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全史 · 第四章 女真叛服之大略

建州女真之合同 建州衛之去松花江流域，逾分水嶺而移於鴨綠江谷地也，事在宣德末年。其後敗於豆滿江左衛之餘眾，不耐朝鮮之壓迫，亦入鴨綠江谷地，受建州衛之保護。究其原因，彼建州女真，因忽剌溫野人之逼迫，乃欲倚賴漢種之威信，託命於寨下。雖亦事實之一端，然性情終不契合。加之明廷對滿政策，在使女真分離，漸露破綻。建州女真既分為兩衛，即令出於殘敗之餘，合兩部族居於一地，非明邊徼之幸也。時建州衛之頭目，即李滿住，其祖阿哈出，受賜於明廷，故姓李氏。滿住漢其姓而名不改，亦一創例。大抵是時明室多事，恩賜不及於邊夷乎？滿住者，文珠之轉音也；爾時毛憐之頭目，有滿答失里者，亦文珠師利之轉音也。此建州酋長對明之態度，頗覺放縱。彼始居佟家江，正統二年春，移居蘇子河之溪谷。蘇子河者，渾河之支水也。李滿住所統之部族，居於河之上流灶突山南。據明廷爾時賜遼東之敕書，蓋謂彼等受朝鮮之迫害，不得安居，乃要南徙。明廷許其請，可否姑勿論；惟從佟家江移於蘇子河，則日與明之邊徼逼近，固可知矣。彼等遂依此為根據，勤其耕牧，此正統初年事。生聚二十年，部落繁衍，遂西犯撫順，南侵清河暨鳳凰城。與瓦剌也先可汗通聲氣，使為先導，出遼東半島。時李滿住漸老，有左衛頭目董山者出，倔強態度，遠越前代矣。 李滿住（？～1467），明代建州女真首領。永樂末年受蒙古人壓迫，率所部南遷至今渾江地區，招來建州左衛女真人，與明進一步加強了政治經濟聯繫。後因叛明被殺。 董山（1419～1467），明代建州女真部落首領，努爾哈赤五世祖。又作童山、童倉、充尚、充善。其父被七姓野人所殺後，明廷授以建州左衛指揮。後因屢次攻擾遼東而被殺。 建州衛三遷之地位 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衛重遷，其故無非為朝鮮所迫。《皇明實錄》曰： 正統三年六月，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李滿住遣指揮趙歹因哈奏曰：舊住婆豬江，屢被朝鮮國軍馬搶殺，不得安穩。今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仍舊與朝廷效力，不敢有違。又奏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憐衛事，其衛印被指揮阿里占藏不與。今猛哥不花男撒滿答失里襲職，仍掌衛事。乞給與印信，以便朝貢奉事。事下行在禮部、兵部議：渾河水草便利，不近邊城，可令居住。阿里見住毛憐衛，部下人眾，宜與印信。撒滿答失里住建州衛，與毛憐衛隔遠，又無部下，難與印信；其朝貢奉事，宜令李滿住給與印信文書為便。上從之。 女真貴族佩戴的裝飾品 按此則李滿住從婆豬江移住渾河流域可知矣。渾河，流經今撫順而入遼河之水道也。其河源有二：一曰英額河，今本流稱之；一曰蘇子河，於營盤東與英額河會流。蘇子河之名稱，明代即知之；第言渾河，則不知其究系何水。唯明言系灶突山東南渾河之上，則知其為今興京西面之呼欄哈達。蓋呼欄哈達，於滿洲語作灶突山解也。