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二十一章 與明國之對戰

大凌河城之圍 放棄永平等四城之地，未可歸咎於貝勒阿敏之怯懦，實亦因明宰相孫承宗之兵略卓越也。崇禎四年，承宗東巡至松山、錦州，遼東巡撫邱嘉禾，議請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並修復之。承宗曰：「不然。廣寧道路隔絕，先據右屯城、大凌河，以次漸進。」旋朝議韙之，遂於是年七月起工，守者為名將祖大壽。大凌河城，即當今之遼西大凌河店，東隔大凌河，望見十三山之秀奇，稍西則徑通錦州及松山。八月，太宗往圍大凌河城，一面截斷錦州之援路。九月，邱嘉禾、吳襄、宋偉等率步騎四萬，由錦州來解大凌河城之急，遂進軍長山口。距城裡許，太宗督兵三萬相擊，大破之。大壽之弟名大弼者，當時為副總兵，夙有「萬人敵」之稱，彼以五百騎斫入太宗營，其刃殆及御馬之腹，太宗稱之為「祖二瘋子」。當大凌河城之圍急時，彼乃募集死士之能通滿洲語者百二十名，易服辮髮，乘夜突入白雲山之太宗營，諸營驚擾，力戰始得退。十月，大凌河城糧食絕，城中商民僅存三分之一，大壽遂降。彼乃詭言「予有妻子在錦州，請往該處而為內應」，太祖乃縱之使還錦州。未幾，彼復為明守御錦州焉。大凌河城之陷落，明之廷臣，多論為孫承宗之失策，由是彼遂解宰輔之任。後崇禎十一年中，清兵之攻高陽時，彼率家人守御，城破殉難，年七十有六。 孫承宗像 據吾人之所知，自萬曆、天啟之間，以至明末，其卓越精明之政治家，前為熊廷弼，後則為孫承宗，惜明末未能大用之。自喪遼河以來，孫承宗之措置，正值廷弼失敗以後，一切規劃，異常艱難，觀彼之語天啟帝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以武官用兵而使文官招練，以武官臨陣而使文官指揮，以武略備邊陲，而日增置文官於幕府，以經撫任於邊，而戰守問於朝，此大弊也。夫今日之天下，宜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略者，授之節鉞，勿使文吏沾沾於其上，其邊疆之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以確守山海關使毋闌入，徐圖恢復之計，為上策」云云。此等言論，誠足傾聽。彼實以確守山海關為根本，進而經略四城，且拒王在晉八里舖築城之說，使築寧遠，致令太祖、太宗不得志，經營覺華島，而確守渤海灣之制海權，此非借彼之手腕之所致乎？彼之于山海關前後四五年間，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甲冑器械鹵盾之具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得十五萬兩雲。遼西一角不入敵地，而山海關之能屹然獨立，俟至明國之亡，而始不能支持者，非因彼之遺策耶？《嘯亭雜錄》之著者，評論永平四城四復之功，謂比韓蘄王之大義鎮，岳武穆之朱仙鎮，更為偉大。崇禎帝乃視之為尋常一般，僅賞以一錦衣指揮，及後大凌河之役，則立加罷斥，明之亡國，良有以也。 