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仲聯講論清詩 · 之一

我的看法，思想性靠藝術性表達。首要弄清詩各作者自我面貌及個性。同一時代、同一活動，詩人個性不同，故應重視個性、獨特面貌。清初的明遺民，籠統言之，各種人物都有，所作差不多。但遺民詩不是流派，其中個性不同，藝術風格亦不同。詩與個性是交流的，要重視其個性的獨特性。例如顧炎武，本身是學者，特點是靠實學，戰鬥性強，務實，故其詩可見其個性，通過其詩藝術風格體現出來。顧炎武同一般詩人不同處，表現在他的個性——務實，但其詩缺乏形象性。詩要由形象來表達，而他務實。用典多，湮沒詩的形象。他也並非無形象之作，有一些，但極少，不到十篇。同時的屈大均顯然不同。屈浪漫思想較多，但不等於不務實。參加抗清鬥爭，顧炎武作實地考察。鄭成功進長江，顧作《江上》一詩，反對進攻長江，認為冒險。屈翁山參加了鄭成功的行動，此事可參考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有詳細考訂。他提倡進攻長江，這種進攻有些冒險。翁山後出家做和尚，其一生都致力抗清事業，吳三桂反清，他也去參加，因看到吳三桂野心而退。屈翁山一生活動充滿浪漫、幻想，參加並沒十分把握的活動，但也不是不務實。 顧炎武天文、地理、音韻皆精。顧對民間風俗不夠了解。顧所處明末之時代，與外來傳教士接觸少。屈翁山南北遍走，很熟悉南方之地理，訓詁、考訂亦懂，並非不務實。尤其他對風俗、民俗很了解，有《廣東新語》，可見其知識面廣博。這是活的知識，亦有務實根基。他充滿幻想，抱有恢復的希望，個性浪漫，故屈詩形象性強。但顧亭林、屈翁山二人並非現實主義或浪漫主義之別。清末的「詩界革命」，是適應戊戌變法產生的，很多詩人個性完全不一樣。其中黃遵憲與顧炎武相近，都講究務實。表現在從事政治運動上，不講空話。而康、梁講空話，沒有經驗。黃在湖南推行新政，腳踏實地推行新法，務實。這種務實精神體現在他的詩中，詩與個性亦同。黃公度的詩，反映了近代帝國主義侵略，對外部世界都有反映，切切實實，都很具體，紀實性強。黃公度詩同於顧亭林處，亦在用典，恰到好處。務實是黃的個性。康有為的詩浪漫性強、講空話，特點是浪漫，充滿感情來表達思想，激動人心之處較多，這一點超過黃公度。幻想到《大同書》，可見康之幻想，憑想像說之，康之浪漫精神為康之個性，與黃不同。丘逢甲也實際，在台抗日，晚年亦致力復台，其詩抒情性強，不同於黃、康。其英氣勃勃，復台充滿信心。黃詩缺乏英氣，缺乏煽動性。 通過個性不同比較，內部外部之間，看出名堂，比出個性。研究清詩要把握住個性。排列名單，並列式研究，顯得陳舊。陳祥耀《清詩選》不夠好，羅列遺民詩，看不出個性。 還要看相互影響、關係、流派、風格，地域間如何互相影響推進，形成多種多樣的變化；還有不同體裁之間的影響，如小說、戲曲對詩的影響。反之亦然。 戲曲對詩之影響，突出的始於明代。相互關係如湯顯祖之《牡丹亭》，唱曲韻律優美，語言亦是詩歌語言，這就是詩的影響。王夫之對湯詩很恭維，否定戲曲影響詩歌。到清，首先影響了吳梅村。「梅村體」即受戲曲影響。《長恨歌》亦然。吳寫了大量的實事之作，上至宮廷，下至妓女，正是戲曲的主題。吳用戲曲風格作詩。後來，蔣士銓用詩寫戲曲，主題是忠孝節義。姚梅伯有意識從事戲曲研究寫作，其樂府詩大有戲曲味道，將戲曲內容寫到詩里，如《雙鴆篇》。