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歷史 · 第二章 康熙大帝：鞏固國基
第一節 十四歲少年的政治手腕
明後迭次建國於南方，適與世祖一朝，相為起訖。明雖數盡，清所假以驅除者，不能專恃八旗，旗軍人數固不足，且盡用旗人敵漢，亦於招徠之道隔膜。故除用故明文臣任招撫外，亦用明舊帥舊軍與旅距未服者，以聲氣相呼召，此吳三桂等諸藩之所以擁眾難散也。清所倚以平定南方常為先驅者，蓋有四藩。吳三桂獨專亡明之功，由其手逼取永曆帝於緬甸以歸，有代沐氏世鎮雲南之意，封之為平西王，為最強之藩。耿仲明之孫精忠，襲封靖南王，及平南王尚可喜之子之信，更有定南王孔有德，雖已於順治間為明所攻，城陷而死，然部曲猶與三藩相呼應，此為開國以來不易消之巨患。世祖未壯而崩，親政以後，不過十年，既於明代厲民之政痛與革除，復能以籠絡士大夫洗刷關外傖荒，適成一除舊布新氣象。既遭短折，聖祖以八歲嗣位，又落於輔政諸臣之手。以開創大業成於兩代沖齡之主，當時柄國之親貴，唯以定國為務，不知覬覦天位，是亦孟子所謂「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為悅」。明初兩世有親藩之禍，清初兩世得親貴之力，新開化之種族，淳樸有甚於漢人，此亦其不可輕量者。
世祖以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丁巳夜子刻崩，《史稿》誤會夜子時，繫於丙辰（此亦《史稿》應改正之一點）。初八戊午頒遺詔，初九己未即位，改元康熙。此遺詔頗由世祖太后主持，以輔政大臣同意發布，於世祖之過舉臚列無遺，引為己罪者十四事。其中以子道未終，永違太后膝下為兩款，此名分之引罪。而首列漸習漢俗，於祖宗淳樸舊制日有更張為一款。又宗室諸王友愛未周為一款。滿洲世臣不能專任，部院印信亦令漢宮掌管為一款。求不得罪於實力所在之滿臣，用意甚切。而輔政亦滿臣。其以入關以來，接近漢臣為憾，蓋非一日，此可見在廷之有意見。而其實世祖為己過之事而引罪，聖祖亦並未因遺詔之故而疏遠漢臣。是敷衍滿臣自有不得已，而宥密之地自有權衡，亦不至真為滿臣所把持。此亦英明之見端，與清末之反為親貴所挾而致亡，正有天淵之別。至見賢未能盡舉，見不善未能盡退兩款，雖系門面語，中有事實，亦見誠懇。厚己薄人，糜費不節兩款；御朝絕少，上下否塞一款；自恃聰明，不能納諫一款；知過未改一款，亦非政治有甘苦者不能言。而於端敬皇后即董鄂妃之喪逾濫不經一款，為世祖生時所不肯言。設立內十三衙門，與明同弊，亦不似生時愛幸吳良輔情狀。《東華錄》言遺詔由王熙、麻勒吉二學士所草，世祖諭令奏知皇太后宣示。而王熙自著《年譜》，敘此時又深明其有秘密不敢直言。則遺詔直由太后所改定，未必世祖臨崩前所見之原草也。說詳余《世祖出家考實》，不重錄。兩事中端敬喪之逾制，不過認已往之過，而廢止十三衙門，為清一代突過往古歷朝之善制。生時立此衙門，未為獨有之失德，遺詔廢此衙門，則真能以明為鑑，在歷史為非常之舉也。
廢內十三衙門，處斬內監吳良輔，《清史稿》《世祖》《聖祖》兩紀互相矛盾。《世祖紀》：順治十五年三月甲辰，書：「良輔受賄伏誅。」《聖祖紀》：順治十八年二月乙未，書：「誅有罪內監吳良輔。」其實兩俱有誤。《東華錄》於前一月日，書良輔賄案發覺，結之云：「良輔尋伏誅。」《史稿》忽其「尋」字，於後一月日，書諭旨廢十三衙門。中有「良輔已經處斬」一語，亦未必斬於是日。唯世祖崩前五日，已書不豫，而尚親幸法源寺為良輔祝髮。知斬良輔決非世祖崩前之事，已見前。史文之待訂者往往類是，幸而史料具在，可以考確，否則又成疑竇，此不獨《清史稿》為然也。
聖祖初年之輔政，為索尼、蘇克薩哈、遏必隆、鰲拜四人，皆非宗室。受命後以非從來成例，跪請諸王、貝勒共任，諸王、貝勒以遺命不敢違，乃奏知皇太后，誓告於皇天上帝及大行靈前，中有「不私往來諸王貝勒等府，受其饋遺」之語。是亦以太后為中心，遺詔為根據，懲於前次攝政之太專，以異姓舊臣當大任，而親王貝勒監之，其用意可見也。然事權所在，必有積重。輔政四人中，忠梗者居其二，有一專橫之鰲拜，即有一緘口不語之遏必隆。康熙初仍有輔政跋扈之事。至八年五月，聖祖親政。輔政時於國家本計，民生要務，亦無大影響。其資望最高之索尼，於康熙六年六月先卒。卒之前，因鰲拜專擅，於三月內請聖祖早親政，而未即行。至七月己酉。始行親政禮，然鰲拜橫暴猶昔。自索尼卒，鰲拜不循遺詔中原次，自居輔臣之首。先是，鰲拜以己隸鑲黃旗，國初圈地，鑲黃旗屯莊在保定、河間、涿州之地，嫌其瘠薄，令以正白旗所圈之薊、遵化、遷安諸州縣分地相易，正白旗地不足，別圈民地補之。令下，所涉州縣旗民俱大擾，耕耨盡廢。大學士兼管戶部尚書蘇納海、直隸總督朱昌祚、巡撫王登聯俱力爭之。輔臣中唯蘇克薩哈隸正白旗，不贊圈換之議，余均徇鰲拜議。尚書、督撫坐遲誤阻撓論死，蘇克薩哈不對，鰲拜卒矯詔並予棄市，事在五年十二月。明年聖祖親政，蘇克薩哈請守先帝陵，罷輔臣任。鰲拜與其黨大學士班布爾善等謂蘇克薩哈不欲歸政，論以大逆，與其長子俱磔死，餘子孫俱斬決，籍其家，並斬及其族人白爾赫圖等。奏入，聖祖不許，鱉拜攘臂上前。強爭累日，卒坐蘇克薩哈後，余悉如議。又前後殺大臣不附己者。與弟侄及同黨相比，至請申禁言官，不得上書陳奏。八年五月，乃詔逮鰲拜廷鞫，褫職籍沒，與其子那摩佛俱禁錮之，弟侄及同黨多坐死。及鰲拜死於禁所，乃釋那摩佛。後聖祖晚年，念鰲拜戰功多，賜一等男爵，以其後襲。世宗朝並復其一等公爵，世襲罔替，加封號曰超武。乾隆間，復降為一等男世襲。
聖祖初年輔政四臣事實及鰲拜罪狀，據官書，鰲拜罪亦終不掩功。而世傳聖祖逮鰲拜時，恐其不勝，至譎以取之，具見滿人紀載。《史稿》亦錄入《本紀》云：「八年五月戊申，詔逮輔臣鰲拜交廷鞫。上久悉鰲拜專橫，特慮其多力難制，乃選侍衛拜唐阿年少有力者，為撲擊之戲。是日鰲拜入見，即令侍衛等掊而縶之。於是有善撲營之制，以近臣領之。」云云。觀上雖親政，鰲拜攘臂上前，必行其意，竟無如之何，則帝之威令有不行，至以術取乃定。是亦見聖祖童年，早能不動聲息，以銷肘腋之患。而輔政之始末，亦清初一重事，不可不稍詳也。
四輔臣時，有復行明季加派之失，數月即罷，未為永害，要亦輔政時之闕失。《史稿·四輔臣傳》論云：「四輔臣當國時，改世祖之政，必舉太祖、太宗以為辭。然世祖罷明季三餉，四輔臣時復征練餉，並令併入地丁考成。此非太祖、太宗舊制然也，則又將何辭？」考此事紀傳志皆不見，獨見此於傳論，意謂事非經久，可不特書，附著一語，亦文省事增例也。然清以不加賦為特長，非明著此變，恐成疑議。考《東華錄》：順治十八年八月甲寅，戶部遵旨議覆：「查明季加增練餉，並無舊案，止有遺單一紙，每畝派征一分，直隸等十三省，共計五百七十七萬一千餘頃，每畝一分派征，計征銀五百餘萬兩。請敕該撫於十八年為始，限三月征完解部。至雲貴系新闢地方，無舊案可查，敕該撫於見征田地內，照數征派，匯冊到部。」得旨如議速行。是年十二月己未，左都御史魏裔介奏請停止。辛酉諭戶部：「除順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爾部作速刊示，遍行曉諭，使小民咸知。」
鰲拜既逮治，圈地事停，諸被誣者皆復，或予諡恤。於是舉經筵，置日講官，改內三院大學士銜為殿閣大學土，復翰林院，用儒臣編纂經義，凡輔政時所不足於世祖朝之漸染漢俗者，次第復舊。十二年五月，待臣請以夏至輟講，聖祖特諭：「學問之道，宜無間斷，其勿輟。」視朝講學，納諫求言，悉用前代盛明故事。接見士大夫之日多，士大夫浸浸向治，而撤藩之議起。
第二節 三藩之亂
南明既亡，天下絕望，謂清業可定矣。實則必危必亂之癥結，其不易拔除，較之取勝於末運之朝，伸威於稔惡之寇，其難不啻倍蓰。天下初定，驕悍之武夫，反側之凶盜，以擊斗為專業，不樂歸農者，屯結不散，戴一渠魁，為延其生命之計，此渠魁即今所謂軍閥。清初武力，自有根柢，但用漢人號召漢族，招降納叛，事半功倍。大勢既定，則解散編制，必有一番擾亂。其所以毅然措手，不稍遲回者，亦正恃有有根柢之武力在也。其時屯結之眾，統名三藩。三藩之實力，以吳三桂為首。三桂既以兵通緬甸，縛獻明永曆帝以自效，朝廷先撤旗兵北歸，亦所以示放牛歸馬，將與天下更始。雖其報功之典，不能不用前明沐氏鎮滇之體制相待，然逐漸裁兵，則與爵位並非一事。三桂為延長兵事計，一攻廣西之隴納山蠻，再平貴州之水西、烏撒兩土司，以武功震耀於朝廷，而實厚自封殖。朝廷議裁綠營，三桂亦聽命，於康熙四年奏裁雲南綠旗兵五千有奇。則以綠旗為明之經制舊軍，而其先所挾藩屬甚眾，又廣收逋寇以益之，蓋裁老弱而實已增精銳也。
隴納山蠻與水西土司，用兵一在二年，一在三年，非一地，非一事。《史稿》未明清修《貳臣傳》文義。水西設治，以比喇為平遠，蓋平遠治在水西之比喇壩也。史館不考事實，遽改比喇為隴納。此需訂正。又《三桂傳》所增事實，有不盡可信者，別見下。至如稱三桂為江南高郵人，籍遼東。當有所據，俟再考證。
三桂藩屬，於順治十七年三月癸亥，定平西、靖南二藩兵制時，已有佐領五十三。一佐領計有甲士二百，而丁數五倍之，計五丁出一甲，是有壯丁五萬餘也。分左右兩都統，雖用清制，然統將皆所部署，皆其死黨。是年七月戊午，又有旨如三桂請，以投誠兵分忠勇、義勇各五營，營各千二百人，統以由自成軍投明，由明復投三桂之劇盜馬寶等十將，皆為總兵。十月復請設雲南援剿四鎮總兵官，以四川、湖廣本任之統兵大員為之。更樹死黨於雲、貴兩省之外，貴州自由三桂兼轄，兩省督撫咸受節制，用人則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財則戶部不得稽遲，所除授號曰西選。三桂之爵，進為親王。據五華山永曆帝故宮為藩府，增華崇麗。籍沐天波莊田七百頃為藩莊。廣徵關市，榷鹽井、金礦、銅山諸利，一切自擅。通使達賴喇嘛，互市北勝州，遼東之參，四川之黃連、附子，遣官就運轉鬻收其直，富賈領其財為權子母，謂之藩本。厚餌士大夫之無籍者，擇諸將子弟四方賓客肄武事，材技幅輳，朝臣一指摘，抗辭辯詰，朝廷輒為譴言者以慰之。尚、耿二藩始並封粵，耿藩旋移閩。三藩鼎踞南服，糜餉歲需二千餘萬，近省輓輸不給，仰諸江南，絀則連章入告，既贏不復請稽核，耗天下之半。三桂專制滇中十餘年，日練士馬，利器械，水陸衝要，遍置私人，各省提鎮，多其心腹。子應熊，尚世祖妹和碩長公主，朝政纖悉，旦夕飛報。此未撤藩前所有不可終日之勢也。
西選之說，相傳吳三桂所除授之官，各省皆有，每出一缺，部選者到任，往往遇西選者先到，則折回。魏源《聖武記》亦言：「西選之宮遍天下。」此恐傳之太過。在雲貴兩省則必有是事，遍天下之說或非也。當時敢於論三桂者，不過三人，多得罪去。御史楊素蘊所論，專指三桂用人授官一事，疏言：「三桂以分巡上湖南道胡允等十員題補雲南各道，並奉差部員亦在其內，深足駭異。」又言：「三桂疏稱：『求於滇省，既苦索駿之無良；求於遠方，又恐叱馭之不速。』則湖南、四川，去滇猶近，若京師、山東、江南，距滇不下萬里，不知其所謂遠者將更在何方？皇上特假便宜，不過許其就近調補耳，若盡天下之官，不分內外，不論遠近，皆可擇而取之，則何如歸其權於吏部銓授，為名正而言順？縱或雲貴新經開闢，料理乏人，諸臣才品，為藩臣所素知，亦宜請旨令吏部簽補，乃徑行擬用，不亦輕朝廷而褻國體平？」據此則當時所論三桂任官之不法，亦不過謂所轄雲貴省內缺官，任意指調他省及京朝之員充補，非他省缺官，三桂輒以遣員來補也。楊《疏》在順治十七年，雖其後三桂跋扈尚久，然天下之官有缺，何由報知滇省，而得據為選授之柄，終覺於理不近也。
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首請歸老遼東，以子之信留鎮粵，自率兩佐領之眾，及藩屬孤寡老幼自隨。時尚、耿二藩各有十五佐領，及綠旗兵六七千，丁口二萬。部議：盡移所部隨可喜歸遼東。將行，而三桂、精忠以七月間先後請撤藩，以探朝旨。朝議不敢決允，唯尚書莫洛等數人獨言宜撤，命議政王貝勒大臣會核，仍不敢決。聖祖特旨允二藩請，悉移遼東。分遣部院大臣入滇、粵、閩獎諭，並經理撤藩事。侍郎折爾肯、學士傅達禮至滇，三桂遂以十一月二十一日殺雲南巡撫朱國治反。折爾肯等被留，貴州巡撫、總兵以下皆降，雲貴總督甘文焜駐貴陽，聞變出走，為所屬叛將圍之，自刎死。十二月京師聞變，召還閩、粵所遣部臣，停撤尚、耿二藩。三桂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以明年甲寅為周王元年。時天下岌岌，京師亦有稱朱三太子謀放火舉事者，未及期，為同黨所首，獲數百人，首事者遁去，勘問以為奸民楊起隆所為，非真朱三太子，而朱三太子之名則自此遍中於人心。蓋自南明之亡，思明者無所系屬，乃始傳言明崇禎帝尚有第三子在人間，欲戴以起事者雖未辨真偽，然歷數十年而卒獲朱三太子其人，殺之而後心安焉。其有舉動則始於是。朝命削三桂爵，以順承郡王勒爾錦為寧南靖寇大將軍，討之，執三桂子額駙應熊下之獄。孔有德部眾尚在廣西，加其婿孫延齡撫蠻將軍，其故將線國安為都統，命鎮廣西，以恩結之。
