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今之事 · 5 英語是否前景堪憂？[1]

Is English Doomed？ 【譯者按】取消古典學，只能讓學生淪為流行語詞或專業行話的犧牲品。研習文學之真正目標在於，使研習者擺脫自身之固陋，走出自己時代與階級之褊狹。新批評學派所津津樂道的「欣賞」，究其實，也和文法一樣，只是文學教育之必要條件，而非其旨歸。現代人慾走出固陋，就需與活的過去相遇。設如此，單憑歷史不行，還需依靠文學。 【§1.教育方案必須避免的兩個陷阱。P27】一個民族的巨大變遷，往往發生在不知不覺之間。可能很少有人意識到，英國大學裡嚴肅的英文研究正在走向滅絕。死亡執行令還沒有簽署，但已經做出。你可能在《諾伍德報告》[2]此書之美國版本名曰On Stories and Other Essays on Literature （1982）。中讀到了它。一項不偏不倚的教育方案，必須努力避免兩種惡。一方面，不能因那些基於學術要求的科目，犧牲那些永遠達不到大學要求的孩子的利益；另一方面，也不能讓中小學生的要求決定大學的研究形式（forms of study），從而踐踏大學之自由。報告起草者正好落入了第二個陷阱。其作者深信，他們所說的「英文教育」，「任何教師」都能提供（頁94）[3]。英文學科的「過早的校外考試」[4]遭貶斥（頁96）。我弄不清楚，到底什麼時候那個「剛好」時刻才會來到。英文教師無須是英文學者（English scholars）。大學要去設立「一個普通榮譽學位，涵蓋英語以及其他學科」；不是因為英文研究會因之繁榮，而是因為這切合中小學。 【§2.取消英文研究之後果。P27—28】受此提案薰染的人，跟我交談時全無此疑慮：假如這一提案被採納，那就意味著英文作為一門學科的終結。一門沒有校外考試的科目，將不會有國家獎學金；不再需要專門教師的學科，將會斷了學者的生計。進出英文學術研究的前後二門，都被堵死。每所大學的英文教師隊伍，於是就成了沒有學生的教師隊伍。在一些最大的大學裡，無疑仍然會有英文教授，就像那裡有梵文教授或拜占庭希臘語教授一樣，會有那麼四五個學生聽他的課。而作為國家精神生活重要因素的那個東西，則完全死掉了。雖然我們或許可以滿心期望，英文學術將在海外存活，尤其像美國和德國。然而在這裡，它存活不下去。 【§3.取消古典教育之後果。P28—29】有一些人歡迎這一結果。英文教師隊伍有個冒進（obtrusive）習慣。劍橋文學學士學位考試[5]強烈的現代主義色彩和激進品格，以及牛津「學派」[6]所謂的狂躁不安的基督教氣息（有些誇大其詞），或許在不同程度上冒犯人。合而言之，它們是個警告：要是你想要一種群體製造的正統（mass-produced oxthodoxy），你就錯了主意。你就會讓年輕人來研究我們的民族文學，因為這塊領地上來了兜售商。然而我並不認為《報告》因此思考而發。假如它扼殺了英文學術的話，它有可能是無意為之。它的觀點，來自實實在在的誤解。它相信，「任何教師」在教授自己的特定科目的過程中，就能教授清晰而有邏輯的英語。假如最年長的《報告》起草人本人就在學校任教，那麼，這一觀點好像挺有道理。因為就他們而言，所有教師都接受過古典學（Classics）訓練。古典學訓練對英文風格的影響，可能沒有經常宣稱的那樣好，這沒錯，但是它至少去除了最糟糕的野蠻文風（worst barbarianism）。此後，古典學幾乎大敗。除非得到認真研究的英文能薪火相傳，否則，那種「任何教師」都能在教授其他課程中反覆灌輸的英語，在最好情況下，不過反映了他所心愛的報紙，而在最差情況下，則全是自己學科的技術行話。 【§4.恰如文法，欣賞只是文學教育的必要條件。P29】危險在於，出於對英文學術之本性的誤解，《報告》的觀點恐怕會得到廣泛贊同（恰如其有可能形成）。很多人都會認為，在地理或（老天哪！）神學中，測試兒童理所應當，而文學則否。其根據則是，地理與神學永遠無意於娛樂，而文學則是。事實上，英國文學教育，僅僅被視為「欣賞」（appreciation）之輔助。當然，欣賞是必要條件。因笑話而發笑，因悲劇而顫慄，因感傷場面而哭泣——這和懂得語法一樣必要。但是，無論語法還是欣賞，終非歸宿（ultimate End）。 【§5.文學研究，使人走出固陋。P29—30】文學研究的真正目標是，通過讓學生成為「觀賞者」（the spectator）[7]使學生擺脫固陋（provincialism）。即便不能觀賞全部「時代及實存」（time and existence），也須觀賞大部。學生，甚至中小學生，由好的（因而各不相同的）教師帶著，在過去仍然活著的地方與過去相遇，這時他就被帶出了自己所屬時代和階級之褊狹，進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8]他在學習真正的精神現象學（Phaenomenologie des Geistes）：發現人是何其異彩紛呈。單憑「歷史」不行，因為它主要在二手權威中研究過去。「治史」多年，最終卻不知道，成為一名盎格魯—撒克遜伯爵、成為一名騎士或一位19世紀的紳士，到底是何滋味，大有人在。在文學中能夠發現紙幣背後的黃金，且幾乎只有在文學中才能發現。