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三十二章 創業期之財政
順治元年，清廷承明國覆滅之後，海內紊亂，更無財政足言。由清國之記載，則是年五月，掇政王初入北京，對於城內曾經徵發之官民家屋，免賦稅三年，其屋內之人，曾與滿洲人同居者，又免一年；凡大兵經過之地方，傷及田地者，免當年賦稅之半，黃河以北各府州縣，免三分之一。此固一時權宜之計，於永久財政，無甚影響。其對於財政，有莫大之關係者，即所謂明季三餉之免除是也，不可不先述明代財政之梗概。
明代田主與佃戶的勞動生活
萬曆朝之明國財政
該時代之官民田，總計七百一萬三千餘頃。稅則於夏秋二際分征之，其夏稅米麥共四百六十萬五千餘石（內一百九十萬三千餘石運往京師，余悉留各行省），鈔（紙幣）五萬七千九百餘錠（此除官司府所用僅存空名者之外，一般人民全無信用，已於弘治、正德之際不通行），絹二十萬六千餘匹；其秋糧米麥共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內一千三百三十六萬運往京師，余悉存留各行省），鈔二萬三千六百餘錠。屯田六十三萬五千餘頃，花園倉基千九百餘，所征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以銀換納糧草之額，八萬五千餘兩，布五萬匹，鈔五萬餘貫。自各運司提舉大小鹽引，二百二十二萬八千餘匹。以上數字，比較明國初世及中世之田稅，無甚出入。故明國一代財政之大體，可由是知之，其餘歲入之主要者如次：
內承運庫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銀一百一萬二千餘兩，金二千兩。（金花銀內廷御用者。）
廣惠庫、河西務等七鈔關，鈔二千九百二十八萬餘貫，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
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
天財庫，京城九門，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
京通二盒，並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
京衛屯，豆二萬三千餘石。
大倉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剩麥米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
絲綿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
綿布、苧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
百官祿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
馬草折銀六萬三千餘兩。
兩京五草場折銀六萬三千餘兩。
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餘萬兩。
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
薊密永昌易遼東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
各鹽運提舉余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
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
霸大等馬房子粒銀二萬三千餘兩。
備邊並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
京衛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
