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三十章 三藩之平定
後三藩與軍費
考清初戰役之最大者，不外前、後三藩。前三藩者，謂明之福王、唐王及桂王（永明王）；後三藩者，則謂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之信及靖南王耿精忠也。先是清廷遷都北京，東南中國之大部分尚未隸入版圖。清廷仍命大學士洪承疇經略五省，以定南王孔有德鎮廣西，尚可喜、耿仲明鎮廣東，吳三桂鎮四川與雲南。彼等皆為明之舊臣，領所部之綠旗，更征適宜之兵，以補充滿洲八旗兵力之不足。及至南方略定，洪承疇則與宗室郡王等率八旗歸還北京。其時孔有德已死於桂林而無後裔，故云南吳三桂、廣東尚可喜、福建耿仲明之子繼茂，均使為王；繼茂卒，其子精忠襲封。耿、尚二藩之所屬，各有十五佐領，綠旗兵各六七千，丁口各二萬雲；三桂之藩，則所屬五十三佐領，綠旗兵一萬二千，丁口萬數，此為三藩並建之始。
靖南王耿忠明
三藩中功最高、兵最強者，則不能不推吳藩，以彼大破流寇，平定陝西、四川、雲南三省，取永明王於緬甸，又平水西土司，四方精兵猛士，來投歸於其部下者甚眾。彼以人口五丁則使出一甲兵，以滿二百甲設一佐領，而積至五十佐領，則為常備之勁兵，大約不下十萬。當其初入雲南之時，除掌軍國事外，北京朝廷使雲南、貴州之督撫，假受彼之節制；即如用人，中央之吏、兵二部亦不能掣肘；至於財用，則戶部不得稽查，以免遲滯貽誤之虞。且彼所除授之官吏，名為西選，當時有無數西選，布滿四方。順治十七年部議有雲，雲南省一歲之俸餉，超過九百萬兩，除召還之滿洲兵外，尚須裁減綠營幾分；三桂不應。此外尚有福建、廣東二藩之軍費，統計一歲已越二千萬兩以上，北京朝廷始命近省補充，其後則因此而收江南一帶地方之課稅矣。然三桂之態度，恣肆無忌，若餉糧之支出稍遲，則動輒連三藩而入告；倘有餘裕，卻不受其稽查。史家謂天下財賦半消耗於三藩者，誠非虛言。順治十年，使太宗之女和碩公主下嫁於三桂之子應熊；康熙帝即位之年，晉三桂之爵為開國和碩親王，蓋特異之榮典也。及至六年，彼始因目疾辭總管而罷除吏之權，然其要求兵餉，則依然未改。蓋彼之對於北京，自信以雲、貴二省為其根據地，自當染其一指，以供侈麗之生活。且彼地有明故沐英之莊園七百頃，舉而為其藩莊，有永明王五華山故宮，取而充其藩府。又致使者於西藏之達賴喇嘛，設茶馬互市於邊地，因其地及蒙古之馬，每歲入雲南者不知其數，均可徵收關稅，課賦土司以充實其府庫。且彼更能散財給士，致令北京官吏，皆為彼之耳目，朝議如何，雖微細無不知雲。所謂藩鎮跋扈者，至此已極矣。
撤藩諭文之宣布
自康熙初年，北京之態度，大為變遷。蓋以前攝政睿親王死，即生宗室間一種之政變；然此僅人物之易置，而王所為之大體政策，則並未改革。總之，王以占領南京後，須用漢人為強壓之手段；即諸般內政，亦不可不借漢人以為收攬人心之作用。順治帝親政後，尚襲此種政策，力圖調和滿漢，使大學士金之俊撰崇禎帝之碑，並祭明之諸帝，其殉難之太監王承恩亦為之建立碑石，諭祭明之故臣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燿等十一人，與以諡法。凡此皆所以行睿王之遺策也，然就此傾向，弊害之緣此而生者亦不少，其結果遂使滿洲之勛戚及旗兵大抱不平之感，遂至要求施政上之方針，須加變革者。