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歷史 · 第一章 太祖三代：開國
清之開國，不能謂於國民先有何種功德。本以女真崛興東北，難言政治知識。顧其族為善接受他人知識之靈敏者，其知識能隨勢力而進，迨其入關撫治中國，為帝王之程度，亦不在歷朝明盛諸帝之下。雖然死於安樂，以致亡國，在女真之根性，實一優秀之民族也。
女真族，至清而已三有國，且愈後而愈盛，已見上編。唯其極盛，乃致滅亡。受漢族之奉養，以消磨其特長，又欲自別異於漢族。既已無能，而又顯非族類，輕視與仇視交並，一旦覆之，無可留戀。此為清亡之實狀。當太祖以前，未能鼓其武力，而行動即非同族各部所及。以物質之缺乏，仰中國為贍生之計，此為其常態。中國未失道時，因其所求，以為操縱，順則與之，逆則奪之。又多存其部落，予以世職，而保其並生並育。自居於興滅繼絕、扶弱抑強之帝德，而實制其兼併坐大之圖，此明以前之邊計也。女真雖譎，固不能不就此束縛。自肇祖至景、顯，清之所謂四祖，今皆考見其受明厚恩，為諸夷最。求高官以夸眾，則予以都督之尊；求託庇以避仇，則徙之遼邊之內。其詳見余《明元清系通紀》。
第一節 馬背民族的崛起
三代以前，皆推本於黃帝，秦亦由伯益而來。封建之世，淵源有自，數典不忘其祖。其可信之成分，較後世為多。漢附會豢龍之劉累，僅憑左氏之浮誇，半涉神話。唐祀老聃，明尊朱子，則皆援引達人，以自標幟。宋更捏造一神人為聖祖，所謂趙玄朗者，終亦不甚取信於子孫臣庶。元自附於吐蕃，《蒙古源流》一書，究屬荒幻。
唯清之先，以種族論，確為女真；以發達言，稱王稱帝，實已一再。肅慎與女真，古本同音，中間以移殖較繁之所在，就其山川之名而轉變，遂為抑婁，為勿吉，勿吉又為鞍鞨，唐末仍復女真，故知其本名未改。中國史書屢改其名，而在彼實一時之部落名義，非全族有廢興也。女真既為清之先固定種族，唐時成渤海國，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為海東盛國。不但疆域官守，建置可觀，即其享國年歲，由唐開元十七年乙巳，大武藝建號改元，至後唐同光三年乙酉，為遼所滅，傳國一百九十七年，亦可謂根深蒂固之一國家矣。此族雖暫屈於遼，而元氣未漓，猶能自保其種，契丹不足與同化，女真不白混他族。未幾又乘遼之衰，與遼代興，金一代自有正史位置，不勞縷述。所謂一再為帝王者如此。元能滅金，不能滅女真之種，僅驅還女真故地，仍不能直轄其種人，舉其豪酋，世為長率，有五萬戶之設。其中斡朵憐萬戶，後遂為建州女真。清之始租布庫里雍順，居俄漠惠之鄂多理城，蓋即此始受斡朵憐萬戶職之女真部酋長，故推為始祖。時在元初，余別有《清始祖考》，不詳述於此。據《朝鮮實錄》，斡朵里為金帝室之後，其餘圖們江流域女真，即建州全部女真，尚為金之平民，迤北之兀狄哈女真，在金亦為同種而別族，然則清為金後之近屬。金與渤海發跡之地，同在女真南部，接壤高麗。清又承金，是其種族之強固，千年之間，三為大國，愈廓愈大。
建州女真，既為女真中最優秀之部分，初因居渤海時之建州，謂之建州女真。自元設五萬戶時，建州之名，必已存在。元亡歸附於明，明就其建州部落之名，授以土官衛職，而即名建州衛。先授建州衛職者，為元之胡里改萬戶阿哈出。由阿哈出復招致斡朵里萬戶童猛哥帖木兒，授以建州左衛指揮之職。清之初系，為明之建州左衛。始授左衛職之猛哥帖木兒，又因其姑姊妹中，有入明宮為妃嬪者，因內寵之故，至升都督職銜，《清實錄》謂之都督孟特穆。乃以布庫里雍順為分族之始祖，孟特穆為肇基王跡之祖。故後開國建號，尊孟特穆為肇祖，以記其得國實出孟特穆承明寵待而來。孟特穆即猛哥帖木兒，而去其童姓不著。孟特穆距布庫里雍順約三四代，太祖責兀喇貝勒布占泰，謂其於己之祖先為天女所生，乃十世以來之事，豈有不知。則太祖為孟特穆六世孫，並其本身為第七世，其前亦不過三世。元享國短，元初授布庫里雍順萬戶，不及百年，已入於明，期間亦只應有三世時限。孟特穆襲職或已入明初，或尚在元末，俱未可知。而其父名揮厚，亦為萬戶，見《朝鮮實錄》。再上即必有名范察者，當為布庫里雍順之孫。孟特穆尊為肇祖，其子為充善，為褚宴，明作董山、童倉，童為其姓，倉當即褚宴之合音，朝鮮則謂童倉即董山。董山之弟，朝鮮則名「重羊」，或「充也」，或「真羊」，或「秦羊」。充善之子妥羅、妥義謨、錫寶齊篇古，妥羅繼充善襲建州左衛職。而錫寶齊篇古，「篇古」二字為職名，或雲即「萬戶」之譯音。錫寶齊原作石豹奇，《清實錄》謂為充善之第三子，《明實錄》為重羊之子，名失保。明人謂清太祖為建州之枝部，《清實錄》亦謂興祖福滿系石豹奇之子。唯太祖確為建州左衛酋長，朝鮮明著之。且太祖嘗以建州左衛印信文書致朝鮮，其為石豹奇之後，則非世襲左衛都督者。明人謂失保受指揮職，又謂太祖之先，世為都指揮，則其說皆合。興祖一世，不見於《明實錄》，以其時建州方弱，妥羅之後，世奉朝貢，其枝部酋無他事接觸中朝，遂不著錄。清之尊為興祖者，在太宗崇德元年，初用帝制，追尊四親之世，興祖為太宗高祖，適當四親之首，故上不及石豹奇，而適以此不見《明實錄》之一代，為追尊所親之始。若肇祖則緣始祖而尊之。以故充善、石豹奇兩世，以親盡而為追尊所不及，入關後因之。但興祖以下，一世景祖，二世顯祖，即太祖之祖若父，在《明實錄》亦載其事實。後來興、景、顯三祖以親盡而祧，太祖則不祧，祧廟中遂永奉肇、興、景、顯四祖。致論清事者疑其世系之不確，則未嘗深求其故也。太祖為開創之祖，清世自應不祧。
太祖以前，為明之屬夷，受明之恩遇獨厚。猛哥帖木兒被戕於兀狄哈，其弟凡察及子童倉，求避入遼東邊，明允之。既居邊內，久之乃以所居地為己所應占，明反退以撫順為邊。斡朵里本在朝鮮東北境，至是乃盡移撫順邊門以外，占舊日遼東境內之地。自是得避兀狄哈之難。明之惠於屬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為最厚。清世盡諱之，於清史料中固不見其事，於明史料中雖見，而清修《明史》，務盡沒之。此今日始大發現，而以余為發現最多。
肇祖當元亡以後，臣附於高麗，在高麗王氏朝末，而為李氏朝太祖未篡高麗時之麾下夷將，時當洪武初年。至明收遼東，平海西，聲威已至東海之濱，建州女真中，先由阿哈出歸附，繼招致肇祖並歸明。故清之祖先，見之明代及朝鮮紀載者，恰與明開國時相次。明一代二百七十餘年，清先世亦附見，未嘗間斷。前史無論何朝，其開國以前祖先之事實，未有如清之先世，彰彰可考，既詳且久者也。充善以叛伏誅。當時之叛，亦並無與明為敵之志，不過桀驁不馴，不守屬夷禮節耳，以此誅死。其後馴服無擾，直至太祖，在建號天命之初，對明猶朝貢不輟。太祖身自朝明者三次，皆見《明實錄》。明寵以高官，既為都督，又進龍虎將軍，則《清實錄》亦自載之。而又自謂與明為敵國，自古未嘗臣服，則徒自失實，煩史學家為之糾摘，於清實無加損也。太祖之建號天命，本自稱為金國汗，而亦用中國名號，自尊為天命皇帝。其實並非年號，並未以「天命」二字為其國內臣民紀年之用。特帝業由太祖開創，在清史自當尊為開國之帝，入關後相沿以天命為太祖之年號，則亦不足深辯。至太宗改稱天聰，亦是自尊為天聰皇帝，非以紀年。觀太宗修《太祖實錄》，屢稱天聰皇帝，為不可分離之名詞，可以見之。《太祖實錄》成於天聰九年，時雖尚無帝制之心，而已有為國存史之意，亦見志量之不同其他夷酋。《實錄》既成，明年又實行建國，去舊國號之金，而定為清。觀其以夷稱君為滿住，後即就改為滿洲，以名其國。則清之為清，亦就金之口音而變寫漢字，謂為清國耳。而清之一朝，實定名於是。故天聰十年，有大舉動，改元崇德，則真用為年號，不自稱崇德皇帝矣。國號為清，乃禁人稱金；國名為滿洲，乃禁人稱女真。《清實錄》中有「禁人稱珠申，務令改稱滿洲」之文。珠申即女真之對音，亦即肅慎以來之古音也。逮世祖繼統，混一中國，天命、天聰，皆成年號。帝統既定，就其開國以後之世系，以一朝定製。
第二節 太祖努爾哈赤的「七大恨」
自太祖以前，可紀之事，較前代帝王開國以前之祖宗功德可為獨多。余別作《明元清系通紀》，成專書數十冊，今不復複述，述之自太祖始。太祖自二十五歲以前，景祖、顯祖皆在，在父祖重蔭之下，無事可紀。《實錄》載其不得於繼母等事，與創業無關，亦不述。景、顯二祖，本導明總兵李成梁圖其同族建州右衛酋王杲、阿台父子，而為成梁軍中所駢殺。明人謂太祖以夷目餘孽，俘虜孤童，給役李成梁家，成梁撫之有恩，故與李氏有香火情。以今考之，不為無因，而亦不能盡確。如謂太祖為四歲孤童，有弟舒爾哈亦更幼，皆由成梁長養，此則不確。二祖死後，太祖即與尼堪外蘭尋仇，年歲相合，斷不能於二祖既死，再由成梁撫之二十年，然後長大稱兵。成梁之誅阿台，在萬曆十一年，與《清實錄》相合。不數年間，明已假借太祖，官以都督，寵之以龍虎將軍，亦與《清實錄》略同。而《明實錄》皆有年歲可紀。故四歲孤童受撫於李成梁之說，實出附會。唯太祖始起，正為成梁衰暮之年，以敷衍悍酋，期保威名，以全晚節，但得太祖表示效順，即保奏給官，甚且棄地以餌之，為廷臣宋一韓等所糾，按臣熊廷弼所勘，俱見《實錄》及諸臣章疏。又舒爾哈亦之女，有為成梁子如柏妾者，太祖之求媚於成梁，自亦無所不至。皆見《明實錄》。
當萬曆四十六年以前，太祖雖已極狡展，然朝有嚴命，即陽示觳觫遵守，中朝猶視為屬夷首鼠常態。雖朝鮮來報建酋已立國僭號，亦不欲先詰，以為小丑戲侮，見怪不怪，可以了事。太祖亦倏進倏退，可伸可屈，深中明季苟且之隙。僭號在萬曆四十四年丙辰，至四十六年戊午四月十三日壬寅，以七大恨告天。（七大恨原文今不見，並非《實錄》所載之文。今北京大學史料室存有天聰四年正月日印刷黃榜，為再度入關複述戊午七恨之文，事實頗有不同，當尚是戊午原狀。事隔十三年，對明之心理尚未變，且明邊內外耳目相接，所需此榜文之效用，尚未悟其無謂，故有複述榜發之舉。可信其正是原文；縱有改竄，必最相近。《實錄》之始修，已在天聰九年，時已覺榜示七恨之徒揚己丑，特史中不能不存一告天事實，乃改竄以錄之。故有《實錄》以後，即是改本。余別有文考之，於此不複述。）襲破撫順，守將游擊李永芳叛降。繼又破清河。於是為公然犯順，對明稱兵之始。