崇文門商稅、牙稅一萬九千餘兩，錢一萬八千餘貫。
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錢二千八百餘貫。
諸鈔關折銀二十二萬三千餘兩。
泰山香稅二萬餘兩。
臘罰銀十七萬餘兩。
商稅魚課富戶曆日民壯弓兵並屯折改折月糧銀十四萬四千餘兩。
北直隸、山東、河南解各邊鎮麥米豆草鹽鈔折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
此外諸雜物之條目，涉於繁瑣，不及具載；所載之歲入，但計運往中央政府及國境之軍營者而已，存留於地方者不與焉。
以上所記，《明史》實按萬曆朝之簿冊而記載者，吾人不厭煩瑣，抄錄於此。清初年之歲入，大率仍萬曆之舊，不過略加取捨而已。
普祥峪定東陵工程做法黃冊
明季之三餉及其免除
以上所揭，乃明時財政之常經。然自中世以來，正德、嘉靖之間，附加稅已屢次增加；即在正稅，已非其舊。明國財政，是時已漸紊亂，可無疑義。據《明史》，則嘉靖中自增額北方諸府，及廣西、貴州以外諸處，征附加稅一百十五萬，此因蒙古俺答兒入寇之故云。萬曆之初，名相張居正，位居宰輔，丈量天下民田，一時驟增至三百萬頃。彼既欲多征額外之稅，有司則改用小弓（縮少丈尺者），以求加增田之額數，或課良田以重稅，以充虛額。故是時有以一田而賦稅二重者，有無田而有賦者，由是財政大紊。至萬曆末年，因用兵遼東加賦，乃至五百二十萬兩之多，稱之曰遼餉（每畝加九厘）。崇禎二年，以兵餉不足，除萬曆所加之外，再增三厘。十年，楊嗣昌又請增二百八十萬，舊額之糧，每畝加六合，一石折銀八錢，稱之曰剿餉。剿餉本以一年為期，至十二年，嗣昌復請於剿餉之外，增練餉七百三十萬。先後之增稅額，通計一千六百七十餘萬，並舊餉殆達二千二百萬。此即所謂三餉者也。睿親王諭軍民之辭曰：「惟此三餉，數倍正供。」又曰：「有召買糧料者，名為當官平市，實則計畝加征，初則准作正糧，繼則不與銷算，有時米價騰貴，每石雖至四五兩，而戶部僅給五分之一而已。此實明末秕政中之最大者。」睿親王先下蠲免之諭，既而世祖申明此意，即其他明時歲入，亦未嘗不稍予豁免。如是財政方針，既已略成，惟其徵收額，則除一部之外，殊鮮明徵。順治三年諭戶部曰：「今時遣大學士馮銓往戶部，與尚書英俄爾岱，將在京各衙門之錢糧、款項數目原額若干，現今作若何之收支銷算，在外各直省錢糧，明季加派三項（即三餉），蠲免若干，現在田土，民間實種若干，實征起解，存留若干，在內責成該管衙門，在外責成撫按，嚴核詳稽，擬定賦役全書，進朕親覽，頒行天下。」順治八年六月，魏象樞獻言，謂國家錢糧，部臣掌出，藩臣掌入，入數不清，故出數不明。請以八年為始，命各省布政使司，於每歲會計通省錢糧，分別款項，造冊呈送該督撫按查核，並繕黃冊一卷，撫臣會奏總數，隨本進呈御覽。仍造清冊，咨送在京各該衙門，使互相查考，既杜藩臣之欺隱，足核部臣之參差。由是可知，會計整理，稍稍就緒，實在順治七八年。康熙朝大學士張玉書言其出入不相償之狀，實自此年始。征之《實錄》，則記載田地、水盪、畦地之數，征銀、米、豆、麥、草之額，亦由是年為始。
黃冊，又稱賦役黃冊，明清時為征派賦役而編造的戶籍冊。因用黃色紙做封面，故名。
順治朝徵稅之內容
茲將大學士張玉書所記，總括順治一朝財政之終始而得其要領者，揭之如次：
從來創業之主，享有勝國之資，不煩征斂，而國用滋富。漢之承秦，唐之承隋，明之承元，皆此道也。惟宋當五代紛爭之後，海內衰耗，稍遜漢唐，然左藏之庫，積金如山，則猶有餘蓄。前明之末，秕政厲民，始以軍興旁午，議加遼餉；繼因民貧盜起，復加剿餉；終以各邊抽練，復加練餉，催科無藝，中外蕭然。迄國朝以仁義之師，入關靖寇，中原赤子，業已百戰之餘，折骸斷骨；內庫帑藏，又已盡罹賊劫，蓋實遺我一空虛之國而已。世祖章皇帝，既定大業，袵席疲民，首除三餉，如拯焚溺；繼定《賦役全書》，一準前萬曆中年舊額，稅斂甚薄。獨是多方未靖，虎旅四征，今年下兩浙，明年定閩，又明年克楚蜀，輦金輸粟，道路相望。