山海關鐵炮 清兵犯明國之內地 山海關之方面，既防備堅固，不易得志，太宗乃通過內蒙古，自喀喇沁而入北京東北之內地。天聰八年（崇禎七年）秋，復由四路入侵內地，一自尚方堡出宣府以至大同，二自龍門口入而會於宣府，三自獨石口入而會於應州，四自得勝堡而抵於大同，其山西省之東南一帶，盡被殘破。崇德元年（崇禎九年）秋，命武郡王阿濟格越獨石口，入居庸關，過昌平，逼北京，過保定，大小五十六戰，陷十二城，俘獲人蓄十八萬。越三年（崇禎十一年）秋，三次命睿親王多爾袞、克勤郡王岳托，從兩路入明之內地，會於北京之南之通州，由此西行至涿州，至此更分數道，一軍沿山，一軍沿運河，其山河之間，六軍並進。在直隸、河南之地方者，則真定、廣平、順德、大名諸城，皆殘破；山東省由臨清而渡運河，陷濟南府，生擒明之宗室德王。當時擄獲品則有人口六十四萬有奇，白金百餘萬。至翌年春，歸還於盛京。此役也，以附近於保定之清兵，與明國之名將盧象升之戰，最為慘烈。蓋象升先討流賊，建有數十次之戰功，會丁父喪守制，欲歸故鄉。崇禎帝不許，使彼董督天下勤王之援兵。及彼上疏，謂「臣本非軍旅之才，況因臣父奄逝，長途慘傷，五中瞀亂，今以草土之身，踞於三軍之上，非惟觀瞻不壯，尤虞金鼓不靈」。既而聞中官高起潛、尚書楊嗣昌均服衰絰臨軍，因嘆息曰：「吾三人皆不祥之身也！」然象升雖名督師，有指揮天下兵將之權能，實不過宣大山西三路之兵士而已。十二月，彼率疲卒五千，在直隸省巨鹿之蒿水橋，與清兵相遇。象升麾兵疾戰，呼聲動天，交戰八時之久，炮盡矢窮，格鬥遂斃。起潛旁觀而不能救，象升死於戰場，驗之，猶著麻衣白網巾之喪服。一卒泣曰：「此吾盧公也！」三郡之民，聞之慟哭失聲。自彼戰歿以來，清兵如入無人之境雲。 盧象升像 松山之戰 太宗雖數次向內地攻略，然從他方面而觀察，不過類似於流寇之所為，而清國國運之前程，殊無障害。蓋太宗屢屢以大軍入塞，而不得明國尺寸之地，無非為山海關所阻隔，而欲取山海關，非先取關外四城不為功。崇德六年（崇禎十四年），乃命睿親王及肅親王豪格攻錦州城，其志在必克。睿親王等既受命，距錦州城三十里列營，又私許甲士更番還家，由是城中之兵，出入無忌。太宗聞之震怒，命鄭親王濟爾哈朗往代之，使逼城築長圍而困之，並絕松山、杏山之援路。松山者，即錦州西南一里余之山岡。明國以此二山為極堅固之保障，久為清兵之礙，因其可由錦州背後為應援也。然其時守錦州城之外城者，適為蒙古兵，知清兵之志在必克，懼而約降，因與祖大壽之兵相格鬥。清軍乘此追上，遂克其外郭，而蒙古兵數千名皆降。其當時以驍勇著名之祖大弼，適又病，不能軍。錦州告急，明國乃使薊遼總督洪承疇，巡撫邱民仰，率王朴、唐通、曹燮蛟、吳三桂、白廣恩、馬科、王廷臣、楊國柱八總兵，以步兵十三萬、騎兵四萬來援。此為是年五月間事也。然聞寧遠城集積之糧餉，當時只可支一年，祖大壽乃使逸卒傳語承疇曰：「且勿浪戰，但以車營徐徐出堤。」承疇議以兵護送糧餉輜重，先由杏山輸於松山，再由松山輸於錦州，且步步立營，勿輕出戰。兵部尚書陳新甲恐師久而餉告匱，屢請密敕赴戰，承疇遂不敢固執前議，乃留糧餉於寧遠、杏山及塔山外之筆架岡，率六萬兵先進，諸軍繼之。其騎軍則環松山三面，步兵則據城北之乳峰岡，兩山之間，列為七營而衛以長濠。 