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十四章 太宗伐明
太宗遣使媾和
太祖歿，明寧遠巡撫袁崇煥因鎮守內臣劉應紀、紀用及趙率教等之報，知敵酋已死，欲乘此時機，偵察虛實，藉以離間諸子，乃遣五台山喇嘛僧鎦南木坐為吊使，守備傅以昭、田成等三十三人同往。太宗遣方吉納、溫塔石等隨鎦喇嘛歸來，並以書遺崇煥，其書如左：
大滿洲國皇帝致書於大明國袁巡撫：
爾停息干戈，遣喇嘛等來弔喪，並賀新君即位，我亦無別意，既以禮來，當以禮往，故遣官致謝。至兩國和好之事，皇考徵寧遠時，曾致璽書與爾袁巡撫，未見回答。今汝主如答前書，欲兩國和好，可觀我書而答之。凡有言詞，當尚誠信，勿事文飾。
袁崇煥以此書大明國國號，與彼國國號並寫，不便奏聞辭。
天聰元年春，太宗更致書於崇煥，求和好，略曰：
吾兩國所以媾兵者，因昔日爾遼東廣寧守臣，高視爾皇帝如在天上，自視其身如天上之人，欺藐陵轢，難以容忍，爰告天興師，約計大恨，共有七端，至於小恨，何可悉數？如此陵辱難忍，故爾興師。今爾若以我為是，欲修兩國之好，其和好之禮，爾當以金十萬兩，銀百萬兩，緞百萬匹，毛青梭布千萬匹相饋。既和之後，兩國往來之禮，每歲我國以東珠十顆，貂皮千張，人參千斤饋爾；爾國以金一萬兩，銀十萬兩，緞十萬匹，毛青梭布三十萬匹報我。兩國誠如約修好，則當誓諸天地，永固和睦。爾袁巡撫即以此言轉奏爾皇帝，不然，是爾仍不厭兵戈也。
察此書之意，金國以累年征戰之結果，欲與明和好，以遂其願望也，媾和非太宗真意，然倘舍此尚有方法，必不提出媾和之條件；或者彼方用兵於朝鮮，乃故為此好言，以羈縻明國耳。袁崇煥對此媾和問題，亦利用之以緩一時之來侵，故亦有相當之答覆，其答書如下：
遼東提督部院致書於汗之帳下：再辱書教，知汗漸欲恭順天朝，息兵戈以休養部落，即此一念好生，天自鑒之，將來所以佑汗而強大之者，尚無量也。往事七害，汗家所抱為長恨者，不佞寧忍漠然聽之？但退思往事，窮究根因，我之邊疆細人，與汗家之不良部落，口舌爭競，致起禍端。作孽之人，即逭人刑，難逃天怒，不佞即不列舉，諒汗亦所必知也。今欲一一開晰，恐難問之九原，不佞非但欲我皇上忘之，且欲汗並忘之也。書中所開諸物，以中國之大，皇上之恩，而養四夷，寧少此物，亦寧靳此物？然往牒不載，多取違天，亦汗所當自裁也。
明末《武備志》插圖
觀兩書，並不發見何等交綏之要，然袁崇煥之所主張，不外堅持漢夷之差別，自占宗主國之地步，而雙方之主張，頗相徑庭。就以上往來國書所揭，明人慾乘金國求和之機，自進而占地步，金國對此更有答書如左：
來書雲汗只知堅意事我皇上，宣揚聖德，料理邊情。爾之邊情，爾自理之，我之邊情，我自理之，我奈何為爾料理邊情乎？請兩國修好之言，何出輕人之語如此，豈欲以空言制勝耶？爾即輕我，我豈因爾言而自輕耶？輕之重之，惟視天意。袁巡撫來書尊爾皇帝如天，李喇嘛（即鎦喇嘛）書中以異國之君列於爾國諸臣之下，此皆爾等私心所為，非義之當然也。夫人君者，佛天之子也；人臣者，其貴賤悉聽命於君者也。以後爾凡有來書，書爾皇帝比我高一字，若以爾國諸臣與我並書，我必不受。
玩索以上原文，此國書自為太宗之真意，媾和問題，只為一時之幻影。此最後之復書，在征朝鮮軍凱旋以後，太宗意中，頗悟媾和之舉，若出於金國之請願，決非將來之利益。太宗提出「人君為佛天之子」一語，此深知漢人對於組織國家之心理者也。其與李喇嘛書，更為重要，錄如左：
