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二十二章 闖賊李自成

酷烈之流賊 中國土地廣闊，人口眾多，每值王朝交替，亂黨常不絕跡。中國史家括稱此等亂民為盜賊，然此亦不過為失敗之惡名，倘能推倒王朝，得代之而稱帝號，則咸頌應天順民矣，彼等果施實際之善政與否，夫固非其所問也。王鴻緒《明史稿》論有明一代之群盜曰：「永樂中唐賽兒倡亂山東，厥後乘瑕弄兵，旋就撲滅。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幾危宗社，而卒以掃除。莊烈帝勵精有為，視武宗何啻霄壤，而顧失天下，何也？明興百年，朝廷之綱紀方肅，天下之風俗未澆，孝宗選舉賢能，布列中外，與斯民休養生息者十餘年，仁澤深而人心固，元氣盛而國脈安，故如武宗之童昏，亟行稗政，而危而不亡。莊烈帝承神、熹二宗之後，神宗晏安養癰，熹宗昵閹僇士，元氣盡澌，國脈垂絕。向使熹宗御歷，復延數載，則天下之亡，不再傳也。幸而莊烈繼統，銳意更治，用人行政，煥然一新。然當是時，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境之搶攘已甚，莊烈帝雖志勤宵旰，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失措。譬之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並發，厥症固已甚危，而所用之醫，良否錯進，所服之劑，寒熱互陳，病入於膏肓而無可救，為家督者復強起自治，則其身雖欲不亡，豈可得哉？是故明之亡者，亡於流賊；而其致亡之本，不在於流賊也。如人之亡於疽毒者，其致亡之本，亦不在於疽毒也。」蓋王鴻緒之意，謂亡國之真因，不外乎惡政。中國之惡政，莫甚於苛稅。然增稅之真因，亦非指帝之濫費，蓋因國與國之關係，國防上之需要也。在明季之惡政，遠因為救援朝鮮之役之兵費，近因則在解決遼東問題。故謂流寇奪去明國之命脈，正同於疽毒奪去人之生命也。《明史稿》敘流寇始末，謂盜賊之禍，歷代常有，而至明季之李自成、張獻忠者為最，蓋史冊所載未有如斯之酷烈者也。 張獻忠起義圖 陝西之饑民 明末流寇之起，原因不得謂為單純。苦重租之人民，乘天災而起者，在官府則普通謂之為饑民。莊烈帝初年，起於陝西者，即此類也。始太監魏忠賢，使其黨與前後巡撫陝西，均屬貪黷，不恤人民，民不聊生。加之以饑饉，在崇禎元年已開始，就中以延安一府為最，饑民乃揭竿而起。時白水之賊王二，府谷之賊王嘉允，宜川之賊王左掛等，並起攻城，殺害官府。此等諸賊，原為盜賊，饑民則多被強迫為盜賊者，征之當時之情事而可知也。彼等從此得勢，遂亦自僭王號。饑民有王大梁者，自稱為大梁王，與馬賊高迎祥相連而聚眾。迎祥自稱闖王，系李自成之舅。延安人張獻忠，陰謀多智，自號八大王，以米脂縣之十八寨應闖王。給事中馬懋才，當時上疏，敘陝西饑民之狀如下：「臣陝西安塞縣人也。臣見諸臣具疏，有雲父棄其子，夫鬻其妻，或掘草根而自食，或掘白石以充飢，然此猶不足言。臣鄉延安府，自去歲至今，一年已不見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人民爭相採食山間之蓬草，雖曰穀物，實類於糠，其味苦澀，食之不過免死。至十月，蓬盡則剝樹皮而食，諸樹皮中惟榆皮最善，仍雜以他皮而食，亦得稍緩其死。至年終，樹皮又盡，則又掘山中之石塊而食。石冷而味腥，雖少食亦易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其一二稍為積貯之民，則被劫不留一物。彼饑民以為死於飢與死於盜，死相等耳，且與其坐以飢死，何不為盜而死，尚得為飽死鬼乎？最可憫者，則在安塞城西一帶之地，每日必棄一二嬰兒，其號泣而呼父母者有之，其食糞土者有之，至翌旦，則棄兒無一生者。更可異者，童稚輩及獨行者，一出城外，便無蹤跡。