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大歷史 · 第三章 雍正乾隆：全盛
世宗、高宗兩朝，為清極盛之時，特世宗操勞，且戕賊諸兄弟，亦覺少暇豫之樂；高宗則享盡太平之榮，位祿名壽，直可侈擬舜之大德，然日中則昃，衰象亦自高宗兆之。分節如下。
第一節 世宗雍正初政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戌刻，聖祖崩於暢春園，帝親為更衣訖，當夜即奉還大內，安於乾清宮。翌日以次，未即位已下諭稱朕。翌日即十四日乙未，戌刻始大殮。既殮，第一命令即允禩、允祥、馬齊、隆科多四人總理事務，第二諭即命撫遠大將軍奔喪來京，第三諭即封允禩、允祥為親王，允礽子弘皙為郡王。急用隆科多，以報其擁立之功；急召允禵，以防其在邊掌兵之患；急封允禩，以平其鷸蚌相爭為漁翁得利之氣，固非有為允礽報怨之意明也。《清史稿·允禩傳》，於雍正初插入數語云：「皇太子允礽之廢也，允禩謀繼立，世宗深憾之。允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以此領起下文漸漸得罪。此實望文生義，未將《大義覺迷錄》等書世宗諭旨，細意尋繹，蓋雍正間之戮辱諸弟，與康熙間奪嫡案，事不相關，余已別有考。今專述世宗圖治之能事。
世宗即位，在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辛丑。十二月初七日戊午，停止直省將軍、督撫、提鎮等官貢獻方物。十三日甲子，詔直省倉庫虧空，限三年補足，逾限治罪，此事《史稿·食貨志》言：「聖祖在位六十年，政事務為寬大，不肖官吏，恆恃包荒，任意虧欠，上官亦曲相容隱，勒限追補，視為故事。世宗在儲宮時，即深悉其弊，即位後，諭戶部、工部：嗣後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詳查核實，造冊具奏。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符，核估不實者，治罪。並令各督撫嚴行稽查所屬虧空錢糧，限三年補足，毋得借端掩飾，苛派民間。限滿不完，從重治罪。」
《史稿》《志》文，意在表明世宗初吏治財政整飭之狀，然繳繞不明，忽言補足虧空，忽言核實奏銷，殊難了解。檢《東華錄》則系同日兩諭，各為一事，一諭戶部，一諭戶、工二部。
諭戶部：「自古唯正之供，所以儲軍國之需。當治平無事之日，必使倉庫充足，斯可有備無患。近日道府州縣，虧空錢糧者正復不少，揆厥所由，或系上司勒索，或系自己侵漁，豈皆因公挪用？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寬容，毫無畏懼，恣意虧空，動輒盈千累萬。督撫明知其弊，曲相容隱，及至萬難掩飾，往往改侵欺為挪移，勒限追補，視為故事，而全完者絕少。遷延數載，但存追比虛名，究竟全無著落。新任之人，上司逼受前任交盤，彼既畏大吏之勢，雖有虧空，不得不受，又因以啟效尤之心，遂藉此挾制上司，不得不為之隱諱，任意侵蝕，輾轉相因，虧空愈甚。
一旦地方或有急需，不能支應，關係匪淺。朕深悉此弊，本應即行徹底清查，重加懲治，但念已成積習，姑從寬典，除陝西省外，限以三年，各省督撫，將所屬錢糧，嚴行稽查，凡有虧空，無論已經參出、未經參出，三年內務期如數補足，毋得派累民間，毋得借端遮飾。 限滿不完，定行從重治罪。三年補足之後，再有虧空，決不寬貸。至於署印之官，始而百計鑽營，既而視如傳舍，於前任虧空，視作泛常，接受交盤，復轉授新任。嗣後如察出此等情弊，必將委署之上司，與署印之員，一併嚴加治罪。爾部可即傳知各省督撫。」
諭戶、工二部：「財者利用之源，古帝足國裕民，務必制節謹度。朕初即位，每恐府庫金錢，中飽於胥吏之侵蝕。以後凡戶、工二部，一應奏銷錢糧米石，物價工料，必須詳查核實，開造清冊具奏，毋得虛開浮估。倘有以少作多，以賤作貴，數目不敷，核估不實者，事覺將堂司官從重治罪。」
世宗承聖祖寬大之後，綜核名實，一清積弊，亦未嘗立予懲治，自能洞見外省情偽，此政治一大刷新，應特敘列。而牽混不清，史官可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矣。此等處皆《史稿》之應糾正者。
雍正元年元旦，頒諭旨訓飭督、撫、提鎮，文吏至守令，武將至參游，凡十一道。每諭文各千言內外，各就其職掌而申儆之。國家設官，久而忘其應循之職，與者擅為恩私，受者冒其祿利，奔競無恥，用心皆在職掌之外。世宗在未即大位以前，必先有此提綱挈領之知識。百官職掌，近六百年來，皆自明太祖定之，後來因事損益而已。持以為督責之柄，則可以為君；奉以為率由之淮，則可以為臣。世宗則知其故矣。然各諭空文太多，尚不如明祖之切實頒為格式，要其意則已蘄向乎是，文繁不具錄。
世宗於申儆各官，以吏治民生為首，嗣是有諭各部院及科道、翰林院各衙門，領侍衛內大臣、八旗大臣等，逐事申儆，皆盡情偽。雍正一朝，《朱批奏摺》、《上諭八旗》、《上諭內閣》，皆刻成巨帙，其未刻者不知凡幾，而已選刻者不下數十萬言，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諭旨批答，皆非臣下所能代，曲折盡意，皆出親裁。有照例閣臣票擬者，略一含糊，輒被詰問。試舉一例：
雍正元年七月戊子，諭內閣：「前因年羹堯奏稱：趙之壇情願捐銀一萬兩，往布隆吉爾地方築城效力。朕念趙之壇系功臣之後（良棟之孫）。若伊才具不勝知府之任，道員事簡易辦，捐銀敘用，似屬可行；若趙之壇才克勝任，即留知府用。見今趙弘燮虧空庫銀三四十萬兩，交與趙之壇料理，又何必另外捐銀？況年羹堯啟奏：築城已有張連登、王之樞等可以竣事。今復遣往效力議敘，似又開一捐例，斷不可行。若布隆吉爾築城，張連登等所捐之貲，不克完工，令年羹堯密折具奏，再將情願效力者發往，此朕從前諭旨也。爾等票簽，全不符合，將朕緊要語句，俱行遺漏。爾等俱系聖祖仁皇帝委任大臣，聖祖仁皇帝天縱生知，兼之臨御日久，諸事精熟，爾等舛錯之處，全賴聖祖仁皇帝改正，所以不至誤事。今朕臨御之初，內借大學士，外借督、撫、提鎮，理應諸事勤慎，盡心協辦。如前日本上脫落一宇，事雖甚小，然不得謂小事便可輕忽。本章用心細閱，自無錯誤。又如前日蔡珽所奏之事，即系年羹堯奏過之事，爾等又票該部議奏，朕疑其或有異同，照簽批發，及觀部議，仍是一事，何至玩忽如此？朕若亦如爾等玩忽，督撫本章，概批依議，用人一途，聽之九卿隨意保舉，豈不省事？但爾等可以負朕，朕何忍負我皇考之深恩乎？況朕於爾等陳奏，虛心採納，並未有偏執之處。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爾等若能指摘朕過，朕心甚喜。改過是天下第一等善事，有何系吝？以箝結為老成，以退諉為謹慎，非朕所望於爾等之意也。」
世宗初政，精核如此，久而不衰，雍正朝事，又是一種氣象。雖多所責難，並不輕於戮辱，亦未視朝士皆出其下，予智自雄，較之高宗，尚為遠勝。至其刻深慘毒，唯對繼統一事，有所訐發，或有意居功要挾之人，天資自非長厚，然正極力愛名。至其英明勤奮，實為人所難及，從初政可以概其十三年全量者也。
第二節 雍正朝的制度革新
雍正朝有兩種創製，遂為一代所遵行，一曰並地丁，停編審。二曰定火耗，加養廉。今分述之：
一、地丁。古者布縷、粟米、力役三征，征一緩二。唐時租、庸、調猶沿之，至改兩稅而其目並矣。明行一條鞭，所並之目尤多。要其總數不重於什一，即為常賦之法。但一切負擔可並，庶人往役之義，則自清以前未改也。編審人丁，計丁征費，以充百役。一條鞭雖已並古者丁鹽在內，然丁仍有役，鹽亦有課，故論者以為重複賦民。然總額苟不至病民，民亦安之。清承明舊，盡免明末之加派，已慶更生。聖祖康熙五十一年諭曰：「海宇承平日久，戶口日增，地未加廣，應以現在丁冊，定為常額。自後所生人丁，不徵收錢糧，編審時止將實數查明造報。」廷議：「五十年以後，謂之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仍五歲一編審。」戶部議：「缺額人丁，以本戶新添者抵補；不足，以親戚丁多者補之；又不足，以同甲糧多之丁補之。」原聖祖之意，以承平久而戶口增，續續滋生，所能享國土之生產，只有此數，而丁賦則隨滋生而加，故限年截止，以為人丁定額，新生者不復納賦。此亦窮思極想，務欲惠及人民之意。然立法不徹底，人丁不盛之家，既不享其惠；且若丁少於前，反需向親戚同甲之家，商求補額，豈不反成周折？不有通變，此美意終將廢閣。會聖祖崩，世宗即位，雍正元年九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奏：「請將丁銀攤入田糧。」部議：「應如所請，於雍正二年為始，造冊徵收。」得旨：「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確議具奏。」九卿旋議覆：「應令該撫確查各州縣田土，因地制宜，作何攤入田畝之處，分別定例，庶使無地窮民免輸納丁銀之苦；有地窮民無加納丁銀之累。」得旨：「九卿不據理詳議，依違瞻顧，皆由迎合上意起見，即如本內『有地窮民』一語，既稱有地，何謂窮民？不與有米餓殍之語相似乎？朕於諸事，本無成見，有何迎合之處。所發會議事件，原欲與眾共商，當理即朕意。朕不自以為是，所議允當，朕即不從，不妨面折廷諍，再三執奏，即不顯言，亦可密折敷陳。聖祖良法美政，布在方策，朕與爾等，期共相黽勉，以臻至治。原本發還九卿，著仍照戶部議行。」
以上為九月戊戌諭，原文極長，且勉且責，愧勵交至。茲節其成事實之語。夫聖祖有此美意，世宗必不欲廢閣之，欲符「地有定限，丁亦有定額」之意。唯有丁隨地起一法，李維鈞奏之，部議從之，以其為古所未有之制，再令盈廷會議，以示鄭重。九卿則六部、都察院及通政、大理之總名，加以詹事、科道，是為會議。乃以預議者多，反疑上意或與戶部原議未合，遂作此延宕支節之詞，設或允行，即廢閣之變相耳。其實世宗自有主宰，仍照戶部議行，何其簡捷！
唯丁隨地起以後，丁額與賦稅無關，編審自可不必，即行編審，亦屬具文，乃一定之理。故後來論者，謂清之戶口無確數，實攤丁於地之為弊。動稱四萬萬，究竟標準何在？亦不過據二百年來某一年之隨意冊報耳。戶口無確數，一切無從統計，則意在利民而反以病國，可以見定法之不易，然此非世宗本意也。初雖丁攤於地，編審之法未改，停止不審，始於雍正四年行直隸總督李紱《改編審行保甲一疏》，略云：「編審五年一舉，雖意在清戶口，不如保甲更為詳密，既可稽察遊民，且不必另查戶口。請自後嚴飭編排，人丁自十六歲以上，無許一名遺漏，歲底造冊，布政司匯齊，另造總冊進呈。冊內止開里戶、人丁實數，免列花戶，則冊籍不煩，而丁數大備矣。」
清戶口之數，與編審相關者，從《食貨志》考之，明季喪亂之後，至順治十八年，會計天下民數：千有九百二十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口。較之四萬萬之數，蓋二十分之一而不足也。康熙五十年為據定丁額之年，是年得二千四百六十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口，亦不足四萬萬之十七分之一。其後丁數仍由編審移補，較定額時稍有增加，其餘滋生人丁則日多。停編審以後，則無所謂定額與滋生，人口激增，民無顧忌，直至道光二十九年，有四萬一千二百九十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九口。此即近世中國人口四萬萬之說所由來也。咸同軍興，人口自減，亦每無全國冊報。至光緒元年，有三萬二千二百六十五萬五千七百八十一口。三十三年厘定官制，有民政部，以調查戶口為職掌。旋諭直省造報民數，務須確查實數，以為庶政根本。宣統元年，復頒行填造戶口格式，令先查戶口數，限明年十月報齊，續查口數，限宣統四年十月報齊。至三年十月，據京師內外城、順天府、各直省，各旗營、各駐防、各蒙旗所報，除新疆、湖北、廣東、廣西各省，江寧、青州、西安、涼州、伊犁、貴州、西寧各駐防，泰寧鎮、熱河各蒙旗，川、滇邊務，均未冊報到部外，凡正戶五千四百六十六萬八千有四，附戶千四百五十七萬八千三百七十，共六千九百二十四萬六千三百七十四戶。凡口數：男一萬三千九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一十，女九千九百九十三萬三千二百有八，共二萬三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八口。時湖北已起事月余，兩廣為革命起源，大吏累次遇刺，邊遠則功令之遵奉逾期，駐防亦然，合計當亦未足四萬萬。是為清最末一次調查戶口較確之數。
當編審停止之時，頗整頓保甲，如果保甲法不弛，戶口何至無可稽考。但閉關之世，盈虛消長，皆在國內，聽民自生自息，官吏以不擾民為上理，鄉民出入相友，奸盜本不易收容。數十年前，餘糧棲畝，不知設守，攜貲夜行，不畏路劫。唯城市人多雜處，則人家自謹門戶，官亦有事稽查。命、盜重情，地方官勒限參處，滿四參離任，以此維整治安。雖有保甲，不甚嚴密。通商以後，各國有統計，而我國獨無，根本在戶口不了。乃知編審之廢，在地丁並征，因咎康雍之失計。其實因賦役而編審，則隱匿者必多。康雍戶口，較之嘉道時只一二十分之一，所編審者亦非真相，不如厲行保甲之有實際。特自治之事，當假手於願治之民人，古未深明此理，遂無徹底綜核之法。康雍之不欲擾民，自是當時善政，不必異世而轉作不恕之詞也。丁銀攤入地畝，以直隸李維鈞奏請為始，每地賦一兩，攤入丁銀二錢七厘。嗣後各直省一體仿行，於地賦一兩，福建攤丁銀五分二厘七毫至三錢一分二厘不等，山東攤一錢一分五厘，河南攤一分一厘七毫至二錢七厘不等，甘肅河東攤一錢五分九厘三毫，河西攤一分六毫，江西攤一錢五厘六毫，廣西攤一錢三分六厘，湖北攤一錢二分九厘六毫，江蘇、安徽畝攤一釐一毫至二分二厘九毫不等，湖南地糧一石，征一毫至八錢六分一厘不等。自後丁徭與地賦合而為一，民納地丁之外，別無徭役矣。唯奉天、貴州以戶籍未定，仍地丁分征。又山西陽曲等四十二州縣，亦另編丁銀。察其輕重之故，蓋賦重之地，攤丁較輕，因重賦所加，每畝擔銀數錢，雖每兩加數分，已為一兩畝地所擔之加款，至賦輕之地，數十畝而後擔銀一兩，加至二三錢，在一畝所加實更微也。
二、養廉。自古官只有俸，而俸恆不足以給用，不能無取盈之計。明俸尤薄，官吏取盈之道，自必於賦額加以浮收，公然認為官吏俸薄，此為應得之調劑。清初命其名曰火耗，火耗者，本色折銀，畸零散碎，經火鎔銷成錠，不無折耗，稍取於正額之外，以補折耗之數，重者每兩數錢，輕者錢余。行之既久，州縣重斂於民，上司苛索州縣，一遇公事，加派私征，名色既多，又不止於重耗而已。清承明季加派之後，國庫嚴禁加派，而地方不免私征，其端既開，遂無限制。康熙季年，陝西督撫以虧空無法填補，奏請以舊有火耗之名加征少許，專為填虧空之用。此火耗明入奏案之由來也。
康熙末之提及火耗，為督撫計及挪用，而聖祖不肯允從，恐為盛德之累，然又明知故昧，留以贍官吏之私，此不徹底之治法，沿歷代故事而來。在聖祖為恤民艱，存政體，慮官困，多方兼顧，而非以自私，自是有道之象。然至世宗則有以成就之矣。當時內閣條奏，系請禁提解火耗。禁提解非禁徵收，則州縣可取火耗於民間，上司不能提火耗於州縣，私收者永任其為私，監司不許過問而已。此為體恤州縣，而又不欲監司分肥，亦不徹底之見解。但較之前代，以進羨餘而得獎擢者，得體已多。高成齡辨正閣奏，以為火耗非提解不可，無所利於提解，仍以體恤州縣，明定為永久之公廉，及補一時之虧空，一舉而數善備。養廉之說始此。
