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今之事 · 17 談談牛津劍橋[1]

Interim Report 【譯者按】牛津與劍橋，大同小異。其中一個大同之處在於，二者都有兩種致命的惡。一是學生越來越沒有教養，一是人文學科也講科研成果講求創新。路易斯當日之牛津劍橋尚且如此，何況今日之其他大學。 【原編者按。P92】本文是《劍橋評論》所刊登的比較牛津與劍橋的系列文章之第一批，其作者均對兩所大學有所了解。1925—1954年，路易斯作為牛津大學抹大拉學院（Magdalen College）英國語言文學導師（Tutor）[2]。輔導之餘，亦為大學授課。1955年1月，路易斯在劍橋大學任中世紀與文藝復興英國文學教授，乃擔任講座教授，而非輔導課。這一教席屬於劍橋大學莫德林學院（Magdalene College）[3]。 【§1.開場。P92】在比較我的新大學和舊大學時，最大困難當然在於，要把兩所大學之別與我自己兩地生活之別區分開來。我的效忠對象的變遷，與我社會地位的變遷，恰巧同時發生。在牛津，我是一個忙碌的大學教師，在這裡，我則是個坐辦公桌的（chair-borne）。這是個巨大變遷，而且有抹除其他變遷之勢。除此之外，還有任何新生活方式以及新景觀通常會給一個五十多歲人帶來的那種重回青春之感。這些因素，都會不可避免地扭曲我的觀察。 【§2.泛論牛津劍橋。P92—93】因而，我首先要跳到那些簡單、永久且定然客觀的事物上去。關於劍橋，首要而且最明顯的就是其光輝的無（glorious negation）：我們這裡沒有納菲爾德子爵[4]。說到底，我們仍然是鄉村小鎮。其輕鬆（relief），其自如（liberation），每天都讓我耳目一新。在某種程度上，輕鬆得有些怪異，因為它仿佛使我回到過去。牛津曾被描述為「考利的拉丁區」（the Latin Quarter of Cowley），這並非名不副實；如今劍橋，更像我所初識的牛津。這時，可能又牽涉到另一個因素。我在牛津的一個小學院接受教育。如今，非常榮幸也非常高興，居留於劍橋的一個小學院。其中間，則橫亘著在抹大拉學院的忙碌歲月。因此這一變遷使我覺得，仿佛返老還童。[5]要是我僅僅憑藉抹大拉學院與莫德林學院來評斷牛津與劍橋，那麼我就願意說，我所聽到的關於兩所大學的一切說法都是對的，除了這些描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互換而外。人們說，牛津進取（progressive）、革命（revolutionary）、實際（practical），而劍橋平靜（stately）、紳士（gentle）、寬鬆（indulgent）、傳統（traditional）。人們說，在這裡而不是在那裡，我們發現中世紀之遺韻。毫無疑問，這種概括過於匆忙。然而其中有些許真理。如劍橋更華麗（gorgeous）。穿禮服更經常；筵席也更豐盛。 【§3.牛津之哲學，劍橋之文學批評。P93】轉向那些更難估量卻又更為重要的事情時，我又遇見了一個「無」（negation）。對我而言，劍橋最為奇怪的一點就是哲學家的缺席（the absence of philosopher）。當然，這裡曾經有而且現在也有偉大的劍橋哲學家；在很大程度上，當代牛津人的哲學的確再現了劍橋的成功入侵。然而，這一點很明顯與哲學家的缺席相一致。我在這裡幾乎沒遇到哲學家。更重要的是，當他在身體意義上缺席之時，就不再像牛津那樣仍在實質上或精神上主導現場。你可以和劍橋的先生（dons）[6]通宵暢談，一次也聽不到qua[7]這個詞。你可以遇到不折不扣的古典學者，他並不將《理想國》和《尼各馬可倫理學》[8]作為共同基礎；他為全世界做出表率，仿佛二者（牛津人文主義之左右兩肺）只是兩個古典文本，和其他古典文本一樣。這令人震驚，也令人耳目一新（我個人從不認為《理想國》特別配得上其在牛津的地位）。後來我發現，在牛津由哲學所占據的位置，在劍橋則由另一學科占據。這一學科超出其生身院系，浸滲到其他院系。關於這一學科，假如大一新生還想成為一個人物，就必須去修。這就是文學批評（這兩個詞都儘可能地大寫）。在牛津，你在哲學家那裡討不到安全；在這裡，則是批評家。 【§4.談宗教態度的不同。