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仲聯講論清詩 · 之二

吳梅村。《太炎文錄別錄》有評梅村的話，謂其「辭特深隱，其言近誠」；林庚白《麗白樓詩話》亦有「梅村以亡國大夫而委蛇於兩朝，其境遇甚苦，情感甚真，心跡甚哀」之評。《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表達了一種愛國主義思想，但十分隱曲宛轉。《後東皋草堂歌》寫瞿式耜，亦有愛國主義。七絕《贈寇白門》，寫得較好。《松山哀》最明顯，寫洪承疇事，有強烈的愛國思想。《圓圓曲》與愛國搭界。《勾章井》寫王妃事，亦有涉及愛國處。 梅村《新蒲錄》詩記載明季遺臣私祭崇禎帝事，表現愛國情感，狄葆賢《平等閣詩話》、鈴木虎雄《吳梅村年譜》均有所評論。此詩首見於木陳之《新蒲錄》一書，木陳為遺民和尚，後降清，錢謙益有序文涉及之。梅村出山後詩談不上愛國，但他較有良心，責備自己，應原諒之。早期愛國詩，除《松山哀》外，表現均較和平。愛國詩要昂揚、鼓舞人，梅村詩的較隱晦就不夠了。兩首《新蒲錄》詩，悼崇禎帝，但不肯收到自己的集子裡，膽子較小。故太炎說其詩特深隱，悔恨是真切的。 研究梅村詩，重點在「梅村體」，影響了有清一代詩人。陳維崧、吳兆騫好梅村體。清中期好梅村體的人較多，袁子才性靈派亦有梅村調子。再後，嘉、道間陳文述《怡道堂》有大量七言古詩，皆為梅村體。清末更多，樊增祥的《彩雲曲》《後彩雲曲》是梅村體調子。曾廣鈞，即曾國藩孫，也有此作。王闓運的《圓明園詞》為梅村體之作。福建女詩人薛紹薇也有幾篇梅村體詩。江蘇孫景賢的集子裡亦有之。王國維有《頤和園詞》，鎮江人丁兆靖亦為之。寫《頤和園詞》的還有幾家。江蘇楊圻《檀青引》是此體，後寫《天山曲》極佳，可與《圓圓曲》媲美。故可以說，梅村體對清一代詩人廣有影響。 「梅村體」來自何處？固可以說來自白香山的《長恨歌》、元稹的《連昌宮詞》，但不同在於，後兩者不大用典。《長恨歌》只用了三個典故，而梅村每句都有典。另一點，梅村體大多四句一轉韻，有一定規律，前用平韻，後轉則用仄韻，再後則又平韻。轉韻間並用「轆轤式」（或曰「頂針格」）。《長恨歌》也有轆轤式，但極少。再有，梅村體用律詩的句法，《長恨歌》不大用律體平仄。再從整體講，二者均反映國事，但《長恨歌》反映唐明皇事非白香山親歷。梅村體詩則親見、親歷，也有些未親歷但屬親耳聽到的當時的事情。白香山《琵琶行》寫個人淪落之情，梅村《琵琶行》反映國之大事，不是個人的淪落之情，故後者可目為詩史，而前者則不可命之為詩史。《長恨歌》為愛情詩，而梅村之作則不是愛情詩。白香山、元稹稱為「長慶體」。元、白擅用白描，梅村工用典實。王國維《人間詞話》評之用典太多，而不及白氏體。王說有一定道理，但並非全是。用典是中國詩的一大特點，一種用得較多的表達方式。「詩界革命」中之黃遵憲，大量作品依然用典。黃也寫過幾首梅村體，如《琉球歌》等，可見梅村體影響之大。梅村體來源亦有初唐四傑影響。王、楊、盧、駱四傑詩的特點，是用典、轉韻等，梅村學之。橫向方面，梅村體受到戲曲影響。梅村本人亦為曲家，有《秣陵春傳奇》等。他受明傳奇之《牡丹亭》、崑曲調子影響大。這就使「梅村體」不同於「長慶體」。 梅村佳作多，不限於梅村體。表現愛國思想的如《遇南廂園叟感賦八十韻》，即非梅村體。晚年寫的《礬清湖》，回憶當年避難情景，談不上愛國，但是好詩。