是年七月丁未，總理王大臣、九卿科道等議覆高成齡疏，得旨：「所議見識淺小，與朕意未合。朕非不願天下州縣絲毫不取於民，而其勢有所不能。歷來火耗皆州縣經收，而加派橫征，侵蝕國帑，虧空之數，不下數百餘萬。原其所由，州縣徵收火耗，分送上司；各上司日用之資，皆取給於州縣。以至耗羨之外，種種饋送，名色繁多，故州縣有所藉口而肆其貪婪，上司有所瞻徇而曲為容隱。與其存火耗以養上司，何如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乎？」
以上為俸薄不能無火耗，而火耗不可不使公開。不公開則為州縣存火耗以養上司，公開則為上司撥火耗以養州縣，二語最中的。世宗見解實出廷臣之上。
又云：「爾等請將火耗酌定分數。朕思州縣有大小，錢糧有輕重，地廣糧多之州縣，少加火耗，已足養廉，若行之地小糧少之州縣，則不能矣。唯不定分數，遇差多事煩，酌量可以濟用，或是年差少事簡，即可量減。又或遇不肖有司，一時加增，而遇清廉自好者自可減除。若竟為成額，必致有增無減。」
此時養廉制未定，世宗所慮者，仍是後來反對養廉制之理論。未幾仍為定額，見下。此駁定分數之議。
又云：「又奏稱提解火耗，將州縣應得之項，聽其扣存，不必解而復撥。今州縣徵收錢糧，皆百姓自封投櫃，其拆封起解時，同城官公同驗看，耗羨與正項同解，分毫不能入己。州縣皆知重耗無益己，孰肯額外加征？」
隨征隨解，顯然有據，解時不能隱匿，解後不能重征，唯解乃為正耗分明，此駁扣存之議。
又云：「應令諾岷、高成齡二人盡心商榷，先于山西一省內試行。此言尤非，天下事唯可行不可行兩途。以為可行，則可通行於天下；以為不可行，則不當試之于山西。以藥試病，鮮能愈者。以山西為試之之省，朕不忍也。」
世宗意在定製通行，此駁山西試行之議。
又云：「又奏稱提解火耗，非經常可久之道。凡立法行政，孰可歷久無弊，提解火耗，原一時權宜之計，將來虧空清楚，府庫充裕，有司皆知自好，則提解自不必行，火耗亦當漸減。今爾等所議，為國計乎？為民生乎？不過為州縣起見。獨不思州縣有州縣之苦，上司亦有上司之苦，持論必當公平，不可偏向。」
當時議者不反對火耗名色，而反對提解，故世宗謂為州縣起見。又養廉之制未定，提解火耗，仍兼顧見在之虧空，虧空完後，乃可專定養廉也。故下文又言朝廷與百姓一體，朝廷經費充足，歉收可以賑恤，百姓自無不足之虞。清補虧空，於國計民生均益。是提解仍注重清虧空。
又云：「爾等所奏，與朕意不合。若令再議，必遵議覆准，則朕亦不能保其將來無弊。各省能行，聽其舉行；不行者，亦不必勉強。可將此諭旨，並爾等所議之本，交存內閣。」
據此則本令詳議，卻仍以不議終結。本不欲獨令山西試行，卻又不令他省必行。世宗亦慎重之至。《清史稿·食貨志》渾括此文，殊不清晰。今從《東華錄》核之。當雍正二年六七月間，朝廷雖極力議論此事，帝意不以廷臣之延宕為然，尤不以主張不提解為然，而卒留作懸案。以後至何時勒定火耗改為養廉，《東華錄》不復見。《食貨志》言於是定為官給養廉之制。此句著於渾括二年諭旨之後，實與諭旨原文不貫。考之《會典事例》，則至五年始為各省定額。
山西巡撫發端是二年事，奉各省酌議具奏之旨，當即七月乙未諭後，所云交與內閣，內閣即更請旨飭下各省也。以非明發，亦無決斷，遂不入《實錄》，故不見《東華錄》。各省陸續覆到，終成定製，首冠以雍正五年，即其定製之年矣。不然，山西發端在二年，何雲五年耶？
要之清初沿明，官俸太薄，官無自給之道，不得不有所取資，制定養廉，即是加俸。且俸因處分而可罰，廉則罰所不及。廉之數較之俸，多至數十倍，如正從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米一百八十斛，正從二品俸銀一百五十五兩，米一百五十五斛。總督兼尚書銜者為從一品，不兼者為正二品。而總督養廉，多者若陝甘、雲貴，至二萬兩，少者若浙閩、四川，亦一萬三千兩。其間一萬八千、一萬五千各有差。又如七品俸銀四十五兩，米四十五斛。而知縣七品，其養廉多者，首縣至二千兩，少者簡缺亦六百兩，其有四五百兩者，則簡不成體之縣，間有一二，蓋例外矣。其後京官亦有有養廉者，八旗官員，亦有有養廉者，皆別指款項，不在火耗之內。供各省官員養廉，地大糧多之縣，火耗甚微。以吾所知，吾鄉武進、陽湖等縣，正銀一兩，加耗僅三分耳。
清世制度，多沿明舊。清全盛時，極知補救，然不敢言製作，故歷帝皆傾佩明太祖，奉行唯謹，而不敢學其自我作古，此亦或有自知之明。如官員加俸一事，僅以養廉之名，補苴於俸之不足，仍不敢動額定之俸。唯加征火耗，悉數用於外官之養廉，無絲毫流用，則可見清帝於財用之致慎。既與國人約永不加賦，終清世謹守之。唯以用銀翦鑿不便，折價收錢，清末以二千二百文為一兩。當時銀賤，每兩有數百文之餘謂之平余。漕米則每年由藩司約省城紳士公議，照時定價，本折兼收，聽民自便。唯每石征腳費錢一千零五十二文，由官收兌運解。此清末綱紀未破裂時所永遵行者。吾鄉為賦重之區，每平原上則田一畝，征銀兩忙共一錢三分有零，征米六升三合有零，當時無所謂附加稅，完納此數，即所入皆民之生產矣。故清世之賦甚輕，其稅額後雖不可復用，然其制節謹度，不敢逾定製一步，清之歷朝遵行不替，其風亦可嘉也。
其尤可念者，清一代唯加征火耗為跡近加賦，雍正朝之審慎出之，絕不流用，專用於外官之養廉，似已心安理得。乃至高宗初立，尚以為疑，復大征廷臣意見。此亦清之家法，視加派為最不祥之事也。
輕徭薄賦，為清一代最美之政，而官俸太薄，有此提解火耗制定養廉之舉。乾隆間尚恐其跡近加賦，而與內外諸臣共議之。《食貨志》渾括甚略，今各舉其事實如下：
《東華錄》乾隆七年四月乙未諭下注云：「是月庚寅朔，策試天下貢士金甡等。務民之本，莫要於輕徭薄賦，重農積穀。我國家從無力役之徵，斯固無徭之可輕矣，而賦猶有未盡合於古者乎？賦之外有耗羨，此固古之所無也。抑亦古嘗有之，不董之於官，則雖有若無，而今不可考耶？且康熙年間無耗羨，雍正年間有耗羨。無耗羨之時，凡州縣蒞任，其親戚僕從，仰給於一官者不下數百人，上司之苛索，京官之勒助，又不在此限。而一遇公事，或強民以樂輸，或按畝而派捐，業田之民，受其累矣。自雍正年間，耗羨歸公，所為諸弊，一切掃除，而遊民之借官吏以謀生者，反無以糊其口。農民散處田間，其富厚尚難於驟見；而遊民喧闐城市，其貧乏已立呈矣。人之言曰：『康熙年間有清官，雍正年間無清官。』亦猶『燕趙無鎛』，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為鎛也。（語出《考工記》，作「粵之無鎛也」，不作「燕趙無鎛」。下又云：「燕之無函也，桌之無廬也，胡之無弓車也。」各自為文。則此句作「燕趙無鎛」有誤。）而議者猶訾征耗羨為加賦。而不知昔之分項，皆出於此而有餘；今則日見其不足，且動正帑矣。是以徒被加賦之名，而公私交受其困而已矣。將天下之事，原不可以至清乎？抑為是言者，率出於官吏欲復公款者之口乎？多士起自田間，其必不出此，而於農民之果有無利弊，必知之詳矣。其毋以朕為不足告，而 之隱之；其尚以朕為可告，而敷之陳之。悉言其志，毋有所諱。」
其乙未諭：「辦理耗羨一事，乃當今之切務。朕夙夜思維，總無善策，是以昨日臨軒試士，以此發問。意諸生濟濟，或有剴切敷陳，可備採擇，見諸施行者。乃諸貢士所對率皆敷衍成文，全無當於實事。想伊等草茅新進，未登仕籍，於事務不能曉徹，此亦無怪其然。今將此條策問發與九卿翰林科道閱看，伊等服官有年，非來自田間者可比，可悉心籌劃，各抒所見，具折陳奏，候朕裁度。若無所見，亦不必勉強塞責。至外省督撫，寄重封疆，諒已籌算有素，並著各據所見，具摺奏聞。務期毋隱毋諱，以副朕集思廣益之意。」
此為臨軒發問，不得要領，再征內外清要大僚意見之事實。是科一甲三人：金甡，狀元，浙之仁和人，榜眼楊達曾、探花湯大紳，皆蘇之陽湖人，一時羨科第之榮。其實廷對碌碌，無裨實用，此見科目之非必得才，而成才實資閱歷，未必閉戶讀書，真能知天下事也。既而言者紛然，又妄有揣摩，以為帝意求取民善法，除加賦而別計殖財，竟未信天子實有官民兼恤之心，只問火耗之當征不當征，非有他意，遂復遭申飭，而清一代慎重於加賦之意愈見。於是廷臣商榷甚久，又逾半年以上，至十一月乙丑，由大學士等歸納內外諸臣覆到各奏，統為一議，奏略如下：
奏略言：「耗羨歸公，法制盡善，不可復更，眾議僉同。其間有一二異議者，皆系不揣事勢不量出入之論。伏思耗羨由來已久，弊竇漸生，世宗憲皇帝允臣工所請，定火耗歸公，革除州縣一切陋習，各該省舊存火耗，提解司庫，為各官養廉及地方公事之用。從此上官無勒索，州縣無科派，小民無重耗，以天下之財，為天下之用，國家毫無所私，可以久遠遵行，弗庸輕改。至總督高斌、孫嘉淦等請耗羨通貯藩庫，令督撫察核，仍復年終報部之例。查各省動用存公銀，款項繁多，若未悉情形，既行飭駁，勢必掣肘。若竟聽其任意費用，則侵濫之弊，無從剔除。唯送部查核，諸弊可厘，應如所請行。」
此為內外眾議，覆由大學士取為定論，請定永遠遵行。得旨略如下：
錢糧有耗羨，事勢必不得已。未歸公以前，賢者兢兢守法，不肖者視為應得，盡入私囊。一遇公事，或強民輸納，或按畝捐派，無所底止。州縣以上官員，養廉無出，收受屬員規禮節禮，以資日用。州縣有所藉口，恣其貪婪，上官瞻徇而不敢過問，甚至以饋遺之多寡，為黜陟之等差，吏治民生，均受其弊。我皇考定歸公之例，就該省舊收之數，歸於藩司，酌給大小官員養廉，有餘則為地方公事之用。小民止循舊有之章，有輕減無加益也。而辦公有資，捐派不行，賢者無用矯廉，不肖不能貪取，愛養黎元，整飭官方，並非為國用計而為此舉。以本地之出，供本地之用，國家並無所利於其間。然通天下計之，耗羨敷用之處，不過二三省，其餘不足之處，仍撥正供以補之，此則臣民未必盡知者。此十數年中辦理耗羨之梗概。朕御極以來，頗有言其不便者，是以留心體察，並於今年廷試，以此策問諸生，諸生敷衍成文，無當實事，於是降旨詢問九卿、翰林、科道並各省督撫。今據回奏，大抵以官民相安已久，不宜複議更易，其中偶有條陳一二事者，不過旁枝末節，無關耗羨歸公本務。朕再四思維，州縣所入既豐，可以任意揮霍，上司養廉無出，可以收納饋遺。至於假公濟私，上行下效，又不待言矣。向朕所聞，未必不出於願耗羨在下以濟其私者之口。朕日以廉潔訓勉臣工，今若輕更見行之例，不且導之使貪，重負我皇考惠民課吏之盛心乎？此事當從眾議，仍由舊章，特頒諭旨，俾中外臣民知之。余著照大學士等所議行。」
於是火耗與正賦，並明載由單串票。養廉自督撫至雜職，皆有定額，因公辦有差務，作正開銷，火耗不敷，別支國庫，自前代以來，漫無稽考之贍官吏，辦差徭，作一結束。雖未能入預算決算財政公開軌道，而較之前代，則清之雍乾可謂盡心吏治矣。因此事利弊複雜，再舉當時贊否兩方議論之工者作一比較，俾是非可瞭然焉。
《史稿·錢陳群傳》：「及敕詢州縣耗羨，疏言：康熙間，州縣官額錢糧，收耗羨一二錢不等，陸隴其知嘉定縣，止收四分，清如隴其，亦未聞全去耗羨也。議者以康熙間無耗羨，非無耗羨也，特無耗羨之名耳。世宗出自獨斷，通計外吏大小員數，酌定養廉，而以所入耗羨，按季支領，吏治肅清，民亦安業。特以有徵報收支之令，不知者或以為加賦。皇上詢及盈廷，臣請稍為變通，凡耗羨所入，仍歸藩庫，各官養廉及各州縣公項，如應支給，其續增公用名色，不能畫一，多寡亦有不同，應令直省督撫，明察某件應動正項，某件應入公用，分別報銷。各省州縣，自酌定養廉，榮悴不一，其有支給者，應令督撫確察量增，俾稍寬裕。仍飭勿得耗外加耗，以重累民。則既無加賦之名，並無全用耗羨辦公之事。州縣各有贏餘，益知鼓勵。」
據此知康熙間不歸公之耗羨，以陸清獻之清，只取每兩四分，是為康熙朝有清官。至養廉既定，就吾所見清末之吾鄉武進、陽湖二縣，每兩不過三分，嘉定亦賦重糧多之縣，斷不亞於武、陽，而猶非每兩四分不能給，則有耗羨以後之州縣，其清有過於陸清獻，而決不得謂之清官，是為雍正朝無清官矣。不均者重行支配，公事多者並動正項報銷，辦公且不全仰耗羨。是即諭旨中申定之意。蓋即自錢文端發之。其極指耗羨歸公為大弊者則如下：
又《柴潮生傳》：「疏言：耗羨歸公，天下之大利，亦天下之大弊也。康熙間，法制寬略，州縣於地丁外私征火耗，其陋規匿稅亦未盡厘剔。自耗羨歸公，一切弊竇悉滌而清之，是為大利。然向者本出私征，非同經費，其端介有司，不肯妄取，上司亦不敢強，賢且能者則以地方之財，治地方之事。故康熙循吏多實績可紀，而財用亦得流通。自耗羨歸公，輸納比於正供，出入操於內部，地丁公費，除養廉外無餘剩。官吏養廉，除分給幕客家丁修脯工資，及事上接下之應酬，輿馬蔬薪之繁費，亦無餘剩。地方有應行之事，應興之役，一絲一忽，悉取公帑。有司上畏吏、兵二部之駁詰，下畏身家之賠累，但取其事之美觀而無實濟者，日奔走之以為勤，故曰天下之大弊也。夫生民之利有窮，故聖人之法必改。今耗羨歸公之法，勢無可改，唯有為地方別立一公項，俾任事者無財用窘乏之患，而後可課以治效之成。臣請將常平倉儲，仍照舊例辦理，捐監一項，留充各省公用，除官俸兵餉，動用正項，余若災傷當拯恤，孤貧當養贍，河渠水利當興修，貧民開墾當借給工本，壇廟祠宇橋樑公廨當修治，採買倉谷價值不敷，皆於此動給，以地方之財治地方之事。如有大役大費，則督撫合全省而通融之，又有不足，則移鄰省而協濟之。稽察屬司道，核減屬督撫，內部不必重加切核，則經費充裕，節目疏闊，而地方之實政皆可舉行。設官分職，付以人民，只可立法以懲貪，不可因噎而廢食。唐人減劉晏之船料而漕運不繼；明人以周忱之耗米為正項，致逋負百出，路多餓殍。大國不可以小道治，善理財者固不如此，此捐監之宜充公費也。」
潮生此疏，《食貨志》謂其獨指耗羨歸公之弊，並乾隆七年廷議耗羨而言之。其實潮生奏在十年，所陳理財三策，此乃捐監宜充公費之一策，故言耗羨歸公，法無可改。但有司無寬餘任用之資，治地方一切之事，咎耗羨歸公之約束太嚴，其說絕不可行。必欲財政不為法拘，仍當立活動之法。所謂國稅、地方稅之分款，預算、決算之逐年制定，人民有權監督財政，尤為根本。既不當徒咎耗羨之歸公，更不當指捐監為不竭之財源，成永久之裨販。捐監隨人所願，既無的數可定，監生盡出捐納，太學之制已亡，盡人皆為監生，久久又誰甘捐此濫品？其立想已非通論。故凡不願耗羨歸公者，皆非通達政體之言也。清世最重民生，其蠲免賦稅，至不待凶歉，而以豐年留民餘力，頗似漢之文景。康熙五十年以後，每用三年一周普免天下錢糧之法，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康、雍、乾三朝頗知其旨矣。
第三節 收復青海、喀木