P94—96】由於每個人都會問我，我怎麼看兩個大學的宗教，所以，我覺得必須馬上就此話題說點什麼。碰巧，我已經形成一個頗為確定也頗為奇怪的印象。關於這一印象，我滿心承認，它可能並不成熟。我就說說那可能有點價值的。一方面，我想，無論先生還是學生，接受或踐行某種基督教的比率，劍橋都高於牛津。在這裡，假定每一個碰巧跟你談話的人都是不信者（unbeliever），這不太保險。另一方面，當不信教確實出現在這裡時，它往往比在牛津更好鬥，更自覺，更有組織，更興致勃勃，甚至更意氣昂揚。在那裡，我認識大量的不信上帝之存在的人。然而，他們之不信上帝，與不信矮人精靈或不信能飛的茶托相差無幾。這一話題很少被提起。他們的懷疑漫不經心，無須鄭重其事，亦視為理所當然。我真懷疑，你是否能夠在那裡基於那一否定命題，建立社團或發起「運動」（Movement）。牛津的無神論者多於劍橋，假如我的這一看法沒錯，那麼，這就當然可以解釋他們的態度：他們之陣營如此強大，足讓他們不以為意。然而，我並不認為這就是全部真相。我禁不住想，牛津的懷疑主義與劍橋的懷疑主義具有不同的譜系。我懷疑，牛津的不信者的父親，可能是19世紀英國教會的一個陽奉陰違的成員，其祖父則可能是一個領班神父。而在其劍橋同儕背後，我猜測是個一位論者（Unitarian）[9]，再往後，則是個異議者（dissenter）[10]，再往後則是個克倫威爾派（Cromwellian），最後則站著一個帶有卡特賴特（Cartwright）[11]烙印的清教徒。他念念不忘宗教迫害——「嚴厲打擊頑強承受」[12]。他（非常正確地）極為關心自由。他是一個熱切的反教權者（anti-clerical）。他常常好像真的相信，勞德（Laud）或瑪麗（Mary）[13]會隨時復辟。對一個剛離開牛津的新來者而言，可能首先略略感到一些尷尬。然而，終其究竟，卻著實令人羨慕。假如所有這些熱情都能用來針對現在確實威脅我們的自由的那些人，那麼，它就具有很高價值。同時，我也喜愛對輕浮（flippant）的激烈態度，而輕浮曾經是（現在要少一些了）典型的牛津習氣。因為那裡有無底洞一樣的令人生厭的都市氣。 【§5.談老大學氣象。P96】在前人所稱的「氣象」（the manners）方面——社會風氣——我想我開始察覺到一些不同。然而，去描述這些不同極有可能是誤導，除非我從一開始而且不遺餘力地強調說明，在更為廣闊的視野內，這些差異微不足道。與來自紅磚大學[14]的人、或與來自美國大學或歐陸大學的人交談，用不了五分鐘，你就會明白，牛津劍橋相比是何其相似，二者任一與其他大學相比又多麼不同。只有熟知二者的眼睛，才會分辨其不同之處；它們恰如孿生子，只有親生父母才能分辨。有個事實可以證明這一點：我現在聽到的講述劍橋著名「人物」的許多故事，與我曾經聽到的講述牛津著名「人物」的故事，極為相似。它們可能都同樣虛假，然而很明顯卻同樣合情合理，抑或二者兼而有之。那時，我常常碰見這樣一些人物，「年長而又德高望重」的先生——固執，風趣，「幽默」（此詞之古義），博學多識，溫而且厲[15]（好盤子碎了都割手）。我當時擔心，這可能會因我之工作變動而失去。我必須為此擔心而道歉。可是，假如劍橋人調任牛津，他不也有同感麼？已經證明這是杞人憂天。「你所要找的就在這裡」[16]：純淨、沉著的牛劍（pure，cool Oxbridge[17]），人文研究之花，英格蘭之出色之處。 【§6.一些微末差異。P97】大同之後，便是小異。我想（但這可能是偶然幻覺），牛津的先生，無論已婚還是單身，都更像曠男。在你登門造訪之前，你早已在酒吧或高桌晚宴（High Table）[18]上碰見他了（我在牛津認識幾個外來戶，他們對此頗為不解大傷腦筋）。牛津沒有大學活動室（University Combination Room）。直到最近——我對打破此傳統略有貢獻——你不可能遇見女性同事，除非在學院議事會（the Board of the Faculty）或正式宴會（a full dress dinner party）上。在大學時期，我認為Junior Common Room[19]比Junior Combination Room[20]更有價值。但這可能因學院而異。 【§7.大學裡的兩種惡。P97】當然，並非二者所有共同之處都可欲。[21]在牛津有兩種惡（或者說我認為惡），我以為已經甩在身後，沒想在這裡又碰見了。 