自古以來，或興或廢，何代無之？如大遼天祚無故欲殺金太祖而起兵，大金章宗無故欲殺元太祖而起兵，萬曆無故侵陵我國、偏護葉赫。而我兩國之兵起，既克廣陵，諸貝勒遂欲進山海關，我皇考曰：「昔日遼金元，入處中國之地，易世之後，皆成漢俗，故聽漢人居山海關以西，我自居遼東地方，滿漢各自為國。」所以未入關而返者，為此也。意漢人或來議和。遲之四載，彼乃乘間修葺寧遠，不肯罷兵，因以兵攻寧遠。時適嚴寒，不克拔城，遂班師。及皇考升遐，喇嘛來吊，意謂此天欲我和好之時也，故具書講和，遣官偕往，乃以書詞不合，封還至再。今爾喇嘛書內又雲有「不厭兵戈」一語，難以轉奏。夫我以衷言致書於明，皇帝亦以書報我，彼此通達明析，則和好可成；若順從彼意，不使直吐真情，欲議和好得乎？又將袁巡撫書於上，異國之君書於下，是不欲成兩國之好也。袁巡撫書內雲「所開諸物，往牒不載，多取違天」。昔日遼金之於宋，取予且有成例；和於蒙古，取於明，亦定規也，此皆天所賜也。來書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此言是也，然向我言之，亦當向明朝皇帝言之。爾喇嘛乃深通佛教，多明道理之人，何為明知而故欺我耶？
明人抗倭圖
自明朝一方面所傳金國來使之態度，稍覺抑遜，即就袁崇煥上疏考之，方金納（即方吉納）、溫台十（即溫石塔）與李喇嘛偕來，崇煥接見於學宮，彼以此為在泮獻功之義，來使甚恭敬柔順。而女真人曩時來遼東受賞之時，三步一叩頭，跪呈夷稟一封，今上書呼崇煥為「老大人」，大書「大金國」云云，彼謂仍老酋之故智，因退還之。外又有一封為對西僧官丁等之禮，及寄彼之禮單，彼使官丁等收之。其送崇煥者為人參、貂皮、鏤銀鞍、玄狐皮、舍利猻等，約值千餘金。第二次來使，改前次僭稱之皇帝為汗，偽號為舊，崇煥命來使撤去之。以上所記，雖非盡虛，然謂來使有悔其主借悖之情，未可信也。抑吾人更有言者，袁崇煥之遣使，當時明人之對於女真人，尚多目為小丑，而稱為叛罪者，頗不以此舉為然，王之臣等所以痛論為陷於宋人之自愚自誤也。
喇嘛僧鎦南木座
明國所遣通好之喇嘛僧，殊宜注意。如前所言，西藏喇嘛僧之入遼東，不始於太宗朝，太祖即位數年，前已至長白山下。喇嘛實乘金國興隆之運而得流布之便，其歸依者不少。遼東舊時之寺僧，有變其從來之宗旨者。袁崇煥最初遣喇嘛為使者，不外偵察金國之虛實。明清記錄稱為李喇嘛系彼名之略稱，據《兩朝從信錄》，袁崇煥奏請遣喇嘛僧赴金廷探察虛實，奏中稱為鎦南木座，久居五台山，有禪行。彼受萬曆帝御賜之敕書法衣，其人空明解脫，無不暢了。彼世受朝廷之恩，因思有以報皇上，遣田成等偕往奴寨宣諭，觀其向背離合之意，以定征討撫定之計雲。此計為崇煥所主持，當時總督王之臣與之有嫌，痛劾此舉，以為「予嘗面晤喇嘛于山海關，果前知有此舉，予必阻止之，和議斷不可許。觀彼等蒙古人所齎文書，自曰大金國，年號稱天命，徒執和議者，此陷於宋人自愚自誤之弊者也。」
《兩朝從信錄》，記載明代泰昌、天啟兩朝史事的著作。明代學者沈國元撰。
再敗於寧遠
金國既下朝鮮，結兄弟之約，毛文龍所據皮島，在鴨綠江東，今乃知其實力之大略，於是謀大舉以攻明之寧遠。又金國上下，久欲雪先汗奴兒哈赤之恨。元年五月，太宗親率兩黃旗、兩白旗諸軍，直陷遼西諸堡，明前哨棄小凌河、大凌河二城。進攻錦州不下，太宗乃西向寧遠。計當時兵數，三大貝勒之兵及御營兵三千，合之至少不下二萬。大貝勒望見城中有備，不戰，太宗乃顧待衛諸將曰：「昔先汗在時，攻寧遠不克，我來攻錦州又不克。今若不勝此野戰之兵，如我聲名何？」乃進擊，破城外敵騎而薄城壁。守城將軍滿桂，再用葡萄牙炮擊破之，金兵死傷極多。明紀錄云：「參將彭纘古三次用紅夷炮，擊碎奴營大帳房一坐，及四王子偽白龍旗，以死者甚多，遂不敢西行。後降夷言奴酋長子召力兔碑勒穿胸而死，其子浪蕩寧古碑勒先射殺於陣上，又有固山四人、牛錄三十餘名，伯彥達子無數。」此報告雖失之誇大，然清朝記錄亦謂濟爾哈朗貝勒、薩哈廉貝勒、瓦達克、阿格等俱受創。太宗乃退，再攻錦州南面，又不能拔，士卒損傷甚多。七月，金兵還瀋陽。