前於《綏服蒙古篇》，已言準噶爾之侵掠外蒙，適為清代效驅除之力。準噶爾為四衛拉特之一，其強盛在噶爾丹為酋長之時。以前自明末以來，則以和碩特為四衛拉特之首。四衛拉特本以天山之北，阿爾泰山之南，為其聚牧之地。和碩特汗圖爾拜琥本元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十九世孫，哈布圖哈薩爾之八世孫烏嚕克特穆爾，始分為和碩特部，又九傳至博貝密爾咱，始稱衛拉特汗。衛拉特明人謂之瓦喇，原非元代帝室之裔，至和碩特入居之，則衛拉特中有元之帝裔矣。始居烏魯木齊，即後設迪化府，為新疆省城地。圖爾拜琥為博貝密爾咱之孫，又稱顧實汗，襲據青海，遂徙牧焉。青海本古西羌，唐以後為吐蕃地。吐蕃亦分四部：一曰青海；二曰喀木，即今西康；三曰藏，亦稱前藏；四曰後藏。顧實汗既襲青海，並取喀木。吐蕃後音轉為圖伯特，又作唐古特。唐古特故有王，明末時為藏巴汗。其時黃教已盛，而藏巴不尊信之。四世達賴喇嘛雲丹嘉穆錯之第巴，乞兵於顧實汗，入藏攻殺藏巴汗，以達賴、班禪二喇嘛分主前後藏黃教，而以其長子達延統藏地為汗。於是唐古特為和碩特蒙古所有。傳至達延之孫拉藏汗，為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所襲殺。其時第六世達賴喇嘛真偽發生糾紛，中朝順青海部人信仰，與其族拉藏汗被戕之仇，用青海為出兵根據地，逐準噶爾據藏之將，納青海所奉之達賴喇嘛入藏地安禪，事在康熙六十年，詳前《定西藏篇》。斯時中朝為青海伸其達賴喇嘛之信仰，為和碩特復其拉藏汗被戕之仇，用拉藏遺臣仍理藏地政務，可謂有惠於青海和碩特矣。乃至世宗嗣位，青海又叛。青海顧實汗卒於順治十三年，其子在青海者為鄂齊圖汗，亦為噶爾丹所破。自此為準噶爾稱強於四衛拉特之時，四衛拉特皆受其壓制。康熙三十六年，聖祖既大勝准部，噶爾丹走死，和碩特台吉扎什巴圖爾等請覲，諭以「天暑未便，至秋涼來朝」。扎什巴圖爾為顧實汗親子，特封以親王爵，余諸青海台吉授貝勒、貝子、公爵有差，又預定藏功、青海復振。准部憚中朝，不敢蹂青海，止戕顧實汗後人拉藏汗於藏地。扎什巴圖爾之子羅卜藏丹津，既襲親王爵，從大軍入藏歸，感覺唐古特本皆和碩特部屬，己又顧實汗嫡孫，思復先世霸業，反結準噶爾策妄阿喇布坦為助，於雍正元年夏，誘青海諸台吉盟於察罕托羅海。令去清廷所授王、貝勒、貝子、公等爵，各用所部故號為台吉，自號達賴琿台吉以統之。諸台吉中，察罕丹津為顧實汗曾孫，雍正元年，以補敘定藏功，由郡王晉和碩親王，與羅卜藏丹津埒。額爾德尼額爾克托克托鼐，亦顧實汗曾孫，由貝勒晉郡王。二人者，均不從叛謀。余多附逆，或被脅從，遂以兵掠不附者。察罕丹津及額爾德尼及兩人所屬，先後來歸，處之蘭州甘州境內。署撫遠大將軍貝子延信以狀聞，詔遣駐西寧之侍郎常壽諭和羅卜藏丹津。常壽尋疏報抵青海，羅卜藏丹津不從詔。十月，勅授年羹堯撫遠大將軍，改延信為平逆將軍，而羅卜藏丹津亦執使臣常壽，筆帖式多爾濟死之，遂寇西寧，為守將所敗。年羹堯旋奏迭敗來犯之敵，亦奏青海台吉以下被脅者屢次率屬來歸，又奏羅卜藏丹津送侍郎常壽回營，詔拿解西安監禁。時青海有大喇嘛，曰察罕諾們汗者，自西藏分支，住持塔爾寺，為黃教宗。羅卜藏丹津誘使從己，於是遠近風靡，遊牧番子喇嘛等二十餘萬同時騷動。二年正月甲申諭：「逆賊羅卜藏丹津一事，喇嘛等理宜善言開導，令不致起事，戕害生命，是為維持佛教。如不能，亦應呈明該將軍等，閉戶安居，豈意反助背逆之人，糾合數千喇嘛，手持兵刃，公然抗拒官兵，及潰敗猶不降順，入廟固守，以致追殺覆滅，有玷佛教甚矣。欽唯太宗時，第五輩達賴喇嘛遣使入覲，極為恭順，世祖時又延至京師，蒙被殊禮。百年以來，法教興隆，皆我朝之恩賜。準噶爾寇犯招地，殺僧毀廟，聖祖遣師恢復，重安達賴喇嘛法座，佛教復興。如此隆恩，喇嘛並不感激，反助悖逆之人，兇惡已極，於佛門之教尚可謂信受奉行者乎？將朕此旨，遍諭各處寺廟喇嘛，並住居蒙古扎薩克處之大小喇嘛知之。」
觀清世之待遇喇嘛，純以宗教操縱蒙藏，非為佞佛。下此諭後越數日，年羹堯奏：「張家胡土克圖之胡必爾汗，原住西寧東北郭隆寺，屬下喇嘛甚多，又傳令東山一帶番人於正月十一日齊集拒戰。遣提督岳鍾琪進剿，轉戰數日，毀寨十七，焚屋七十餘所，前後殺傷賊眾六千餘名，隨毀郭隆寺。張家胡土克圖之胡必爾汗，眾喇嘛預先攜往大通、河西、雜隆地方，將達克瑪胡土克圖正法。」凡此皆與元明以來崇信番僧之風大異。
是月以十二日丁亥，始命岳鍾琪為奮威將軍專征青海。蓋以郭隆寺之役，兵止三千，破敵萬餘，大將軍年羹堯喜謂鍾琪：「上知公勇，將命公領萬七千兵，直搗青海，約四月啟行何如？」鍾琪曰：「青海無慮十萬，我以萬七千當之，宜乘其不備，且塞外無畜牧所，不可久屯，願請精兵五千，馬倍之，二月即發。」羹堯以奏，帝壯之，故有此命。如期以二月八日出塞，中途見野獸群奔，知前有偵騎，急麾兵進，果擒百餘，又殲其守哈達河之敵二千。於是敵無哨探，蓐食銜枚，宵進百有六十里，二十日黎明抵烏蘭穆和兒敵帳，敵尚臥，馬未銜勒，聞官軍至，驚不知所為，則皆走，生擒羅卜藏丹津母阿爾太哈屯及其妹夫克勒克濟農藏巴吉查等，並男女牛羊無數。二十二日至柴旦木，羅卜藏丹津率二百餘人竄越戈壁，北投準噶爾。擒獲倡亂之黨吹喇克諾木齊、阿喇布坦鄂木布、藏巴札木等，八台吉之助亂者皆就擒，青海部落悉平。自出師至平定，僅十五日。三月初九日癸未奏至，次日即封年羹堯一等公，加一精奇尼哈番。岳鍾琪三等公。
五月戊辰（二十六日）。王大臣等遵旨議善後事宜，悉據年羹堯奏請十三條：（一）青海各部落人等，分別功罪，以加賞罰。拒逆投誠隨軍效力之王、台吉，均加封爵；俘獲後效力悔過後投誠之台吉，留原封爵；擾亂內地者革爵；助逆久而投誠者降爵。（二）青海部落，分別遊牧、居住，如內札薩克例，百戶置佐領一，不及百戶為半佐領。該管台吉俱為札薩克，揀選其弟兄內一人為協理台吉，下設協領、副協領、參領各一，每參領設佐領、驍騎校各一，領催四。一旗有十佐領以上，添副協領一。每兩佐領，酌添參領一。歲會盟，奏選盟長，不准私推。（三）朝貢交易，按期定地。貢期自明年始，三年一班，分三班，九年而周，自備駝馬，由邊入京。市易以春秋二仲月，集西寧、四川邊外那拉薩拉地。官兵督視，有擅入邊墉者治罪。（四）羅卜藏丹津所屬吹宰桑，察罕丹津從子丹衷部下宰桑色布騰達什等率眾降，各授千、百產等官，就地住牧。（五）喀爾喀及厄魯特四部之非和碩特者，不屬青海。諸部向錯居青海，為所屬。今乘兵威，將喀爾喀、土爾扈特、準噶爾、輝特各部人，照青海例編旗，分佐領，添設札薩克，分青海之勢，而益令各族台吉感恩。（六）西蕃宜屬內地管轄。陝西之甘州、涼州、莊浪、西寧、河州，四川之松潘、打箭爐、里塘、巴塘，雲南之中甸等處，自明以來，或為喇嘛耕地，或納租青海，唯知有蒙古，不知有廳、衛營伍官員。今西番歸化，應添設衛所，將番人心服頭目，給與土司千、百戶、土司巡檢等職分管，仍轄於附近道廳及添設衛所。（七）青海等處宜加約束。青海、巴爾喀木（即康，今稱西康）。藏、危（即衛，即後藏）。乃唐古特四大部。顧實汗據此，以青海地廣可牧畜，喀木糧富，令子孫遊牧青海，而喀木納其賦。藏、衛二處，原給達賴、班禪二喇嘛，今因青海叛逆，取其地交四川、雲南官員管理。達賴喇嘛向遣人赴市打箭爐，馱裝經察木多、乍雅、巴塘、里塘，向各處居住之喇嘛索銀有差，名曰鞍租，至打箭爐始納稅。應飭達賴喇嘛勿收鞍租，打箭爐亦免其稅，歲給達賴茶五千斤，班禪半之。（八）喇嘛廟宇定例稽察。西寧各廟，喇嘛多者數千，少者五六百，易藏奸。番民納租稅於喇嘛，無異納貢。喇嘛復畜盔甲器械，羅卜藏丹津叛，喇嘛率番眾為抗官兵。應於塔兒寺選老成喇嘛三百名，給與印照，令守清規。嗣後歲察二次，廟屋不得過二百間，喇嘛多止三百，少者十餘。令首領喇嘛具甘結存檔。番民糧賦，令地方官管理，量各廟歲用給之。（九）邊防宜嚴界限。陝西邊外河州、西寧、蘭州、中衛、寧夏、榆林、莊浪、甘州等處，水草豐美，林麓茂密，棄此不守，蒙古遂占大草灘之地，將常寧湖為牧廠，各處相通，竟無阻礙。應於西寧北川邊外上下白塔等處，自巴爾扎海至扁都都口，修邊牆，築城堡，令西番據攘之區，悉成內地。又肅州之西洮賚河、常馬爾、鄂敦他拉等，俱膏腴地，應令民人耕種。布隆、吉爾地方修城駐兵之後。漸至富饒。至寧夏險地，無過賀蘭山。顧實汗裔，舊遊牧山後，今竟移至山前，應令阿拉善札薩克郡王額駙阿寶，飭屬歸阿拉善後，其山前營盤水、長流等處，悉為內地。（十）甘州、西寧等處，添設官弁營汛。青海巴爾虎鹽池，自古原系內地，蒙古等至西藏噶斯等處，所必經過，應速取回。所設總兵、副將、參、游、都、守、千把等官，各有汛地及所管兵額。西寧改設同知，移原設之通判駐鹽池，辦理稅務。（十一）打箭爐等處亦添設宮弁。青海既平，應並收喀木。除羅隆宗之東察木多、乍雅地方，俱隸胡土克圖管轄外，諸番目悉給印照，與內地土司一體保障。打箭爐外各處添設總兵、副、參、游、守、千把，各定汛地兵額，統轄於新設總兵。以為川、滇兩省聲援。青海屬左格諸番，急移內地。阿巴十司頭目墨丹住等，從剿有功，應給安撫司銜，不隸青海轄。又黃勝關外設副、游、都、守、汛地兵額。隸松潘總兵轄。里塘添設同知，管理兵糧，收納番民貢賦。南至滇，北至陝，俱可援助。（十二）邊地弁兵歸併裁汰。西寧、寧夏等處外有添設之兵，及川省內地，均可裁省兵弁。（十三）開墾邊內地方。西寧邊牆內大通地方，俱屬可耕之田，可招西寧人民及駐大通兵丁之子弟親戚，願往種地者。布隆吉爾遠在邊外，願去者少，行文刑部，發直隸、山西、河南、山東、陝西五省僉妻軍犯，除賊盜外，即發往，令地方官動支正項錢糧，買給牛具籽種，三年後照例起科。又定禁約青海十二事，前六事即善後事宜中所有；其餘六事：（甲）背負恩澤，必行剿滅。（乙）內地差遣官員，不論品級大小，若捧諭旨，王公等俱行跪接；其餘相見，俱行賓主禮。（丙）恪守分地，不許強占。（丁）差員商賈往過，不許搶掠。（戊）父沒不許娶繼母，及強娶兄弟之婦。（己）察罕諾們汗喇嘛廟內，不得妄聚議事。
雍正初，因康熙間西陲兵事余勢，本備對準部，而適值青海和碩特反結所仇之准部先動。世宗命將得人，以五千之眾，疾驅入數十萬之蒙族及喇嘛勢力中，用十五日之期間決之，青海下而喀木與為一家，盡收為設官置戍布政宣威之地，較之康熙間綏服外蒙，縝密過之。又於其間盡復漢唐故疆，明代所陷於蒙古者西寧並邊玉門關內外，悉為郡縣奧區。北則逼視伊犁，南則直接藏衛，遂開平定新疆、治理藏地之路。
第四節 再定西藏
羅卜藏丹津之奔準噶爾也，朝命准部歸之，不奉命。準噶爾自噶爾丹之死，從子策妄阿喇布坦報宿憾傾噶爾丹，得收准部故地。漸有貳志，襲西藏，戕和碩特裔，旋又勾通為變，事敗而納其亡。情態已極反側，然未敢公然為寇。雍正朝雖亦命將征之，始失利而後獲勝，卒亦未奏大功。延至乾隆二十年，而後結羅卜藏丹津之案。此當專述於後篇。今先詳雍正中兵事之有結果者。
康熙末既定西藏，以和碩特拉藏汗舊臣第巴康濟鼐理前藏務，頗羅鼐理後藏務。同時封康濟鼐及同為第巴之阿爾布巴，皆為固山貝子，隆布鼐為輔國公，同理前藏。頗羅鼐則封為札薩克一等台吉，理後藏務；各授噶卜倫。噶卜倫為唐古特高官，總理藏務者。定前藏設四噶卜倫，謂之四相。蓋自拉藏被戕以後，藏無汗，以噶卜倫共理之。雍正元年，詔給第六世達賴喇嘛冊印，別賜敕司噶卜倫務，則達賴喇嘛亦兼一行政長官之職。既平青海，於喇嘛頗有淘汰。三年撤大軍還，以康濟鼐總藏務，阿爾布巴副之。是時年羹堯失帝意，於羹堯所奏唐古特善後事宜，多有挑剔。阿拉善札薩克朝駙阿寶忽稱被羹堯蔑視，曲加慰諭。羹堯已請勅阿寶讓出山前，歸牧山後，於奏善後事宜中，已荷世宗獎允，忽又允阿寶請，以青海貝子丹忠所遺博羅充克牧地給之，並鈐青海族屬，且諭羹堯遣員齎餉助徙牧（博羅充克，即《漢·地理志》稱「潢水」）。又責羹堯不恤青海王公窮窘，給以萬金太薄。務損羹堯威信，以市恩於諸王公。既而以羹堯表文中「夕惕朝乾」語發難，奪大將軍，使為杭州將軍，旋賜死。此別有故，詳余《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不具錄。而諸王分邀一時之賞賚，原無足重輕，唯阿寶則於七年，以博羅充克牧地隘，擅請再徙烏蘭穆和兒及額濟內河界，議削爵，尋復其爵，而仍歸阿拉善枚地，不許復居青海，則仍用羹堯原定，固知羹堯規畫為有方，世宗指摘為別有用意。小小波折，去一羹堯而邊計非有出入也。而唐古特之喀木部，則於三年亦改羹堯原議，以察木多以東為內地，以西羅洛宗等部仍屬唐古特。此則緣准部方張，意在聲討，且將內徙達賴、班禪以避之。准部平而唐古特自在掌握，當時未至其會也。而其時所委以與唐古特者，則以康濟鼐及阿爾布巴為治理全藏及喀木半境之首長。未幾康濟鼐被戕，而藏地又擾。
第五世達賴喇嘛之昏憒，造成康熙間蒙古數十年之患。援立一青海所信之胡必勒罕為第六世達賴喇嘛。喇嘛年幼，以其父為保護人。康濟鼐總藏務，為噶卜倫之首。諸噶卜倫忌之，達賴之父索諾木達爾札，娶噶卜倫隆布鼐之二女，隆布鼐恃與達賴喇嘛姻，益聳動阿爾布巴不服康濟鼐，其黨札爾鼐附之。後藏之阿里地，廷議令康濟鼐自擇人代為治理，康濟鼐遵旨議以其兄喀錫鼐色布登喇什為阿里總管。三年四月，既調年羹堯杭州將軍，以岳鍾琪為川陝總督。鍾琪奏分喀木西境仍隸唐古特，轄於其噶卜倫，世宗允之。遣副都統鄂齊往諭達賴喇嘛。五年正月，鄂齊奏唐古特情狀，恐阿爾布巴以下陰險黨附，構達賴與康濟鼐不睦，請罷隆布鼐、札爾鼐，翦阿爾布巴羽翼。諭但令達賴偕康濟鼐、阿爾布巴和衷。齎諭之臣，以副都統瑪拉、內閣學士僧格往，二臣遂駐藏，為駐藏設大臣之始。時康濟鼐與準噶爾構兵，阿爾布巴、隆布鼐、札爾鼐等結合前藏頭目，於是年六月，戕康濟鼐。後藏噶隆即噶卜倫。扎薩克台吉頗羅鼐奏聞，並稱阿爾布巴等發兵來侵，被臣殺傷無算，今率後藏軍民前往剿捕，乞援。帝命陝西各路及四川、雲南各派兵馬候調。既知康濟鼐被戕，由西藏噶布倫彼此不睦，準噶爾策妄阿勒布坦尚未有窺伺之意，命撤備。十月，諭遣學士班第傳示岳鍾琪，令擇員入藏，密告駐藏之瑪拉、僧格二臣，聽頗羅鼐征剿阿爾布巴，毋為阿爾布巴所惑，從中講和，轉致頗羅鼐受害。十一月，乃命四川、陝西、雲南各遣兵進藏，以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統邁祿經理一應軍務。頗羅鼐知有援兵，藏中人心已震動厭亂，於六年五月，率部至前藏界，藏斥候兵皆從之，鼓行而前，駐藏大臣瑪拉、僧格，即往布達拉地守護達賴喇嘛。頗羅鼐兵圍布達拉。越日，各廟喇嘛自擒獻阿爾布巴、隆布鼐、札爾鼐等。查郎阿抵藏，會同瑪拉、僧格及頗羅鼐鞫阿爾布巴等罪俱實，誅之，藏地平。奏令頗羅鼐總理後藏事，其先康濟鼐所舉其兄喀錫鼐色布登喇什於阿爾布巴來侵後藏時，已戰歿，至是由頗羅鼐代，而令舉二人理前藏，暫由頗羅鼐兼轄前、後藏，俟達賴喇嘛移居里塘事畢，乃回後藏。達賴至里塘，建噶達寺居之。蓋將討準噶爾，防其襲殺篡取達賴為奇貨也。當是時，朝廷威德已足震懾西藏，達賴喇嘛私其父，於噶卜倫有所親疏，致相殘害而為亂，其實未敢叛中朝，駐藏大臣居其間亦無恙。帝先敕二臣勿居間妨頗羅鼐事，即足平亂，出兵乃助頗羅鼐聲勢便早集事耳。從此中朝設宮常駐治藏，與元明時之敬仰番僧者大異矣。
第五節 力取北疆準噶爾
准部自康熙初代和碩特雄長四部厄魯特，旁掠諸部，東則喀爾喀外蒙，西則哈薩克及蔥嶺東西回部，南及唐古特，為最強悍之種族。自其酋長噶爾丹走死，策妄阿勒布坦旋即代興，既擾西藏，被逐回，入雍正朝陰結青海為變。世宗平青海，策妄阿勒布坦收納青海羅卜藏丹津，清廷詔索之，始終不奉命。雍正五年冬，策妄阿勒布坦死，子噶爾丹策零立，對清廷無賓服意，因謹防之。大軍再定藏地，噶爾丹策零使至，奏請入藏煎茶，清廷至徙達賴喇嘛入內地避之。七年二月，諭王大臣等議申討，諭文備詳本末，可明歷來史實。稍簡括其文如下：