明年，萬曆四十七年，即太祖稱天命之四年，明發大軍分四路討建州，用楊鎬為經略。鎬固承平時科目庸材，李成梁已前死，鎬等方倚李氏餘威以自壯，固為敵人所嗤。命將調發，期日道路，盡泄於敵，太祖得設伏以待，盡覆其師。師號稱四十餘萬，並調朝鮮兵為助。明四路將帥，忠勇驍健者皆殉，劉蜒、杜松，世尤惜之，坐為經略非人所誤。獨李如楨遲遲不進，聞敗，全師而還。鎬之私李，李之通敵，益為世口實，是敗也，天下震動，明乃用前巡按熊廷弼代鎬，太祖遂斂兵不動，間以零騎掠邊，如向來之草竊故技。廷弼方規畫大舉，事未集而中朝群議其老師怯戰，排擊之使去。廷弼身捍大敵，相持年余，朝廷不以未有喪失為功，而以不急撻伐為罪，於廷弼所圖制勝方略，亦漠然不知且不問，以袁應泰代之。太祖知新經略易與，又大入邊。天啟元年（天命六年）三月十三日取瀋陽，二十一日即取遼陽。袁應泰自焚死。中朝又大震，復起熊廷弼而斥前之攻廷弼者。而太祖則已由故居赫圖阿喇移遼陽，謂之遷都，一改其寇鈔出入，飽即揚去之故態矣。
明既復用熊廷弼，時廷臣只有黨派，無一主持之人，偏私乖戾者不必言，即最和善之首相葉向高，亦以座主袒護門生王化貞，以遼東巡撫抗經略，不用其命，是為經撫不和。而內閣本兵皆袒化貞，再濟之以多數之台諫，毀經而譽撫，廷弼無所措手足。李永芳在太祖軍中，勾通化貞部下游擊孫得功，誑化貞謂永芳內應，共圖太祖。化貞恃為立功之奇秘，益藐視廷弼。廷弼乞休，廷議已允之，而太祖於天啟二年正月，已攻化貞防遼河之兵。得功欲執化貞歸太祖，為他將挾化貞以走，遂棄廣寧；遇廷弼來救，知廣寧已不守，遂偕入關。其實太祖未敢即入廣寧，未敢即犯河西，廷弼憤化貞所為，以為僨事非已之罪，不以死爭廣寧，不以身殉關外，唯冀廷臣敗後覺悟，知重己之才而用之，以收後日之效，此則廷弼之忿懥失計，亦不得為無罪也。當時經撫已盡棄關外，太祖兵所不到，亦盡為蒙古占領。明旋用孫承宗，以閣臣督師，又漸收遼西地。太祖不敢逼，於其間籠絡蒙古，使與己合，以孤明邊。又自遼陽徙瀋陽，蓋由西窺關門、北略蒙古皆近捷也。啟疆心雖切，而明守關有人，即不敢動。太祖之善待時機如此。遷沈在天啟五年（天命十年）三月，與承宗相持者三年。
天啟時，魏忠賢肆惡，逐年加甚，閹黨與承宗不相容。五年十月，允承宗致仕，以高第為經略。太祖知有可乘，六年正月，大舉西攻。第急檄盡棄承宗所復地，退守關門。寧遠前屯衛道員袁崇煥，以職守所在，固守寧遠城不奉命。第無如何，但撤他列城，委寧遠不顧。將吏不欲棄地者，忿第所為，從崇煥死守。太祖視寧遠城小，圍攻意可立拔，兩日為崇煥再挫，死傷多，乃撤圍還，咄咄自恨，謂生平未遇此敗，疽發背，以八月歿。稱號十一年。跡太祖所為，謂有積功累德，應主中國，在清代自言之則然，就史實考之，則實無有。清之取天下，純由武力。其知結民心，反明苛政，實自世祖入關時始。《太祖實錄》載初起時，以矯健警悟，當大敵不懼，受重傷不餒，以此稱雄。載在清官書，不具錄。要其以勇悍立威，為眾所戴，遂能驅率其族，裹脅益多。自是以訓練族眾見長，《清實錄》轉不載，而《明實錄》載之，錄數則，可知太祖之養成武力，實已橫絕一世。古云：「女真兵滿萬不可敵。」正以騎射之長，在漢人為特殊藝業，在女真為普通生活所必需。所未能得志於中國者，無大隊部勒之法，雖有長技，亦只能零鈔取勝耳。中有大豪，能取得眾人信仰，再以天然識力，悟行軍部勒之道，是即金世阿骨打之流矣。
《明實錄》：「萬曆四十八年正月壬寅，熊廷弼疏有云：奴賊戰法，死兵在前，銳兵在後。死兵披重甲，騎雙馬沖前。前雖死而後乃復前，莫敢退，退則銳兵從後殺之。待其衝動我陣，而後銳兵始乘其勝。一一效阿骨打、兀朮所為，與西北虜精銳在前，老弱居後者不同。此必非我之弓矢決驟所能抵敵也，唯火器戰車一法可以御之。」
又：「天啟元年正月壬寅，戶科給事中趙時用疏請練兵，言：臣聞奴酋練兵，始則試人於跳澗，號曰水練，繼則習之以越坑，號曰火練。能者受上賞，不用命者輒殺之。故人莫敢退縮。」
凡此皆明廷之所聞奏，事在太祖稱天命之第五、第六年。此可以知清興之武力。
太祖又習知中國事，據《明實錄》，朝貢親到北京者三次。
萬曆十八年四月庚子，建州等衛女真夷人奴兒哈赤等一百八員名，進貢到京，宴賞如例。按上年九月乙卯，始命建州都指揮奴兒哈赤為都督僉事。蓋受此升職以後親來朝貢也。《清實錄》敘太祖受明都督職，在二祖為李成梁所斃時，並將授龍虎將軍亦並為一時之事，皆故事簡略之語。
又：二十六年十月癸酉，宴建州等衛進貢夷人奴兒哈赤等，遣侯陳良弼待。是為二次入京。
又：二十九年十二年乙丑，宴建州等衛貢夷奴兒哈亦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陳良弼待。是為三次入京。
又有言太祖以傭工禁內，窺 多年者。
《明實錄》：「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戊戌，戶科給事中官應震奏保京師三議。一曰皇城巡視應議：聞奴酋原系王杲家奴，在昔杲懸首藁街時，奴懷忿恚，尋即匿名，傭工禁內，窺 多年。夫大工詎今日急務，已停而復興，就裡夾雜奸人，亦所時有，今須急停，以防意外。」按乾清、坤寧兩宮災，在萬曆二十四年，自後乃有所謂大工。太祖或冒名充工入內，但亦傳聞之詞，似無確據。官應震意在請停大工，述此流聞語耳。
又：「五月癸未朔，戶科給事中李奇珍，以陷城覆將，疏論原任遼東巡撫利瓦伊翰、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並應逮問。又稱：如柏曾納奴弟素兒哈赤女為妾，見生第三子，至今彼中有『奴酋女婿作鎮守，未知遼東落誰手』之謠。速當械繫，以快公憤。不報。」
此事當是事實。太祖與李成梁結托極深，中間並有此女為李妾之援系，又不待勾結叛將佟養性、李永芳而始一一贅為額駙也。
第三節 壯志未酬的太宗皇太極
太宗名黃台吉。往時蒙古酋長每有此名，即華言「皇太子」之音譯。譯音無正字，或又作「皇太極」。《清實錄》以為天意預定，有此暗合之佳名。此亦無可附會之附會。
蔣氏《東華錄》：「太宗文皇帝，大祖第八子，諱皇太極。史臣云：太祖名子為□□□者，國中原無漢與蒙古籍。及為汗，閱漢、蒙古書，漢之儲君曰皇太子，蒙古繼位者曰皇太極，天意已預定矣。」
太祖創業，以軍隊立國，軍編為八旗，每旗主以一貝勒，八貝勒並立。崩年遺訓，以此為後金國定製，不立一人為主器之子。太宗在八貝勒中，其序為第四，謂之四貝勒。在太祖時，四貝勒戰功獨多。太祖崩時，八旗亦未遵太祖意分配，太宗獨挾兩旗，勢陵諸貝勒上。兄代善為大貝勒，與其子岳托、薩哈廉兩人議戴太宗為八貝勒領袖，始猶與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三大貝勒並坐而治，余稱小貝勒，不敢與諸大貝勒齒；然太祖八旗並立之遺訓，未遽改也。既為領袖，乃自稱天聰皇帝。天聰四年，以罪廢鑲藍旗貝勒阿敏。阿敏有弟濟爾哈郎，早與本旗攻戰之事，與兄共為旗主，故阿敏廢而旗屬濟爾哈郎，然並坐之大貝勒則已少一人矣。至天聰六年元旦，乃正位南面專坐，代善、莽古爾泰旁侍。是為後金國進一步之君主政體。是年，莽古爾泰死。後三年，莽古爾泰同母弟德格類又死。未幾，所屬追首莽古爾泰兄弟罪惡，削爵除宗籍，收所部正藍旗歸太宗自將。太宗獨領三旗，蓋兩黃始終由太宗兼領，至是並正藍得三旗，而諸貝勒分領各一旗，其勢力大不侔矣。是為後金國又進一步之君主政體。是年為明崇禎八年，即天聰九年，得傳國玉璽於元裔插漢林丹汗之太妃蘇泰所。明年四月，遂廢后金號，改號曰清，亦創年號曰崇德。以前天聰皇帝乃與太祖之天命同為尊號，用以紀年，乃相沿借用。至是則有年號，以天聰十年四月以後為崇德元年矣。是為更進一步公然成立之君主政體。
太宗始被推為八貝勒首，袁崇煥遣使來吊，以覘金國內情。太宗以禮報使，而明廷譁然，謂崇煥通敵。太宗以其間與明相周旋，而急攻朝鮮，以絕其從後牽掣之患。朝鮮事明最忠，太宗取城下之盟，多所約束，使朝鮮不為明助。旋以袁崇煥約和無成，遂回軍指中國。明廷論方指摘崇煥，太宗乘機以反間中之，兵越山海關大路，由蒙古地入大安口，攻龍井關入遵化，京師戒嚴，崇煥入援。明廷有右毛文龍者，有不慊於通吊建州者，並為一談。雖無反間，崇煥猶將不免。太宗之用間殺崇煥，直襲小說中蔣干中計故事，本極拙劣，明之君臣自有成見，與相湊合，壞此干城，而崇煥被殺，為清室驅除矣。太宗兵下遵化，在崇禎二年十一月，明能戰之將，趙率教、滿桂先後戰沒。清兵薄德勝門，起前大學士孫承宗視師，清兵退，歷破京東各州縣，大掠數月。至崇禎三年五月，仍由遵化出邊，永平、遵化及所屬各城皆復。時山陝亂勢已熾，清兵又屢侵擾，明廷大困。明崇禎九年，即太宗天聰十年，四月，遂定有天下之號曰清。
天聰十年四月乙亥朔，越十有一日乙酉，黎明，太宗率諸貝勒大臣，祭告天地，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建國號曰大清，改元崇德。即以是年為崇德元年。追尊始祖為澤王，高祖為慶王，曾祖為昌王，祖為福王，上太祖尊諡曰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廟號太祖，太后尊諡曰孝慈昭憲純德真順承天育聖武皇后。定太廟制：前殿安奉太祖太后神位，後殿安奉正中始祖，左高祖，右曾祖，左末祖各神位，右末安奉皇伯祖禮敦神位。禮敦亦於是時追封為武功郡王。
太宗建立清代時之意識，據《東華錄》所載如此。此合後來紀載，有可考證者數事：（一）太祖時已定國號為金，或稱大金，亦稱後金，是猶以女真先世帝號為榮，欲為紹述而已。至是乃辟而去之，直以金之半壁天下為未足，易一號以自標幟焉。顧其金之改為清，意義何在？余向者持論，謂清即金之諧音，蓋女真語未變，特改書音近之漢字耳。聞者駁之，謂金清非同音字，金為侵覃韻之合口音，與庚韻之清大不同。吾以為女真何知音韻之學，從其效漢語時所肖之音，音近即取之，故效漢語呼夫人，則曰夫金，旋作福金，又作福晉。金與晉固非音韻學家所謂同音，金與晉及人字，不更相距尤遠乎？而滿漢譯文可以相通，何必金之不可為清也？然此究為無據之空談。近乃得一確證，滿人金息侯梁，撰有《光宣小紀》，亦稱清即金之諧音，並舉瀋陽撫近門額，漢文稱大金天聰年，其滿文即終清世之大清字樣。是可知金之為清，改漢不改滿，有確證矣。（二）太宗追尊先代。太祖本已用汗與帝並稱，顯祖以上，乃僅稱王號。後至順治五年十一月，始定肇、興、景、顯四祖之稱。在太宗時，唯以始受明都督官職者為始祖，謂之都督孟特穆。其近代則自高祖起，為追尊所及之限，故此時所封慶王，後來所尊為興祖，不必有何勛望。毋庸疑其為建州左衛以外，別有傳說。（三）當太宗時，高曾祖考，俱在四親之內，不應祧法。其以高曾祖三世，與始祖俱安奉後殿者，以別於手創大業之太祖而已。後世乃以後殿為祧廟，此中國士大夫之禮學，實非太宗所知，顧一成不改，遂為清一代之廟制。自雍正以後，顯祖以上適在可祧之列，遂以後殿為祧廟耳。（四）後殿神位，原有五座，武功郡王禮敦，儼然與四祖並尊。此亦當時草昧之制。後於崇德四年八月，退禮敦為配享之列。此唯見《清史稿·禮敦傳》，而清史於乾隆間補武功郡王等列傳，直以禮敦為崇德元年即配享太廟，配享則應在兩廡。且《東華錄》對崇德元年，亦明言配享者為費英東、額亦都兩人。時但有功臣配享，未知有宗室配享也。蓋至崇德四年而稍悟廟制之非，後殿乃獨存四祖矣。（五）崇德建元，實是紀元之始，以前天命、天聰皆尊號，非與一國臣民紀年之用。說已見前。