後日世祖遺詔有云：「滿洲諸臣，或歷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托，使盡其猷。因朕不能重任，致使有才未展。且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朕不引以為戒，反而委任漢官，即如部院印信，漸漸亦使漢官執掌，致令滿臣無心任事，精力懈弛。是乃朕之罪也。」又謂「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仰不能法太祖、太宗之謨烈，因循悠忽，苟安目前，且漸習漢俗，於淳樸之舊制，日漸更張，以致國治未遂。是又為朕之一罪也。」是征之帝之末年，則可知北京朝廷之態度，早已有壓迫漢人之傾向矣。雖然，此亦不得謂為一時之反動的態度。考其由來，則財政上之要求，既先以之為近因；而民族發達之要求，亦自因之以俱至。康熙十二年春，廣東（粵藩）尚可喜留其子之信於鎮，而自請歸養遼東，蓋此要求系因彼父子不和，不得已而用幕客金某之計。廷議不許，盡撤去可喜等父子之藩兵，而使其回籍。雲南吳三桂、福建耿精忠聞之不安，及至此年之夏，即上書而請撤兵，實則窺探北京之態度如何。蓋彼等心中，北京勢不能不加慰留，北人其如我何？詎知事出意外，北京即乘其有請求撤兵之名，遂容其請，斷然下撤藩之命令。
昆明吳三桂王府
吳三桂舉兵
始吳三桂等奏請撤藩之時，北京廷臣多知三桂嘗試之意，謂不可以許之，惟戶部尚書米思翰、兵部尚書明珠、刑部尚書莫洛等，則力請撤藩。康熙帝乃使議政王貝勒大臣議之，尚持兩議未決。帝謂曰：「藩鎮久握重兵，猶如人體養癰，若不及早除之，何以善後？況其勢已成耶，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發制之。」因立下移藩之令。及令下，三桂等愕然。但彼等雖知已被帝制於機先，然對於自己之力量，尚不免自信，遂於是年冬十一月發兵，傳檄遠近。特彼所謂起兵之名者，以恢復明朝為辭，則不得不謂為拙劣耳！緬甸之役，捕殺永明王而絕明之枝葉，非即吳三桂其人耶？日本延寶中自福州船傳來之三桂檄文，其大意如下：
延寶，日本的年號之一，在寬文之後、天和之前，即1673年至1681年期間，此時日本天皇是靈元天皇。
原鎮守山海關總兵官，今奉旨總理天下水陸大元帥興明討虜大將軍吳，檄天下文武官吏軍民人等知悉：
本鎮深叨大明世爵，統鎮山海關。維時李逆倡亂，聚賊百萬，橫行天下，旋寇京師。痛哉毅皇列後之賓天，慘矣東宮定藩之頭踣！普天之下，竟無仗義興師、勤王討賊者，傷哉國運，夫復何言！本鎮獨居關外，矢盡兵窮，淚乾有血，心痛無聲，不得已歃血訂盟，許虜藩封，暫借夷兵十萬，身為前驅，乃斬將入關，則李賊已遁。夫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必親擒賊帥，獻首太廟，始足以對先帝之靈。方幸賊之巨魁，已經授首，正欲擇立嗣君，繼承大位，封藩割地，以謝滿酋。不意狡虜逆天背盟，乘我內虛，雄據燕都，竊我先朝神器，變我中國冠裳，方知拒虎進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誤。本鎮刺心嘔血，追悔靡及，將欲反戈北伐，掃蕩腥膻，適遇先皇之三太子。太子年甫三歲，刺股為記，寄命託孤，宗社是賴，姑飲血隱忍，未敢輕舉。故避居窮壤，養晦待時，選將練兵，密圖恢復，迄於今日，蓋三十年矣。茲者虜酋無道，奸邪高張，道義之儒，悉處下僚；斗筲之輩，咸居顯職。山慘水愁，婦號子泣，以致彗星流隕，天怒於上；山崩土裂，地怨於下。本鎮仰觀俯察，是誠伐暴救民、順天應人之日，爰卜甲寅之年，正月元旦，恭奉太子祭告天地，敬登大寶，建元周咨。