《東華錄》：雍正七年二月癸巳，諭諸王、內閣、九卿、八旗大臣等：準噶爾噶爾丹、策妄阿勒布坦，世濟其惡。我朝定鼎，各處蒙古傾心歸順，已八十餘年。唯準噶爾一部落，遁居西北五千里外，擾亂離間眾蒙古。噶爾丹身為喇嘛，破戒還俗，娶青海鄂齊兒圖車臣汗之女為妻。後又潛往青海，賊害妻父，擄其屬人。續因喀爾喀七旗內彼此稍有嫌隙，奏懇聖祖仁皇帝為之和解，因遣大臣同達賴喇嘛使者前往。噶爾丹遣人暗探消息，遂以喀爾喀卑視達賴喇嘛使人為辭，遣伊族內微末台吉多爾濟查布，將喀爾喀汗、台吉等肆辱。喀爾喀汗等怒彼狂悖，將彼殺害，遂稱殺害伊弟多爾濟查布，猝擊喀爾喀眾潰，紛紛來投，聖祖仁皇帝施恩養育。遣使往諭噶爾丹，與喀爾喀和好。詎噶爾丹借追襲喀爾喀之名，入犯邊汛。仁皇帝遣使責問，噶爾丹設誓撤兵，乃並不歸伊牧所，潛居克爾倫圖拉，暗行窺伺。仁皇帝復降旨諭回原牧，佯稱遵旨，仍潛掠沿邊蒙古畜牧，蒙古不獲安居。我皇考遂親統大兵，聲罪致討，噶爾丹接戰大敗，妻子被禽，窘迫自殺。彼時恐有黷武之議，因而中止。噶爾丹之侄策妄阿喇布坦與伊叔不睦，帶領七人潛逃至吐魯番居住。聖祖以伊遁跡逃生，加以恩澤，伊當感激歸誠，將噶爾丹余剩部落賞給策妄阿勒布坦，彼時策妄阿喇布坦甚為恭順。其後離間伊妻父圖爾古特（即土爾扈特）。之阿玉氣汗與其子三濟札布，誘三濟札布攜萬餘戶至伊牧處，因而強占入己。從此窺伺青海，被哈密駐兵擊敗遁回。又假黃教為名，潛兵入藏，殺伊妻弟拉藏汗。毀寺廟，殺喇嘛，掠供器。是以特遣大臣往問，乃伊阻兵拒命，聖祖仍賜包容，令大兵緩進，遣使示以能悔過懇恩具奏，其時另降諭旨。朕紹登大寶，伊雖遣使求和。朕諭來使分析利害，又恐伊心懷疑貳，將兩路大兵盡撤。伊因此愈生驕傲，於定界一事妄欲侵占。朕又向來使降旨，令告知伊定界實於伊有益，如遵旨即遣使具奏，不遵亦必遣使前來，乃伊並不回奏。伊旋身故，伊長子噶爾丹策零使來，奏聞伊父已經成佛，又稱：「欲使眾生樂業，黃教振興。」此豈噶爾丹策零應出之語？伊欲求和，應代伊父謝罪懇恩，送回青海叛逃之羅卜藏丹津，乃敢以如許誕妄之詞見之陳奏。聞策零甚屬凶暴，西藏阿爾布巴等罪狀，皆因與伊處相近，而羅卜藏丹津原系姻戚，彼此相依，倉猝窘迫時，必有投奔准部之計，因頗羅鼐奮勇截其去路，未得前進，即被擒獲。今朕已將來使遣回，若伊遵旨陳奏，臨時裁奪降旨；儻仍前玩抗不恭，將來必生事妄為。西北兩三路大兵盡撤，如許安享太平之喀爾喀等，及安插妥帖之青海、西藏，必被擾害，甚屬可慮。此乃聖祖皇考注意未完之事，仰賴天、祖福佑，帑充兵奮，可以舉行。遲疑不決，定貽後悔。此朕一人之見。用兵大事，不可輕率，著各抒所見，公同密議具奏。尋議乞命將興師。得旨：眾議僉同，即著辦理。
以上諭旨中留其有關事實，而略其故示威德之空文。又其述准部先世源流與《明史》不合，與《蒙古源流》亦不合。《朔漠方略》具載諭文，張穆《遊牧記》中已辨正之，謂准部未平，中朝傳聞未審。乾隆時撰《蒙古王公傳》所敘即不如此，故刪之。
三月丙辰，命領侍衛內大臣三等公傅爾丹為靖邊大將軍，北路出師，川陝總督三等公岳鍾琪為寧遠大將軍，西路出師，征討準噶爾。六月，上御太和殿，命大學士捧敕印授大將軍傅爾丹出征，官吏行禮畢，上率大將軍等詣堂子行禮，吹螺於兵部，大纛前行，禮畢，遂御長安門外黃幄，大將軍等佩弓矢跪辭，以次行跪抱禮，上親視大將軍等上馬啟行。其進兵攻戰之期，則猶定在明年也。十月十三日甲寅，岳鍾琪自巴爾庫（後改巴里坤，又改鎮西府，復為廳）。奏：「噶爾丹策零使臣特磊於十月初六日至軍營言，原解送羅卜藏丹津前來，聞總督有兵從哈密來，是以請示策零，將羅卜藏丹津仍回伊犁，輕騎齎折前來，語難憑信。」得旨：差員伴送至京。初六由巴里坤發折，十三日已奉旨，當時驛遞亦甚速。八年五月諭：「準噶爾藏匿羅卜藏丹津，發兵致討，期於今年直搗伊犁。今噶爾丹策零遣使特磊奉表陳奏，謂已解送羅卜藏丹津，聞兵信暫中止。若赦其已往，即行解送。朕欲將進兵之期，暫緩一年，遣回特磊，並差大員往諭準噶爾，受封定界，敦族睦鄰，送出逃匿。俟特磊起身後，著岳鍾琪、傅爾丹及參贊大臣等來京，應行事宜，著詳議具奏。」尋議：「由傅爾丹知會岳鍾琪先後到京，會同商酌。」
兩路大將軍方入覲，噶爾丹策零已令其宰桑禡木特以兵二萬至科舍圖汛，謀掠牛馬，總兵樊廷等御卻之。九年四月，傅爾丹築城科布多，於五月初六日身至築城處，據侍衛巴爾善等所獲准部蘇爾海丹巴一名供稱：「噶爾丹策零遣其將大小策零敦多卜以兵三萬來犯，小策零敦多卜已至察罕哈達，大策零敦多卜兵未到，見到者止二萬餘名。而噶爾丹策零恐哈薩克聞訊乘虛來攻，分兵兩處各萬人防守，噶爾丹策零遊牧處，兵丁不過二千自保。」又供：「噶爾丹策零前令其妹夫羅卜藏策零率兵防哈薩克，羅卜藏策零自率其屬歸順中朝，噶爾丹策零又派兵追之，為所敗，續遣兵再追，因此大策零敦多卜延不得至。」傅爾丹信之，迭次具奏，並稱選兵萬人，輕裝由科布多河西路以六月初九疾進，途次復迭獲准卒，語符前供。至七月丁卯。尚諭大學士等，據傅爾丹奏羅卜藏策零來投，曾降旨緣路查問安置，今情形可疑，著密諭加謹防範。而傅爾丹已於六月二十日遇賊二萬餘，連日交戰被圍，陣亡副將軍巴賽、查弼納，將校死者甚眾，索倫蒙古兵皆潰，唯滿兵四千衛輜重，退渡哈爾哈納河。七月朔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岳鍾琪聞北路被圍，使紀成斌進攻烏魯木齊，以分敵勢，敵已委城先徙，無所得。詔降傅爾丹為振武將軍，以順承郡王錫保代之，斬先遁之參贊陳泰，移科布多營退至察罕廋爾。又以馬爾賽為撫遠大將軍，屯歸化城，為後路援應。是役也，世宗張皇大舉，命將之禮極隆，蓋狃於青海之驟勝，實未嘗得准部要領，與康熙間朔漠之功大異。康熙時，噶爾丹轉毆喀爾喀來投，而策妄阿喇布坦已絕噶爾丹之歸路，聖祖皆先得其情而投其間。雍正時准部無間可投，彼之行詐，將帥茫然。夫無間可用，雖有良將，勝敗亦在相持之數，況命將又為蠢蠢之傅爾丹耶？
時青海部落以防准部設汛，亦乘間叛。雖由其本部未叛之王、台吉，自相追捕，已頗紛擾。世宗撫諭甚至，謂：「蒙古系元後，准部系奴僕，投中朝則爵賞稠疊，投准部則徒受虐使。」前後封賞勸導，而准部亦遣間誘煽，蒙古台吉頗有從叛者。西藏亦以防淮部故，再內徙達賴喇嘛至泰寧。九年八月，西藏貝勒頗羅鼐奏報：「準噶爾欲送回拉藏之子蘇爾雜立為西藏汗。」諭以准夷殺害拉藏而擄其子，今稱送回，又與往年噶夷遣策零敦多卜送回拉藏長子噶爾丹丹忠，遂襲藏而殺拉藏如出一轍。令頗羅鼐以此宣諭唐古特眾。准部屢窺北路科布多，清廷已命撫遠大將軍大學士馬爾賽由歸化城進扎圖拉等處會同喀爾喀王公防守。九月，大策凌敦多卜取道阿爾台迤東，略喀爾喀。土謝圖汗部親王丹津多爾濟，三音諾顏部郡王額駙策凌，時皆以從征功授定邊副將軍，迎擊准部，斬其驍將喀喇巴圖爾。大策凌敦多卜退走，仍布文書誘厄魯特公、台吉等，多從叛者。清廷復諄諭未叛者省悟，賞丹津多爾濟銀萬兩，策凌晉和碩親王，亦賞銀萬兩。十年六月，小策凌敦多卜率眾三萬犯北路。七月，傅爾丹接戰大敗，西路岳鍾琪之師亦久無功。諭以鍾琪辦理軍務不妥，召還京。其先鍾琪奏軍十六條，諭謂：「一無可采。」又奏築城於巴里坤西北四百餘里之木壘，屯兵一二萬，與巴里坤大營犄角。城未成，敵眾已逼哈密，鍾琪遣總兵曹勷擊敗之於二堡，又遣將軍石雲倬等赴南山口、梯泉等處截敵歸路。雲倬發兵遲一日，敵已竄越，鍾琪劾之。既治罪，而大學士鄂爾泰並劾鍾琪。得旨：削公爵及少保，降三等侯，戴罪立功。七月城成，大軍由巴里坤進駐木壘，而已奉召還之旨，以副將軍張廣泗護大將軍印。鍾琪奏木壘四面受敵，必不可駐大兵，詔速撤回巴里坤。廣泗並言鍾琪主用車戰敵准部馬力。諭革鍾琪職，交兵部拘禁候議。越二年，大學士等覆訊擬斬決，得旨：改斬監候。
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岳威信公佩撫遠大將軍印。以入覲，命提督紀公成斌權其篆。會准夷入寇，擄馬駝萬餘，紀不時奏，乃為總督查郎阿所發，遂褫岳公爵，置紀於法。然嘗聞老卒有雲；『岳既入朝也，紀以滿人強勁，因以駝馬命副參領查廩領卒萬人驅牧。廩性懦葸，畏邊地寒，因以馬駝付偏裨，以五十人放牧，而已率眾避寒山谷間，日置酒商會，挾娼妓以為樂。會准夷入寇，偏裨報廩，廩笑曰：「鼠盜之輩，不久自散。」因按兵不往。及馬駝被擄，廩聞信，乃先棄軍去，過曹總兵勤壘，呼曹救之。曹性卞急，因率兵往，為其所敗，單騎而奔，賴樊提督廷率本標卒追之，轉戰七晝夜始卻敵。廩見紀公，皆委罪於曹勷，紀笑曰：「滿人之勇固如是耶！」將收縛斬之。會岳公至，紀告其故，岳公驚曰：「君今族矣！滿人為國舊人，宗戚甚眾，吾儕漢臣，豈可與之相抗以干其怒耶？」因解廩縛，以善言諭之，因皆委罪於曹，斬之以徇，而以捷聞。廩乃恨公刺骨。會查郎阿巡邊，故廩戚也，廩因矯控岳公諸不法事，以及紀公掩敗為功諸狀。查故怒岳公，因誣實其言以聞。上大怒，斬紀公於營，置岳公於詔獄，而廩官固如故也。』嗚呼！世宗之於岳公，君臣之際，可謂至矣，因忤一滿人卑職者，乃使青蠅之讒，為禍若爾，持國柄者可不省歟！」
昭槤襲爵在嘉慶間，去雍正時七八十年，據一老卒言，未必極確。但鍾琪為將有名，親貴猶崇拜之，覺世宗之譴責為太過，則公道不可誣也。世宗以初即位時，平青海太易，時即收功於鍾琪。至此大舉幸功，已屬驕兵，逮一再挫衄，以敵無釁可乘，雖鍾琪亦無必勝之策，遂斥其所陳軍事一無可采。旋因小人之間，至怒而欲殺鍾琪，此特泄忿於鍾琪耳。吐魯番產糧，鍾琪發馱馬往運，會准部入寇，世宗謂為鍾琪炫視糧多之故，應給價令吐魯番自運雲。以此歸罪，何至奪爵下獄論斬。故雍正年之用兵准部，為失敗之兵事，特內度其帑藏充盈，軍士用命，尚不至遽傷元氣，則雖不知彼，尚能知己，故不至甚敗。且旋即與准部議和撤兵，泄忿於將帥而不敢泄忿於敵，故不以忿兵致害，此尚為明主之事耳。然亦幸外蒙有一策凌，能拒強敵，若純恃滿洲軍，外蒙不可保而青海、西藏皆震動生變矣。
北路戰事，當十年七月，傅爾丹再失利，准部突至杭愛山掠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牧地。時哲卜尊丹巴已徙避至多倫泊，空無所得。八月，探知策凌軍赴本博圖山，遂突襲其帳於塔密爾河，盡掠子女牲畜，策凌還擊敵，並急報順承郡王請夾攻。賊方飽掠不設備，蒙古兵夜半繞間道出山背，黎明突至，敵倉皇潰遁，追擊大戰二日，敵大敗，而援師不至。策凌獨轉戰至額爾德尼昭，錫保及丹津多爾濟無能為助。額爾德尼昭地右阻山，左逼水，道狹而喇嘛寺橫亘之。蒙古兵乘暮薄險蹴准部，敵被擊斬及擠墜溺斃者甚眾，以無兵夾攻，敵得突圍推河，盡棄輜重山谷間以阻追師。策凌急檄駐拜達里克河馬爾賽之師邀其歸路。拜達里克有城，城中有兵萬三千，副將軍達爾濟整兵待發，不許；副都統傅鼐至跪求，亦不應。敵騎過者無復行列，翌日，將士皆不問將軍下令，自開城追斬尾敵千餘，敵酋長則已先過矣。事聞，詔斬馬爾賽及附和阻撓之都統李杕以殉，旋並罪順承親王錫保、土謝圖汗親王丹津多濟，獨獎額駙策凌，晉封和碩超勇親王，據大札薩克。策凌在雍正三年，已奉詔於喀爾喀三部中自襲祖稱三音諾顏號，別為三音諾顏部。喀爾喀於是始有四部。蓋分土謝圖汗部為二，以上謝圖汗部已漸收西北境，拓至烏梁海科布多，由十七旗滋息至三十八旗，以策凌功，分二十旗使之別自為部。至是更以御准部大捷受上賞。若非此捷，則漠北大擾，震及漠南，對準一役為不可收拾矣。親貴無能，將帥失律，不審敵情，驕兵取敗，賴策凌以蒙古兵累勝，佩定邊左副將軍印，屯科布多，總理進剿機宜，相持逾年。於十二年五月，諭停止進兵，遣使宣示准部利害，退駐北路兵，示和意。十三年三月，噶爾丹策凌亦報使請和，爭定地界，謂阿爾泰原系厄魯特牧，杭愛乃喀爾喀牧，請由哲爾格西喇呼魯蘇至巴里坤，劃界分守。詔下策凌議，策凌言：「喀爾喀牧地可如所請，唯設汛已在哲爾格西喇呼魯蘇界外，應如故。準噶爾遊牧應以額爾齊斯及阿爾泰為界。」帝韙之。諭噶爾丹策凌：「阿爾泰之屬厄魯特，乃噶爾丹從前之事。今可以為界，不可以為牧地。」付准部使臣齎諭歸，並撤青海駐防兵，達賴喇嘛回藏，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亦回牧。此雍正之於準噶爾以征討始，以約和終，是為西陲未竟之局。岳鍾琪至乾隆二年方出獄，囚禁蓋已五年。家居逾十年，至乾隆十三年用兵金川，乃再出立功，以十九年卒。明年，准部內釁已熟，發軍平定之，鍾琪不及見矣。
終世宗之世，以與准部議和為歸結。乾隆元年，撤兩路大軍還。北路於烏里雅蘇台為前線，鄂爾坤為後路，西路以巴里坤為前線，哈密為後路，各留兵戍守。嗣是噶爾丹策凌尚與策凌往返爭阿爾泰地，亦遣使來請於朝，俱弗許。四年，界議始定。十年，噶爾丹策凌死，次子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嗣。於時准部尚守約，清廷以其間平金川，蓋自十一年瞻對土司之亂始，至十四年春乃定。十五年二月定邊左副將軍超勇親王額駙策凌卒，特敕配享太廟，創蒙古諸藩未有之典，視怡賢親王例，崇祀京師賢良嗣，諡曰襄，建碑紀功烈，從其世子成袞札布言，以遺意拊葬公主園寢。初策凌有二子陷准部中，與准部議界時，准使至京師，語及之，策凌不為動，厲辭拒折，准使意沮，乃定議。六月，授其子成袞札布嗣為定邊左副將軍西藏郡王頗羅鼐卒於十二年三月。頗羅鼐子珠爾默特那木扎勒以頗羅鼐請，越其兄為長子。郡王之應襲者稱長子。至十五年，陰通准部為外應。既請罷駐藏兵，得允，又襲殺其兄，揚言准部兵至欲為變。駐藏大臣都統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先發圖之，以無兵，乃誘珠爾默特那木扎勒至寺中，登樓手刃之，二人亦為其黨所害。帝命四川總督策楞、提督岳鍾琪引兵入藏，達賴喇嘛已使公爵班第達擒叛者以聞，遂止所調大兵，封贈先事靖變之二臣。自是藏中不復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喇嘛。命副都統班第為駐藏大臣。班第達，頗羅鼐婿也，不附叛者，先為珠爾默特納木札勒所惡，奪其孥，至是以達賴喇嘛令攝藏事，遂平亂。詔以其未能救護二臣，僅使以輔國公爵管理噶卜倫事。
金川，內地土司也，用兵雖久，得人即蕆事。藏亂則與準噶爾相呼應，准部不平，西事終為患。至乾隆十五年間，準噶爾內釁生，而開闢新疆之機乃成熟。是年正月壬子，准部使來，猶為策妄多爾濟納木扎勒所遣，蓋嗣汗位既第六年矣。九月壬戌，准部宰桑薩喇爾率眾來降，朝廷始知策妄多爾濟納木札勒已為其姊夫薩奇伯勒克所殺，而助其庶兄喇嘛達爾札篡汗位。准部有同族兩台吉，皆名策凌敦多卜，冠大、小字為別，皆以謀勇輔策妄阿喇布坦父子，屢擾鄰境。及汗被弒，小策凌敦多卜之子達什達瓦與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謀立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達什為汗，達什達瓦及策旺達什二人，皆為喇嘛達爾札所殺。時大策凌敦多卜之孫達瓦齊遊牧額密爾領準噶爾二十一昂吉之一，與阿睦爾撒納等懼禍及，欲來降，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以聞。詔以准部與中國只定界約，未嘗定不納降人之約，許納之。而達瓦齊已變計走哈薩克，喇嘛達爾札索之，遂竄歸，與阿睦爾撒納等又弒喇嘛達爾札而襲其位。準噶爾與杜爾伯特部同姓綽羅斯，同為明時也先後，向與准部同牧，牧地在額爾齊斯河。其台吉有三車凌因部內亂，達瓦齊方篡，又與小策凌敦多卜之孫訥默庫濟爾噶爾構兵，各召令為助，三車凌不知所可，遂謀內附以避之。三車凌，一名車凌，一名車凌烏巴什，一名車凌蒙克。內附之訊既達，詔定邊左副將軍納之，其部眾從者至五千餘戶，入邊令暫駐烏里雅蘇台。達瓦齊遣宰桑榪木特追之，由博爾濟河入喀爾喀汛，不及，復逸出。上以守汛不謹，責駐防烏里雅蘇台副都統達青阿。達青阿召榪木特至，誘擒之，械送京師。諭又責其召而輒至，何用誘擒，宥罪給冠服，就道中釋之歸，蓋用攻心之術矣。三車凌子弟亦有叛遁，詔厚撫其未叛以致之。准部日有離散，未幾內訌又起。
