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仲聯講論清詩 · 之七

羅悖曧、梁鼎芬、黃節、曾習經，稱「粵東四家」。 梁鼎芬，字節庵，有《節庵先生遺詩》六卷、《續編》二卷，是葉恭綽編的。梁鼎芬詩寫得好，人卻不大行。先跟從張之洞，後感到慈禧太后不贊成張之洞，就又變了態度。梁鼎芬早期是主張變法的，很看好康有為和梁啓超，可變法失敗後又與梁絕交。黃遵憲《人境廬詩草》中《己亥雜詩》「憐君膽小累君驚，抄蔓何曾到友生。終識絕交非惡意，為曾代押黨碑名」一首，即言此人絕交事。 梁鼎芬妻子長得漂亮，被文廷式奪去，梁竟允許。文廷式死後，其妻要歸梁，梁竟又復接納，此人無志節。梁鼎芬《贈康長素詩》三首，其一以「南陽臥龍」許康，而後竟絕交。梁鼎芬此人壞透了，兩面派。張之洞與翁同龢的瓜葛當中，梁多壞事，撥弄其間。張之洞詩中有《送同年翁仲淵殿撰從尊甫藥房先生出塞》一詩，可以見出張、翁兩家並非勢不兩立。梁鼎芬後來成為遺老，自無不可。但在以前的政治中總是搖來擺去，喜好在朋友之間撥弄是非，則小人也。 梁鼎芬曾參劾李鴻章，言其可殺之罪有八，見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梁鼎芬《節庵先生遺詩》卷四中有《伯嚴公子饋詩甚美四用前韻答之》《得伯嚴詩》等，他雖與「同光體」詩人有來往，但他並非「同光體」中人。「同光體」有嚴格標準：不拘唐宋，以宋為主，分為三派。不等於寫古體詩即是「同光體」。 梁鼎芬其人複雜，先做張之洞的走狗，出賣維新運動。但他的出賣不是告發，而是與維新志士絕交，如與黃遵憲的關係等即是。他開始參加變法是投機，後來吃溥儀的飯，他並非真正的遺老。而沈曾植則是鐵桿遺老，不是靠皇室吃飯。 梁鼎芬早期還是清流正派，還是愛國的。《伯嚴公子饋詩甚美四用前韻答之》，寫於光緒十年（1884），詩中反映的事是前三年當中的。「今皇初政海上閒，歲在元默長星殷。宮廷憂儆謹天戒，台諫皆直無鉤彎。北帶西於無所屬，臥榻敢使他人攀。」「元默」為壬午，即光緒八年（1882）。此詩即寫光緒八年、九年、十年事。當時法國人侵犯越南，中國在越南有駐軍，法國人要求清軍撤回去。清廷主張不干涉越南王位事，雙方讓步。但次年，法國人變卦了，威脅中國，要求重新談判。光緒十年，清廷派李鴻章與法國駐北京大使談判、定條約，中國承認法國在越南的地位。以前雙方簽訂的「備忘錄」還要求法國保持越南王的地位，這回的條約竟沒有了，這就是所謂李鴻章賣國。梁節庵為此上摺子，參劾李鴻章賣國，常熟的沈鵬亦上書參「主凶」，梁言李有「可殺之罪八」，故這首詩是愛國詩。「惟佛朗機儼自大，數載尋釁於其間。堂堂使相白衣出，媚敵乃效奴婢顏。金錢千萬潑若水，戈甲重疊堆如山。盧公死事竟未睹，麻衣被體哀邊關。鄙哉不及女子智，能謝秦使椎連環。小臣感憤非好事，莊肅拜疏鞭冥頑……」這首詩寫時事融入自己，可見其愛國感情。《閻公謠》，陳衍《近代詩鈔》選此詩。閻氏為戶部尚書。梁鼎芬參劾李鴻章獲罪後，應鎮江太守王忍庵之約住焦山海西寺。《八月三日壽孝達督部》，可看出他與張之洞的關係。 除愛國之作外，表現他風格的詩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種表現在晚唐愁惋之風格，再一種體現為宋人清秀幽遠的風格，語言一般都是凝練的。《讀韋浣花集和雲閣》，他的近體詩也有韋莊風味。《節庵先生遺詩》卷四中與文廷式的唱和很多，而此時老婆已被文廷式奪去。簡朝亮，號竹居，清末廣東學者兼詩人，漢學家。《寄題高氏園林二首》，為五律中最高風格之作。《三弟告別武昌》，清人五律中，能寫到此種境界的，唯吳梅村能之。《得伯嚴書》，寫深微意境，表現了內心的深處。「千年浩不屬，君乃沉痛之。神思可到處，繾綣通其詞。窮山何所樂？予心忽然疑。試君置我處，魂夢當自知。把書闔且開，情語生微漪。出見東流水，湯湯將待誰？」實得宋人高處。《紀拔貢 鉅維 贈先世厚齋先生花王閣剩稿一卷漫題五絕句》。七絕中的佳作，其中一、四兩首最好，極深秀，有南宋姜白石味道。其一：「已是斜陽欲落時，不成一事鬢如絲。文章無用從漂泊，惆悵花王數首詩。」其四：「青豆房中意想深，酒醒撫劍更沉吟。誰知一滴芙蓉淚，已入才人異代心。」《種花詩三首》，也很出名。《哭鄧鴻臚 承修 五首》幾篇五古，是他集子中的名篇。鄧為直諫者，與黃遵憲友善。其五：「江水不可涸，我淚不可干。回思細席言，婉孌保歲寒。懷歸苦不成，再見已為棺。莫過孟博祠，壽考古所難。莫飲清醒泉，來視吾已單。虛吟朱鳥影，空拾丹鳳翰。