太宗之建清國，其動機在上年八月，得元代傳國玉璽於元裔林丹汗之蘇泰太后。林丹汗為元順帝後，居察哈爾逼明邊，明謂之插漢，自以為蒙古大汗。虐視近邊蒙古諸部，為諸部所不附。清子天聰八年，以兵逼林丹汗走死，逾年得其傳國璽，乃定立國之計。先由諸王貝勒偕已附之蒙古部落勸進，並告朝鮮，使預勸進之列。朝鮮忠於明，不肯從。太宗既改號，首伐朝鮮，滅其國，脅其君伏罪而復置之，自是朝鮮不敢復通於明，稱臣質子，永為清屬國矣。明方苦於內亂。崇德二年，即明崇禎十年，既下朝鮮，明年即復入塞，明督師侍郎盧象升戰死。又明年，移薊遼總督洪承疇御清，內亂益熾。承疇與清相持於寧錦，太宗攻之累年，以崇德七年二月克松山，承疇降，遂下錦州。冬十一月，又入薊州，連下畿南山東州縣，至明年四月乃北還。時為明崇禎十六年。李自成勢力已遍及中原，明祚岌岌，而太宗以其年八月初九日庚午崩，世祖以六齡嗣位，遂為代明有國統一華夏之主。
第四節 父輩輝煌下的世祖順治
世祖名福臨，太宗第九子，以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丁亥襲父位。由叔父睿親王多爾袞、從叔父鄭親王濟爾哈郎同輔政。詔以明年為順治元年。事既定，即以兵乘明之擾，累犯關外諸城，然不能薄關門也。順治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李自成陷京師內城，帝自經。自成稱帝，國號大順，改元永昌。四月初四日辛酉，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啟攝政王入定中原，略言：
上帝潛為啟佑，正攝政諸王建功立業之會，成丕業以垂休萬禩者此時，失機會而貽悔將來者亦此時。中原荼苦已極，黔首無依，思擇令主，以圖樂業。間有一二嬰城負固，自為身家計，非為君效死也。明之受病，已不可治，大河以北，定屬他人。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為我有耳。我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今日當任賢以撫眾，使之近悅遠來，蠢茲流孽，亦將臣屬於我。彼明之君，知我規模非復往昔，言歸於好，亦未可知。倘不此之務，是徒勞我國之力，反為流寇驅民也。舉已成之局而置之，後乃與流寇爭，非長策矣。往者棄遵化，屠永平，兩經深入而返，彼地官民必以我為無大志，縱來歸附，未必撫恤，因懷攜貳，蓋有之矣。然而有已服者，有未服宜撫者。是當嚴申紀律，秋毫勿犯，復宣諭以昔日不守內地之由，及今進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職，民復其業，錄賢能，恤無告，風聲翕然，大河以北，可傳檄而定。河北一定，可令各城官吏移其妻子，避患於我軍，因以為質，又拔其德譽素著者，置之班行，俾各朝夕獻納。王於眾論，擇善酌行，聞見廣而政事有時措之宜矣。此行或直趨燕京，或相機進取，要於入邊後山海、長城以西，擇一堅城，頓兵而守，以為門戶，我師往來，斯為甚便。
文程此言，於清之開國，關係甚巨。攝政王時非一人，故文中累稱攝政諸王。清僥天幸，以多爾袞入關成大功，其明達足以聽納正論。然其時能持論者，實無幾人，舊人中唯文程，降臣中唯洪承疇，為有見地，而多爾袞皆能虛受其言。此文為文程預定大計之始，蓋猶但料明之必亡，尚未知明帝之已死也。《東華錄》所載如此。清《國史》本傳已修飾而失真相，《史稿》更甚。今雖未見初修之《太宗實錄》，要知《東華錄》中文程之文，必猶近原狀，以其暴露清軍以往之態度，尚非有成大業之志，必為後來之所諱言也。自今以前，武力勁矣，招降納叛之道得矣，唯要結關內之人心，殊未留意。所留意者在鈔掠，自不能恤人疾苦。自今乃以救民水火為言，多爾袞深納之，此為王業之第一步。是月七日甲子，祭告南伐。翌日乙丑，賜多爾袞大將軍敕印。丙寅啟行，十三日庚午，次遼河，已知北京破。以軍事咨洪承疇，承疇上啟，略如文程指，皆為清有天下之大關鍵。而多爾袞之能聽受，則天之所以厚清而生此美質也。承疇略言：
我兵天下無敵，將帥同心，步伍整肅。流寇可一戰而除，宇內可計日而定。宜先遣官宣布王令：此行特掃除逆亂，期於滅賊，抗拒者誅。不屠人民，不焚廬舍，不掠財物。降者官則加升，軍民則秋毫無犯；不服者，城下之日，誅其官吏，百姓仍予安全。有首倡內應立大功者，破格封賞。法在必行，此要務也。流寇遇弱則戰，遇強則遁，今得京城，財足志驕，已無固志，一聞我軍至，必焚宮殿府庫西遁，賊之騾馬不下三十餘萬，晝夜兼程可二三百里。我兵抵京，賊已遠去，財物悉空，亦大可惜。今宜計道里，限時日，輜重在後，精兵在前，出其不意，從薊州、密雲近京處疾行而前。賊走則即行追剿；倘坐據京城以拒我，則伐之更易。庶逆賊撲滅，神人之怒可回，更收其財畜以賞士卒，殊有益也。明守邊兵弱馬疲，猶可輕入；今恐賊遣精銳，伏于山谷狹處，以步兵扼路。我國騎兵不能履險，宜於騎兵內選作步兵，從高處覘其埋伏，俾步兵在後，比及入邊，則步兵皆騎兵也，孰能御之？抵京之日，我兵連營城外，斷陝西、宣府、大同、真、保諸路來攻，流寇雖不能與大軍相拒，亦未可以昔日漢兵輕視之。
承疇此言，已知自成據京師，猶未料其先已東來及吳三桂導引入關，並不用馬步疊代之法，懸兵渡險，天之所啟，事半功倍。然承疇固老謀深算、久熟內情之言也。
先是京師日危，明用薊遼總督王永吉議，棄關外諸城，召寧遠總兵吳三桂入衛。三桂徙寧遠兵民五十萬眾而西，抵豐潤，聞燕京已陷，不敢前。自成拘三桂父襄招三桂，而遣降將唐通、白廣恩率兵向關門。三桂聞家口被掠，怒作書絕父，且急遣使至多爾袞軍前乞師。多爾袞時尚未至寧遠，得書即進，途次復得三桂趣進之書，兼程而行，距關十里。自成以三桂抗不受招，自將精銳二十萬東擊三桂，又令唐通等前鋒二萬騎繞出關外夾攻。多爾袞逆擊，敗通等於一片石。翌日，師至關，三桂出迎，大軍入關。自成率眾自北山橫亘至海，嚴陣以待。是日大風，塵沙蔽天，軍少，不及自成之半，多爾袞命三桂兵居右，滿洲兵在其左，令曰：「敵陣大，首尾不能顧，可鱗次集我兵，對賊陣尾突之，必勝。」三桂受命，先搏戰當之，風沙中咫尺莫辨，力斗良久，軍士呼噪者再，風旋止，滿洲鐵騎橫躍入陣，所向摧陷，自成方挾明太子諸王於高岡觀戰，俄塵開，見甲而辮髮者，驚曰：「滿洲至矣。」遂土崩，逐北數十里，斬獲數萬。自成離京師，焚宮殿，載輜重西走。多爾袞令三桂及阿濟格、多鐸兼程追擊，勿入京。即軍前承制進三桂爵平西王，令關內軍人皆剃髮，誓諸將曰：「此行除暴救民，滅賊安天下，勿殺無辜，勿掠財物，勿焚廬舍，違者罪之。」榜諭官民以取殘不殺共享太平之意。自關以西各城堡百姓逃竄山谷者，皆還鄉里剃髮迎降，用文程、承疇等言也。
五月初二日己丑，多爾袞至燕京，故明文武諸臣皆出迎五里外。下令禁兵士入民家，百姓安堵。多爾袞入居武英殿。蓋宮殿遭焚殘破，唯此殿獨完也。翌日庚寅，令兵部傳檄直省郡縣：歸順者官吏進秩，軍民免遷徙，文武大吏籍戶口錢糧兵馬親齎至京，觀望者討之。故明諸王來歸者，不奪其爵。在京職官及避寇隱匿者，各以名聞錄用。卒伍欲歸農者聽之。又翌日辛卯，令官吏軍民為明帝發喪，三日後服除，禮部太常寺具帝禮以葬。初六日癸巳，令故明內閣部院諸臣：以原官同滿洲官一體辦理。初八日乙未，阿濟格等報及李自成於慶都，擊敗之，追至真定，又破走之，近畿諸郡縣皆降。二十二日己酉，葬故明莊烈帝，後周氏，妃袁氏，熹宗後張氏，神宗妃劉氏，並如制。先是，三月二十八日丙辰，遷帝後梓宮於昌平，昌平人啟田貴妃墓以葬，至是用帝禮為改葬也。至七月庚子，並設故明長陵以下十四陵官吏，司守護焉。
霸者假借仁義，亦可與王者同功。要其優禮前代之意雖假，而於寬恤民生，使久罹水火之人倚我以圖蘇息，則事實不可誣也。當天命、天聰間，未嘗不厚結關外之人及關內來歸之人，然未能推此意於關內。觀其累次犯塞，輒挾告天七大恨榜文，向關內軍民布告，此於收拾人心有何益處？豈明之軍民見此榜而代為不平，亦有仇明順敵之意乎？固知天聰以前，清固以悍夷自處，絕未有得天下之意識也。崇德改元以後，亦未見若何改觀。及此而始自命王者之師，居然大異於昔。多爾袞於徵朝鮮時，《朝鮮實錄》中載其舉動，在滿洲中獨為溫雅得體，固其資質之美，即天之所以啟女真，生才非意想所及也。而其最大之獻納，莫如范文程，節錄文程清《國史》本傳如下：
文程從師渡遼河，吳三桂來乞師，文程曰：「闖寇猖狂，中原塗炭，近且傾覆京師，戕厥君後，此必討之賊。我國家上下同心，兵甲選練，誠聲罪以臨之，恤其士夫，拯厥黎庶，兵以義動，何功不成？」復言：「好生者天之德，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殺而得天下者。國家欲統一區夏，非乂安百姓不可。」於是申嚴紀律，妄殺者有罪。既敗流賊二十萬于山海關，我兵長驅而西，民多逃匿，文程草檄宣諭曰：「義兵之來，為爾等復君父仇，所誅者唯闖賊。師律素嚴，必不汝害。」民心遂安。師入北京，建議備禮葬明崇禎帝。時宮闕灰燼，百度廢弛，文程收集諸曹冊籍，布文告，給軍需，事無巨細，咸與議焉。
以上見攝政王之所行，皆文程之所議擬。其尤為清一代永久惠民之政者，則立除明季加派一事，能立起人民樂生之心，而天下已大致定矣。至清一代竟能永行之，以不加賦為祖訓、為定製，此則清之自有器量，能收名臣之用者，必其意度亦本與契合可想也。《文程傳》又言：