魏源論及當年時事，謂三桂雖知中朝諸將，無足當己者，惟苦於師出之無名耳，將欲立明之後，以號召天下，則緬甸之役，何以自解；將欲先至中原，然後舉事，復恐曠日過久，機謀或泄，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發兵雲。但在三桂，實未嘗有此思想。洪承疇嘗說三桂曰：「公與我，今雖同隸滿洲，實一時隱忍而已。公追永明王，務宜從寬。我等不得不曠日彌久，以待天下之變。」三桂不能用此說，遂至有緬甸之役。雖疑信難判，然至於是時，始以興明為口實，不已遲耶！靖寇大將軍貝勒尚善答此檄曰：「蓋聞殿下以勝國為口實，果爾則亦人臣之所當然，不能忘忠於舊君者。惟果欲納忠於勝國舊君，則殿下不宜受我清朝之爵土，不宜倒永曆之干戈。既已使舊君無噍類，而自求利達，臣僕於我朝，疊承恩寵，今復回心轉慮，納忠舊君，果何心哉？」蓋冷嘲其「興明」二字，實不過一片口實也。康熙十三年（西紀一七六四），三桂既蓄髮，革衣冠，旗幟皆白，貴州各地，或降或逃，守兵皆不為用。郎中某疾馳十二日告變於北京，尋湖廣總督報告至，舉朝震動。大學士索額圖，請誅建議撤藩諸臣，以謝三桂；康熙帝不許，惟閩、粵兩藩之撤兵，則一時中止。
《玄燁（康熙）戎裝圖》
西南六省陷落
三桂之兵威，如燎原之火。清兵雖於洞庭湖，東扼岳州，西守常德，而後援諸將在荊州、武昌兩地濡滯不進，湖南要鎮，先後陷落。三桂作官爵除受札書，以誘四方，響應頗多：襄陽總兵，以襄陽應；廣西將軍孫延齡，以桂林應；四川巡撫羅森等，以四川應；福建耿精忠，同時亦舉叛旗。由是西南六大省，不數月而歸三桂之手。三桂於是以四川、湖南豐富之糧米，采充軍餉；以雲南之銅，鑄造銅幣；采貴州之木材，製作樓船巨艦。自岳州亘西北，畫一線以作對陣。八旗漢軍，雖以荊州為中心，雲集於襄陽、漢口、武昌、宜昌等處，然竟無一人敢渡揚子江以攖其鋒者。三桂不於此時與畏縮之清兵一決雌雄，不得謂非失計。聞之三桂既舉事，其部將中有謂宜疾行渡江，全師北進者；有謂宜直下南京，扼守運河，以絕南北糧道者，乃彼俱不用，不得謂非清廷之奇幸。三桂分軍為南北二路，一自長沙窺江西，一自四川覬陝西。清廷對此種種防備，亦未稍懈。康熙帝以為長沙者，敵之根本也，長沙一破，敵勢瓦解，我荊州大兵，即可乘機進取，故定計以江西別軍，自側面襲長沙，貝勒尚善，直窺岳州；又以別軍自陝西攻四川；福建、廣東，則遣尚可喜等圖之。然是年冬王輔臣之變起，陝西全境，殆歸破壞，三桂乃出兵於該省西北，且欲乘此形勢，親取荊州。江西軍既已偵知，遂由間道，進攻長沙。
察哈爾叛