在文學中，才擺脫了概論（generalizations）[9]和時髦話（catchwords）[10]的專斷統治。文學學生知道（比如）尚武（militarism）一詞背後，藏著多麼紛繁的現實——郎世樂[11]，布雷德沃丁男爵[12]，馬爾瓦尼[13]。要是我把大學英文教師隊伍，視為人文學科的主要衛士（在現代條件下），那麼或許無疑，是我所致力的研究使我走向片面。然而，在某種意義上，我還是很有資格做出評判。在古典學[14]和英文領域，我曾既是學生又是教師；在歷史院系，（我承認）我只教過書。假如有人說，英文現在是這三門學科中最為自由（liberal）——也最能使人自由（liberating）——的學科，我可能發現很難和他作對。 【§6.歷數英文研究對文化傳承之貢獻。P30—31】「在此時、此地、此等運道之下，」錫德尼筆下的繆西多勒斯[15]說，「我們說話高調就合法」——因為他在地牢里說話。[16]假如英格蘭，啟程於效法希臘羅馬，卻準備取締對本族文學的系統研究，那麼，在打擊來臨之前，記住這一研究在其短暫生涯中所獲成果，乃屬基本自尊。與其他任何學科成果相比，它們毫不遜色。我們這些英文學者，勉強只有百年歷史。在這段時間裡，我們把世界上最大的詞典獻給祖國。[17]我們將一大批中世紀文學付諸印刷，此前，則囚禁於手稿中。我們確定了莎士比亞的文本。我們註疏喬叟。我們讓我們最古老的詩歌波及最為新近的詩歌。我們承續了，雷利[18]之「學」、克爾[19]之「才」、錢伯[20]之「智」，還有（再往前推）斯基特、弗尼瓦爾、約克·鮑威爾、約瑟夫·賴特之「骨鯁」。[21]新近，劍橋開始一項研究，探討文學經驗的本性，這是亞里士多德之後就無真正先行者之事。[22]最近，在牛津，我們對德國鐵絲網後面的英國人進行考試（這是所有大學所有教師隊伍之首例）。我們一讀再讀那些講述在獄中度過多少有益而又愉快時光的答卷，我們感到，我們這一努力很值得。我們認為，這裡是一個無可抗辯的證明，不是證明其價值僅僅在於「欣賞」，而是證明其價值在於不為數世紀以來感情、思想及風俗之變換所動，一脈相傳。我們認為，這裡才有未來之吉兆。然而我們並不知道，就像郎世樂（Launcelot）[23]一樣，我們的獎賞卻是死亡。 【§7.教育局因強勢更須慎重從事。P31】教育局有重甲裝備，而小小學者和英國人則無。假如它下決心擊沉我們，輕而易舉。這時只能希望，相當多的公眾應當知道，這一沉沒究竟意味著什麼。 * * * [1] 《英語是否前景堪憂?》，原刊於《旁觀者》雜誌第172卷（1944年2月11日），第121頁。 [2] 《諾伍德報告》（Norwood Report），因其主席西里爾·諾伍德爵士（Sir Cyril Norwood）而得名。其全名是：Curriculum and Examinations in Second Schools：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Examinations Council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of the Board of Education in 1941（1943）。亦可參見路易斯的「The Pathenon and the Operative」一文，文見Of This or Other World，Walter Hooper主編（1982）。 [3] 此頁碼即《諾伍德報告》之頁碼。 [4] 英國大學有所謂的「校外考試員制」（external examiner system，又譯校外考官制或校外評審員制）。這一制度是指各大學在進行學位考試時，聘請外校相同或相近專業資深教師和大學之外相關職業領域專家擔任學校考試委員會成員，參與學位考試的出題、閱卷、口試、評分及討論等活動，並針對學校的課程設置進行評估。之所以稱之為「校外考試」（eternal examination），是因為它不由學校自行辦理，而由民間團體辦理。政府也不直接介入，只是制訂法規及執行監督。 [5] 原文為Cambridge Tripos。劍橋的文學學士學位考試被稱為「Tripos」。 [6] Oxford 「Schools」，直譯為「牛津『學派』」，但未知具體所指。因為在任何學科之中，都有「牛津學派」。聯繫下文「所謂的狂躁不安的基督教氣息」來看，路易斯所說Oxford 「Schools」，似乎與「牛津運動」（Oxford Movement）有關。所謂牛津運動，是指19世紀英國基督教聖公會內部以牛津大學為中心興起的運動，旨在反對聖公會內的新教傾向，恢復天主教思想和慣例。（詳參《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2卷489頁） [7] 假如把現世生活比作奧林匹克運動會，畢達哥拉斯就會把人分為三種：一種是藉此機會做點買賣的人，這是追逐利益者；一種是來參加競賽的人，這是追求榮譽者；一種則是看台上的觀眾（spectator）。畢達哥拉斯讚美沉思的生活，故而，這三種人也就是三等人，以最後一種為人生之最高境界。