《贈家侍御雪航》，來源於杜甫之《北征》《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但不同處在於杜作蒼涼，梅村坦平，是融匯了杜、白兩家。梅村五言古詩最好的是《清涼山贊佛詩》，寫順治皇帝與董鄂妃事。順治帝出家說不可靠，而詩寫順治出家，是依據傳說。此詩類似白香山《長恨歌》，區別在時事。這既是愛情詩，也是諷刺詩，順治為女人而出家。董鄂妃死後，順治帝花了很多錢為之作喪葬事，詩揭露了這種靡費。詩本身表達的情調比《長恨歌》要好，上天入地。這雖不是梅村體，但研究梅村體不可撇在一邊。 梅村的另一特點，在於用杜甫之「三吏」「三別」精神寫詩。如《直溪吏》《臨頓兒》《打冰詞》《堇山兒》《馬草行》《捉船行》《蘆洲行》，這些詩作現實主義較強，與梅村體的綺麗不同。梅村詩創新之處還有諷刺詩。《悲歌贈吳季子》「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銷魂別而已」，感情強烈，初始便噴發而出。梁任公晚年曾作《中國韻文裡頭所表現的情感》一文，對此詩極推崇，較梅村體為好。梅村古詩有許多寫景之作，也很好，如早期的《途松晚發》《丁未三月廿四日從山後過湖宿福源精舍》，極好。長篇的《廿五日偕穆苑先孫浣心葉予聞允文游石公山盤龍石樑寂光歸雲諸勝》寫太湖洞庭山之風光，極好。梅村七律並不高明，近於陳子龍。清初，錢謙益倡宋詩，黃梨洲也倡宋詩，開浙派學宋先聲。梅村七律基本上屬雲間派，陳臥子一派，主要學明七子調子，是保守派，主張學明七子的「唐詩」。梅村很崇拜陳臥子，一首詩全是實事，開合動盪。梅村排律，《思陵長公主輓詩》好。梅村七言絕句好，情調、風神俱佳，當時可與錢謙益並駕齊驅（王漁洋屬後一輩）。《讀史有感》之類尤佳。《讀史偶述》等有詩史價值。 宋末文天祥等人鬥爭時間短。宋遺民較明遺民言只是慟哭，談不上抗元，而清初明遺民親身參加實際的抗清鬥爭。宋末人數較少，而且不全是文人，隊伍單薄。清初自陳子龍等開始，勢力相當大，持續時間長。談愛國詩要談藝術，清代愛國詩千姿百態。陳子龍既是詩壇領袖，也是愛國的代表，講愛國詩要注意在詩壇的代表性。北方傅山風格與南方風格不同，不可脫離藝術流派。 忠君與愛國在封建時代不可分。為明代殉國者屬清代還是屬明代？論定要有科學根據。 梅村詩究竟何者為好？《圓圓曲》主要寫吳三桂，諷刺之，愛國成分極少而且牽強。朱文 整理者按：指朱則傑《清詩史》。 寫法可以，但對梅村其他東西一句不提，有主觀武斷之嫌。張爾田認為梅村最好的詩為《清涼山贊佛詩》，屈大均抗清問題，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載之極詳。朱文寫了朱彝尊抗清思想，寫得好，但當中有武斷處。遺民詩人三鼎足：顧亭林、吳嘉紀、屈大均。顧與吳是現實主義，但表現手法不同。顧炎武用典，吳嘉紀以白描，兩家均反映事實。屈大均屬浪漫主義，又與現實主義結合，有不少現實性的東西。屈詩除愛國東西之外，還有山水詩、愛情詩也寫得很好。李因篤、朱竹垞，亦表現了愛國主義。朱文歸屈詩為「仙」氣，當然可以，但不可概全。屈詩抒情性強，是其最大特點，有鼓舞、宣傳、煽動性，故與前二者三鼎足。屈不用長篇寫現實，而以之寫山水。顧、吳不是「雙子星座」，兩者在於表現手法不同，又都在表現、記載現實。 潘四農說顧亭林詩質實。顧詩抒情不夠，而不是什麼以抒情為特點。顧之悼亡之作也寫得呆板，難以動人，是受學人之詩影響的結果。顧以反映現實為長，而不以抒情見長，這是陳石遺先生講的。