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而為薪，煮人肉而為食，始知前此之人，皆為饑民所食。第食人者必非康健，彼等亦不出數日，面目赤腫，發燥熱而病死。因此死者相枕藉，各縣於城外掘數坑，每坑埋數百人。總之秦（陝西）地光景，慶陽、延安以北，饑荒至十分之極，盜賊次之；西安、漢中以下，則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饑荒次之」云云。夫交通未便，全未有備荒貯蓄，致成如此邊境之慘狀，想此疏必非故為誇張也。 飢軍之結局 次所當考察者，則飢軍之結局也。飢軍因將卒要求糧餉不得，轉而化為饑民。糧餉窮乏，至崇禎朝為極。帝即位之元年秋，守遼西寧遠之四川、湖廣兵，缺餉至四個月，因大噪，捕縛巡撫、總兵等長官，猶幸而未成大亂。及陝西省欠餉缺額，算至一百三十八萬兩之多，其冬，兵士遂起而劫掠州庫，彼等一團，則已投入饑民及群盜內矣。翌年冬，太宗包圍北京，朝廷敕募集諸道勤王之兵，四方官兵，受命均指北京而入衛。山西巡撫耿如杞之部眾，尤稱勁卒，彼等已到北京，俟三日而糧餉未給，乃去而沿山東一帶行劫掠。政府怒而逮問於耿，耿既被逮，部眾五千哄然散潰，均指山西歸還，所謂晉中（山西）之流賊，由斯蜂起。 驛傳之裁削 崇禎二年，兵科給事中劉懋上疏裁削驛遞，則歲可省數十萬兩。議上，帝大悅，直著為令。夫在中國北方，從事於驛傳之驛夫，多系山西及陝西之人民，一因其耕地不十分相宜，又因其地方之人民，一般多有膂力，惟苦生計困難，多為無賴之徒。據明人所記，則謂朝廷設立驛站之主旨，兼以籠絡天下無賴之徒，使彼等肩挑背負耗其精力，銷其歲月，糊其口腹而不敢為非。此亦不失為一面之觀察。究之驛傳裁削者，將從來驛夫之數，大施節減。適陝西饑饉，殆達極點，今更增此多數無賴漢，於是到處煽動潰兵，遂相聚而投於盜賊之群，陝西殆無一片寧土矣。彼等憤怨驛傳裁削之建言者，或呼名而詛咒，或圖像而叢射，嗣建言者恨恨而死，棺至山東，無人肯輦負之，委置於旅舍者，至歷一年之久雲。綜合以上饑民、飢軍及驛卒，均走同一方向，遂相結合而成一大流寇矣。 破軍星李自成 李自成幼時，即有種種傳聞。據某史言之，彼初名鴻基，有膂力，善騎射。年十三，約里中朋輩詣關帝廟，效桃園故事。彼欲角力，見神前有重七十餘斤之鐵爐一坐，乃以只手舉之，繞殿一匝，仍置故處。其朋輩一人，次欲舉之，不能動，惟以兩手握之，只行五步而止；又一人奮力一提，亦不動。彼乃再提之繞殿一周，安置舊處。廟中道士驚嘆曰：「汝父積善德，故生汝。」彼乃大言曰：「大丈夫當橫行天下，株守父業豈男兒耶！前三歲，曾夢一偉將軍，呼予李自成，今即可改名自成，號鴻基。」據傳雲，其父守忠無子，禱華山，夢神告曰：「以破軍星為汝之子。」乃生自成。崇禎四年，彼往從闖王，與張獻忠等加入群賊。爾時彼等之徒眾，計有二十餘萬人之多雲。 闖王李自成 流寇四出 明之辦賊，專主招撫，而不從根底以削除之，故至蔓延而難圖。三邊總督楊鶴，雖以清慎自持，而不足以感服賊黨，因使洪承疇出而承任。承疇督諸將帥曹文詔等剿賊，所向克捷，陝西省內，略為平定。第賊徒已成流寇之形，突侵入山西之南部，官兵守御較勤，則流寇又走入山西與直隸之接界，越太行山而將突出於黃河之平原。崇禎七年，李自成則與高迎祥等渡黃河，剽掠河南，明將陳奇瑜追擊之，則轉而再進陝西之南部，嗣彼等誤逃入興安之車箱峽，奇瑜乃檄盧象升等控扼賊之退路。而車箱之地，四山巉立，長連十里，易進而難出，彼等之入峽中，山上居民乃下石相擊，或以炬燒山口，或累石而絕通路。彼等本絕糧食，又為二旬大雨連綿，弓矢盡敗，馬匹之死亡者過半，自成無所為計，即出重寶賄奇瑜之左右，偽請為降。奇瑜無遠慮，遽許之，先後計三萬六千餘人，悉慰勞而使歸農。奇瑜之愚，誠不可及矣！彼更每百人配安撫官，使為護送，檄經過之州縣具糧食傳送。彼等盡向西安，及出棧道，忽不受約束，殺害護送官五十餘人，攻掠諸州，關中（陝西）大震，於是人人知賊師中有李自成矣。 