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三十八章 外人傳道事業之失敗

宣武門天主教堂 傳道方法與中國思想 明末清初時代，宣教師不獨富於殉教之精神，且審察中國之風俗習慣，自將中國所嘲笑為蠻夷風之洋裝，易而為中國士人之服裝，起居飲食，全與中國人同，向中國人並自稱為中國人。且恐社會攻擊基督教，思有以辯護之，遂自受中國士人之教育，肄習其言語文章，對於下等社會，則以淺易演說，講明基督教之福音；對於士人社會，則用流暢醇雅之漢文，從科學上立論，漸次說及基督教之精神，使之自然感化。此等方法，蓋彼等特所注意者也。中國數千年來，有一種固有之文明，故於宗教、政治、道德等形上之學，不欲學於外人；至於形下之學，技術上應用之事，則中國人雖自尊大，亦知不能與外人爭長。當時之宣教師博識多能，科學家則講述幾何學、自然科、物理學、數學等，製圖家則受命製成中國各地輿圖，前已論之。其他天文學家及技術家，則測日蝕，正曆法，著測算書表，製造天象儀、望遠鏡、時表，鑄造大炮，構造黑利惠托爾機，又兼畫家、音樂家、建築家、醫師，儘其所有之方法，鼓吹歐洲之學術，而復賴此與中國人接近。其後中國人對於彼等，不排斥為異端邪說，雖向之反對者，亦漸次減少其排外的精神。而消滅其反抗之念，無非由於彼教士等，數數接近，中國人聽其學術及道德上之講說，日益馴熟，有以致之也。不但此也，當時之宣教師，除直接背反教旨、違逆聖訓外，務為保全中國人固有之信仰習慣，其信徒亦能得崇拜祖先之許可。然當未許可以前，幾經躊躇，幾經學者士人上下議論，卒以中國人之拜孔子，在尊仰其人格，非因祈福佑聰明利祿而然；祭祀祖先，則出於親愛之義、孝思之念，所謂「報本反始」之禮，而非以求福佑；設立祖先牌，非謂祖先之魂在於其上，不過子孫追遠，稍抒如在之懷；至於郊天之典禮，非祀蒼蒼有形之天，乃敬天地萬物之原，此孔子所謂郊祀之禮，以事上帝也。因此，宣教師等，知中國人之祖先崇拜，無論如何形式，亦非迷信之教義，故遂予以許可也。自是而後，至十七世紀之末，教士所到之各省，信徒大增，當其最盛之時，屬於教會之教堂，廣東有七所，江南有百餘所。一六六三年，十二省信徒，達十二萬人；六省信徒，其數未詳，然亦決非少數。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在北京受洗禮者，達六百三十人云。 宣教師大起內訌 然而內訌一事，卻又為中國基督教致衰之原因。先是，在印度之舊教徒，依一四五四年教皇尼古拉司第五之教書，受葡萄牙王之保護，因而中國亦為印度之一部分，其教徒立於葡萄牙王保護之下。然自法國日益強大，欲破壞葡萄牙之保護權，其宣教師與政府合力，對於羅馬教皇之巴其加諾政府，為種種之隱謀。教皇亞立山大第三之時，以屬於法國籍之教正巴流、特拉莫托、朗伯及可托朗其三人，遣使於暹羅、東京、中國。然當時葡萄牙、和蘭、英國之船，皆以巴流為法人之故，拒絕其乘載。法國大窘，知非自造船舶，不克達其目的，故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以中國通商、殖民為目的之中國會社，於焉以起。至一七一九年（康熙五十八年），東印度、西印度、塞納加爾、中國四會社合併，設一所謂印度會社。而法國因欲達其中國布教之目的，於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設「米向·塞托朗九爾」於巴里，巴流教正為其代表，而任法國中國傳教之總督，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抵中國地，於是葡萄牙向來專占之宣教師保護權，一部分已被破裂矣。其後一六八五年，依覺爾伯爾之獎勵，法國之天主教宣教師，始向中國而來，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到北京，九爾比朗即此中之一人也。先是屬於托米尼苛組合之西班牙人宣教師，亦已於一六三○年在中國布教。 亞立山大第三（約1105～1181），今通稱亞歷山大三世。羅馬教皇，1159～1181年在位。因捍衛教皇的權限而遭到神聖羅馬帝國腓烈特大帝的反對，兩度逃亡法國。 巴里，今通譯巴黎。 覺爾伯爾獎勵，法王路易十四為藉助耶穌會的傳教士在中國打開的局面，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1月28日，親自簽署任命書，從國庫中撥款9200鎊作為年俸，資助白晉等六名（另五人為洪若翰、劉應、塔夏爾、李明和張誠）「有突出才能」的耶穌會士赴中國傳教。 然當是時，各國各團體之布教區域，尚未確定，故無論何團體之各國宣教師，同居於一區域之內布教，因之葡萄牙之天主教宣教師之中（屬於中國之教皇代理教區），有屬於日本籍之天主教宣教師，有屬於一六八八年以來新到之法國天主教之宣教師，又有托米尼苛組合中之米向·塞托朗九爾會員。而同一天主教宣教師中，對於基督教之神，或用「天」之稱號，及承認中國人之祖先崇拜、孔子釋奠之教義等，頗有異論。如托米尼苛組合，自始即對於天主教宣教師執反對之態，其後拉扎利司特組合，及米向·塞托朗九爾會員，亦贊成托米尼苛之意見，向羅馬教皇誣奏天主教宣教師，對於中國之教義寬容，謂求彼等一身之榮耀，而賣基督教也。