恤勞典不逮，沉抑其誰干？俯瞰九原底，仰矚浮雲端。潸然獨夜人，憤慨於茲山。」《借問》「巨魚潛大壑，寒鵲響高林」兩句，有寄託，但難考何人。《躋綠亭》，五律中清秀者，極佳。「萬綠裹一亭，春暄心尚凚。零芳結幽香，小翠悅佳寢。恍與山林間，未信官廨凜。攀陟人自勞，閒坐須盡飲。」好詩！《贈漆生 葆熙 之高州》：「將別忽無語，重逢終有期。蒼茫百年事，寥落數行詩……」寫得好！這種調子他很擅長。《題浙西村人集》，指袁昶，袁屬「同光體」，浙派。各派詩人之間實際上都彼此十分推崇，並不像今人為他們彼此分疆劃界的那個樣子。如范當世對黃遵憲的推崇，梁啓超對陳三立的推崇，《飲冰室詩話》說「吾謂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他們彼此並非勢不兩立，而是好朋友。 《人境廬詩草箋注》序跋中，首序應為鄭孝胥，但當時避忌鄭孝胥到偽滿洲國行為，故他的序未放進去。鄭孝胥的詩談政治的不多，抒情之作較多。溥儀在東北立偽滿洲國，屢要鄭孝胥徵召陳三立，散原不去。事見林庚白《麗白樓詩話》。 梁鼎芬的路子基本上是晚唐體一路。《夜抵鎮江》，名作。「脫葉嘶風正二更，燈船初泊潤州城。芳菲一往成凋節，言笑重來已隔生。寒鳥淒淒背江去，疏星曆歷向人明。此回不敢過衢市，怕聽茅檐涕淚聲。」《答楊模見贈之作》，可看出廣東各名人受陳澧的影響關係。卷五《春》，極好！有王安石《半山春晚即事》「春風取花去」一詩的筆致，而寫得更為溫柔，似陳簡齋。「一枝初上綠，昨夜已為春。苔徑琴停後，風簾鳥語晨。寂寥長不覺，沉醉即為真。欲下千秋涕……」《戊申四月初宿玉泉寺同予申作》：「靈山不覺遠，茲地似曾游。萬綠松藏世，千聲鳥在幽。看雲襟欲滿，聽水杖還留。攜有青蓮裔，論詩茗一甌。」鼎芬對王安石的詩較熟，自己詩中多化用之。 前舉《伯嚴公子饋詩甚美四用前韻答之》詩，「伯嚴饋詩」已不可見，其《散原精舍詩》起庚子，庚子年以前之詩均不可見，只有《飲冰室詩話》中有一兩首。為何陳三立不要早期的詩？他早期的詩，思想接近譚嗣同等人，民國後成為遺老，對戊戌變法不以為然了，認為是冒進。故戊戌前後寫的詩都不要了，只與變法同仁往來，而不再提及變法這回事了。散原後來罵過共產黨——「回首鄉關成盜藪」，但與國民黨卻比較靠近了。《散原精舍詩》第一次印本與後來印本也有出入，如寫日俄戰爭的詩，在後來的印本中就刪掉了。為什麼要刪掉？還搞不清楚。 一個人的集子，如有多種版本，大有研究。如王拯《龍壁山房詩集》，與後來廣西出的《龍壁山房詩集》就大不一樣。後者中有的詩，前者當中就沒有。詩人往往到後來對早先之作不滿意，所以要刪去。越到後來，刪的越多。我的《夢苕庵詩話》，最早的刻印本中的不少詩，就在我以後的排印本中刪掉了。我寫淞滬抗戰十九路軍的詩，很多發表在《申報》上，深得黃炎培的賞識，但一半以上的作品，都被我在編集的時候刪掉了。 《人境廬詩草》手抄本，是黃遵憲手寫的，那時在周作人手裡。我整理公度詩，向周作人借，他不借給我，只寫了目錄給我。拿來一核對，與《人境廬詩草》不符。黃遵憲那些大章名篇，「手稿」中一篇也沒有。後來有人說，這些詩是戊戌以後補寫的，故早先的「手稿」中沒有。周作人手裡的這部「手稿」解放後被沒收，大約藏在北大或北京圖書館。後有人輯出《人境廬詩草》中所沒有的作品，為《人境廬集外詩》。我覺得作者刪去自己的詩，自有他的道理，應當尊重。我的《人境廬詩草箋注》抗戰前出版，是線裝，周作人對我尊重作者意見、作者刪去的詩不錄的原則不以為然。周以為作者不要的東西是更重要的，我與他的意見不同。 汪瑔。《節庵先生遺詩》卷四《挽汪丈 瑔 六首》，汪瑔是汪精衛的叔父。汪瑔集子中的愛國詩很多。汪瑔，字玉泉，原籍紹興。國子監生，少隨父游廣東，佐郡縣為幕客，後遂占籍廣東番禺。光緒初，受兩廣總督劉坤一委託辦洋務。張維屏、林昌彝都曾稱讚其詩，文廷式為其集作序，評論其一生命運進退，謂其人品出儒家，退守出道家。汪瑔有《隨山館詩集》十八卷，現行世有《隨山館詩簡編》四卷。 《讀書》，丙午年（1906）作，時汪瑔才19歲，詩中見識不凡：「古今不相識，我乃思古人。霞想崇在昔，海懷盪無垠。求之文字間，未必得其真。鶴企遠相望，鴻冥難與親。懷哉事雲杳，逝者跡已陳。殘編一坐對，俯仰悲飈塵。」《葛將軍妾歌》，戊申年（1908）作，只21歲，寫葛雲飛妾的英勇行為。本詩為梅村體，末以沈雲英、秦良玉比葛將軍妾，這是別開生面的愛國詩。原詩結尾不是這樣，後來改的，見《清稗類鈔》。《放歌二首》，見解獨到。前首論對讀書、學問的態度，後首論性格的狷狂。《有感四首》，時值農民起義，天地會包圍廣東，寫出當時局勢。