《石遺室詩話》只談詩藝，忽略了很多東西。石遺有詩評顧亭林七言長篇古風，但其詩集中未收。評顧亭林，朱的見解精闢，認為亭林是學人之詩，這觀點是朱第一個提出的。牧齋學問的確廣，但顧之學問更精確。顧與錢相較，顧不懂道藏，廣不及錢。他對牧齋文章極推崇，雖輕其人。石遺認為顧詩「少趣味」，指其缺乏文學上的形象性特點。趣味是通過形象表現出來的，亭林大部分詩以議論為詩，故極少趣味，形象不鮮明，抒情煽動性不夠。顧風格只能是「質實」，而不是沉雄悲壯。沉雄悲壯是大家多有的，屈翁山也如此，而「質實」則為亭林獨有。 《大行哀詩》是排律，「質實」得很，句句用典。牧齋《哭稼軒留守一百二十韻》則寫得動盪開合，究竟為大手筆。亭林餘事作詩，詩不可推之過高。《千官》以論為詩，笨極，無言外之味。《感事》七首，板滯。亭林詩為「經史」之詩，非泛泛言「學人之詩」。「一代文章亡左馬，千秋仁義在吳潘」，為亭林詩中佳句，但也少感情。《京口即事》很有氣概。《帝京篇》寫明朝，結結實實，無動盪開合。《金陵雜詩》空闊，由明七子來。我的看法是，亭林詩調子還是明七子，如就詩論詩，還不如明七子。七子生吞活剝，「便由吳江下楚江」即是。 黃遵憲亦多用典，但較高明，如《馬關紀事》。亭林詩與其進步思想並不吻合。公度《大獄四首》，說明其年輕時寫詩用典就極好。《香港感懷》亦同。黃用典較為靈活。其「詩界革命」的特點：一方面是「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新語言，新東西；另一方面在繼承性上全面，在此基礎上創新。再有反映新事物、新東西，還有就是外國東西。貫穿在詩中之愛國東西並不新，因為別人也有許多。甲午、庚子之詩顯不出他的特點，也不是新東西。在繼承上創新，既以口語創新，又有典故，統一在他身上，這與時代有關。 亭林《秋山》是好詩，形象性較好。用虛語「已用」「復見」等，使詩句流動，顯得活躍些。《表哀詩》典故較多，表不出多少哀。王闓運《圓明園詞》一方面揭發了帝王奢侈，一方面揭露了帝國主義侵略。王國維《頤和園詞》在思想上不可與之比，後者歌頌慈禧，大罵民國。《十二月十九日奉先妣藁葬》一詩，寫清軍兵過如織，較平凡。《上吳侍郎陽》，前面尚曉易，中間又開始用典，平凡如史書。吳氏事多驚心動魄，但寫得卻較差。 用典之道，要熟典生用，死典活用，僻典熟用，一典多用，每個人用一典要切自己詩境。作詩學研究，只有搞清了這些基本的東西，方可正確理解詩意。牧齋句：「銀輪只在屋西頭，一掌偏能障好秋。」「屋西頭」，合明桂王。此夕月應在東，偏言其西，蓋清位東也。我的「羅睢掌上山河影，爭與神州共陸沉」句，死典活用也。用典是種藝術技巧，有許多事，直寫不勝其煩，而且有許多東西，不便直寫，要寫得隱晦一些。識者自識，草包固其昧之也。封建時代作社會諷刺，須用此法，避免賈禍，以典掩之。 《李定自延平歸賚至御札》，寫得較好，但典型的明七子調子。亭林七律多此調，寫得過於結實。《海上》四首寫得較好。「真闕」即「仙闕」，「水傍神州來白鳥，雲浮真闕見黃金」，指自日本乞師抗清事，王蘧常謂指魯王，誤。寫估計，寫希望。後首「萬里烽煙通日本，一軍旗鼓向天涯」，寫具體的事，即鄭成功之舉，兩首詩是不矛盾的。這幾首詩之所以寫得好，是用些虛字，變得靈活通脫些。但這幾首詩在使用典故上屬熟典熟用，而未熟典生用。清代學者很多，但真正的詩人不多，學者中唯紀昀可當之。我以為《閱微草堂筆記》較蒲留仙《聊齋志異》寫得好。《淄川行》，漢賦調子。