明季賦額屢增，而籍皆毀於寇，唯萬曆時故籍存。或欲於直省求新冊，文程不可，曰：「即此為額，猶恐病民，豈可更求哉？」自是天下田賦，悉照萬曆年間則例徵收，除天啟、崇禎年間諸加派，民獲蘇息。
攝政王既定燕京，即派員率師先定山東、山西，蓋由近漸及遠省。明福更以五月戊子朔，由馬士英以兵擁戴入南京，初三日即監國位，十五日進稱帝，建號弘光。當擁立福王時，向時持清議者，皆以北都黨案反覆，王為鄭貴妃孫，鄭氏乃造成各案之主體，又以王失教無善行，意不欲贊定策議。為士英所脅，而諸不快意於清流者群和之，自始即挾有意見。以諸正人於擁立有異議，激王疏遠正人，出史可法於外，以士英當國，起用閹黨阮大鋮，盡翻逆案。國事皆在馬、阮，王又童昏，南都事不可為。而攝政王於六月十一日丁卯，與諸王大臣定議，建都燕京，遣使奉迎車駕。世祖以九月十九日甲辰，自正陽門入宮。十月乙卯朔，親詣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頒大清《時憲歷》。翌日丙辰，以孔子六十五代孫允植襲封衍聖公，其五經博土等官襲封如故。十日甲子，上御皇極門頒詔天下，大赦。乃議佐命開國親郡王及滿洲諸臣封爵，所司損益前典以聞，並察歸降文武官紳，其先後輕重之序如是。詔中除宣赦外，悉數蠲除明季苛雜加派賦稅，地畝錢糧悉照前明會計錄，自順治元年五月朔起，如額徵解，鹽法亦然。凡加派各餉，俱行蠲免，仍免本年額引三分之一。又自五月朔以前，所有本色折色各數十種款目錢糧，逋欠在民者，一律豁免。另一款亦系豁除逋征，當是指雖無民欠實據，亦概予豁除。至五月朔以後之蠲免，則大軍經過地方，仍免徵糧一半，歸順州縣，非經過者，免本年三分之一。關津商稅普免一年。明末所增之商稅則永豁免。曾經前明因兵災全免錢糧之地方，仍予全免，不在免半及三分免一之例。近畿六十八衛軍人，明時派供內廷柴炭，永免且禁私派，招商辦買充用。京城行商車戶僉派徭役，及北直、河南、山東、山西等省截銀，明末所已免派免解者，均照現行事例蠲除。京師東、中、西三城，因屯紮禁衛軍人，不得已令官民之家遷讓，其遷居之戶，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處，概免租賦三年。南北城居家雖不遷徙，而房屋被人分居者，亦於所有田地不拘坐落何處，概免租賦一年。丁銀不照原有定額，查核老幼廢疾，並與豁免。軍民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其徭役。明季直省屯田司助工銀兩，准予豁免。直省漂流掛欠及明系侵沒之錢糧，已經追比在官者，自五月朔以前事件，一律免追釋放。經寇劫失之錢糧亦同。凡此皆從明末人民生計之苦，曲折體貼，又於明時已有之惠恤，不因現在加惠之通令，轉有廢閣。此詔適合人民苦於征納、思解倒懸之心理，與未入關前對待關內方法截然不同。出以世祖登極詔書，實即攝政王聽納群言、熟察民瘼所得之結果，其餘培風化、收人望、敬禮先代帝王賢聖、守護明代陵寢諸端，皆合中國舊來崇尚，無復夷風。攝政王樂引漢人，為滿洲舊人所嫉，此亦其所收之效也。詔榜今尚有存者，《東華錄》亦載全文，不能備錄。《清史稿·世祖紀》已有所刪節矣。
方世祖將即位時，明使左懋第、馬紹愉、陳洪範奉金幣求和，為割地偏安計。不報。既繼位後，逾兩旬，以十月二十五日己卯，命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進取江南。先清河南北未服軍民屯堡，所過悉平。閱數日，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西討李自成。兩王皆攝政王同母兄弟。英王直由綏德取延安、鄜州，斷自成軍西竄之路。豫王自河南破自成軍於潼關，連敗之，至西安，自成被迫東走出陝。乃命豫王移師向江南，英王專事自成，時在順治二年四月。以是月十八日庚午，豫王師至揚州，諭明督師閣部史可法等降，不從。二十五日丁丑，克揚州，可法不屈見殺。五月初五日丙戌，清師渡江，明守將鄭鴻逵等舟師潰，遂陷鎮江，由丹陽、句容抵南京。初十日辛卯，明弘光帝先遁。翌日，馬士英亦遁。南都士民擁獄中所囚崇禎太子出監國。十五日丙申，豫王至南京，勛臣趙之龍、閣臣王鐸、部臣錢謙益等以城降。南都既下，明所以系人心者略盡。以後隆武之在閩，魯監國之在海上，永曆之在兩粵、滇、黔，奔迸流離，保存名號而已。
崇禎太子之獄，始於是年三月。弘光及馬、阮，以北來之太子為偽，下之獄，而朝士多信為真。士民不慊於時政，亦誹議君相。其先於上年十二月，北都先見崇禎太子，清廷以為偽，殺之，並殺認太子為真者。至南中復見太子，史可法得北使左懋第等訊，知太子已被害於北，不附和繼至之太子，朝士則謂可法受馬、阮脅制而然。然余考之，北都太子實不偽，即南都太子非真也。余別有專論，於此不復贅。六月，明總兵田雄、馬得功等執弘光獻於豫王。閏六月，英王追李自成至湖廣，勢窮入通城之九宮山，自縊死。是時，明唐王聿鍵即帝位於閩，建元隆武，魯王以海稱監國於浙。豫王多鐸既克南京，並下杭州，旋召還，以貝勒勒克德渾代將。三年正月，又以太宗長子肅親王豪格為靖遠大將軍，征四川。至冬十一月，清軍平閩，隆武帝殉。豪格入川，張獻忠戰死於西充。會明遺臣復立桂王由榔於肇慶，改元永曆。自成、獻忠餘部巨萬數，先後歸之。南明之兵多為歸附之眾，自隆武倚鄭芝龍立國，鄭氏即前時受撫之海寇，至永曆又盡收張、李餘部，不收則無兵可作聲勢，收之亦無彈壓之力，非唯不足圖功，亦且備受屈辱。清對南明，亦用漢人為前驅。使相屠殺，是為吳、尚、耿、孔四王之兵。吳三桂原為明將，所統為明之官軍，尚可喜、耿仲明、孔有德皆毛文龍舊部，實盜類也。清用此諸軍，自有八旗為中堅，以監督之，其勢自不敵。然猶亘十餘年，終世祖之世，未能悉平南方。聖祖即位後，永曆帝乃為緬甸所縛獻，魯王亦卒於台灣。自是無與清對立之明。以國統言，自康熙元年以後，始為真統一中國。在述清史者可認為主體，不復以清與明為分別之詞矣。
世祖開國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為根本外，余皆沿襲明制，幾乎無所更改。明之積重難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頗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順治三年三月，翻譯明《洪武寶訓》成，世祖制序頒行天下，直自認繼明統治，與天下共遵明之祖訓。此古來易代時所未有。清以為明復仇號召天下，不以因襲前代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明祖立法，亦實有可以修明之價值，若閉關之世不改，雖至今遵行可也。故明之代元，史家極應研究其製作。清之代明，綱紀仍舊，唯有節目之遷流，自非詳考不足標其大異之點。八旗制已有詳考，余從略。其馭宮廷閹宦之法，清實大勝於明。但在世祖開創時，亦已模仿明制，十年六月，設內十三衙門，嚴為限制，令宦官不得過四品。十三年六月，又仿明祖立鐵牌，禁內宮干政。此皆有復蹈明閹禍覆轍之漸。十五年三月，有大學士陳之遴、前恭順侯吳唯華賄結內監吳良輔之獄。之遴、唯華流徙籍沒，之遴遂死貶所。吳監被旨嚴飭，而世祖卒愛昵之，崩前五日，《實錄》已書不豫，而是日尚幸憫忠寺觀吳監祝髮，其為自知不起，令吳監避禍耶？抑自恐命促，令所愛代為出家以媚佛求佑耶？二者必居一於此。要之世祖御世時，無改革閹寺之計，其處斬吳良輔及廢十三衙門，乃世祖崩後太后及輔政諸臣之意。此《清史》之所不詳，見余《三大疑案考實》。
清入關創業，為多爾袞一手所為。世祖沖齡，政由攝政王出。當順治七年以前，事皆攝政專斷，其不為帝者，攝政自守臣節耳。屢飭廷臣致敬於帝，且自云：「太宗深信諸子弟之成立，唯予能成立之。」以翼戴沖人自任，其功高而不干帝位，為自古史冊所僅見。薨於順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戊子，當時猶用帝禮，祔廟上諡，稱成宗義皇帝，以稱其實。乃未幾以屬下首告，王曾制八補黃袍，令與大東珠朝珠、黑貂褂潛置棺內等事，坐以悖逆之罪。夫既以帝號加之，凡形式上之帝制，何者為不可犯？此與追尊之詔豈非矛盾？唯王與肅王不合；囚王致死，而又取其福晉，肅王為世祖長兄，於此事不無懷憤。又於順治五年冬至，初次郊天恩詔，尊稱王為皇父，世乃傳太后有下嫁攝政王之事。今見之筆墨者，唯明遺臣張煌言之《蒼水詩集》，有「春官昨進新儀注，大禮恭逢太后婚」之句，確為當時人語。然蒼水以鄰敵在遠，仇恨所敵，因傳聞而作揶揄之詞，難為信史。世所傳則謂春官指禮部尚書，而其人則坐以錢謙益，以附會謙益之所以為高宗深惡，且傳有謙益撰太后大婚詔文，清亡後頓見傳播，而故老亦多信之。余考謙益未為禮部尚書，多爾袞稱皇父時，謙益去國已久。且考《朝鮮實錄》，當時有「擬議攝政稱皇父」之語，並不涉及太后之下嫁，即其未奉大婚詔之明證。唯舊《東華錄》議多爾袞罪時，有「身到皇宮內院」一語，或可為事有曖昧之據，但不必為太后有私，且有私亦與下詔大婚公然稱慶有別。以其坦然尊為皇父，轉信其非有曖昧之慚，直如古者尚父、仲父之君尊其臣而已。此事詳見余《三大疑案考實》，不具錄。攝政王之身後獲咎，因緣世祖之心有不平，亦因鄭親王濟爾哈郎始本同為攝政，後以多爾袞功高，己為所掩，後於四年七月又停其輔政之職，而代以多爾袞之同母弟多鐸。多鐸於定天下實亦功高，先攝政而死，至攝政死後，鄭王再起輔政，有報怨之心，益構攝政之罪。觀高宗之為攝政昭雪，極道世祖沖年受惑，誣此賢王，則其子孫自有公論，要為開創時之一大反覆，不可不紀者也。
當世祖時，南方尚未悉定，然朝廷已見開明之象。前七年為攝政代行，親政以後，雖有攻異端，寵側妃，不無太過之失，然資稟英明，不至妨政。世傳世祖之崩御非實，乃緣愛寵董鄂妃，妃死而帝為僧以殉之，蓋以媚佛、寵妾並為一談。余別有《世祖出家考實》，為三疑案之一，有以深明其不然。要其媚佛而不以布施土木病民，寵妾而不以女謁苞苴干政，唯見其理解之超，情感之篤，蕭然忘其萬乘之尊，真美質也。自攝政王好延攬漢人，用陳名夏，而南方名士多所薦起。親政以後，政策仍前，由八旗掌握實力，天子則樂就漢人文學之士，書恩對命，綽有士大夫之風，居然明中葉以前氣象。正、嘉以後，童昏操切之習略無存者，天下忘其為夷狄之君焉。順治朝，通攝政、親政兩時期觀之，其有君人之度，略無更改。摘數事為例：