明代佛郎機大炮
紅夷炮之威力
袁崇煥所奏寧遠勝利之事，謂「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合馬交鋒，即臣去年亦自城上而下攻。自今始一刀一槍下而拚命，不顧夷之兇狠驃悍。臣復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誓一戰以挫此賊，此皆將軍滿桂之功居多」雲。此次之捷，與對於太祖前年來攻時，施同一之手段，即借紅夷炮之威力以制勝是也。我紅夷炮為當時葡萄牙人所進之炮，而明以此炮之威力，大衄金國。吾人推考此事，葡人慾占通商上、宗教上之地位而進炮，於明清兩國興廢，殊有絕大之關係。馬耳丁《韃靼戰爭記》，其言如下：
乘此戰爭之機，波爾及米克耳兩人，由居澳門之葡人，以供給軍資及銃炮射手，請願於明皇帝，遂一旦召還所排斥之宣教師。於是因彼等之提言，共輸入軍資與銃炮射手，而從來秘密宣教之教師，同時與多數葡兵，為帝軍應援而入國。天帝者，對於信仰基督教之皇帝，必予以福，故當葡人未到以前，帝軍已從遼東驅逐韃靼人（即金國）。先是被韃靼人虐待之地方居民，望見帝軍之至，開城門而反抗韃靼守備隊，為帝軍之前導，明年遂恢復遼東之首都。當此時韃靼王國內騷亂，不能速援，緣是中國之事，命運復活，韃靼人遂暫時屏息矣。
馬耳丁（1607～1661），今通譯馬丁諾·馬丁尼，明末清初頗有國際影響的漢學家、歷史地理學家，義大利傳教士，取漢名衛匡國。對促進中西科學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著有《韃靼戰爭記》等。
《韃靼戰爭記》，記述清朝取代明朝的史著。
波爾、米克耳，明末清初葡萄牙傳教士。利用明清交兵之機，發動澳門的葡人，向明朝提供軍費和炮手。
此事實雖有錯誤，然明廷需要西洋紅夷炮之情形，於此可見。天啟六年二月，明命孫元化制西洋炮。翌三月，封西洋炮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將軍」，遣官致祭。當戰爭時，以司禮監魏忠賢發來之炮，大著威力，斃敵甚多。
西洋炮為明國所特有，金國實無與此相當之火器也。伊大利耶穌會之教士龍華民（Nicolaus Lomgobardi）及畢方濟（Francsws Somcbiaso），奉朝命前往澳門，使葡人捐納銃炮，當在天啟元年。金國自鑄之炮，尚在此四歲後。實錄所載天聰五年正月壬午，初造紅衣大將軍炮成，炮身所刻文字，為「天佑助威大將軍，天聰五年孟春吉旦，督造官總兵佟養性額附，監造游擊丁啟明，備御祝世蔭，鑄工王天相、竇守位，鐵匠劉計平」五十餘字。丁啟明以下之漢人，大約系明之降人可知。是年十月，始用紅衣炮擊破遼西之於子章，金國喜悅之情形，於當時記錄可以見之，曰：「是台連攻三日，舉紅衣大將軍炮擊破台身垛口，台內無措足之地，力不能支，至第四日遂降。其餘各台聞風而降，所遺糧糗，足供我士馬一日之費」雲。自創造紅衣炮後，是役始用之，若非紅衣炮，於子章必不能克。今因克此固守之，周圍百餘台，聞之或逃或降，且士馬資其糧餉以固守大凌河。克成此功者，皆因創造紅衣大將軍炮之故也。凡行軍必攜紅衣大將軍，自此始。以此推之，第一寧遠戰役以來，金國上下之畏懼西洋炮，可以想見已。