《重有感四首》，反映出圍廣東的天地會轉移到廣西的情況。《江行感懷英德道中作》，寫英、法聯軍炮轟廣州事。《贈小谷比部 獻甫 即題其補學軒集後四首》，其中之一見出他對作詩的見解：「作詩摩古人，其弊在無我。作詩無古法，其理又不可。先生誠通儒，用筆如用笴。每發輒中的，何有右與左。秋月固皎潔，春花亦婀娜。惟其金心中，所以玉色瑳。學術既湛深，格律自帖妥。彼哉主客圖，持論誠瑣瑣。」前兩句意思，與黃遵憲「我手寫我口」大有聯繫。《廣州雜感八首》，光緒三年（1877）作，議論對外事務較多，是愛國詩。《越秀山看木棉歸檢故友李竹香 鳳池 王少香 樾 集中皆有木棉花詩戲次其韻》，寫木棉花。宋湘有七律《木棉花二首》，寫得真是好。本詩與其意同，但寫法不同。「處處東風處處開，尋芳先到越王台。春於此樹無遺力，花亦如人有霸才。北戶風光夸爛漫，南方火德入恢台。時清已久消烽燧，一任山城遠近栽。」也寫得極好，三、四兩句尤佳。汪瑔寫得好，在於不即不粘，宋湘那兩首寫得好，在於句法有力。《絕句》：「北郭看山雲漠漠，東風吹雨晝沉沉。戟門車馬柴門屐，同試春泥幾許深。」末兩句意味較深。《喜聞官軍二月十三日諒山之捷》，寫馮子材收取諒山事。《書事四首並序》，寫中法之戰。中法之戰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軍隊的唯一一次勝利，可是李鴻章仍然讓步簽約，時人甚感屈辱。其一：「薄海遵明詔，因時顯戰功。前鋒紛破敵，長策慎和戎。露布三軍喜，雲帆萬里通。懷柔今日事，不與漢唐同。」概括了清廷軟弱政策。《中秋對月效義山體》，刺慈禧。《積雨遣懷》中之「陸賈城」，即指廣州城。汪瑔詩極有見解，識力是其詩的一大特色。 黃節。詩較複雜，評價不一。《蒹葭樓詩》有張爾田等序。一生複雜，並非反動與革命的複雜，而是心理狀態上，讀書與參加革命的矛盾。讀其詩，見其個性，是矛盾的。讀書未嘗忘記國事，但詩中表達出的進步情緒，是否積極的呢？詩藝是否適應思想需要？革命思想該用何種藝術性表達？丘逢甲、黃遵憲、康有為、梁啓超的表達，能夠鼓動人心，發揮作用。而以宋人格調、李商隱手法，吞吞吐吐，就難以表達，而只能使人感傷、淒婉。黃節後期詩，就是這樣一種東西，反映了其心態，故不同的評論者，有不同的評論。陳衍從藝術性去評論，以宋人格調去衡量；張爾田作為遺老，修《清史稿》，對黃節詩也推崇得很，他以遺老眼光評論黃；陳三立的評價，偏重藝術，其《蒹葭樓詩序》謂：「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鑄語，冥辟群界，自成孤詣。莊生稱藐姑射之神人『肌膚若凝雪，綽約若處子』，又杜陵稱『一洗萬古凡馬空』，詩境似之。」石遺評楊誠齋詩作得曲折、出人意外。我認為曲折是微末的藝術手法，寫雄渾境界，這種手法不行。他《近代詩鈔》評黃節詩「其為詩，著意骨格，筆必拗折，語必淒婉」；散原序其《蒹葭樓詩》，認為「卷中七律疑猶勝，效古而莫尋轍跡。必欲比類，於後山為近。然有過之，無不及也」。我認為，晦聞詩五古比七律好，以《詠懷》比興筆法寫來。我不同意石遺、散原之論。《雜詩》以阮籍《詠懷》筆法來寫，最好。表現在現實中的心理矛盾。雖對現實不滿，但不深入生活中，簡單講，消極一些，後期尤是。 黃節，廣東順德甘竹石灘人。父黃榮，陶瓷商人家庭。明萬曆，順德出一狀元黃仕俊，清入關後，變節降清。黃節年輕時，對此人不以為然。故取號為「甘竹灘洗石人」，出此狀元污染家鄉，故洗之，又取名為「節」，取「守節」之意。說明黃節幼年，凜然之氣已立。後來參加反清革命，與早年一脈相通。 革命、氣節是黃節身上的主流。年紀稍大，聽到同鄉簡朝亮講學，佩服至極，於此打下了學問根底。這就與早年「甘竹灘洗石人」的思想發生變化，而認為學問才是主要的。民國以後，發表革命文章，簡朝亮責備他，黃節反駁，兩人斷絕關係。這就像章太炎對待俞曲園的態度一樣。與鄧實做朋友，鄧主張反清革命，同學中的反清思想影響了他。他寫《黃史》一書，宣揚漢族的民族正氣。此時他還寫革命的書，其複雜性在此。後來出遊到北方許多省，接觸到民生疾苦，思想、情感均有變化。他的出遊地方廣闊，時間一年。1901年，辦「群學書社」，1902年，曾到開封，參加順天鄉試——原應在北京城，但由於動亂，本年鄉試設於開封。考舉人未錄取，又到上海，遇鄧實，鄧辦《政藝通報》，黃參與撰稿，宣揚反清，組織「國學保存會」，稍後又與鄧實創辦《國粹學報》，以「愛國保種，存學救世」為宗旨。光緒三十三年（1907），已有人籌組「南社」，黃節參加，為南社成員中比較早的一員。