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三十七章 西洋文明東漸

外國人之傳道事業 當元代時，西人在北方傳道之事實，今雖不詳，然第十三世紀末，佛蘭結司哥會教士伊大利人孟德哥爾比諾（若望高未諾，Monte Corvino）受羅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之命，經印度而來中國，得世祖忽必烈之許可，建加特力克教教堂四所於北京，未幾受洗者達六千人，學希臘、羅馬語者達百五十人，教皇庫列門司第五嘉賞其功，升為大主教，遣教士七人輔佐之，西紀一三二八年間，至彼死時，改宗者達三萬人，一時之盛況，可想見也，代彼之教士，尚未來京，除順帝時，以佛蘭西人某，派遣於羅馬外，其他無可記者。元亡明起，北京幾無基督教徒之蹤跡，此於向來之傳道，限於蒙古人故也。迨西紀一五八○年（萬曆八年），耶穌社教士利瑪竇（Matheus Ricci）抵澳門，布教於廣東之肇慶府。 佛蘭結司哥，今通譯佛朗西斯科。 孟德哥爾比諾（1247～1328），今通譯孟高維諾，元時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義大利人。中國第一個天主教區的創始人。 尼古拉司第四，今通譯尼古拉四世。義大利教皇，1288～1292年在位。 加特力克教，今通譯也里可溫教，元時對天主教的稱呼。 幾何原本之譯述 利瑪竇在肇慶布教之手段，先以其在羅馬所習之地理、數學等學科之思想，向一般中國人講演。因知中國當時，盛行排外，故首從輸入科學思想，以博信用，而後乃從事於布教也。彼自附於漢姓，號曰利西泰，因此其室內，亦不掛聖母瑪利亞之畫像，凡所以避中國思想之衝突也。彼於此得制軍劉節齋為教徒，又因其勸而至韶州，設立天主堂於其地，復與此地學者某，結師弟交，共譯述由克德之幾何，名曰《幾何原本》。萬曆二十六年五月，有從北京經過該府之大官某，其子偶疾，乞治於彼。彼知機不可逸，遂以後事托於補助者加多納爾，自為侍醫而赴北京，過江西、廣東境之庾嶺，抵宿南昌數日，渡鄱陽湖，出揚子江，遂抵南京，始與大官分袂焉。在廣東贈與地圖之官人某，現適為禮部尚書，彼往訪問，尚書某見而驚之，謂「南京尚非外人可來，若予加以保證，則讒言集於余身，君能諒余者，幸勿留此」。彼不獲已，再過江西而至南雄府，遂識王應麟。萬曆二十七年，遂同王應麟至北京。 由克德（前330～前275），今通譯歐幾里得，古希臘數學家。著有《幾何原本》。 《幾何原本》書影 利瑪竇說明帝 利瑪竇入京時，以聖像及時表獻於明廷，遂引起萬曆帝之好奇心。相傳帝之左右，苦於當時朝鮮戰役之糜費，問鍊金術於彼，彼謂點鐵成金，事屬不能，左右咸大失望，從此或有視彼為日本之間諜者。應麟深憂彼之前途，再令其返南京。彼在南京之苦心孤詣，不可謂無效。禮部尚書王忠銘，先就而問道，並及於數學地文；刑部尚書趙，戶部尚書張，刑部侍郎王，禮部侍郎葉等，先後投刺求見，其中典禮科給事祝世祿，最相友善。彼之傳教方法，不專說耶和華。當時中國人科學思想，極為幼稚，以天為圓體，地為方形；又謂日月食，為太陽之吞月；或謂太陽中有穴，月從對面來，所以無光。凡此等陋妄之見，彼皆一一指摘而解釋之，於是西泰先生之名，噪於一時，間有舉家奉教者，此皆彼布教之效果也。且利用此機會，更於南京設立醫院，熱心療治之外，兼講教義。不但此也，彼因南京成功，更欲再入北京，遂使加多納爾馳赴澳門，多輸入傳道資金，並攜繪書、玻璃器、麻布、時表、地圖、火器等物，令加多納爾留於其地，己偕龐迪我（Didaeus Pantoja）等八人，由運河出廣東。