伊大利，今通譯義大利。
龍華民（1559～1654），明末清初義大利天主教會傳教士，利瑪竇的繼任者。但因他與利瑪竇在對待中國禮儀的問題上觀點不同而引發天主教教廷與清朝的禮儀之爭，最終導致天主教被禁止傳播。
畢方濟（1582～1649），明末清初義大利天主教會傳教士。曾向崇禎皇帝上奏富國強兵四大策。著有《靈言蠡勺》、《睡畫二答》等。
火龍出水
這是明代製成的二級火箭，是娛樂煙火的一種。
袁崇煥殺毛文龍
皮島之東江鎮，蟠據於鴨綠江口，金國以有襲其背後之患，乃以容納毛文龍歸罪於朝鮮，大舉而南，攻破半島，前已言及。在明國則重視東江鎮，不讓於寧遠，毛文龍頻得重賞，自帶平遼總兵印綬，據明人記錄，天啟帝不名文龍而呼為「毛帥」，其得意可想見已。皮島雖介朝鮮海，而收容遼東避難民，因此為人心所歸。又其實況，外間不深知，故對彼誇大之報告，不無過信，彼實以海外天子自居也。崇禎元年時，朝鮮使者訪毛文龍，其記事有曰：「島中居民近萬餘戶，市肆之間，物貨充實，倉廩儲積亦豐足。秋冬之間，米八石值銀一兩。臣所館之守卒，月給米一斗，又有銀兩，逢佳節外給青布二匹，棉花二斤，及帽靴。都督毛文龍，一日進食五六回，其三回食五六十品；有寵妾八九人，皆飾珠翠；侍女甚多，皆游手飽暖，崇侈如此。」記事又曰：「島中現在兵越二萬八千，戰馬三千餘匹，旗幟弓矢一切器械，無不齊整。自椵島向義州洋中五十餘里，有雞島，駐二百餘兵；西北五十餘里，有獐子島，其地築都督四代之家廟，時往奠拜。自椵島向宣川鐵山三十餘里，有加次島，今改名增福，駐兵六百餘，向東南隔一水，有身彌島，今改名雲從，此上年文龍避金兵來攻之處，駐將官五名，兵千餘。此島與獐子島，蓋可稱東江鎮左右兩臂。」由此記事推之，彼之巧結朝廷權要，以多得兵餉為自立之計無疑也。稱彼為國家之忠良，寧評彼為被假面之海寇，與橫行閩海之鄭芝龍相似。然統率皮島之萬餘健兒，實不能不借彼卓越之能力。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忌文龍與己犄角不相下，誘致雙島（今金州西北海），數以十二罪，遂出斬之。文龍死，東江鎮漸動搖。太宗征明，所以無東顧之憂者，職是故也。
太宗行軍之路
天聰三年十月（崇禎二年），太宗親率兵征明。先是蒙古喀喇沁部台吉布爾噶都等來降，乃用為響導。太宗此次行軍之路，以寧遠、山海關方面不易破，新擇路於大凌河上流，其行程自今奉天西越遼河，次納里特河；會東北蒙古之兵，複次喀喇沁之青城。此地實當西喇木倫河上源，大貝勒代善及莽古爾泰二人，以為「倘有軍拒我前進，則身且不能逃。若前進而侵明之邊塞，不達目的，糧匱馬疲，何以為歸計？縱得入邊，若明人會各路兵來圍，為之奈何？且我等入邊，若堵絕後路，從何歸國？不若退兵」。岳托、濟爾哈朗貝勒乃入見，太宗赤面默坐，意不懌，憮然曰：「可令諸將，各歸帳，我謀既隳，又何待為？」岳托曰「否」，乃勸進取。十一月，遂入龍井關，別軍分路克大安、洪山二口，共會於遵化。太宗在遵化時，與巡撫王元雅勸降書，說明金兵來侵理由，謂「興兵之責，咎在明國君臣，不在我。」城陷。次下薊城，屠三河，擊走宣府、大同援兵，下順義至通州，傳諭興兵之理由於各城曰：