1909年，參加「同盟會」，代替胡漢民寫過一些文章，其中有《誓死北伐文》，就是黃晦聞代胡漢民寫的。辛亥革命後，章太炎被袁世凱監禁，黃節曾寫信給朋友，營救太炎。辛亥前，與劉師培友善，辛亥後，劉師培參與袁世凱的籌安會，黃節寫文聲討，與劉斷絕關係。袁世凱參加推翻清朝，言為袁崇煥報仇，黃節寫《清明謁袁督師墓》一詩，戳穿袁世凱的鬼話。袁墓在北京「覺明寺」。黃節此詩譏袁世凱認同袁崇煥後代，可恥。詩高妙，但不曉得其中掌故，就看不出來。1908年，黃曾任廣東教育廳廳長，不久因經濟困難，即辭職。後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授，直到去世。 他做過漢、魏、唐以來不少人詩注，古為今用。注曹植、阮籍、謝靈運、鮑明遠等，都各有所取，借之以發揮。他作顧亭林詩注，有手稿，未印出來。油印，柴德賡處只一部分，選注，不重在注典故。由此可見，讀書不忘國事，注書即與國事有關。作詩也是如此，故其詩晦澀些，繞的圈子較多。如《南歸至滬寄京邸舊遊》《殘梅》等，句中意思多轉折。石遺《近代詩鈔》中選的黃節詩，都是這一類曲折用筆的調子，向內心裡挖掘，而革命之作，則向外噴灑。 《蒹葭樓詩》，香港本，張爾田寫的序，遺老口味，比較守舊。諸宗元題《蒹葭樓詩》：「使我破除殘夜睡，讀君別後五年詩。縱橫著語成唐律，窈窕為音近楚辭。老去江湖當自惜，求之流輩已難知。樓扉閉雨回鐙坐，如夢鈞天合樂時。」陳三立題序見前。 《蒹葭樓詩》卷一。乙未年（1895）作。黃詩藝術性高，情調低沉一些。《燕集桃李花下興言邊患夜分不寐》，詩人將此詩放在集子中首位，反映了時代特徵。甲午（1894）時期，已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這以前還不是帝國主義。《馬關條約》簽訂，日本占領東三省，形勢危急。詩人以春秋筆法，放在首篇，表示了自己的詩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階段的開始。詩人集末一首《北風》，寫日本人侵略中國的「九一八」事變。《重關篇》，寫日本人侵略東三省的「九一八」事變當晚，張學良還在看戲跳舞。 黃遵憲編詩也有他自己的詩史態度，以《述懷》為首。太平天國滅，表面中興，而外國侵略卻加劇了，故此後是一次一次的奇恥大辱。最後的幾首，是寫李鴻章死的輓詩。而梁啓超為之編集加的是另外兩篇，由其弟黃由甫提供。之所以要以挽李鴻章結尾，是顯示歷史的完整性。李鴻章鎮壓太平軍有功，被封為肅毅伯，以此起家，其後一步步地對外軟弱妥協，這一段歷史，以李鴻章的一生貫穿其中。 詩人自己編集始於何時？西漢、魏晉、南北朝時，是不見詩人自己編集的。陸放翁的集子是自己編的，但他的兩個兒子有所調整。《西崑酬唱集》是自編的。皮、陸的《松陵集》是自編的，韓愈詩非自編。楊萬里的詩，大概是自己編的。文天祥非自己編。從明清始，除少數人外，集子大多由自己編。詩人編集，主觀上是要體現自己的「春秋筆法」，但也不多。錢牧齋《初學集》有些這方面意思，《有學集》弄得亂了，有些詩不見，如他寫崇禎帝死於煤山的十二首七律，就不見了。黃遵憲、黃節編集是有「春秋筆法」的，二人都不屬於「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的範疇。陳三立《散原精舍詩》為自編，表現他的眼光。其集始「辛丑」，以《感事》為首，以辛丑和約訂立之事抒情。他作詩很早，但前面的作品皆捨去，而以此為首，可見其用意。如「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就作於此前。《贈黃公度》一詩也作於此前。范伯子詩中也有贈黃晦聞詩兩首，其中小注講到陳三立的「千年治亂余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之句，可知陳詩作於「乙未年」。 范當世《旅中無聊流觀昔人詩至於千首有感於黃公度之人之詩而遽成兩律以相贈 陳伯嚴贈公度詩有千年治亂余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之句余故感於是而發端也 》其一：「誰謂君為異人者，我觀君道得毋同？詩言起訖一生事，眼有東西萬國風。燕處危巢豈由命，龍游涸澤竟無功。便偕鄒子論三樂，也讓行歌帶索翁。」其二：「愁來遍覽前人句，讀至遺山興亦闌。容有數聲入清聽，何曾一氣作殊觀。乾坤落落見君好，冰雪沉沉相對寒。剩恨楊雲猶賤在，不虞千世少人看。」