達瓦齊之篡也，恃阿睦爾撒納及班珠爾等羽翼之。既而小策凌敦多卜之孫納默庫濟爾噶爾與達瓦齊構兵不解，將與分轄准部。阿睦爾撒納復計誘納默庫濟爾噶爾殺之，恃功益驕橫，達瓦齊不能堪，以兵擊之。阿睦爾撒納遂偕班珠爾內附，事在十九年七月。阿睦爾撒納者，策妄阿勒布坦之外孫，班珠爾則其同母兄也。其父為和碩特顧實汗之玄孫，名噶爾丹丹衷。顧實汗曾孫拉藏，康熙末為西藏汗，其子丹衷，贅於准部。時策妄阿勒布坦娶拉藏之姊，而以其女贅丹衷，假送婿女歸藏名，襲殺拉藏，亦殺丹衷。丹衷妻先生子名班珠爾，丹衷死時復有孕，生阿睦爾撒納，再嫁輝特部，阿睦爾撒納遂為輝特台吉，班珠爾則仍為和碩特台吉，而居准部，至是來歸。准部中，杜爾伯特部訥默庫以下，封郡王、貝勒、貝子、輔國公、台吉有差，輝特部阿睦爾撒納封親王，和碩特部班珠爾以下，封郡王、輔國公。禡木特之歸也，為達瓦齊掠阿睦爾撒納罪。阿睦爾撤納既內附，禡木特感不殺恩，亦有歸志，詔授內大臣。二十年二月大舉討準噶爾，命班第為定北將軍，出北路，阿睦爾撒納副之，科爾沁親王色布騰巴勒珠爾、郡王成袞札布、內大臣禡木特參贊軍務；永常為定西將軍，出西路，薩喇爾副之，郡王班珠爾、貝勒札拉豐阿、內大臣鄂容安參贊軍務。各攜兩月糧，分出烏里雅蘇台及巴里坤，期會於博羅塔拉河，緣途降者相繼。博羅塔拉河，距伊犁三百餘里，達瓦齊素縱酒不設備。至是，倉卒遣親信兩宰桑出令箭徵兵，自率親兵萬人，走保伊犁西北百八十里之格登山，阻淖為營。清軍遮獲其徵兵之宰桑，具悉其國中解體狀，土爭奮渡伊犁河，追襲將及格登山，夜遣降人網玉錫等率二十餘騎覘路。阿玉錫即乘夜大呼突其營，其眾瓦解，達瓦齊逾冰嶺南走回疆，官兵以二十餘騎收其眾七千餘。達瓦齊率餘眾半途逃散，僅餘百騎，投所善烏什阿奇木伯克霍吉斯。大軍於伊犁獲羅卜藏丹津，霍吉斯亦承將軍檄執達瓦齊獻之，准部不血刃而平。逮獻俘至京師，帝以羅卜藏丹津在世宗曾有來歸不死之諭，亦赦之。既封功臣，亦封阿睦爾撒納雙親王，食雙親王俸，薩喇爾一等超勇公。旋封達瓦齊、霍吉斯皆為親王、郡王。分建四厄魯特汗，各部落設盟長及副將軍一人。
十月，阿睦爾撒納復亂。時大軍已撤，班第、鄂容安留伊犁籌善後，僅餘兵五百。初，四部厄魯特本各有汗，准部強盛，伊犁始為四部長，抗中國者數世。帝既命分建四部，阿睦爾撒納意不慊，陰使哈薩克、布魯特諸部縱流言，非己總四部，邊不得安。擅誅殺擄掠，擅調兵，不服賜衣翎頂，不用副將軍印，自用渾台吉菊形篆印。帝令九月至熱河行飲至禮，中道北逸，日出煽亂，伊犁諸喇嘛、宰桑蠭起相應，班第、鄂容安力戰走二百餘里，被圍死之。北路軍將既陷，西路永常有兵不相援，倉皇退回巴里坤。帝逮治永常，以策楞代，永常道死。又命玉保、富德、達爾黨阿為參贊。賜輕信縱逃之喀爾喀親王額林沁多爾濟自盡。二十一年二月，策楞等復伊犁，阿睦爾撒納遁入哈薩克。時追之將及，彼遣人誑報有台吉諾爾布已擒阿來獻，玉保駐軍待之，先以紅旗報捷於策楞，策楞掘以入奏。既知為敵所誤，將軍、參贊互相咎，謂馬力竭，頓師伊犁不進。帝命達爾黨阿、哈達哈代之，命兆惠自巴里坤赴援。二十二年二月，達爾黨阿由西路擊敗哈薩克二千人，阿睦爾撒納易服潛遁。又使哈薩克人來言：「需汗至即擒獻，乞暫緩師待。」達爾黨阿果下令駐軍。阿睦爾撒納揚去。哈達哈出北路，又遇哈薩克不擊。從征降人宰桑見兩將軍皆見賣無能，皆輕之，諸部並叛，都統和起被誘殲焉。策楞、玉保逮問，途次為厄魯特所殺。兆惠以兵千五百入伊犁，阿睦爾撒納聞諸部構亂，自哈薩克歸，會諸部於博羅塔拉河，欲自立為汗。准部大擾，兆惠聞變，自濟爾噶朗河轉戰而南，沿途殺敵數千，於二十二年正月至烏魯木齊，敵眾皆會，連日數十百戰，至特訥格，不復能衝擊，乃結營自固。會帝先命侍衛圖倫楚率巴里坤兵往迎，圍乃解，復往剿巴雅爾部落。始回巴里坤。四月，議大剿准部，定邊左副將軍成袞札布出北路，右副將軍兆惠出西路。會諸部落自相攻伐，且大疫，兆惠兵至，諸部落皆潰，阿睦爾撒納則投哈薩克。哈薩克汗阿布賚已與阿睦爾撒納積釁，且懼清軍，遣使入貢，阿睦爾撒納來投只率二十人，遂先收其馬，阿睦爾撒納攜八人夜走俄羅斯界，旋患痘死。成袞札布以定邊左副將軍歸鎮烏里雅蘇台，兆惠率兵四千彈壓厄魯特，未幾，而回疆兵事又起。
第六節 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亂
回疆已服屬於準噶爾，准部既平，似已一併收功，不用再舉，高宗初志本然。乾隆二十年正月，甫動討准之兵，二月即傳諭西路參贊鄂容安：「漢時西陲，塞地極廣，烏魯木齊及回子諸部落皆曾屯戍，有為內屬者，唐初都護開府，擴地及西北邊。今遺地久湮，此次進兵，凡準噶爾所屬之地，回子部落內，伊所知有與漢唐史傳相合可援據者，並漢唐所未至處，一一詢之土人，細為紀載，遇便奏聞，以資采輯。」此諭見《東華錄》，可見成功者自有意識，而事實正不如是之易也。數月內果平伊犁，而回部和卓木甫脫准部之羈絆，而准部則又有阿睦爾撒納之變，回部因有大、小和卓木之生心，鄂容安亦死於變中，回疆乃終用武力取之矣。
回疆在漢唐時，早為西域城郭之國，唐以前佛教流行，其變為伊斯蘭教，世系有不能詳。而《聖武記》特鑿鑿言之，雖未知其所根據，然與他官書多未盡合，則亦不敢盡信也。
據魏氏言，蒙與回之遞代，亦由理想推之，事實固不可以理想為定斷，但當存為一說耳，文已稍嫌武斷，證以史實，殊有非是。並因其推斷之不確，而其確舉之名字世系，亦大有疑問。
《明史·西域四衛傳》略言：「哈密，漢伊吾盧地，唐為伊州，宋入於回紇，元末以威武王納忽里鎮之，尋改為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洪武中，太祖既定畏兀兒地，置安定等衛，漸逼哈密，安克帖木兒懼，將納款。成祖初，遣使來朝貢馬。永樂元年十一月至京。明年六月，封忠順王。八年，封兔力帖木兒為忠義王（嗣王脫脫從弟）。宣德三年，以所命脫脫子卜答失理嗣忠順王、兔力帖木兒弟脫歡帖木兒嗣忠義王，二嗣王同理國政。自是二王並貢。成化三年，馬文升言：『番人重種類，且素服蒙古，哈密故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北山又有小列禿乜克力相侵逼，非得蒙古後裔鎮之不可。今安定王族人陝巴，乃故忠義脫脫近屬從孫，可主哈密。』五年春，立陝巴為忠順王。六年春，吐魯番速檀阿黑麻襲哈密，執陝巴。廷臣議：陝巴即使復還，勢難復立，令都督奄克孛剌總理哈密事，與回回都督寫亦虎仙、哈剌灰都督拜迭力迷失等，分領三種番人以輔之。十年，阿黑麻送還陝巴，仍其舊封。十八年，陝巴卒，其子拜牙即自稱速檀，命封為忠順王。時吐魯番阿黑麻已卒，其子滿速兒嗣為速檀。正德六年，滿速兒甘言誘拜牙即叛。八年，拜牙即棄城叛入吐魯番。嘉靖初，刑部尚書胡世寧言；『拜牙即久歸吐魯番，回回一種，早已歸之，哈剌灰、畏兀兒二族逃附肅州已久，不可驅之出關，然則哈密將安興復哉？乞置哈密勿問。』後哈密服屬吐魯番，迄隆慶、萬曆朝，猶入貢不絕，然非忠順王苗裔矣。」
綜《哈密傳》文，明初其地已屬色目，而非蒙古。色目有三：曰畏兀兒，曰回回，曰哈剌灰。元以色目與蒙古為階級，自與蒙古為標異。《輟耕錄》載色目三十一種，畏兀兒作畏吾兒，回回同，哈剌灰當即阿兒渾。畏兀兒、哈剌灰所奉之教，未敢必為回教，回回則必系回教，非回紇或回鶻舊有之名。唐回紇亦佛教，後天方之摩訶末教漸風行各國。元初唯知回紇為西方大國，而奉摩訶末教，即名此教為回紇教，而奉此教者即名之為回紇，不暇深辨，音又訛為回回。蓋回回之名，即從奉回教而來，說詳屠氏寄《蒙兀兒史記》。哈密為回疆東界，元時已為回族所居，則謂明末始有謨罕驀德二十六世裔孫瑪墨特東遷喀什噶爾，為新疆有回族首領之始。其意殆謂以前只有回民，而其中並無布教長耶？且瑪墨特與其兄弟分役各國，皆在同時，獨瑪墨特東逾蔥嶺，為新疆回族有首領之始，其他兄弟所適之國尚多，當蔥嶺以西回教之國，皆待此而始有耶？哈密忠順王為元代威武王之裔，非元太祖次子哈薩岱之裔，哈薩岱《元史》作察合台，宮書敘回部之祖，亦作察哈岱，《聖武記》作哈薩岱，字已誤倒。威武王，《元諸王表》作威武西寧王出伯，大德八年封。十一年，進封豳王。又；豳王出伯，大德十一年由威武西寧王進封。喃忽里，延佑七年襲封。喃忽里即納忽里，然在進封豳王之後始襲，所進王非肅王，《明史》微誤。此王駐西寧或豳州，兼經哈密，或元亡後退駐邊外而抵哈密。要為元在中國本部之藩王，非察合台藩國之分王。速檀系回部之長之稱，《哈密傳》中一見，下《吐魯番傳》中，累易其長皆稱嗣速檀位。蓋即今回教國中所稱蘇丹，清官書作蘇勒檀，順治中之吐魯番蘇勒檀名阿布勒阿哈默特。魏氏以蘇勒檀為吐魯番汗之名，亦殊不審。
吐魯番在元設萬戶府，則非有駐守之汗王，其為元裔與否，《明史》不著。正統間，阿力自稱王，成化間來貢亦稱為速檀，自阿力以下傳其嗣阿黑麻及滿速兒，三世稱雄。滿速兒尤能使哈密自投，明廷不能復問，享國尤長，為吐魯番之最強者，疑後世彼族自稱先業，侈言蘇賚滿汗，即此滿速兒譯音之歧出也。
《舊國史·吐魯番回部總傳》：「順治三年，吐魯番蘇勒檀阿布勒阿哈默特阿濟汗遣都督瑪薩朗琥伯峰等奉表貢，諭曰：『吐魯番乃元青吉思汗次子察哈岱受封之地，前明立國，隔絕二百八十餘載，今得幸而複合，豈非天乎？』蘇勒檀者，猶蒙古稱汗，明成化時酋號如之。十年，貢表署蘇勒檀賽伊特汗。十二年，回使克拜齎葉爾羌表至，表署阿布都喇汗，詰表異名違例故，克拜告曰：『哈密、吐魯番、葉爾羌長皆昆弟，其父曰阿都喇汗，居葉爾羌，卒已久，有子九：長即阿布都喇汗，居葉爾羌；次即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居吐魯番，先二年卒；次蘇勒檀賽伊特汗嗣之；次巴拜汗，居哈密，以得罪天朝故，為葉爾羌長所禁，阿布勒阿哈默特汗子代之；次瑪哈默特蘇勒檀，居帖力；次沙汗，居庫車；次早死；次伊思瑪業勒，居阿克蘇；次伊卜喇伊木，居和闐。前葉爾羌汗遣其弟自吐魯番請貢，故表稱吐魯番罕名，今以葉爾羌汗為昆弟長，故表稱葉爾羌汗名。』康熙十二年，吐魯番使烏魯和卓等至，貢表稱禡木特賽伊特汗，署一千八十三年。二十年，吐魯番使伊思喇木和等貢，表署阿布勒穆咱帕爾蘇勒檀瑪哈默特額敏巴圖爾哈什汗。二十五年，復遣使烏魯和卓至，表稱：『臣青吉思汗裔，承蘇賚滿汗業，謹守疆界，向風殊切，今特遣獻方物。』三十四年，大軍議征噶勒丹（即噶爾丹）。先是噶勒丹強脅吐魯番為己屬，兄僧格子策妄阿喇布坦與構怨，攜父僧格舊臣七人走吐魯番，尋徙和博克薩哩。吐魯番為策妄阿喇布坦屬。至是刑部尚書圖納請檄吐魯番，令知罪只噶勒丹，勿驚懼，詔允之。三十五年，噶勒丹敗遁，葉爾羌汗阿卜都斯伊特自軍所降，告：『葉爾羌有兵二萬，吐魯番有兵五千，請攜孥赴吐魯番，宣聖德，偕策妄阿刺布坦擒獻噶勒丹。』上憫其情，遣歸，噶爾丹尋走死。」
順康間，回部來貢諸汗之為元裔，略如魏氏之說。唯稱吐魯番獨為蘇勒檀汗，稍未審。《傳》言噶爾丹強脅吐魯番為己屬，策妄阿勒布坦因與噶爾丹構怨，走吐魯番，吐魯番遂屬於策妄阿勒布坦，為弱小順服隨遇而安之常態。儕准部為上國，不獲自達於中朝。謂攻破千城，故無貢表，未必確。回雖屬於准，固未嘗滅絕。魏氏誤以蒙與回分為二，其實回疆之蒙古諸汗，即為其長。康熙十一年為回曆千八十三年，十二年始達京師，署表固在前一年也。葉爾羌汗阿卜都斯伊特即魏氏所謂阿布都實特，而又謂為即霍集占兄弟之祖，則自為出自派罕巴爾而非蒙古。此為官書所絕不言，不但此傳不言，其詳敘霍集占源流時亦不言，疑未必確。康熙時大軍未至伊犁，噶爾丹走死，伊犁已為策妄阿勒布坦所據，所云自軍所降，未必由伊犁自拔來歸，特為噶爾丹挾以從軍，軍敗出降耳。為質伊犁之說既不確，且亦當是蒙裔之回部長，非派罕巴爾裔也。
清《國史·回部台吉哈什木傳》：「吐魯番人，姓博爾濟吉特，為元太祖裔。初元太祖定西北諸部，分遣王駙馬等領之。次子察哈岱居伊犁，兼轄吐魯番回眾。越十傳，至特木爾圖呼魯克，棄蒙古俗習回教，子吉匝爾和卓布哈爾拜密爾徙居吐魯番，不復有伊犁地。本朝康熙二十五年，有阿布勒穆咱帕爾蘇勒檀瑪哈瑪特額敏巴圖爾哈什汗者，自吐魯番貢稱元裔，見《吐魯番回部總傳》。五十九年，大軍討準噶爾，由吐魯番進擊烏魯木齊，哈什木兄莽蘇爾迎獻駝馬。軍還，策妄阿勒布坦罪之，禁諸喀喇沙爾。乾隆二十年，大軍定準噶爾，莽蘇爾聞之乞降，定北將軍班第奏請，遣轄吐魯番舊屬。未定議而阿睦爾撒納叛，莽蘇爾等不獲歸吐魯番。二十四年，葉爾羌諸回城定，乃獲莽蘇爾及哈什木。二十五年入覲，上以其為元太祖裔，詔並授一等台吉，留京師。」
此為吐魯番舊頭目莽蘇爾事之曲折。其遷喀喇沙，緣策妄阿喇布坦怒其迎清軍，獻駝馬。閱四十年而歸京師，受爵傳世，以終回疆、蒙古之局。魏氏恍忽言之，反滋疑竇矣。
清《國史·回部貝勒霍集斯傳》：「霍集斯，烏什人，父阿濟斯和卓，為吐魯番頭目，準噶爾脅徙喀喇沙爾，復自喀喇沙爾徙烏什。阿濟斯和卓死，葬阿克蘇，霍集斯嗣，居烏什。其兄曰阿卜都伯克，弟曰阿卜都里木，居阿克蘇。乾隆二十年，大軍征準噶爾，抵伊犁，達瓦齊竄逾庫魯克嶺，霍集斯偵達瓦齊將赴喀什噶爾，伏兵紿迎，擒以獻。阿卜都伯克告葉爾羌、喀什噶爾將偕色沁（准部官名，專司炮者），希卜察克眾，襲庫車、阿克蘇、賽里木、多倫諸回城，請遣舊和卓子歸。舊和卓日阿哈瑪特，為派罕帕爾裔，世居葉爾羌、喀什噶爾轄回族，準噶爾誘執之，禁諸阿巴噶斯，齎恨死。子二：長布拉呢敦，次霍集占，仍羈阿巴噶斯。大軍至，乃釋之。將軍班第遵旨，遣霍集斯偕布拉呢敦歸撫葉爾羌諸城。」
此為霍集占兄弟之緣起。其父為舊和卓，名阿哈瑪特，與魏氏作瑪罕木特者略異。舊和卓為世居葉爾羌、喀什噶爾轄回族者，不言其先世之名，魏氏以為即名阿布都實特者。據前《吐魯番總傳》，葉爾羌汗阿卜都斯伊特自即阿布都實特其人，稱汗而不稱和卓，是蒙而非回。和卓與汗同居一地，特和卓專轄回族，是為宗教之首領，與汗、王等長之稱不同，恐非舊和卓之父也。魏氏蓋粗閱官書，遽以理想推斷，出之太快，於事實有未盡合。蓋准、回兩部，經兵力蕩平，後又以其地改設行省，不為藩屬，藩屬尚多有記其原委者。有《準噶爾全部紀略》，高宗所制，以矯正雍正間傳聞之誤，故尚有可據。回則無詳實之紀載。魏氏約略敘之，不免失實，特為疏通證明之如此。
乾隆二十年平伊犁，大、小和卓木被羈於伊犁者，奉詔遣大和卓布拉呢敦先回，安撫葉爾羌等處，小和卓霍集占尚留伊犁。未幾阿睦爾撒納復變於伊犁，霍集占頗為阿用。二十一年三月清軍再入伊犁，阿睦爾撒納遁入哈薩克，霍集占亦遁歸葉爾羌，遂與其兄布拉呢敦共謀糾回眾據境自守。清廷方遣侍衛托倫泰赴葉爾羌、喀什噶爾撫諭大、小和卓，久未返。七月，定邊右副將軍兆惠自伊犁奏遣副都統阿敏道率兵往收阿克蘇、庫車、烏什各回部，且偵托倫泰信。是月，霍集占送托倫泰還，兆惠飭阿敏道馳往撫諭，霍集占驅率回眾，列城盡靡，庫車、拜城、阿克蘇等城阿奇木伯克（統理地方諸務之回官）。鄂對等不從亂，奔伊犁。十月，兆惠奏霍集占作亂狀，令鄂對等從阿敏道進兵。鄂對在道聞親族被殺，各城響應，小和卓心腹阿布都已守庫車，勸阿敏道急歸，待大軍偕進。阿敏道不從，率索倫兵百、厄魯特兵三千，至庫車。霍集占在焉，閉城拒師。且詭言：「厄魯特吾仇，慮為害，撒還即降。」阿敏道遂命厄魯特兵退，以百索倫兵入城，為霍集占所執。明年遇害，從者數將及兵百人皆從死。是時準噶爾餘眾，以清軍自哈薩克撤回，復煽亂。兆惠駐伊犁，後路盡梗，整師東旋，至鄂壘扎拉圖。巴里坤辦事大臣雅爾哈善以聞，詔趣赴援，甫得脫歸。阿睦爾撤納又回竄伊犁，北疆軍事亟，兆惠檄參贊大臣富德追阿睦爾撒納，自駐濟爾哈郎地防回變。諭飭其不知緩急，蓋高宗知回部無遠圖，先以靖准部為急。五月，阿敏道死事事聞。九月，乃命兆惠等籌攻回部，詔授兆惠定邊將軍。二十三年正月，兆惠奏言：「沙喇伯勒厄魯特眾尚萬戶，請先剿除。」詔以參贊大臣雅爾哈善為靖逆將軍，專辦回部。四月，兆惠奏準噶爾之事將竣，請由伊犁趨回部。七月，命與雅爾哈善合兵以進。會雅爾哈善已圍庫車，霍集占來援，為清軍擊敗，入城拒守。城以柳枝、沙土密築甚堅，炮攻不能入。提督馬得勝穴地入城，已將及，雅爾哈善督之急，夜秉燧入穴開鑿，城上之敵見火光，於城內為橫溝，灌水入穴，清兵皆沒。鄂對告雅爾哈善：「庫車食且盡，霍集占必出走，城西鄂根河水淺可涉，北山通戈壁，走阿克蘇，分兵屯此二隘，霍集占可擒也。」不省。越八日，霍集占夜引四百騎，啟西門涉鄂根河遁。又數日，阿都卜克勒木復夜遁，余頭人阿拉難爾等率老弱以城降。高宗聞失霍集占，怒，以納穆札爾代為靖逆將軍，三泰為參贊，命兆惠至軍，斬疏縱之副都統順德訥，逮雅爾哈善及得勝返京師。二十四年正月，亦以失機鞫實正法。順德訥者，當霍集占逃出時，侍衛噶布舒知之以報，順德訥聞報，以夜不肯往追，令敵得渡河，據橋斷後者也。未幾，參贊哈寧阿亦論斬。