二年五月壬午朔，河道總督楊方興進濟寧州瑞麥，有三四歧者，有八歧、十歧者。得旨：「時和年豐，人民樂業，即是禎祥，不在瑞麥。當惠養元元，益加撫輯。」
是月丁酉，故明中書張朝聘輸木千章，助建宮殿，自請議敘。諭以「用官唯賢，無因輸納授官之理」，令所司給直。
三年七月壬戌，江西巡撫李翔鳳進正一真人張應景符四十幅。得旨：「凡致福之道，唯在敬天勤民，安所事此？朝廷一用，天下必致效尤，其置之。」
四年正月丙午，河南巡撫吳景道以芝草產於嵩山，表賀。得旨：「政教修明，時和年稔，方為祥瑞。芝草何必稱奇？」
八年正月已未，世祖將親政之前一日，戶部尚書覺羅巴哈納等入奏事畢，上問曰：「外間錢糧，有無益之費否？」巴哈納等奏曰：「有。京師營建，用臨清磚，土質堅細，遣官一員燒造，分派漕船裝載抵通，又由五閘撥運至京，給與腳價。」上曰：「營造宮殿，京師燒磚，盡可應用，又費錢糧撥運，甚屬無益。漕船遠涉波濤，已稱極苦，用令裝載帶運，益增苦累。臨清燒造城磚，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越三日壬戌，江西進額造龍碗。得旨：「朕方思節用，與民休息。燒造龍碗，自江西解京，動用人夫，苦累驛遞，造此何益？以後永行停止。」
此可知入關以後，攝政與親政時代無殊，皆能用中國賢明之君為法，定天下固自有氣度也。明季習於苛斂，攝政時用范文程言，一切釐革。然亂世宵人，伎倆百出，嘗試不已，非有明決之識、真實之意，輒為群小所眩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真知此意者少矣。順治朝不肖疆臣，時時有規復加派之請，輒廢黜不行。舉例如下：
清《國史·土國寶傳》：五年五月，仍授江寧巡撫。蘇、松、常三府白糧，明季僉民戶輸運，民以為苦。至是復明初官運制。國寶言：「民戶一遇僉點，往往傾家，今改官運，一切皆給於官，而經費不敷。請計畝均派運費，民皆樂從。」諭曰：「金點固屬累民，加派豈容輕議。」下部察核，官運經費果不敷否。部臣官：「經費未嘗不敷，唯嚴絕克減虛冒諸弊，則用自裕。」黜國寶奏不行。華亭縣有義田四萬八百餘畝，明光祿寺署丞顧正心置以膳宗族助差徭者。國寶初撫吳，即令有司收其米四萬三千餘石給兵餉。及國寶降調，以擅殺非陣擒之吳易黨降調。周伯達代為巡撫，以改充織造匠糧入奏。戶部議：「令察勘義田在明時曾否題明，創置者有無子孫。」至是國寶以實覆奏。戶都尚書巴哈納、謝啟光等核議：「義田所以恤貧助徭，非入官之產，宜仍令顧正心子孫收穫。至兵餉匠糧，皆有正項取給，其擅用義田米，貴國寶償還。」六年，國寶疏請加派民賦佐軍需。給事中李化麟官：「加派乃明季弊政，民窮盜起，大亂所由。我朝東征西討，興師百萬，未嘗累民間一絲一粟，今國寶遽議加派，開數年未有之例，滋異日無窮之累。」上復黜國寶奏不行。
此皆攝政時事，後亦持之甚謹，終清一代，以永不加賦為大訓，真所謂殷鑑不遠，以實心行之，非高呼愛民、圖一時宣傳之用者比矣。明之餘弊，窟穴於其中者迭試不已，能受善言，乃能撲滅之。復舉廠衛緝事之弊。再見一例：
《清史稿·季開生傳》附《張國憲》：疏言：「前朝廠衛之弊，如虎如狼，如鬼如蜮。今易錦衣為鑾儀，此輩無能，逞其故智。乃臣聞有緝事員役在內院門首，訪察賜畫。賜畫特典，內院重地，安所用其訪察？城狐社鼠，小試其端。臣竊謂宜大為之防也。」疏入，下廷臣議禁止，得旨：「鑾儀衛專司扈從，訪役緝事，一概禁止。」廠衛之禍始患。
世祖善畫，得自天授，侍從之臣，往往蒙賜，具見諸家紀載。此賜畫自必指此，亦見其稟質之美。
世祖朝為人詬病之政事，莫如圈地、逃人兩事。此為國初瞻徇滿人，不得不行之策。圈地尚止一時，督捕逃人歷時較久，相傳為清朝之罪惡，不可不一述其真相。
（一）圈地。據《東華錄》及《史稿·世祖紀》，諭戶部清查無主荒地，給八旗軍士，事始元年十二月丁丑。然在前十餘日己未，順天巡按柳寅東奏已言清查無主地，麵條陳其圈換五便。則朝議當已發動在前。考是年七月癸卯，太監吳添壽等請照舊例遣內員徵收涿州寶坻縣皇莊錢糧。攝政王諭：「差官必致擾民，著歸併有司另項起解。」是為畿輔原有明代不屬民有之地，發動於內監，思擅其弊藪，有此自效，而攝政王不從。近畿皇室及勛貴本系占奪民間之地，已經積久，取以給入關之旗軍，未為不合。自朝議將定，柳寅東始以圈換為請，則紛擾起矣，然亦圖一勞永逸耳。寅東奏言：
無主之地與有主之地犬牙相錯，勢必與漢民雜處，不唯今日履畝之難，日後爭端易生。臣以為莫若先將州縣大小，定用地多寡，使滿洲自占一方，而後以察出無主地與有主地互相兌換，務使滿、漢界限分明，疆理各別而後可。蓋滿人共聚一處，阡陌在於斯，廬舍在於斯，耕作牧放，各相友助，其便一；滿人漢人，我疆我理，無相侵奪，爭端不生，其便二；里役田賦，各自承辦，滿、漢各官，無相干涉，亦無可委卸，其便三；處分當，經界明，漢民不至竄避驚疑，得以保業安生，耕耘如故，賦役不缺，其便四；可仍者仍，可換者換，漢人樂從，其中有主者歸併，自不容無主者隱匿，其便五。
此奏下戶部詳議速覆，越十餘日，諭行清查撥給，則以滿、漢分居各理疆界為言，則用寅東策矣。是為圈撥所由起。若但撥無主地，即無所謂圈矣。
諭戶部：「我朝建都燕京，期於久遠，凡近京各州縣民人無主荒田，及明國皇親、駙馬、公、侯、伯、大監等死於寇亂者，無主田地甚多。爾部可概行清查，若本主尚存，或本主已死而子弟存者，量口給與；其餘田地，盡行分給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此非利其土地，良以東來諸王勛臣兵丁人等無處安置，故不得不如此區畫。然此等地土，若滿、漢錯處，必爭奪不止，可令各州縣鄉村滿漢分居，各理疆界，以杜異日爭端。」
圈而後撥，其兌換能否公平，當視承辦之長官。然動必有擾，自不可諱。至外省駐防，亦有故明藩府莊田等在。又有滿兵初到，秩序未定，如韓慕廬所記蘇州城內所居里為旗兵圈占之事。此尤軍興時之變態，不足論矣。夫圈地之擾，若清代竟永遠行之，其國祚必不能如此之久。當開國時不得已而暫行，則在歷史上固為可恕，且世祖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較之明代溺愛子弟，向國民婪索莊田者，尚較有羞惡是非之心。至後來之永停圈地，則在康熙年間，其時親貴已漸就範，不需屈法以奉之，故於康熙二十四年，有順天府府尹張吉午一奏，戶部不敢議准，而聖祖特旨俞允，此可見圈地一事之可已則已，清於病民之政，實未嘗如明代之甚也。
《東華錄》：「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戊戌，戶部議覆：『順天府府尹張吉午奏，請康熙二十四年始，凡民間開墾田畝，永免圈取。應不准行。』上諭大學士等：『凡民間開墾田畝，若圈與旗下，恐致病民，嗣後永不許圈。如旗下有當撥給者，其以戶部見存旗下令田給之。』」
（二）逃人。當清室在關外，為明建州衛時，往往掠漢人為奴，視為大利。被虜者逃至朝鮮，朝鮮輒解送中國，建州恨之，時為寇於朝鮮，以為報復。此積世糾纏之事，具見《朝鮮實錄》。太宗既以兵力壓伏朝鮮，乃嚴約不許解送，而漢人尚有逃入朝鮮以求庇者，朝鮮涕泣拒之，或有不忍坐視中國人為奴，私自縱還中國者，清必予以重罰。是為滿洲督捕逃人舊法。入關以後，各旗風習如故，所欲得保障於國家者，以有逃人法為最要。而其時則情偽又不同，因立法之嚴，有冒充逃人以害良善之事，故清初以此事為厲民之大者。世祖雖知之，時方用八旗之力以定天下，不能違國俗，拂眾情也。《史稿·李裀傳》獨詳此事，錄如下：
八旗以俘獲為奴僕，主遇之虐，輒亡去。漢民有願隸八旗為奴僕者，謂之投充，主遇之虐，亦亡去。逃人法自此起。十一年，王大臣議，匿逃人者給其主為奴，兩鄰流徙；捕得在途復逃，解子亦流徙。上以其過嚴，命再議，仍如王大臣原議上。十二年，裀上疏極論其弊曰：「皇上為中國主，其視天下皆為一家。必別為之名曰『東人』，又曰『舊人』，已歧而二之矣。謂滿洲役使軍伍，猶兵與民，不得不分；州縣追攝逃亡，猶清勾逃兵，不得不嚴核：是已。然立法過重，株連太多，使海內無貧富良賤，皆惴惴莫必旦夕之命。人情洶懼，有傷元氣，可為痛心者一也。法立而犯者眾，當思其何利於隱匿而愍不畏死。此必有居東人為奇貨，挾以為囮。殷實破家，奴婢為禍，名義盪盡，可為痛心者二也。犯法不貸，牽引不原，即大逆不道，無以加此。破一家即耗一家之貢賦，殺一人即傷一人之培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今乃用逃人法戕賊之乎？可為痛心者三也。人情不甚相遠，使其居身得所，何苦相率而逃，況至三萬之多？其非盡懷鄉土、念親戚明矣。不思恩義維繫，但欲窮其所往，法愈峻，逃愈多，可為痛心者四也。自逮捕起解，至提赴質審，道路驛騷，雞犬不寧。無論其中冤陷實繁，而瓜蔓相尋，市鬻鋃鐺殆盡。日復一日，生齒凋殘，誰復為皇上赤子？可為痛心者五也。又不特犯者為然，饑民流離，以譏察東人故，吏閉關，民扃戶，無所投止。嗟此窮黎，朝廷方蠲租煮粥，衣而食之，奈何因逃人法迫而使斃？可為痛心者六也。婦女躑躅於郊原，老稚僵仆於溝壑。強有力者，犯霜露，冒雨雪，東西迫逐，勢必鋌而走險。今寇孽未靖，招撫不遑，本我赤子，乃驅之作賊乎？可為痛心者七也。臣謂與其嚴於既逃之後，何如嚴於未逃之先？今逃人三次始行正法，其初犯再犯，不過鞭責。請敕今後逃人初犯即論死，皇上好生如天，不忍殺之，當仿竊盜刺字之例：初逃再逃，皆於面臂刺字。則逃人不敢逃，即逃人自不敢留矣。」疏入，留中。後十餘日，下王大臣會議，僉謂所奏雖於律無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惡，當論死。上弗許，改議杖，徙寧古塔；上命免杖，安置尚陽堡。逾年，卒。上深知逃人法過苛重，絀王大臣議罪裀。十三年六月，諭曰：「朕念滿洲官民人等，攻戰勤勞，佐成大業。其家役使之人，皆獲自艱辛，加之撫養。乃十餘年間，背逃日眾，隱匿尤多，特立嚴法。以一人之逃匿而株連數家，以無知之奴僕而累及官吏，皆念爾等數十年之勞苦，萬不得已而設，非朕本懷也。爾等當思家人何以輕去，必非無因。爾能容彼身，彼自體爾心。若專恃嚴法，全不體恤，逃者仍眾，何益之有？朕為萬國主，犯法諸人，孰非天生烝民，朝廷赤子？今後宜體朕意省改，使奴僕充盈，安享富貴。」十五年五月，復諭曰：「督捕逃人事例，屢令會議，量情申法，衷諸平允。年來逃人未止，小民牽連，被害者多。聞有奸徒假冒逃人，詐害百姓，將殷實之家指為窩主，挾詐不已，告到督捕，冒主認領，指詭作真。種種詐偽，重為民害。如有旗下奸宄橫行，許督撫逮捕，並本主治罪。」逃人禍自此漸熄。