這兩首詩很重要，表現出范當世對黃公度的推崇。 黃節《宴集桃李花下興言邊患夜分不寐》，乙未年（1895）作。「苟得死士心，無敵有大義。天下豈無人，蒼蒼果誰寄？邊風吹蟲沙，霾霧走魑魅。壯士懷關東，舉酒問天醉。花落竟無言，奈何夜不寐。」以精神戰勝對手。詩後有小注，說明此詩意旨。 丙午年（1906）。《九日登龍華塔同諸貞壯鄧秋枚》，筆調婉轉，此詩可見。「九日龍華車似水，客中聊復作清游。一江入海渾成瘴，百里無山只見秋。強欲登臨過此日，未須流涕對高丘。茱萸各有鄉關感，難遣天涯共依樓。」有出世、救天下之概。《滬江重遇羅敷庵歌席中賦贈》中的「雨雪漸多殘醉後，江湖同在未還時」，好句。《題鄭所南詩集後》《與潘若海步月歸作》，兩首可圈點。《歲暮示秋枚》，此首寫得好。「來日云何亦大難，文章爾我各辛酸。強年豈分心先死？倦客相依歲又寒。試挈壺觴飲江水，不辭風露入脾肝。何如且復看花去？蓑笠人歸雪未殘。」中間兩聯尤妙，轉折中有深刻的詩味，句子是自己的風格。他後來詩作來作去，總是這種調子。《除夕有懷廣州故人兼送劉申叔元日東渡》「近海樓高特地寒」，有些做作，鄭孝胥同樣的句子就寫得自然，黃寫得就吃力些，他還不可與鄭孝胥比。 戊申年（1908）。《二月十二日過新汀屈翁山先生故里望泣墓亭吊馬頭嶺鑄兵殘灶屈氏子孫出示先生遺像謹題二首》，二首詩跌宕有致，極好，連同下詩很出名。其一：「式閭過里獨彷徨，盡日追尋到此鄉。一族義聲存廢灶，孤臣辭賦痛浮湘。更誰真意紬詩外？不減春陰過夕陽。我愧長沙能作賦，攝衣來拜道援堂。」其二：「西北經營似有無，荒原草木待昭蘇。事難語世終多佚，名已從僧且易蕪。著述尚聞傳大嶺，叢殘曾見落三吳。載憑遺像殷殷祝，自有精心在八區。」兩詩前首跌宕，而後首又有些不飽滿。前首改過，見《粵東詩話》卷一頁六。《七月初六日赴滬海上大風》，作得好。「生計坐憐秋一葉」「歸程冥想浪千層」，鄭孝胥句。與黃詩中之「漂泊正如秋一葉，尋常經見海多風」，同調。《岳墳》，乏味。《中秋步月用丁未海上韻》，句句飽滿。「又將佳節付閒身，獨溯城南迤海濱。萬態爭看初上月，千秋強憶此霄人。故鄉餅果圍兒女，短屋燈旗接比鄰。三載客游吾亦倦，漸愁雙鬢有霜新。」 我認為黃節古詩寫得遠較律詩好，這與陳三立評價不同。五古《雜詩》「黃菊未始華，梧桐尚成陰。遲霜寡秋色，夏蔭留鳴禽」，前四寫夏秋轉折，喻自己心態及社會；下面「譬彼絕續交，容我徘徊心」，這兩句寫出他轉折中的迷惘心態；「黃陳一已往，吾衰寧自今。能毋始今朝，更溯潯陽尋。南山不在目，有酒誰共斟。」末兩句謂這時不能追陶淵明，但又無知音。《雜詩》「風雨忽然至」首，極好，從陶淵明格調中來。這類詩對理解作者極有幫助。《題霜腴圖為朱彊村先生壽》，朱為遺老。《雜詩》「滄海有回瀾」首評價曾國藩、左宗棠。黃公度評曾國藩，持否定的態度。《人境廬詩草箋注》頁一二四六《年譜》：「曾文正者，事事皆不可師，而今而後，苟學其人，非特誤國，且不得成名。」黃遵憲詩抒情性不強，而康有為詩感情奔放。詩界革命風格不一致也。康有為將翁同龢推為中國近代維新第一位導師，見康有為悼翁同龢詩。 卷二。《雜詩》，得阮籍《詠懷》詩精神，也得陶淵明《雜詩》精神。《詠懷》詩用比興，《雜詩》見精神，直道胸臆，無曲折。「清初說理學，學故在遺逸」首，清初遺民講理學者，一為太倉陸桴亭，一為張履祥。理學分為兩派，一為周、程，一為陸九淵。接云：「乾嘉盛考據，詞流亦輩出。隨波遂不返，道咸稍佞佛。世風雖數變，士行未全失。秋高木始落，水盡沙露骨。同光迄邇來，雅道直蕭瑟。孤鴻日南還，師門廿年闊。登高我何思，古人重仿佛。」黃節《雜詩》「黃菊未始華」首、「風雨忽然至」首，這些《雜詩》都向內心方面挖掘。「東風雨與俱」一組雜詩，較前更佳。完全以阮嗣宗、陶淵明筆法為之。 梁鼎芬、王國維、張爾田，均為遺老。黃節後期受遺老影響很重。《吊王國維》一詩，完全遺老口吻。其五言古詩最出色，律詩未免應酬味道。 光緒以來，代表主流者，自然是變法派、詩界革命派，詩界革命派有的人是變法派，如梁、譚、康等，但變法派者也有不是詩界革命派的，如戊戌六君子中的劉光第、林旭等。「同光體」三代表，陳三立、沈曾植、鄭孝胥。沈曾植參加強學會，也主改革，但屬維新中的右派，傾向翁同龢，對康有為不大讚同，只贊同劉光第，贊成維新而不贊成激進的變法。陳三立當時年輕，輔佐陳寶箴在湖南推行變法，是變法的實幹家。鄭孝胥在戊戌年到北京，受光緒召見，即出京，未參加變法，而且是倒霉者，未受光緒帝賞識。「同光體」三人，態度不同，沈為變法中右派；陳三立為中間偏左，實幹者；鄭為變法中的失意者。