是年又有內蒙古察哈爾汗布爾尼之叛。布爾尼者，察哈爾親王額哲之弟之後也，欲乘北京多難，報太宗朝林丹汗之恨，遂煽動奈曼部舉事。清廷聞之，甚為狼狽，即命大學士圖海，疾驅前進，伐布爾尼。圖海頗有機略，而科爾沁之額駙沙津，在扎魯特部境內，射殺布魯特兄弟，數月之內，遂告平定。清廷乃收察哈爾部故地，置牧馬廠，移其部眾於宣化、大同之邊外，使之遊牧；分其八旗為左右二翼，總隸於理藩院。自經此次叛亂，察哈爾八旗，列於蒙古四十八旗之外，官不能世襲，事務不能自專，與蒙古各札薩克之於國為君、以民為子者，迥然各異矣。
理藩院，清代管理蒙古、回、藏等少數民族事務的中央機構。
王輔臣降
陝西之地，殆皆降於王輔臣，惟甘肅提督張勇，陝西提督陳福不從，故河西、陝西之地，不至全陷。陳福雖死於寧夏標兵之亂，而張勇乘貝勒董額自西安恢復秦州進攻平涼之際，分遣諸將，恢復蘭州、延安、鞏昌諸府，使三桂蜀隴聯絡之謀，為之挫折。康熙十九年，大學士圖海，被任為征西軍總司令官，督卒諸將，大破敵軍，奪敵之虎山墩，斷敵之糧道，瞰射城中，王輔臣遂降。又王屏藩、吳之茂等之蜀軍，屢為張勇所破，退守漢中，固陽、慶陽等處，悉得奪回。於是清廷以圖海留鎮陝西，又因棧道運餉，殊非易事，故使張勇等諸將，暫緩侵蜀，專扼四方險要，以分敵勢；而使穆占率滿洲兵及平涼降兵，移征湖南。
福建廣東之平定
福建耿精忠，舉兵以應三桂，前既已言之。彼執閩浙總督事承謨，既侵浙江及江西之南部，間或連絡江西之土寇，又誘潮州總兵劉進忠，侵略廣東，而許台灣朱經以漳、泉二府，使寇閩粵沿海，各地為之震動。清廷乃使康親王傑書，與浙江總督李之芳，共圖追討之。芳屢破耿精忠之藩屬於衢州金華、紹興諸處；康親王亦破曾養性於金華，奪回處州，由土木嶺間道追擊，奪回黃岩，圍曾養性於溫州。會朱經與耿精忠，關於漳泉二地之割讓，又起內訌，實予清兵以可乘之機會。康親王於是撤溫州之圍，由仙霞嶺入福建，直達廷平；同時安親王之江西派遣軍，亦奪回建陽、建寧；江寧將軍額楚，復破徽州之土賊。耿精忠至是腹背受敵，不知為計，乃於十五年十月，遣使於延平康親王陣中，迎入福州府而降焉。廣東尚之信，雖一旦從吳三桂，乃既而悔之，復薙髮反正。於是吳三桂遣馬寶、胡國柱等攻廣東之西面。斯時康親王之軍，既定福建，進逼廣東；江西簡親王之軍，亦奪回吉安。將軍莽依圖，逾大庾嶺，出師廣東，於韶州城下，與胡國柱對陣，於是潮、高、雷、廉諸州，相繼降伏。朱經之將卒，占據惠州，為尚之信所破，胡國柱亦破。康熙十一年末，廣東遂得告平定。然尚之信降服之後，仍懷兩端，凡求其出兵者，皆託辭謝絕，不為救援，先後彈劾其不法者甚眾。康熙十九年，北京朝廷，遣將軍賴塔執之，尋賜自盡。
吳三桂戎裝圖
吳三桂即帝位
先是廣西慶陽知府傅宏烈，說孫延齡募義軍，應清軍。康熙十六年，往韶州，迎清軍，得廣西巡撫、撫蠻滅寇將軍之印。廣西叛亂，漸次鎮定，吳三桂迄未之顧。及尚之信反正，恐兩廣聯絡，乃使馬寶、胡國柱攻尚之信於韶州，吳世琮攻孫延齡於桂林。湖南兵力既分，清將軍穆占，遂襲敵兵之後，乘機自長沙前進，奪回永興、茶陵等湖南東南十二城；安親王亦奪回瀏陽、平江。簡親王自江西進兵，亦將入敵人之根據地。吳三桂既失陝西、福建、廣東三大藩，復失江西，清軍又雲集於湖北、江西，而兩廣復應清軍，因是財用耗竭，兵餉不足，乃欲借帝號以自重。十七年三月，由長沙移衡州，自上帝位，改元照武，改衡州為完天府，國號大周，時年七十有六。吳三桂以是年八月病死，孫吳世璠由雲南至衡州發喪，繼承帝位，改元洪化，奉柩還雲南。
四川湖南之恢復
