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十章 明國之內政紊亂

萬曆初政與張居正 前節所述明廷派遣十萬兵於遼東，極為困難，蓋萬曆季年之國家經濟，真所謂瀕於危殆者也。萬曆帝當初政時，稍有令名，皆由張居正卓越精力之輔佐而來。講述聖學，申明祖訓，起衰振隳，不稍苟假者，江陵宰相之政綱也；使日講官注帝之起居，進《帝鑒圖說》以范君德者，居正之面目也。彼以當時立國之要務在強主權，號令一下，雖萬里之外，亦必奉行。彼又屢調查戶口，測度民田，去徭役之浮額。萬曆七年，減冗費追征額百餘萬兩，汰去內外冗員；十年正月，又令免天下欠租凡二百餘萬兩，非府庫充實，安得如此耶？惟居正用人，不免出以愛憎，阿諛之徒，間有譽之為伊尹、周公，比之為舜、禹者，彼恬然不以為怪；然置名將戚繼光於北京附近以當蒙古，置李成梁於遼東以當女真，其一生治績顯然，不可沒也。居正以嚴厲態度，當國步艱難時，能得帝（神宗）之信任，躋國家於太平。相傳帝在講筵讀《論語》，至「色勃如也」一句，誤讀「勃」為「背」，居正遽厲聲曰：「非背，當讀勃！」帝悚然驚起，同列皆失色。由是帝益心憚之，即此一端，可以見已，萬曆十年，居正死於位，爾後帝親政，明之邊境，東西漸有搖動，其一為哱拜反亂，起於今甘肅省寧夏，其一為受日本豐臣秀吉徵韓之影響是也。 《帝鑒圖說》 古代帝王啟蒙讀物。明代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親自編撰，供當時年僅十歲的小皇帝——明神宗（即萬曆皇帝）閱讀的教科書，由小故事構成，每個故事配以形象的插圖。 朝鮮戰役之影響 萬曆二十年，即日本文祿元年。是年豐臣秀吉，大築城於肥前之名護屋，以為行營，徵發西日本之兵，遣諸將伐朝鮮。兵十三萬人，水師九千二百人，舳艫相銜而至釜山浦，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為先鋒，大谷嘉隆、藤堂高虎等率水師，分海陸攻擊，所向皆破，進陷王城。國王李昭走義州，求援於明廷。清正擒其兩王子，攻略北境，八道盡陷於日軍。明國大驚，以祖承訓為將，率大軍來援，行長逆擊破之。明宰相石星等大恐，遣說士沈惟敬講和。其時李如松方平北邊，自恃雄武，唱主戰說，再以大軍來戰，小早川、隆景等迎於碧蹄驛，大破之，如松僅以身免，保平壤城。日本徵韓軍留朝鮮者已四年，沈惟敬乘行長等戰力之疲，行和議，日軍撒還。和議之成約七事，其第四條朝鮮半國屬於日本，沈惟敬居中變換辭命。慶長元年（萬曆二十四年），明使至伏見，贈秀吉以國王，封冊如足利氏之例，而無割地之事。秀吉怒其違約，且責其無禮，再舉伐朝鮮，與明軍相持。逾年會秀吉薨，遺命回軍。 名護屋，即名古屋。 豐臣秀吉像 明出兵於朝鮮之原因，雖有種種之義，因國防上之必要，有不得不出兵之勢，但戰事持久，需兵力甚多。《明史·日本傳》：「自關白侵入東國以來，前後七歲，失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朝鮮，未操勝算。至關白死，兵禍始休。」所謂數十萬兵，不甚明確，大約前後動員有四五十萬人。明王德完論當時兵餉曰：「本朝歲入大約四百萬兩，歲出四百五十萬兩。然寧夏用兵之結果，支出一百八十七萬八千餘兩；朝鮮用兵亘七年，於餉銀五百八十二萬二千餘兩外，支出二百餘萬兩；播州用兵之結果，又支一百二十一萬六千兩。累年積算逾二千六百餘萬兩。」