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二十五章 北京遷都
明將吳三桂之請援
太宗暴崩，國內人心未靖，若清國之外部事情，非有劇變，則瀋陽新朝廷，或不免為禍亂之淵藪。乃輔佐幼帝之睿親王，早已察知有此機運，即於順治元年四月命王多鐸、王阿濟格及明之降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並朝鮮王之質子李等，統率十萬大兵進發遼西。然王之牙營，方次翁後（廣寧附近）地方，不意明國將軍平西伯吳三桂，已遣副將某由山海關而致書於王，其大意如左：
三桂蒙我先帝拔擢，猥以不才，負此遼東總兵之重任。受任以來，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義，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誼，諒亦王之所知也。今我國以為寧遠右偏孤立之故，使三桂棄寧遠而守山海，俾得堅守東陲，鞏固京師。不意流寇逆天犯闕，彼狗偷烏合之眾，安能成功？但京城人心不固奸黨開門而納款，先帝不幸，九廟灰燼。今賊首僭稱尊號，擄掠財帛，罪惡已極，誠為赤眉、綠林、黃巢、祿山之流，天人共憤，眾心已離，其敗立待。我國積德累仁，謳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晉重耳、漢光武之中興者，應或有之；遠近已起義兵羽檄交馳，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國厚恩，憫斯民之罹難，輒思拒守邊門，興師問罪，下慰人心。無奈京東地小，兵力未集，不得不泣血而有所求助。我國與北朝（指清國言）通好二百餘年，今無故而遭國難，北朝應亦惻然念之；且亂臣賊子，當亦北朝之所不容也。夫除暴翦惡者，大順也；拯危扶顛者，大義也；救民出水火者，大仁也；取威定霸者，大功也。況流寇之所聚者，金帛子女，更不勝數，義兵一至，皆為所有，此豈非大利之所在耶？今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為時不再得。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即力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以合兵而抵都門，滅流寇之宮幃。而示大義於中國，則我國之報於北朝者，奚翅財帛，行將裂地以酬，決不食言。本宜上疏北朝之皇帝，因未悉北朝之禮，故不敢輕瀆聖聽，乞王轉奏。
李（1612～1645），即昭顯世子，李氏朝鮮第十六代君主李倧之子。曾被皇太極擄到盛京做人質，1645年放歸，不久暴斃於宮中。
吳三桂像
按之此文，則可知吳三桂抱忠義之心，欲屠李自成而伸國家之恨；第因兵力單弱，乃求清國之援助。且彼以割地相酬為請援之條件，是其志不可謂不悲痛；又其罵李自成比之唐之黃巢、漢之赤眉，天人之所共憤，其忠憤為何如者！然退而察當時人心之所歸向，則以三桂為一武人，其果能知如此之節義名分，則又不能無疑。
方李自成入北京時，明舊臣多相爭迎，促其即登帝位。三月十六日據彼等之勸進表，其讚嘆李自成，有「比堯舜而多武功，邁湯武而無慚德」之語。三桂想不同此等臣僚之所為，第據當時野史所云，則謂三桂之為請兵之動機者如下：三桂者，字長白，高郵人，籍隸遼東中後所。其父名襄，官都指揮，守寧遠，部下有精兵四萬，尤稱雄悍。崇禎十七年，奉詔由山海關西向北京，至豐潤即接京師已陷之報，遂遲疑不進。惟彼有寵妾陳圓圓，本為南京名妓，三桂以妾交與其父吳襄，共投入自成之營，適為敵將劉宗敏所收留。三桂得此飛報，大怒，遂出兵討自成。彼寓書其父襄，所云「父不能為忠臣，兒自不能為孝子」者，乃徒假名於大義耳；彼實置君親於不顧，惟拳拳於陳妾之一人，所謂狗彘不食者，其即三桂歟？再以此記事，證之內監永章之《甲申日記》中所收之三桂家書，更為確鑿。詩人吳梅村有「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句，是真不愧為詩史矣！