三人在戊戌事變中境況也不一樣：陳三立「永不敘用」；沈曾植因「丁憂」在戊戌前回籍；而鄭孝胥應張之洞邀請任京漢鐵路南段總辦，駐漢口，次年居武漢。此時，沈、鄭與陳石遺居住較近，彼此互相唱和。這一段聚會決定了「同光體」理論，陳衍提出「三元」說，「同光體」傾向在這時顯示出來。此時風雅壇坫主持者為張之洞。這些人逃避在就詩論詩範圍。張之洞較喜歡鄭孝胥的詩，而不悅沈曾植詩，因其詩古怪，生澀典故，不好讀。梁啓超《廣詩中八賢歌》評陳三立云：「義寧公子壯且醇，每翻陳語逾清新。齧墨咽淚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末自注云：「義寧陳三立伯嚴。君昔贈余詩有『憑欄一片風雲氣，來作神州袖手人』之句。」但梁氏所說陳三立這兩句具體出自何詩，已難確考。 《海日樓詩》，不是沈曾植自己編的，是我編的。《海藏樓詩》為鄭孝胥自己所編，能夠體現鄭詩特點。已刪掉的，見《石遺室詩話》（初版），後作者將鄭孝胥詩抽掉了。其《近代詩鈔》亦同。《鄭孝胥傳》（有年譜）。關於鄭孝胥，有一文很重要。林紓《海藏樓記》 《新古文辭類纂稿本》卷五十，《雜記類》六 ：「戊戌召對養心殿，已而放歸」，疑有人介紹，也許是翁同龢。「海藏」兩字，取蘇東坡「萬人如海一身藏」詩句意思。林紓對鄭孝胥詩極推重，謂：「余篤嗜之不去手。古體取徑江、謝，合響貞曜，閒適之作，夷曠沖澹，而骨力之堅練，一字不涉凡近。詩體百變，咸衷於法。語質而韻遠，外枯而中膏，吐發若古之隱淪，則信乎其能藏其鋒也。」林紓《旅行記題》「畫征」一文中，有一段話斥當時詩壇之好宋風習 文見《晚清文學叢鈔 》 ，但論鄭孝胥卻極為推崇。平心而論，「同光體」詩人中，鄭孝胥的詩易引起人們的興趣。他用典無論懂與不懂，都可讀通詩。 俞明震。石遺之《近代詩鈔》《石遺室詩話》所選均為成熟之作。俞明震帶過兵，到過台灣，在「台灣民主國」做內務大臣。失敗後，在江西帶兵，後又為提學使。他早期有不少與范當世唱和的詩，故其詩有范當世味道。在台灣也有詩，但尚幼稚，他的成熟要較其他人晚。台灣政要俞國華為俞明震後人。 蕭一山《清代通史》很有價值，寫清開國，很多歷史正史里沒有反映，為《清史稿》之《本紀》中所無，記述「台灣民主國」十分詳細。 俞明震《觚庵詩存》早期詩多思想進步之作，關心民生疾苦。風調與范當世很有相同之處。後來到甘肅，詩藝大進，功力深厚。而去台灣前後，卻很力不從心。大凡七律空闊，五言中有深刻者，為宋人筆調。《章江晚泊》「江山寥落同螢照，城郭蒼茫與雁齊」兩句，絕好。 曾習經，字剛甫，號蟄庵，廣東揭陽人。廣東四家之一，其中黃節詩個性最強。曾習經早年在廣東讀書，梁鼎芬在「粵海堂」主講。兩人詩風較接近，但曾詩芬芳悱惻，較梁為精。就創新講，兩人都談不上，總是以古人為法。羅惇曧也談不上創新。 《送江孝通歸里》二首，思想較進步。詩作於戊戌前、甲午戰爭後。這首五律，是格調高古的典型。其一：「憂憤終何補，傾危勢已深。天心實仁愛，雪意況陰沉。不寐遲明發，臨風寄遠襟。孤根亦何賴，所得是知音。」其二：「此日飲歸客，前期送逐臣。眼看不得意，相顧各沾巾。莽莽春無主，淒淒去所親。未應從屈賈，歌哭損天民。」此類高古五言者，王靜安能為之，但內容是遺老口吻。章太炎高明一些，他保存在《太炎文錄》中諸作，佶屈聱牙。他的好詩大多發表在《浙江潮》。代表作為《獄中贈鄒容》《獄中聞沈禹希見殺》等，以魏晉高古格調來寫，無人可及。魯迅也可寫這類高古的五律，魯迅早年所為古詩，大多不好，但有一首《蓮蓬人》較好，寄託中可見人品，正統派。民國元年寫《哀范君三章》，即太炎格調。「五四」以後所作風格雅潔，多有寄託。 《送常熟翁師傅歸里》，六首五律，翁松禪四月免職歸里。送翁同龢的詩有許多，沈曾植、沈瑜慶均有。福建人包括陳寶箴與翁不是一派，儘管沈瑜慶女婿林旭為「戊戌六君子」之一。本詩風格高古。其一：「天問殊難答，臣心久鬱陶。遙憐賈生策，不分屈平騷。江海沉冥易，湖山歌舞勞。向來憂國意，余願老蓬蒿。」五、六兩句，一言翁同龢歸里，一言慈禧等歌舞。其二：「從此遂搖落，於今真遠遊。浮雲低北渚，孤月過南洲。文藻秋蘭氣，客心滄海流。涼風起天末，淒斷殿西頭。」三、四兩句，一言光緒帝，一言翁同龢。這組詩是學生送先生的口吻，寫得很好。若這六首壓縮為四首，就更精了。六首有些意思重複。《秋齋五首》，風格高謹，這種詩有味道，神韻好，低回往復。雖不直講政治，但時代氣氛自見。如其一：「一枕春愁似影煙，撩人秋色又今年。中庭已少閒花草，每到斜陽獨惘然。」《病起不寐讀黨錮傳》，寫戊戌變法：「秋玉何妨折，明燈竟自煎。不才逢世難，將淚寄遙年。此意無人識，孤情不厭偏。