統外，無何等之規制。太祖曾有言有德者則登大位，否則，當更擇善者，雅不願於生前預定皇儲也。此雖略似蒙古之習俗，實則太祖因諸王之權力強大，不能直抒其意志，故有此言也。清廷之皇位承繼，向來不免紛爭，太宗之即位，睿親王以為僭位，職是之故。諸王權力發展，每相衝突於宮廷之間，或於國運之消長，亦受其影響。順治帝崩時，皇子不多，又皆幼弱，不見特甚之暗鬥，然至康熙帝晚年，則廢太子之問題，聳動於中外矣。 允礽 皇太子被廢 帝冊立王子允礽為皇太子，事在康熙十四年，清朝立皇太子自此始。當時太子年齡，不過二歲，帝年不過三十餘歲，定太子以固國本，不能不疑其過早；且合嫡庶計之，帝有三十五子，兒孫眾多，固人生幸福，而亦不免有不肖子在其中。據吾人觀之，帝之教養皇儲，亦既不一其方，舉碩儒熊賜履，當輔導之任；帝巡幸時，常使之附隨，俾知民間之疾苦，與地方之利弊。太子戴不世出之皇父，固非不肖，自經義、文學以至騎射，靡不一一通達。康熙三十五年，帝討噶爾丹於漠北時，太子為北京留守，聽視朝政，世稱其賢，乃忽而變為驕抗之態度，不幾使人疑其為狂疾耶？太子之兄有允禔，弟有允祉、允禎（雍正）、允禩、允禟、允祥、允禵，彼等視太子之驕慢，殊不滿意，遂各結黨引類；太子亦植黨羽，以講自保之道。然自被種種之陰險手段，為廢止太子之運動，而太子之惡聲亦多，遂蹈自暴自棄之行為而不顧。據康熙帝所言，太子弟允禵，則凶頑愚昧，弟允禩則奸詐陰柔，頗不傾信彼等之言，然皇太子之黨與如內大臣索額圖等，密謀大事，遂發表廢太子之上諭焉。 康熙帝痛哭仆地 內大臣索額圖，用何種之手段以圖大事，雖不明了，而不外要求帝之退位，可推知也。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帝次於塞外之布爾哈蘇台，集諸王大臣等於行宮，命皇太子跪於前，帝垂涕而語之曰： 今觀太子之舉動，不法祖德，不遵訓誡，唯肆惡虐眾，暴戾淫亂，難以盡言。予包容垂二十年矣！乃其惡愈張，侮辱廷臣，擅權鳩黨，窺伺予身，起居動作，靡不探聽。夫國惟一主，允礽何得任意陵虐，恣行捶撻耶？予巡幸陝西、江南、浙江等處，或駐廬舍，或御舟航，未嘗跬步妄出，未嘗一事擾民，乃允礽以屬下之人，恣行乖戾，無所不至，言之使予慚恧。又要截外藩入貢之人，攘取進貢之馬，致蒙古俱不心服。種種惡端，不可枚舉，予尚冀其自新，故隱容以至今日。又予知允礽賦性奢侈，因使彼乳母之夫凌普，為內務府總管，俾便於取用，孰意凌普更加貪婪，下人無不怨憾。予於允礽幼時，諄諄教訓，凡所用者，皆庶民之脂膏，應從節儉，乃不遵予言，窮奢極欲，逞其兇惡。今更加甚，有使予諸子無有噍類之勢。更可異者，彼每夜逼進布城，從裂縫窺視，不外欲為索額圖復仇耳。使予日在危險之中，晝夜戒慎，未遑寧處，如此之人，豈堪托祖宗之宏業耶！且允礽生而克母，自古稱為不孝。予即位以來，諸事節儉，身御敞裘，足用布襪。允礽所用者，遠過於予，彼猶以為未足，恣取國帑，干與政事，必至於敗壞我國家，戕賊我萬民而後已。若以此不孝之人而為君，其如祖業何耶？ 康熙遺詔（漢文） 語畢，帝遂痛哭而仆於地。 諸王之朋黨 廢太子之事，出於帝之晚年，中心抑鬱，亦可推知。允礽之驕慢，觀帝之所言而可知，然驕慢不必為廢立之理由。