《甲申日記》，明末筆記。崇禎帝內官王永章著。甲申即1644年。書中保存了大量當時的史實。
吳梅村（1609～1672），即吳偉業，明末清初詩人。字駿公，號梅村，太倉（今江蘇太倉）人。以七言歌行最能自成一體，世稱「梅村體」，其中有《圓圓曲》詠及陳圓圓與吳三桂之事。
山海關之破
睿親王得三桂書，即答書曰：
欲與明修好久矣，然明國君臣，不計國家之喪亂，軍民主死亡，曾不一言相答。是以我國二次進兵攻掠，蓋欲以決絕之意，表示於明國君臣，庶幾挫其勢而得為通好地也。至於今日，則不須復出此言，惟有底定國家、與民休息而已。予聞流寇覆滅崇禎帝，不勝發指，因此率仁義之師，沉舟破釜，誓不返旌。夫伯守遼東，雖與我為敵，然今亦不因前故，而復致懷疑，何則？昔管仲射桓公中鉤，桓公用為仲父，卒成霸業；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進為藩王，一得以報國讎，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孫長享富貴，永如山河云云。
此書於前此三桂所云割地之約，毫不涉及，乃反謂封三桂以故地；又言聞崇禎帝之死，不勝發指，今以仁義之師滅絕流寇等語。在此急遽之際，而措詞如此圓妙，非即清朝進關之大政策乎？據當時隨王之朝鮮世子之記錄，則王別領有令旨如下：
攝政王令旨，諭官兵人等知道：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為俘掠而行。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顧，要當定國安民，以成大業。入邊之日，凡有歸順，不許殺害，除薙頭外秋毫勿犯。其對於鄉屯散居之人民，不許妄加殺害，不許擅掠為奴，不許跣剝衣服，不許拆毀房舍，不許妄取民間之器用。其攻取之城，法所不赦者殺之，其應俘者留養為奴；其中一切財產，沒收之為公用。凡屬城屯，不論攻取與投順，其房屋俱不許燒焚。犯此令者，殺以儆眾。（中略）凡我將佐所屬軍官人等，務使三令五申，勤為通曉。特諭。
然睿親王西至連山，尚有三桂第二次關於敵情之報告，遂乃兼程並進，次於沙河。此時山海關已陷重圍，知李自成之前哨，由一片石而出關外，清兵迎見而擊破之。進而至山海關外，白旗高翻城上，三桂開關出迎。此四月二十二日，實清國勃興之一大記念日也。睿親王總八旗、漢軍、蒙古之各兵，自南水門、北水門及關中門順次入關。李自成既占關內要地，從北山沿海岸而列陣，且其兵曾經百戰，剽悍有勇。王下令為密集之陣法，先以突破敵之一角為計策；三桂之兵則居於右翼之末，使之悉眾搏戰。戰良久，會大風揚塵，咫尺莫辨，清兵從三桂之陣右突出，沖敵之中堅，萬馬奔騰，飛矢如雨。自成方登高岡而觀戰，見辮髮兵之肉薄，驚曰：「是滿洲兵也！」急策馬走。敵之全眾，因而大潰，自相殘蹈，死者無算，殭屍遍野，水溝盡赤。自成奔往永平府，清兵與三桂共追及之，殺三桂之父吳襄而還北京，鑄宮中之金銀器皿為餅，每餅約數千金，計數萬餅，盡以車載之送歸西安。二十九日，自成僭稱帝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代皆為帝後，立妻高氏為皇后。是夕焚宮殿及九門之城樓，翌旦挾明太子及二王西走。
山海關東門城樓
世祖入北京
睿親王之師漸次撫定直隸省之北部，五月二日由朝陽門入北京，明之文武故官出城而犒王師者不少，焚香插花而表敬意者，比比皆是，王乃入武英殿受朝賀。越一日，王下令為崇禎帝服喪三日，以順輿情。及九月，幼帝世祖自瀋陽遷都北京，以翌十月一日布告君臨中國之意。當時頒於四方條例之主要者如左：