回疆自古為城郭國，勢分力弱，弓馬無特長，慓悍非素習，故西域從無為中國患者，非勁敵也。唯中國之兵遠征，則主客異勢，一失呼應，後路可虞。統觀西師將帥，雅爾哈善等固為旗下紈絝，僨事有餘，易以兆惠，不過較勇敢不避艱險耳，其功成乃乘單准部之勢，取准部之所已脅服者而繼續之，其事至順。霍集占以其世為和卓木之資望，由伊犁脫歸，親見阿睦爾撒納未俘，准部已降者亦多反側，料中朝疲於奔命，無暇南來，故敢於僥倖一試。是時清廷實力甚厚，北路之軍未撤，別遣專征回部之師，若雅爾哈善等屬中材，大、小和卓木在庫車早已就擒。迨二人均逸，將帥駢誅，兆惠移伊犁得勝之師南下，逾天山，抵阿克蘇，回部頭目頗拉特等以城降。不數日，霍集斯亦自烏什迎降。霍集斯亦回部強族，前大軍初定伊犁，霍集斯因達瓦齊逃入回疆，誘擒以獻。又以布拉呢敦及霍集占為舊和卓子，請於大軍，得釋歸。故霍集斯以回部盛族，而又有德於霍集占兄弟，霍集占感且憚之。時阿睦爾撒納方為副將軍，預討達瓦齊有功，霍集斯陰乞於阿，事平以己長回部，中朝密防之。既而阿睦爾撒納變，霍集占兄弟繼之，遂析霍集斯兄弟子侄各居一城為伯克。霍集斯父阿濟斯和卓，本吐魯番頭目，為準噶爾累徙至烏什。至是霍集占以霍集斯為和闐伯克，子漠咱帕爾為烏什伯克，兄阿卜都伯克為葉爾羌伯克，兄之子阿布薩塔爾為阿克蘇伯克，實挾之以從軍。至霍集占自庫車出走，霍集斯紿之，請入烏什召其眾從徙。既入烏什，遂以兵拒霍集占。兆惠檄至，霍集斯父子出降，並遣子弟赴葉爾羌招降其兄阿卜都伯克，時在二十四年九月，回部降者已相踵，無堅城可相抗矣。十月初三日，兆惠兵至距葉爾羌四十里之輝齊阿里克訊擒獲回人供：「霍集占已入葉爾羌城，布拉呢敦駐當噶勒齊，離喀什噶爾一站地。」奏言：「葉爾羌城大，兵少不足合圍，且自烏什進兵，以三千餘人行戈壁千五百里，馬亦疲乏，南路通痕都斯坦、巴達克山、喀喇土伯特等處均擬駐兵堵截。又回人多窖粟，須分軍搜掘以窘之，令內自生變，以故兵馬皆需接濟。」十一月奏至，諭前命富德帥師自准部赴兆惠軍，著速進。又命阿里袞為參贊大臣，選馬三千匹，率兵六百，親送兆惠軍營，而是時兆惠已被圍於黑水矣。
黑水之圍，清紀載侈其事，共原蓋出高宗《御製十全武功詩》而來。按之《東華錄》，當時奏報無此誇大也。神奇之說，本不足信，今兩相比較，以考其實。
《東華錄》：二十三年十一月丁酉，阿克蘇辦事頭等侍衛舒赫德奏「十月二十日，將軍兆惠差人送到文書，並所派往截喀什噶爾賊援之副都統愛隆阿途中相遇，帶到移文，內稱：將軍問知霍集占牧群所在，領兵往攻，至葉爾羌城外，賊眾阻河為陣，因渡橋攻剿，過兵甫四百餘，橋斷，賊眾四合，將軍奮擊，兩易馬俱中槍斃，面及脛俱傷，幸不甚重，力戰浮水至營。賊馬步萬餘來合圍，雖有剿殺，無馬不能衝突，遂掘濠結寨，賊亦結寨相持。計軍需馬駝，尚可供兩月食，唯軍器火藥不足。被圍後乘夜前行，遇愛隆阿之兵，令其先來通信」等語。數日間，兆惠奏迭至，略言：「臣等渡河向葉爾羌城南進兵，十月十三日，賊兵約四五千騎，步賊在後，並迎出，溝內排立。臣等衝突，賊敗走，又放槍拒敵。臣等正在奮擊，賊又從兩翼夾攻，因馬力不能馳驟，回保大營，賊四面合圍。我兵殺賊雖多，陣亡亦百餘，總兵高天喜、原任前鋒統領侍衛鄂實、原任副都統三格、侍衛特通額，俱歿於陣。騎賊數千，步賊亦多，與我兵接戰五晝夜。臣等固守大營，相機剿殺，口糧尚可支持一兩月。臣等以阿克蘇、烏什既定，機不可失，輕敵妄進，臣兆惠罪實難逭，然策應之兵，年內齊集，尚可合力攻剿。」又據愛隆阿奏：「靖逆將軍納穆扎爾、參贊大臣三泰於十月十三日，帶巴圖魯侍衛奎瑪岱並兵二百餘前赴兆惠大營。夜四鼓時，遇回兵三千餘，倉卒沖拒，三人均已陣亡。」既而舒赫德又奏：「十二月初三日，詢據葉爾羌來投回人言：布拉呢敦、霍集占馬步萬人，合圍大兵三十餘日，因聞布拉呢敦所轄之喀什噶爾屬城英吉沙爾忽被布魯特搶掠，二賊猝謀禦敵，是日薄暮，將軍領兵縱火奪賊營二，劫殺看守人眾過半，二賊謂將軍與布魯特有約，遣人議和，將軍射書傳諭，縛獻霍集占方允納款。往復未決，從此遂不交鋒。又軍營脫出之厄魯特人告稱：軍營掘得米一百六十窖，收馬千餘匹，駝千餘只。布拉呢敦因喀什噶爾告急，撤回防禦，所留僅二百人。」二十四年二月，諭「富德等奏報正月初六日，領兵至呼爾 ，霍集占等率騎五千抗拒，轉戰至初九日，馬匹遠行力乏，不能悉行斬獲。是夜月落後，阿里袞送馬已到，即與分為兩翼，陣戳賊眾甚夥。初十日天曉收兵，計五日四夜，殺賊千餘，及中傷者無算。布拉呢敦於初六日戰時，脅間中槍甚劇，舁入城，旋迴喀什噶爾。計陣戮賊巴圖爾十五名，大伯克數十名。兆惠聞槍炮聲，即遣人齎文通信」等語。又諭：「蘇赫得稱有烏什回人，告稱將軍掘得窖粟，及得馬駝各千，布拉呢敦已回喀什噶爾。今覽兆惠咨文，並未收穫馬駝，而富德又稱布拉呢敦臨陣負傷，舁入城中，是來投之回人托克托默特所言盡屬子虛，或系霍集占遣來懈我軍心。自應查明此人見在何處，嚴拿送軍營，交與兆惠審理。」越數日，富德又奏：「呼爾 轉戰五日，得兆惠咨，於十三日至葉爾羌河岸偵探，相距二十里。十四日黎明，前進六七里，右翼阿里袞、愛隆阿以槍炮敗賊數次，余賊仍依蘆葦放槍。臣富德、舒赫德領左翼兵急進，賊渡河而逃，計剿賊二三百人。又防城內突出，中軍與右翼以次進攻，令左隊努三等領馬兵堵截，尋至營盤，知將軍大臣官兵無恙，賊人展敗，不敢來犯，見派努三等殿後，徐回阿克蘇。」
據上各奏報，兆惠被圍，自緣輕進，一時死高職旗員及漢總兵大員為數不少，實屬將軍失機。至被圍數月，回人奄奄如不欲戰，可見並非大敵，口糧早稱尚可支持，亦不待得窖粟，獲馬駝，盡邀天賜。回人隔歲之糧，本以窖藏為習慣，故兆惠未被圍前，已奉命遣兵搜掘，即得窖粟，非有神奇也。乃清《國史·兆惠傳》及《聖武記》，則言之甚怪，《清史稿·兆惠傳》又用《聖武記》文。
兆惠於解圍後，還阿克蘇，高宗尚深責之。時和闐方被攻，不急救，乃共還阿克蘇。高宗謂前以一軍尚進至葉爾蕪，今兩三軍會合，和闐近而阿克蘇遠，反奔還不顧。後和闐亦未失，回部實無能為。兆惠此時已因受圍封一等公，卒以功成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亦由伯封侯，視其方略則平平也。魏氏於兆惠入回疆時，不敘阿克蘇、烏什迎降，末言振旅還阿克蘇，圍中拔出，未能克一城，何言振旅？中間誇大之語，若聖天子自有神助，即可不用兵力者然。此出高宗不負責之詩歌，遂為官修諸書所承用，然《實錄》則無之。高宗當盈滿之日，好作粉飾之詞，正其日中則昃之象，更錄其詩如下：
《御製十全詩文集·黑水行》：「喀喇烏蘇者，唐言黑水同。去年我軍薄回穴，強弩之末難稱雄。築壘黑水待圍解，詎人力也天 幪。明瑞馳驛逾月到，（自註：毅勇承恩公明瑞，孝賢皇后侄也，命以副都統行間，為前鋒，召回京，問以被圍情狀，自葉爾奇木抵京，路萬五千里，疾馳逾月而至。）面詢其故悚予衷。蜂蟻張甄數無萬，三千餘人守從容，窖米濟軍軍氣壯，奚肯麥曲山鞠藭，引水灌我我預備，（自註：逆回導渠淹我營壘，將軍兆惠等預開溝引之入河，且轉資其用。）反資眾飲用益豐。銃不中人中營樹，何至析骸薪材充，著木銃鐵獲萬億，（自註：賊據商施銑，鉛丸坌集營樹上，我軍斫木為薪，木中得鉛丸萬億，即取以擊賊，斃賊無算。）翻以擊賊賊計窮。先是營內所穿井，圍將解乃眢其中。聞言為之悵，諸臣實鞠躬，既復為之感，天眷信深崇。敬讀皇祖《實錄》語，所載曾聞我太宗，時明四總兵未戰，正值大霧彌雺雺。敵施火炮樹皆毀，都統艾塔往視攻，回奏敵炮止傷樹，我兵曾無傷矢弓。匪今伊昔蒙帝佑，覲揚前烈勵子沖，詎人力也天 幪，大清寰海欽皇風。」
此詩明言所據為明瑞口語，非將帥奏報之文。奏報盡載《實錄》，《東華錄》錄之。將帥於奏報，已不無張功掩敗之習。若詩歌遣興，原無信史之責，而官私著述據之。自來帝制神權，合而為一，仗迷信以服人者，皆作如是觀可矣。
當黑水解圍，已在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而阿克蘇辦事侍郎永貴奏：「正月十九日准前赴和闐之侍衛齊凌扎布等呈稱：『回黨鄂斯統眾六百，犯和闐所屬額里齊、哈喇哈什兩回城，破克勒底雅一回城，請兵救援。』即一面派兵，一面咨商由北路赴援黑水之參贊都統巴祿將所領之兵協剿。」巴祿即奏以進援兆惠為要，未往和闐。至兆惠救出以後，各軍會合，即遠道撤回阿克蘇，巴祿亦在撤回之列。兆惠乃於路奏：「擬回阿克蘇後，更由阿克蘇、和闐兩路進兵，此時未便兵駐阿克蘇一處。已與阿里袞、巴祿、阿桂駐阿克蘇，候馬駝糧餉；分兵一半，令愛隆阿駐烏什就糧，兼防喀什噶爾一路。和闐應援，自不可緩，但馬力疲乏，先揀官兵數百，令瑚爾起、巴圖濟爾噶勒前往，沿途捉生詢問，若和闐守御如舊，即會同夾擊，否則收兵來迎富德，俟糧餉馬匹到時領兵接濟。臣兆惠俟辦足五千兵糧馬，再策應富德，並從和闐往取葉爾羌，並堵截逆賊逃往巴達克山等處路徑。」奉諭：「兆惠、富德等遽行撤回，不知是何意見？和闐去葉爾羌頗近，阿克蘇則甚遠，富德救援將軍，自謂了事猶可恕；兆惠身為閫帥，待人救出即撤回，太不知愧奮，且不援和闐，豈不為霍集斯所笑？和闐之圍，齊凌扎布以寥寥之眾尚能相拒；兆惠到彼，即可敗賊，乃僅遣瑚爾起、巴圖濟爾噶勒往塞責。又巴祿本接永貴行知，赴和闐援剿，以援兆惠來往，今將軍已援出，何以不援和闐？」後又諭：「謂兵力不足，則兆惠一軍尚能相拒，況與富德兩隊會合，豈轉患其弱？謂馬力不足，則既可回至阿克蘇，何難就近赴和闐，因糧以守？」旋兆惠等奏：「瑚爾起等二月二十日至和闐、達哩雅河，知額里齊等二城未陷，余為賊掘，葉爾羌尚無賊眾前來。」諭：「所報和闐情形，霍集占兵力已窮蹙，兆惠等正月十四日解圍而出，至二月初二日，已逾半月，和闐回人尚雲葉爾羌未有賊眾前來。是從前圍守軍營及侵犯和闐不過烏合之眾，兆惠等應就見在兵力加意奮勉，以冀大功速成。」既而哈喇哈什城被陷，齊凌扎布等脫出，仍隨同進兵，兆惠等由阿克蘇出兵，途次得和闐之克勒底雅及塔克等回城人等，聞清軍將至，擒獲敵方所用頭目來降。兆惠進兵喀什噶爾，於閏六月初三日至伊克斯哈喇，有喀什噶爾投誠回人稱布拉呢敦將伊等搶掠潛逃，伊等即來迎大兵。即派人馳往喀什噶爾安撫城堡，據所屬牌租阿巴特回城伯克呢雅斯呈稱：「六月間，霍集占遣人告知布拉呢敦，焚毀葉爾羌、喀什噶爾城堡，令回人等遷往巴達克山。我即閉城拒守。聞霍集占兄弟約於色呼庫勒之齊里袞巴蘇相會。」於是兆惠檄知布魯特納喇巴圖等截賊前往色呼庫勒投霍罕額爾德尼伯克之路，一面盡力尾追。富德亦奏：「由固 薩納珠前進，霍集占已棄葉爾羌逃往英吉沙爾，大、小伯克等迎降，撫定其眾二萬餘。」兩和卓木走巴達克山，以怒巴達克山不恭，欲約鄰部擾之，於是戰於阿爾渾楚嶺，擒其兄弟，函首軍門以獻。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於是蔥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
高宗之取新疆，武功之盛逾於前代，雖元代西北土地而逾於此，然三大藩各自立國，乃蒙古族之龐大，幾與統治中國之元朝無涉。除元以外，清之武功為極盛矣。然考其終極，西北之氣運當亡，收其功者無若何名績可紀，高宗廟謨獨運於上，指揮頗中肯綮，而元勛上將，若兆惠之儔，細核其功狀，實不足滿人意。高宗於此役，亦知取亂侮亡，事非艱巨，特予豐鎬舊臣，事前假以立功名，事後資以為湯沐。其昏惰甚不堪者乃誅之；即成功者亦何曾有殊績。納穆札爾、三泰以將軍、參贊之任，赴敵就死如偏裨，彌見朝廷命將之失。然且專征已非親貴，所用不過開國勛臣之裔，亦見八旗人才之日耗，與康熙時已大不侔矣。十全武功，鋪張極盛，而衰象早伏其中。清一代紀功之文，汗牛充棟，無有就《實錄》臚其平凡之狀者。總之准部自伐而人伐之，回部不能抗准而反欲抗中朝，亦唯兩和卓之妄耳。天之予清特厚，高宗無憂盛危明之意，侈十全之武功，是其福過災生之漸。又以此私厚旗人，於邊計益閉塞無遠慮，後來一開行省而氣象大變，則知高宗之設置新疆，規模不足取矣。
回疆既平，以采玉為一大役。和闐產玉聞天下，葉爾羌次之。定製春、秋采玉二次。葉爾羌玉山曰密爾岱山，距城四百餘里，崇削萬仞。山三成，上下皆石，唯中成玉，極望瑩然，人跡所不至。采者乘氂牛乃及其 ，鑿而隕之，重或千萬斤。色黝質青，聲清越中宮懸，先後貢重華宮玉磬材、特磬、編磬各如幹事，又貢玉冊、玉寶各八十具；白微黃者供宗廟；白微紅者備慶典。然此任土作貢，未為病民。高宗朝，大功既成，侈心莫遏。遂思以奇寶炫世，屢有採運大玉之事，今寧壽宮有重寶，乃玉一座，周圍鑿夏禹治水圖，是其遺蹟之一。阮元《石渠隨筆》記：「乾隆四十年間和闐貢玉，大至高七八尺，圍丈許，敕依大禹治水圖雕琢，發在揚州建隆寺治之，元時曾往敬觀。」阮文達之言如此。此玉入大內以後，外人不復見，無由證文達之說，清亡後乃得之於寧壽宮，具如所說。而又讀張澍《養素堂文集》，則知大玉之采，不止一次，勞費之巨，於開闢之土為病已甚。《聖武記》言：「嘉慶四年，葉爾羌獲大玉三，青者重萬餘斤，蔥白者八千餘斤，白者三千餘斤。邊臣侈其詳以聞，上以沙磧輦運勞人，急捐罷之。至今巋然存哈喇沙。」讀張澍文，乃知其詳。所云嘉慶四年，乃太上皇崩後棄玉之年，非採獲之歲也。
高宗於新疆定後，志得意滿，晚更髦荒。和坤以容悅得寵，務極其玩好之娛，不恤邊遠疾苦，此皆盛極之所由衰也。自此以前，可言武功；自此以後，或起內亂，或有外釁，幸而戡定，皆救敗而非取勝矣。乾隆前後金川兩役，以大軍與土司相角，勝之不足為武。而初定金川時，以失機誅總督張廣泗、經略訥親。再定金川時，定邊將軍溫福敗死，損耗亦甚大，而亦預於十全武功之列，皆高宗之侈也。十全武功者，除準噶爾兩役、回部一役外，為兩定金川，為土司，一定台灣，為內地，緬甸、安南各一役，廓爾喀兩役，為御外。
第七節 雍正登基的血色權謀
康熙間奪嫡之案，前已敘述。至雍正間，復於諸王多所戕殺，舊時因避時忌，不暇細考其曲折，鮮不以為即奪嫡之餘波，頌世宗者且以為能代故太子報怨矣。不知奪嫡之魁為允禩，雍正初尊以親王，任以總理，極意聯絡，事實昭然。後來變計，在《實錄》情節不備，論者益無所徵信。唯事結於曾靜勸岳鍾琪反清，與呂留良著書排滿。諸王同為聖祖之子，豈有黨附於反清排滿之理，何以並為一談，此必有故。昔時《大義覺迷錄》為禁書，細閱者少，改革後大事研討，則真相出矣。允禩之得罪於雍正朝，必以不服世宗之嗣位，而世宗之嗣位，自有瑕疵，供人指摘。指摘之根由，出於諸王；指摘之文字，則在曾靜筆錄。呂留良乃其學派之牽涉，因治及反清排滿之罪，非世宗本意所重視也。此事余別有《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不具述。唯允禩輩前尚身預奪嫡，罪狀允禩者猶為有說。至世宗兄皇三子誠親王允祉，前以保護太子聞，則有功於嫡；後又不入允禩等案內，則無嫌於世宗。只以甘心閒散，不欲預聞政務為罪，至奪爵禁錮以死。此事可作一補敘，知世宗有難言之隱在也。