至山東之臨清，有督稅宦官馬堂者，遮利瑪竇於天津，不許之進，致書於利瑪竇曰：「今朝鮮之役未靖，匪徒縱橫。足下等來此，聞為弒我皇帝而來」云云。此舉乃諷利瑪竇納賄賂耳。利瑪竇聞其言，不以為意，滯留津門，殆歷半歲之久，於萬曆二十八年十月，漸得入北京。是月二十四日，獻方物而並上表焉，其詞如左： 大西洋陪臣利瑪竇謹獻土物於皇帝陛下：臣本國窵遠，從來貢獻不通。逖聞天朝之聲教文物，竊願沾被余溉，終身為氓，始為不虛所生，因此辭離本國，航海遠來。時歷三年，路經三萬餘里，始達廣東，語言未通，有同喑啞，因僦居而習語文，淹留於肇慶、韶州二府，垂十五年。頗知中國古先聖人之學，於經籍略能記誦而通其旨，乃復越嶺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徠四夷，遂奮志努力，徑趨闕廷，謹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經一本，珍珠鑲嵌十字架一座，報時鐘二架，萬國圖志一冊，西琴一張，奉獻於御前。物雖不腆，然從極西貢來，差足貴異耳。臣從幼慕道，年齒逾艾，訖未婚娶，都無繫纍，他非所望，謹以所獻之寶像，祝萬世，祈純嘏，佑國保民，實則區區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憐臣誠愨來歸，將所獻土物，俯賜收納，則益感皇恩浩蕩，無所不容，遠臣慕義之忱，庶少伸於萬一。抑臣在本國，忝列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所制觀像考驗日晷，與中國古法吻合，倘皇上不棄疏微，臣得於至尊之前，罄其愚味，又區區之大願，而未敢必者，臣不勝感激待之至。 利瑪竇像 此表既上，反對者議使還原地，然利瑪竇終得勝利，萬曆帝賜以第宅。翌年，給以天主堂，今北京之南堂，即附原於此。 加特力克教與北京傳道 利瑪竇入北京後，不四五年，信徒至二百餘，觀李之藻、楊廷筠、徐光啟等名士之歸依，則加特力克教之成功，可概見矣。然彼等名士之入教，非絕對信仰教宗，要皆利瑪竇誘引法，與中國固有思想，不甚背馳；又當時土人，對於西洋科學，需要頗急，致使然也。利瑪竇既譯幾何學，及與南北兩都人士相接，益知藉著書為布教便於進行，遂著多種科學書，公布於世。當謁見萬曆帝時，曾呈時表、西琴等物，略動帝之視聽，因又為帝著《西琴曲意》一書。然則彼非尋常之僧侶，直一機智之外交家也，且為說明天主之意義，著《天主實義》；為述對於儒佛兩教之感想，著《二十五言》；又對於蓮池和尚之所說，而加以駁義，於西教傳道之上，為極端之奮勉。然以吾人觀之，于思想上無大影響，所特異者，彼之布教手段，在於講明科學，是為近世中國之一大恩人也。當其獻《萬國圖志》於帝，奏曰：「天下有五大洲，其一，為亞細亞，凡國百餘，而中國居第一；其二，為歐羅巴，凡國七十餘，而義大利居第一；其三，為利未亞，亦百餘國；其四，為亞墨利加，土地更大，以境地相連，分為南北二洲；其五，為墨瓦臘泥，於是域中大地盡矣。」彼所稱之利未亞，即指今日之亞弗利加；墨瓦臘泥，即指從南來米利加至南極之一帶。此等說明由今日視之，未為奇異，然在元代時，世界思想既已銷散，目中但知有中國，驟爾聞此，真若半夜之警鐘也！彼著又有方丈余之《坤輿萬國圖》、《乾坤體義》，清阮元曾收之於《疇人傳》中。 李之藻（1565～1630），明代科學家。字振之、我存，號涼庵居士、涼庵逸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同文算指》、《渾蓋通憲圖說》、《圜容較義》等。