《哭顧推官》，效杜甫《八哀》詩調子，寫得稍覺動盪。杜之《八哀》與早期《北征》不一樣，以興趣寫之，而非錘鍊之工。杜晚年方臻不事錘鍊而自工的境界，後人無可企及。《哭陳太僕子龍》，開始與上詩同樣筆法，對陳一生概括得較好，語言不平板，而顯出堅韌。《賦得江介多悲風用風字》，以「賦得」掩人耳目，而寫時事。陳沆擅作試帖詩，為有清一代高手。《簡學齋詩乘》中詩，受試帖詩影響較大。唐人試帖高手為錢起，《賦得湘靈鼓瑟》《高漸離擊築》《諸葛丞相渡瀘》等，均借古代事擬今。《浯溪碑歌》，發抒中興希望。《京口》，為明七子、陳子龍調子，但其二寫得較好，情感洋溢。《元日》，表現忠君，傳統觀念。《歲九月虜令伐我墓柏二株》，吳嘉紀也寫過伐木事，但內容不一樣。《瞿公子玄育將往桂林不得達而歸贈之以詩》，寫得較好，句如「萬里一身天地外，五年方寸虎豺間」，仍為明七子調子。此詩言之有物，概括了許多事情，是以七子調子寫得較好者。《金壇縣南五里顧龍山上有高皇帝御題詞一闋》，全詩極有氣概，起句「突兀孤亭上碧空，高皇於此下江東」，天外飛來，全詩開合動盪，與其他詩不同。《淮東》寫劉澤清事，梅村《臨淮老妓行》亦寫此人事，以梅村體調子來寫，亭林則以古詩來寫，同漢樂府調子相似。《贈路舍人澤溥》，同亭林一段事有關係。《丈夫》，典實較少，亦好。我讀亭林詩，覺其寫得虛一些的較好，寫得實的沒有味道。亭林有意識地以不同題目將國家大事貫穿起來。《贈朱監紀四輔》，寫得好。《金山》，寫張名振軍進入長江，打到鎮江，亭林對進攻長江事十分擁護，氣概很高，此為順治十一年（1654）事。但以後鄭成功進軍長江，亭林就不贊成了。《江上》，記順治十六年（1659）鄭進軍長江，認為戰略方向不對，主張「一舉定中原」，從陝西進軍，居高臨下。但前面張名振進軍長江，他卻贊成，前後有些矛盾。亭林主張「定中原」，自己身體力行，北上經營，所以亭林的戰略主張是以關中為根據地，《江上》體現了亭林正面的戰略主張，這可印證亭林戰略思想何時建立。張名振那次進軍，是海軍進軍長江第一次，很鼓舞人心，所以亭林寫《金山》詩時，張軍未敗，亭林很愉快，《金山》充分表現了亭林的心情、態度與喜悅。《舊蒼洲》，寫蒼洲一片荒涼，反映現實，而不是弔古，這從「唯有」「空城」之語可見。七律《白下》較好，屬杜甫《秋興》格調，但抒情極好。錢謙益用杜甫韻，而不用其板眼。《重謁李陵》「問君何事三千里，春謁長陵秋孝陵」，契其詩，多寫謁陵，顯得迂腐。《羌胡引》，好詩！為亭林集中一首怪詩，罵滿洲，寫得奇奇怪怪。明初劉基《二鬼詩》是怪詩，罵元朝。「鬼」指外族人，鴉片戰爭後，「鬼」指外國人，成為特定名詞。牧齋《浣月詞》之作，似亭林此詩寫法。亭林詩點出滿洲，很清楚。 錢秉鐙。圖書館有《藏山閣》詩複印本。寫文學史，我不以人論詩，而要以詩論詩。潘德輿推揚顧亭林，但他自己的詩卻簡淡似陶。錢秉鐙亦為學者，有《田間易學》《莊屈合說》。他與顧亭林相比：顧抗清，有行動，在清王朝占領區進行地下活動。錢秉鐙抗清自福王始，一路過來，又從唐王、桂王，活動區域在南明，而不是在占領區，最後桂王失事，方回到家鄉。錢秉鐙公開出仕南明，顧雖在唐王那裡有官位，卻是空的，錢則為實官。顧詩在乾隆時被禁，見清文字獄檔案，《清稗類鈔》亦載私藏顧詩吃官司事，見「獄類」。 研究錢秉鐙首先要注意本人詩的價值；另一點錢秉鐙為桐城派詩之初源，故桐城派詩文之開山均為錢秉鐙。《桐城文錄注》首為錢秉鐙。所謂開山作用在什麼地方？現代人評桐城，多不看作品。方苞貶錢牧齋「其穢在骨」，不對。