滿洲國皇帝（原文應為大金國）諭紳衿諸民知悉：我國素以忠順守邊。葉赫與我原屬一國，爾萬曆皇帝干預邊外之事，離間我國，分而為二，曲在葉赫；強為庇護，直在我國，強欲戕害。屢肆侵陵，大恨有七，知其終不相容，故告天興師。天直我國，先賜我河東地。我太祖皇帝，意圖寧居，遣人致書講和，不允。既而天又賜我河西地，復遣使講和，爾天啟皇帝、崇禎皇帝仍加欺陵，欲去滿洲國皇帝之號，用自製國寶。我亦樂於和好，遂去帝稱汗，欲爾國制印給用，又不見行，故我復告天興兵，由捷徑而入，破釜沉舟，斷不返旆。是爾君臣非牧民之父母，不願和好，而樂干戈也。今我兵至矣，凡紳衿軍民，有歸順者，必加撫養；違抗不順者，必加誅戮。此非予殺之，乃爾君殺之也。若謂我國褊小，不宜稱帝，古之遼、金、元，俱由小國而成常業，豈有一姓而恆為帝之理乎？天運循環，有天子而廢為匹夫者，有匹夫而起為天子者，此皆天意，非人之所能為也。上天既已佑我，爾明國乃使我去帝號，天其鑒之矣！我以抱恨之故興師，恐不知者以為恃強興師，故此諭知。
此宣戰之要旨，自太祖以來，屢次反覆言之者也。
北京戒嚴，崇禎帝得報，急起孫承宗為兵部尚書，使守通州。詔諸道征勤王之師，大同總兵滿桂，山西巡撫耿如杞先入援；次則延綏、固原、甘肅、臨洮、寧夏等五鎮總兵皆赴援。袁崇煥亦與錦州總兵祖大壽等，共自山海關入援，帝乃令袁崇煥督諸路來援之兵以當金軍。太宗進圍北京，時屯於南海子，獲明太監二人，使高鴻中、鮑承先等監收。二人遵太宗所授密計，坐近二太監，故作耳語云：「今日撤兵乃上計也。頃見上單騎向敵，有二人來見上，語良久乃去。」意袁巡撫有密約，此事可立就矣。太監佯臥，竊聞其言。數日縱太監歸，乃以所聞高、鮑二人之言，詳奏於崇禎帝。帝大疑，遂執崇煥而投之於獄。祖大壽欲救解不得，率所部東出山海關。《嘯亭雜錄》云：「自本朝攻撫順後，明人望風而潰，不敢攖其鋒，惟巡撫袁崇煥，固守寧遠，攻之六旬，未下。高皇（太祖）怫然曰：『何戇兒乃敢阻我兵！』因罷兵而歸。故文皇（太宗）深蓄大仇，必欲甘心於袁。莊烈帝信此離間，乃立磔崇煥，而舉朝無以為枉者，殊不知帝之中間也。」
祖大壽（？～1648），明末將領。字復宇，遼東人。曾是遼東經略袁崇煥手下猛將之一，後兩度降清。
袁崇煥墓碑
永平敗績
時金國諸將皆勸攻北京，太宗笑曰：「城中痴兒，取之如反掌耳！但疆圉尚強，非旦夕所能破。得之易，守之難，不若簡兵練旅，以待天命。」遂止弗攻，祭金太祖世宗之陵於房山，降固安，屠良鄉，復趨北京城外，斬名將滿桂，轉略通州、張家灣及薊城。天聰四年，陷永平府，並拔灤州、遷安諸縣，但山海關以孫承宗移駐其地，終不得志。太宗留守備於永平、遷安、灤州、遵化四城，從遷安東北冷口關出，三月還瀋陽。永平旋為孫承宗所攻，守將貝勒阿敏逃歸，時距太宗退師僅二月。阿敏坐敗績之罪，遂幽禁之。
孫承宗（1563～1638），明末大臣。字稚繩，號愷陽，保定高陽（今屬河北）人。曾以帝師身份巡察遼東，後又自告奮勇經略遼東。
征明軍之功過
第一次之徵明，其用兵之艱難，實為無比。吾人推究當時情勢，太宗之兵力，當于山海關攻其背後，而計不出此者，不但因孫承宗關上守備之強固，且慮諸路勤王之帥來而夾攻也。惟獨置永平之守備於孤懸之地，殊為可怪，阿敏之幽禁，冤矣。然此遠征間接之結果，致明國受不良之影響者，則四方勤王之師，中途一變而合於流賊是也。其致此之由，實關係於兵餉之缺乏。此種惡因，特發生於甘肅、陝西二路之間，此二路之間，實當時流寇之起源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