輯有《天學初函》。 楊廷筠（1557～1627），明代學者、宗教學家。字仲堅，號淇園，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與徐光啟、李之藻並稱為天主教「三大柱石」。 蓮池和尚（1535～1615），佛教淨土宗第八代祖師，明杭州雲棲寺高僧。名祩宏，亦稱雲棲大師。字佛慧，別號蓮池。提倡戒殺放生，著有《戒殺放生文》、《沙彌要略》、《具戒便蒙》、與《菩薩戒發隱》等。 亞墨利加，今通譯美洲。 墨瓦臘泥，為利瑪竇臆造之地名，所指不確。 亞弗利加，今通譯非洲。 利瑪竇（左）和徐光啟論「道」 邪教之禁 利瑪竇於一六一○年，歿於北京，死後，反對者起於南方，殊為激烈。彼等所持之理由，大概謂耶穌會士所稱天主之意義，與我中國所稱之天無異，然彼夷人等，自刻天主教解要略，曰天主生於漢哀帝某年，其名為耶穌，其母為瑪利亞，如是，則直西洋之一胡耳。又曰：「見惡一官，釘死於十字架，是則胡之以罪而死者，安可在罪而稱為天主耶？至於天體運行之說明，則與《大明律》私習天文之禁適相違反，況彼等又以別制之渾天儀而私藏之耶。若任彼所為，恐天下事，無不被其顛倒誑惑矣。又其教儀，有擦聖油、灑聖水等名目，夜聚晨散，又反於《大明律》私家告天之禁。」於是遂概括彼等為邪黨。萬曆四十四年五月（西紀一六一六年），政府惑於南京禮部侍郎沈等之言，遂下嚴禁邪教之令焉。由是煊耀一時之耶穌會士，無處不受迫害，自總教士蘭恪巴爾士（龍華民，Lomgbardi）以及在北京之耶穌會士，均被放逐於澳門，聖堂邸第悉被封禁，唯留中國人教士二名，守瑪竇之塋而已。此時中國明達之士，咸感化於卓越之科學思想，固不惑於固陋之議論，然亦無法救之。四十四年七月，徐光啟痛切上奏，政府亦不予以明確之措置。終帝之世，所謂中國之固有思想，蓋可推知。然此風潮，因於滿洲問題發生，漸見打消，蓋因明國之需要銃炮故也。 《大明律》，明代的律法大典，成書於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 銃炮之需要 中國近古之銃炮，永樂帝於討交趾時所創。爾後中西交通，日益頻繁，輸來數多之新銃炮，而行陣之間，終不利用者，其事情雖可種種解釋，要因於敵國不使用此器，可斷言也。日本文祿元年（萬曆二十年），豐臣秀吉之入朝鮮也，明兵與之戰，斃於其銃手者不少，於是始覺銃炮之必要。滿洲問題起（即清祖起於遼東），銃炮多所利用，彼等每於戰敗後，遂取退守，急欲為武器之改良。天啟二年，明帝派使如澳門，命羅如望（Joannes de Rocha）、揚瑪諾（Emmanuel Diaz）、龍華民等之耶穌會士，製造銃炮；次年，召用艾儒略（Julins aleni）、畢方濟（Franciscns Sambiaso）等。於是至者不獨耶穌會士，即凡在澳門之外人，亦咸從彼等而來，或製造武器，或馳驅疆場。崇禎十二年（西紀一六三九年），畢方濟上疏曰： 臣西極鄙儒，以格物窮理為學，以事天愛人為行。在先帝之時，同人致力於占星修歷，制器講武，得效微勞。今幸皇上龍飛，仁明英武，遠臣不勝欣戴，敬獻星屏一架，輿屏一架，西琴一張，風篁一座，自鳴鐘一架，千里鏡一筒，火鏡一圖，西香六炷，沙漏一具，白鸚鵡一隻，伏乞俯賜飭收。抑臣蒿目時艱，思所以恢復封疆而裨益國家者，一曰明曆法以昭大統，二曰辨礦脈以裕軍需，三曰通西商以官海利，四曰購西銃以資戰守。蓋造化之利，發現於礦，第不知脈苗之所在，則妄鑿一日，即虛一日之費。西國格物窮理之書，凡天文、地理、農政、水法、火攻等器，無不具載，其論五金之礦脈，徵兆多端，宜往澳門聘招精於礦路之儒，翻譯中文，循脈而細察之，庶能左右逢源。