明年春正月，三桂陷沅州，偏沅巡撫駐長沙，聞風已棄城遁，總兵吳之茂以四川叛應三桂，巡撫、提督皆降，四川盡陷。夷陵總兵徐治都赴援，退守防地。二月，三桂連陷湖南諸郡，直至岳州，湖南又盡陷。孫延齡亦以廣西叛。三月，耿精忠反，執福建總督范承謨幽之，巡撫降。襄陽總兵楊來嘉以谷城叛。先是，湖南、四川皆三桂分布黨羽，設援剿諸鎮地，至是響應甚速。四月，詔以分調禁旅遣將分防情形寄示平南王尚可喜，以籠絡之，蓋四藩中孔有德舊部亦已變，獨尚藩未動，可喜年老，決無意發難，將留此為南方一屏蔽。而是月則誅三桂子應熊，並孫世霖，削孫延齡、耿精忠職爵，示無所瞻顧。三桂聞應熊誅，驚曰：「上少年乃能是！」初倉卒起事，天下以三桂剿絕明後，無可假借之名義，僭號為周，人心非所屬。三桂至澧州，意頗前卻，至是推食而起曰：「事決矣。」耿藩既變，浙東響應，精忠既遣其將馬九玉、曾養性入浙，又遣白顯忠犯江西，所至土匪蜂應，江西尤甚。八旗勁旅與相持於中原，迭有勝敗，未能速進。朝廷通使於達賴喇嘛，欲借其力，號召信仰黃教之青海、蒙古，由西邊攻川、滇之西，發詔川、滇、黔諸省供應軍食，蓋以從亂之地餌蒙古軍。詔書刊十三年八月初三日，此詔不見《東華錄》，亦不見《史稿》敘其事日，蓋亦紛亂之拙計。其後達賴喇嘛並不出蒙軍，反以割地連和為請，朝議卻之。詔書見存北京大學史料室，可見當時應付之不易。是時赴浙應敵者，以康親王傑書為奉命大將軍，赴粵者以安親王岳樂為定遠平寇大將軍，防守陝西者，以尚書加大學士銜莫洛為經略。至十二月，陝西提督王輔臣又叛，經略莫洛死之。十四年二月，進陷蘭州。自此為三桂兵力所極。廣西則叛將馬雄時時窺廣東，尚可喜老病不能軍，子之信劫其父降三桂。於是諸藩之毒盡發。甘肅尚存張勇、王進寶諸將，能與相持，中原則旗軍督率地方文武漸有收復，為三藩禍既熾而地域有所限制，可與言恢復時矣。
十五年五月，撫遠大將軍圖海敗王輔臣於平涼，輔臣降，詔復其官，授靖寇將軍，立功自效，諸將弁皆原之，以此鼓叛者來歸之氣。時官兵各路皆捷，諸藩勢日蹙。十月，傑書師次延平，耿藩將耿繼美以城降，精忠遣子顯祚獻自鑄印乞降。精忠蓋亦效三桂所為，稱「總統兵馬大將軍」，蓄髮易衣冠，鑄「裕民通寶」錢。至是，獻其印降。傑書入福州疏聞，命復其爵，從征海寇自效。蓋時鄭成功子經尚據台灣，是時入閩、浙，不問清軍、耿軍守地，乘亂略取，陷漳州，海澄公黃芳度殉。亦逼建昌，耿藩守將耿繼善遁。朝廷因敕傑書速進，乘機下福州。十二月，尚之信使人詣簡親王喇布軍前乞降，且乞師，願立功贖罪。詔赦其罪，且加恩優敘。孫延齡為三桂將吳世琮所殺，踞桂林。十六年三月，以莽依圖為鎮南將軍，赴廣州。四月至南安。叛將嚴自明以城降，遂克南雄，入韶州。五月己卯，之信出降，命復其爵，隨大軍討賊。十七年，於時三桂已起事閱六年，自稱為周五年之三月朔，以地日蹙，援日寡，思建號以系從亂者封拜之望，用群下勸進，稱帝，改元昭武，以所在衡州為定天府，置百官，大封諸將，國公、郡公、侯、伯有差。頒新曆，舉雲、貴、川、湖鄉試，號所居曰殿，瓦不及易黃，以漆髹之，構蘆舍萬間為朝房。築壇衡山，行郊天即位禮。是時年六十七，老病噎，八月又病痢，噤不能語，召孫世璠於滇，未至而死。世璠抵貴陽，其下即擁嗣稱帝，改號洪化。當是時，巨魁既死，孤雛繼業，其下驍悍敢死之夫猶能奉以周旋。清軍聞三桂死，銳氣自倍，然與世璠軍戰，猶迭有進退，其強悍固結不易解散可知。三桂所用水師將領林興珠，先已降，朝廷封以侯爵，資其習水之用，乃收洞庭之險，急攻湖南。將軍莽依圖等徇廣西，吳世琮走死。西軍則張勇所用趙良棟，自略陽破陽平關，克成都，王進寶自鳳縣破武關，取漢中，進克保寧、順慶。鄂邊將軍吳丹、提督徐治都自巫山克夔州、重慶。湖南大軍貝勒察尼等迭取各郡縣，三桂所都衡州亦下。於十九年春，在湘之藩下諸將均歸貴陽就世璠，世璠令再擾川南，降將譚弘復叛，夔州再陷。朝命罷吳丹。以趙良棟盡護四川諸軍，與定遠平寇大將軍彰泰由湖南，平南大將軍賚塔由廣西，分三道入雲南。十月，彰泰克鎮遠，薄貴陽，世璠與其將吳應麒等奔還雲南。二十年正月，賚塔與彰泰兩軍會於雲南之嵩明州。二月，進攻雲南省城，並收雲南各郡縣，世璠拒守久不下。九月，趙良棟軍亦渡金沙江來會，良棟議斷昆明湖水道，速攻之。十月二十八日戊申，世璠自殺，次日，其將線 率眾降，戮世璠屍，傳首京師，所署將吏悉降。十二月丁酉，遣官行祭告禮。己亥，宣捷受賀。先是群臣請上尊號，不許。癸卯，乃上太皇太后、皇太后兩宮徽號，頒恩詔，赦天下。
三桂起事之年，聖祖年方冠。撤藩議起，事由尚可喜請歸老而由其子代鎮，非請撤也。部議遽以撤藩覆允，朝議兩歧，英主獨斷，實己定於此時。尚藩不求撤而已撤，吳、耿乃不自安，求撤以相嘗試，一旦盡允之。當日情事，於二十年十二月，群臣以大憝既除，請上尊號，聖祖召議政王大臣、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官，諭曰：「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請回籍，朕與閣臣面議，圖海言斷不可遷移。朕以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變，馴致不測，故決意撤回。吳三桂反叛，八年之間。兵民交困，倘復再延數年，百姓不幾疲敝耶？憶爾時，唯有莫洛、米斯翰、明珠、蘇拜、塞克德等言應遷移，其餘並未言遷移必致反叛，議事之人至今尚多。試問當日曾有言吳三桂必反者否？及吳逆倡叛，四方擾亂，多有退而非毀，謂因遷移所致。若彼時諉過於言應撤者，盡行誅戮，則彼等含冤泉壤矣。朕自少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撤，豈因吳三桂反叛遂諉過於人耶？賊雖已平，瘡痍未復，君臣宜益加修省，恤兵養民，布宣德化，務以廉潔為本，共致太平。若遂以為功德，崇上尊稱，濫邀恩賞，實可恥也！」王大臣等再以皇上一切調度，非臣等意慮所及，理應加上鴻稱以顯功德為請。復諭：「吳三桂初叛時，偽札煽惑，兵民相率背叛，此皆德澤未孚，吏治不能剔厘所致。今幸地方平靖，獨念數年之中，水旱頻仍，災異迭見，師旅疲於徵調；被創者未起，閭閻困於轉運，困苦者未蘇。且因軍興不給，裁減官員俸祿，及各項錢糧並增加各項銀兩未復舊。每一軫念，甚歉於懷。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潔，俾生民得所，風俗醇厚，教化振興，雖不上尊號，令名實多；如政治不能修舉，則上尊號何益，朕斷不受此虛名也。朕自幼讀書，覽古人君行事，始終一轍者甚少，嘗以為戒，唯恐幾務或曠，鮮克有終。宵衣旰食，祁寒盛暑不敢少間，偶有違和，亦勉出聽斷，中夜有幾宜奏報，披衣而起，總為天下生靈之計。今吏鮮潔清之效，民無康阜之休，君臣之間全無功績可紀，倘復上朕尊號，加爾等官秩，則徒有負愧，何尊榮之有？至於太皇太后、皇太后加上徽號，詔赦天下，理所宜然。其上朕尊號之事，斷不可行。」云云。所敘撤藩之初廷議情狀，及藩變以後歸咎情狀，皆見事由主斷。以圖海之威重，且不主張，親貴中亦絕無成見，唯受命出師，效其奔走之力，扼要屯駐，能守而後言戰。叛黨有來歸者，不吝爵祿，且實保全之，不輕斬刈，此不能不謂聖祖之有作為矣。
又觀其經亂討伐八年之中，朝廷舉措，極示整暇。其時天下士夫皆有望治之心，並無從亂之意。逸民遺老，亦早痛恨三桂之絕明，尤無人贊助藩變者。要亦聖祖善馭天下士夫，略舉其跡：十二年歲杪聞變發兵，而十三年二月，書：「上御經筵。」中間有皇子生、皇后崩等事；命將行師，又無日無之。八月再書：「上御經筵。」則典禮無廢也。九月朔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傅達禮等：「日講關係甚大，今停講已久，若再遲恐致荒疏，日月易邁，雖當此多事之時，不妨乘間進講。於事無誤，工夫不間，裨益人心不淺。爾衙門議奏。」院臣以幾務殷繁，間日一進講。上曰：「軍機事情，有間數日一至者，亦有數日連至者，非可限以日期，其仍每日進講，以慰朕拳拳向學之意。」
舉經筵，康熙朝自九年為始，十三年不因軍務而間斷，此可書也。而《史稿·本紀》，二月書：「上御經筵。」八月不書，九月朔乃書之，因諭「每日進講」。與《東華錄》不同。此《史稿》不明故事之誤也。經筵與日講，並非一事，九月無御經筵之理。因九月朔有「每日進講」之諭，而移並一處，望文生義，不可不訂正之。
十四年四月諭：「日講原期有益身心，增長學問。今止講官進講，朕不覆講，但循舊例，日久將成故事，不唯於學問之道無益，亦非所以為法於後世也。嗣後進講時，講官講畢，朕仍覆講，如此互相討論，庶幾有裨實學。」康熙間講學之風大盛，研求性理，此時已用熊賜履開其先聲，纂修經義，明習天文算學，皆於此開其端。以天子諄諄與天下通儒為道義之講論，實為自古所少，其足以系漢人之望者如此。而考其時勢，則正復黔、秦、蜀、湘盡陷，東南浙、閩、兩廣、江西蠢蠢思變，方於十三年歲杪議親征而未發之時，無論其為鎮定人心與否，要能無日不與士大夫講求治道，其去宦官宮妾蔽錮深宮之主遠矣。
十五年十月，命講官進講《通鑑》，以「前代得失有裨治道，撰擬講章進講。」覆奏從《綱目》中擇切要事實，首列綱，次列目，每條後總括大義，撰為講說，先儒論斷亦酌量附入。十六年，三藩盡叛，各地皆發之後，叛服之數曉然，兵事大有把握。三月諭翰林院掌院學士喇沙里：令翰林官將所作詩賦詞章及直行草書，不時進呈。上召至懋勤殿，親自披閱，以御臨書賜喇沙里。此又振興文事，為鴻博開科先聲，皆極得撫馭漢人之法。兵事實力在八旗世仆，人心向背在漢士大夫，處漢人於師友之間，使忘其被征服之苦，論手腕亦極高明矣！
故宮有聖祖巡幸出征時報告兩宮太后及訓示諸皇子之語，文理甚拙，字體亦劣，於康熙朝御書文彩或有假借。然南巡時對眾揮毫，傳布甚夥，斷非偽為；或道途手簡，轉是內豎等所代作，未可以此疑之。
是年五月初四日己卯，尚之信降。而是日諭大學士等：「帝王之學，以明理為先，格物致知，必資講論。向來日講，唯講官敷陳講章，於經史精義未能研究印證，朕心終有未慊。今思講學必互相闡發，方能融會義理，有裨身心。以後日講，或應朕躬自講朱注，或解說講章，仍令講宮照常進講。爾等會同翰林院掌院學士議奏。」尋複議：「講官進講時，皇上或先將《四書》朱注講解，或先將《通鑑》等書講解，俾得仰瞻聖學。講畢，講官仍照常進講。」據此則帝於講官所進講章，擬於未講之先，自將講章向講官先講，然後由講官再訂正之，複議未敢任此也，聖祖則可謂好學矣。自後日講時帝自晰經傳之旨極多，皆於進君子退小人，親賢遠佞之意，就聖賢之語有會而發，《東華錄》所載極多，不具錄。十七年正月，詔舉「博學鴻儒」。時三桂尚未稱帝，叛眾意尚堅，而海內士夫嚮往之誠，歌頌之盛，已視朝廷之舉動而日有加增矣。歷年巡幸之事，若行圍講武，巡近畿訪民疾苦，巡邊，謁陵，親祀明陵，親禾勸耕，每奉太皇太后以行，所至亦以講官從，進講不輟。其時關外勤樸之風未改，所經過無累於民，《實錄》累書其所幸，若士民之遊歷無異也。時西南戰事方急，中原及畿輔，已晏然向治如此。然都城北鄰蒙古察哈爾部，自太宗征服以後，林丹汗走死，其子額哲來降，得其傳國璽，念系元世祖嫡裔，封為親王，仍冠內蒙四十九旗之上。傳至布爾尼，當康熙十四年，征其兵助討藩變，不至，旋煽奈曼等部同叛。以多鐸孫信郡王鄂札為撫遠大將軍，圖海為副，討之，六閱月而平。《史稿》《圖海傳》：「討布爾尼時，禁旅多調發，圖海請籍八旗家奴驍健者率以行，在路騷掠一不問，至下令曰：『察哈爾，元裔，多珍寶，破之富且倍。』於是士卒奮勇，無不一當百，戰於達祿，布爾尼設伏山谷，別以三千人來拒，既戰伏發，土默特兵挫，圖海分兵迎擊，敵以四百騎繼進，力戰覆其眾。布爾尼乃悉眾出，用火攻，圖海令嚴陣待，連擊大破之，招撫人戶一千三百餘，布爾尼以三十騎遁。科爾沁額駙沙津追斬之，察哈爾平。」據此則滇亂年余時，又對察哈爾用兵，除調不附察之蒙旗赴討外，官軍主力，乃八旗家奴，則旗下正兵已盡發，可見南方軍事之棘。但所謂家奴，即屬包衣下人物，誘以利即成勁旅，又可見八旗風氣之悍勁。考《圖海傳》此文，舊史館傳所無，出李元度《先正事略》，李想自有本，今未能詳矣。