據此報告，明之財政，頗告窮窘。加以帝自中年以後，奢侈之度，逐歲增加。萬曆中所行礦稅，最招人民嗟怨者，即所以補充此等財政之缺陷者也， 王德完（1554～1621），明代大臣。字子醇，四川廣安人。一生勤政為民，直言敢諫。 開礦及增稅之弊 使獨占礦山以採礦，始於萬曆二十四年之秋。其始開採之區域，以畿內為限，後及於河南、山西、南直、湖廣、浙江、陝西、四川、遼東、廣西、廣東、江西、福建、雲南，無地不開採。開礦本非弊政，但國家以應急之手段，無所抉擇，且一委於宦官之手，遂釀大禍。神宗先命地方守土官吏報告礦脈所在，宦官與此等官吏合而開採，其礦脈微細，無所得者，命其地居民償之；又稍忤地方有司之意志者，直逮捕之，甚至富家巨族，誣為盜礦者；有良田美宅者，以其下有礦脈，直沒入之。新增之稅，又極繁多。就一般言，天津店鋪稅，廣州採珠稅；而兩淮鹽稅，浙江、福建、廣東市舶稅，成都茶鹽稅，重慶名木稅，長江船稅，荊州店稅，寶坻魚葦稅，或系新設，或系增加。貪婪宦官，所至設廠，以奸民為爪牙，剝奪無所不至，窮鄉僻壤之米鹽雞豕，皆令輸稅。由是中人家產，大半傾敗。 明神宗朱翊鈞 神宗秕政，猶不止此。其諸皇子成婚，取中央國庫（太倉）之銀二千四百萬兩，又為愛兒福王營河南邸第，支常制之額十倍。且自萬曆二十年前後，宴居深宮二十餘年之久，僅接見大臣一次，其荒怠情形，可以想見。開礦之弊，廷臣陳疏，前後及百數十次，彼毫無悔悟；但侍臣云：「礦使破壞天下名山大川，靈氣將盡，恐不利於聖躬」，始下停礦之命，而惡稅則終帝之世不改。彼又素嗜鴉片，二十年不朝見者，或即受煙毒之原因所致也。張居正在萬曆初年所立財政之基礎，至是破壞殆盡已。 立太子問題及東林黨論 明黨言論之熾，為漢人種之特色。神宗時立太子問題，其一事也。帝之長子常洛為王恭妃所生，年齒既長，以次子常洵為寵妃鄭貴妃所出，久不肯立太子。廷臣請早定太子以立國本，忤帝意，得罪者甚多。閣臣之中，有贊立太子之議者，陽贊之而陰預鄭貴妃等宮掖之陰謀。吏部郎中顧憲成，欲使主張立太子說之王家屏入閣，忤帝意，削籍歸鄉里。還無錫，再興宋楊時講學所之東林書院，與同志高攀龍集諸生講學，以砥勵氣節。東林書院，由是為海內儒者之宗，四方學者集之。講習之餘，必論時事，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最指彈宦官，朝士不得志者，遙相應和，東林之名大著。其後考功郎趙南星、左都御史鄒元標罷官，因歸鄉里講學，海內目顧、趙、鄒三人稱三君子，其名行聲氣，聳動天下。其徒總稱東林，自相標旁，稱為清流，負氣節，抗政府。凡曰東林者，不必皆為君子，其因不得地位而不平，以攻擊當道為快之偽君子亦不少。當時廷臣亦互立朋黨，關預時政，有祭酒湯賓尹等所率之宣昆黨，言路有齊、楚、浙三黨，就中齊黨之勢最盛。御史者，天子之耳目，所以彈劾大臣之奸邪、小人之構黨、百官之貪濫者也，考察權限，與吏部共司黜陟；大獄重囚，刑部大理寺共會鞠，又有直奏政治得失、軍民利弊之權。至於六科給事中，則所以封駁制敕之得失，凡大事之廷議，大臣之廷推，大獄之廷鞠，均得預聞。萬曆末年，彼等濫用此權，其風尚以抗章訐發、彈劾閣臣為能，以致釀成閣臣、言官相水火之局，而神宗耽於宴安，內外一切章奏不省，又為致此之大原因，滿廷臣僚，無由仰見聖斷，遂借黨勢而行其意。萬曆三十六年，閣臣補缺，顧憲成與閣臣葉向高、孫丕揚等，推巡撫鳳陽都御史李三才。