《東華錄》：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聖祖崩。十六日丁酉，頒遺詔。二十日辛丑，世宗登極。十二月初九日庚申，上釋服，移居養心殿。十二日癸亥，諭：「陳夢雷原系叛附耿精忠之人，皇考寬仁免戮，發往關東。後東巡時，以其平日稍知學問，帶回京師，交誠親王處行走。累年以來，招搖無忌，不法甚多，京師斷不可留，著將陳夢雷父子發遣邊外。或有陳夢雷之門生，平日在外生事者，亦即指明陳奏。楊文言乃耿逆偽相，一時漏網，公然潛匿京師，著書立說。今雖已服冥刑，如有子弟在京者，亦即奏明驅遣。爾等毋得徇隱私蔽。陳夢雷處所有《古今圖書集成》一書，皆皇考指示訓誨，欽定條例，費數十年聖心，故能貫穿今古，匯合經史，天文地理，皆有圖記，下至山川草木，百工製造，海西秘法，靡不備具，洵為典籍之大觀。此書工猶未竣，著九卿公舉一二學問淵通之人，令其編輯竣事，原稿間有訛錯未當者，即加潤色增刪，仰副皇考稽古博覽至意。」此為加罪諸王府官屬賓友之始，而適以誠親王開端。唯未明言兄弟相戕，用耿精忠牽涉立說。陳、楊與耿藩舊事，久已消釋，今忽重提，其實追憾誠王之得聖祖歡心，由於陳、楊之以學問為輔佐。
世宗當時相形見絀，甫即大位，即修此怨。其證如下：
清宮《文獻叢編》第三冊載戴鐸清折十件，其康熙五十七年第九件雲；「奴才戴鐸謹啟：主子萬福萬安！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時時焚禱，日夜思維，愧無仰報。近因大學士李光地告假回閩，今又奉特旨，帶病進京，關係為立儲之事，詔彼密議。奴才聞知驚心，特於彼處相探，彼云：『目下諸王，八王最賢』等語。奴才密向彼雲；『八王柔懦無為，不及我四王爺，聰明天縱，才德兼全，且恩威並濟，大有作為，大人如肯相為，將來富貴共之。』彼亦首肯。但奴才看，目下諸王各各生心。前奴才路過江南時，曾為密訪，聞常州府武進縣一人名楊道升者，此人頗有才學，兼通天文，此乃從前耿王之人也。被三王爺差人請去，養在府中，其意何為？又聞十四王爺，虛賢下士，頗有所圖，即如李光地之門人程萬策者，聞十四王爺見彼，待以高坐，呼以先生。諸王如此，則奴才受恩之人愈覺代主子畏懼矣。求主子刻刻留心，此要緊之時，誠難容懈怠也。謹啟。」件後記云：蒙批：「楊道升在三府已有數年，此乃人人皆知。」又蒙批程萬策之旁：「我輩豈有把屁當香焚之理。」又蒙批：「我在京時，如此等言語，我何曾向你說過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驟敢如此大膽。你之死生，輕若鴻毛；我之名節，關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等諭。
戴鐸十啟，自康熙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間之事。世宗即位以後，令鐸匯錄原文並所蒙批諭，成折存檔，不過明鐸時時望己作帝，而己則時時斥絕之，以見其並不與鐸同此奢望也。然其批諭語氣，豈是實行斥絕，所謂「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
世宗於允禩諸人，從奪嫡案中，已相形取得勝利，知前此力圖奪嫡者，更無再得儲位之望。而允祉則前以保護太子，為聖祖所心重，又以踴躍修書，合聖祖尚文好學之意。其實效修書之力者，乃陳夢雷、楊文言二人。楊尤身負天算、律呂絕學，為聖祖自命獨有心得而舉世罕及之事。此實世宗所最忌而無如之何，甫即位遽修怨於陳、楊。其原委撮敘於下：
據陳夢雷《松鶴山房集》，夢雷與李光地均中康熙九年進士，均入翰林，同省同年，通家相得，同以請假回籍。而十三年撤藩之變，耿精忠以福建叛，既逼夢雷從逆，又召外郡縉紳。光地自泉州安溪本籍至，以年家子先謁夢雷尊人。陳氏父子均勸光地勿受叛藩職，光地意未決。時楊文言在耿幕，與夢雷交密，夢雷約文言與光地相見，告以耿必無成，急歸謀間道通疏京師，請兵由贛州徑指汀州，精忠方以全力備仙霞關，大兵可由汀州直入閩腹地。朝廷得光地蠟丸書，致前敵行之有效，光地受上賞。十五年，精忠勢蹙乞降，文言遂歸。夢雷以十九年入都自陳，而朝議方以精忠為所屬首告，降後仍通逆，召精忠對質治罪，而夢雷以職官從逆論死。光地為明其非得已，然不言其上疏請兵時夢雷亦預謀也。故僅得減死戍遼東，時為二十一年。至三十七年聖祖東巡，夢雷獻詩稱旨，召還京，命侍誠親王邸。王命輯《匯編》一書，分類排纂群籍至三千餘卷，校刊未竣而聖祖崩。世宗諭旨中改其名為《古今圖書集成》。追論夢雷罪再遣戍，時夢雷年已七十一。所云藩變時之罪，聖祖早雪免之，且頗蒙恩賚，獎其文學，御書聯語賜之，有「松高枝葉茂，鶴老羽毛新」之句。故夢雷以「松鶴山房」名其集。因怨光地，作《絕交書》行於世，世謂之安溪負友，成一公案。世宗於即位後追理夢雷前罪，實為與允祉為難，非聖祖憐才宥過意也。至楊文言以布衣入藩幕，在三藩未變以前，本不為罪。既變被羈，精忠降而脫歸，所至不諱其在閩時事。十八年夢雷入都，文言與偕行。夢雷得罪無究及文言者。旋以天算絕學，應徵入明史館預修《歷志》。
文言，字道聲，《松鶴山房集》中皆稱道聲，而光地《集》中雖亦稱道聲，亦或作道生，唯戴鐸啟本及雍邸批辭作道升。當康熙季年，世宗已極注意道升之歸誠邸。道聲在閩，原無為耿丞相之說，世宗追誣之，以歸罪於誠邸。此康熙六十一年世宗諭旨，不惜以天子誣罔匹夫，知其怨毒之鐘於誠邸，不過忌陳、楊修書之能為誠邸博聖祖之歡心而已。自此誠邸若口無間言，當亦可保其軀命，以其究無擠其儲位之實跡也。然卒不能免者，則必以誠邸知世宗嗣位真相，辭色之間，既不竭誠輸服，將有發其隱覆之嫌。觀其坐罪之詞，多不成罪狀，由世宗自行宣布，而諸王大臣加以描畫，歸結於父子革爵正法，由特旨改為拘禁終身，何其酷也！世宗所宣布誠邸罪名，唯見《上諭旗務議覆》中。《東華錄》無之，想已為《實錄》所削。茲錄如下：
雍正八年五月上諭：「誠親王允祉，自幼即為皇考之所厭賤，養育於外，年至六歲，尚不能言，每見皇考，輒驚怖啼哭。」
誠邸為世宗兄，誠幼時事，豈世宗所能置議？且此事豈論罪所當牽涉？
「及年歲漸長，則性情乖張，行事殘刻。於皇考之前，則不義不孝；於其母妃，則肆行忤逆。是以皇考屢降諭旨，將其心術不端之處宣示於眾。此舉朝所共知者。」
誠邸生母榮妃，忤逆之說無考。唯於怡邸母敏妃之喪，在康熙三十八年，不滿百日薙髮，為聖祖所責，允祉自怨自艾，作《責躬集》。
誠邸擁護廢太子，明見聖祖諭旨褒美之，其他刻薄，唯見本諭旨中怡邸喪事。誠邸有二兄，大阿哥以鎮魘太子，為誠邸所發；二阿哥即太子，諸兄弟中唯誠邸救護之，為聖祖所賞。其餘仇太子者自不慊於誠邸。若謂誠邸刻薄，誠邸無權，只有情誼之不浹，並無危害之相加。諸弟若果鄙棄其兄，即諸弟亦負不恭之罪，與不友等耳。此亦非論罪所當及。
「皇考聖躬違和之時，朕侍奉湯藥，五內焦勞，而允祉不但無憂戚之容，而且有欣幸冀望之意，為子臣所不忍言者。其天良盡泯，一至於此！」
自誇其孝，責兄不孝，並無違忤實跡，只想像於辭意之間，此不足以罪人，徒見己之不弟而已。
「皇考以東宮儀仗禮服，從前定製太過，特命廷臣糾正。允祉見廷臣所議，忿然謾罵，且云：『如此則何樂乎為皇太子耶？』」
此本是為太子不平，不過心眼拙直，狃於前此之尊貴太子，後覺貶損太過，亦有何罪？然宗人府王大臣議罪，則描畫之云：「當二阿哥廢黜之後，允祉居然以儲君自命，見廷臣更正東宮儀仗，輒忿然謾罵，此其妄亂之罪一也。」更引伸於世宗諭旨之外，可謂善承意旨矣。
「康熙六十一年，皇考龍馭上賓，方有大事之夜，朕命允祉管理內事，阿其那管理外務。乃允祉私自出外，與阿其那密語多時，不知所商何事。此天奪允祉之魄，自行陳奏於朕前者。及朕令阿其那總理事務，阿其那則在朕前保奏允祉可以大用。此阿其那欲引允祉為黨助，共圖擾亂國政之明驗也。」
大事之夜，兄弟間何以竟不可通一語。既自行陳奏，可知原無避忌。阿其那方任為總理，何能禁其有所保奏？若以當時被保奏為罪，則當時任彼為總理者，罪名豈不更重？
「允祉在皇考時，侵帑婪贓，逋欠累累。朕恐其完公之後，家計未能充裕，兩次共賜銀十五萬兩，俾其饒足。而允祉每以該旗該部催追數百兩數千兩之處，瑣屑瀆奏，怨忿不平。朕皆寬宥之。」
逋欠是康熙間諸王常態。及世宗令該旗該部催追，特自發內帑贍給其乏，此是世宗限制諸王之能事。誠邸不知風色，尚忿催追而訴於帝前，此實長厚太過。既稱寬宥之，即不當論罪。而王大臣論之曰：「貪黷負恩之罪，法所難宥者一也。」則前之寬宥，乃為之並計加罪地也。
「舉朝滿漢文武大臣，皆受皇考教養深恩，而朕藉以辦理庶政者。允祉屢奏朕云：『此輩皆欺罔之徒，無一人可信。』總之凡為國家抒誠宣力之人，允祉則視之如仇敵；而 邪不軌之流，則引之為腹心。如允䄉當日與允祉仇怨最深，及允䄉逆節顯著，朕令允祉搜其筆札，檢得塞思黑與允䄉書，有『機會已失，悔之無及』之語。允祉竟欲藏匿，馬爾薩力持不可，始呈朕覽。又如允䄉強悍囂凌，顧私黨而忘大義，朕革伊郡王，並伊子弘春貝子之爵，以教導之。而允祉於乾清門之所，為之嘆息流涕：其比溺匪類，肆無忌憚如此！」
據此段諭文，正見誠邸於外廷無交結，而於諸弟則有恩私。與刻薄之說相反。罪之曰：「比溺匪類，肆無忌憚。」則亦所謂何患無辭者矣。
「又從前遣塞思黑往西大同時，朕將阿其那等黨惡種種，面諭允祉。允祉奏以此等人能成何事。後又密摺奏稱『阿其那、塞思黑等不忠不孝，罪惡滔天，若交與我，我即可以置之死地』等語。朕諭之曰：『阿其那等罪惡當誅，自有國法，生死之柄，豈爾可操？爾此奏不知何心。蓋允祉之意，欲暗置阿其那等於死，而不明正其罪，使天下後世議朕之非。比時曾向廷臣言之。』」
此在誠邸為希意太過，實非令舉，但在世宗則亦無罪可論。
「數年以來，允祉進見，朕必賜坐，以朕勤政憂民之心告之，伊從未許朕一是字，且並未嘗一點首也，但以閒居散適之樂，娓娓陳述，欲以歆動朕怠逸之心，荒廢政事，以遂其私願。」
弟為天子，勤政愛民；己為天子之兄，閒居自樂，正是各行其是。怠逸豈以此而歆動？古來中主，能以此諒其諸弟者多矣，世宗方侃侃而談，使天倫之樂澌盡，豈不可愧？
「前年八阿哥之事，諸王大臣無不為朕痛惜，而允祉欣喜之色侵於平時。」
此或為太子舊怨，但既為世宗所罪，則對罪人無甚哀戚，亦不當論罪。
「至於怡親王，公忠體國，夙夜勤勞，朕每向允祉稱道其善，冀以感悟之。而允祉置若罔聞，總未一答。今怡親王仙逝，因允祉素與諸兄弟不睦，果親王體素羸弱，不能耐暑，是以來令成服，而果親王再三懇請，允祉則淡漠置之。且數日以來，並未請朕之安，朕心甚為疑訝。今據莊親王等參奏，不料允祉之狂悖凶逆，至於此極。以怡親王忠孝性成，謨猷顯著，為皇考之令子，為列祖之功臣。今一旦仙逝，不但朕心悲痛感傷，中外臣工，同深悽愴，即草野小民，亦莫不以國家失此賢王，朕躬失此良佐，為之欷歔嘆息。況允祉以兄弟手足之情，乃幸災樂禍，以怡親王之薨逝為慶幸，尚得謂有人心者乎？又朕將褒獎表揚怡親王之諭旨頒示在王府人等，眾人宣讀傳示之際，允祉並不觀覽，傲然而去，尚得謂有君上者乎？」
兄弟之間，意志不同，乃道義之品評，非刑法所裁製。此固不當論罪。文中以莊親王等參奏，定為狂悖凶逆，已至其極，則參奏中是否尚有別情。今檢《東華錄》「本月己卯，莊親王允祿、內大臣佛倫等參奏：臣等奉命辦理怡親王喪事，所見齊集人員，無不銜恩垂泣。獨誠親王允祉，當皇上視臨回宮之後，遲久始至。逮宣讀皇上諭旨之時，眾皆嗚咽悲泣，而誠親王早已回家。且每日於舉哀之時，全無傷悼之情，視同隔膜。請交與該衙門嚴加議處」云云。參奏語不過如此。謂兄臨弟喪不哀，何得加以狂悖凶逆之目？且兄不哀此一弟之喪，本非他一弟所能參論。又其不令成服，乃由帝旨，不成服之弟兩人：果親王則以懇請成服，為逆探言外之隱衷；誠邸則以遵令不成服，為拘守言中之明示。逆探者或有逢迎之能；拘守者何來狂悖凶逆之咎？
「允祉從前過惡多端，不可枚舉，但因其心膽尚小，未必敢為大奸大惡之事。從前陳夢雷之案敗露，朕若據事根究，允祉之罪甚大，朕心不忍，姑令寢息。及後為諸王大臣等參劾，宗人府議令拘禁，朕仍復寬恩，將伊降為郡王，薄示懲儆，而伊毫不知畏懼。今年又特加恩，復伊親王之爵，而伊毫不知感激。茲當怡親王仙逝，眾心悲戚之時，而允祉喪心蔑理若此。是法不知畏，恩不知感，以下愚之人，而又肆其狂誕，勢必為國家之患。朕承列祖之洪基，受皇考之付託，不能再為隱忍姑息，貽患於將來也。其作何治罪之處，著宗人府、諸王、貝勒、貝子、公、八旗大臣、九卿、詹事、科道會同定議具奏。特諭。」
陳夢雷案已見前。謂陳為耿藩從逆，則戍所召回，命入誠邸，乃由聖祖，非誠邸罪也。謂陳為招搖不法，則當時並無招搖害政事實。刑部滿漢尚書陶賴、張廷樞皆不知所坐何等罪名，至均以輕縱降調，又何至罪及府主。乃諭中既涉及陳夢雷，王大臣議覆，遂於陳夢雷一款添出事實。文雲「允祉素日包藏禍心，希冀儲位，與逆亂邪偽之陳夢雷親昵密謀，遂將陳夢雷逆黨周昌言私藏家內，妄造邪術，拜斗祈禳，陰為鎮魘。及事跡敗露，允祉罪在不赦，我皇上法外施仁，不忍加誅」云云。周昌言前未見過，此時忽添邪術鎮魘等說，果有此事，縱對誠邸法外施仁，何以對陳夢雷僅止遣戍。且未究周昌言其人，意議覆之王大臣直以意為之，且以楊文言含混為周昌言耳。此種議覆，本無真偽可辨，且今年已復親王爵，前事本不當復論。今所謂喪心蔑理，無過怡王之喪臨哭不哀一款，其餘皆任意誣衊之辭。其實則陳夢雷、楊文言為所忌之人；《古今圖書集成》、《歷律淵源》二書為所忌之物。是為清皇室之文字獄，較之允禩諸人，以傳播世宗得位之不正而被罪者，更為得已而不已。既為《東華錄》所不詳，想為《實錄》之所已諱。臚舉之以見世宗之忍。至允禩、允禟、允䄉、允禵之事，則《東華錄》之外，已詳余《世宗入承大統考實》中。
第八節 雍乾時期的儒學
世宗於吏治民生，極盡心力，講事功，實不講心性。晚乃遁入於禪，亦與世祖之學佛不同。自命為已經成佛作祖，無所於讓。其對儒宗，則敬仰備至，不敢予聖，蓋知機鋒可以襲取，理道不能偽為也。然所收純儒之效，遠遜康熙朝，即有數理學名臣，亦不過守先朝作養之餘緒耳。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於雍正一朝。後唯末學欲以孔聖救亡復有過量之崇敬，則又非世宗時規模矣。前乎此者，世祖因前代之故，祀大成至聖文宣先師孔子，四配、十哲、兩廡及啟聖公祠，祀位皆仍其舊。唯順治十四年，去「大成文宣」四字，改題「至聖先師」。康熙末，躋朱子於十哲，位卜子之次，而從祀增一范仲淹。蓋未嘗於文廟祀典多所改定也。雍正元年，詔追封孔子五代王爵，於是錫木金父公曰肇聖、祈父公曰裕聖、防叔公曰詒聖、伯夏公曰昌聖、叔梁公曰啟聖。孔子父自元以來已封啟聖王，明嘉靖時改封公，此為先有之故事。以上四世，則封王自此始。舊稱啟聖祠，今以啟聖王為祠中之一世，改稱崇聖祠。清世俗人則稱「五王祠」焉。二年，復以祔饗廟庭諸賢，有先罷宜復，或舊闕宜增，與孰應祔祀崇聖祠者，議一再上，於是復祀者六人：曰林放、蘧瑗、秦冉、顏何、鄭康成、范寧；增祀者二十人，曰孔子弟子二人：縣亶、牧皮，曰孟子弟子四人：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曰漢一人：諸葛亮，曰宋六人：尹焞、魏了翁、黃干、陳淳、何基、王柏，曰元四人：趙復、金履祥、許謙、陳澔，曰明二人：羅欽順、蔡清，曰清本朝一人：陸隴其。入崇聖祠者一人，宋張迪。陸隴其仕康熙朝，卒於康熙三十一年，距今不過三十二年。隴其篤守程朱，身歿未久，而公論早定，可見聖祖所倡學風之純一。以立朝事實論，同寮間頗有異同，如李光地亦以講學名世，然於隴其之以爭捐納當罷奪官，即以其不諒時艱為罪。光地固以講學為投時之具者。不數年間，隴其之大名已定，非時論所能游移，則執德固而信道篤者獲伸於世。即清全盛時之學術，由此可觀其趨向矣。歷乾隆至嘉慶朝不改，於從祀不生異議。唯於乾隆二年，復元儒吳澄祀。三年，升有子若為十二哲，次卜子商，移朱子次顓孫子師，不過取其相配平均耳，余無他異。