他對牧齋抗清事不了解，認為牧齋人品、文品皆偽為。方望溪之文為柳宗元等正宗一派，而牧齋好東坡文，是《戰國策》風格。故桐城文潔淨，講究語言雅潔，不為戲曲、小說之語言。而牧齋卻並不在乎，著文洋洋大觀，即有小說氣，而這卻為桐城派所詬病。這也是方望溪反對錢牧齋的原因。錢秉鐙之文尚為言之有物者。 對桐城派文章，錢玄同斥為妖孽、謬種，他自己不會寫駢文、古文，所以要罵桐城。 今天評價桐城派，就文章內容說，從錢秉鐙、方苞始，到梅曾亮，思想內容都是進步的。另外，戴名世也是進步的，這是指思想上。錢秉鐙不仕清，戴曾為清廷官員，但也反清，劉大櫆思想也是進步的，從他的《焚書辨》可見。方苞《獄中雜記》等，寫得就好。姚鼐文章提出陽剛陰柔之美，提出神、理、氣、味等論說。他的古文一方面談理論，另一方面藝術性較高，他的長處在藝術性方面。他的詩里有進步的東西，特別是早期的詩，反對乾隆皇帝，以漢武帝為對象，實際上指乾隆，借古諷今。姚鼐用西崑體寫的詩，都是借古諷今。這是安徽人特點——離經叛道。其弟子梅曾亮文，有多篇反對封建統治之作，膽子很大，表達了進步思想。梅曾亮為南京人，洪秀全打進南京，馬上請梅曾亮、包世臣，可以說明問題。包世臣也有離經叛道之舉，見汪士鐸筆記中。在南京一段後，梅曾亮出走到了蘇北。梅為何出走？推測起來大概對洪秀全耶穌教難以接受，中國士大夫不可能拋棄孔學。 梅曾亮之後，是曾國藩之湘鄉派文風。曾滌生四大弟子，師承桐城。如黎庶昌、薛福成，對外域均有了解；吳汝綸為曾門弟子，但文風是桐城文風，不是曾國藩文風。吳汝綸也出去到過日本考察教育，他還能接受新事物，為嚴復譯《天演論》作序。我的《清文舉要》多選這些人的文章。 謝國楨《晚明史籍考》中所列晚明史書，不可不讀。錢秉鐙《藏山閣》詩主要寫參加抗清活動，以後《田間詩》寫於回鄉隱居。前者主要反映民族矛盾，後者反映階級矛盾。明末清初，民族矛盾為主，故李自成、張獻忠可與南明合作抗清。錢秉鐙之後期詩體會到了農民的艱苦，但不能將錢秉鐙說成「田園詩人」，如果這樣就顛倒了他一生的主要關係。他與陶淵明不同，陶淵明做晉朝官，厭倦官場。陶對篡位不贊成，不寫劉宋年號，正統思想很狹窄，陶的「金剛怒目」是對著劉宋的。錢秉鐙前期參加抗清，後退出抗清，頤養晚年，而未像屈翁山戰鬥到底，不應強調他的田園的一面，而應重視他前期戰鬥的一面，這才是他主要的方面。 就詩論詩，我認為也是錢秉鐙前期的詩好，他後來去過北京，與仕清者有些來往，官雖未做，但戰鬥鋒芒已減。與屈翁山對比起來，錢氏要遜色一些。錢初期詩風格上明顯學古，來源於阮籍之《詠懷》，陳子昂、李白之《古風》。《江上懷友》「空林人不來，落葉滿天地」，學唐人詩句。《官兵行》以下數詩，學張、王樂府，較白香山好，深刻。《漕卒行》也是。《讀石齋先生疏有作》寫得好，是杜甫風格。《秋浦酬孔仲石魚酒見餉》寫得好，「近日故人容易貴，幸因貧賤未曾疏」，似杜之白描抒情，因而感人。《騎驢西街為樞司前驅呵止車上人責供口占》寫得十分深刻。《紀哀》《又二首》，好！《感時》寫出明末之腐敗官吏。《移家白門紀事》長篇，非常好，精神介於杜甫《北征》、白香山的通俗之間。 清人喜歡搞些古樂府，以為高標，取法乎上之意。錢秉鐙亦有「樂府本調」詩，漁洋亦然，姚燮詩中尤多漢樂府。清人寫漢樂府調，姚燮最好，所作樂府為古奧一類，如「郊廟」等。他的樂府取漢賦之中古奧詞彙，卻並非生吞活剝，而有創新。凝練詞彙，古香古色，佶屈聱牙。湖湘派中王闓運、鄧輔倫亦為樂府。只有「同光體」諸人不尚此風。