戲曲之詞語，被詩人用到詩里，首先王漁洋最顯著，如「雨絲風片」用入詩里，而注漁洋詩者未注出此句出自《牡丹亭》。明七子作的詩，戲曲、小說語言是不用之入詩的。此問題可作專題去討論。 袁枚的性靈與宋湘的性靈不一樣。袁枚油腔滑調，宋湘格調高雅。各地方詩歌情況，以後可作為專題來談。 橫向的相互影響——相反相成，主要指地區之間、省區之間。清代詩要充分研究相互影響，找出脈絡，方可說明問題。 錢牧齋與王漁洋。錢為漁洋《漁洋精華錄》作序，並贈詩。王的地位名望均為錢推引起來，有「代興」之語。錢作《古詩贈王貽上》，時王年方二十八，錢已屆八十。《吾炙集》，漁洋詩為何沒有？但二人詩風不同，王崇嚴羽，錢厭嚴羽。錢論詩主張反映歷史與滄桑變革。這些東西，激動詩人的心，從這樣的現實生活激發得來的詩，才是一等的詩。王漁洋講「妙悟」「神韻」。二人相反。康熙三年（1664）錢牧齋故去，他能看到的是漁洋此前之詩，有些現實意義，故推崇之；也有點反清情緒，見《漁洋精華錄》最早幾首詩及《蠶租行》等。還有《秋柳》四首，懷念故國。鄭鴻《漁洋山人秋柳詩箋》，得之漁洋後裔。抗戰前刊出，載《學術世界》。錢夠得上「南雁」，「西烏」指顧亭林為一說，謂顧炎武到山西反清事。此說法錯誤，時間不對。詩後兩句謂指錢謙益之說也不對。「枚叔」指梁王手下的官，而錢為中央之官，即福王也已是皇帝身份。「枚叔」應指侯朝宗，用河南地方典故，有所譏刺。黃宗羲亦提到此事，認為應體諒人心，是否真心實意。《寄一靈道人》，王漁洋給屈翁山寫的詩，與屈有往來。《秦淮雜詩》亦能看出王漁洋未死心仕清。黃、顧也不反對滿人皇帝做得好。可見錢推引王漁洋是有共同之處的。王亦借重錢的名望。 錢雖反「神韻」，但其七言絕句，亦富神韻，與漁洋有共同之點。錢江南人，王山東人。錢影響王，有相同的部分，有不同的部分。後趙執信反對王漁洋，其《氓入城》《兩使君》《道旁碑》等詩，與漁洋詩不同。他之所以反對王，意在抬出虞山馮班反對王漁洋。漁洋本為虞山賞推而抬起來的，馮班為錢的學生，趙又師馮。 錢牧齋北向對山東人的影響如此，向南影響到廣東。其影響在政治上、詩歌上均有，對屈翁山推崇。錢仕清僅五個月，後始終從事抗清工作，與桂王、鄭成功均有關係。金鶴翀《錢牧齋先生年譜》、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均有記載。屈大均在鄭成功進攻長江一役中，搞過暗中聯繫活動，事詳汪宗衍《屈翁山先生年譜》。屈曾客山陰祁班蓀家中，暗中活動，見過錢謙益，可見魏耕《雪竇山人詩》。錢《牧齋有學集》中《羅浮種上人集序》（屈僧名「今種」），高度評價屈詩之「忠君愛國」。錢影響到廣東，可見木陳上人《新蒲錄》。牧齋詩在廣東有刻本。 錢謙益對浙江方面的影響，在詩歌理論方面較多。其詩論反嚴羽，主張現實戰鬥，影響了浙江黃宗羲。黃論詩主張來自錢。《中國歷代文論選》中以黃代錢，因列錢不便。黃之父黃尊素，為東林黨著名人物，錢也被許為東林黨中「浪子燕青」，二人交善。黃尊素死後，錢為其作墓志銘。梨洲小錢一輩，顧罵錢，黃不罵錢，且與錢共同進行反清工作，策反金華馬進寶工作，二人相交甚好。是錢影響黃，而非黃影響錢，所以說錢的詩論橫向影響了浙江。錢、黃在詩學取徑上提倡宋詩，影響了浙派。浙派倡宋詩來自黃，而黃來自錢。對錢謙益的評價是個問題。 清中期廣東人黎簡，受浙派影響，反過來他又影響浙派。