當順治八九年間，歲入額賦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九千有奇，而諸路兵餉，歲需一千三百餘萬，加以各項經費二百萬，計歲出一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有奇，出浮於入，增餉至三千萬，嗣又增至二千四百萬。時額賦所入，除存留款項而外，僅一千九百六十萬，餉額缺至四百萬，而各項經費，猶不與焉。國用匱乏，蓋視前代為獨甚。而我先皇帝愛民如子，不忍為苟且目前之計，額賦以外，未加毫末；汰冗員，抑繁費，躬行儉約，為天下先，親政以後，在宥十年，未嘗興一不急之工，采一玩好之物。軍需雖繁，悉取給於節省之餘，而發帑金以救凶荒，賜田租以甦疾困，數歲之中，詔書屢降，自古開創之主，寬仁恭儉，未有若斯之盛者也。
《賦役全書》，又名《條鞭賦役冊》，為明清兩朝記載各地賦役數額的冊籍，也是官府公布的徵收賦稅稅則。
「洪化通寶」錢
當時財政，可由此想像。但可疑者，遷都之初，以何方法，支辦餉銀，及其他經費耳？順治元年九月，睿親王之諭文曰：「盛京帑銀，將取至百萬。」同二年十月，朝鮮遵諭送白米七百八十餘石，其殆傾其根本地滿洲之蓄積，以充北京附近駐屯之兵餉；有所不足，則取之朝鮮乎？且觀其前雲未經大兵之地，豁免三分之一，則可知草創之際，雖簿冊未具，然徵收錢糧，未嘗全廢。順治元年九月，睿親王諭城堡營衛軍民人等曰：「爾等但備辦糧草，齎送軍前，此外秋毫無犯。」由是可知，其兵餉由新領土徵發者為多，張玉書所謂「首除三餉，如拯焚溺」者，其恩澤之實際，是否及於民間，殆未易知。順治七年，睿親王以建造避暑城於邊外之故，增征錢糧二百五十四萬兩。親王死後，停止是項工程，其附加錢糧，已征者發還，未征者停徵，因恐官吏及徵稅吏等營私舞弊，特姑照原命征完，而後按照數目，於次年度之正額錢糧除去。至八年，據魏象樞所奏，則有司派征錢糧，皆假手吏胥里役，或被蒙蔽，或通同作弊，朝廷雖有浩蕩之恩，而小民未免剝削之苦。由種種事實，以推其他，則清人雖極口稱揚順治年間不加賦額之政策，而實際上人民會否受惠，不無可疑。
軍費與財政
順治年間，百事草創，財政困難，達於極點。六年，因戶部之奏，謂邊疆未靖，師旅頻興，一歲所入，不敷所出，遂開監生、吏典、承差等之賣官法，並給度牒於內外僧侶、道士等，（至八年以瑣屑非體，廢除僧道度牒一項。）並准以金銀折贖徒、杖等罪。同年，江南巡撫王國寶，以兵餉不足，請旨征附加稅。其他即以冗官、冗兵之裁汰，為唯一之節省策。十八年間，此類記事，無歲無之，凡可節省經費之法，靡不研究，至地方進貢土產，亦恐糜費錢糧而停止焉。《賦役全書》既成，至十四年重訂，所謂一代之良法，雖已編定，而讀康熙三年之上諭，則自順治元年至十七年，拖欠銀共二千七百萬兩有奇，米七萬石有奇，藥劑十九萬斤有奇，綢緞布匹等項九萬有奇。終世祖之世，支出之數，常超收入，帝遺詔自罪之項目中，有「國用浩繁，兵餉不足，而金花錢糧，盡供宮中之費，未嘗節省發施。及度支告匱，每集諸王大臣會議，除裁減俸祿，以贍軍餉，亦無奇策」等語，則參照張玉書等過譽之言，亦可略測其實情。至世祖崩後，凡直隸各省之田賦，照明末練餉之例，以順治十八年一年為限，加派一分，征銀五百萬兩，以濟軍需。此中情形，尤堪注意。據《會典》則順治十八年，天下之田土五百四十九萬三千五百七十六頃有奇，賦銀二千一百五十七萬六十六兩有奇，糧六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六十五石有奇，每畝銀約三分九厘，糧一升一合有奇。以較萬曆時田畝之數，已減少二百萬頃有奇，其賦額雖彼以米麥算，此以銀兩算，若按康熙四五年之際，江浙二省白糧每石改折二兩推之，則尚不得千餘萬石之價值，（當時民間米價每石不過七八錢，故以二兩之銀換算，在人民尚為苛稅。）較之明代盛時，減少殊甚。康熙帝之言曰：「自入本朝以來，外廷軍國之費與明代相仿佛，則其支出之原，不難明晰，未必僅如順治遺詔所自責者而已也。
清光緒時杏黃綢繡蘭桂齊芳袷衣
康熙之初政與三藩之叛亂