今再述他種記錄以補證之。 《遼東志·韓斌傳》：「永樂年間，酋長李滿住，求居於邊牆附近，乃許其移就蘇子河流域」云云。此記事誤為永樂年代，《皇明實錄》為渾河，此為蘇子河，則李滿住移居之地，非英額河流域明矣。 《清太祖實錄》曰：「肇祖孟特穆，誘世仇四十餘人，至蘇克蘇滸河虎欄哈達山下黑圖阿喇地方，誅戮其半，以報祖仇而索舊業。」此地距俄朵里城千五百餘西里，即今之興京老城也。 興京，原名赫圖阿拉，故址在今遼寧新賓境內。 呼欄哈達，今作和蘭哈達，建州女真聚落地，也是愛新覺羅氏世居地，在今遼寧新賓境內。 建州左衛遷住之位置 宣德八年冬十月，猛哥帖木兒被兀狄哈之楊木答兀襲殺，斡朵里部族一時喪其酋長。其弟凡察及董山，欲擇鏡城某地以居，又見拒於朝鮮，不得已乃駐於朝鮮新設之會寧，然仍不耐其壓迫，遂出於遼東地方。 當時朝鮮頻謀加兵於建州衛之李滿住，而斡朵里部族之出遼東，乃非其意，故遣人抑留之。《皇明實錄》記曰： 正統二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子童倉奏：臣父為七姓野人所殺，臣與叔都督凡察及百戶高早化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地，欲與俱出遼東居住。恐被朝鮮國拘留，乞賜矜憫。上敕毛憐衛都指揮同知郎卜兒哈，令人護送出境，毋致侵害。 此請求約在猛哥帖木兒死後二年提出。彼等意向，欲移住於建州衛明矣；明廷似不明其要求之真相。斯時朝鮮遂出兵於婆豬江，李滿住乃遷於蘇子河流域；而斡朵里部眾，亦逃出會寧境，潛向遼東。從會寧至遼東有兩道：一經長白山東南，一由松花江之上源。《皇明實錄》曰： 正統六年二月丁酉，朝鮮國王李祹奏：近日凡察等奏臣追殺其部落，又阻留一千七十餘家，蒙朝廷敕臣放與完聚，臣聞命兢惶，不知所措……彼凡察舊居鏡城阿木河，即太祖高皇帝賜服之地。其親兄猛哥帖木兒等，被深處兀狄哈攻劫，不能自存。臣祖憫之，授以萬戶職事，為作公廨，給以婢僕衣糧鞍馬，撫綏備至。至臣父，又俾以上將軍職事。後被七姓野人攻殺之，並殺其子阿古悉，焚掠其房屋財產，凡察等俱各失所，臣撫恤之一如先臣。撫恤其兄既得所矣，忽於近歲先以耕農打圍為由，移住本國邊陲東良地面，後乃潛逃與李滿住同處。此時不及知。安有追殺之事？其在此留住者，或因婚姻懷土不去，或被同類開諭而還，非臣阻之也。 《皇明實錄》，明代歷朝官修編年體史書，記錄明太祖朱元璋到明熹宗朱由校共十五代皇帝的史實。其中建文朝實錄附於《太祖實錄》中，景泰朝實錄附於《英宗實錄》中。原稱《大明實錄》，簡稱《明實錄》。 據此則斡朵里部族之去會寧也，曾先移於東良矣。東良即今之茂山，故知彼等曾由長白山東南出豆滿江之上源。既由東良出則經遼東路，須由今帽兒山附近，出佟家江上源而繞松花江上源地，以達興京附近。據《皇明實錄》「正統五十年十月」條文，明凡察等所率，不過四十餘戶，其事實當在正統四年至五年之間。 斡朵里遺眾既抵遼東，明廷乃命居新地，《皇明實錄》載其事如下： 正統五年十月己未，敕諭建州左衛都督凡察等曰：向已敕爾等回朝鮮鏡城居住，今總兵鎮守官又奏爾等已離鏡城，與原叛土軍馬哈剌等四十餘家來至蘇子河，家口糧食艱難。