主撤藩者，親貴中無人，重臣若圖海，亦力持以為不可，莫洛等言之而聖祖用之，是廟謨先定，非群策也。統兵大將則皆親貴，然一蹉跌即召回，無始終其事者，則運用在一心，非倚辦於一二大將也。贊撤藩而出預軍事者，僅一莫洛，早為叛將所戕。明珠輩幸而言中，以此徼後來之寵。其時非有主持之力，聖祖隨材器使，疆臣中得李之芳能捍閩浙之患，蔡毓榮能收雲南會師之功。武臣中得西陲數將，張勇及王進寶、趙良棟，能與中原之師夾擊收效。是皆因事見材，非先倚此數人而舉其事。聖祖之平三藩，為奠定國基之第一事，少年智勇，確為事實。又能功成不自驕滿，力辭尊號，唯務講學，開一代醇厚之風，較之明萬曆以來，不郊、不廟、不朝，而邊將小小捕斬之功，無歲不宣捷頒賞，君臣以功伐自欺，以進號蒙賞，糜費國財，互相愚濫，其氣象何啻天壤之隔也。
鴻博開科，正在滇變未平之日，而其時文運大昌，得才之盛，至今尚為美談，非特當時若不知西南之未靖，即後之論世者，亦若置三藩為又一時事，而以己未詞科為清代一太平盛事。今為提出以時事相比論之，且應知己未詞科，純為聖祖定天下之大計，與乾隆丙辰之詞科，名同而其實大異，此論清事之一要點也。康熙十八年三月朔，試薦舉博儒之士一百五十四人於體仁閣，先賜宴，後給卷，頒題「璇璣玉衡賦」，省耕二十韻。讀卷官派大學士李爵、杜立德、馮溥，掌院學士葉方靄，凡四人。取中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入翰林，先已有官者授侍讀侍講，曾中進士者授編修，布衣生員以上授檢討，俱令纂修《明史》。其中理學、政治、考據、詞章、品行、事功，多有籠罩一代者。而其誓死不就試者為尤高，至更能有高名而不被薦，尤為絕特，若顧炎武是矣。是時高才博學之彥，多未忘明，朝廷以大科羅致遺老，於盛名之士，無不攬取，其能薦士者，雖雜流牽官，亦許呈薦。主事、內閣中書、庶吉士，猶為清班；若兵馬司指揮劉振基之薦張鴻烈，督捕理事張永琪薦吳元龍。至到京而不入試者，亦授職放歸，若杜越、傅山諸人。入試而故不完卷，亦予入等，若嚴繩孫之僅作一詩是也。蓋皆循名求士，大半非士之有求於朝廷。後來丙辰再舉大科，入試百九十三人，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補試二十六人，取一等一人，二等三人，試至兩場。二等授職，貢監只得庶吉士，逾年散館，有改主事、知縣者，而士以為至榮，且得士亦遠不及己未之品學。部駁三品以下所薦，不准與試，皆以資格困之，是士有求朝廷矣。故康熙之制科，在銷兵有望之時，正以此網羅遺賢，與天下士共天位，消海內漠視新朝之意，取士民之秀傑者以作興之，不敢言利祿之途，足以奔走一世也。此事宜與平三藩之時代參觀，彌見聖祖作用。
第三節 康熙妙取台灣省
三藩既平，國勢已振，而鄭氏猶踞台灣。東南濱海之地，禁民勿居，又禁出海之民，以為堅壁清野之計；仍時時有海警。八旗勁旅不習風濤，於此無能為役。自三藩既平，滿人思以功名自奮者，自然乘時會而生。台灣在臥榻之側，然唯漢人能圖之。成大功者姚啟聖、施琅二人，而世皆傳姚之功為施所掩。《國史》所紀，頗與私家所傳不盡合。而台灣之歷史，以前多不明了，茲悉約為辨正焉。
古書無台灣之名，而其地距福建之泉州絕近，豈得古沿海之人一無聞見？近柯先生劭忞著《新元史》，於《外國·琉求傳》後系論曰：「琉求，今之台灣。今之琉求，至明始與中國通，或乃妄傳為一，誤莫甚矣。」此說極是。史書中琉求有傳，唯《隋書》、《宋史》及《元史》。《隋書》云：「琉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隋建安郡，當今興、泉、漳、汀濱海諸郡地。又云：「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往，到琉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又往，撫慰不從，取其布甲而還。」《宋史》：「淳熙間，琉求人猝至泉州水澳、圍頭等村殺掠，人閉戶則免。」《元史》：「琉求在南海之東，漳、泉、興、福四州界內，澎湖諸島與琉求相對，亦素不通。天氣清明時，望之隱約若煙若霧，其遠不知幾千里也。西南北岸皆水，至澎湖漸低。近琉求則謂之落漈。漈者，水趨下而不回也。凡西岸漁舟到澎湖以下，遇颶風發作，飄流落漈，回者百一。琉求在外夷，最小而險者也。世祖至元末，遣使楊祥、阮鑒等往宣撫，以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自汀路尾嶼舟行，至是日巳時，海洋中正東望見有山長而低者，約去五十里，祥稱是琉求國，鑒稱不知的否。祥乘小舟至低山下，以人眾不親上岸，令軍官劉閏等二百餘人，以小舟十一艘載軍器，領三嶼人陳輝者登岸，岸上人眾，不曉三嶼人語，為其殺死者三人，遂還。四月二日至澎湖。」
據諸史所言，地望距泉、汀極近。自汀屬海嶼往，且不過一日可達，部署登岸，被抗而還，抵澎湖計亦不過一兩日程，其為台灣地無疑。至明洪武初所詔諭之琉球，則儼然舊國，與元以前所記無文字、無年歲、無疆理、無官屬者，文野迥異。國有三王，曰中山、曰山南、曰山北，皆以尚為姓，而中山最強。洪武五年正月，命行人楊載以即位建元詔去其國，自是隨使入朝貢，奉箋表無虛歲。三王迭來，且請子弟入國學。其距中國道里，據《清通典》，自福州五虎門出海，歷程一千七百里至其國。據《琉球國志略》，康熙五十八年遣使測量，琉球偏東五十四度，距福州八度三十分，推算徑直海面一千七百里，船行則福州至姑米山四十更，計二千四百里，回五十更，計三千里雲。與五日程之說大異，故曰《新元史》之說確也。《清一統志》尚以歷史之琉求為明以來之琉球，其敘台灣，莫詳於《國史·施琅傳》，琅疏言：「明季設澎水標於金門，出汛至澎湖而止。台灣原屬化外，土番雜處，未入版圖，然其時中國之民，潛往生聚於其間，已不下萬人。鄭芝龍為海寇時，以為巢穴。及崇禎元年，鄭芝龍就撫，借與紅毛為互市之所，紅毛遂聯結土番，招納內地民，成一海外之國，漸作邊患。至順治十八年，海逆鄭成功攻破之，盤踞其地。」據此，則台灣原為鄭氏巢穴，特距其地於土番之中，未有建置之規劃。至芝龍就撫於明，乃以台借紅毛，為互市所，則亦若澳門之於葡萄牙，本以為好而相假，非紅毛以力取之也。紅毛為其時西洋人之通稱，實為荷蘭國人。紅毛經營三十餘年，乃成一海外之國，成功乃以兵力逐久假不歸之荷蘭，又傳子至孫，奉明正朔者二十餘年。是則開闢台灣者始終為鄭氏。姚啟聖為清代平台首功。諸家記啟聖事，謂生於鄭芝龍起事之歲，至年六十而台灣鄭氏亡，啟聖亦卒，以為天特生啟聖與台灣相終始。啟聖生明天啟四年甲子，芝龍入台即在是年，至崇禎元年即讓與紅毛而身就撫，是據台不過四年，且無海外立國之計，一招即受撫，其不重視台可知也。此既名為台灣以後之歷史也。
姚啟聖人奇事奇，輕俠豪縱，為路人可以殺人報仇，恤人患難，可以不自顧其身命；以犯法亡入旗。在明末本為浙江會稽籍諸生，入旗後中康熙二年旗籍第一名舉人，出為縣令，多奇特之行。康親王傑書統兵討耿精忠，啟聖從立功，洊升至福建布政使，尋擢總督。台灣鄭經，即成功子，閩亂以來，屢侵略福建沿海郡邑，其將劉國軒尤能軍。啟聖御之，連復所侵地，遂以收全台為己任，開修來館以納降，不惜金錢重賄，多行反間，以攜其黨。不終歲，將士降者二萬餘人。又請前被裁之水師提督施琅，以百口保其復任。施琅者，泉州晉江人，雄傑習于海，故隸芝龍部。芝龍降於貝勒博洛，琅族叔福從之；琅從成功招，留為明用。既而與成功不相得，遁歸福所。琅父大宣及弟顯，俱為成功所殺。琅既歸新朝，久之無所遇，歸居泉州。順治十一年十二月，朝命鄭親王世子濟度為定遠大將軍征成功，入泉州，拔琅從軍。十二年，成功攻福州，琅擊卻有功，授同安副將，進總兵。康熙元年，擢水師提督。時成功已死，子經統其眾。琅累戰有功，加右都督，授靖海將軍。康熙七年，密陳鄭氏克取狀，而部議難之，且以為疑，遂裁水師提督，召琅入為內大臣，隸鑲黃旗將軍。十六年，復水師提督，啟聖累保琅，未用。二十年，鄭經又死，子克塽幼。內閣學士李光地亦奏保琅，乃復任琅為水師提督焉。
先是，鄭氏已屢敗，盡棄閩省海邊地，並海壇、金門、廈門等群島。鄭氏之眾，悉歸台灣。旗軍在閩無所用，啟聖使客說耿精忠自請入朝，亦勸康親王傑書請班師，悉其供億之費，從事平台。時鄭克塽襲稱延平王，而事皆取決於其下劉國軒、馮錫范。琅以國軒最悍，時方守澎湖，計一戰破之，則台灣可不戰下；遂以二十二年六月攻澎湖，力戰克之，國軒遁歸台灣，克塽及錫范等果震懾乞降。琅以八月率師入台受降，克塽及國軒、錫范以下皆出降。琅由海道專奏捷，而啟聖則馳驛入奏，遲琅奏二十日而達。聖祖得捷音甚喜，立封琅靖梅侯。啟聖以積年經畫之勞，賞竟弗及。會啟聖又奏言「廟謨天定，微臣無力」，聖祖益疑其有怨望意，未幾啟聖以疽發背卒。卒後，尚論之士多有為啟聖鳴不平者，因於琅有貶辭。其實為國立功，琅與啟聖所見自同，唯其奏捷取巧，受爵不讓，有攘功之跡，掠賞之情，亦可議者。其論台灣之善後，朝議主遷民棄地不設守。李光地為泉州產，於此役頗自謂有所參預，聖祖亦以其曉事，詢問之。光地尤主張招紅毛畀以其地，此見光地自撰《語錄》及《年譜》；聖祖不納。琅疏爭其事，略言：「順治十八年，鄭成功攻紅毛破之，踞台灣地，窺伺南北，侵犯江、浙，傳及其孫克塽，積數十年。一旦畏天威，懷聖德，納土歸命，以未辟之方輿，資東南之保障，永絕海邦禍患，人力所能致之。若棄其地，遷其人，以有限之船，渡無限之民，非數年難以報竣。倘渡載不盡，竄匿山谷，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也。且此地原為紅毛所有，時在垂涎，乘隙復踞，必竊窺內地，重以夾板船之精堅，海外無敵，沿海諸省，斷難晏然。至時復勒師遠征，恐未易見效。如僅守澎湖，則孤懸狂洋之中，土地單薄，遠隔金門、廈門，出足不受制於彼，而能一朝居哉！部臣蘇拜、撫臣金鉉等，以未履其地，莫敢擔承。臣伏思海氛既靖，汰內地溢設之官兵，分防兩處，台灣設總兵一、水師副將一、陸營參將二、兵八千，澎湖設水師副將一、兵二千。初無添兵增餉之費，已足固守。其總副參游等官，定以二三年轉升內地，誰不勉力竭忠！其地正賦雜糧，暫行蠲免。現在一萬之兵，仍給全餉，即不盡資內地轉輸。蓋籌天下形勢，必期萬全。台灣雖在外島，實關四省要害，無論耕種猶資兵食，固當議留；即荒壤必借內地挽運，而欲其不為紅毛，亦斷不可棄。棄之必釀成大禍，留之誠永固邊隅。事關封疆重大，伏祈乾斷施行。」疏入，下議政王大臣等議，仍未決。總督啟聖從琅議。上召詢廷臣，大學士李霨是琅；尋侍郎蘇拜亦請從琅，與啟聖同議，請設總兵等宮及水陸兵，並設三縣、一府、一巡道。上允行。蓋成琅之美者啟聖也，琅實負啟聖，啟聖何嘗忌琅。其卒於是年，亦壽數適然耳；必謂憤郁致死，不淺之乎論啟聖哉！琅又疏言：「克塽納土歸誠，應攜族屬，劉國軒、馮錫范應攜家口，同明裔朱恆 （《小腆紀傳》作魯世子桓）等，俱令赴京。其武職官一千六百有奇，文職官四百有奇，應候部議。降兵四萬餘人，或入伍，或歸農。」詔授克塽公銜，國軒、錫范伯銜，俱隸上三旗；其餘職官及朱恆等，命於附近各省安插墾荒。旋授國軒天津總兵。終清之世，鄭氏之後及國軒、錫范，皆以世襲佐領，轄其所屬，至清亡乃止。
第四節 治民先要治河