有兩方面：一方面影響浙西秀水派，但畢竟不同；另一方面影響浙東大詩人姚燮。姚很推崇黎簡，黎簡既是詩人，又是畫家。姚燮於戲曲、小說、畫皆通，有共同點。戲曲、小說、畫有相通之處。對各種藝術要有研究，對創作研究有好處。特別是畫論與詩論有相通之處。畫派別有南宗、北宗，詩論中有許多是從畫論裡面來的。 黎簡詩與浙派不一樣，但說黎受浙派影響，是怎樣的呢？《黎簡先生年譜》附錄詩評補遺：「許宗彥《鑒止水齋集》卷三《題黎二樵五百四峰草堂詩卻寄》云：『百年論風雅，俎豆王與朱。邕和清廟瑟，明靚傾城姝。俗士忌自立，好學邯鄲趨。粉黛飾村媼，靡曼夸吳歈。何人善變辟風格？近數禾中少宗伯。海內賞音誰最親？獨有嶺南黎簡民。』 二樵論詩最膺服錢少宗伯。 」此段可說明秀水派對他的影響。為何說黎簡反過來又影響了秀水派呢？可參見我的《清詩三百首》頁四十七錢儀吉《讀黎二樵詩》。錢儀吉為秀水派後輩，是錢載的親戚。 「詩界革命」的黃遵憲，是現實主義詩人。面向世界，反映中國被帝國主義侵略之現狀，這是黃詩主要特點，但愛國主義並非其獨有。他獨有的是寫新事物、自然科學、外域等各方面的東西。黃詩的這一特點，是在其時代與其經歷的基礎上產生的。清詩在黃以前寫海外者有不少人，如胡天游《海國詩》，就寫到了海外，很像黃遵憲的《番客篇》，有共同點。胡天游是浙江山陰人，說明浙江人對黃的影響。江蘇阮元也有寫西洋新東西的詩，黃必看到過阮元之作，會受到影響。北方人舒位，河北大興人，也有寫新東西的詩，如《鸚鵡節歌》，寫澳大利亞鸚鵡，寫外物較早。寫澳大利亞鸚鵡的，只此一家。澳大利亞雪梨大學一學者叫劉渭平，原來是民國駐澳大使，後留居澳大利亞。他來蘇州訪問我，告訴我這件事。黃遵憲有好幾首詩模仿舒位，此詩他定會見到，說明北方舒位對黃寫新東西也有影響。 廣西人也對黃遵憲有影響。胡曦雖為廣東人，但他所居興寧縣距廣西很近，兩人來往密切，可參見我的《人境廬詩草箋注》附錄二《黃公度先生年譜》同治十三年條注。詳細的可以看我寫的《嶺南新派詩人胡曦》，收於我的《夢苕庵清代文學論集》。 黃遵憲寫了許多新東西後，江蘇人毛乃榮學其《今別離》，詳見我的《夢苕庵詩話》。影響最大的是金天羽。我最推崇金天羽，他早期為詩界革命派，晚年脫離政治。《孤根集》主張革命文學，寫革命的文章。後繼承了錢載的一路。他的《海軍行樂詞》《招國魂》《讀黑奴籲天錄》《都踴歌》《廣遊仙詩》《蟲天新樂府》等，實踐他的主張。還有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東西。他晚年輕視這類詩。黃務實，金浪漫，有煽動力，黃影響到了金天羽。 黃遵憲與同光體詩人關係也不錯，互相佩服。他也必然影響到同光體詩人，如陳三立、沈曾植。「同光體」對他也有影響。《人境廬詩草箋注》所附「陳跋」等各跋文，可說明黃詩對同光體詩人的影響。黃往下的影響也很重要。新詩主要受西洋詩影響，故金松岑往下就沒有影響了。 戲曲、小說同詩之關係。戲曲、小說各有其理論，可分為戲曲與詩、小說與詩的關係。 詩人兼戲曲家，明清以來很多。最著名的是明代王世貞，有《鳴鳳記》，以駢體文寫之，又是後七子領袖之一。湯顯祖，有《玉茗堂四種》，他也是古文家兼詩人，錢謙益很推崇他。其古文為唐宋派古文，詩也作得好。王夫之評湯顯祖的詩，極為讚揚。王夫之評詩、選詩，選其有神韻者，他不喜歡《孔雀東南飛》、杜甫《北征》等詩，喜歡餘音裊裊那一類作品。