今已敕遼東總兵官曹義等，於三土河及婆豬江迤西冬古河兩界間，安插汝等，同李滿住居處。若果糧食艱難，即將帶回男女婦口數，從實報與總兵鎮守官，給糧接濟，聽爾自來關給。 三土河，即今海龍城附近與輝發河會流之三屯河。冬古河，乃在懷仁縣西與佟家江會流之董鄂河也。 明廷安插凡察等之地位，即自海龍附近迄懷仁之西，以佟家江本流為東界，而散居於其西方。此疆域蓋李滿住部族所先占得者。 新設定之建州左衛，略如上述。其頭目凡察，當時似寄居於李滿住之居城。 建州右衛 建州右衛者，因爭奪明廷所賜官印而新置者也。《名山藏·王亨記》，述其始末曰： 正統之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被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子童倉，挾衛印亡入朝鮮。童倉之弟董山，嗣領建州衛指揮，更給新印。嗣凡察歸，詔以故印予董山，上新印，凡察不予。乃分左衛，更置右衛，給董山新印，領左衛；凡察持故印，領右衛。 《名山藏》，記述明代嘉靖以前歷代遺事的紀傳體史書。明代大臣、學者何喬遠撰。全書分《開聖》、《繼統》、《王亨》、《貨殖》等37記。 明廷用懷柔手段，許建州女真之請，賜給新印，以董山為猛哥帖木兒正嫡，使領左衛。因凡察新設右衛，而放棄其納還官印之命令。當日特發詔書，公平分配兩衛之從屬戶口，但其事之實行與否，則不得知耳。 考從來明廷對女真政策，凡衛名新設，或衛地新遷，必發特詔，指定其地點之大概。然置右衛之主因，在爭奪官印，故未指示地域，或者就建州左衛遷住之範圍分割，無所考徵。關於地域領有權問題，雙方皆不能視為重要可知矣。蓋建州右衛，不過名義上之設定，其實止賜給官印已耳。自明中葉，其對女真政策，惟注重於賜給官印，他非所顧慮也。然於事實，其內部爭奪，亦不能加以干涉。官印之爭奪，即明代於女真一大可征之歷史也。 名酋董山之崛起 董山，左衛故都督猛哥帖木兒之遺子也。與叔父凡察爭衛印，明廷遂頒以新印，即董山也。雖不詳其性格，惟從斡木河谷地奔投李滿住，亦狼狽極矣。曾幾何時，竟一躍而超群酋，強求明廷，得兼領建州衛及右衛都督。知建州衛與朝鮮啟釁為非計，遂親赴半島朝廷。朝鮮亦知尋仇非利，遂假以正憲大夫中樞院使之制書。亦可想見其手腕之不凡矣。彼更創設貿易關門於西邊，即所謂撫順關是也。定關門於渾河之谷地，設市場於今撫順城內。當時明之邊吏，提異議者不少，彼乃折衝其間，剛柔互用，卒告成功。舊例，女真貢道除經開原之廣順、鎮北二關，無他道下渾河；得通過遼東腹部之關門，不得謂非女真之大成功也。天順末，明敕下遼東曰：「爾後建州女真到邊，使從撫順關口以進，交易則於撫順城東。撫馭之法，須得其宜；防閒周密，謀絕奸宄，勿失夷情而起邊患。」翌歲，遼東巡撫奏曰：「女真之來，多則五六百人，少亦二百餘人，均憩宿於城中軍民人家，間窺邊情之虛實，或內應為奸。且撫順絕遠，猝不能赴。宜於本城之南，置一馬驛，用館夫十名，供備接待。又撫順城西南至瀋陽九十里，再置墩台三坐，每墩台配兵五名。」當時明遼東之顧慮建州，可以知矣。 女真貢寇無常之原因 邊關俗吏，不僅圖肥私囊，失信外人，且種憤怨之因。南方之市舶，北部之馬市，皆然也。遼東互市，以受官吏煩瑣監督，遂生種種弊端。其中外夷所最苦者，則驗放入市。