河患恆在大亂之後，兵事正殷，無能顧及此事也。清興，治河有名者，世祖時即用楊方興、朱之錫二人，先後為總河。其時無所謂科學，方法皆得之工人之經驗。其為治河名臣者，第一系廉潔，第二即勤懇。廉潔則所費國帑，悉數到工；勤懇則視工事為身事，可以弭河患者無不留心，除力所不及外，不至以玩忽肇禍。有此二者，其收效恆在徒講科學者之上，蓋雖精科學，仍當以廉潔勤懇為運用科學之根本也。方興、之錫皆足以當之。順治元年五月，攝政王兵始入京。六月，遣王鰲永招撫山東、河南。七月即命方興總督河道。十四年乞休還京師，所居僅蔽風雨，布衣蔬食，四壁蕭然。代者即之錫，亦任十年，至康熙五年卒官。時總督朱昌祚奏之錫遺績言：「之錫治河十載，綢繆旱潦，則盡瘁昕宵；疏浚堤渠，則馳驅南北。受事之初，河庫儲銀十餘萬，頻年撙節，見今財庫四十六萬有奇。及至積勞攖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請告，北往臨清，南至邳、宿，夙病日增，遂以不起。」此皆述其實，非溢美也。徐、兗、淮、揚間頌之錫惠政，相傳死為河神。乾隆時，高宗巡視河工，順民意封「佑安助順永寧侯」神號，春秋祠祭，民稱之曰朱大王雲。後數年乃得名河臣靳輔。輔任總河在康熙十六年，時吳三桂叛，諸藩、諸降將響應，兵事極棘，河道不治，先後潰決，淮、黃交病，水浸淫四出，下河七州縣淹為大澤，淮水全入運河，清口涸為陸地。十六年略有轉機，中原已無動搖之象，而輔以先任皖撫，帝獎其實心任事，急欲治河，遂授為河道總督。輔到官，即周度形勢，博採輿論，為八疏同日上之。議疏下流，治上流，塞黃、淮各處決口，規劃甚備。又議經費所出，計需銀二百十四萬八千有奇，應令直隸、江南、浙江、山東、江西、湖北各州縣借征康熙二十年田賦十之一，工成後由淮、揚被水田畝涸出收穫，及運河通行經過商貨徵稅補還。又議裁併冗員，明定職守，嚴河工處分，諱決如諱盜例。又議官吏工成優敘。複議工竣後守堤兵役。期二百日畢工，日用夫十二萬三千有奇。當時工料之賤如此。而廷議以軍興難其事，謂募夫太多慮擾民。帝命輔熟籌，乃寬其期限為四百日，運土改用車馱，募夫可減至四之一。廷議允行。於是治河始有徹底之計劃。十八年，如期工竟，急謀增賦，議淮、揚已漸有涸出地苗，除丈量還民外，余田可行屯田法。時論以為有礙民業，乃不直輔，而所修之工亦有小決處，河水亦未盡復故道，輔自請處分。部議當奪官。帝命輔戴罪督修。部又以決口議令輔賠修，帝以賠修非輔所能任，不允。此皆帝之能用才，不聽有司以文法困之也。既而議者謂：「下河被水，輔乃築堤堵水不使下，何不就下河浚使出海，而反蓄水於高處，既徒拂就下之性，又以下河所涸地，規屯田之利以病民。」劾輔甚厲。劾之者皆正人，若于成龍、湯斌皆是。帝詢淮、揚仕京朝者，侍讀喬萊等亦右成龍。而輔堅持堵築，謂下河不可浚使出海。帝意不能不從眾議；令侍郎孫在豐董浚口之役，發帑二十萬專任之，總河仍任輔。輔言：「下河形如釜底，近海轉高，浚之水不能出，徒令海水倒灌為患。」持之甚堅。言官劾輔請加罪，至比之舜之殛鯀，又言屯田累民，並及其幕客陳潢，罪狀無所不至。御史郭琇既劾輔，同時劾大學士明珠，直聲震天下。而劾明珠疏亦及輔，以故輔之功罪，時論頗不定，至今紀載中尚然。帝諭廷臣：「輔挑河築堤，漕運無誤，不可謂無功；屯田事亦難逃罪。近論其過者甚多，人窮則呼天，輔不陳辯朕前，復何所控告耶？」時在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帝御乾清門，召輔與成龍、琇等廷辯，輔、成龍於築堤浚口各持所見不相下，琇獨言輔屯田害民。輔引咎，遂坐罷，諸右輔者並降謫有差，陳潢亦坐譴。
清初治河，必兼治運。元明以來，建都在北，而糧從南來，運道獨恃一水。運河絕黃河而北，故治河必先顧運，視今海陸皆有輪軌為交通情形迥異，故瞻顧尤多。輔既治河，又以漕運向有河運一節；蓋清口而上，漕艘行黃河中有百八十里，乃再入運。輔以避風濤之險，自駱馬湖鑿渠，歷宿遷、桃源，至清河仲家莊出口，名曰中河。對清口僅行黃河數里，即入中河，直達張莊入運。此與明初陳瑄鑿清江浦導水由管家湖入鴨陳口達淮謂之清口者，為淮南北兩大功。當築堤浚口兩論未定以前，先有此通漕成績，故不獲罪。後在豐浚口功卒不就，成龍等亦皆認主張之非。三十年，帝復思起用輔，而輔以老辭矣。帝於三藩平後，即親視河南巡。二十三年、二十八年兩次南巡，皆閱河，益獎諭輔。及是，帝言：「朕聽政後，以三藩及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宮中柱上，至今尚存。」河務不得人，必誤漕運，及輔未甚老而用之，亦得紆數年之慮。仍命為總河，輔辭，疏請前此繕治所未竟者數事並疏請復陳潢宮，並起用前坐累同貶之熊一瀟、達奇納、趙吉士三人。旋卒，賜祭葬，諡文襄。帝之治河，謂能一勞永逸，非也，然愛惜人才，曲盡眾論，有疑義則身臨決之，一時理想之說，朝野沸騰，未嘗熒聽而輕罪爭執之人，兢兢業業於武功告成之後，在帝尚為盛年，而持重有為若是，可謂有道之氣象矣。陳潢者，杭州才士，輔過邯鄲呂祖祠，見題壁詩署潢名，異之，蹤跡得潢，禮之入幕，輔所建白，多自潢發之。帝首次南巡閱河，問輔必有通今博古之人為佐，以潢對。後輔疏言潢佐治十年勞，授潢僉事道銜。郭琇劾輔連及潢，逮至京卒。後以輔疏請復其官。生平言河務，有友人張靄生次而述之，為《治河述言》十二篇。聖祖為閱河而始巡幸，亦與高宗之侈游觀勞供頓者有不同焉。
第五節 蒙古的綏服政策
內蒙四十九旗，早服清。漠北三汗，猶以前代帝族自居，其預朝覲會盟之事，在康熙中葉以前，間以例貢邀賞，略如前代中外對抗意。聖祖不輕啟邊釁，亦未有相圖意也。三汗者，元順帝後達延車臣汗為蒙古退出塞外後中興之汗，自漠北入居漠南，蓋明初擯蒙古於漠北，至是乃復近塞。有子十人，其四入漠南，子孫占內蒙四十九旗之大半。第八子格埒森札，留故土，號所部曰喀爾喀，析眾萬餘為七旗，授子七人領之，分左右翼。長子阿什海之後長右翼，所部尊之曰札薩克圖汗。第四子諾諾和長左翼，其後尊為土謝圖汗。又有第五子阿敏都喇勒後，尊為車臣汗，地在瀚海以北，漢唐兵力盛時所不能有，為元都和林所在，古北匈奴之王庭也。左翼復有諾諾和之第四子圖蒙肯，以尊奉黃教為西藏達賴喇嘛所喜，令所部奉之視三汗，是為中路賽因諾部。康熙時尚未定襲號，喀爾喀尚只有三汗，而實分為四部。太宗崇德初，以察哈爾平，漠南悉定，遣使宣捷於喀爾喀。喀爾喀來聘，厚賚之。旋貢裘、馬等物來謝，詔定製歲獻白駝一，白馬八，曰九白之貢。此亦蒙古以土物邀賞於中國之慣例，不足言內向也。順治間，掠內蒙巴林部，中朝責之，令歸所掠人畜，不奉詔。歷十年始請盟，詔賜盟宗人府，羈糜而已。喀爾喀西鄰厄魯特蒙古，乃明之所謂瓦喇。瓦喇時稱衛拉特，分四部：曰準噶爾，曰杜爾伯特，曰土爾扈特，曰和碩特。準噶爾踞伊犁，勢張甚。康熙中，其酋長噶爾丹，自立為準噶爾汗，襲取青海和碩特部，兼有四衛拉特，復南摧回部城郭諸國盡之，轉而北，思並喀爾喀。會喀爾喀左翼土謝圖汗攻右翼札薩克圖汗，殺汗而奪其妾，三部內訌，中朝方遣使偕達賴喇嘛之使為之和解，而噶爾丹亦使其弟入喀爾喀，故激土謝圖汗之怒，汗執殺之，噶爾丹遂借詞報復，喀爾喀又不設備。二十七年夏，噶爾丹突襲土謝圖汗，汗名察琿多爾濟，拒戰大敗。時中朝遣使赴俄羅斯勘界，路經外蒙，喀爾喀乞援，因揚言中國有專使來助己。噶爾丹亦具書來，使臣以好語兩釋之。噶爾丹知中朝無干涉意也，進兵益急，遍躪三汗地，諸部皆奔潰，謀所向，請決於所奉大喇嘛。大喇嘛時為土謝圖汗察琿多爾濟之弟，其名號謂之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圖克圖者，活佛之弟子，亦崇拜為佛者也。諸部意將近投俄羅斯，呼圖克圖言：「俄不奉佛，俗尚言語服色皆相距遠，莫若全部內徙，可邀萬年之福。」眾從之，於是七旗舉族款塞內附，帝命尚書阿喇尼等，迭發歸化城及獨石、張家二口倉儲，並賜茶、布、牲畜十餘萬以贍之，使借牧科爾沁地。
帝既受喀爾喀降，噶爾丹亦遣使來貢，訴士謝圖汗殺其弟，釁由彼啟，上為責土謝圖汗而敕反其侵地。噶爾丹既兼有回部、青海、漠北，驅蹇不奉命，要求執送土謝圖汗及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乃罷兵西返，帝不許。達賴喇嘛以奉中朝命，遣使往諭噶爾丹，為喀爾喀講好。達賴使來，亦傳達賴意，執送其仇土謝圖汗及哲布尊丹巴，可以圖成，且由己保其安全，帝亦不允。往復甚久，至二十九年五月，噶爾丹以追喀爾喀為名，選銳東犯，清廷所遣尚書阿喇尼以蒙古兵御之，令喀爾喀眾居前，又為所敗，遂乘勝入內蒙地。六月，帝下詔親征，命兄裕親王福全為撫遠大將軍，皇長子胤禔副之，領左翼出古北口；弟恭親王常寧領右翼，為安北大將軍，出喜峰口。右翼遇敵烏珠穆沁部地，地在古北口東北九百餘里，戰不利，敵遂越烏珠穆沁而南，至烏蘭布通，距京師止七百里，與左翼遇，敵以萬駝縛足臥地，背負箱垛，蒙以濕氈為障，士卒於垛隙發火銃，謂之駝城。清軍隔河以炮擊駝多斃，陣斷為二，步騎爭先陷陣，遂破其壘，敵遁而帝舅內大臣佟國綱亦戰歿，帝於先數日亦因病迴鑾。噶爾丹又遣西藏濟隆胡土克圖來乞和，帝所遣康親王傑書出歸化城截敵歸路者，因其乞和，奉裕親王檄不復邀擊。明年，帝出塞，至多倫泊，受喀爾喀各汗各台吉朝，編審旗分，與內蒙四十九旗同列。親諭喀爾喀左右兩翼釋憾，特封前被土謝圖汗所殺札薩克圖汗沙喇之親弟策旺札布為和碩親王，代領部眾，仍襲汗號，以慰安之，即免土謝圖汗擅殺之罪，使歸於好。三十一年，立火器營，以用兵征噶爾丹，唯大炮能制勝也。噶爾丹又奏請不敢復乞致土謝圖汗，唯哲布尊丹巴為達賴喇嘛弟子，乞送達賴所，達賴使人助之請，帝皆不許。時達賴第五世實已死，其第巴喇嘛所置之行政官。名桑結者，秘不發喪，矯達賴之命行事，與噶爾丹相比昵。噶爾丹陽恭順中朝，與達賴請上尊號，既卻之，又屢書索仇人，陰遣使令內蒙各部叛歸己，內蒙以聞。帝以二十九年之役未得志，密令內蒙諸部偽許內應以誘之。三十四年，噶爾丹果南掠，臨漠南，久踞不去。三十五年正月，帝復下詔親征。二月啟行，帝率禁旅由獨石口出中路，以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東三省兵出東路遏其沖，歸化城將軍費揚古（即世祖董鄂妃之弟）。甘肅提督孫思克（明王化貞部下叛將孫得功之子），率陝、甘兵出寧夏西路邀其歸。噶爾丹畏中國火器，乞援於俄羅斯。俄新與中國定界約和，不許。中路軍逼敵境，東路軍未至，西路軍亦言敵盡焚草地，迂道秣馬，糧運又阻雨，士馬餒困，乞上援軍以待。大臣有請迴鑾者，帝怒不從，疾趨克魯倫河，遣使告噶爾丹駕至。噶爾丹不信，登山望見黃幄龍纛，環以幔城，又外為網城，軍容山立，大驚拔營宵遁。翌日，大軍至河，北岸已無一帳，渡河追之，不及。命內大臣明珠盡運中路糧以濟西師，西師已入土謝圖汗部地，抵土拉河上之昭莫多。譯言謂多樹之地。噶爾丹謂精銳畢集御營，西師來者必較易與，費揚古亦以羸師誘之，設伏於林木中，孫思克先以綠旗兵據高阜與戰，敵仰攻甚久，伏兵起，敵敗潰，乘夜追之，至天明收軍，斬降數千，獲駝馬牛羊廬帳器械無算，噶爾丹妻阿努戰死，噶爾丹以數騎遁，帝親撰銘勒察罕拖諾山及昭莫多之山而還。
噶爾丹之為準噶爾汗也，繼其兄僧格之位。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及索諾木喇布坦。噶爾丹奪策妄阿喇布坦之妻，又殺其弟索諾木喇布坦，策妄阿喇布坦因率兵五千而逃。後噶爾丹往烏蘭布通，策妄阿喇布坦盡收噶爾丹之妻子人民而去，遂居回部吐魯番地。康熙三十年，遣侍讀學士達虎齎敕由嘉峪關往吐魯番頒賞。明年九月，又奉旨差員外郎馬迪往，至哈密，為噶爾丹遣屬下戕殺。噶爾丹留外蒙久，日思內犯，策妄阿喇布坦潛收準噶爾故地。噶爾丹當襲殺馬迪之後，尚有具奏，言：「前為澤卜尊丹巴、土謝圖汗陳奏三言，乞以一言為定。初意即欲仰請宏仁，發回七旗於故上，因地方既遠，糧食不足，且未歸之前，凡所留輜重，俱被策妄阿喇布坦劫去，諸物無存。今唯恃達賴喇嘛之恩，得以安集。謹將從前遲久之處，遣使陳奏，請敕裁斷。」云云。當是時，噶爾丹尚以索畀仇人為言，而其故地為策妄阿喇布坦所劫，亦明知朝廷一再通使，無可隱諱，轉以此為所以不能遽離外蒙之故，要亦情見勢絀矣。達虎之往，據諭文謂：「聞彼叔侄不睦，故遣達虎往問其故，策妄阿喇布坦請朕加恩，故遣馬迪復往頒賜。」蓋聖祖偵敵甚悉，早有仇噶爾丹之人，與清廷通使往來，因知准部之根本。又噶爾丹之伎倆，亦經嘗試，積年籌計，固知親征一舉，先聲即足以奪之。大臣猶以婦人女子之見，勸沮不前，其智固出人君下矣。噶爾丹既怯于禁旅，猶冀逞志於偏師，而費揚古、孫思克俱能不負閫寄，一戰而勝，此則命將之不謬，噶爾丹已無施展之餘地。嗣是回部迭來輸誠，欲復其被奪之地，請與策妄阿喇布坦合謀擒噶爾丹。噶爾丹亦遣使乞降，窺覘朝旨，帝限以七十日，過此即進兵。三十六年正月，已逾七十日，再詔親征，哈密已執噶爾丹之子來獻。二月啟行，啟行之日，哈密又擒戕害使臣馬迪之兇手來獻。噶爾丹所部厄魯特亦先後來降，益知噶爾丹困極，掘草根為食，雖然終不自歸，其倔犟不屈如此。而帝之勝算在握，則固絕無疑義。四月，至狼居胥山，方命迴鑾，費揚古奏：「厄魯特丹濟拉等來告，閏三月十九日，噶爾丹至阿察阿穆塔台地方，飲藥自盡，以其屍及其女鍾齊海共率三百戶來歸。」帝復勒銘於狼居胥山而還，朔漠平。至京師，御門受賀，始用古太學告成禮，蓋有志於文治武功，並降三代，亦不自滿假之道也。而喀爾喀盡復其故牧地，且擯衛拉特於阿爾泰山之外，漸開唐努烏梁海及科布多之境，於三汗所部以外，於此時則為甌脫地焉。匈奴自古天驕，元時入居中國則有之，令其誠服內向，前無有也。策妄阿喇布坦絕噶爾丹之歸路，乘中國之兵力，而又自恃其險遠，盡占準噶爾故土，數十年後，再為中國之邊患。
《聖武記》謂準噶爾汗僧格死，其弟噶爾丹殺僧格長子而自立，其次子策妄那布坦與其父舊臣七人逃居吐魯番。其說微異。僧格與異母兄車臣及卓特巴巴圖爾爭屬產被殺，噶爾丹，乃僧格同母弟，已為僧，事達賴喇嘛於唐古特，奉達賴命歸轄其眾，執車臣戕之。後殺僧格次子，而策妄阿喇布坦居長，因所聘妻與噶爾丹妻阿努為女兄弟，噶爾丹奪之，乃率所部逃吐魯番。又《聖武記》言噶爾丹可敦。阿奴被炮斃於昭莫多之戰，稱其「顧皙敢戰，披銅甲，佩弓矢，騎異獸，似駝非駝，精銳悉隸麾下。」此亦附會小說《狼主家風》，未必事實。殷化行《西征紀略》敘昭莫多戰雲「噶爾丹及其妻阿努娘子等皆冒炮矢，舍騎而斗，鋒甚銳」云云。則此戰阿努實偕，阿努前為策妄阿喇布坦所掠，康熙三十年，達虎之使吐魯番，正奉命通問於策妄阿喇布坦及阿努二人。後阿努歸噶爾丹而復死於陣。鍾齊海即阿努所生，阿努許嫁其女於其弟噶爾直多爾濟，噶爾直多爾濟自聞於清廷，《東華錄》具載之。要之噶爾丹內情，帝得厄魯特報告甚悉，三駕親征，乃知彼知己，戰必勝攻必克之事。聖祖留心邊事，過於朝士大夫，可謂明矣。當時紀載，侈其若何靈異，若何神武，過甚其詞，或未可信。
