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三十三章 康熙大帝

論治亂之數 大亂之後，必繼以平和。自萬曆以降（西紀一五七三至一六一九）至於康熙初年（西紀一六六二），五十年間，變亂殊甚，禹域人民，實已厭亂。而亂離原因，固由於外患之不絕，實則漢人對於明代政治，亦已生厭惡觀念，故甚欲破壞現狀也。崇禎中，江淮之民謠曰：「朱家面，李家磨，做得一個大饃饃，送與對巷趙大哥。」朱家謂明朝，李家謂闖賊李自成；趙家謂愛親覺羅氏，其稱之為趙氏者，因相傳清廷國姓為趙氏故也。無何昔日民謠，竟成事實，彼等內紛之餘，果舉錦繡江山，送與鄰敵。為「趙大哥」之清國，其得之之易，實與「投牡丹餅於已開之口」無異。彼等入關之初，即懷此意，故藉口仁義之師，受此一大贈品。觀於順治之際，屢次聲明，則彼等決非為戰而來，實為享平和而來；決非為破壞現狀而來，實為恢復秩序而來雲。吾人觀彼等既入北京，首為崇禎帝舉哀，示以倫理綱常之可重，並約以回復萬曆初年稅率，以除苛政之根本，則不得不謂彼等實深知國家治亂之關鍵，與能善乘時機也。此必非盡出於睿親王。范文程等之遺策，彼年少有為之順治帝，亦能善體此中奧義，實尤可嘆賞也。特帝不幸夭折，未能發揮其才能德器，遂將其事業傳於其嗣子玄曄（聖祖）。 康熙帝像 幼時之機略 順治六歲即位，康熙八歲即位，其事雖屬偶然，亦不得謂非朝廷之危機；且順治遭睿親王死後之政變，而康熙亦有誅戮權臣鱉拜之事。鱉拜於世祖之朝，屢建戰功，歷封公爵，方帝即位之初，內與大臣蘇克薩哈，同為輔弼大臣，並加太師之號。彼恃帝年幼沖，專恣自肆，毫無忌憚，帝早知其橫暴，屢欲乘隙殺之。康熙八年，帝年十六，託辭練習布庫之戲，招集內庭多數少年，並於其中密選強有力者，以備萬一。而鱉拜尚未之知，一日如例入內，正謁康熙，忽為布庫小兒所擒。鱉拜雖奸，然事出意外，莫可如何，十餘小兒，竟將鱉拜送致外庭。元惡既誅，內外震懾。 布庫，滿語，意為摔跤。 鰲拜像 好學之天資 帝以誅戮權臣，發揮非凡之才能，而其教育，專講宋學，尤宜注意。康熙師傅，諸人之中，當推河南湯斌為主，而舉行經筵、日講，以磨勵帝之德器者，當歸功魏裔介。此固非始於聖祖之時，然得舉日講之實，則實由於帝之卓越之精力，與好學之天資。日講之始，隔日一開，帝以人主臨御天下，未有不以講明學理為先務者，故隔日進講。尚未滿足，遂令學士日日進講，帝嘗因修葺宮殿之故，移居於大內之瀛台，諭曰：「予當赴瀛台暫居數日，進講不可略有間斷，講官其日來瀛台，如常進講」雲。三藩之亂，北京內外，無殊戰場，帝曰：「當此多事之時，乘間進講，不誤軍事。凡精神工夫，若不間斷，裨益身心，良非淺鮮雲」。翰林院答曰：「機務繁重，請隔日進講。」帝不聽，曰：「軍事或數日一至，或數日連至，不可以日限計。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惓惓向學之意」雲。由帝言征之，則帝於丁年，四書五經既已熟讀，既而喜閱《資治通鑑》，「《通鑑》詳於前代得失，甚有益於治道」雲。帝十七八歲之際，以讀書過勤，致患咯血，而讀書之事，猶不肯廢。蓋帝之好學，非以學問為塗飾耳目之具，實以學問為主權者所必需也。至日講時刻，帝初以未明出御，聽各部奏事，既畢，始臨經筵；中年以後，則先進講而後奏事，講官侵曉，即宜入內。 經筵，古代帝王為研讀經史而開設的御前講席，宋代始稱經筵。宋制，每年春季二月至五月、秋季八月至冬至，逢單日舉行經筵，由經筵官輪流入侍講讀，稱為春講、秋講。經筵設御案、講官案，上列進講之書等。元、明、清三代均沿用其制。清代經筵官由大臣兼銜。 日講，清康熙年間，在歷代經筵的基礎上開設日講。初為隔日講，後改為每日進講，由日講官輪講，皇帝聽前或聽後復講，以「融會義理」。 康熙帝讀書像 內聖外王之學 帝對於講學之觀念，實欲將古人所稱天子之意義，加以學問，躬行實踐。帝以天子之位，為最高之名譽，居此位者，不可不有最高之德器，兢兢業業，不敢稍懈。彼對於群僚，則曰：「尋章摘句，詞藻華麗，非帝王之本。」對於講官，則曰：「爾等以經書進講之時，莫非內聖外王、修齊治平之道。」每講之時，必詳詢敬聽。「學問無窮，決非空言，惟當躬行實踐，庶於所學，方有裨益。爾等其無隱諱真義，以助予好學進修之意」雲。康熙二十三年，南巡，泊舟燕子磯，夜至三鼓，猶不廢讀。侍講學士高士奇，請少節養，帝告之曰：「予五歲即知讀書，自八歲踐祚，輒以《大學》、《中庸》之訓詁，諮詢左右，必求得大意，而後予心始覺愉快。