廣東之澳門商人，設店貿易，納稅已經百年，偶因牙儈之爭端，遂阻進省之貿易，宜照舊令其進省，以充國用。西銃之所以可用者，因其鋼鐵皆經百鍊，純粹無滓，故為精工也。天啟元年，邊疆不靖，從兵部奏請，准購用西銃，募用西兵，以此臣輩陸若漢（Johannes Rodripuez）等二十四人，進銃四尊，緩急擊敵，屢著奇功。更乞敕從澳門聘招熟於制銃之西士數人，使授以製藥點放之術，摧鋒破敵之奇；並使精於推歷之西士數人，襄助曆局之事務云云。 利瑪竇繪《坤輿萬國全圖》 此時明國所急者，在於擊退滿洲，此疏一上，因欲利用，遂傾信其言。炮與炮術之有明效，既無所疑，且欲進而研究此等之知識，而講求西人所謂格物窮理之文字焉。然兵器之外，更有足令明人傾心者，即關於天文之新解釋是。 湯若望入北京 天文為授歷之要務，古來中國人所重視。然在明國，則自太祖以來，不加改修，遂顯生時差，自後不免有誤推之過，而改正曆法，遂為明廷久懸之問題。何則？以墨守成法之漢人，遽謀改革，非易事也。而耶穌會士，則早已注意及此，蓋彼等既用天主之文字，與中國所謂之天相對比，復以其天文星占之知識，指摘中國人之妄陋，而博其信用，是最為引誘之捷徑。然運用此手段，不可不俟諸卓拔技能之士，耶穌會士遂慎其選擇，而有教士瑪的阿力奇之發遣。要之，此際派來中國之教士，不得不備有天文學、數學、機械學、炮術學、炮術之知識，德人阿但寫爾（湯若望，Abam Schall）之抵此，實足以副此要求者也。彼於天啟二年（西紀一六二二）入西安地方，於天啟末年來北京，恰值解除新教之禁，聖堂邸第亦已修建。前被放逐之龍華民，再來著手於布教事業，鄧玉函（Fcreny）助之，於宣武門內聖堂東之首善書院，開設曆局，推步天文，兼製造象限儀、紀限儀、平懸渾儀、交食儀、列宿經緯、天球、萬國經緯、地球儀、平面日晷、轉盤、星球、候時鐘、望遠鏡等，並譯纂曆書。此一大事業，固系湯若望及偕來之羅雅谷（Jacobus Rho）同力熱心所成，然漢人徐光啟等一派，亦有所參酌，此不可不知也。特自太祖洪武以來，欽天監所尊信之《大統歷》，受一打擊，遂數加以嫉視與批駁，而因其推步密合於天文，卒能大博上下之信用。湯若望居於今東安門外之東堂，與羅雅谷續行歷務。崇禎十三年，奉命監造炮台。相傳彼先鑄造鋼炮二十門試放，若命中精確，則再鑄造五百門。彼於局內設一台，置天主像於其上，開爐必穿司鐸禮衣，禱祝降佑，局中之官員，視之咸為感動雲。彼於崇禎十四年，完成曆書，其冬，以十五年之新曆進呈。十六年（西紀一六四三）有日食，欽天監之推步，不合於天行，而湯若望等之推步，較為密合，於是乎上始諭以新曆代大統回回曆，通行於天下焉。雖然，政府之當局，尚躊躇而不能決，帝之威權，或不能壓服台官，因卒不能施行。翌十七年三月，明之社稷亡矣。 《大統歷》，明代曆書。明初文學家、天文學家劉基以元代郭守敬所制《授時曆》為基礎修訂而成，稱《戊申大統歷》。 湯若望像 順治帝採用西法 睿親王之占領北京也，欲舉城而充滿蒙八旗之住宅，限三日內，漢民一律退出。順治門內之聖堂，既被旗兵占領，然湯若望以所藏之禮器、經典太多，限期內不能移出，如欲移出，必多所損失，不易修理等情，呈疏於睿親王；睿親王徑准所請，遣散旗兵。宣武門內之聖堂邸第，及阜城門外之塋域，得以保存者，皆攝政王之所賜也。順治二年，滿洲朝廷，擯舊大統回回曆；八月，以西法制定之時憲曆書，頒行於天下。至十一月，上賜湯若望掌管欽天監之印信，並許其選任監員七十餘人，始得以欽天監與曆局，歸併於一。而新朝廷禮遇之優，尚未已也。