第六節 清軍進藏
西藏本名唐古特，亦作土伯特，蓋即唐宋時所謂吐番，元明始謂之烏斯藏，距印度近，俗喜浮圖法，經教至多。元世祖封其高僧八思巴為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後嗣世襲其號，西藏遂為佛教宗主。明承元舊，其始亦借其教以化俗，尊中國，為行政之便宜而已。中葉以後，所授西天佛子、灌頂國師，錯居京師，頗亦亂政。然中國封號，為藏僧承襲，朝貢互市，保世職為土司，終明世不為邊患，則馭控之本意亦未為有失。其實藏中佛法，在明時已成末路，所持密宗，為吞刀吐火以炫俗，彼土自行宗教改革早在明中葉以前。僧宗喀巴者，生永樂十五年丁酉，由西寧入藏，得道於甘丹寺，年六十二，成化十四年戊戌示寂。初亦紅農習舊教法，既以改革師巫流弊為己任，即會眾自黃其衣冠，乃分別舊教為紅教，而新教稱黃教焉。死時遺囑二大弟子，世世轉生，稱「呼畢勒罕」，演大乘教。呼畢勒罕，華言化身也。二弟子：一曰達賴喇嘛，二曰班禪喇嘛。喇嘛華言「無上」。其以二喇嘛傳法者，易世互相為師，有所傳授也。呼畢勒罕，蓋皆死而自知其所往生，常在輪迴，本性不昧，弟子輒迎而立之。觀清一代喇嘛之史實，則亦可知其為國家之作用矣。達賴一世敦根珠巴本為王子，受宗喀巴衣缽，若如來之舍位出家，法名為羅倫嘉穆錯，既得道，仍以教主作人王，為藏眾所宗仰。二世以下，分設理事之佐曰「第巴」等，助教之弟子曰「胡土克圖」。時當明正德中，名聞中國，謂能知三生事，人稱活佛，帝慕願見之，命中官劉允乘傳往迎，閣部科道交諫不聽，珠啡為幡幢，黃金為供具，鑄金印，具犒賞，罄竭庫儲，攜鹽、茶數十萬石，行內江船舶亘二百餘里，沿途支官廩驛馬，供張將士千餘人，所過疲睏，往返期以十年，為迎取供養之地。既至藏，達賴避不見，將士怒，脅以威，為其眾所敗，寶貨器械盡失，死傷狼藉。允奔還，戒部下勿言，以空函馳奏，而武宗則已崩矣。世宗既立，旋且奉道而毀佛，世又以喇嘛為有先見。三世鎖南嘉穆錯（《明史》作鎖南堅錯），由順義王俺答迎奉至青海，勸其自通中國，時當萬曆初，中國始知有活佛，於是紅教舊封諸法王皆俯首稱弟子，改從黃教。諸部數萬里，熬茶膜拜，視若天神，諸王徒擁虛位，號令不行，實權在宗門。而河套、青海、蒙古亦守其戒，不為鈔暴，西邊安枕五十餘年，亦佛教之效。清初太宗崇德間，由歸服之蒙古居間通使，烏斯藏東界連青海，亦唐古特同族，明為西番地。明末厄魯特蒙古和碩特部顧實汗以兵吞青海，並及烏斯藏之喀木地（喀木今稱西康）。達賴居前藏曰衛，而舊襲王位曰藏巴汗者居後藏。時為達賴四世雲丹嘉穆錯，其第巴復乞兵於青海顧實汗，擊藏巴殺之，顧實汗遂以班禪居後藏，而遣長子達延居藏轄其眾，號鄂齊爾汗，第六子多爾濟佐之，號達賴巴圖爾台吉。世祖統一中國，二喇嘛迭來貢獻，順治九年來朝，奏請在歸化城或代噶覲見，蓋欲帝遠迎。下廷臣議，滿大臣請無失蒙古心，漢大臣爭以為不同，世祖從漢大臣議。十三年，西藏闡化王來貢，詢系第巴冒稱。闡化王自明初為唐古特國主，為藏巴所破，已隸於藏巴，藏巴又被戕，乃由顧實汗以闡化王給第巴。詔詰第巴罪，時主藏事者實為顧實汗之子鄂爾齊汗。康熙九年，鄂爾齊汗卒，子朋素克嗣，號達賴汗。十三年，吳三桂既叛，諭達賴喇嘛：「若三桂竄藏即擒獻。」喇嘛奏稱：「若欲徵兵，可召青海達賴巴圖台吉相援。」達賴巴圖台吉即達賴汗也。清廷為傳諭滇、蜀備青海兵到供應，而青海兵不赴，達賴反為三桂乞裂土罷兵，聖祖拒之，此達賴在日，政由第巴。自明末召青海兵入戕藏巴而握全藏實權，至是皆喇嘛昏庸，第巴專擅之時代也。二十二年而達賴示寂，以後遂為第巴諱不發喪，稱喇嘛名號行事，殘喀爾喀，袒噶爾丹，以致噶爾丹就滅。凡朔漠之役，清廷命達賴和解而益決裂，噶爾丹輒挾達賴以要索土謝圖汗及哲卜尊丹巴喇嘛，達賴有所奏請，皆不便於事，敕責之。達賴尋奏乞給第巴爵，詔封第巴為唐古特國王。三十五年親征噶爾丹，俘降眾，得第巴奸狀，敕責第巴，第巴疏稱，「達賴喇嘛尚存」，而別令其使尼麻唐呼圖克圖密奏：「達賴示寂，恐唐古特生變，故隱之，今第六世繼體已十五年，乞勿遽宣。」帝遣使往視新達賴喇嘛，嚴詰第巴罪，第巴具服。帝諭獎達賴汗，達賴汗遣使賀捷，並遣子拉藏內附。未幾，達賴汗卒，拉藏嗣。第巴惡拉藏，計毒之不死，拉藏執殺第巴。奏至，敕封拉藏輔教恭順汗，諭獻第巴所立達賴喇嘛。使至，策妄阿喇布坦亦遣人往迎。拉藏兩不遣，帝諭近臣：「蒙古奉佛，有達賴喇嘛名，皆皈向之，倘為策妄迎歸，則蒙藏皆向彼矣，然拉藏必終執獻朝廷也。」既而果執獻，而此喇嘛道死。
策妄阿喇布坦自噶爾丹既死，盡收準噶爾故地，聖祖以其有絕噶爾丹後路功，劃阿爾泰山以西予之。策妄乃盡效噶爾丹所為，漸圖吞四衛拉特為一，先取土爾扈特阿玉奇汗女，而離間其父子，其子攜眾萬五千戶至，沒入之，復阻其貢道，禁其入藏熬茶，阿玉奇遂全部投俄羅斯而土爾扈特歸策妄矣。杜爾伯特本與準噶爾同族，皆明時也先之後，分牧而為所屬。復潛師入藏，襲殺拉藏汗，又並在藏之和碩特部，時在康熙五十六年，而西藏又為準部所據矣。是時乃有達賴喇嘛之具呼畢勒罕發見。當四十五年，拉藏汗之獻偽喇嘛而死於道也，藏中復立博克達山之阿旺伊什嘉穆錯為達賴喇嘛，而其時里塘有名索諾木達爾札者，生子名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幼而慧，唐古特眾及青海諸台吉敬事之。拉藏汗以已執獻一達賴，又扶立一達賴，不欲復有達賴出，將殺之，索諾木達爾札襁負走免。青海諸台吉爭言拉藏不辨真偽，拉藏挾班禪喇嘛共證其所立之達賴為真，且謂青海諸台吉所共信，請給冊印，詔即封之，事在四十九年三月。青海台吉白拉藏辭誣，爭不已，清廷乃諭徙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置內地，以其父護之，居西寧宗喀巴瘞胞衣地之黃教祖寺。及五十六年，策妄阿喇布坦襲殺拉藏，禁所立之達賴於札克布里廟。明年，事聞，詔西安將軍額倫特赴援，侍衛色棱宣諭青海蒙古以兵來會。甫入藏，為準噶爾兵潛出大軍之後，截餉道，師遂潰，盡覆焉。於是青海蒙古憚進藏，慫恿罷奉達賴羅卜藏噶勒藏嘉穆錯，奏言隨地可安禪榻，興大兵恐擾眾，王大臣皆懲前敗，不決進兵議。聖祖命皇十四子固山貝子允禵為撫遠大將軍，四川巡撫年羹堯為四川總督，仍管巡撫事，旋諭議政大臣等：「新胡必爾汗（此從《東華錄》，即呼畢勒罕。）奏稱：『各處俱有禪床，皆可安設，若為我興兵，實關係眾生。』此或是新胡必爾汗之意，或是青海台吉等密屬具奏。儻新胡必爾汗與青海台吉同意，此胡必爾汗不可送往青海；若無此意，必將新胡必爾汗送往，安設禪床，廣施法教，令土伯特之眾誠心歸向，則策零敦多卜（策妄所遣將兵入藏之台吉）。自畏勢逃遁。我師進藏定立法教之後，或留兵一二千暫行看守，或久住，則藏眾即我兵，縱策妄策零發兵前來，彼勞我逸，即可剿滅。今若照眾大臣議，唯自守我邊，則自西寧至川滇邊內外，皆土番雜居，與藏番俱是一類，藏為彼據，則藏兵即彼兵，邊疆土番，亦不能保為我有。爾等所議不合，著另行周詳定議具奏。」又諭：「往年用兵三藩，用兵外蒙，皆有不主進兵之親貴大臣，隨時撤回，幸不失機會。茲眾喀爾喀及青海等俱服風化，而策妄霸占藏地，毀其寺廟，散其番僧，青海台吉理應奮勇致討，乃口稱維持黃教，卻無實心效力之人。策零敦多卜領兵在藏，我兵隔遠不能救，伊等步行一年，忍飢帶餒，尚能到藏，我兵獨不能赴乎？今滿漢大臣咸謂不必進兵。此時不進兵安藏，賊無忌憚，或煽惑沿邊番部，將作何處置耶？安藏大兵，決宜前進。」是時已在五十九年正月，既決策，由撫遠大將軍允禵遵旨傳集青海王、台吉等會議進兵安藏，及送新胡必爾汗往藏，皆無異言，覆奏並請封新胡必爾汗。以五十九年二月癸丑，封為「宏法覺眾第六世達賴喇嘛」，賜金冊印，定派滿漢官兵及青海兵送入藏，內、外蒙各部並澤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等亦遣使會送。
斯時西藏於宗教之信仰則尚甚堅，聖祖以獨斷安邊，恰中肯綮，乘青海之有信心，又和碩特與準噶爾之有仇恨，藏眾則喇嘛被禁，法器被遷，亦望新胡畢勒罕如望歲。是時以大軍之聲威，鼓吹青海之信仰，號召內、外蒙及澤卜尊丹巴喇嘛之景從，冊印新頒，此真彼贗，情勢自定。又發兩路兵，以靖逆將軍富寧安出北路，由外蒙阿爾泰山；振武將軍傅爾丹、征西將軍祁里德等出南路，由甘肅邊外巴爾庫爾（即巴里坤）。分入準噶爾境。南路兵以本年七月初一日起程，北路兵以六月十六日起程。以擴軍統領噶爾弼為定西將軍，都統延信為平逆將軍，率青海及內外蒙、西套蒙古兵護達賴喇嘛行。阿爾泰及巴爾庫爾兵攻准部，前進迭有擒斬，策妄不暇救藏。而噶爾弼自四川進拉里，稍有戰事，所至第巴喇嘛紛紛迎降，拉藏遺臣康濟鼐從中起而相應。延信自青海進卜克河，策零敦多卜迎戰，累敗之。撫遠大將軍領大兵駐西寧邊外理入藏諸軍餉，奏言：「八月二十三日官兵進藏，探知策零敦多卜等已遁還准部，請撤駐防兵。」蓋清軍已平藏。執附准部喇嘛百餘，斬其渠五人。達賴喇嘛以九月壬申入拉薩聖地坐床，第五輩達賴示寂幾四十年，第六輩達賴始定。明年，敘藏人迎降功，封第巴康濟鼐、阿爾布隆固山貝子，隆布鼐輔國公，理前藏務，頗羅鼐札薩克一等台吉，理後藏務，皆拉藏時遺臣。藏安而西寧、青海、川、滇之邊舉安，以宗教為綱領而提挈之，初不甚費兵力，蓋處之得其道也。唯准部尚在，西域未平，尚在雍、乾兩朝之繼述。然在康熙時則為中國所拓之藩籬，較漢、唐盛時已駕而上之，更無論宋、明兩代矣。
第七節 留頭還是留髮
入關之初，以兵事為重，其於政務，但期規復明代紀綱，即不至凌亂無序，故以引用明季舊臣為急。舊臣之肯效用，皆後世所定為貳臣，其人風骨自不足言，用其明習故事，而以滿洲重臣驅策之，士大夫之風範，未有聞也。世祖朝所任宰相，初年則范文程、寧完我，稍知政體，亦不足開一朝風氣。至後來引援用者，若馮銓、金之俊、王永吉、謝升、劉正宗之徒，人才卑下；又如陳名夏、陳之遴輩，稍稍用事，恩禮不終，亦不足甚惜。至傅以漸、呂宮為開國首兩科一甲一名進士，用為閣臣，不過以狀元宰相歆動漢人，爭思入彀，其為公輔之器與否，非所計也。各部院大臣，順治五年以前，無漢尚書缺。四年以前，都察院止有滿人為承政，後始以漢人為左都御史，所用亦多為貳臣。督撫在兵事時，任用亦未如法，皆所謂過渡時代。唯清廷自入關即痛抑苛斂，有獻聚斂之議者力斥之，若蘇撫土國寶之流是也。故根本不朘民生，不失為開國氣象。若雲君明臣良，有師濟之風，則猶有待。
聖祖嗣位，初政屬在輔臣，未見起色，熊賜履以忤鰲拜意，屢欲譴之，帝即從中保全，至鰲拜敗，遂以傾害賜履為罪狀之一。賜履雖非醇儒，然知尊重儒術，為聖祖討論宋儒經說所自始。康熙初為弘文院侍讀，上萬言書：「請甄別督撫，以民生苦樂為守令之賢否，以守令貪廉為督撫之優劣，而本原之地在朝廷，尤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一曰參酌古今，勒為《會典》，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一曰修舉職業，肅官箴而奮士氣。力指當時憂憤者謂之疏狂，任事者目為躁競，廉靜者斥為矯激，端方者詆為迂腐，聞有讀書窮理之士則群指為道學，誹笑詆排，欲禁錮其終身而後已。一曰庠序之教，在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不使高明者或泛濫於百家，沉淪於二氏；下之則唯揣摩舉業，為弋科名掇富貴之具。一曰明詔內外，一以儉約為尚，自正公以及上庶，凡宮室車馬衣服，規定經制，不許逾越。痛陳禮壞俗奢，為饑寒之本原，盜賊訟獄凶荒所由起。末言根本尤在皇上，生長深宮，春秋方富，宜慎選左右，薰陶德性，隆師傅之禮，選侍從之賢。講幄非事虛文，經筵非應故事。考六經之文，監歷代之跡，體諸身心，為敷政出治之本。佞幸不置於前，聲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不讀，無益之事不為。內而深宮燕閒，外而大廷廣眾，微而言動起居，維持此身，防閒此心。主德清明，君身強固，直接二帝三王之心法，自足措斯世於唐虞，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此疏即為鰲拜所惡，請以妄言罪之，而帝不許，轉遷侍讀學士。復疏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鰲拜傳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無據妄奏沽名議鐫級，帝又原之。以迄於鰲拜逮問，復疏舉經筵，即擢國史院學士。未幾復設內閣，設翰林院，以為掌院學士。舉經筵，即用為講官。