廷臣、宦官反對之，宣、昆、楚、齊相結托而挫之，彼等益攻東林，終創大東、小東之說，目東宮常洛為大東，稱東林為小東，以排斥異己為能事，大僚非其黨者不能安於位。當時有虎豹之稱，每六年吏部行京察大典，阻撓部議，無所不至。萬曆三十九年之祭典，尚書孫丕揚與侍郎王圖等計議，大黜宣、昆黨，遂起非常之爭，孫丕揚亦以失意者之攻擊，辭職而去。萬曆四十年，以東林反對黨之趙煥代之，至尚書鄭繼之之時，反對東林益甚，遂有丁巳之京察，一時清流與彼黨異趨者，悉廢錮焉。 王家屏（約1535～1603），明代大臣。字忠伯，號對南，大同山陰（今山西山陰）人。歷官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等。著有《復宿山房文集》。 「東林先生」顧憲成 顧憲成（1550～1612），明末學者、東林黨領袖。字叔時，別號涇陽，人稱涇陽先生。著有《小心齋札記》、《涇皋藏稿》等。 葉向高（1559～1627），明代大臣、書法家。字進卿、台山，福建福清人。歷官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著有《綸扉奏草》、《光宗實錄》、《蒼霞草》、《說類》、《玉塘綱鑑》等。 梃擊、紅丸及移宮 此三案亦言論之爭點也。梃擊者如前所述，神宗久不立太子，及群臣數請立太子，不得已，於萬曆二十九年冊立常洛為太子。然鄒貴妃尚謀立其子福王常洵不止，太子之地位甚為孤危，群臣又奏請福王就藩不已，神宗終以四十二年，令福王赴河南。翌四十三年，有名張節者，攜木梃入太子慈慶宮，擊傷門者，幸張節於前殿就縛，太子得無事。刑部郎中胡士相以瘋癲具獄，提牢主事王之寀偵知為鄭貴妃宮內馬三道等所嗾使，中外皆謂出於貴妃弟鄭國泰之謀。貴妃哀請於太子，神宗執太子之手，責群臣以離間父子之恩愛，太子以為瘋癲之行為，不深介意，磔殺張節，遠流馬三道等，其事乃解。 神宗朱翊鈞貴妃鄭氏 紅丸之事，次此而起。此非起於萬曆之朝，但與梃擊之問題，實相關聯。神宗於萬曆四十八年死，太子常洛立，是為光宗。即位數日病，鄭貴妃使宦官崔文升進藥，體益不適。閣臣方從哲，使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丸，病勢俄革，翌日遂殂。方從哲稱遺旨與李可灼以銀幣，世人頗疑李可灼，御史王安舜彈劾方從哲輕薦狂醫，又賞之以自掩，給事中惠世揚數從哲十罪三可殺，從哲遂辭職。天啟初，禮部尚書孫慎行，謂以非太醫之李可灼，進不知何藥之紅丸，追劾從哲有弒逆之罪，紅丸之爭端又起矣。 移宮之案，當光宗死時，鄭貴妃所進帝妃之李選侍，在乾清宮與宦官魏忠賢密謀擁立皇長子以自重，閣臣劉一燝等奪皇長子，急於文華殿舉立太子式，次奉之於乾清宮。左光斗、楊漣等以為非嫡母生母之李選侍，尊居於內殿之長清宮，太子反退處於慈慶宮，劾為不法，李選侍不得已，移於噦鸞殿，太子正位於乾清宮。然移宮之時，李選侍侍者魏忠賢等，盜出內府私藏金寶，因法司案治甚急，劉一燝等以為虐待先朝妃嬪，故為流言，御史賈繼春奏請奉安李選侍，帝責其妄議而削籍雲。 魏忠賢（1568～1627），明代權臣，太監。原名李進忠，河間肅寧（今屬河北）人。他勾結熹宗乳母客氏，專斷國政，結黨營私，自稱九千歲。 劉一燝（1567～1635），明代大臣、書法家。字季晦，南昌人。與葉向高等同為輔政大臣，後因受魏忠賢等排擠而辭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