雍乾間之儒學，天子不自講學，唯以從祀示好尚，於學術亦有影響。湯斌之人品未必下於陸隴其，然以其學尚陸王，在道光以前，竟不能言從祀。清之中世，理學守門戶甚謹，於此可知。若李光地，不免曲學阿世，亦自謂從事程朱，正投時好耳，其語錄謂湯斌以不好朱學，故不甚讀朱子書。光地指朱子上時君言事之書，謂龍逢、比干不是過，斌乃折服。斯言故作雌黃，決非事實。湯何嘗不服朱子，唯受學於孫夏峰，宗為陸王，得力有自，非待他人指出朱子有直諫之長，而後服之。朱子處仁弱之世，寬大之朝，縱獻直言，決無殺身滅族之禍，正誼明道之君子皆能為之。指以示斌，有何可以折服之處。凡光地所言，皆令人不敢置信，而要其揣摩時尚，與乾、嘉以前理學宗傳相合，即知清中世之儒，篤信謹守，自是學術趨於一途，雖豪傑各有信仰，然使程朱能為厲世摩鈍之用，則專為學的亦已足矣。湯斌等自信陸王，初不與程朱相詆毀，此即太平氣象。人品不足企陸隴其、湯斌，而朱、陸異同，爭辯不息。「天下無道，辭有枚葉」，此其驗矣。
雍乾間儒學無爭辯，而餘事則昌明文學。清沿前代用科舉制，又沿明代以八股為科舉取士之用。聖祖以身自向學，使天下承風。世宗以政事留心，不足言學問。其振興文教之事，則於雍正十一年正月，諭各省建立書院，各賜帑銀一千兩為倡，余令各該省督撫預籌膏火，以垂永久，不足者在存公銀內支用。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使之朝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就，俾遠近士子觀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云云。諭中又言：「各省學校之外，每設書院。臨御以來，未敕令各省通行，蓋欲徐徐有待，而後頒降諭旨。」此為省會遍設書院之始。自明初遍立郡縣學，是為學校制。學官本為課士而設，後不能舉其職，乃移其事任於書院。夫使回復學校初制，士以學官為師，似不必盡待書院之山長。然延師之道，不可以資格拘，就舊日任用學官之法，求為士子得師，事必無濟。又為士人求學而不出鄉，聲氣雖通，見聞不廣，終有隘陋之患。清一代學人之成就，多在書院中得之，此固發展文教之一事也。是年四月，詔在京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撫會同學政，薦舉博學鴻詞，一循康熙年間故事。是詔未定試期，應詔薦舉者人數寥寥。至十三年八月，世宗崩，高宗即位。十一月申諭速行保薦，乃於乾隆丙辰九月己未御試。十月，引見考取博學鴻詞劉綸等十五員，授翰林院編修、檢討、庶吉士有差。二年七月，複試續到博學鴻詞，授萬松齡等四人為檢討、庶吉士。是科取才之意，頗與康熙己未不同，得人亦不及己未之盛。然承平之世，天子右文，海內不但以入彀者為榮，即應試報罷之人，亦享高名於世。科目有靈，即國家無故，比亦世運隆替之徵也。
清一代有功文化，無過於收輯《四庫全書》，撰定各書提要，流布藝林一事。自古明盛之時，訪求遺書，校讎中秘，其事往往有之。然以學術門徑，就目錄中詔示學人，如高宗時之四庫館成績，為亘古所未有。蓋其搜羅之富，評隲之詳，為私家所不能逮，亦前古帝王所未及為也。《四庫全書》之起源，以安徽學政侍讀學士朱筠於乾隆三十七年，奉購訪遺書之詔，奏陳四事：一、舊本抄本，尤當急搜；二、中秘書籍，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三、著錄校讎當並重；四、金石之刻，圖譜之學，在所必錄。其第二款中有云：「臣在翰林，常翻閱前明《永樂大典》，其書編次少倫，或分割諸書，以從其類，然古書之全而世不恆覯者，輒具在焉。臣請敕擇取其中古書完者若干部，分別繕寫，各自為書，以備著錄。書亡復存，藝林幸甚。」內閣議覆內稱「《永樂大典》一書，系永樂初年所輯，凡二萬二千九百餘卷，共一萬一千九十五冊。舊存皇史宬，復經移置翰林院典籍庫，扃貯既久，卷冊又多。派員前往庫內逐一檢查，據此書移貯之初，本多缺失，現在存庫者共九千餘本，較原目數已懸殊」等語。又奏：「校核《大典》，就翰林院設辦事之所，並擬定條例進呈。」奉旨：「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是《四庫全書》之取名，本為輯《大典》中軼書而起。事在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間，辦理《四庫全書》處又奏「遵旨排纂《四庫全書》，仰蒙皇上指示，令將《永樂大典》內原載舊本，酌錄付刊，仍將內府所儲，外省取采，以及武英殿官刻諸書，一併匯齊繕寫，編成四庫，垂示無窮」等語。是知前此奉旨，定名《四庫全書》，帝早有編定群籍之意，方使《四庫全書》名實相稱。是為今存《四庫全書》辦理之原委。又其必為提要，最為四庫館中裨益藝林之偉舉，其端亦自朱筠發之。其奏陳四事中第三款云：「前代校書之官，如漢之白虎觀、天祿閣集諸儒校論異同及殺青，唐、宋集賢校理，官選其人，以是劉向、劉知幾、曾鞏等並著專門之業。歷代若《七略》、《集賢書目》，其書具有師法。臣請皇上詔下儒臣，分任校書之選，或依《七略》，或准《四部》，每一書上，必校其得失，撮舉大旨，敘於本書首卷，並以進呈，恭俟乙夜之披覽。臣伏查武英殿原設總裁、纂修、校對諸員，即擇其尤專長者，俾充斯選，則日有課，月有程，而著錄集事矣。」後來提要規程，實定於此。朱筠與弟大學士朱珪齊名，性情品行，學問文章，具載清《國史·儒林傳》。私家為作傳記尤多，清史不應無傳。他且不論，即此《四庫》開館、《大典》輯軼兩事，皆自筠發其端，為一代文化述其源流，亦不應不有傳載，而《清史稿》竟遺之，此為遺漏之最難解者。
乾隆朝武英殿刊版之書，及御纂、御定、御製之書，較之康熙朝更多，具在《宮史》，不備列。其搜采各書，兼有自挾種族之慚，不願人以「胡」字、「虜」字、「夷」字加諸漢族以外族人，觸其忌諱，於是毀棄滅跡者有之，刊削篇幅者有之。至明代野史，明季雜史，防禁尤力，海內有收藏者，坐以大逆，誅戮累累。以發揚文化之美舉，構成無數文字之獄，此為滿、漢仇嫉之惡因。統觀前史，暴君虐民，事所常有，清多令主，最下亦不失為中主，宜可少得罪於吾民，而卒有此塗毒士大夫之失德。今文字獄已有專輯，其不出於檔案者，余亦稍有搜輯，當別成專著，不能列入本篇。唯乾隆以來多樸學，知人論世之文，易觸時忌，一概不敢從事，移其心力，畢注於經學，畢注於名物訓詁之考訂，所成就亦超出前儒之上。此則為清世種族之禍所驅迫，而使聰明才智出於一途，其弊至於不敢論古，不敢論人，不敢論前人之氣節，不敢涉前朝亡國時之正義。此止養成莫談國事之風氣，不知廉恥之士夫，為亡國種其遠因者也。
文字獄不暇細數，果屬觸犯而成獄，雖暴猶為罪有可加，謂其為違梗也。即無意中得違梗之罪，而遽戮辱，猶謂使人知有犯必懲，不以無意而解免之，所以深懲違梗之嫌疑也。雍乾間文字之獄，有最難解者三事。謝濟世注《大學》，從《禮記》本，不從朱子《四書集注》本，不用程子所補《格致傳》。順承郡王錫保參奏濟世謗毀程朱。此因濟世以參世宗所倚任之田文鏡得罪，希意摭拾其過。然《禮記》亦頒定之經書，既與《四書》並行，信此信彼，必無大罪。乃世宗則雲「朕觀濟世所注之書，意不止謗毀程朱，乃用《大學》內『見賢而不能舉』兩節，言人君用人之道，藉以抒寫其怨望誹謗之私也。其注有『拒諫飾非，必至拂人之性，驕泰甚矣』等語。觀此則謝濟世之存心，昭然可見」云云。遂深辯田文鏡之不當參，己之非拒諫，令議濟世罪。九卿等議斬立決，後得旨免死，交錫保令當苦差，效力贖罪。此謝濟世之幸而不死，後卒釋回而以名臣傳於世者也。夫濟世既注經文，經文自是如此意義，而竟議斬。則如宋儒之說經，多涉事理者，聖經賢傳，孰非警戒人君之語，一涉筆即得死罪，程朱皆寸磔而有餘矣。乾嘉間天下貶抑宋學，不談義理，專尚考據，其亦不得已而然耳。故清一代漢學之極盛，正士氣之極衰，士氣衰而國運焉能不替。此雍、乾之盛而敗象生焉者一也。陸生枬作《通鑑論》今已不見其書。生枬與濟世，均廣西人，得罪亦同時，同在錫保軍前，為錫保所奏。世宗逐條諭駁，所引原文，具在《東華錄》。可見生枬就《鑒》論《鑒》，所見與世各有異同，要是作論本色，絕無桀驁不馴聳聽激變之語。一曰論封建，則云：「封建之制，古聖人萬世無弊之良規，廢之為害，不循其制亦為害，至於害深禍烈，不可勝言。」又雲「聖人之世，以同寅協恭為治。後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盡滌，詐偽不能盡燭。大抵封建廢而天下統於一，相既勞而不能深謀，君亦煩而不能無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萬世」等語。二曰論建儲，則云：「儲貳不宜干預外事，且必更使通曉此等危機。」又雲「有天下者不可以無本之治治之」等語。三日論兵制，則云：「李泌為德宗歷敘府兵興廢之由，府兵既廢，禍亂遂生，至今為梗，上陵下替。」又雲「府兵之制，國無養兵之費，臣無專兵之患」等語。四曰論隋煬帝，則雲「後之君臣，儻非天幸，其不為隋之君臣者幾希」等語。五曰論人主，則雲「人愈尊，權愈重，則身愈危，禍愈烈。蓋可以生人殺人賞人罰人，則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雖怒之而不敢泄，欲報之而不敢輕。故其蓄必深，其發必毒」等語。六曰論相臣，則云：「當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諂誤國，許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當，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雲「因言固可知人，輕聽亦有失人。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庶幾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庶幾無誤。」又雲「為君為臣，莫要於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跡，然亦不可無術相防」等語。七曰論王安石，則云：「賢才盡屏，咨謀盡廢，而己不以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則並聖賢之作用氣象而不知。」又雲「篤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見；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聞也。人無聖學，能文章，不安平庸，鮮不為安石者」等語。八曰論無為之治，則云：「雖有憂勤，不離身心；雖有國事，亦第存乎綱領。不人人而察，但察銓選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付託之人。察言動，謹幾微，防讒間，慮疏虞，憂盛危明，防微杜漸而已。至若籩豆之事，則有司在。」又雲「絳度數諫，異鎛順從，是以陷於朋比而不知。蓋有聖功即有王道，使徒明而不學，則人慾盛而天理微，固不能有三代之事功。至力衰而志隳，未有能如其初」等語。
以上皆世宗所舉《通鑑論》之原文，駁其是非可也，竟曰「罪大惡極，情無可逭，將陸生枬軍前正法，以為人臣懷怨誣訕者之戒」云云。夫《通鑑論》原文必甚多，世宗特挑出此八端，必以其為罪惡所在無過於此數語。今試由讀《史》讀《鑒》者平心論之，有一語可致殺身否？即其論人君而作危詞，古所云「城高池深，兵甲堅利，不得人和，委而去之」，此乃「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之定理。溫公作《通鑑》本以為法為戒之故，分別詔人。學者能加以發揮，正是忠君愛國之真意。以此掇殺身之禍，復誰樂致力於史實，以與國家社會相維繫乎？乾、嘉學者，寧遁而治經，不敢治史，略有治史者，亦以漢學家治經之法治之，務與政治理論相隔絕。故清一代經學大昌，而政治之學盡廢，政治學廢而世變誰復支持，此雍、乾之盛而敗象生焉者二也。
尹嘉銓為故父會一請諡。又請將湯斌、范文程、李光地、顧八代、張伯行及其父會一，從祀文廟。事在乾隆四十六年。奉旨拿交刑部治罪，並查伊家有無狂悖不法字跡。此為因冒昧瀆奏而引入文字之獄。有司查得嘉銓所著書籍，嘉銓主聚徒講學，其文有云：「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諭旨則云：「顯悖世宗《御製朋黨論》。」又有「為帝者師」之句，則云：「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妄語，即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為朕師傅否？」又著有《名臣言行錄》，臚列本朝大臣。則云：「朱子當宋式微，又在下位。今尹嘉銓欲於國家全盛之時，妄生議論，實為莠言亂政。」又自稱古稀老人。則雲「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以自號」云云。嘉銓不以朋黨為非，又襲講學家自重之習，學孟子「為王者師」之說，纂集當代大臣言行，乃留心文獻之要務。七十曰古稀，自杜工部有此詩句，人盡習稱，豈可以帝王專其利？高宗於上年剛及七十，自稱「古稀天子」。嘉銓之稱古稀，是否在其後，今尚未明，姑不論。此外日記中家庭瑣屑語，即有迂腐可笑，豈有殺身之罪？乃大學士等竟定擬凌遲處死，家屬緣坐。滿廷無救正之言，唯以逢迎為宰相之責，是何氣象！特旨改絞立決，免其凌遲及緣坐，謂之加恩，是此案歸結。而諭旨又特提嘉銓二罪：因日記中記有任大理卿時，與刑部簽商緩決事，謂之「市恩」。又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作「相國」。則雲「明洪武時已廢宰相，我朝相沿不改。祖宗至朕，臨御自以敬天、愛民、勤政為念，復於何事，借大學土之襄贊？昔程子云『天下治亂系宰相』，止可就彼時闒冗而言。我國家世世子孫，能以朕心為心，整綱維而勤宵旰，庶幾永凝庥命，垂裕萬年」云云。此則視大學土為贅疣。謂清沿明制，不設宰相，則不知明大學士五品，後來兼尚書宮保，其位乃尊，何雲大學士非宰相？清則大學士正一品，禮絕百僚，何得雲非宰相？有宰相便是闒冗，並戒世世子孫，不許倚任大臣襄贊，此真亡國之言。是以當時之大學士，只能希意議尹嘉銓之凌遲緣坐矣。孟子所謂「 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當時自大學士以下，孰非讒諂面諛。又是何氣象！天之厚清，實異尋常。康熙六十一年，享國之久，古已僅有。高宗二十五歲始即位，自稱在位六十年必退休，居然滿六十年，以八十六歲之年，內禪仁宗，稱太上皇訓政逾三年，以嘉慶四年正月始崩，享壽至八十九歲。西陲拓地萬里，臣屬至蔥嶺以西，衛藏以外。國內太平，文治自然興起。而順、康、雍、乾四朝，人主聰明，實在中人以上，修文偃武，製作可觀。自三代以來，帝王之尊榮安富，享國久長，未有盛於此時者也。而乃盈滿驕侈，斬刈士夫，造就奴虜，至亡國無死節之臣，嗚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