侍聖祖講學最親且久者，莫如李光地。光地天資敏銳，讀書析理能入細，御纂諸經皆光地居校理之名，當即光地主其事。故雖有偽道學之間為聖祖所覺，而恩眷仍隆。觀光地自撰《語錄》，詐億不信，是其所長，不似學道人渾厚之態。聖祖尊宋學，所纂集經說，乃欲集宋學之成，故徐乾學以藏宋經學家言之富，假手於權相明珠之子性德，刻《通志堂經解》，以供搜采。乾學與性德，溺於詞章，能刻經解，不能充道學；光地與熊賜履則願以纂經解、治道學自任。熊、李有師生之誼，李入翰林，熊為教習庶吉士官，且於上前力保之。然以爭寵相軋有隙，熊始倚修書，後移其事任於光地，熊甚憾李，李亦深謗熊，二人蓋以道學為得君之專業，故人品皆不純。然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天下不敢以佻達之見菲薄道學，而真儒遂得用世，不以迂拙樸僿見擯，則熊、李猶金台之郭隗，當居招致之功，要為人君好尚之標幟耳。熊、李雖皆有偽道學之疵病，然官至極品，以清廉終，李稍任封疆，亦有政績，究尚自愛其鼎，未嘗敢盡逾道學之閒。提倡道學，究能養成士大夫風氣，此亦其徵驗也。今略敘熊、李偽道學之據。
賜履於康熙十四年，由內閣學士超授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十五年，陝西總督哈占疏報獲盜，開復疏防官，下內閣，賜履誤票三法司核擬，既檢舉得旨免究，賜履改草簽，欲諉咎同官杜立德，又取原草簽嚼而毀之。立德以語索額圖，事上聞，吏部議賜履票擬錯誤，欲諉咎同官杜立德，改寫草簽，復私取嚼毀，失大臣體，坐奪官歸。此為《清史稿·本傳》文。光地《語錄》述此事，窮形盡相，據言賜履既誤票，帝詰問，未辨為何人所票也，賜履回閣取誤票之本，插入他閣臣票本內，以同宮中杜立德較粗疏，故插杜票本中，而易其一本歸己，謄寫所票簽，取其原簽嚼毀之。立德審誤票之本，非己所曾閱，簽上字跡，問代寫之中書林麟焻，亦不認，檢用過之籤條，亦較本數少一條，立德向首相索額圖喧爭，一滿學士覺羅沙麻言：「今日來過早，在南炕倒著，見熊阿里喀達（即中堂）。檢本，口內嚼一簽。」索遂與杜同啟奏，熊落職回。既回寓江寧，帝猶以經義與相通問，至二十九年再起，而光地已向用矣。
光地以康熙三十三年督順天學政，聞母喪，命在任守制，光地乞假九月，回里治喪，御史沈愷曾、楊敬儒交章論劾。上令遵初命，給事中彭鵬復疏論光地十不可留，目為貪位忘親，排詆尤力。乃下九卿議，命光地解任，在京守制。此亦《清史稿》光地《本傳》文。史館《舊傳》載鵬《疏》原文，足使光地置身無地。略言：以三年之通喪，請為九月之給假，於禮則悖，於情則乖，於詞則不順。又言：光地有不可留者十：一則上諭十六章，首敦孝弟。二則太皇太后之喪，聖躬哀瘠。皆斥光地不能體貼則效。三則聞光地哭母甚哀，勉強衡文，必多恍惚。四則閩變時以忠貞聞，今使人疑不孝未必能忠，並議其後而嘆其先。五則談理講道於平日，為珪為璋，倏忽瓦裂。以上五端尚與他人言略同。其六謂九月大功服，人皆談言微刺。其七謂生童匿喪，褫革嚴處，萬一犯者詰侍郎衰絰何以在此，何辭以對？其八謂學校之堂曰明倫，以不祥之身儼然而登，奈橋門環視何？其九謂本年正月，上諭諸臣，申禮義廉恥難進易退之意，光地今日，禮乎義乎？進退難易之謂何？悖聖訓而失本心。其十謂光地必曰君命何敢辭。古人喪中辭起復，曰金革之變禮不可施於平世，綱目累書以予之。皇上教孝教忠，固辭必無不允，而光地不辭而請假九月。凡此十不可留，貪位忘親，司文喪行，宜重其罰。疏入，傳旨詢問，鵬又疏言：「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義，言忠言孝，一試諸此，而生平心術品行，若犀燃鏡照而無遁形。皇上所以留之之意，臣鵬愚戇不能知，使光地而亦不知，貪戀苟且而姑為此給假九月之請，外以欺人，則為喪心；使光地而早已自知，詭隨狡詐而姑為此給假九月之請，內以欺己，則為挾術。夫為人子而甘於喪心，為人臣而敢於挾術，兩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尤不可，蓋回籍則母死有知，恨其不誠，當必陰厄，而赴任則士生至性，憤其銜恤，誰甘面從？嗟乎！光地當聞命而絕不一辭，則忍於留矣，皇上即罰其忍，使之在京守制，以動其市朝若撻之羞。光地忘通喪而假易以暫，則安於久矣，皇上即罰其安，使之離任終喪，以為道學敗露之恥。臣與光地，家居各郡，然皆閩產也，今若此，人人切齒，桑梓汗顏，伏乞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萬一光地依然督學，則光地得信其術，故哀其辭曰：『九月且不獲命，況三年乎？』而蚩蚩者亦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下售其術，上受其名，臣鵬實拊膺疾首。前疏光地十不可留，如稍有涉私，是責光地以不孝，而先自蹈於不忠，所以跪聽傳旨，一一瀝鳴，以頭搶地，嗚咽而不能自已也。」疏入，得前旨，此五月朔日事。至閏五月初四日試翰林官，乃以理學真偽論命題，不可謂非為光地發矣。其後恩遇終始獨隆，自緣經傳彙纂，深當帝指，非重其道學門面。彭鵬兩《疏》全文，蔣氏《東華錄》載之，故《舊傳》亦載，而王《錄》刪之，未知其故？《史稿》亦不載，或只憑王《錄》乎！
彭鵬第二疏謂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試光地，此實得聖祖之情。光地子鍾倫於此時侍父在任，寄諸叔父書曰：「此月初一日，部覆彭無山參本，奉旨：『李光地不准回籍，著解任在京守制。』彭前後共兩疏。前疏著九卿會議，旨問彭鵬：『爾與李光地同鄉，意欲相為，適所以害之，我留他在任，自有深意，不然，朕豈不曉得三年之喪古今通禮。我所以留李光地之意，恐一說便難以保全。九卿如要我說，我便說；不要我說，我便包容。彭鵬，爾參某欲令其回籍，此正合著他意思，爾此言豈不是奉承他？』於是彭第二本乃有在京守制之語，中間窮極丑詈矣！九卿聞旨有『要我說不要我說』之語，皆云：『皇上包容臣子，臣子如何必要皇上洗髮出來，還求皇上包容為是。』今旨已下，便只得在京行三月哭奠，朝夕鳴號，以暫泄哀情。杜門省罪，罅隙漸消，乃可相時乞歸營葬。在今且當浮游隨分，小抗之則大創在睫，所關非特平常也。阿爹此番攖此大故，慘折之餘，加以震動，晦冥不測，氣體大為衰羸，脾胃不能消納，腹多痛。侄在此真百身難分，翹首南望，心肝如焚！」此書報當日實狀，所謂包容，謂不說破試出假道學耳。不准回籍，解任在京守制，悉如鵬《疏》所請，豈非深惡此時之光地？後來光地孫重編《光地年譜》，並將此等家書載入，未知何以不諱親惡竟至於此？全祖望以負友、奪情及外婦之子三事深譏光地，此不能多及，略之。
熊、李以道學逢君，事未足訓，然清世士大夫之風，實自道學挽之，只可雲聖祖能尊道學，而世必以光地終始眷遇，奉為清代道學之宗師，不但耳食者為此言，識《清儒學案》者亦盛推熊、李，則以其著書立說，尊程、朱，崇正學，辨道統，致力甚勤耳。儒者在野，效用不及在朝之大，明季講學之風不替，然偶一登朝，則廢死戮辱，身罹其禍。清初朝士，若二魏（蔚州魏象樞、柏鄉魏裔介）。亦道學中人，而以道事君，未成風氣。《史稿·魏象樞傳》：「康熙十一年，母喪終，用大學士馮溥薦，授貴州道御史。入對，退而喜曰：『聖主在上，太平之業方始，不當以姑且補苴之言進。』乃分疏言：『王道首教化，滿、漢臣僚，宜敦家教。督撫任最重，有不容不盡之職分，有不容不去之因循，宜責成互糾。制祿所以養廉，今罰俸例太嚴密，宜以記過示罰，增秩示恩。治河方亟，宜蓄人才，備任使。戒淫侈宜正人心；勵風俗宜修禮制。』聖祖多與褒納。」蓋帝之好善樂道，道學家有以察之。其後以達宮而從祀文廟者，清世共三人，皆康熙朝名臣，則陸隴其、湯斌、張伯行是也。其講道學而未入兩廡，然治有奇績守有異操者，亦皆在康熙朝，若于成龍、陳鵬年、趙申喬諸公，皆入《清儒學案》。於公最不可及，趙則以刻核太過為累。年家子戴名世與趙子熊詔同為四十八年己丑科鼎甲，熊詔狀元，名世榜眼。五十年十月，趙忽舉發名世為諸生時，恃才放蕩，語多悖逆，今列巍科，猶不追悔前非，焚削書板；名世以此棄市。此世所謂《南山集》案者也。名世以時方修《明史》，對南明以為猶昭烈之於漢，應存紀、傳等文，《南山集》中有《與餘生書》一篇，論及此事。此何所謂大逆，在聖祖本為有道之君，然私天下之一念，深忌明後之尚系人心，實為不免，蓋亦種族之顧忌所促成。時當朱三太子案甫結，而太子被廢，諸王競謀繼統，國本岌岌可危，趙所舉發，殆適中當時之忌，遂處以大辟。而趙之事不干己，逢君之惡，實可痛恨。道學家往往有此類不情之事，則亦不可諱言也。
道學決不負人國家，讀陸隴其、湯斌、張伯行諸人傳狀，其德量、操守、政事，皆足令人神往。其餘縱不如是純粹，而奇特或更過之，如于成龍諸人皆是。一時公卿，儒雅謹厚，布在朝列，不可數計，此皆所謂熏德而善良者。帝於道學之外，亦重文藝，公卿多以述作名世，其間若徐乾學、高士奇，則以招權納賄聞，此即不講學者之有才不免無行，帝亦明知之而不深究，使於文史得盡其長，但不令在朝久處禁近而已。康熙朝之達官，幾有北宋士大夫之風，而道學之一脈，歷雍、乾兩朝，名臣迭出，以《學案小識》所載，考其淵源，皆自康熙朝理學諸臣所傳播種子。蓋聖祖種其因，而後代收其果。及至季世，母后當權，宦官宮妾，敗壞綱紀，而後士大夫之風掃地以盡，至今以為服官即是奔競以得之，驅淫以享之，一入利祿之途，便為罪惡之首。移風易俗，必有好善樂道之人，居最高之位以倡之，清聖祖所作養，後代享之而不盡，蓋風氣不易成，既成亦不易毀滅也。
理學專家，以程朱、陸王為門戶，而以程朱為正統，若能詆陸王，便足衛道。清儒亦然。但清之理學，實以帝王好尚，為有力之提倡。帝王為求有益於政俗，但得躬行實踐之儒，不問門戶。且聖祖雖尊道學，而於道學家故習，厭武備，斥邊功，皆不樂從，亦未嘗有失敗。三藩之變，魏象樞謂：「舞干羽而有苗格，不煩用兵，撫之自定。」則意在與三桂連和也。台灣之平，李光地謂「隔海難守」，指以與紅毛為可，則何厚於異族而仇於本族之鄭氏也？聖祖雖不從迂腐之說，而所有武功，又皆因勢利導，非專塗人肝腦以自為功，屢奏大效，而終身不受尊號，不生侈心，勤勤講道談經，至老不輟，不改尊重道學面目，是聖祖之講學，高出於諸臣上也。文廟從祀之典，漢儒以外，為道學所專享，尤以程朱之學為正宗。清代增祀，則自康熙五十四年，增宋范仲淹。雍正二年增縣亶、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及漢諸葛亮，宋尹焞、魏了翁、黃干、陳淳、何基、王柏，元趙復、金履祥、許謙、陳灝，明羅欽順、蔡清，本朝陸隴其。道光二年，增明劉宗周。三年，增本朝湯斌。五年，增明黃道周。六年，增唐陸贄、明呂坤。八年，增本朝孫奇逢；後又增宋文天祥、謝良佐。咸豐初，增公明儀及宋李綱、韓琦。七年，增公孫僑及宋陸秀夫、明曹端。同治二年增毛亨及明呂柟、方孝孺。七年，增宋袁燮及本朝張履祥。光緒初元，增本朝陸世儀；繼又增漢許慎、河間獻王劉德，宋輔廣、游酢、呂大臨，本朝張伯行。三十四年，增本朝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較其所增，不限於道學，事功、氣節、學問、政事，其卓絕者每預焉，頗以用世為蘄向，清之食報於理學名臣者正特厚，非顓顓為道學持門面也。至程朱、陸王門戶，識《學案》者謹守之，國家原不必局於此，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明代早從祀，特《學案小識》所擯不齒數之孫奇逢則從祀，所尊為翼道之李二曲，則道光九年御史請祀，部已覆准，而特旨不從，此則好尚大異。夫唐氏之擯孫先生，謂其入清朝年已七十，不應講學，此於門戶之外，別加罪狀，理極不通，道學家之橫生意見往往如此。江藩《宋學淵源錄》，又去其有位於朝國史應立傳者不載，則似理學為隱逸者所專，而「天民」、「大人」之說荒矣，漢學家言宋學，固自隔閡。
第八節 振興文教