【§8.學生越來越沒有教養。P97—98】第一點，需要慎重從事。所需要的慎重，可能超乎我之所有。但茲事體大，不能略去不提。兩個地方，大部分大學生在我看來，都是非常有教養的人（nice people），比康普頓·麥肯齊爵士（Sir Compton Mackenzie）所描寫的1914前的年份有教養得多。[22]但在兩地，都有少數不幸的年輕人，他們很像「憤青」（malcontents），能為詹姆士一世時期的戲劇充當反面人物。他們好像懷有積怨或不滿：面無表情，雙唇緊繃，兩眼發紅，眉頭緊鎖，灰頭灰腦。[23]他們粗魯（rude），但不是懵懂少年那種可以原諒的笨拙（我恨那些年長人對此橫挑鼻子；我們都曾乳臭未乾），而是為人原則方面的粗魯。他們粗魯，是為了「健全」（integrity）或其他同樣可惡品德。[24]這之所以是個事，有兩個原因。其一，他們使我們擔心，我們的錄取方法可能出了某些問題，招生數量是否過大（學術過剩［acdemic overproduction］可能成為真正的威脅），或者教育的梯級結構（其本身是一件可羨之事）出了問題。其二，我擔心，假如任其延續，他們將會成為未來三十年國家生活里極為危險的因子。這些人都是未來的校長、報人，或者等而下之，是持有學位的失業者。他們能夠從事大破壞。 【§9.在人文學科領域講求科研成果，無異於殺。P98—99】另一個惡（在我看來）就是「科研」（Research）這一夢魘。我相信，之所以設計這一體系，是為了吸引美國人，為了仿效科學家。然而最明智的美國人自己已經為此頭疼。其中一個曾給我說：「我猜我們開始要在每位公民出生後不久，給他一個博士學位，就像要給他洗禮或種痘一樣。」現在看來昭然若揭的是，人文學科之需要不同於自然科學之需要。在科學中，我總結，剛通過學士學位考試的優等生，可以真正分擔前輩之工作，這不僅於他們自身有益，也於學科有益。然而，對於新近獲得英語或現代語言優等生身份的人來說，情況就不一樣了。這樣一個人，不能或無須（就其名分而言他不笨）為人類知識增磚添瓦，而是要去獲得更多我們已經擁有的知識。他後來開始發現，為了跟上他剛剛萌發的興趣，他還有那麼多的事情需要知道。他需要經濟學，或神學，或哲學，或考古學（往往還有更多的語言）。阻止他從事這類學習，把他固定在一些細枝末節的研究上，聲言填補空白，這既殘酷又令人沮喪。它浪費了一去不復返的青春年華，因為古諺云：「一日之計在於晨。」（All the speed is in the morning）使這一體系保持運轉的是這一事實：假如沒有「研究成果」（research degree），想獲得一個學術職位越來越困難。這兩所古老大學可否團結起來，做些事情，以破除這一糟糕慣例？ 【§10.收場。P99】還有其他……但是，我猛然記起了史蒂文森（Stevenson）的第十二則寓言。你知道，它這樣結尾：「他們把陌生人埋入塵土。」[25] * * * [1] 《談談牛津劍橋》，原刊於《劍橋評論》（Cambridge Review）第77卷（1956年4月21日），第468—471頁。本文原標題為Interim Report，字面義乃「中期報告」。為突顯文章題旨，改譯為「談談牛津劍橋」。 [2] 路易斯所擔任的導師，與國內導師大不相同。牛津劍橋對本科生實行導師制（tutor system），一對一授課，每周一次。李若虹《在牛津和哈佛求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一書第四章詳細介紹這一古老制度，其中說：導師制是英國的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內一種傳統的授課方式，其中心內容就是每周一次（頻率也許會因年級、專業和課程而異），導師對學生進行一對一的授課，師生之間就學業做一對一的交流和探討。師生見面的時間並不長，但是效率和強度都很高。導師每個星期布置的閱讀任務和授課時要朗讀的短篇論文，學生都得在下一次授課之前按時完成。不僅要消化應該消化的閱讀內容，同時還要對所閱讀的典籍做深入獨到的思考，然後寫出一篇短論文。下一次授課時，帶著論文去見導師。授課一開始，學生就得嚮導師大聲朗讀寫的論文，然後，師生就這篇論文的主題、論點和論據展開討論，相互切磋。