《裀傳》所載，其奏疏見蔣氏《東華錄》，而王《錄》不載。世祖兩諭，則王《錄》有之，蔣《錄》所未收也。想是王所據《實錄》不書裀奏，蓋不欲彰當時之過。裀意重治逃人，並不責旗下主家，而已為滿人所忌恨如此。可見入關後之逃人，絕非關外時之比。乃恃國家設立重法，而旗下奸人與民人之黠者合成訛詐之局。原立法止罰重窩逃，不深究逃者，正欲保護還歸之家奴，仍為舊主操作。奸人於是專放囮誘，投殷實之家寄宿，即以窩主誣之，以遂其索詐取盈之計。故重處逃人，即奸民有所畏而不敢為旗下之囮也。順治間人文字中涉逃人者頗多，不能備錄。唯其漸次救正，《裀傳》言由於世祖之兩諭，觀其事實，則順治朝猶未改督捕之功令，至康熙時乃並無所事於督捕，則弊根為已拔矣。茲先詳督捕衙門之設立。
《史稿·魏管傳》：「八旗逃人，初屬兵部督捕，部議改歸大理寺。管疏言其不便，時管為大理卿。乃設兵部督捕侍郎專董其事。」時即以管為督捕右侍郎，見《東華錄》十一年正月甲辰。《管傳》失載，《貳臣·管傳》亦失載。
清《國史·吳達禮傳》：「十一年正月，上以八旗逃人日眾，增設兵部督捕侍郎、郎中、員外，主事等官，另置廨署，專理緝捕事，擢吳達禮為左侍郎。」
《史稿·職官志》兵部下：「十一年，增置督捕滿左侍郎、漢右侍郎各一人，漢協理督捕太僕寺少卿二人。尋改左右理事官滿漢各一人。滿漢郎中各一人。員外郎滿洲七人，漢軍八人，漢一人。堂主事，滿洲三人，司主事一人，十四年增一人。漢主事六人，司獄二人，分理八司，當是旗各一司。掌捕政。三營將弁隸之。十二年，增置督捕員外郎八人。旗各一人。康熙三十八年，省督捕侍郎以次各官併入刑部，刑部止設督捕司，掌八旗及各省逃亡。」
順治朝以八旗逃人為一大事，至兵部內專設衙門，而以京畿巡捕三營隸焉。官職繁多，其徇各旗王公之意無所不至。魏管以職掌論逃人事，流徙尚陽堡，李裀以科臣言此事繼之，俱死戍所。王大臣言所奏於律無罪，然七可痛情由可惡，當論死。是論罪並不依律，但旗人以為可惡，即當論死耳。世祖亦曲從之，俾言逃人事者多死於戍所，故逃人事實為清初秕政。但至康熙中葉，已盡革此衙門，並刑部，僅為一司，所掌乃與各省應捕逃犯為同等，且旗下竟無逃人案，督捕司對旗務，轉以防禁旗人無故離京為專責，則立法已平，旗人無所利於逃人，國法亦無所庇於縱逃之旗人，此事自然消滅。則一時之弊害，特國基未固時有此，尚非一朝怙惡不悛之事，如明之廠衛閹人比也。
世祖朝於明季朋黨相攻，概不願理其說。馮銓為閹黨，而首先召用，至言官交攻，輒罪言者。當時用銓，取其明習故事，內閣票擬等明之舊法，由銓復行之。從前邪正派別，固非所當問。又其招降納叛，封賞不吝，且持之以久，要之以信。降人封爵，直至清亡而始與同盡者甚多。此亦見定天下之氣度，能使武夫悍將，釋甲來歸，功名可保，既降者心安，來降者亦知勸，檢《史稿·封爵表》，一一可見。舉一最顯之事為例。如牛金星，為李自成丞相，明國亡君殉，皆系此人。當自成據燕京時，金星以宰相之威福，紀載洋溢，逮自成敗後，金星歸宿，世頗忘之。《史稿·季開生傳》附《常若柱》，乃悉金星入清之仕履，並世祖之優容焉。《若柱傳》如下：
若柱疏言：「賊相牛金星弒君殘民，抗拒王師，力盡始降，宜嬰顯戮。乃復玷列卿寺，靦顏朝右。其子銓同父作賊，冒濫為官，任湖廣糧儲道，贓私巨萬。請將金星父子立正國法，以申公義，快人心。」得旨：「流賊偽官投誠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應議處。」遂罷歸。
以糾舉金星為不合理而削職，似乎獎奸，然其時天下擾攘，方事招徠，以散亂勢。若柱，陝西蒲城人，順治四年進士，自庶吉士改給事中。則此必改官後所奏，事在世祖親政前後，招降之事方急，所以待牛金星者如此，願歸者可以無疑矣。此所謂「雍齒且侯，吾屬無患」，漢高所以為豁達大度，如此類矣。金星父子甘就此不重要之官，正新朝所視為奇貨者。
第五節 八旗制度應運而生
清一代自認為滿洲國，而滿洲人又自別為旗人，蓋即以滿為清之本國，滿人無不在旗，則國之中容一八旗，即中國之中涵一滿洲國，未嘗一日與混合也。然自清入中國二百六十七年有餘，中國之人無有能言八旗真相者。既易代後，又可以無所顧忌，一研八旗之所由來，即論史學亦是重大知識，然而今尚無有也。蓋今始創為之。
淺之乎視八旗者，以為是清之一種兵制，如《清史稿》以八旗入《兵志》是也。夫八旗與兵事之相關，乃滿洲之有軍國民制度，不得舍其國而獨認其為軍也。至《食貨志》亦有八旗丁口附戶口之內，稍知八旗與戶籍相關矣，然言之不詳，仍是膜外之見，於八旗之本體，究為何物，茫然不辨。則以其蛻化之跡已為清歷代帝王所隱蔽，不溯其源，無從測其委，以其昏昏而欲使人昭昭，宜其難也。
八旗者，太祖所定之國體也。一國盡隸於八旗，以八和碩貝勒為旗主，旗下人謂之屬人，屬人對旗主有君臣之分。八貝勒分治其國，無一定君主，由八家公推一人為首長，如八家意有不合，即可易之。此太祖之口定憲法。其國體假借名之，可曰聯邦制，實則聯旗制耳。太宗以來，苦心變革，漸抑制旗主之權，且逐次變革各旗之主，使不能據一旗以有主之名，使各旗屬人不能於皇帝之外復認本人之有主。蓋至世宗朝而法禁大備，純以漢族傳統之治體為治體，而尤以儒家五倫之說壓倒祖訓，非戴孔、孟以為道有常尊，不能折服各旗主之稟承於太祖也。世宗制《朋黨論》，其時所謂「朋黨」，實是各旗主屬之名分。太祖所制為綱常，世宗乃破之為朋黨，而卒無異言者，得力於尊孔為多也。夫太祖之訓亦實是用夷法以為治，無意於中夏之時有此意造之制度，在後人亦可謂之亂命。但各旗主有所受之，則憑藉固甚有力，用儒道以易之，不能不謂大有造於清一代也。夫儒家名分之說在中國有極深之根柢，至今尚暗資束縛者不少，而國人或自以為已別有信仰，脫離崇儒之範圍，此亦不自量之談耳。
凡昔人所紀之八旗，若明末，若朝鮮之與清太祖、太宗同時所聞，皆非身入其中，語不足信；而清代官書則又抹殺實狀，私家更無述滿洲國本事者。故求八旗之真相，頗難措手。但言清事，非從清官書中求之不足徵信，於宮書中旁見側出，凡其所不經意而流露者，一一鉤剔而出之，庶乎成八旗之信史矣。
八旗之始，起於牛錄額真。牛錄額真之始，起於十人之總領。十人各出箭一支，牛錄即大箭，而額真乃主也。此為太祖最初之部勒法。萬曆十一年癸未，太祖以父遺甲十三副起事，自後即有牛錄額真之部伍。吞併漸廣，糾合漸多，至萬曆二十九年辛丑，乃擴一牛錄為三百人，而牛錄額真遂為官名，蓋成率領三百人之將官。當時有四牛錄，分黃、紅、藍、白四色為旗，蓋有訓練之兵千二百人矣。
征服更廣，招納更多，一牛錄三百人之制不變，而牛錄之數則與日俱增。自二十九年辛丑至四十三年乙卯，所增不止女真部族，除夜黑（後於乾隆時改葉赫）外皆已統一，且蒙古、漢人亦多有降附，蓋十四年之間增至四百牛錄，則為百倍其初矣。於是始設八旗。蒙、漢雖自為牛錄，猶屬於一個八旗之內，而八旗之體制則定於是。後來蒙、漢各設八旗，不過歸附之加多，於八旗建國之國體毫無影響。此《會典》及《八旗通志》等官書所能詳，無庸反覆鉤考矣。
《武皇帝實錄》：「辛丑年，是年，太祖將所聚之眾每三百人立一牛祿厄真管屬，前此凡遇行師出獵，不論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滿洲人出獵開圍之際，各出箭一支，十人中立一總領，屬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許錯亂。此總領呼為牛祿（華言大箭）厄真（厄真，華言主也）。於是以牛祿厄真為官名。」
又：「乙卯年，太祖削平各處，於是每三百人立一牛祿厄真，五牛錄立一紮攔厄真，五紮攔立一固山厄真，固山厄真左右立美凌厄真。原旗有黃、白、藍、紅四色，將此四色鑲之為八色，成八固山。」
《武錄》文本明了，不明則附註，頗詳原始。其後改修《高皇帝實錄》，屢修而屢益不明。
八旗各有旗主，各置官屬，各有人民，為並立各不相下之體制。終太祖之世，堅定此制，不可改移。太宗不以為便，逐漸廢置，使稍失其原狀，而後定於一尊，有為君之樂。己身本在八大貝勒之列，漸至超乎八貝勒之上，而仍存八貝勒之名。既塗飾太祖之定法，又轉移八家之實權，其間內並諸藩，所費周折與外取鄰敵之國相等，然其遺蹟未能盡泯。至世宗朝而後廓然盡去其障礙，蓋以前於太祖設定之八家，能以其所親子弟漸取而代之；至世宗則並所親之子弟亦不願沿襲祖制，樹權於一尊之外，此又其更費周章者也。
終清之世，宗室之待遇，有所謂「八分」。分字去聲。恩禮所被，以八分為最優。故封爵至公，即有入八分、不入八分之別。此所謂八分，亦只有太祖時建立八家之跡象。八分為舊懸之格，無固定之八家。故宗室盡可以入八家或不入八家也。
八和碩貝勒，世無能盡舉其名者，實則其名本未全定。且和碩貝勒亦本無此爵名，而即沿以和碩貝勒為稱，亦竟無八人之多。蓋許為旗主，即稱為和碩貝勒，即未必許為旗主，對外亦常以八和碩貝勒為名號。此皆由太祖定為國體，不得不然。入關以後，乃不復虛稱八和碩貝勒，但旗主之實猶存，至雍正朝乃去之耳。
八旗亦稱八固山，此清代一定之制。然《太祖實錄》中，一見「十固山執政王」之語，此非八旗之制曾有改移也，所敘為與蒙古喀爾喀五部誓詞中稱滿洲國主並十固山執政王等，蓋對外應具名者有十人，而此十人皆為旗主，知當時必有一旗不止一主之旗分。此應拈出，以征旗主之或有歧異。