這體現了明七子復古的餘波影響。錢秉鐙用古樂府題，而有新樂府味。如《有所思》，有現實意義。《戰城南》，亦反映現實。《過江集》，崇禎十五至十六年（1642—1643）作，寫得好。《雜感》，用杜甫《哀江頭》的調子。顧亭林從正面表達愛國思想感情，錢飲光從批判角度表達憂國。丘逢甲七律以跌宕之筆出之，變成自己的語言，此本領公度未具。「半生身世困江沱」一首，描寫了朝廷衰敗狀況。 《過江集》每首都反映了崇禎末年情況。《清溪竹枝詞》末首，寫得較具體，不似漁洋寫得較空。「國公府內看燈船」，是寫實。《戲贈長干諸校書口號》亦同。《襄陽曲》，南朝樂府題，「襄陽今有賊」，謂張獻忠。《武康道中即事》五律，寫得有杜韻，句法亦相似。「田荒閭左盡，廨廢縣官貧」，勾結很牢，每句中有直接推理關係，誠杜詩筆法。《自武康入杭道逢雷雨》，排律。他寫詩均為生活中事體，好處即在此。此詩中「客久無長鋏」，反用典故；「官貧贈小船」，生活中事，凝練、白描兼而有之。《昌化道中》「壤黑多栽漆，煙青識焙茶」，句法如前，有因果關係，從生活中來。《湖上書懷呈陳臥子司理》，見出與陳子龍來往。《武林送陸大麗京之江右》，陸後來做了和尚。《南園雜詠同仲馭作》「有竹皆穿徑，無門不用柴」「溪聲直上階」，觀察細緻，極富煉意。飲光寫《南園》詩自杜甫來，杜有《何將軍山林十首》，飲光《南園雜詠》一組詩即由此來，以一詩詠一景一境。秉鐙學杜，在學杜詩真摯之作，而非「國破山河在」一類。《息園應塞庵相公命》句「修竹鄰牆出，青峰隔岸移」，寫得好，極有意境。鄭孝胥詩句「小立過千山」，有此種韻致。《江行暮雨有懷白門諸友》，極有氣概。 《生還集》甲申、乙酉，即崇禎十七年、順治二年間（1644—1645）作。《詠史》，借史寫時事，與太白《古風》、阮籍《詠懷》為一類。《春興》五首，為杜甫《諸將》做法，但又不完全是《諸將》格調。「柳色—拖雨」，「梨花—逐風」，不協調。後幾首借景色寫時變之感。「班吏未全更漢吏」，諷刺貳臣。「乞師空費申胥哭」，指吳三桂借清兵，亡闖王，亦亡明朝。「申胥」指「申包胥」，也可指「伍子胥」，牧齋《伍子胥論》，即稱「伍子胥」為「申胥」，《國語》中亦此稱。這裡的「空費申胥哭」，即可釋為伍子胥哭韶關。指吳三桂借兵報私仇，與伍子胥同，借吳兵報私仇。後句「仗節誰容蘇武忠」，指左懋第，指斥清廷無匈奴氣量，匈奴尚可容蘇武不死，而清廷則氣小量狹，殺了左懋第。清有打油詩：「大元不殺文天祥，君義臣忠兩得之。」「都尉蘭山」，謂李陵、賀蘭山。牧齋《投筆集》不僅有杜甫格調，宋人、元遺山格調均有之。《長干行》，寫清兵擄掠，內容與梅村《聽女道士卞玉京彈琴歌》相同。《偽親王》《偽後》《偽太子》，詩史之作，對三件案子有自己的看法，其文集中有《南渡三疑案》。五代馮道無忠君意識，有莊子思想、農民思想，誰做皇帝都可以，只要我做官。 研究生要想根底紮實，最好的辦法是注一部書，以增大知識的全面性、廣泛性。錢秉鐙詩集值得去注，甚至比我注《人境廬詩草》價值都大。朱東潤《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誤人子弟，所選代表性不強。抗戰間出《內憂外患叢書》，商務《痛史叢書》收清人筆記不少，我著《吳梅村詩補箋》，依之甚多，《牧齋補箋》之成，得益於參照各種筆記，對比甚多。袁子才詩理論較好，但詩要謹慎，拍馬屁、油腔滑調，要看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是馬克思主義的。 