洪承疇之生擒 聞洪承疇之兵，漸動其本營，進駐松山，太宗大悅，晝夜兼程，星馳而至錦州，直以全師進於松山與杏山之間。諸王貝勒共議圍敵之策，太宗笑曰：「否否！朕但恐敵人聞朕之精兵至則潛遁耳。倘蒙天之眷佑，敵兵不逃，則朕之破此敵者，有如縱犬追獸也。」然考察太宗用意，蓋以絕援軍之糧道，為唯一之妙計。彼先以大軍橫塹於錦州西之大路，直斷杏山之餉，並分軍擊破塔山護餉之兵，遂擄獲筆架岡之積粟。明兵既失餉道，又不敢戰，遂徹步兵七營，背松山城而陣，夜屢次突營，均不利。太宗恰於此時，察知明軍由寧遠齎至松山之行糧，不過可支五六日，勢必卻走，乃於夜間使諸軍潛伏於塔山、杏山、小凌河之要隘，邀其退路；又更增兵守備筆架岡之糧餉，親督大軍，橫列而待敵至。翌日初更，吳三桂等六總兵果更番殿後，結束陣形而卻退。王朴所統之兵先遁，紊列而爭走杏山，太宗乘機直縱之而躡其後，伏兵起而遮斷其前路。明兵大亂，十萬之兵，彌山滿野，且戰且走，六鎮之兵，皆潰而入杏山，混亂之形，不可言狀。曹燮蛟亦於斯時徹兵走入松山城。洪承疇、邱民仰、固壘突圍者前後凡五次，皆未遂。燮蛟忽直突入太宗營，未幾，負創退還。且太宗又料及杏山之兵，必向寧遠退卻，乃遣精兵一伏高橋，一伏桑噶齋堡，而俟杏山軍之退走，扼險掩殺，王朴、吳三桂等僅以身免，張若麒等則乘漁舟經海道遁走。先後殲歿明兵凡五萬三千七百八十餘人，駝馬、甲冑、炮械數以萬計，自杏山南至塔山，死傷狼藉，海中浮屍如雁鶩；清兵之昏夜中負傷者，不過十餘人云。松山城之糧餉及援兵，既絕望，清軍復掘外濠而包圍之。惟時明之侍郎沈廷揚，因從天津海運糧餉入松山，始得再延數月。至翌崇德七年（崇禎十五年）二月，因松山之副將夏承德為內應，形勢遽為之一變，洪承疇以下多被生擒。錦州之包圍，至一年之久，嗣聞松山陷落，遂降。塔山、杏山又相繼而陷。明國大震，崇禎帝急欲媾和矣。 洪承疇（1593～1665），明末將領，後降清，被譽為「開清第一功臣」。字彥演，號亨九，福建南安人。洪承疇於明崇禎年間輯有《古今平定略》，後人輯有《洪承疇章奏文冊彙輯》及《經略紀要》。 遼東鎮長城之杏山驛路台遺址 然洪承疇之降服，前節業已言及。惟當時兩國音信不通，遂以殉難傳於明國。崇禎帝為彼曾輟朝賜祭，其子在北京受吊，刻行狀分送親友，諸官遵敕命行祭。嗣接承疇生降之確報，遂罷祭典；然其既發之行狀，則己遍於人間矣。康熙二十一年，承疇卒於家，其子再受吊刻行狀，不復敘前朝之事。自清朝北京奠都以來，好事者有得其前後兩行狀合為一本者。洪為福建人，著有《平定略》一書，其材幹超邁尋常，惜其行事無終始為可議耳。至彼之被生擒而致寵用，成為國初佐命之勛臣者，實不外太宗之識度高邁所致。蓋太宗之視彼，猶之於瞽者之得嚮導也。 崇禎皇帝朱由檢 明帝之求和 松山失陷之影響甚大，固不待論。崇禎帝慮國內流寇之情況，因密示媾和之意於兵部尚書陳新甲，使為畫策。新甲乃於是年三月，遣使者至錦州。當時使者之所齎者，不過明帝下新甲之敕書，其大意所云如左： 遼瀋有休兵息民之意，中朝之所以未輕信者，亦因以前督撫各官未曾從實奏明。今卿部屢次代陳，保其出於真心，我國開誠懷遠，似亦不難聽從，以仰體上天好生之仁而連絡恩義云云。 太宗即使洪承疇驗其真偽，旋答以雖為明帝親書，然以其非國書不答。