一個多小時的授課接近尾聲時，導師就布置下一周的閱讀任務和論文的主題。每周如此，從專業上的一個主題轉到另外一個主題，從一個名家的經典著作讀到另一個名家的。 [3] 牛津劍橋都有莫德林學院，其英文名略有不同。為表示區別，牛津大學譯為抹大拉學院，劍橋大學譯為莫德林學院。 [4] 【原注】1913年，威廉·理察·莫里斯（Willliam Richard Morris），也即後來的納菲爾德子爵（Lord Nuffield），在考利開設了一家汽車廠。此廠距離牛津中心區，約兩英里；距離路易斯的家，則只有一英里。1930年代以來，莫里斯公司（Morris Ltd）主宰了考利，使得牛津既是一個大學城又是一座工業城。 [5] 原文是as if I had been with Aeson in the cauldron。 為求文字暢達，意譯為「仿佛返老還童」。典出希臘神話。Aeson（埃宋），是伊阿宋的父親，美狄亞藉助魔法，成功讓他返老還童。cauldron即指美狄亞施返老還童術時用來熬制草藥的銅鍋。此段典故見俄國庫恩編著《希臘神話》（朱志順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第193—195頁）。 [6] don在此專指牛津劍橋之教師，譯為先生，以顯其古風猶存之意。 [7] 拉丁語，略相當於英文as。如the work of art qua art，就是「作為藝術的藝術作品」之意。 [8] 【原注】柏拉圖的《理想國》及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 [9] Unitarianism，漢譯「上帝一位論」，強調在宗教中自由運用理性，一般主張上帝只有一個位格，否認基督的神性和三位一體論的一種宗教運動。（參《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7卷324頁） [10] 異議者（Dissenter），亦稱「不從國教者」（Nonconformists），指英國歷史上拒絕遵從英國國教（英國聖公會）的實踐、規則和教義的新教徒。他們中大部分人也被稱為清教徒。（參http：//tuilanu.blog.sohu.com/143000178.html） [11] 【原注】托馬斯·卡特賴特（Thomas Cartwright，1535—1603），清教神學家，1550年獲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獎學金，這一學院當年支持宗教改革。1569年，在劍橋大學被任命為Lady Margaret Professor。然而他對英國教會體制的有力批評，使得他丟掉教職。在日內瓦短暫居留之後，他積極推進長老派清教徒主義。 [12] 原文為「stern to inflict and stubborn to endure」。語出騷塞（Robert Southey）《致科特爾》（To A.S. Cottle）一詩第13行。該詩暫未找到中譯文，故而草率直譯。 [13] 【原注】威廉·勞德（William Laud，1573—1645），任聖大衛主教時，挑起一場爭論，其中他力主羅馬天主教廷和英國教廷是同一天主教廷的兩個部分。1633年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時，因試圖推行儀式劃一，而激起清教徒強烈敵意。瑪麗·都鐸（Mary Tudor，1516—1558），亨利八世與凱瑟琳（Catherin of Aragon）的女兒，1553年為英國女王。【譯註】瑪麗一世（Mary I，1516—1558），英格蘭第一位女王（1553—1558），又名瑪麗·都鐸。因迫害新教徒，企圖在英格蘭恢復羅馬天主教而被稱為「血腥瑪麗」。（參《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0卷531頁） [14] 紅磚大學（Red Brick University），簡稱redbrick，原義專指早在英國工業革命和大英帝國時期的維多利亞時代，創立於英國英格蘭六大重要工業城市，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得到皇家特許六所市立大學：布里斯托大學、謝菲爾德大學、伯明罕大學、利茲大學、曼徹斯特大學和利物浦大學。