《武皇帝實錄》：「己未天命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帝令厄革腥格、褚胡里、鴉希諂、庫里纏、希福五臣，齎誓書，與胯兒胯（後改喀爾喀）部五衛王等，共謀連和。同來使至岡干色得里黑孤樹處，遇五衛之王，宰白馬烏牛，設酒肉血骨土各一碗，對天地誓曰：『蒙皇天后土祐我二國同心，故滿洲國主並十固山執政王等，今與胯兒胯部五衛王等會盟，征仇國大明，務同心合謀。倘與之和，亦同商議。若毀盟而不通五衛王知，輒與之和，或大明欲散我二國之好，密遣人離間而不告，則皇天不祐，奪吾滿洲國十固山執政王之算，即如此血出土埋暴骨而死。若大明欲與五衛王和，密遣人離間，而五衛王不告滿洲者，胯兒胯部主政王，都棱洪把土魯、奧巴歹青、厄參八拜、阿酥都衛、蟒古兒代、厄布格特哄台吉、兀把什都棱、孤里布希代大里汗、蟒古兒代歹、弼東兔、葉兒登褚革胡里大里漢把土魯、恩革得里、桑阿里寨布、打七都棱、桑阿力寨巴、丫里兔朵里吉、內七漢位征、偶兒宰兔、布兒亥都、厄滕厄兒吉格等王，皇天不祐，奪其紀算，血出土埋暴骨亦如之。吾二國若踐此盟，天地祐之。飲此酒，食此肉，壽得延長。子孫百世昌盛，二國始終如一，永享太平。」
《武錄》此誓詞，後經修改，刪除太不雅馴之文，俱不足論。其十固山執政王，乾隆修《高皇帝實錄》，改作十旗執政貝勒，尚存原義。《東華錄》於第一見處改作八旗執政貝勒，第二見處刪去，則竄改無跡。若由王氏以意所改，則太謬妄矣。
後復有帝與諸王焚香祝天，昆弟勿相傷害事。其所謂諸王，恰得八人，其四即四大貝勒，似此八人即所謂八和碩貝勒。但亦是一時之事，終太祖之世，所定八固山之貝勒，非此八人也。唯此祝詞於清父子兄弟中，大有關係。此祝詞以名告天者，自是國之主要人物。其人則四大貝勒之外，有德格類、濟爾哈郎、阿濟格、岳托四人之名，正合八固山之數。此後有大事具名者，又不定是此八人。且太祖遺屬中之各主一旗者，若多爾袞，若多鐸，皆不在內。則八和碩貝勒隨時更定，今尚非確定也。
太祖遺訓中之四大王，自並太宗在內。其四小王究為何人，以前天命六年之告天祝文，偶具八人之名。至九年正月，與胯兒胯部巴玉特衛答兒漢巴土魯貝勒之子恩格得里台吉誓文，則曰：「皇天垂祐，使恩格得里舍其己父而以我為父，舍其己之弟兄，以妻之兄弟為弟兄（恩格得里先已妻舒爾哈赤女），棄其故土，而以我國為依歸。若不厚養之，則穹蒼不祐，殃及吾身。於天作合之婿子而恩養無間，則天自保祐。俾吾子孫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壘台吉、戒桑孤台吉、跡兒哈郎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及恩格得里台吉等，命得延長，永享榮昌。」據此，則八固山諸王台吉所可以對外及對天起誓者，四大貝勒外，又有九人之多，則為十三人矣。故知前所云十固山執政王，亦是此同等文法，謂十個在固山中執政之王，非謂固山有十也。是年二月，又與廓兒沁部盟。先由太祖自與設誓，復命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布太台吉、得格壘台吉、戒桑孤台吉、跡兒哈郎台吉、阿吉格台吉、都督台吉、姚托台吉、芍托台吉、沙哈量台吉等，亦宰白馬烏牛，對來使同前立誓書而焚之。其預於誓文之王台吉，同前。則是年之固山執政王為十三人，亦非八旗各一旗主之謂。乾隆修改《實錄》，本年前一誓，於四王用代善、阿敏、莽古爾泰之名，遂刪去太宗之名；於後一誓則又稱大貝勒、二貝勒、三貝勒、四貝勒。《東華錄》則盡去之開國時草昧之跡，士大夫往往欲代為隱諱，初不虞其失實也。
旗主中四大貝勒為定名；四小貝勒則求其確定，於《宗室王公傳》中檢得一據。蓋太祖最後遺命以阿濟格（即《武實錄》之阿吉格）、多爾袞、多鐸各主一旗，合之四大貝勒，已得七旗，其餘一旗，別有考訂。今先錄《阿巴泰傳》，以明阿濟格、多爾袞、多鐸各主一旗之事實。
清《國史·宗室王公·多羅饒余郡王阿巴泰傳》：「天命十一年九月，太宗文皇帝即位，封阿巴泰貝勒。阿巴泰語額駙揚古利、達爾漢曰：『戰則我擐甲冑行，獵則我佩弓矢出，何不得為和碩貝勒？』揚古利等以奏。上命勸其勿怨望。天聰元年五月，上親征明錦州，同貝勒杜度居守。十二月，察哈爾昂坤杜棱來歸，設宴。阿巴泰語納穆泰曰：『我與小貝勒列坐，蒙古貝勒明安巴克俱坐我上，實恥之！』納穆泰入奏。上宣示諸貝勒。於是大貝勒代善率諸貝勒訓責之曰：『德格類、濟爾哈郎、杜度（即舊作都督之改譯）、擊托 （舊作姚托）、碩托（舊作芍托），早隨五大臣議政，爾不預！阿濟格、多爾袞、多鐸，皆先帝分給全旗之子，諸貝勒又先爾入八分列。爾今為貝勒，心猶不足，欲與和碩貝勒抗，將紊紀綱耶！』阿巴泰引罪願罰。於是罰甲冑、雕鞍馬各四，素鞍馬八。（阿巴泰舊作阿布太，大祖第七子。）」
據代善所責阿巴泰語，八固山之主，四和碩貝勒外，唯阿濟格、多爾袞、多鐸三人各主一全旗。是為七旗已各有主。其餘諸貝勒，但稱其或早隨五大臣議政，或先入八分列，未有謂其主一旗者。則太祖所擬定四大王、四小王，尚有一小王未命，而八旗只有七旗為明命所定之主也。其多一旗何在？則尚為太宗所兼領。未知太祖之意，究擬屬之何人，但當歿時，尚未指派。在太宗以奮勇之功，多將一旗，亦所應得。但觀遺訓，累以八王共治為言，並以恃強倚勢為戒，終不欲使一子有兼久之武力，其令太宗得挾有兩旗者，乃臨終倉卒，未及處分，亦意中無有一定可與之人，以故遲遲有待耳。今更舉太宗於太祖崩時挾有兩旗之證：
《東華錄》：「太宗崇德四年，八月辛亥，召諸王貝勒貝子公等及群臣集崇政殿，議疏脫逃人罪畢。又召傅爾丹至前曰：『此人於朕前欺慢非止一二，朕欲使爾等共聞之，是以明數其罪。太祖皇帝晏駕哭臨時，鑲藍旗貝勒阿敏遣傅爾丹謂朕曰：「我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爾即位後，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朕召饒余貝勒，與超品公揚古利額駙、達爾漢額駙、冷格里、納穆濟、索尼等至，諭以阿敏有與諸貝勒議，立爾為主，當使我出居外藩之語。若令其出居外藩，則兩紅、兩白、正藍等旗，亦宜出藩於外。朕已無國，將誰為主乎？若從此言，是自壞其國也。皇考所遺基業，不圖恢廓，而反壞之，不祥莫大焉。爾等勿得妄言。復召鄭親王問曰：「爾兄遣人來與朕言者，爾知之乎？」鄭親王對曰：「彼曾以此言告我，我謂必無是理，力勸止之；彼反責我懦弱，我用是不復與聞。」傅爾丹乃對其朋輩譏朕曰：「我主迫於無奈，乃召鄭親王來誘之以言耳。」』」
據此則知太祖崩時，太宗挾有兩黃旗，故謂各旗若效鑲藍旗出外，則兩紅、兩白、正藍皆可出外，不數兩黃旗也。又知阿敏所主為鑲藍旗，則八旗中三旗為有主名矣。今再考正紅旗主，實為大貝勒代善。
《東華錄》：「太宗天聰九年九月壬申，上御內殿，諭諸貝勒大臣曰：『朕欲諸人知朕心事，故召集於此，如朕言虛謬無當，爾諸貝勒大臣即宜答以非是，勿面從。夫各國人民呼籲來歸，分給爾貝勒等恩養之，果能愛養天賜人民，勤圖治理，庶邀上天眷佑；若不留心撫育，致彼不能聊生，窮困呼天，咎不歸朕而歸誰耶？今汝等所行如此，朕將何以為治乎？大凡國中有強力而為君者，君也；有幼沖而為君者，亦君也；有為眾所擁戴而為君者，亦君也。既已為君，豈有輕重之分？今正紅旗固山貝勒等，輕蔑朕處甚多。大貝勒昔從征北京時，違眾欲返；及征察哈爾時，又堅執欲回。朕方銳志前進，而彼輒欲退歸。所俘人民，令彼加意恩養，彼既不從，反以為怨。夫勇略不進，不肖者不黜，誰復肯向前盡力乎？今正紅旗貝勒，於賞功罰罪時，輒偏護本旗。朕所愛者彼惡之，朕所惡者彼愛之，豈非有意離間乎？朕今歲託言出遊，欲探諸貝勒出師音耗，方以勝敗為憂，而大貝勒乃借名捕蟶，大肆漁獵，以致戰馬俱疲。及遣兵助額爾克楚爾虎貝勒時，正紅旗馬匹，以出獵之故，瘦弱不堪。儻出師諸貝勒一有緩急，我輩不往接應，竟晏然而已乎？誠心為國者固如是乎？』」
以上為數代善之罪，而俱指其為正紅旗貝勒者。大貝勒與正紅旗貝勒互稱，今取其足證大貝勒即正紅旗貝勒而止。又其後有一款云：
「往時阿濟格部下大臣車爾格有女，揚古利額駙欲為其子行聘。大貝勒脅之，且唆正藍旗莽古爾泰貝勒曰：『爾子邁達禮先欲聘之矣！爾若不言，我則為我子馬瞻娶之。』夫阿濟格乃朕之弟，豈可欺弟而脅其臣乎？」
此段又可證阿濟格之自主一旗，其下有大臣。太宗又言「不可欺弟而脅其臣」，則其旗下所屬，太宗是時亦認其為阿濟格之臣也。又見正藍旗莽古爾泰貝勒，則正藍旗貝勒亦有主名矣。代善為讓位與太宗而擁立之者，發端先言種種為君之來歷不同，既已為君，即不能有所重輕。是因代善不免挾擁立之故，對太宗不甚嚴畏，經此挫抑，後不敢復然，乃得以恩禮終始。此亦見太宗之自命為君，絕不認太祖遺訓為有效。然其對代善猶止挫抑而已，未嘗欲奪其所主之旗。至正藍旗之待遇則不同，是猶未忘代善擁立之惠也。
正藍旗旗主為莽古爾泰，既見上矣。至此旗為太宗所吞併，即在本年，正可與正紅旗之待遇相較。蓋代善之罪，經諸貝勒大臣、八固山額真、六部承政審擬畢，議請應革大貝勒名號，削和碩貝勒，奪十牛錄屬人，罰雕鞍馬十、甲冑十、銀萬兩，仍罰九馬與九貝勒。（斯時除代善父子外，可知執政之貝勒蓋有九人。）薩哈廉貝勒應罰雕鞍馬五、空馬五、銀二千兩，奪二牛錄屬人。奏入，上免之。罰代善、薩哈廉銀馬甲冑，然則聊以示威而已。正藍旗貝勒之獄，則在是年十二月，相距不過三月耳。唯在莽古爾泰死後，並在其同母弟德格類死後，未嘗及身受戮。此亦太祖所訓寧待天誅，勿兄弟間自相推刃之影響也。但固山則為太宗所並，是為後世天子自將三旗之由來。然自將三旗，後世乃以兩黃及正白為上三旗，尚非此正藍旗，此則順治間之轉換，別詳於後。今先詳正藍旗之歸結。
《東華錄》：「天聰六年十二月乙丑，和碩貝勒莽古爾泰薨，年四十六。上臨哭之，摘纓，服喪服，居殿側門內。丙寅，送靈輿至寢園，始還宮。」
又：「天聰九年十月己卯，管理戶部事和碩貝勒德格類薨，年四十。上臨其喪，哭之慟，漏盡三鼓方還。於樓前設幄而居，撤饌三日，哀甚。諸貝勒大臣勸至再三，上乃還宮。」