順治之末，南方各省叛亂，漸就戡定。康熙初年，屢行蠲免租稅；且康熙沖齡踐祚，內庭費用，亦甚節省（裁十三衙門，罷諸種營造）；模仿明代之附加稅，亦獲停止。二年，蠲免自順治元年至十五年間之民間滯納稅；四年，復蠲免順治十八年以前未納之稅；九年，免減江南、南昌七州縣之浮糧十四萬九千餘石，米折銀十九萬五千餘兩。似此舉動，無歲無之，而財政整理，亦漸就緒。戶部議准給事中吳國龍之奏，直隸各省送京之各項錢糧，自順治元年總歸戶部，至七年復由各部寺分管催收，款目繁多，易滋奸弊。以康熙三年為始，一切雜項，俱稱地丁錢糧，每年正月，除分發兵餉之外，其餘悉解戶部，每省各造簡明賦役冊，送戶部查核；至各部寺衙門應用錢糧，各於年前開具數目，次年由戶部支付，仍於年終核報。收解之制，由是漸定。十一年，戶部議准給事中趙之符之奏，謂「順治十六年征雲南之際，平西王（吳三桂）與經略巡撫會議，因糧米不敷，以四斛為一石，徵收至今。現地方已靖，此加征之兩斛米麥，應從康熙十二年後免除。」如是至康熙十二年頃，經各種免除之餘，征錢至二千五百萬以上，米豆麥及六百餘萬。忽遭三藩之叛亂，西南八九省，復為戎馬之區。據《東華錄》，則康熙十四年、十五年、十六年較之十二年、十三年征銀減至四百萬內外，十七年、十八年、十九年、二十年減至三百萬內外，若詳算其他，則史家所謂減卻天下財賦三分之一，必非誇張可知也。而捐輸助餉之始末，則觀於十六年宋德宜之奏，有曰「頻年發帑行師，度支不繼，俯允廷臣之請，開列捐輸，酌便濟時，實不得已。綜計三歲所入，不過二百餘萬。其捐納最多，莫如知縣，既至五百餘人。請敕戶部限期停止」雲，此所以不能不以節省為急務。
地丁錢糧，簡稱地丁，為清代前期的田賦制度，包括地丁銀和地丁糧米。
三藩叛亂與財政之得失
三藩叛亂，不可專以政治上之意味解釋，與財政問題，實有關係。順治十七年，戶部奏曰：「計雲南省俸餉，年費九百餘萬，除歸還滿兵之外，請裁綠營五分之二。」三桂不謂然，以為「邊疆未靖，何得裁兵」？彼於是倡緬甸諸役，藉以自固。加之閩、粵二藩運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之轉輸不給，則仰給於江南，出則連章入告，贏則不復請核，天下財賦，半耗於三藩雲。魏源所論者如斯，此則當日時勢，雖三藩恭順自守，亦不得不撤之，以整理財政。故三藩之叛，一時財政，雖非常困難，其實自國計度支永遠規模觀之，不得謂非杜絕一大尾閭也；以籌餉艱難之故，而宮廷知崇尚節儉，亦不得謂非三藩叛亂之賜也。康熙時代，內廷費用，其節省有出入意表者，姑據聖祖所言，則宮中服用，以各宮計之，尚不及明代妃嬪一宮之數，三十六年間，尚不及當時一年所用之數雲。康熙二十九年，帝以前明之宮殿樓亭門名，並慈寧宮、寧壽宮、乾清宮及老媼之數目，宣示外廷，諭曰：「今者天旱，四方呼餓，本欲減少宮人，及所用器物，奈未當有餘，故無從再減。」爰飭大臣察閱故明宮中用度，彼等尋奏曰：「故明宮中，每年金花銀九十六萬九千四百餘兩，今悉充餉；每年自光祿寺送內使用者二十四萬餘兩，今僅三萬兩；每年木柴二千七百八十六萬餘斤，今僅六七萬斤，紅螺炭一千二百餘萬斤，今僅百萬餘斤；各宿之床帳輿轎花毯之屬二萬八千餘，今俱不用。故明之宮殿樓亭門名七百八十六座，今則不及十分之三。至各宮殿之基址牆垣，磚用臨清，木以楠木，今則禁中修造，非不得已，僅用普通磚木而已。除慈寧宮外，乾清宮妃嬪以下，合計使令之老媼、灑抄之宮女，僅一百三十四人，可謂至少，不特為三代以下所無，實為三代以上所未有。」三十九年九月，工部奏銷算雜工修理錢糧之際，帝曰：「一月以內之雜項，修理費銀至三四百萬兩，殊覺浮多。明季宮中一日之用，萬金有餘；今朕交附於內務府總管應付之銀，一月僅五六百兩，並一切賞賜，不過千金。以前光祿寺所用之銀，亦甚浮多，朕為節減大半。工部情弊尤多，嗣後凡應修理之處，宜以司官筆帖式奏請派出；每月支用錢糧，其詳細分晰，詳細造冊具奏；若三年之內，或有塌壞，應令賠修。如是則工程堅固，而錢糧亦不至妄費。」四十五年十月，諭戶部曰：「國家錢糧，理當節省，否則經費必至不敷，每年有正項之蠲免，有河工之費用，必大加節省，方有裨益。前光祿寺每年用銀一百萬兩，今僅十萬兩；工部一年用銀二百萬兩，今僅二三十萬兩，是較之前朝，十省其九。及於末年，更為減少，光祿寺年用四五萬，工部年用十五萬餘。」四十九年諭大學士曰：「萬曆以後，所用內監，有曾在御前服役者，故明季事跡，朕知之最詳。明朝費用甚奢，興作亦廣，一月之費，足為今日一年之用。其宮中脂粉錢四十萬兩，供用銀數百萬兩，世祖登極，始悉除之。紫禁城內之砌地磚，橫豎七層，一切工作，俱派民間；今則器用樸素，工役皆以現金雇用。明季宮女至九千人，內監至十萬人，飯食不能普及，日有餓死者；今則宮中不過四五百人而已。明季宮中，用馬口柴、紅螺炭至以數千萬銀計，俱取之於昌平等州縣。今此柴僅供天壇焚燎之用而已。」據此則內府用度之節省，大略可見矣。