惟憐新病後，殘月曳虛弦。」一、二兩句言變法君子。《落葉四首》，藉以寄託王宮之事。這幾首落葉詩不及曾廣鈞《庚子落葉詞》、李希聖《落葉詩》好。《題朝鮮閔妃影像》，朝鮮留日學生回國後，要求改革，閔妃較開明，用閔妃兄弟，被火燒死，引起政變。《平谷雜詩》十八首，這幾首雜詩是杜甫《秦州雜詩》的調子。《平谷秋興》六首，好詩，風調情感均極深。《南歸初發都留別寓居草樹五首》，詠物而寄託遙深。《崇效寺牡丹開後作》，寫北京崇效寺牡丹詩，張之洞所作最好，為楊銳被殺作此。曾習經這首，是他七律中的上品，最能代表曾詩風格，真正得李義山神韻，又能參照宋人神韻，同李希聖純粹的西崑體不一樣。「悵臥春歸十日陰，落花台殿更清深。被欄碧葉如相語，辭世青鴛不可尋。物外精藍誰舍宅？亂余惡竹又成林。迷陽卻曲饒憂患，那得端居長道心。」「迷陽」，楚王唱的歌，見《莊子》。時代感情極飽滿。以他的身份，這樣寫恰如其分。寫詩身份要相稱，以康有為的身份這樣寫就不合適了。《桂東原臘盡日自營口曉發蓋州詩簡棲癭公均有和作因次韻寄懷東原兼呈簡棲癭公》：「鍾沉百杵酒微醒，念爾冰天雪海行。絕塞牙旗明殺氣，故家簫管狎春聲。相看袖手真無賴，稍近彈棋便不平。自是中朝重邊禁，當時枉卻棄繻生。」《和李亦元春寒四首》，以義山風調寫。作西崑體，要熟讀義山詩，句字都可化用。後來學義山諸家，均有此好。這幾首詩以辭藻敷衍出來。《寄湘潭齊草衣》，齊草衣，即齊白石。 陳三立、鄭孝胥均不提龔自珍，而沈曾植卻對龔評價很高。寫了兩篇文章，推崇備至。一篇早年，一篇晚年所作，評價相同。這可以說明什麼問題？可根據我的文章進一步進行研究，為何沈曾植詩學大不同於龔定盦，卻如此推崇龔定盦？希望你們像樣地編一本清史詩，要有新的分析。 羅惇曧，廣東順德人，有《癭庵詩》，葉恭綽為刊行於世。梁、黃、曾、羅並稱「粵東四家」，並非由於他們代表廣東詩最高成就，乃在詩學宗旨的相同——學宋。羅學宋，得益深者為陸游，且由學李商隱轉而入手。黃節序其詩：「蚤歲學玉溪子，繼乃由香山以入劍南，故其造境沖夷，則在中歲以後。」葉恭綽序其集，則以為：「君詩凡三變，光緒庚、辛前導源溫、李，於晚唐為近。逮入北京，與當代賢雋游，切磋洗伐，意蘊深迥，復浸淫於宋之梅、蘇、王、陳間。鼎革以還，寄情放曠，意中亦若有不自得者，所為詩乃轉造淡遠，具有蕭然之致。」這說明，除陸游外，他於宋人尚得力於他處。所謂當代賢雋，主要是指陳衍、趙熙等。《石遺室詩話》卷九云：「掞東與堯生及余，為文字骨肉。」羅惇曧曾使他們為自己刪削詩集，因此，「浸淫於宋之梅、蘇、王、陳間」，主要是受陳衍、趙熙的影響。 羅惇曧詩歌的重要特點是反映了這位才豐遇嗇的知識分子的客觀境界和內心世界，頹放的筆法描繪了「新儒林外史」的一些景象。他與梅蘭芳友善，游京華時，常有度曲之會，蓋於音呂慢令之故，頗為精研。其以下諸作，頗可圈點：《乙未感事》《羅兩峰鬼趣圖》《半山寺即荊公舍宅》《登清涼山》《盤山宿萬松寺》《萬松寺待曉》《辛亥九月任公自日本須磨歸國相見於遼東旋同還須磨》《壬子正月十二日作》《寄桂東原英倫》《偶過寒雲廬》《雨後別雲居寺》《重宿泰山斗姥宮大雨》《十二月二十九日集法源寺為陳後山逝日設祭》《喜桂十東原至自海外》《賈郎壁雲自滬上歸相見賦贈》《三海》《金拱北摹繪冒巢民自寫董小宛病中小影屬題》《西湖宿俞氏莊曉至靈隱寺古微恪士仁先同游》《題齊白石花鳥畫冊》《同侃甓登青雲塔》《江漢之間雜詩》。 莫友芝，以考據為詩之流習典型者，尤以《紅崖古刻歌並序》為甚。其詩前序有一千多字，述「紅崖削立貴州安順府永寧州西北六十里」來源等。詩約八百字，句中又多夾以小注，徵引舊籍，甚至古文字。《南陽道中》《有感二首》，尚可圈點。 徐子苓，字西叔，一字叔偉，號毅甫，又號南陽子，安徽合肥人，著有《敦艮吉齋詩存》二卷。生平事跡，見金天羽《皖志·列傳稿》本傳，馬其昶《龍泉老牧傳》。子苓以詩文馳名咸、同間，為皖中詩人之傑。譚獻曾選子苓和戴家麟、王尚辰詩為「合肥三家」。陳衍以為「戴不如王，王不如徐」。其詩沉鬱蒼涼，直逼杜陵。姚瑩為其《敦艮吉齋詩存》題詞云：「古直渾堅，其源自漢、魏來，皮相者以為山谷之學杜陵矣。五七言近體體潔思清，時獲妙緒，佳者在高、岑、王、孟之間。」魯一同題詞云：「奇俊宕逸之氣，足以俯視流輩，讀之如當大敵。是謂神勇。其懷人、贈友、行役諸作，原本性情，故激昂披露，正復紆餘深摯也。」何紹基題詞云：「獨得雄直氣，發為古文章，錘鍊精堅，當以五古為尤勝。」孫鼎臣題詞以子苓與魯一同並舉，以為魯之精整似程不識，徐之雄奇似李廣。而孫尤嘆服徐。徐詩為同時桐城派作者和宋詩派巨子所推崇，由此可見。