七年，又於宣武門內聖堂邸第之東，給以地基，皇太后賜以銀兩，加以親王官紳等之醵捐，而建立新聖堂。堂之成也，順治帝賞賜以「欽崇天道」之匾額。在明代時，崇禎帝賜彼等教士以官街，皆辭而不受，至湯若望之時，始一奉朝命，此不可不注意也。清廷於順治三年，加以太常寺少卿銜，八年敘通議大夫，父、祖父則追封通奉大夫，母、祖母則追封二品夫人。十五年，更有恩命，晉敘光祿大夫，祖先三代，則追賜一品封典。相傳世祖對彼之隆遇，逾於恆格，召對不呼其名，用瑪法（貴叟之意）之滿語代之，得隨意出入內廷；又憐其孤獨，使之撫養一幼童為義孫。然所以待之如此周渥者，何也？清廷之採用西法也，在於改正朔而新天下之耳目，非尊信天主教者，因而彼等尊信科學，亦非出於研究之結果。且彼滿人與西人，皆以夷種見薄於中國，遂鑒於漢人之偏見，力持公平之態度，奪漢人之官爵，加於西夷之首，而湯若望等，亦藉此以為正教發達之捷徑焉。是故耶穌會士餌中國人以科學上之新知識，為宏布宗教之手段，而朝廷則陽示崇尚宗教之名，陰收利用彼等之實已耳。 湯若望與順治帝 湯若望幽憤而死 及順治帝之死也，排教運動起。此事實由於罷職欽天監員楊光先之畫策。楊謂各省之耶穌會士，與湯若望相結，謀為不軌，且作《辟邪論》以謗教士。湯若望與比利時人懷爾比司特（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共被囚拘，旋受死刑之宣告。至於嚴禁布教，更不待論；關於天文學之書籍，概行焚毀；聖堂房屋，亦公然破壞。中央與地方，因附西教而被革職之官吏，為數不少；而在各省之教士等，悉被拘禁。然輔政大臣，正式議決此等處分後，俄傾間即發生地震，連日五次。大臣等大恐，謂由於定獄不當所致，於是旋釋放彼等。湯若望受皇太后之懿旨，許其歸邸，然擬死之案，尚未撤回。楊之排斥運動，愈益進步，從來僅及於西教者，今並曆法而亦排擊之，謂所論皆屬背理，自為欽天監正，而陷學習西法之監員三十餘名，或處斬，或流徙，或免職，遂廢西法而再復明代之歷，其陋妄不亦甚耶！湯若望時年已七十五歲，身體既不自由，口舌又結塞而不能辯，康熙五年八月，遂客死於北京。 工作中的湯若望 康熙帝親政與曆法恢復 楊光先之古歷恢復，實際不合於天行，康熙帝曾派員調查，其意在復采西法，可以推知也。楊光先奏帝曰：「臣伏維欽天監之曆法，乃堯舜相傳之法，皇上所正之位，乃堯舜相傳之位。而皇上所承之統，即堯舜相傳之統，則皇上頒行之歷，當用堯舜之歷。皇上事事法堯舜，豈獨於歷而不然乎？南懷仁者，毀堯舜相傳之儀器，改以西洋之儀器者也。」楊氏固欲以此威掣帝意，然帝絕不介意，頗嗤彼等之固陋。康熙八年（西紀一六六九）正月，帝命欽天監副監吳明煊，與南懷仁各對驗日影，欽天監果有舛錯，乃奪彼等官職而授南懷仁，前被破壞之聖堂，再行修築，監禁之教士，悉行釋放，唯此時尚未與以內地布教之自由。後從南懷仁之請，於前被釋放之二十餘人中，選精通曆法者二名，招致於北京，余者悉令得入各行省自由居住。然帝之意旨，非許其自由傳道，乃與以布教之便而已。由是終帝之世，傳道上施行之方針，無大變動。 北京古觀象台 觀象台之造成 歷代帝王，集賢能而為助理，徒然托諸理想，康熙帝憾之，欲自進而為賢能，專修內聖外王之學，前已言之矣（第三十三章參照）。帝於學問之中，不重空疏之議論與華侈之言辭，一以格物窮理為本，殆欲以所得學問，施之於政治者。吾人固驚其天資之卓異，而其努力不懈，卒能講修複雜煩瑣之科學，而各有所得，是尤可嘆賞者。然則當時之耶穌會，選精於學術技藝之教士，派遣於中國，正乃投其嗜好。然教士南懷仁、徐日升等固欲由科學而博帝眷，使帝為正教之保護者，但帝究熱心於科學，而非西教之信徒，彼教士等欲維持表面，遂亦以帝之熱心科學，表示滿足之態度，而甘於頤使，此無可諱之事實也。