清軍於福建、廣東、江西諸處，雖屢戰屢捷，然當三桂生存之際，未能攻破湖南正面。至貝勒尚善死後，將軍察尼，代統岳州攻圍軍，從降將林某之策，一方絕救援餉運之道，一方暗施反間，敵軍總兵三人，各以舟師來降。守將吳應麒，知終難固守，乃於康熙十八年，潰圍而出，退守常德，於是始復岳州。長沙敵軍聞之，亦棄城而遁，安親王前往取復。順承郡王渡江，收復松滋、枝江、宜都、澧州等洞庭湖之東方一帶區域。簡親王收復衡州，穆占收復永州。尋安親王攻敵之名將吳國貴、馬寶于楓木嶺，廣西巡撫傅宏烈，自後路斷其糧道，大破之，殺吳國貴，收復武岡。察尼於康熙十九年春，破胡國柱等於辰龍關（辰州），降服辰州；穆占收復沅、靖、黎、平等處。由是湖南全境，悉歸平定。陝西、四川方面，同時由平涼提督王進寶收復鳳縣、武關，逐敵將王屏藩而取漢中，追擊至四川保寧城外錦屏山，大破之，王屏藩自殺，吳之茂就擒；康熙十九年，收復順慶。陝西提督趙良棟，自略陽取陽平關，收復龍安；同十九年，始降成都。是時圖海亦收復興安；將軍佛尼勒，收復永寧馬湖；湖廣提督徐治都，破楊來嘉於巫山，收復夔州、重慶，四川遂亦平定。
吳世璠死
由湖南侵貴州、由廣西侵雲南之清軍，以二十年春，會師於雲南東方之曲靖，二月，敗敵將郭壯圖於雲南城東之歸化寺，自歸化寺至碧雞關數十裡間，築一長圍，以攻雲南。吳世璠以要害足恃，殊不易下。然吳世璠曾遣胡國柱、夏國相、馬寶等，侵犯四川，以牽制清軍，至是聞雲南之急，咸率兵歸救。陝西提督趙良棟，躡蹤追擊，敵軍潰破。九月自四川前進，與兩路清軍，會於雲南城，逾三濠、奪三橋，直迫最後之防壁。於是城中食盡援絕，十月，守南門者開門作內應，吳世璠自殺，夏國相馬寶等，函其首以降。自康熙十二年起，八年之間，糜爛雲南、貴州、湖南、四川、福建、廣東、廣西、江西、陝西、甘肅等十省之大亂，至是始定。康熙帝析吳三桂之骸骨，以示各省，梟吳世璠之首；召耿精忠，褫奪王爵，與其子弟，各隨其輕重而斬殺之。
中國本部之統一
三藩之叛亂，雖歸滿清之勝利，然熟察康熙十四五年之情形，吳三桂若能善為指導，號令嚴明，一致進行，則鹿死誰手，正未易測。何期彼既假興明以為名，旋復食言而自帝，反覆無常，奚足以收攬天下之人心？斷辮髮，易胡服，以號召漢人，法似稍善；但辮髮之令，本非漢人所悅，一時以斷辮髮、易胡服為快，爭相響應者，實烏合之眾耳。而康熙帝之籌畫，吾人實不禁嘆賞焉！帝於中原要地，悉駐重兵，以備應援，如湖北有急，則安慶出兵，使河南之兵移駐安慶，而更調他兵駐屯河南；四川有警，則西安出兵，以為聲援，使太原之兵移駐西安，而別調他兵駐屯太原；又福建有警，則調江寧、江西之兵，使赴閩浙，兗州之兵移駐江寧，而別調軍隊駐兗州。故敵兵雖眾，不能越湖南一步。復命兵部，於驛遞之外，每四百清里，置筆帖式及撥什庫，軍事郵信，異常迅速：五千清里之甘肅西邊，九日而達；荊州、西安五日，浙江四日。每日接數百之軍報，一一應付，手批口諭，使之進討。此叛亂初起之時，帝年方二十，戰事告終，年僅三十耳。是時漢人之中，雖有一代名將，如張勇、趙良棟等，然指揮之功，不得不歸之於帝。魏源論此次戰勝之原因曰：「第一在不咎首唱撤藩之議者，第二在不從達賴喇嘛之調停，第三在不寬宥諸王貝勒之罪過，第四在能激勵漢人云。三藩平定，清帝國統一之業始得告成。」
清代官帽頂戴花翎
筆帖式，清代官名。清代於各衙署設置的低級文官，掌管翻譯滿漢章奏文書。
撥什庫，清代官名。滿語，漢語意即領催。負責管理佐領內的文書、餉糈庶務。