世祖朝已有御製勅纂諸書，如《人臣儆心錄》、《資政要覽》、《內則衍義》、《孝經衍義》、《易經通注》、《孝經注》、《道德經注》等書，具在《四庫》。世祖享年不永，雖雅意右文，未能大昌文化。聖祖親政以後，勤學好問，早歲已然。三藩作難，天下洶洶，而經筵日講，不懈益勤。大勢稍定，即開「鴻博」之科，網羅才俊，既修《明史》，並肄諸經。既而南方大定，益治益安，四部諸書，繁重不易整理者，悉詔儒臣因前代之舊審訂修補，以便承學之士。唐之貞觀，宋之太平興國，明之永樂，皆同此宏願，而享國之永，舉不及聖祖。又其用才各當，辨析心性，貫串古今，各有專學，如李光地、徐乾學輩，君臣師友，討論從容，萬幾之暇，日以心力注之，不但若前代開館承修，稱制勒定而已。經則成《易》、《書》、《詩》、《春秋》四纂，字學則成《字典》及《音韻闡微》，輿地成《皇輿表》、《皇輿全圖》。類纂之書，則以《朱子全書》及《性理精義》為最精粹。其供人搜討故實，百世承用不能廢之《佩文韻府》、《淵鑒類函》、《分類字錦》及《圖書集成》等巨大類書，下至時令、藝術、譜錄、志乘，《全唐詩》、《古文淵鑒》、《歷代賦匯》、《唐宋元明四朝詩選》等總集。又有康熙間纂修未畢，刊行於雍乾兩朝者，若《明史》，若《通鑑輯覽》，若《子史精華》，若《駢字類編》皆是。下至詠物題畫諸詩，亦集其大成，選為巨帙，裨益學人，可謂美富矣。古帝王於一代之中，成就學林沾溉之書，多至如此，雖文治極盛之朝，未易相匹。而從古帝王所未提倡之絕學，為聖祖之特長者，更有天文、算學一事。初，曆法在明末，用徐光啟言，引西洋人法改新曆，未及行而明亡。攝政王入京，修歷西人湯若望即上言：「所訂歷推得本年八月朔日日食圖象，乞屆期遣官測驗。」遂改用《時憲歷》名，頒行天下。既而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炫攻訐新法，又有新安衛官生楊光先叩閽糾湯若望之謬，言《時憲書》面題「依西洋新法」五字，尤不合。時皇子榮親王即董鄂妃所生而殤，若望以官欽天監，選擇葬期，光先等糾其山向年月俱犯忌殺。歷與星命並為一談。廷臣不解曆法，唯知排外，於康熙四年，議若望罪至凌遲，科官斬決，敕若望免，余依處斬。於是復用明《大統歷》舊術，以光先掌監務。光先初不甚解推步，康熙七年頒明年曆有閏，既又自知有誤檢舉，諭天下停止閏月。時若望已死，其徒南懷仁言所頒各法之謬，測驗皆合。於是斥光先，用懷仁為監副，恤若望。自九年始，復用新法。於是聖祖始逮治鰲拜，實行親政，於新舊曆法之糾紛，蓋有意究其故矣。聖祖習算學，今宮中尚往往得當時算草，而與梅文鼎之學最契。有楊文言者，亦精天算，為誠親王允祉撰《律歷淵源》，其中《數理精蘊》一種有借根方術，據文鼎孫瑴成言，聖祖親以此術相授，而後悟金元時之天元一術。文鼎書中所未言，然則得諸《數理精蘊》，疑為文言所傳習也。借根方為西人算學，乃代數術之舊名，亦其初境，而當時以為西名「阿爾熱八達」乃東來法之意，然則由東方之天元一術，轉為西方之借根方。借根方者，借一根為未知數，與立天元一同，輾轉求之，恆得帶縱各乘方式，開方而後得數，故謂之借根方，始借根以入算，後借方以得數也。此與天元一術無異，與普通代數術亦無異，聖祖學算之所造如是。而步天測地，用經緯線以繪輿圖，皆自康熙朝創之。算術已溝通中西，帝王之學，儒者專門習之，僅與相副，此實好學深思之效，若再假以年，更為國中學人鼓倡，或早與西人科學之進步相提攜矣。清一代算學，以梅氏為功力最深，亦與聖祖之學為最有聲氣。
第九節 千古一帝的瑕疵
聖祖即位之年，明裔始亡，遺民無可歸向，乃移而屬諸隱遁之故明皇子。其時朱三太子實在民間，雖莫能跡其確址，風聲自不可盡泯。吳三桂起事之年，京師亦有朱三太子事開始。自是隱約出沒，恆掛人口。至康熙三十八年南巡，謁明太祖陵，敕訪明後，備古三恪之數，且舉元後蒙古之恩禮不替為證，天下未嘗不聞而義之，然決無人敢冒死希此榮寵。在朱三太子自身，或真有亡國之恨，光復之願，則雖屈於無力，亦決不欲出臣清朝；而其他故明疏屬，亦莫有入網羅者。則滿洲人之深忌華夏故主，誠中形外，人盡喻之，可想見矣。至四十七年乃卒泄露朱三太子真相，審理既確，卒以假冒誅之，盡殺其子孫，此事余別有述，不備載。夫歷代帝裔，得保全者原少，清以為明討伐叛亂入關，有國亦已六七十年，擬乎杞宋之封，或出由衷之語。夫曹魏代漢而山陽有國，其亡乃在晉永嘉之亂；司馬代魏，陳留就封，其卒亦在晉惠太安之初。曹馬世稱篡竊之凶，猶能容前代之君如此。聖祖不能容明裔，亦胸中自有種族之見，唯恐人望之有歸，此則後來排滿，亦自種之因也。
聖祖以儒學開一代風氣，儒家言：天子至於庶人，皆以修身為本，身修則家齊，然後可以治國平天下。聖祖過舉無多，不可謂身不修，然諸皇子之狠戾殘賊，太子旋廢旋立，既立復廢，臨朝痛哭，不能救正，至晏駕亦有疑義，復開兄弟相殺之端，此亦人倫之變矣。帝於諸王，縱之太過，教之太疏。始立太子，亦留心為擇師保，而為權幸所間，敬禮不終，後遂無正人敢為太子師者，太子亦不復擇師。觀應詔陳言之董漢臣，當太子有師保時，而以「諭教元良」為說，與「慎簡宰執」並舉，則太子必有不率教之徵象。而為太子師者即湯斌，斌亦言慚對董漢臣，蓋有不可顯言之故在。其「慎簡宰執」一言，侵及明珠、余國柱，閣臣合而仇言者，湯斌為眾矢之的，幾獲重譴。當是時，明珠權傾內外，正人悚息，以傾軋牽及太子之師，無從施教。太子如此，諸王可知。聖祖於訓子之事，不列於政治朋黨之外，旗下人家視教子之師為教書匠，此風在聖祖時已然，殆亦關外遺傳之弊習也。錄其事證如下：
《史稿·理密親王允礽傳》：「康熙十四年十二月乙丑，聖祖以太皇太后、皇太后命，立為皇太子。太子方幼，上親教之讀書。六歲就傅（大子以十三年五月初三日生，於十八年為六歲）。令張英、李光地為之師，又命大學士熊賜履授以性理諸書。二十五年，太子十三歲。上召江寧巡撫湯斌以禮部尚書領詹事，斌薦起原任直隸大名道耿介為少詹事，輔導太子，介旋以疾辭，逾年斌亦卒。」
蔣氏《東華錄》：康熙二十五年二月，敘湯斌奏永禁蘇州上方山五通淫祠後，即云：「先是廷臣有言：『輔導皇太子之任，非湯斌不可者。』至是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寧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實心任事，久宜援擢大用，風示有位。』」
以上蔣《錄》所有，而王《錄》皆無之，殊為可異。有何可諱而煩刪削？如《實錄》未削而王氏不錄，豈以此為無關政事耶？舊國史館《湯斌傳》又悉載入。要之當時宰執之非人，固大不理於人口，而與元良之教並舉，則太子失教，亦為一大事可知。明珠擅權，余國柱濟惡，閣員悉受指麾，廷臣多承意指，湯斌之由巡撫入為太子師，亦由明珠輩不得婪索於蘇省，慫恿內召，機械變詐，盛極一時。聖祖無尊重子師之誠意，清代名流，以湯為一代名臣之最，記其言行事實者極多，《史稿》略采眾說，得其大意，與舊史館《傳》統為官樣者有別。
耿介，登封人，與斌俱先以詞臣為監司，解官師事孫奇逢講學，為清道學名儒。斌薦與同輔太子，正是重視輔導太子之責，斌遭構忌，牽連及介，遂並休致。
《史稿·儒林·耿介傳》：「二十五年，斌疏薦介賦質剛方，踐履篤實，家居淡泊，潛心經傳，學有淵源。召為侍講學士，旋升詹事府少詹事，特命輔導皇太子。上嘗命書字，介書『孔門言仁言孝，蓋仁孝一理，仁者孝之本體；孝者仁之發用。不言仁，無以見孝之廣大；不言孝，無以見仁之切實』四十三宇以進。上悅，書『存誠』二大字賜之。會斌被劾，介引疾乞休。詹事尹泰劾介詐疾，並劾斌不當薦介。部議革職。奉旨免革職，依原道員品級休致。在朝凡五十三日，遂歸。」
又吏部尚書達哈塔，旗員中之賢者。康熙十八年，魏象樞保清廉官，以達哈塔與陸隴其同薦。至是亦以尚書為太子講官，與湯、耿並獲咎。
史館《達哈塔傳》：「二十六年四月以雨澤愆期，詔同大學士勒得洪、余國柱等清理刑部獄囚。時尚書湯斌、少詹事耿介等為皇太子允礽講官，達哈塔奉命，與湯斌、耿介並輔導皇太子。六月，以講書失儀，三人俱罰俸。達哈塔奏言：『臣奉命輔導東宮，誠欲竭力自效，恪供厥職，奈賦性愚拙，動輒愆儀，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尚不能當輔導之任，況庸陋如臣，敢不即請罷斥。』下部察議，以輔導東宮，為日未久，遽自請罷，規避圖安。應革職。得旨寬免。」
達哈塔以滿籍大臣，同輔導太子，即同獲咎，又不比耿介之為湯斌所薦，應與株連矣，然亦以講書失儀，與湯、耿同罰，而湯、耿之獲咎，則又不言講書失儀事，要是正人不能為太子師而已。是年八月，達哈塔亦以他事降級卒。嗣後更不聞有士大夫為太子師者，唯於諸家集中，見太子作字吟詩，由聖祖傳視諸臣，諸臣例為諛訟，或太子自以令旨賜諸臣詩字，諸臣紀恩等作。無親切輔導之人，設有之，則太子失愛時，必有士大夫遭其罪戮者矣。夫太子生在康熙十三年，明年立為太子，至二十六年只十四歲，於湯、耿諸臣被譴，未必有所關涉，要其不可受教之故，必自有在。太子母孝仁皇后，索尼之女，大學士索額圖之妹。聖祖諸子多為私親所昵比，其例甚多。聖祖平時似不過問，至釀禍乃咎之，則唆太子不率教者即此私親矣。
史館《索額圖傳》：「皇大子允礽以狂疾廢黜，上諭廷臣曰；『昔允礽立為皇太子時，索額圖懷私倡議，凡服御諸物，俱用黃色，所定一切儀制，幾與朕相似，驕縱之漸，實由於此，索額圖誠本朝第一罪人也。』」
然則太子之不能率教，自有養成驕縱之人。明珠、余國柱欲排擠湯斌，引之於輔導之任，即是投之陷阱。聖祖諸子之禍，不能謂非無由致之。至世宗取得大位，於國事實能勝繼承之任，此亦清自得天之幸，非人事所能及也。撮書康熙晚年太子諸王之禍如下。
《理密親王允礽傳》，自湯斌卒後續敘云：「太子通滿、漢文字，嫻騎射，從上行幸，賡詠斐然。二十九年七月，上親征噶爾丹，駐蹕古魯富爾堅嘉渾噶山，遘疾，召太子及皇三子允祉至行宮。太子侍疾無憂色，上不懌，遣太子先還。三十三年，禮部奏祭奉先殿儀注，太子拜褥置檻內，上諭尚書沙穆哈移設檻外，沙穆哈請旨記檔，上命奪沙穆哈官。」
此事殊可怪，定一拜褥之位置，而禮臣張皇如此。檢《東華錄》，事在三月丁未，《錄》云：「諭大學士等：『禮部奏祭奉先殿儀注，將皇太子拜褥設置檻內。朕諭尚書沙穆哈曰：「皇太子拜禱應設檻外。」沙穆哈即奏請朕旨，記於檔案，是何意見？著交該部嚴加議處。』尋議，尚書沙穆哈應革職交刑部，侍郎席爾達、多奇均應革職。得旨：沙穆哈著革職，免交刑部；席爾達、多奇，俱從寬免革職。」禮部定祭先儀注，必過尊太子，雖有諭移太子拜褥向下，亦不敢從。請旨記檔，冀免後禍。太子之驕縱，及其左右如索額圖等之導以驕縱，聖祖之明，豈有不知？不思變化太子氣質，但嚴處禮臣，使之聞之，父子之間，過存形跡，亦失諭教之道，唯有坐待其禍發而已。
《傳》又云：「三十四年，冊石氏為太子妃。三十五年二月，上再親征噶爾丹，命太子代行郊祀禮，各部院奏章，聽太子處理，事重要，諸大臣議定啟太子。六月，上破噶爾丹還，太子迎於諾海河朔，命太子先還。上至京師，太子率群臣郊迎。明年，上行兵寧夏，仍命太子居守。有為蜚語聞上者，謂：『大子昵比匪人，素行遂變。』上還京師，錄太子左右用事者置於法，自此眷愛漸替。」
錄太子左右用事者置於法，其時為三十六年，太子年二十四。此節文證以《東華錄》，是年九月甲午，上還京師，而先二日壬辰，諭內務府，處分膳房人、茶房人、哈哈珠子等人。則所謂太子左右用事者，未有一外廷士大夫也。
膳房、茶房皆暬御小臣，哈哈珠子為王子親隨，此等人本可奔走宮府，而以行走為悖亂，其中必有悖亂事實。額楚一名，可交與其父圈禁，其父必系親切要人。太子既獲冊立，尚何所求，而樂與廝役小人交結如此，可見聖祖失教。十年前自湯斌、耿介等獲咎之後，東宮已無正人為左右，詹事府名為東宮官屬，與輔導之事絕不相關。太子方在英年，而不親師保如此，其亦異於前代盛明之主矣。
《傳》又云：「四十七年八月，上行圍，皇八子（當作皇十八子，或排印時誤脫）。允祄疾作，留永安拜昂阿。上迴鑾臨視，允祄病篤，上諭曰：『允祄病無濟，區區稚子，有何關係？至於朕躬，上恐貽高年皇太后之憂，下則系天下臣民之望，宜割愛就道。』因啟蹕。九月乙亥，次布爾哈蘇台，召太子，集諸王大臣，諭曰，『允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訓，肆惡虐眾，暴戾淫亂，朕包容二十年矣，乃其惡愈張，僇辱廷臣，專擅威權，鳩聚黨與，窺伺朕躬起居動作。』」
聖祖於此時有包容二十年之說，是年太子方三十五歲，二十年前僅十五歲耳，是年為康熙四十七年，二十年前為二十七年，其前一年即湯斌、耿介獲咎，董漢臣以天旱陳言涉及太子之時，可知太子之不率教，其實舉國已知，雖不從明珠等閣員殺董漢臣，而太子師橫被責讓，並無約束太子之意，蓄意包容，遂歷二十年而決裂，豈非姑息之愛誤之？