地畝錢糧俱照前明朝之會計錄，從順治元年五月一日起按畝征解。凡加派之遼餉、練餉、召買等，悉行蠲免；其大兵經過之地方，仍免一半錢糧；歸順地方，系大兵未經過之地方，免三分之一云云。
遼餉，亦稱新餉，明朝後期加派的稅賦名，主要用於遼東軍事。
練餉，明末為練兵所需軍餉而徵收的一種苛稅。崇禎十二年（1639）下令抽練邊兵和加練民兵，並加征田賦。練餉與遼餉、剿餉並稱為「三餉」。
按僅言「前明朝之會計錄」，而未示以何年之會計錄，則為準以萬曆初年名相張居正大量天下土田之所錄者可知。且其條例尚有重罪犯人之赦免，滯納稅之蠲免，人丁銀定額之查定，節孝之旌表，神祇壇廟之保護，帝王陵寢及名賢墳墓之修理，隱士之徵聘，文武考試之會期，明朝宗室之祿養，歸順官員之待遇，鹽稅之更改，關稅之釐正，柴炭稅之免除等。列舉此等繁重之事項，發表新朝之政綱，究之是等條例能施行至如何程度，固難盡知；然其所標榜之萬曆初年之徵稅率，則收攬當時之人心，固有效力也。
大量天下，指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其特點是把原來的田賦、徭役和雜稅合併起來，折成銀兩，分攤在田畝上，按田畝多少徵稅。
北京故宮武英殿
辮髮令之起原
按辮髮原系蒙古、滿洲相沿之習俗。滿洲之辮髮亦非一時所創，其直接者即自其祖先金國所流傳者也。金國之辮髮，與後之蒙古人亦稍有差異，究其起原，則金人為承蒙古方面風俗可知。蓋中國南北朝之時代，有稱為索虜者，又有稱為索頭虜者，北部中國之拓拔魏之種類，因其一般之辮髮似索，常為南人所咀罵。但拓跋魏之版圖廣大，國祚永久，其種族對於在己國領土內之他種族，強行辮髮之令與否，不得其詳，其施行此令者，則自金國始，據金國之記錄，太宗天會七年（西紀一一二九）有削髮令，不如式者處死。蓋此法令，原非一時虛飾之言，凡為金國之公人，皆須遵此法度，故其施行之範圍，對於一般人民則不拘之，而惟限於國家主要之階級之官吏為之。蒙古則不然，彼則實為擴張此制度，凡國內臣民無論為公人、為私人，皆一般強行辮髮。綜合宋代之記事，則蒙古人之辮髮，前頭與左右兩側頭皆留髮，他盡開薙；其前頭所留之發，如今南方中國婦人之前發，仍然垂下；其兩側頭所留者則辮之，其餘端則使垂下。此見之竹崎季長《蒙古襲來之繪詞》圖中蒙古人皆著兩個辮髮，但該圖不見留有前頭之發耳。
竹崎季長（1246～？），日本武士，在元日戰爭（日本文永、弘安年間，蒙古軍隊曾兩度東征日本，均以失敗告終）中表現英勇。其戰鬥勇猛之狀在《蒙古襲來繪詞》中留有記錄。
《蒙古襲來之繪詞》，現通稱《蒙古襲來繪詞》，為竹崎季長請畫師繪製的描述自己戰功的繪卷。
明人與辮髮令
蓋自金人以來所施行之辮髮令，從其根底上為斥除者，則自南方所起之明人是也。太祖朱元璋以洪武元年（西紀一三六八），下復古之詔令，《皇明實錄》記之曰：
詔使復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自朔漠起而有天下，盡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成辮髮椎髻，深襜胡帽，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至易其姓名為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悉命復舊衣冠，一如唐制，士民皆以發束頂，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於是百有餘年之胡俗，盡復中國之舊。