帝躬行節儉，心懷德義，以內聖外王為志願，則目擊太子之素行不修，未免失望，因予以廢立之處置，或亦激起太子之反省。孰意有此一舉，事機愈迫，諸王之以太子候補為欲望者，至熾烈而不可抑。最表白此欲望者，則兄允禔；而巧為運動者，則弟允禩也。彼等企立為皇儲，其手段無所不至。就中允禩之黨與，蟠於中外，或與允禔、允禟相結，或引內大臣，施用邪術，鎮壓廢太子允礽，進而刺殺之。允禩當時封為廉親王，揆敘王鴻緒等左右之，其勢望幾不可侮。太子之黨與，亦知帝之意思，務為告發允禩一派之奸謀。幸而以允禩所埋藏鎮壓太子之物件，發掘十餘所，而允礽之病，亦於是時略愈，真不可思議也。帝知之，謂廢太子之病，無非因於彼等之邪術所致，乃拘允禔於其第。是年十一月，帝命滿漢大臣，除允禔外，保奏諸王中可為太子者。內大臣阿靈阿、王鴻緒等，共奏請立允禩，帝不許。翌四十三年三月，以廢太子病癒，再冊立為太子焉。 王鴻緒（1645～1723），清朝大臣。初名度心，字季友，號儼齋，又號橫雲山人，江蘇華亭（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十二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戶部尚書，卒年七十九歲。著有《明史稿》。 皇太子再廢 帝於廢太子之時，約六日間，未嘗安寢；執允禩時，至欲親引佩刀以誅允禵。據帝所言，五十年間包容之事殊多，帝之所以憤懣憂悴、損其健康者，當以太子之不肖為其主要原因也。是時蟠據朝廷之朋黨，既已如此，帝之苦心經營之鴻業，亦難保不投去於此渦中。宰相王掞年七十餘，欲報帝之殊恩，以建立太子之意見，密奏數千言。帝不悅，語左右曰：「王掞之言是也，但得無蹈前明惡習乎？」可知帝不論獻言之是非，特厭臣僚之議立太子耳。康熙四十八年，帝拘禁太傅馬齊，排斥王鴻緒等，前此拘束廢太子之方法，一一解除，再冊立為太子。然帝之希望，終歸失敗。蓋太子之狂疾，不但未改，且嘯聚兇徒，親近幸佞，驕抗之態度，未嘗或已。帝數年以來，隱忍俯從，任其所為，只欲感悅其心，使遷善改過。然絕無可望，遂決於五十一年，再行廢黜，於是不再立皇儲矣。六十一年，帝年六十九，在乾清宮舉行千叟宴，前後二日，賜宴六十五歲以上之滿漢臣僚約千人；對於諸王貝勒及閒散宗室等，則授爵勸飲，分與食品；自作七言律詩一首，鼓吹王者受命之盛。從正月至二月，則巡幸畿甸；自四月至九月，則巡幸熱河；十月，又幸南苑行圍獵。然十一日不豫，由南園回駐於暢春園之離宮，至最重大之冬至日上帝郊祀禮，亦不能親行，使第四子和碩雍親王代祭，既而大漸。先祀典二日，召諸皇子於寢宮，於榻前詔曰：「皇四子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其繼朕即皇帝位。」當是時，雍清王聞召馳至，進寢宮見帝，已殂落矣。立太子問題，似因於雍清王即帝位而告終，然不過一時之假相耳，皇位繼承之情實，遂與種種詫異之現象，疊發於雍正朝矣。 允禵像 郊祀禮，古代祭禮，在郊外祭天或祭地。明清郊祀一般每年必舉行三次，皇帝親臨主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