凡彼等所攜貨物，皆須經關吏查驗。入市後，又有所謂抽分貨物者，依法定率而課稅焉。夫公平互市，固雙方合意之交易，何至發生困苦？乃日久弊生，每強拒其入關，甚且竊取貨物，或抑勒強買，致外夷受無窮之損失。於市舶相爭，奸吏故亂其著船之先後，致啟倭寇之憤；馬市亦同此弊。又對貢夷之弊，亦為一種憤怨之原因也。《會典》所記建州、海西貢物，為馬、貂鼠皮、舍利孫皮、青海、兔鶻、黃鷹、阿膠、殊角（即海牙）數種。稍不具備，即不能過關，是亦曰驗放入關。進貢之外夷，須豫約時日，其頭目身齎璽書，於內地使用驛傳外，且率多數之部眾，以赴京師。海西女真許每貢千人，建州五百人，其應接之繁難，固不待言；且種種事故，沿途發生。既得入關之外夷，乃赴京師之會同館，可得數日間在該地互市之特權。所爭者在關門之通過耳。明廷亦頗重視此事，定擬貢物，悉依前例，不易變更，於是發生新問題焉。蓋禮部固守之貢物，本為國初所制定，一再遷徙，遂有難得之品。如貢物中明人所最重之貂鼠，苟非純黑肥大之品，則拒而不受。彼建州女真之始貢此物，原以為土產也，今彼等既棄故鄉，遠離黑水，烏從再獲此品哉？成化之初，御史李秉曾以為言，然要求如故，女真人甚苦之。李秉之奏略曰：「貂乃產自黑龍江迤北，非今建州產也。外人苟來慕義，於此已足，不宜問物厚薄，使彼暌離而去，且有背於列聖厚往薄來之意。試觀今年海西、建州之女真，結托蒙古三衛，屢擾邊疆，未費一使。」明廷納其議，遽緩從前態度，禮部對於邊吏，令於女真入貢，驗其數已足，毋過揀擇，致起邊患。然時機已去，怨恨早伏，彼等貢寇無常之機，於是動矣。 海西女真，一作扈倫四部。明朝對居住在松花江大曲折處及今哈爾濱以東阿什河流域女真人的統稱。因松花江大曲折處在元代稱海西，故名。明中葉後，各部南遷，形成烏拉、哈達、輝發、葉赫四部。 女真服飾 璽書之喪失與給賜之厚薄 明廷之頒印信於女真也，一衛一印。衛數約二百餘以上，印亦同之。於衛之長官都督以下千戶、百戶之類，亦下璽書。永樂、宣德朝，璽書果與本身符否，邊吏尚得察知，及久遂不能行矣。因正統中，也先可汗之枝隊脫脫卜花王犯遼東時，海西、建州共起寇邊，滿洲之野，騷然不寧。迄景泰中，馬文升之言曰：「海西、建州之有名者，多死於此亂；朝廷所錫璽書，多被也先奪去。於是女真之子孫，無授官璽書之足征者，不得襲職。雖歲歲遣使入貢，名目不過舍人，在道不得乘驛傳，賜宴不得豫上席，賞賚亦視昔有差。」然女真之忿怨思亂，遼東之人咸知之，而卒未能處置，誠知言哉！ 據《明會典》事例：都督到京賜彩緞四表里，折鈔絹二匹；都指揮彩緞二表里，絹四匹，折鈔絹一匹，各織金紵絲衣一套；指揮彩緞一表里，絹四匹，折鈔絹一匹，素紵絲衣一套，外添靴襪一雙；千戶、百戶、鎮撫、舍人、頭目折衣彩緞一表里，絹四匹，折鈔絹一匹，以為常。間有自求大帽金帶者，必都督在任滿三年始與之。折衣彩緞非真彩緞；名目上為一表里，實不過衣服之值耳。女真之要求彩緞，如漢種之視黑貂，可大博其歡心。此事久止不行，彼等自以為禍基，忿怨之加，更無疑矣。此亦貢寇無常之一原因也。 《明會典》，明代官修典志體史書。明代大臣申時行等奉旨編纂。原稱《大明會典》，又稱《萬曆重修會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