羅素《西方哲學史》（何兆武、李約瑟譯，商務印書館，1963）中寫道：伯奈特把這種道德觀總結如下：「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都是異鄉人，身體就是靈魂的墳墓，然而我們絕不可以自殺以求逃避；因為我們是上帝的所有物，上帝是我們的牧人，沒有他的命令我們就沒權利逃避。在現世生活里有三種人，正像到奧林匹克運動會上來的也有三種人一樣。那些來作買賣的人都屬於最低的一等，比他們高一等的是那些來競賽的人。然而，最高的一種乃是那些只是來觀看的人們。因此，一切中最偉大的淨化便是無所為而為的科學，唯有獻身於這種事業的人，亦即真正的哲學家，才真能使自己擺脫『生之巨輪』」。（第59—60頁） [8] 路易斯在《論古書閱讀》（On the Reading of Old Books）一文中，批評了這一流布甚廣的觀點，即閱讀古書，乃專家之事；業餘愛好者，讀今人所著關於古書的書，足矣。准此，英國文學系的導師、學生可能讀數十遍關於柏拉圖主義的文字，而不去讀柏拉圖。相對於這種厚今薄古之閱讀觀，路易斯則申述「厚古薄今」之讀書觀。假如古書新書二擇一，路易斯會選擇古書。假如必須讀新書，路易斯建議讀一本新書之後，必須要讀一本古書。假如還做不到，至少應當是三比一。路易斯之所以倡導這樣一種厚古薄今之閱讀觀，並非因為古人定比今人高明，而是因為每一時代都有其獨特識見，故而古書可正今人之失。他說：每一時代有其識見（outlook）。它善於看到特定真理，亦易於犯特定錯誤。因此，我們所有人，都需要那些可以糾正我們自身時代標誌性錯誤的書籍。這意味著古書。在一定程度上，所有當代作家都共享當代識見——即便是那些像我一樣與之敵對的人，也不例外。閱讀往古書籍，最震撼我的莫過於這一事實，即爭論雙方許多視為理所當然之事，我們則絕對否認。他們以為針鋒相對，然而事實上，他們在一大堆共同假定上卻始終團結一致——彼此團結一致，對立於先前及後來時代。我們可以確定，20世紀特有盲點（characteristic blindness）正在於我們從未置疑之處。（見C. S. Lewis，GOD IN THE DOCK：Essays on Theology and Ethics. ed. Walter Hooper，Grand Rapids：Eerdmans，1970，p. 202） [9] 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董國良譯，商務印書館，1988）中指出，民主社會的知識人對「一般觀念」（general ideas）具有一種亘古未有的激情：我每天一早起來，總是聽到人們又發現了我以前聞所未聞的某個一般的、永久的規律。即使是一個平庸的小作家，他也躍躍欲試，企圖發明一些可以治理大國的經綸；他要是不在一篇文章中把全人類都寫進去，他是決不會心滿意足的。（《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530頁）對一般觀念的熱愛，形成了這樣一種思維習慣：「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準則、把大量的事物總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個原因來解釋無數事實。」（《論美國的民主》下卷第531頁） [10] 胡適先生曾言，現代學人要說真話，除了古人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外，還需「時髦不能動」：多少聰明人，不辭貧賤，不慕富貴，不怕威權，只不能打破這一個關頭，只怕人笑他們「落伍」！只此不甘落伍的一個念頭，就可以叫他們努力學時髦而不肯說真話。王先生說的最好：「時髦但圖聳聽，鼓怒浪於平流。自信日深，認假語為真理。」其初不過是想博得台下幾聲拍掌，但久而久之，自己麻醉了自己，也就會認時髦為真理了。（胡適：《〈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胡適文集》第5冊，歐陽哲生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第376頁）路易斯曾批評現代思想界，患有一種「時代勢利病」（chronological snobbery）：「不加批評地接受我們自己時代共同知識氣候，認定大凡過時之物便不再可信。」（C. S. Lewis，Surprised by Joy，London：HarperCollins，p. 241）現代人與時俱進隨風起舞的思想習慣，路易斯終生深惡而痛絕之。 [11] 馬羅禮《亞瑟王之死》中，亞瑟王圓桌騎士第一勇士。參見本書第一章。 [12] 瓦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的小說《威弗利》（Waverley）中的蘇格蘭低地貴族。 [13] 【原注】亞瑟王傳奇中的郎世樂爵士（Sir Launcelot）；瓦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1771—1832）的《威弗利》（Waverley）中的布雷德沃丁男爵（Baron Bradwardine）；Terence Mulvaney是吉卜林小說《三士兵》（Soldiers Three，1888）中三位二等兵之一。 [14] 原文為Literae Humaniores。該詞坊間多譯為「人文學科」，但卻並非漢語學界通常所謂人文學科。英文維基百科解釋Literae Humaniores說：「牛津大學及其他大學一門本科課程名，該課程專治古典（古羅馬、古希臘、拉丁文、古希臘文及哲學）。」故而，譯為古典學。 [15] 繆西多勒斯（Musidorus），菲力普·錫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的《阿卡狄亞》（Arcadia，1590）中的男主人公。作品生動地描述了皮洛克利斯（Pyrocles）和繆西多勒斯（Musidorus）兩位王子的冒險經歷以及他倆與阿卡狄亞國王的兩個女兒菲洛克利婭（Philoclea）和帕梅拉（Pamela）之間的浪漫愛情。 [16] 【原注】菲力普·錫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阿卡狄亞》（Arcadia，1590），卷五。 [17] 指《牛津英語大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簡稱OED，共13冊，1933年出第一版。據1933年版所述，該詞典的目標是，列出自有記錄以來直至今日的所有英語字詞，並列舉一切有關詞形、語義演變及詞源的一切事實。1989出版第二版，簡稱OED2，共20卷。（參《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2卷489頁） [18] 原文人名僅有姓氏Raleigh。查《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4卷126頁），有兩位雷利爵士（Sir Walter Raleigh）。一位雷利（1554？—1618），英國探險家和作家，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寵臣。1585年封為爵士。另一位雷利（1861—1922），蘇格蘭作家、評論家。當時牛津大學的一位知名人物。1911年封為爵士。看上下文，疑指後者。 [19] 克爾（W. P. Ker，1855 —1923），蘇格蘭文學學者及散文家。 [20] 錢伯（R. W. Chamber，1874—1942），英國文學學者，學問家。 [21] 「學」、「才」、「智」、「骨鯁」，均屬意譯。原文分別是rich humanity、astringent genius、patient wisdom、tough old giant。竊以為，以現代漢語直譯，反不如古人習用之單音字傳神。斯基特（Skeat）未知何人，查《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5卷398頁），只有一位W.W.Skeat（1866—1953），「英國人神學家，長於馬來半島人種志」。弗尼瓦爾（J.F.Furnivall，1825—1910），英國以研究英國文學見稱的學者，曾致力於版本校勘及創辦學術團體，其中尤以早期英語學會著稱，對於推動中世紀英國文學研究，有開創之功。（參《不列顛百科全書》第6卷505頁）約克·鮑威爾（York Powell），未知何許人。約瑟夫·賴特（Joseph Wright），查《不列顛百科全書》（第14卷320頁），僅有一名英國畫家名Joseph Wright（1734—1797）。 [22] 路易斯在《論故事》（「On Stories」）一文中則說，尊重文學本性之探討，自亞里士多德之《詩學》之後，還有薄伽丘和榮格。文中說：「令人吃驚的是，就其本身思考故事（Story considered in itself），批評家給予的注意力實在少得可憐。給定一個故事，其講故事的風格，其寫作次第，（尤其是）其人物刻畫，都得到充分討論。然而故事本身，這一系列想像事件，幾乎常常是閉口不談，即便談起，也只是為談論人物刻畫提供方便而已。誠然，有三個著名例外。亞里士多德的《詩學》建構了一個關於古希臘悲劇的理論，它把故事置於中心，而讓人物處於嚴格的從屬地位。在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早期，薄伽丘（Boccaccio）等人發展了關於故事的寓言理論（allegorical theory of Story），來解釋古代神話。在我們這個時代，榮格及其追隨者則提出他們的原型學說。除這三個嘗試而外，這一論題幾乎無人觸摸。」見On Stories：and Other Essays on Literature，Walter Hooper主編，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2，第3頁。 [23] 馬羅禮（Sir Thomas Maroly）《亞瑟王之死》（Le Morte Darthur，1485）中的圓桌騎士。詳參本書《騎士品質之必要》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