八旗兵力頓衰
吾人當本節將終之際，不可不論及八旗兵力之強弱。自此以前，滿洲兵力之卓越，無論何人，皆所深信。但彼等僅能乘明國之內亂，壓服疲弊之人民與困憊之軍隊而已，實未嘗與曾經訓練之漢兵交鋒。吳三桂之戰略既拙，遂為精力絕倫、年少氣銳之康熙帝所敗，然此次戰勝之效果，非專由滿洲兵力，所宜特為注意者也。吾人前既言之，三桂白首興師，一切事宜，趨重保守，雖有部將主張進取，而三桂咸不之聽。至於滿洲軍隊，徒擁大兵，駐守荊州，劃長江為對峙，莫敢前進而決戰；甚或聞三桂進兵之消息，膽戰心驚，無端而將北京朝廷特命南懷仁（Verbies）製造之大炮，埋於荊州城之土中，而先行退卻，殊非滿洲之名譽。試觀當日康熙帝於戰役中召回順承郡王勒爾錦於北京之詔，可為證明。詔之大意曰：「吳逆初叛，即選滿漢精兵，使順承郡王勒爾錦，統率進討。三月至荊州，不能乘賊遠來馬疲、守備未固之時，渡江扼險，挫其鋒銳，使賊得乘暇以據湖南，守要害，犯我夷陵、江西，分我兵力，致耿精忠、孫延齡、楊來嘉等，相繼變亂，老師數載，毫無尺寸之功。惟安坐荊州，日索督撫司道之饋送。貝勒尚善等，進攻岳州，命以舟師斷賊糧餉，乃以舟楫未具、風濤不測為辭；長沙已進大兵，尚不乘機夾攻。又簡親王喇布，逗留江右；貝子洞鄂，失機陝西。若非朕運籌決策，力飭水師進取岳州，命岳樂之江西軍進攻長沙，使圖海之陝西軍速復西涼，則國家疆域，尚堪問耶？誤國病民，在他人尚不可原，況王貝勒等與國家休戚相關之人乎？議政王大臣等，其速舉我太祖、太宗之軍法，嚴行議罪雲。」魏源謂此役戰勝之原因在不寬宥王貝勒，處罰先行於親貴，是固確有一面之理由；然紀綱振刷，成效雖著，而滿洲兵士漸赴柔懦，事實亦不可掩。距太祖、太宗之時，未半世紀，遂致於是，其頹唐不又甚耶？三藩平定之實力，實在旗兵以外，請於下文證之。
南懷仁像
南懷仁（1623～1688），清初耶穌會傳教士、天文歷算學家。字敦伯、勛卿，比利時人。清康熙年間曾主編《時憲書》，並主持製造了六件大型天文儀器。著有《康熙永年曆法》、《神威圖說》、《教要序論》、《坤輿全圖》等。
任用漢人諸將
然則平定三藩之主力，果何在乎？實漢人之力也。清廷當康熙初年，漸趨排漢，前已論及。惟此種政策，對於漢人大結合之三藩，決為不良，反使彼等結合，日益強固。且滿洲兵力既漸柔懦，竟無一人敢討吳藩，於是時也，不可不有其他計劃。康熙帝乃發激勵綠旗之文曰：「自古漢人之叛亂，俱以漢兵剿平，豈待滿兵之助耶？」此種巧妙之辭，一面足以彌縫滿人缺點，一面足以奮興純由漢人集成之綠旗將卒。一代之名將趙良棟、王進寶、孫思克等，奮勇於陝西，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等奮勇於湖廣，楊捷、施琅、姚啟聖、吳興祚等奮勇於福建，李之芳奮勇於浙江，傅宏烈奮勇於廣東，皆激勵漢人之效果也。當雲南陷落之際，諸將擄掠特甚，獨趙良棟所部軍隊，無一掠奪者。觀其編列藩庫簿籍，上之朝廷，光明磊落，真堪嘆賞。帝嘗嘆曰：「趙良棟，稱之曰偉男子，不亦宜乎！」帝因是役經驗，重用漢人，一方則藉以戒飭滿洲八旗，縱旗士之勢力，此時尚未墮地。然雍正帝承帝之後，亦仍奉此遺策，觀其對於名將岳鍾琪之態度，若何眷眷，則思過半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