羅馬教皇政府對之，意見久未能決：一六四五年，教皇英諾肯特第十，以托米尼苛組合之解釋為是；一六五六年，教皇亞立山大第七，則以天主教宣教師之解釋為是。其後教皇英諾肯特第十一，謂此等儀式，若非屬偶像禮拜，僅為社交儀式者，則可勿深究雲。雖然，此等曖昧之決定，天主教宣教師與托米尼苛組合，共不滿意，兩者之爭論，益見其激烈矣。 英諾肯特第十，即依諾增爵十世。 羅馬教皇使者次魯囊幽憤而死 教正墨克羅（米向·塞托朗九爾會員，索榜大學教授）受教正巴流之遺托，自一六八四年以來，在南京當中國舊教徒總轄之任，然於一六九三年，否定天主教宣教師之意見，向教皇上奏，謂天主教宣教師之報告，諸多事實之誤會。羅馬教皇克列門第十亦覺不可恝視。及一七○四年，安吉阿其何教長次魯囊（Tourmon，鐸羅）為教皇代表，奉密旨差往北京。翌年得達，駐居於西安門內之天主堂。謁見康熙帝，帝賜以坐，復設盛筵，親勸杯酒，優待厚禮，無所不至。因之，次魯囊滯留於北京年余，屢賜謁見，並御饌果品。康熙帝一方以酒食政策，結其歡心；一方詳細說明中國崇拜祖先之趣意。次魯囊在北京，得羅馬教皇一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之教書，亦未發表。蓋教書謂對於基督教之神，不許用「天」之稱號，對於中國之基督教信徒，嚴禁祖先崇拜之儀式，且詰責帝所深信之天主教宣教師，此不但背於聖祖所說，教皇對於中國人民無制定法律權之本旨，且所敕建之北京天主堂，敕賜匾額有「敬天」之文字，故發表此書，適生清朝政府與羅馬教皇政府間之惡感。況在北京之天主教宣教師，勢力甚盛，徒從表面攻擊之，亦屬無益，是亦為不發表之一原因也。次魯囊請准於帝，承認其有總主教之權利（總轄在中國之各國各團體之宣教師），欲以平和手段，漸使天主教宣教師服從羅馬教皇之命令。然帝依於天主教宣教之勸請，謂中國人之神，與基督教之神，非有二者，故得同呼以天之名稱；又釋典之儀式，與基督教之教義，非不可調和；於祖先崇拜所用之犧牲，即依基督教教旨，立論亦非難以解釋。帝遂以此決定，書告全國基督教宣教師，若有違此決定者，即放逐於國外。墨克羅即因此被逐矣。次魯囊尚恐失教皇與帝調和之機，迄未發表教皇之教書；後以己之名義，摘要公布，排斥帝對於神學之意見，凡不從教皇教令者，即行退去，是一七○七年二月事也。於是帝命捕之，遣送於澳門，使葡萄牙人監視之。夫葡萄牙原握東洋傳道之權，非葡人之宣教師來東洋傳道者，出發前須在葡首府力思榜得葡王許可，宣誓服從其命令。然次魯囊之來中國也，不但未至力思榜受葡王之許可，其為中國教區之教長，對於各宣教師行其保護權之行為，顯然漠視印度覺阿大教正之主權，故葡甚惡次魯囊而深幸帝之有是命也。當其送致於澳門也，嚴加禁錮。次魯囊抱無窮之憾，遂於一七一○年，病死於獄中。 索榜大學，今通譯索邦神學院，法國巴黎大學舊稱。1253年由羅伯特·德·索邦創建，故名。19世紀改組，早期以神學研究著稱。 力思榜，今通譯里斯本。 傳教之方法一變 一七一八年，教皇克列門特第十一，發表所謂伊克司·伊爾拉·得伊（Ex illa die）之教書，以不從一七○四年教皇教書之宣教師，命處以破門之罰。是則次魯囊在南京所布Le mendement de Nanking之公文決定，實為招聖祖之怒、釀教師紛擾之大原因也。而教皇因欲實行，特命一七二一年中國傳道總督亞立山德利亞教長名墨沙巴拉者（嘉祿）前往中國。伊來北京，知聖祖決心之堅，復聞天主教宣教師之言，知厲行教書，則布教事業終必歸於衰敗，因自以中國傳道總督之權限，對於教書，追加八條件，其要旨，謂「中國所行之儀式，以純粹之社會儀式而行者，得認許之」雲。雖然，羅馬之教皇政府，不肯如是讓步，教皇伯納其克特第十四，於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發表有名之伊克司·克阿·心得拉利之教書（Ex Qus singulari），而確定教皇克列門特第十一之伊克司伊爾拉得伊（教書）。由是中國之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儀式，於是後之宣教師問題，遂生非常之影響。蓋中國之祖先崇拜，不但為宗教道德之問題，包含社會一切利害之問題也，即謂中國社會全體之組織，悉依此而成，亦無不可。一旦不得行其祖先崇拜之儀式，則與宗族鄉保，殆若斷絕；從前共有財產，遂起分配問題。宣教師有保護責任，不得不起而干涉，於是宣教師庇護教民，要挾長官，抑壓士庶，種種攻擊之聲以起。清國以羅馬教皇，擅干涉國內事，以其命令行於國內，則為侵害國家之獨立，故於一七○七年，清政府定一限制，非有內務部印票之宣教師，概令退去澳門；各地方之天主教堂，概行禁止。一七一七年，依廣東碣石鎮總兵陳昂之奏，禁止一切外人留住內地，違者決不得歸本國雲。雍正年間（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教師中，有與宮廷密謀之嫌疑有關係者，其迫害益甚。一七二三年，依閩浙總督滿貴之奏，在北京之宣教師，除從事欽天監及其他職務者外，余皆不准在澳門以外之內地居住；又改天主教堂為公所，嚴禁人民信舊教。此後百數十年間，清政府對於基督教徒之態度，非無寬嚴之別，然卒未撤回其禁止之命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