夫太祖之光復中原，即斥辮髮、胡語，而明夸南人為漢種。爾後至三世之久，堅守其風俗，因此束髮觀念，遂亦與歲加增。且南人之勢力範圍，以長城為限，然此一界線，南為束髮，北為辮髮，其兩大種族之繁衍，呈歷史上之一奇觀。蓋長城以北之民族，以辮髮為自己種族之象徵，長城以南之漢人，以束髮為自己種族之象徵，殊覺兩不相讓。清朝對於從來投降之漢人，強行辮髮者，在五月三日，即以占領北京之翌日，早出布告，有凡投誠之官吏軍兵，皆使薙髮，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云云。
辮髮令之強行
辮髮令者，即所以變更衣冠也。按漢人之所以歡迎滿人於北京者，一則為崇禎帝討闖賊，二則復萬曆之初政，因是投降者亦自得藉以為口實。今試察彼等漢人之心理，以為滿人雖事實上可視為漢種文明之保護者，雖宗家之明國已亡，亦不免稍存悔恨；但易姓改命之後，各人仍得維持其財產，則亦不甚反抗。然彼等之對國家的觀念，又不若其重視種族的象徵，故獨關於薙髮之事，實有不願以自己之頭髮易國家之存亡者。睿親王早已窺破此中消息，故於同月二十四日下諭文如左：
予前因分別順降之民，故以薙髮分順逆，今聞甚拂民願，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初心。自茲以後，天下臣民照舊束髮，悉聽其便。
清朝髮式
據此諭文，則關於薙髮一事，似委之於人民之自由，然此不過清廷一時之權宜耳，蓋彼承祖宗之制，其辮髮令不至強行於被降服者不止。吾人所謂「為一時之權宜」者，誠以滿人之基礎在北方尚未強固，黃河以北，大半猶未征服，今為瑣末事件，而阻多數漢人之歸向，似非策之得者。此睿王之措置，所以毋寧如是之為得計也。已而順治二年（西紀一六四五），江南略定，厲行辮髮之制。其當時之諭文如左：
向來薙髮之制，未即畫一而姑聽其自便者，因欲待天下大定而始行之也。今中外一家，君猶如父，民猶如子，天下一體，豈可違異；若不畫一，終屬異心，不幾為異國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盡使薙髮。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巧辭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嚴行察驗，若復為此事瀆進奏章，致使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隨本朝之制度者，殺毋赦。
夫立於清朝保護之下，除僧道二種之外，盡為辮髮胡服。當時孔子之裔孫孔文譚者，為其宗家之衍聖公孔文植執行孔廟典禮，以新制多不便，呈請蓄髮用先王之衣冠，反被譴責，惟以其為孔聖之裔，僅免於死。考金、元兩朝，則限山東曲阜之聖裔，准著儒冠儒服，至清朝則命一律辮髮胡服，不許寬容，則可知漢人以蓄髮為其種族之象徵者，至為緊急，而對於滿人之辮髮之觀念甚痛惡也。吾人以次略說此法令影響，則更可預測清廷之布此法令，實大招漢種之反感也。然其加於南方者，更為絕對強行，當時揭示江南者，有「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之制札；而浩蕩之悲慘鮮血，亦因此問題而回流，如著名之江陰虐殺、嘉定屠戮，畢竟不外此衝突之一結果。然南方之一般形勢，甚形不利，對此實題之反抗者，不一而足，或憤而死，或隱山林，其中且有埋頭髮而建為發冢者。耶穌會教士馬爾地呢（Martin Martini），其著《韃靼戰爭記》，目睹浙江省紹興府之事，記之如下：
韃靼軍（指滿洲軍言）不見有何等之抵抗，遂占領紹興府，而浙江省南半之府縣，亦容易征服。彼等遂強制新歸順之漢人為辮髮，於是一切之漢人，無論兵士市民，皆起而執武器以相反抗。其關切較勝於為國家、為皇室，保護一己毛髮，竟捨身命而抵抗敵軍，卒為彼等擊退於錢塘江以北之地雲。
衍聖公，孔子後裔的封號，為世襲爵位。始於西漢平帝元始元年，至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衍聖公，後代相沿不改。1935年改稱大成至聖先師奉祀官。