這六所大學，是除劍橋大學和牛津大學以外英國最頂尖、最著名的老牌名校。因校舍為紅磚所建而得名。如今，此詞則泛指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英國主要城市建立的市立大學。（參維基英文百科） [15] 原文是amidst all their kindness merciless leg-puller，譯文借《論語》「子溫而厲」之語意譯。 [16] 【譯註】原文是拉丁文：quod quaeritis hic est。【原注】意為「What you seek is here」。為什麼路易斯用拉丁語？歐文·巴菲爾德認為，他可能有意暗指《馬太福音》二十八章5—6節。在拉丁文本《聖經》里，天使對空墓里的婦女說：「不要害怕！我知道你們是尋找那釘十字架的耶穌。他不在這裡。」Nan Dunbar女士認為，路易斯腦海里可能是「一個記憶不完整的短語」，出自賀拉斯《書簡》第一卷第11函29—30行（Epistles I，xi，29—30）。賀拉斯對Bullatius說：「我們乘船坐車尋求美好生活」，然而「你所尋找的就在此處」——「它就在Ulubrae」——即一個幾近廢棄的小城）——「只要你靈魂寧靜」。 [17] 牛劍（Oxbridge），或譯牛橋，是英國兩所最知名的大學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的合稱，兩所大學之間因有著許多的共同點而常常被人以「牛劍」合稱。「牛劍」一詞的說法則最早起源於英國作家威廉·薩克雷（William Thackeray）於1849年完成的小說《潘登尼斯》（Pendennis），故事中的主人翁潘登尼斯想到一所叫「牛劍」的大學求學卻沒有被錄取。到了20世紀中葉，「牛劍」這一詞才逐漸被人接受，而小說中另一個合成詞「劍津」（Camford）卻被人遺忘。（參維基中文百科） [18] 高桌晚宴（High Table Dinner）來自牛津、劍橋大學，是指提供給學院院士及客人使用的餐桌。牛津大學每年三個學期，每學期八周，每周二晚都有「高桌晚宴」，供在校教授和學生們邀請校外親朋好友參加。中古時代這一正式餐會的主要目的是，為學生和教授們提供傳統正式的社交，並交換各種研究心得。 [19] 牛津大學的學生社交室。 [20] 劍橋大學的學生社交室。 [21] desirable譯為「可欲」，取孟子「可欲之謂善」之意。 [22] 【原注】見《險惡街道：1913—1914》兩卷本（Sinister Street，［two volumes，1913—1914］）。 [23] 原文是tense，tight-lipped，hot-eyed，beatle-browed boys，with cheeks as drab，but not so much smooth，as putty。拙譯全系意譯。 [24] 路易斯在《人之廢》（鄧軍海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第三章第18段，曾描述人類道德觀方面的古今之變：「曾幾何時，我們殺壞人；如今，我們清算不群分子（unsocial elements）。德性已經變成人格健全（integration），勤勉變成了活力（dynamism），那有可能擔當使命的孩子則成了『幹部後備隊』。更絕的是，節儉和節制的德性，甚至普通理智（ordinary intelligence），竟然成了銷售阻力（sales-resistance）。」其中德性淪為人格健全，乃心理學或心理分析進入道德領域之表現。 [25] 疑指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蘇格蘭隨筆作家、詩人、小說家和遊記作家。以《金銀島》（1881）、《綁架》（1886）、《化身博士》（1886）和《巴倫特雷的少爺》（1889）聞名於世。（參《不列顛百科全書》卷十六213—214頁）至於路易斯在此引用的這個典故，出處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