但集中有關時事諸作，頗多污衊太平天國革命之詞。 《洋菸行》，寫鴉片煙。《哭阿健五首》，感情真摯淒切。《煙燈行》，寫吸食鴉片，導致家破。《飯樹謠》《飢婦詞》《中秋後十日夜書嘯和尚水災詩後》，寫民生之苦。《養魚》《種菊》，通過詠物寫性情。《索逋詞》，長篇五古，寫貧困生活。《乞丐行》《後苦雨五首》《調小奴》，亦佳作。 孫衣言，字劭聞，號琴西，浙江瑞安人。身前自訂其詩，為《遜學齋詩鈔》十卷。生平事跡，見姚永朴《孫太僕家傳》。孫衣言為清末學者孫詒讓之父，本人亦是學人，出於祁寯藻、曾國藩之門，與近代宋詩派具有一定淵源。俞樾與之同門，同為學人。《遜學齋集》有俞樾一序，謂「其詩上追漢、魏，而近作尤似蘇、黃」。然孫、俞為詩宗尚不同，俞所師法的是白居易、袁枚一路，而孫崇尚黃庭堅，開清末浙派袁昶、沈曾植的先聲。譚獻評其詩，以為「篇體清峻，學人之辭，古詩勝近體，七律勝五律，可謂篤雅有節」。符葆森謂其詩「中有奇氣往來」，「真不拾前人一字而自成壁壘者」。狄葆賢亦謂其「古體勝於近體，五古沖澹深秀，七古雄放典雅」。陳衍則謂其「五言古步武六朝，下逮王、孟，七言古則宋響矣。七言律似欲以使事見長」。這些評論都著重稱許其古詩，然七律亦多佳作。《揚州》：「二月煙花奈客行，小紅橋外雨初晴。最憐明遠傷時後，猶有隋家水調聲。六代山河殘雪盡，早春城郭綠楊生。千秋嗚咽邗溝水，人世樊川別有情。」難得佳作，其中五、六兩句，雖使錢謙益、王士禛執筆，未必能勝過它。 王拯，初名錫振，字定甫，號少鶴，亦作少和，廣西馬平人。有《龍壁山房詩集》十七卷。生平事跡，見《清史稿》本傳。王拯為廣西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他又是詩人，與朱琦旗鼓略相當，都屬於桐城詩派。廣西之有朱、王，猶黔中之有鄭珍、莫友芝。莫不如鄭，王亦稍遜朱。林昌彝《海天琴思錄》謂其「撫時感事之作，音節悽愴，如哀笳曉角」。祁寯藻題其《書憤》詩後云：「文章出入杜韓間，壯歲憂時未解顏。《書憤》一篇詩史在，《北征》終合勝《南山》。」但可惜《書憤》一詩中多污衊太平天國革命之詞。 梁啓超。就梁啓超自己的詩歌創作而言，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參加「詩界革命」運動前後的早期階段，一是從陳衍、趙熙諸人問詩法的後期階段。其早期詩歌，全憑才情為之，雖如陳衍《石遺室詩話》所說，是「天骨開張，精力彌滿」，但比較草率，比較粗直，比較淺顯。後期則摒棄了「詩界革命」之主張，而所作卻能斂才就範。他學杜甫，學宋人，真正達到「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之境界。故陳聲聰有詩詠道：「新詞新意乍離披，梁夏親提革命師。曾幾何時看倒退，紛紛望古樹降旗。」自注云：「梁任公、夏穗卿諸人倡『詩界革命』，夏早世，任公中年後一意學宋人。」康有為在《梁任公詩稿手跡》中批語，多以之比杜詩，以「詩史」贊之。 冒廣生，字鶴亭，一字鈍宦，號疚齋，江蘇如皋人。著述繁多，部分刊入《如皋冒氏叢書》，中有《小三吾亭詩集》八卷。生平事跡，見冒效魯《冒鶴亭先生傳略》。儘管冒廣生與陳三立、陳衍等「同光體」詩人交往甚密，且於宋人詩，特別是後山詩致力極深，他曾為《後山詩注》作補箋，並在《補作山谷生日詩得殺字》自稱「我詩學後山，苦未得其拙」。但是，他為詩卻與「同光體」迥異，他不學宋人，更不學江西派，不入黃庭堅、陳師道之門，而是宗法三唐，追求豪放明快、雍容大度、辭藻華麗、情韻並茂的詩風，如袁祖光《綠天香雪簃詩話》所云：「鶴亭詩豪爽英邁，有御虛直行、驅風拏雲氣概。」就此而言，在清代則與吳偉業、錢謙益、朱彝尊、陳維崧、王士禛為近。這一方面是受了晚清江左崇尚唐人的所謂「晚唐派」（一稱「江左派」）的影響，另一方面則是受其外祖周星詒的影響。在《小三吾亭詩集》中，有許多論詩之作，自陶淵明至公安、竟陵均有論述，他對前人多中肯的評價，同時又闡發了自己的一些詩學觀點。汪國垣《光宣詩壇點將錄》予以「地幽星病大蟲薛永」一席，贊為「洊雷震，君莫問，揭陽鎮。鶴亭為周昀叔甥，詩境俊爽，情韻並茂。所謂何無忌酷似其舅也。晚年與閩贛諸家通聲氣，詩益蒼秀」。這是似贊而實貶之論，酷似周星詒又何足道。我寫《近百年詩壇點將錄》糾正了這一偏頗，以「天貴星小旋風柴進」一員與之，謂其「功力之深，夫惟大雅，卓爾不群」。何以比之柴進？廣生為成吉思汗子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