五月，明國更使兵部員外馬紹愉、主事朱濟之、副將周維墉等八名，僧一名，從者九十九名，差遣至寧遠議和好。太宗乃招馬紹愉至盛京，紹愉所攜來之敕書，其大意如左： 敕諭兵部尚書陳新甲：據卿部所奏，乃稱前日所諭之休兵息民之事，至今未有確報者，因未差官至沈，未得確音。今准該部便宜行事，差官前往，確探實情云云。 明國果有媾和之意與否，雖尚可疑；然明帝之心中，固有要求媾和之意也。太宗乃以和戰之可否咨臣僚。 和議之不成 六月，太宗舉下列之條件，而使馬紹愉攜歸。 一 和好以後，兩國吉凶之大事，互相慶弔。 二 每年明國贈與兼金萬兩、銀百兩於清國，清國贈與人參千斤、貂皮千張於明國。 三 清朝逃叛人，不論滿洲、蒙古、漢人、朝鮮，凡至明國者，明國以之交還於清國；明國之逃叛人之至清國者，清國以之交還於明國。 四 兩國之國界，定之如下：寧遠與雙樹堡之中間之土嶺，為明之國界，以塔山為清之國界，連山即定為適中之地。 五 互市場設於連山。 六 自寧遠與雙樹堡之間之土嶺界，北至寧遠之北台，直抵山海關長城一帶，清國人之越出者，均按律處死刑。海道則自寧遠與雙樹堡中間之土嶺，沿海至黃城島以西為界，清國則以黃城島以東為界，雙方越界者處死刑。 此條件在當時清國，尚以為出於抑遜之態度，多數臣僚，以為此等媾和，徒利於明國而不利於清國。據都察院參政祖可法、張存仁、庫爾禪等之言，則謂南朝內情，到處苦於賊盜與饑饉，兵力已竭，糧餉已乏，勢將歸於瓦解，所恃者惟山海關外九城耳。今更喪其四城，遼東方面之兵將，已亡十之八九。若我國再舉兵，則明室必至南遷，是黃河以北，不能不為我清國之有。且南方非練兵之地，南人習武，原不相宜，錦繡江山，豈非全屬吾皇帝耶？若欲成立和議，則以黃河為界為上策，以山海關為界為中策，以寧遠為界為下策。使彼入貢物而稱臣者，上策也；使蒙古各家索其舊額者，中策者；只言貿易者，下策也。雖然，彼清國即可萬一僥倖為平和之成立，然當和議之沖者，則因陳新甲之不注意，致令機事外泄，而崇禎帝亦將有威信失墜之虞矣。 明代武官補子紋樣 陳新甲之棄市 陳新甲承明帝之意旨，畫策媾和，前已述明。惟帝與新甲往來頻繁，漸啟外廷之揣摩。不期前差遣於清國之馬紹愉，關於密約之文書，交付新甲時，經彼覽後，毫不注意，置之案上而去，家僮誤為塘報，以之附載於抄傳，言路譁然，帝甚慍之，敕責新甲。新甲不自引責，反詡其功，帝益怒之，遂於是年七月下之於獄，次棄市焉。新甲既死，明朝遂不複議和。 清軍最後之入塞 太宗因不見媾和之進行，遂命貝勒阿巴泰等行最後之犯入內地。同年十月，左翼則由界山毀邊牆而入，右翼則自雁門關黃崖口而入，共會於薊州，直抵山東之兗州而還，陷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殺宗室魯王，獲人民三十六萬餘口，牲畜五十五萬。翌崇德八年三月，初入山東之莒州，休養士馬，春草滿山，解鞍縱牧者月余，南北驛路無一敵人。既而欲作東歸，及至四月，阿巴泰之大兵，反從南方而來，自天津至涿鹿，車駝三十餘里，渡蘆溝橋經旬日猶未畢。所有勤王之兵，盡駐集於通州，不敢阻止，清軍遂徐徐凱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