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今之事 · 18 史學豈是廢話[1]

Is History Bunk 【譯者按】本文主要駁斥文學史研究中的福特主義。這一史觀認為，假如文學史不能服務於文學批評，文學史研究就沒有正當性。在反駁此一文學史觀之時，亦涉及歷史研究的古今之別，亞里士多德的自由學術與福特主義之別，文學史研究與文學批評之別等問題。在路易斯看來，文學史本從屬文化史，而福特主義則讓文學史從屬於文學批評。這也就說明，不盤點福特主義的假定，就無從討論歷史研究之意義。 【§1.史學正當性的古代證明：以史為鑑。P100】歷史衝動（historical impulse）——對人們在過去想些什麼做些什麼以及為何所苦的求知慾——儘管並非人人皆有（universal），卻也源遠流長（permanent）。對於滿足這一衝動的著作，已有許多不同的正當性證明（justifications）。巴伯的《布魯斯之歌》[2]提供了一個很簡單的正當性證明。其中說，精彩故事無論如何都「引人入勝」，要是它碰巧還真實，那麼我們就會得到「雙重喜悅」。[3]然而人們往往提出的是更為嚴正的動機（graver motives）。歷史因其教益或鏡鑒而得到捍衛。在倫理方面，歷史學家賦予死者之令名或惡名，會教導我們留意自身道德；在政治方面，看到民族災難如何在過去降臨，我們可以學到如何在未來避免。 【§2.史學正當性的現代證明：為知識而知識。P100】隨著歷史研究的發展，它越來越像科學，就越來越沒有信心提出上述正當性證明。現代史家不再像古人一樣，急於別國君之善惡。我們所知越多，政治家所得的前車之鑑，就越來越不明顯。越來越凸顯的則是每一歷史情境的獨一無二（uniqueness）。最後，絕大多數關心歷史的人都發現，這樣說更保險更坦誠：承認他們研究歷史，其實是在為了知識（for its own sake）而尋求關於過去的知識，就像其他人尋求關於星雲的知識一樣；承認他們在滿足人的「自由」求知慾（「liberal」 curiosity）。 【§3.亞里士多德的自由學術。P101】「自由」求知慾以及滿足這一欲求的「自由」學術（「liberal」 study）的觀念，來自亞里士多德：「當一個人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而不是為了別人的生存而生存，我們稱他為自由人（freeman）。同理，哲學是所有學術中唯一自由的一個：因為只有它為學術自身而存在。」（《形上學》982b）[4]當然，此處之哲學並不像當今那樣，是指各類科學專業化之後的余物。而且，亞里士多德或許無論如何也不想讓哲學一詞涵蓋歷史（參見《詩學》1451b）[5]。這無關大礙。因為他所提出的這一學術觀念，即這種只為自身而不為自身之外任何目的的學術觀念，給我們在大學所從事的大多數活動提供了許可證。 【§4.現代學術中的福特主義。P101】當然，這一觀念（亞里士多德僅僅針對自由人）常常令某類人困惑甚至反感。總有人會認為，超出船長之航海需求的天文學，就是浪費時間。也常常有這號人，一旦發現史學派不上實際用場，就斷定史學就是廢話（Bunk）。亞里士多德會把這叫作「奴性」（servile）或「匠氣」（banausic）。我們，就稍微客氣一點，喚它福特主義（Fordism）。[6] 【§5.專門史研究與自由學術。P101】隨著歷史學術的進步，幾乎不可避免而且不難理解的是，斷代史或專門史會興起。整個過去，即便在一個有限時段，也變得過於龐大。於是，我們就有了關於人類特定活動的歷史——法律史，造船史，服飾史，烹飪史，建築史或文學史。它們的正當性，與通史相同（所謂通史，往往是指戰爭史和政治史）。它們的存在，滿足了自由求知慾。過去人們如何及為何著裝、建築或寫作，為何他們喜歡那種方式，喜歡那類東西他們感受如何——探求關於這些問題的知識，是為了知識自身。 【§6.福特主義與法律史。P101—102】顯然，福特主義觀點也可用於專門史。人們可能堅持認為，只有產生實踐效果，法律史研究才有合法性。他們會說，法律史研究或應當研究那些「有價值的」（the valuable）。法律史應當注意壞的法律和不公正的審判模式，僅僅因為或僅僅限於，這些東西能教我們更為充分地欣賞19世紀的法律實踐，能教我們更頑強地抵抗20世紀下半葉可能會降臨我們頭上的東西。這當然是一件值得之事。但是，聲稱法律史之生存權全賴於完成此等徭役，只有死心塌地的福特主義才會承認。我們這些其他人則感到，我們應當樂於了解並理解先人的法律行為及法律思想，即便從中得不到任何實際收益。 【§7.福特主義與文學史研究。P102】當前，最容易受此類攻擊的專門史，當數文學史。梅森先生（Mr Mason）近期在《劍橋評論》中說：「文學史研究的是有價值的東西。