日日讀書，必字字成誦，從不肯自欺。及《四子書》既已通貫，乃讀《尚書》，於典謨訓誥之中，體會古帝王孜孜求治之意，即欲使古昔治化，實現於今。及讀大《易》，觀象玩占，於聖人立教垂世之精心，予皆反覆探索，必使中心理會，無纖毫扦格。深味古今義理，足以愉悅我心，予之不覺疲勞，以此故也，豈有他哉？」此種言論，有如出自醇儒語錄，乃竟出自奴酋愛親覺羅氏之兒孫，能不令人生意外之感耶！帝於歷代帝王之長短，知之既悉，對於明末諸帝，每鄙其不德，嘗曰：「予自沖齡，遇事好問。明時太監，予皆及見。明末之君，目不識丁，遇進講之日，垂幔聽之。事無大小，一任太監，生殺之權，歸於此輩，亦何足怪？萬曆、天啟之時，亦何嘗不舉經筵，特存其虛名而已，果何裨實用乎？」 《四子書》，指《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的經典。此四書是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言行錄，故合稱「四子書」。 朱熹像 提倡宋學 帝之學問，以實心求實理，得於宋學者實多。此非帝之創想，蓋當有明末葉，北方學者，咸排斥陸王學之空疏故也。吾人於湯斌學術，其影響於帝者，果有幾何，固未能確言；特彼之宋學，曾博帝之篤信，決無可疑。帝欲以一日之學，應用一日，一月之學，應用一月，故深望學問與實際不相背馳。帝解釋天時、人事之關涉，亦必徵驗於實理。康熙二十八年，南巡，臨江寧觀象台，顧學士李光第曰：「郭守敬儀器之不行於今，在不知恆星與天體共動而已。古昔史志之曆法，多不可信。如熒惑退舍之說，天象垂成之理，固有之，若果退舍，則後來推算，以何積算雲？」「朱子學說，凡天文、地理、樂律、歷數，俱非泛然空論，皆能確見其所以。予嘗細為尋繹，雖欲求毫釐之差，亦不可得」雲。彼於康熙五十一年，尊崇朱子之功，配祀聖廟，可證吾人想像之非誤。當時有一朝鮮學者，謂：「帝之尊崇朱子，非真心信服，實一種權術而已。彼蓋察天下之人心，窺當時之趨向，於是呼號天下，謂朱子之道，即帝室之家學。其實彼何嘗識朱子之學問，要不過利用朱子學說，以鉗天下之口，以避夷狄之稱而已。試觀彼雖一面尊崇中土儀文，而一面仍不改滿洲舊俗，果何為耶？」以上評論，固未可盡非，蓋事實上實有此種傾向也。於是抱反對清朝之思想者，並朱子之學術而詆斥之；而阿附之徒，則皆潤飾考亭，以求仕官矣。 陸王學，宋明時期以陸九淵、王守仁為代表的學術流派；因其思想體系核心是「心」，又稱陸王心學。 考亭，指朱熹。考亭位於福建建陽，南唐黃子棱在此築亭以望其父（考）墓，因名望考亭，簡稱考亭。南宋朱熹晚年居此，建滄洲精舍，宋理宗賜名考亭書院。 西洋科學之尊信 熱心於窮理格物之康熙帝，僅僅中國固有之學術，未能滿足。而當時舉居留北京之耶穌教士，研究科學，實以梅文鼎之家學為基礎。文鼎於明末，與王錫蘭同以精於中西天文並算術、音律稱，有著述二十九種，七十四卷，他年帝所撰述之《數理精蘊》、《曆象考成》、《三角形論》等，咸以此為基本。帝既就學於文鼎之孫瑴成，康熙二十八年，復引耶穌教士徐日升（Pereira）、張誠（Gerbillon）、白進（Bouet）、安多（Antoius）等於內廷，使日日輪班，進講西學。彼等皆能深識滿洲語言，故教授測量法、算學、天文、人體解剖、物理等學，不覺困難。其中張誠，則帝或旅行，必命隨從，或每日，或隔日，必命進講。帝之尊信西學，不以一己之耳目為滿足，且欲應用於政治焉。帝嘗命南懷仁（Verbiest）創設偉大之觀象台於北京，因此設備既成，得頒康熙永年曆法。對於占驗風雷之事實，嘗曰：「予嘗立一小旗，占驗風向，並命直隸各省，報告起風下雨之時刻。由是知北京起西北風之時，山東起東南風。又考驗雷聲，不出百清里以外，不如炮聲之遠達於二三百清里，前於蘆溝橋試驗，當時天津皆嘗聞之，此甚驗也。」由此察之，亦可略識帝之性行趣味矣。 徐日升（1645～1708），清代來華的基督教會傳教士。字寅公，葡萄牙人。著有《南先生行述》、《律呂正義》等。 張誠（1654～1707），清代來華的基督教會傳教士。字實齋，法國人。著有《滿文字典》、《幾何原理》、《幾何學》、《哲學原理》、《張誠日記》等。 安多（1644～1709），清代來華的基督教會傳教士。比利時人。著有《數學綱要》等。 梅文鼎塑像 為公僕之康熙帝 帝既努力以修養，復勵精以圖治。