綠營，清朝常備兵之一。順治初年，清廷在統一全國過程中將收編的明軍及其他漢兵，參照明軍舊制，以營為基本單位進行組建，以綠旗為標誌，故名，又稱綠旗兵。
清雁門關城牆
臨清磚，舊時臨清地區著名的皇家貢品。以質量好、強度高聞名，明清營建北京城所用的多為臨清磚。
馬口柴，明代宮中膳房所用之柴，長四尺左右，兩端刻兩口，用繩縛住，故名。
紅螺炭，又稱紅籮炭，以易州等地山中硬木燒成，按尺寸鋸截，盛在小園荊筐里，外面刷紅土，故名。其特點是氣暖耐燒，且不易冒煙，故為明清時宮中專用木炭。
清代《新選經濟時務詩賦》
康熙朝之蠲免租稅
據《會典》，則康熙二十四年，天下之田土六百七萬八千四百三十頃有奇，糧四百三十三萬一千一百三十一石有奇，此與《東華錄》所引《實錄》之數，微有差異。據《實錄》，則三藩平定之後，賦銀加增至二千六百餘萬兩，米麥豆至六百三十餘萬，逐年增加，至康熙五十歲前後，賦銀殆至三千萬。據四十八年之諭，則自此以前，庫貯不過二千萬，至是戶部之庫銀存貯五千餘萬兩，「時當承平，既無用兵之費，又無土木工程，朕每年經費，極其節省。此庫存銀兩，並無別用，去年蠲免錢糧八百餘萬兩，而存貯尚多。因思從前恐內帑不足，故將外省錢糧，盡收入戶部，由今觀之，未為盡善。天下財賦，只有此數，內贏則外必絀，若以部庫一二千萬分貯各省庫中，則於地方似屬有濟」雲。是年有旨，因欲將康熙五十年天下錢糧概行蠲免。諸臣會議，大學士張鵬翮奏，「自康熙元年起，至於今日，所免錢糧，共萬萬兩（即一億兩）有餘」雲，此戶部有冊籍可查者。又四十四年，大學士等奏「自康熙元年以來，所免錢糧數目九千萬有奇」雲。由此參酌觀之，必非空言可知。尋諭「自康熙五十年始三年以內，天下錢糧，通免一周，遠近均沾德澤」雲。如是三年中，所免地丁糧賦，新舊合計，已三千八百餘萬。初凡稻穀例不蠲免，因台灣有谷無銀，巡撫黃秉中請並除之。
會計檢查法亦漸就緒
會計檢查法，亦漸次嚴密。康熙十七年，定各省擅動錢糧之處分，唯關於用兵刻不可緩者，則一面具題（即明記動支款項），一面動用，其有浮冒軍需者，以貪官論。二十三年，因督撫侵吞庫帑，特命廷臣詳議條件以聞。先是戶、工二部，咨取錢糧二三十萬者，僅以咨文往取，並不奏聞，至四十五年，始命將咨取大小款項，月終匯奏。四十八年諭曰：「光祿寺歲用二十餘萬兩，工部自四十五萬至百萬兩，雖較前略省。然委官於未估計之先，領銀備用，浮支肥己，弊實殊多。嗣後當十五日一次，將委官姓名，及支給銀數上奏。又工竣銷算，有遲至十年、十二年稽延作弊者。嗣後銷算有逾一年者，即奏聞罷斥」雲；「四十八年以前，光祿寺供應宮中之用度，每年銀七十萬兩有餘，漸次節省，今一年僅需七萬兩。理藩院每年賞賜供應外藩賓客，需銀八十萬兩，今裁減浮費，一年止需八萬兩。戶、工兩部，每年用錢糧過多，今十日一次，使將用過數目奏聞，所需錢糧，已為極少」雲。其清厘內外財政，詳密如此，故五十年以後，五十二年，免天下明年之房地租稅一年，兼除逋欠；是年，又免山西、河南、陝西之西安等府今年之田租。五十四五年，再免直隸之田租，免各省屯衛之滯征銀二百三十九萬，漕項銀四十九萬則半除之。時太倉之粟有餘，詔以陳粟四百三十餘萬石，格外賞給官兵，五十七年，以西邊軍興，免陝西、甘肅兩省明年地丁一百八十餘萬。頻年供應大兵之地，屢有蠲免之事，而中央庫帑，亦未嘗甚形匱乏，但各省之虧空錢糧者，猶未能免。五十九年，定虧空錢糧之條例。然六十一年之諭，有「蕩平三藩之時，原任湖廣布政使徐惺用，所用兵餉，至四十餘年，尚未能清完」等語，由是觀之，則當時之疏闊，可以推知。雍正帝即位之始，首發之財政諭文，即在嚴查虧空，與胥吏中飽，亦實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