研究小人物，只有在有助於理解大人物時，才有正當性。」[7]當然，假如我們承認，文學史學科本是、或者能是、或者應是文學批評的後勤，那麼我們會同意梅森先生。可是，我們為什麼要如此承認？ 【§8.文學史從屬於文化史，而非文學批評。P102—103】讓我們弄清問題所在。假如某人說：「我對僅僅作為歷史的文學史研究沒有興趣。」我們不會和他爭論。我們可能回答：「我則異於此。我們各行其是好了。」假如他說：「我認為文學批評比文學史知識重要幾十倍。」我們則會說：「這無疑是一個說得過去的看法。」假如他說：「文學史不是文學批評。」我將打心底里同意。這也正是我的觀點。研究以往的文學形式、風格及情感，嘗試理解他們如何演化以及為何如此演化，假如可能，則藉一種訓練有素的同情（instructed empathy）讓他們迎合的那些趣味在我們身上暫時復活——這在我看來與其他任何學科一樣合法（legitimate）一樣自由（liberal）。甚至可以說，沒有它，我們關於人的知識就大有缺憾。當然，它並非文學批評的一個專門（department）。它是某專門史（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的一個專門。如此，它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對只有批評興趣的那些人，它可能碰巧有用，也可能碰巧無用。它不因此而受評判。 【§9.文學史與文學批評互有重疊，但不可混淆。P103】當然我會承認（預計梅森先生也會承認），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可能重合。它們常有重合。文學史家常常容許自己做些價值評判（valuations），而文學批評家則常常讓自己為一些文學史命題負責。（你視約翰·鄧恩詩歌的某因素為新，你就要為這一文學史命題負責，即在此前詩歌中看不到它。）我也會同意（假如這正是他的部分意思），這一重合往往生混淆之虞。文學史家（一如憲制史家）可能會傻乎乎認為，他們一旦追溯了某物之流變，他們就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它的價值。而文學批評家則可能意識不到，在他們的價值評判之中，潛藏著（往往靠不住的）歷史意涵（historical impilcations）。 【§10.作為歷史的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迥異。P103—104】然而，假如梅森先生否認文學史的生存權，假如他說除非作為文學批評的一個手段（means）否則就不必研究文學史，那麼我想，他的立場遠非不言自明，且應拿出證據。我想他是持此否定態度。假如我們把文學史當作歷史加以珍視，那麼顯而易見，我們既要研究粗劣之作又要研究上乘之作。作為文學史家，一度流行的粗劣之作，是個挑戰。恰如一些明顯非理性的機構，對政治史家是個挑戰。我們要去了解，這等貨色如何得以寫出以及它緣何得到喝彩。我們要去理解，使之引人的全部思想風氣（ethos）。你知道，我們的興趣在於人。我們並不要求任何人都應當和我們志趣相投。 【§11.必須盤點福特主義的假定，否則無從討論歷史研究之意義。P104】整個問題還須進一步討論。但是我想，進一步討論將不得不追本溯源。可能不得不去質疑亞里士多德（或紐曼）[8]關於自由學術的觀點。福特主義可能會得到一些精彩辯護。我們則可能不得不問，文學批評本身是目的（end）抑或只是一個手段（means），假如是手段，又是什麼的手段。在這一問題沒有釐清之前，我就不願意文學史一案仍照常審理。延遲討論之時，我們不能放過這一假定：這一歷史門類，和其他門類不同，除非它給當下產生某種利好，否則就須遭受譴責。 * * * [1] 《史學豈是廢話》，原刊於《劍橋評論》（Cambridge Review）第78卷（1957年6月1日），第647、649頁。 [2] 【原注】約翰·巴伯（John Barbour，1316？—1395），大約在1375年撰寫詩歌《布魯斯之歌》（The Bruce），謳歌獨立戰爭及國王羅伯特和詹姆斯·道格拉斯之事跡。 [3] 典出巴伯《布魯斯之歌》第1—5行：「Storys to rede ar delitabill / Suppos that thai be nocht bot fabill / Than sul storys that suthfast wer / And thai war said on gud manner / Have doubill pleasance in heryng.」 [4] 路易斯所引《形上學》的英譯文是：We call a man free whose life is lived for his own sake，not for that of others. In the same way philosophy is of all studies the only free one：because it alone exists for its own sake.對參吳壽彭先生中譯《形上學》（商務印書館，1959），文意略有出入。吳先生之譯文是：「只因人本自由，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為別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們認取哲學為唯一的自由學術而深加探索，這正是為學術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學術。」（《形上學》982b）參照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隸說，吳先生的中譯文裡「只因人本自由」之語，更像盧梭，而非亞里士多德。故而，拙譯暫不從吳譯，直接依路易斯之英譯文譯出。 [5] 陳中梅譯註《詩學》（第九章）1451b：「詩人的職責不在於描述已經發生的事，而在於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及根據可然或必然的原則可能發生的事。歷史學家和詩人的區別不在於是否用格律文寫作（希羅多德的作品可以被改寫成格律文，但仍然是一種歷史，用不用格律不會改變這一點），而在於前者記述已經發生的事，後者描述可能發生的事。所以，詩是一種比歷史更富哲學性、更嚴肅的藝術，因為詩傾向於表現帶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卻傾向於記載具體事件。」（商務印書館，1996） [6] 汽車大享福特（Henry ford，1863—1947）在一次訪談中曾說：「歷史或多或少是廢話。」（History is more or less bunk）該訪談刊於1916年5月25日《芝加哥論壇報》後，此語便不翼而飛，簡化為「歷史就是廢話」（History is bunk）。本文之題目，針對的就是福特的這一名言。《不列顛百科全書》這樣介紹亨利·福特：亨利·福特的一生大部分時間都在為報紙製造頭條新聞，其中有好的，也有壞的，但決不是無關緊要的。他既被譽為技術天才又被譽為民間英雄，是推動一門具有空前規模和財富的行業前進的創造力；這門行業僅在數十年間就永久性地改變了美國的經濟和社會性質。1879年年輕的福特離開其父的農場前往底特律時，8個美國人中僅有2個住在城市：而當他83歲去世時，此項比例卻上升到5/8。一旦福特認識到他和他的T型汽車在實現在這一變革時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他無論如何也要將其逆轉過來，至少也要重現其童年農村生活的準則。福特是農業美國向工業美國過渡的恰當象徵。（第6卷380頁）由於福特之巨大影響，又由於其毀譽參半，故而福特主義（Fordism）成了眾多社會理論和管理研究里的一個關鍵詞。赫胥黎（A.L.Huxley）的著名反烏托邦小說《美妙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所呈現的就是，假如福特主義主宰世界，人類會成為一副什麼面孔。這也許就足以說明，福特主義為什麼會牽動那麼多哲人的神經。 [7] 【原注】H. A. Mason，「Churchill's Satire」，a review of The Political Works of Charles Churchill，ed. Douglas Grant （1956） in The Cambridge Review，vol. LXXVIII （11 May 1957），p. 571. [8] 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維多利亞時代的著名神學家、教育家、文學家和語言學家。1851年，出任新創辦的都柏林天主教大學校長。1852年，他在都柏林為宣傳這所新辦的大學作了系列演講。這些演講後經修改，再加上他在其他場合所作的有關大學教育的演講，合成《大學的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書。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徐輝等人之中文節譯本，中譯書名《大學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