康熙八年，楊光先革職後，欽天監正一缺未補，帝使南懷仁充之，採用一時廢絕之西法，頒行新法所制之時憲書焉。南懷仁又奉命令，與徐日升等，共修歷政，將康熙十三年李自成所壞之測天儀器，重新製造，安置於觀象台。此儀器合六件而成，以青銅雕龍為托，以大理石為座，製造之精密堅固，殆可經二百餘年之風雨，而無所磨蝕。南懷仁有《新制靈台儀象志》十三卷，十七年，又編纂《康熙永年曆法》三十三卷。死後，徐日升則與法人安多，葡萄牙人蘇霖，法人白進、張誠等，共備歷政之顧問焉。 南懷仁在制炮 鑄炮及測繪地圖 明末，耶穌會士欲為明廷鑄造銃炮以討滿人；及吳三桂亂起，南懷仁等又欲為滿廷鑄造武器，以討漢人，真絕妙之對照也。自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彼共鑄大小鐵炮百二十門，分配於陝西、湖廣、江西等省。至二十年，更鑄輕便歐式之神武炮三百二十門，在蘆溝橋試放，帝親蒞閱，喜其命中正確，大加賞賜焉。彼又編《神武圖說》一書，中分理論二十六，圖解四十四，說明銃炮之詳細，而進呈於帝，遂賜以工部右侍郎之職銜。此外天文歷算之整理，地圖之測繪，又為帝之所希望。康熙二十一年，帝如盛京謁祖陵，南懷仁奉命攜內廷之測天測地儀器，陪從於後。二十二年，帝巡幸北塞，南懷仁又與庫利爾、馬爾其，共為陪從；三十年北塞巡幸，則命徐日升扈從。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時，則白進、安多，亦得與南懷仁共陪駕焉。三十八年，帝南巡至江南，南懷仁又與蒲壁共扈從，在途中，每日或隔日，進講西學。帝與教士等相處已久，遂深信其技能之精深，與其人之誠愨。自四十七年以來，遞次遣彼等往蒙古各部及中國各省，遍覽山水城郭，繪製地圖。就其測繪之次序言之，本年則費隱、雷孝思、杜德美三人，測繪蒙古地方；四十八年，則費隱、雷孝思、杜德美三人，測繪直隸；四十九年，則費隱、雷孝思、杜德美三人，測繪黑龍江一帶；五十年，則雷孝思及加爾特二人，測繪山東，杜德美、費隱、潘如、湯尚賢四人，測繪山西、陝西、甘肅；五十一年，馮秉正、德瑪諾、雷孝思三人，則測繪河南、江南、浙江、福建；五十二年，湯尚賢、費隱二人，則測繪江西、廣東、廣西，費隱、潘如二人，則測繪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費隱二人，則測繪雲南、貴州、湖南、湖北。此事至康熙五十五年，始告完成。白進又匯成總圖一張，各省分圖一張。西紀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法國之地理學者但布爾（Dunville），在中國出版之新地圖（Nauvelatlas de la China），乃依於費隱所寄於其本國之副本，或即以該時代之實測圖為底本者也。同治二年間（西紀一八六三），武昌府有《皇朝中外統一輿圖》之刊行，現今坊間所售者，不能出乎此圖之上，且比於康熙之實測圖，甚為疏簡，蓋可知也。圖成，帝名為《皇輿全覽圖》，語內閣學士蔣廷錫曰：「此朕費三十餘年之心力，始得告成；山脈水道，亦合乎《禹貢》。爾可以此全圖並各省分圖，使九卿細閱；倘有不合，九卿有所知者，可即面奏」雲。則帝之得意，可想見矣。以吾人觀之，此皇朝輿圖與康熙永年曆，二者皆為帝之時代，增飾文化之雙璧，中國之思想界，因此大與西洋文化相接觸，而發揚其光輝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