滎陽之大會 李自成不肯輕易棄陝西者，彼等之見地，豈有他哉，亦惟利陝西、河南、湖北、四川，互有太華山之山匯，巧於韜晦一已之蹤跡也。陳奇瑜失敗之後，繼之者即洪承畤，因彼促四川、湖北四道之兵夾攻，自成等乃竄入終南山，更突出河南，崇禎八年，大會合於滎陽，為流寇史上放一異彩。當時與會者為老回回、曹操、革裹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及迎祥、張獻忠，共稱十三家七十二營，所謀者不外對於三邊總督洪承疇之方略耳。議尚未決，自成曰：「匹夫猶可奮，況十萬之眾耶？官兵無能，宜定部署，利鈍則聽天耳！」乃分四川、湖北、河南、陝西、東部五方，所得子女玉帛，眾家均分；此皆出自成之建議也。翌年高迎祥被捕殺，眾乃推自成繼頭目之位，於是第二世闖王之名號，彼乃占而有之矣。然自成為人高顴深，鴟目鶡鼻，其聲如豺；且其性多猜忍，殺人則剖心斮足以為戲，所過之地，民皆保壁壘而不下，殘忍刻薄，所以未能服悅人心也。然彼欲創大業，究不可不有善策。崇禎十三年，忽有杞縣之舉人李信，與盧氏之舉人牛金星，來投自成。 童謠之造作 謠言可解為中國命運之一種鑰匙，故當童謠之初起時，當局者每恐其流布，而嚴為警戒；而謠言之發生，究不知何人創唱，忽而傳播於全社會，不波及於各階級不止。且無論何國，均有多少謠言惑亂民心之行為者；至其文明低級之社會，則固視此事為普通。然在中國，則謠言勢力之偉大，更為無比。吾人於前節曾記李信、牛金星二舉人之加入李自成幕下，李信又使卜者，獻三尺余之策，上有讖記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視之大悅。信又曰：「取天下者以人心為本，請勿殺人以收天下之心。」自成從之，散所掠之財物，俾賑饑民；受餉之民，乃呼曰：「李公子活我！」彼於此時復造謠言曰：「迎闖王，不納糧」，使兒童歌之，以相煽動。惟時天下方苦苛稅之害，從自成者遂日眾。崇禎十四年正月，南下黃河，圍河南府，萬曆帝之愛子福王常洵被害，自成之兵乃溝王之鮮血，雜以醢而嘗之，名為福祿酒雲。王之世子由松裸而逃出，自成即發王邸之金庫，以賑與饑民。 李自成之建襄京 自成統率亂民，經年皆得勢，因定行軍規制，彼乃自號「奉天倡義大元帥」，建白鬃之大纛，與銀浮屠，其左營為白幟，右營為緋幟，前營為黑幟，後營為黃纛，五營以序分直，晝夜次第休息，巡徼嚴密，逃者稱為落草，即磔殺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為兵，布軍令，兵士不得藏白金，又所過城邑，不得室處，妻子以外不得攜他之婦人，寢具悉用單布。一兵士所飼養之馬，大概越四匹，未幾，有剖人腹而為馬槽者，馬之性大變，見人輒思噬之，恍如虎豹。軍止則出而較騎射，名之曰站隊。軍之所過，不憚崇岡峻阪，所憚者惟黃河，如在淮水、泗水、涇水、渭水，則一呼而馬入河中，馬蹄壅閼之處，水為之不流。聞其陣形所擅長者，先出騎兵三萬，久戰而不勝，則佯敗以誘官兵，使長槍之步兵三萬當之，擊刺如飛，騎兵乃回顧乘之。攻城迎降者不殺，守城一日者殺十分之三，二日者殺十分之七，連至三日者屠之。擄獲物則以馬匹為上，弓銃次之，幣帛珠玉又次之。崇禎十六年，彼欲據漢水上流之地方，改襄陽為襄京，修明之襄王宮室而居之。當時所謂十三家七十二營之諸大賊，殆降死將盡，與彼抗衡者，獨有張獻忠一團耳，河南、湖廣、江北一帶，諸賊盡為彼統治，自成乃自稱為新順王。左輔牛金星議進取之策曰：「請先取北，直逼京師。」侍郎楊永裕曰：「請下金陵，絕北京之糧。」從事顧君恩曰：「不然。金陵居下流，事雖濟而失之緩，直逼京師，不勝，將安退師？是失之急也。惟關中為大王桑梓之邦，百二山河，已得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三邊，資其兵力，攻取山西，再向京師，庶幾進戰退守，萬全而無一失矣。」自成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