《傳》又云：「平郡王訥爾素、貝勒海善、公普奇遭其毆撻，大臣官員亦罹其毒。朕巡幸陝西、江南、浙江，未嘗一事擾民，允礽與所屬恣行乖戾，無所不至，遣使邀截蒙古貢使，攘進御之馬，致蒙古俱不心服，朕以其賦性奢侈，用凌普為內務府總管，以為允礽乳母之夫，便其征索，凌普更為貪婪，包衣下人無不怨憾。」
不用正人輔導，而用太子乳母之夫總管內務府，以便其征索。夫使太子征索於內務府，內務府所轄者包衣，自然以貪婪取怨，豈非姑息縱惡之至。
《傳》又云：「皇十八子抱病，諸臣以朕年高，無不為朕憂。允礽乃親兄，絕無友愛之意。朕加以責讓，忿然發怒，每夜逼近布城裂縫竊視。從前索額圖欲謀大事，朕知而誅之。今允礽欲為復仇，朕不卜今日被鴆，明日遇害，晝夜戒慎不寧。似此不孝不仁，太祖、太宗、世祖所締造，朕所治平之天下，斷不可付此人。』上且諭且泣，至於仆地。」
「索額圖欲謀大事」句，《東華錄》作「助伊潛謀大事」，語更明顯。則往時已有圖逆發覺之事，但或以為事出索額圖，未必太子本意耳。考清《國史·索額圖傳》，事在四十二年四月，《傳》所敘與此不同。索額圖已於四十年以老乞休允之。四十一年，復召侍太子德州養病，以時方南巡，太子侍行，至德州而病，帝遂迴鑾，而留太子德州養病也。太子養病必召其私親侍，且為縱惡之私親，是時猶純為姑息如此。索額圖先為家人訐告罪款，留中未宣，至四十二年仍傳諭：「家人告爾，留內三年，有寬爾之意，而爾背後怨尤，議論國事，結黨妄行；舉國俱系受朕深恩之人，若受恩者半，不受恩者半，即俱從爾矣。去年皇太子在德州時，爾乘馬至皇太子中門方下，即此是爾應死處，爾自視為何等人耶？朕欲遣人來爾家搜看，恐連累者多，所以中止。若將爾行事指出一端，即可正法。念爾原系大臣，朕心不忍，令爾閒住，又恐結黨生事，背後怨尤議論。著交宗人府拘禁。」尋死於禁所。《傳》取敘諭辭，吞吐不明，訐告之款，未明何事，而結黨妄行，若非舉國受恩，即可俱被誘惑而去。據此情罪，直是與帝互爭天下，天下非索額圖所能有，其為代太子謀早取大位明矣。其下忽又掩過重情，但責以德州侍疾時，乘馬失禮於太子，即是死罪，與上說大異。又雲若搜看其家，恐多連累，則又非失禮而有犯逆，且不可使有連累，則顧忌甚切，自屬為太子地矣。然則索額圖助太子謀逆之案，早發覺於五年之前，太子不悛，又日日在防範之內，廢太子之禍，固已迫在眉睫矣。
《傳》又云：「即日執允礽，命直郡王允禔監之。誅索額圖二子格爾芬、阿與吉善及允礽左右二格、蘇爾特、哈什太、薩爾邦阿，其罪稍減者遣戍盛京。」
觀所誅者乃索額圖二子，余亦旗下人員，大抵索等所援引同類。此時有名之罪人，不過如此。十一年前所置於法之太子左右用事人，更為旗下群小，並不必記其名，則太子之隔絕士大夫，固已久矣。「諭教元良」之語，初不足動聖祖之心。在二十餘年之前，早信從士大夫，斥退私親，扶植正士，以坊培東宮，其時方十四五歲童子，少成若性，熏德善良，何至異日之慘！
《傳》又云：「次日，上命宣諭諸臣及侍衛官兵，略謂：『允礽為太子，有所使令，眾敢不從，即其中豈無奔走逢迎之人？今事內干連，應誅者已誅，應遣者已遣，余不更推求，毋危懼。』上既廢太子，憤懣不已，六夕不安寢，召扈從諸臣涕泣官之，諸臣皆嗚咽。既又諭諸臣，謂：『觀允礽行事，與人大不同，類狂易之疾，似有鬼物憑之者。』及還京，設氈帳上駟院側，令允礽居焉，更命皇四子與允褆同守之。尋以廢太子詔宣示天下，上並親撰文，告天地太廟社稷曰：『臣祗承丕緒，四十七年余矣，於國計民生，夙夜兢業，無事不可質諸天地。稽古史冊，興亡雖非一轍，而得眾心者未有不興，失眾心者未有不亡。臣以是為鑑，深懼祖宗垂貽之大業，自臣而隳。故身雖不德而親握朝綱，一切政務，不徇偏私，不謀群小，事無久稽，悉由獨斷，亦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在位一日，勤求治理，不取少懈。不知臣有何辜，生子如允礽者，不孝不義，暴虐慆淫，若非鬼物憑附，狂易成疾，有血氣者豈忍為之？允礽口不道忠信之言，身不履德義之行，咎戾多端，難以承祀。用是昭告昊天上帝，特行廢斥，勿致貽憂邦國，痛毒蒼生。抑臣更有哀吁者：臣自幼而孤，未得親承父母之訓，唯此心此念，對越上帝，不敢少懈。臣雖有罪子，遠不及臣，如大清歷數綿長，延臣壽命，臣當益加勤勉，謹保終始。如我國家無福，即殃及臣躬以全臣令名。臣不勝痛切，謹告。』」
此為第一次廢太子，其時已言似有鬼物憑之，遂開允祉首告允褆厭勝事。厭勝當亦不誣，但促其首告，或此疑為鬼附之說。要之聖祖之愛憎太子，初無成心，非有移愛他子而致此，則甚可信。祭告文不見《東華錄》，王《錄》唯云：「翰林院奉敕撰之文，不當帝意，自撰此文。翻清書時，又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語改譯。再諭以『不可改，不可以為此系人臣語，人君實更應鞠躬盡瘁』。」云云。據此則祭告文實是親筆，世疑宮中發見聖祖親筆文，文字俱甚劣，遂以為御筆盡出倩代者，前言清列帝作字，每對眾揮毫，不應盡假，文理亦於講讀談論中窺見程度。證以此文，及其諭飭撰譯之人，決非不能作通順文字者也。
此後，太子廢又復立，聖祖顧念其子，疑為鬼物所憑，而又恰有謀太子者適為厭勝之事。太子之失德，自不緣厭勝而來，而其乘此疑團，遂認為被厭勝，以圖一時之復位。帝雖欲復立，終疑請復立為圖見好太子，作異日居功之地，則務譴臣下之言復立者。窺伺帝旨之徒，遂疑帝實不欲復太子，而別舉允禩以當之，又大失帝意。此善投機會者之弄巧反拙，成康熙間奪嫡案之一大反覆。
自四十八年三月，復立太子。逾二年，至五十年十月，復以旗籍大臣多人為太子結黨會飲，所牽涉者有戶部書辦沈天生等，串通本部員外郎，包攬湖灘河朔事例，額外多索銀兩，諸大臣皆受賄，為數亦不過數千金。因謂：「允礽求此等人保奏，唯其不仁不孝，難於進益，徒以言語貨財，賣屬此輩，潛通信息，尤屬無恥之人。」此其痛斥太子，情節猥瑣，《東華錄》甚詳，而似亦不甚近情。以將傳帝位之太子，何求於群小而與為朋比？《史稿》撮敘，更不分明，疑其中有難言之隱矣。諸大臣者，尚書耿額，又指為索額圖之家奴，欲為索額圖報復，牽連審訊，至明年五月始結，罪至絞監候以下有差，而太子尚未俱廢，使其覺悟改悔，未嘗不留與時機。而太子為人，眾臣既盛道其聰明，聖祖亦言其騎射、言詞、文學無不及人之處，何以甘入下流，為稍知自愛之子弟所不肯為？此則失教之至，而縱使習染於旗籍昏憒之索額圖家，少成若性，豈非溺愛不明於先，而又不能終於憒憒，盡失英主之本色，以致有一廢再廢之舉耶？太子過惡，前輩別無紀載，故只有疑其冤抑，意為奪嫡之餘，世宗朝修聖祖實錄多未可信。然世宗於允礽初無圖奪之跡，後因不立太子，始生事在人為之志，乃別是一事。謂允禩輩奪嫡甚烈，適為世宗驅除，未始不幸獲漁翁之利則有之；至《聖祖實錄》謂盡出雍正朝偽撰，則於事理為不必然。而其證據，今尤有可舉者，錄之以存其真相。
《朝鮮實錄》：肅宗三十四年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庚寅，是月癸酉朔，庚寅乃十八日。是日書：「皇曆齎咨官韓重琦齎來清國咨文，清國廢其大子胤礽，本朝方物之贈太子，勿令齎來。其廢黜詔制略曰：『荒淫無度，私用內外帑藏，捶撻大臣以下，欲為索額圖。傍伺朕躬，若不於今日被鴆，即明日遇害雲。』」
據此則廢太子詔，實是當時原文。
朝鮮忠於明，始終對清視為胡虜，乾隆以後稍改，然終不忘明。蓋其國見解，自命為箕子之後，而於女真持種族之見甚深，因種族之見，其評清帝本不甚作美辭，自難盡信，但所傳清國百姓談太子王過惡，及諸子之無佳譽，當是得諸聞見。
《史稿·允初傳》：「五十一年十月，復廢太子，禁錮咸安宮。」
據《本紀》及《東華錄》，書廢太子在九月庚戌，即九月晦日，次日十月辛亥朔，御筆朱書諭王大臣，故允礽再廢在五十一年十月，諭中有云：「前次廢置，情實憤懣，此次毫不介意，談笑處之而已。」故更無頒詔等事。
不立太子，為清一代特色。乾隆朝有端慧太子永璉，則由追贈。復作《儲貳金鑒》，集古來立太子之為禍事跡，垂訓後世，亦皆以康熙朝事為炯戒焉。證以《朝鮮實錄》，亦載太子之立而復廢，略如清《國史》所說。
《朝鮮實錄》所載，與《東華錄》約略相符。益知《聖祖實錄》非世宗以意修改。而世宗於太子之廢，實無所干預。但神器無所歸，乘機取得大位，康熙間極力營謀奪嫡者，至時反為他人拾取而去，因忿極而多不遜之言行，遂開世宗屠戮兄弟之端，余別有考，不具錄。
奪嫡之獄，允禩為主，度允禩籠絡人心，其術必有大過人者。諸兄弟皆為盡力，宗藩貴戚，滿漢大臣，亦多有預其謀者。老臣如佟國維、馬齊，勛舊如遏必隆之子阿靈阿，佟國綱之子鄂倫岱，明珠之子撥敘，漢文臣如王鴻緒，皆以舉允禩為太子被譴。兄弟中如允褆、允䄉、允禟、允禵，皆甘推戴，允褆為皇長子，尤身犯大不韙以遂其私，不知何以歸心允禩至此。世宗亦專以允禩為大敵。互見余所作《世宗入承大統考》。
《史稿·允褆傳》：「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既廢，允褆奏曰：『允礽所行卑污，失人心，術士張明德嘗相允禩必大貴，如誅允初，不必出皇父手。』上怒，詔斥允褆凶頑愚昧，並戒諸皇子勿縱屬下人生事。允褆用喇嘛巴漢格隆魘術，厭廢太子，事發，上命監守，尋奪爵幽於第。四月，上將巡塞外，諭：『允褆鎮魘皇太子及諸皇子，不念父母兄弟，事無顧忌，萬一禍發，朕在塞外，三日後始聞，何由制止。』下諸王大臣議。於八旗遣護軍參領八、護軍校八、護軍八十，仍於允褆府中監守。上復遣貝勒延壽、貝子蘇努、公鄂飛、都統辛泰、護軍統領圖爾海、陳泰並八旗章京十七人，更番監守，仍嚴諭疏忽當族誅。雍正十二年卒，世宗命以固山貝子禮殯葬。」
又《允禩傳》：「聖祖第八子，康熙三十七年三月，封貝勒。四十七年九月，署內務府總管事。太子允礽既廢，允禩謀代立，諸皇子允禟、允䄉、允禵，諸大臣阿靈阿、鄂倫岱、撥敘、王鴻緒等，皆附允禩，允褆（原作祉當誤）。言於上，謂：『相士張明德言允禩（原作禔當誤）後必大貴。』上大怒。會內務府總管凌普，以附太子得罪，籍其家，允禩（原作禔當誤）。頗庇之，上以責允禩，諭曰：『凌普貪婪巨富，所籍未盡，允禩每妄博虛名，凡朕所施恩澤，俱歸功於己，是又一太子矣。如有人譽允禩，必殺無赦。』翌日，召諸皇子入諭曰：『當廢允礽時，朕即諭諸皇子，有鑽營為太子者，即國之賊，法所不容。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黨羽相結，謀害允礽。今其事皆敗露，即鎖系交議政處審理。』允禟語允禵，入為允禩營救，上怒，出佩刀將誅允禵，允祺跪抱勸止，上怒少解，仍諭諸皇子議政大臣等，毋寬允禩罪。逮相士張明德會鞫，詞連順承郡王布穆巴，公賴士、普奇，順承郡王長史阿祿。張明德坐凌遲處死，普奇奪公爵，允禩亦奪貝勒為閒散宗室。上復諭諸皇子曰：『允禩庇其乳母夫雅齊布，雅齊布之叔廄長吳達理與御史雍泰同榷關稅，不相能，訴之允禩，允禩借事痛責雍泰。朕聞之，以雅齊布發翁牛特公主處（聖祖第十三女和碩溫恪公主，下嫁翁牛特杜棱郡王倉津）。允禩因怨朕，與褚英孫蘇努相結，敗壞國事。允禩又受制於妻，妻為安郡王岳樂甥，嫉妒行惡，是以允禩尚未生子，此皆爾曹所知。爾曹當遵朕旨，方是為臣子之理。若不如此存心，日後朕考終，必將朕躬置乾清官內，束甲相爭耳。』」
聖祖斥責允禩，深刻如此。縱諭諸皇子語，或一時未達外廷，然會鞫張明德，詞連多人，又奪允禩貝勒，當已明白可共喻矣。然又有大臣會舉為太子一事，終疑太不近情，或斥責允禩之語，不無世宗朝添入。至其被舉而為聖祖所責，則固事實。允禩之奪貝勒，則但以聞張明德誕語而不奏聞耳。
《傳》又云：「上幸南苑，遘疾還宮，召允禩入見，並召太子使居咸安宮。未幾，上命諸大臣於諸皇子中，舉可為太子者。阿靈阿等私示意諸大臣舉允禩，上曰：『允禩未更事，且罹罪，其母亦微賤，宜別舉。』上釋允礽，亦復允禩貝勒。四十八年正月，上召諸大臣，問倡舉允禩為大子者，諸臣不敢質言，上以大學士馬齊先言眾欲舉允禩，因譴馬齊，不復深詰。尋復立允礽為太子。」
以上為允禩奪嫡曲折。後世宗即位，引近允禩，首封親王，畀以重任，初不致憾於奪嫡，且舉允禩之大臣，亦多倚任。後來深罪允禩，不緣奪嫡前案，別見余《三案考實》中《世宗入承大統案》。太子復立後又廢，斯時允禩無可希冀，而允禵獨為撫遠大將軍，聖祖擬有付託意。允禵為世宗同母弟，後亦不容於世宗。當時人言藉藉，以為世宗乃奪允禵之位。允禵行十四，世宗行四，所謂親承末命時，以聖祖「傳十四皇子」之語，改「十」字為「於」字而奪之也。語見《大義覺迷錄》，世宗自述而自辟之。要之聖祖諸子，皆無豫教，唯世宗之治國，則天資獨高，好名圖治，於國有功，則天之佑清厚，而大業適落此人手，雖於繼統事有可疑，亦不失為唐宗之逆取順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