又：「十二月辛巳，先是，貝勒莽古爾泰與其女弟莽古濟格格，格格之夫敖漢部瑣諾木杜棱，於貝勒德格類、屯布祿、愛巴禮、冷僧機等前，對佛跪焚誓詞云：『我已結怨皇上，爾等助我，事濟之後，如視爾等不如我身者，天其鑒之！』瑣諾木及其妻誓云：『我等陽事皇上，而陰助爾，如不踐言，天其鑒之！』未幾，莽古爾泰中暴疾，不能言而死。德格類亦如其兄病死。冷僧機首於刑部貝勒濟爾哈郎，瑣諾木亦首於達雅齊國舅阿什達爾漢。（阿什達爾漢為葉赫金台什族弟，故為大宗諸舅，稱之曰達雅齊國舅。）隨奏聞於上。諸貝勒大臣等會審得實，莽古濟格格並其夫瑣諾木，及莽古爾泰、德格類之妻子，同謀屯布祿、愛巴禮，闔門皆論死；冷僧機免坐，亦無功。二貝勒屬人財產，議歸皇上。上以冷僧機宜敘功，財產七旗均分。命集文館諸儒臣再議。尋議莽古濟格格謀逆，不可逭誅，兩貝勒妻子應處斬，若上欲寬宥，亦當幽禁。冷僧機宜敘功。瑣諾木昔佯醉痛哭，言上何故唯兄弟是信，上在，則我蒙古得遂其生，否則我蒙古不知作何狀矣。（此事亦見前議紅旗貝勒罪時，涉及哈達莽古濟格格，情節宜互詳。）上亦微喻其意。彼時上待莽古爾泰、德格類、莽古濟，正在寵眷之際，瑣諾木雖欲直言，豈容輕出諸口。今瑣諾木先行舉首，應否免罪，伏候上裁。至屯布祿、愛巴禮，罪應族誅。兩貝勒族人戶口，應全歸上。古人云：『勿使都邑大於邦國，國寡都眾，亂之本也。』如上與諸貝勒一例分取，則上下無所辨別矣。於是諸貝勒大臣覆奏，誅莽古濟，免瑣諾木罪。先是，莽古爾泰子額必倫曾言：『我父在大凌河露刃時（事在天聰五年八月），我若在彼，必刃加皇上，我亦與我父同死矣。』其兄光袞首告，上隱其事。至是罪發，乃誅額必倫。莽古濟長女為岳托貝勒妻，次女為豪格貝勒妻。豪格曰：『格格既欲謀害吾父，吾豈可與謀害我父之女同處乎？』遂殺其妻。岳托亦請殺其妻，上止之。昂阿喇以知情處死。（昂阿喇為莽古爾泰母先適人所生子，蓋其同母異父兄也。）屯布祿、愛巴禮及其親支兄弟子侄，磔於市。授冷僧機世襲三等梅勒章京。以愛巴禮、屯布祿家產給之，免其徭役，賜以敕書。莽古爾泰子邁達禮、光袞、阿喀達舒，孫噶納海，德格類子鄧什庫等，俱黜為庶人。二貝勒屬人財產俱歸上。賜豪格八牛錄屬人，阿巴泰三牛錄屬人，其餘莊田財物量給眾人。以正藍旗入上旗，分編為二旗，以譚泰為正黃旗固山額真，宗室拜尹圖為鑲黃旗固山額真。後籍莽古爾泰家，獲所造木牌印十六，文曰『金國皇帝之印』，於是攜至大廷，召貝勒臣民，以叛逆實狀曉諭於中外。」
正藍旗於是歸為太宗，併入兩黃旗，別設兩固山額真，則是兩黃旗有四旗，而其實則正藍一旗分為兩也。此與後來自將上三旗之方式不同，直是消滅一正藍旗，而由兩黃旗分轄其眾，又不徑入兩黃旗，乃成原設兩黃旗，後又分正藍旗為新兩黃旗，皆歸自將，幾乎破八旗之定製矣。要為八固山少一強宗，始為太祖遺訓痛革其理想之流弊。
莽古爾泰之積釁，據《實錄》之已見《東華錄》者，所載亦夥。其應否消滅此一固山，卻與莽古爾泰之罪狀無涉。推太祖之意，將永存八固山之制，則以其屬人更立一固山貝勒可也。乃諸貝勒等議以歸上，太宗不能泰然承受，而曰財產七旗均分，又命文館儒臣再議。夫分財產非分其人眾也，結果莊田財物量給眾人，即七旗均分之謂矣。太宗之意，非利其財產，而特欲並其人眾，以去一逼，故不更由諸貝勒議，而由儒臣議。儒臣乃以「大都禍國，亂之本也」之古訓，明示八固山平列之制當除，於是有此改革。若藍旗貝勒之罪狀，則轉為藉端焉耳。茲並撮其釁之所由生，為太宗兄弟間明其變態。
據《實錄》，癸巳年九國來侵，太祖安寢，袞代皇后推醒，問是昏昧，抑是畏懼？則天聰間尚以皇后稱之。至乾隆修本則改作妃富察氏。此大歸事，《實錄》不載，而《老檔》詳之。莽古爾泰之弒母，亦見《太宗實錄》。《東華錄》所錄太宗謂皇考於莽古爾泰一無所與，故倚朕為生，後弒母邀功，乃令附養於德格類貝勒家云云，語殊矛盾。壬子年已見莽古爾泰與太宗同擊兀喇貝勒布占泰，則固早從征伐。後於天命元年，同為和碩貝勒，稱三貝勒，亦稱三王，即自有一固山之屬人及財產，何至倚其弟為生，乃至天命五年以後，借弒母邀功，始令附養於其同母弟家耶？語不近情，則知太宗之罪狀莽古爾泰，不必符於事實，不過欲殺兄以殖己之勢耳。
《清史稿·公主表》有嫁瑣諾木之莽占濟公主，又稱太祖有女嫁吳爾古代，不知所自出，列為兩人，蓋未考也。莽姑姬之名，後修《實錄》刪去，故列表時失照，其實太祖之女，《舊實錄》皆載其名，名下皆有姐字，此亦系蒙古姐耳。至其得罪太宗，則在天聰九年。
《東華錄》：「天聰九年九月丁巳，諸貝勒議奏，貝勒豪格娶察哈爾汗伯奇福金，阿巴泰娶察哈爾汗俄爾哲圖福金，上俞其請。時上姊莽古濟公主聞之曰：『吾女尚在，何得又與豪格貝勒一妻也。』遂怨上。辛未，上還宮，是日移營將還，大貝勒代善以子尼堪祐塞病，遂率本旗人員各自行獵，遠駐營。時哈達公主怨上，欲先歸，經代善營前，代善命其福金等往邀，復親迎入帳大宴之，贈以財帛。上聞之大怒，遣人詣代善及其子薩哈廉所，詰之曰：『爾自率本旗人另行另止，邀怨朕之哈達公主至營，設宴饋物，以馬送歸。爾薩哈廉，身任禮部，爾父妄行，何竟無一言耶？』」
明日壬申，議大貝勒罪，並議哈達公主罪，上皆免之。於大貝勒罰銀馬甲冑，哈達公主亦僅禁其與親戚往來。至十二月遂成大獄，而正藍旗為太宗所並。又其先有處分鑲藍旗事。
鑲藍旗主為二貝勒阿敏，太宗亦先於天聰四年六月乙卯，宣諭阿敏罪狀十六款。蓋以阿敏等棄永平四城而歸，因並及他罪，免死幽禁，奪所屬人口奴僕財物牲畜，及其子洪可泰人口奴僕牲畜，俱給濟爾哈郎。鑲藍旗旗主遂由阿敏轉為濟爾哈郎。其未能奪之者，濟爾哈郎原為天命年間和碩貝勒，未能主一固山，在太祖遺屬中有四大王四小王為八固山之訓，後止有阿濟格、多爾袞、多鐸為三小王，若增足四小王，本應無越於濟爾哈郎之上者，而鑲藍旗遂為濟爾哈郎所專有。至世祖入關，濟爾哈郎被貝子屯齊等訐告：當上遷都燕京時，將其所率本旗原定在後之鑲藍旗同上前行，近上立營，又將原定在後之正藍旗，令在鑲白旗前行。革去親王爵，降為郡王，罰銀五千兩，奪所屬三牛錄。此由世祖即位時，濟爾哈郎原與睿王同為攝政，至睿王獨定中原，功高專政，不平相軋，遂為睿王所傾，有此微譴；未幾復爵。及睿王薨，且極擠睿王，定其罪案，報復甚力。此不具論。但可證濟爾哈郎之保有鑲藍旗，又可證正藍旗併入兩黃旗，旗色未變，特於兩黃旗添設固山額真以轄之耳。
兩黃、兩藍、正紅共五旗，既皆考得旗主，余兩白及鑲紅三旗，自必即為阿濟格、多爾袞、多鐸所主。三人皆一母所生，阿濟格固用事在天命間，而多爾袞、多鐸於太祖崩時，一年止十五，一止十三，乃先諸兄而均主全旗，自緣母寵子愛，英雄末年，獨眷少子。太宗乃挾諸貝勒逼三人之母身殉。此亦倫理之一變，為清室後來所諱言，唯《武皇帝實錄》詳載之，改修《實錄》既定，一代無知此事者。
清一代所紀八旗，分上三旗為天子自將，下五旗為諸王、貝勒、貝子、公分封之地。上三旗為兩黃、正白。夫兩黃之屬天子，太宗嗣位時早如此，已見前矣。正白則攝政時確屬睿王，其歸入上三旗，必在籍沒睿王家產之日。英、睿二王皆為罪人，當時朝廷力能處分者，蓋有兩白、正藍、鑲紅四旗。其鑲白旗，以豫王已前歿，此時難理其罪。世祖既取睿王之正白旗，仍放正藍、鑲紅兩旗，為任便封殖宗藩之用，但非八貝勒原來之舊勢力，則固已不足挾太祖遺訓與天子抗衡。而正紅之禮王代善，鑲藍之鄭王濟爾哈郎，各挾舊日之固山，亦已孤弱。今檢順治以後，下五旗之設定包衣佐領，則知皇子以下就封，由朝廷任指某旗，入為之主，亦一旗非復一主。從前一旗中有爵者亦不止一人，但多系本旗主之親子弟，若德格類之亦稱藍旗貝勒，則固莽古爾泰之同母弟也。其他類推。
《東華錄》：「康熙四十八年正月甲午，諭滿、漢諸臣，中有云：『馬齊、佟國維與允褆為黨，倡言欲立允禩為皇太子，殊屬可恨！』又云：『馬齊原系藍旗貝勒德格類屬下之人，陷害本旗貝勒，投入上三旗，問其族中有一人身歷戎行而陣亡者乎？』」
據聖祖之言，藍旗貝勒為德格類。在天聰六年，治藍旗貝勒莽古爾泰之罪，牽及德格類。今觀此諭，則德格類亦在藍旗中稱貝勒，亦自有屬人，亦似與其兄各分所轄者。當時一旗容一旗之子弟，如濟爾哈郎未得阿敏之遺業時，亦必在阿敏之鑲藍旗中，自有分得之所屬。太祖於八固山，本以八家為言，指其所愛或所重，為八固山之主，而其餘子弟，固皆待八固山收恤之。特由各固山自優其所親，非其所親，則屬旗下為屬人而已。太祖之制，本不得為通法，太宗以來，刻刻改革，至睿王而固山之畛域又加強固。英王內訌，仇敵得間，乃一舉而奉之朝廷，此八固山制之一大變革也。今檢嘉慶初所成之《重修八旗通志》，於其下五旗設立之包農佐領，可見各旗之入而為主之王公，皆時君隨意指封，略無太祖八固山之遺意矣。
考包衣之名，「包」者，滿洲語「家」也。房屋亦謂之包，蒙古氈帳，謂之「蒙古包」，世以其為氈帳而始名包，其實不然，即謂蒙古人之家耳，雖不氈帳亦當謂之包也。「衣」者，虛字，猶漢文「之」字。「包衣牛錄額真」即「家之佐領」。旗制以固山額真後改名都統者，為一旗之長官。在八貝勒尊貴時，都統乃本旗旗主之臣，君臣之分甚嚴。然八旗之臣，合之亦皆當為國家效力。佐都統者每旗兩梅勒額真，額真既改章京，又改漢名為副都統。下分五甲喇，始稱甲喇額真，繼改甲喇章京，又改漢名為參領。一參領轄五牛錄，始稱牛錄額真，繼改牛錄章京，又改漢名為佐領。此皆以固山之臣，應效國家之用。別設包衣參領佐領，則專為家之輿台奴僕，即有時亦隨主馳驅，乃家丁分外之奮勇，家主例外之報效，立功後或由家主之賞拔，可以抬入本旗。此下五旗包衣之制也。
上三旗則由天子自將，其初八旗本無別，皆以固山奉職於國，包衣（二字原不成名詞，後則作為職名）奉職於家。其後上三旗體制高貴，奉天子之家事，即謂之內廷差使，是為內務府衙門。內務府大臣原名包衣昂邦，昂邦者總管之謂。凡各省駐防，必設昂邦章京，後即改名總管。其源起於世祖入關，於盛京設昂邦章京，即漢文中之留守。後推之各省駐防，又改名為將軍，其下轄副都統。所以不稱都統者，都統專理旗務，留守及駐防對一省有政治之關係，非止理本旗之務也，是以謂之總管。而包衣昂邦，實為家之總管，當其稱此名時，猶無特別尊嚴之意，至稱內務府大臣，在漢文中表示為天子暬御之長，其名義亦化家為國矣。
清代宮禁，制御閹官，較明代為清肅，此亦得力於內務府之有大臣。縱為旗下人所任之官，究非刑餘私昵，若明之司禮秉筆等太監比也。清代因其家事，原在部落時代，為兵法所部勒，故較漢人認婦人女子為家者有別。清之內務府，可比於各君主國之宮內省，不至如明代宮閹之黑暗，此由其故習而來。世祖雖設十三衙門，復明之宦官，非固山耳目所習，故世祖崩而又復包衣之舊。夫上三旗已化家為國，不復為宗藩私擅之資，可以別論。欲考見八固山遷流之跡，亦能化家為國，一固山非復一家獨擅之武力。雖裁之以法制，尚待世宗之朝，而順康以來，以漸蛻化，直至乾隆末為止，見之《八旗通志》者，輯而錄之，可見其絕非太祖制定之八固山，亦非順治初諸王分占之八旗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