錢澄之《二忠詩》，一寫史可法，一寫黃得功。《哀越詩》，記史。《悲憤詩》，寫錢仲馭倡義事等。《震澤》，以景寫情，好。《徐松濤御史》，深得杜甫神韻，有生活，自生活中來，非模仿之作。《重過沈聖符村居》亦同上，十分沉痛，精細而不粗糙。《夜渡》有句「過水一星長」，妙。《過昌化感舊》有句「萬事銷烽火」，極凝練。《三吳兵起紀事答友人問》，寫事極細。《放歌贈吳鑒在》，七言放歌體，風格有李太白味道，是重要作品，從後面的描寫來看，他到唐王那裡很不得意。抒情詩，非紀事。飲光文集中有《吳廷尉鑒在傳》，述其前後很詳細，僅看詩尚難理解，其中紀事也詳。前面的《初達行在》兩首，亦表達了對唐王朝廷的不滿。 《古詩》幾首特別好，從阮籍《詠懷》、李白《古風》、張九齡《古詩》來，用比興法。漁洋《秋柳》寫傷感，而非寫秋柳，旨在寄託。有人講其無寄託，胡說。魏源《詩比興箋序》須讀。錢澄之這幾首《古詩》，整體比興，其中又比興中有比興，以橘比人。「置我黃金床，嬌愛不見御」，是說唐王對我雖也重視，但不重用。其二諷刺，形式如作戲。其三多用反語，諷刺得勢權貴，表面上寫自己，實則刺權貴。其四有些直刺了。《侯家行樂詞》，為鄭氏作，寫鄭成功事。《福州迎春歌》，開始寫法如杜甫《麗人行》，後面調子轉到初唐四傑，而後兩者從南北朝庾信小賦中來，對比諷刺。《入虔次芋園驛》「萬里依劉表，天涯度漢年」兩句，極好！《石牛驛》，點出主旨，但與白香山率意點出主題不同，是包含在句中，不是議論。《沙邊老人行》，通過老人表達兵禍事體，與鄭珍《江邊老叟行》同樣旨法。招強盜用之，可與鴉片戰爭時詩參看。《樓船行》寫楊廷麟。 所謂詩史，一路寫來，要有眼光，擇關係重大之事、重要歷史大事件作為題目，有意識選擇，作者有當事人，有半當事人。飲光寫詩史，可稱為半當事人，一方面既參加南明王朝，另一方面又聽到傳聞入詩。晚清金松岑之詩，即以當時社會與國際大事為題，可視作中外詩史。黃遵憲一半客觀寫，一半親身經歷。康有為主要寫抒情詩，通過抒情反映現實。梁啓超寫刺伊藤一詩，即客觀述寫，並非當事者。一個作家生在其時代，從其作品中看不出時代的影子，不是好作家。故王、孟不是一流作家。但詩別有一面，不一定都寫詩史。歷史事件、人類生活是一面，對大自然的愛好是另一面，詩歌描寫大自然也是好詩，但不一定是第一等詩，這可能是我受傳統詩教影響。契合時代，契合自己的情感，顯出自我面貌。金松岑詩無個性，看不出他的情感，卻有才氣。 「千江同一月，一月印千江」，佛家禪宗之境。錢秉鐙後期的詩以下諸作可注意：《石牛驛》通過身歷寫歷史，《沙邊老人行》《樓船吟》《從軍口號》《哭漳浦師》寫忠臣義士，《秋興》較牧齋差些，寫得輕，《哭仲馭》《虔州行》寫關鍵歷史事，《詠史》《後詠史》《哀江南》寫一大批義士，《南京六君詠》，其中之一為乞丐，「傳道城南乞」句極好，《義豬行》新題材，還有《望長沙》等。《生還集》以古樂府題寫現實，寫自己流浪生活，有真情實感。《詠物》，有寄託。《留發生》，極好，留髮不留頭。他的流浪生活，比杜甫豐富得多。屈大均經歷雖豐富，但以抒情方式寫，生活性較淡。《喜達行在二十韻》，寫到桂王處。還有《寄呈留守瞿相公》《贈汪辰初》等。《行朝集》中有《端州雜詩》《悲湘潭》《寓懷》《廣州雜詩》《臨軒曲》，較粗糙。《失路吟》中有《得留守及張司馬死難信》《將歸操》《行路難》等，寫得較粗糙，少技巧，《行腳詩》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