聖裔，聖人的後裔，為孔氏的堂號之一。
馬爾地呢，今通譯馬丁諾·馬丁尼。
當時阿爾力安斯（D』Orleans）有云：「痛招漢人之反抗者，即在此辮髮胡服之新制。夫彼等之對於滿洲政府，忽而發起叛亂者，與其謂不喜羈絆於異族，母寧謂以強行辮髮胡服為一大屈辱也。同一漢人，曩為斷其頭而從順如羊者，今為斷其發而奮起如虎。當時若使明之諸王，能一致進行，不釀內訌，則滿人果能統一中國與否，尚為一疑問也。」觀此則可知當時之真相矣。
阿爾力安斯，今通譯奧爾良，位於法國中北部，是中部大區和盧瓦雷省的首府。
北京遷都之理由及南方自立之容認
北京遷都之後，未幾，清廷傳檄南方曰：
予聞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災恤患者，鄰國之誼。洪惟爾大明太祖皇帝，逐胡元而翦我國讎，永世宥民，代有哲王，迄至末造，吏偷民窮，群盜滿野，然大行崇禎皇帝秉恭儉之心，弘仁孝之行，德高勢替，終無寧日。蠢茲逆賊李自成，以狗盜之雄，鴟張獸視，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惡，喋血京師，逼殞帝後，焚燒宮室，流毒縉紳，以金銀為營窟，視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無光。大清皇帝義切同仇，用申吊伐，六師方整，蟻眾忽奔，斬馘擄遺，川盈谷量，遊魂西遁，指日擒夷。予因息馬燕京，撫綏黎庶，為爾大行皇帝縞素三日，喪祭盡哀，諡曰懷宗端皇帝，其陵曰思陵，梓宮聿新，寢園增固；凡諸后妃，各以禮葬；諸陵松柏不採，樵蘇有禁。惟爾率土臣民，欲致祭於大行皇帝者，我大清無不曲體斯誠，有崇無缺。宗藩失職流離者，為爾存恤；士紳忠義死難者，為爾表揚。輕徭薄賦，用賢使能，苟濟生民，惟力是視。爾明朝嫡胤無遺，勢難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厲兵秣馬，必殲醜類，以靖萬邦，非以富有天下為心，實以拯救中國為計。咨爾河北河南江淮之間，諸勛舊大臣、節鉞將吏及布衣之懷忠慕義者，或世受國恩，或新膺異眷，此皆懷故國之悲，而具有雪恥之願者，予皆不吝封爵，特與旌揚。其不忘明室，輔立賢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當通和講好，無負本朝，彼懷繼絕之恩，此敦睦鄰之誼。其量力之不敵，而北面歸誠者，當拔置顯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屬，用以自效者，無不開懷延約，樂共功名，來歸之土，蠲復二年，與民休息。凡諸恩典，俱俟後詔舉行。若國無成主，人懷二心，或假立愚弱，實肆跋扈之本謀；或陽附本朝，陰行草竊之奸宄，此皆民之蟊賊，國之寇讎也。予定三秦，即移師南討，殪彼鯨鯢，必使無遺種。嗚呼！順逆易判，勉為忠臣義士之心，南北何殊？同為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清順治帝福臨
案此文未見於清之實錄，其出自睿王之手，固無所疑。然繹其大意，彼蓋謂其初原為鄰國而起仁義之師，嗣入北京，因明朝無嫡胤，遂不得已而移大清於北京。又雲「我實非以富有天下為心，不過以拯救中國為計」，夫彼既以仁義而論交鄰之道，則明之遺臣擁立宗藩，亦無阻害其計畫之理，倘其後又拒而否認之，則又不能不撰一種適當之辭令矣。據吾人之所推論，此檄文苟為承認南方之自立，則至遲亦當於順治元年即應發表者。然智慮如睿王，謀臣如洪承疇，皆當時第一流之政治家，則可知其檄文實幾經熟慮而後發，自今日而推測之，則此檄文不啻向洋洋揚子江之波心投一塊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