嘗於晚年述其自信，一生血誠，盡情披瀝，茲錄其大略如次： 從來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敬天法祖為首者。敬天法祖之實，在柔遠能邇，休養蒼生，以天下之心為心，以四海之利為利，寬嚴相濟，經權互用，以圖國家久遠之計而已。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無取天下之心。當兵臨北京之際，諸大臣會奏，咸曰「當取」，太宗曰：「方今取之甚易，但念及中國之主，則不忍取」雲。後流賊攻陷京師，崇禎帝自縊，臣民相率來迎，乃翦滅闖賊，入承大統。由是觀之，則彼亂臣賊子，非為真主驅除乎？ 今予年將七旬，在位五十餘載，天下粗安，四海承平，雖未能移風易俗，家給人足，但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未敢少懈，數十年來，殫心竭力，有如一日，豈僅勞苦二字所能該括！前代帝王，或享年不永，後世史論，輒以為酒色奢侈所致。此皆不過書生好為譏評，雖純全盡美之君，亦必決摘瑕疵，而後快意。予其為前代帝王剖白，蓋天下事繁，不勝勞憊所致。諸葛亮嘗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雲。為人臣者，僅一諸葛亮而已。若如帝王仔肩甚重，無可旁諉，豈臣下所可比擬哉！為臣下者，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年老致政而歸，抱子弄孫，猶得優遊自適。為人君者，一身勤勞，了無休息。舜雖曰無為而治，然身沒蒼梧；禹乘四載，胼手胝足，終於會稽。所以如此，皆勤勞政事，巡行周曆，不遑寧處也，豈可謂為清淨自持，崇尚無為乎？《易·遁卦六九》，未嘗言及入主之事，可見人主原無宴息之地，足以退藏；彼鞠躬盡瘁，正此之謂也。昔人每曰：「帝王當舉大綱，不必兼親細務。」予心殊不謂然。一事不謹，則貽四海之憂；一時不謹，則貽千百世之患。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予每遇一事，必加詳慎。今日留一事不理，明日即多一二事；若明日再圖安閒，後日必愈壅積。故予之蒞政，不論巨細，即奏章之內有一訛字，必加改正，而後發出。蓋遇事不忽，天性然也，豈必從不親細務之言哉？予自幼強健，筋力頗佳，能挽十五力之弓，發十三握之箭，雖用兵臨戎之事，皆優為之，然平生未嘗妄殺一人，平定三藩，掃清漠北，皆出於運籌之一心。戶部之帑金，非用兵賑饑，未敢妄費，蓋謂此皆小民脂膏也。所有巡狩行宮，不施采繢，每處所費，不過一二萬兩，較之河工歲費三百餘萬兩，實不及百分之一。 予之苦衷血誠，一如上述。予每覽老臣致仕之奏，未嘗不流涕，蓋爾等皆有退休之時，朕獨何時，始得休息乎？予年五十七，方生白髮數莖，有以烏須藥進者，予笑而卻之。蓋伊古以來，白須皇帝，曾有幾人？予若須鬢皓然，豈非萬世美談哉！顧初年與余共事者，至今已無一人矣。 康熙帝仿米芾字軸 試詳玩以上之言，恐雖民主政治之首領，亦不敢以如此自信之談，公然宣示於人也。帝之治世，亘六十餘年之久，失政雖所不免，然通觀大體，則實能將其自信，日夜淬勵者也。若以帝之理想言之，則君主實一公僕，既有無限之責務，尤須不斷之努力，其勤勞程度，誠千百倍於常人。《明夷待訪錄》所載，原君之意義，得如帝其人者，庶幾近之。禮親王嘗語吾人曰：「仁皇（康熙）臨御六十餘年，凡一切起居飲食，均有常度，未嘗更改。雖酷暑燕處，從未免冠。」約而言之，帝實深明入關本義，而採取最良方法，以為中國保護者、平和保護者也。如是朝乾夕惕，不敢懈怠，欲使中國人所理想之君主，實現於一躬焉。帝以雄大之氣宇，與秀拔之智能，生平志願，大半告成，此實清朝光輝之事業，亦近世中國之最大事業也。 《明夷待訪錄》，旨在批判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闡發民主思想政論和史論專著。清初思想家、史學家黃宗羲（1610～1695）著。該書具有鮮明的民主色彩，被梁啓超稱為「人類文化之一高貴產品」。 《原君》，《明夷待訪錄》中的一篇。從歷史的角度探討國君的職能，審視國君對國家、對社會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