他選明詩，反對七子、公安、竟陵，而最推崇湯顯祖。其《姜齋詩話》亦有反映，不喜長篇詩、敘事詩、現實主義之作。王看到吳梅村的詩沒有？不知道。但他年齡比吳梅村小。吳詩當時風行海內，王很可能看到。《圓圓曲》正受到戲曲、小說影響。王夫之認為這些東西不登大雅之堂，我曾寫過反駁王夫之這種偏見的文章。但王夫之的詩論有很多高明的地方，如愛國精神、對湯顯祖的推崇等。湯之戲曲就是詩，曲中許多優美的唱詞，就是詩的語言。阮大鋮有《春燈謎》《燕子箋》，同湯顯祖的戲是一派，文筆好極了，阮大鋮詩的成就比戲曲更高，陳三立認為阮詩為五百年大作手，章炳麟對他評價也極高。阮詩均作於明崇禎年代，到福王后就不寫了，有《詠懷堂詩》。章太炎評其詩為以王、孟之意趣，融謝靈運手法。陳三立不但是偉大詩人，而且是戊戌變法人物。特別是日人入侵北京，請陳三立出來做事，他拒絕，不吃東西，絕食而死，應該是個了不起的愛國詩人。阮大鋮與其表弟錢秉鐙觀點相左。阮大鋮究竟有沒有降清？還要查，還不能定論。夏完淳就說阮並未降清，可查《小腆紀年》其中對阮有一番考訂。阮的詞也很好，葉恭綽就學他。他是個文人，如未降清，則不甘心做壞蛋。我從小喜歡他的詩。 吳偉業的傳奇《秣陵春》，與其梅村體詩兩位一體。尤侗有《鈞天樂》，有詩才。蔣士銓有《九種曲》，很美，詞句優美。其詩為乾隆三大家之一，詩最正統。黎簡有《芙蓉亭》。蘇文擢《黎簡先生年譜》：少客邕州，著《芙蓉亭樂府》。舒位有《伶元通德》《吳剛修月》《相如文君》。王曇《煙霞萬古樓詩集》有詩題「鐵雲先生於宣武坊南，燈火之暇，作相如文君、伶元通德諸出，商聲楚調，樂府中之餚蒸俎豆，匪元明科諢家所可跂及也。太倉畢子筠孝廉華珍，按南北宮而譜之，梁園眾弟子，粉墨而搬演之，亦一時佳話，紀以詩」。王曇《鐵雲姨丈瓶水齋詩集序》：「精音律，工三弦，亦習弄笙笛，彈琵琶則鸜鵒立聽，奏羯鼓而群羊躑躅。十四年己巳，與太倉畢子筠華珍流寓京國，作《伶元通德》《吳剛修月》數十餘出。」王曇有《眾香園》《萬花緣》《玉鉤洞天》等。吳錫麒有《漁家傲》，演嚴子陵事，已佚。《蒔花曲話》謂吳所作南北曲，「亦復妙墨淋漓」。姚燮著《今樂考證》，為清代詩人學者中第一個認真總結戲曲的著作，有開創性，可以說明他與戲曲的關係。黃燮清有《倚晴樓七種曲》。梁啓超有曲本，見《飲冰室合集》，寫新內容。吳梅有《風洞山傳奇》。清代戲曲大家孔尚任、洪昇亦是著名詩人，詩名為其戲曲名聲所掩。趙熙，清人入民國，到抗日戰爭時猶在，具體戲曲撰著待考，他很愛好戲曲。 有清一代詩人兼戲曲家的戲曲名稱，見於《清史稿》之《藝文志補編》，著錄的不下三百餘種。一身兩任，必然兩者會互相影響。就戲曲與詩的關係講，也是這樣。李家瑞《停雲閣詩話》卷三引張際亮話說：「余向在都門，觀演《醉打山門》，乃悟詩家所謂悲壯；觀演《小青題》，乃悟詩家所謂纏綿。」 戲曲與詩關係的理論，應當好好研究。大約有這樣幾種：一是因戲曲而悟作詩風格。二是在對戲曲之評論中：一種是單評戲；另一種是評戲牽連到詩。如《中國詩樂之變遷與戲曲發展之關係》（淵實）、《曲海一勺》（姚華），見《近代文論選》，其中「明詩第三」談到詩同戲曲的關係。三是以戲曲詞話入詩，如王漁洋。他也用小說入詩。尚鎔《三家詩話》稱袁枚詩為「學前人而出以靈活，有纖佻之病，可謂詩中之詞曲」。 小說與詩。詩人評小說，魏禧《讀水滸傳》兩首詩，歌頌梁山英雄，說明對小說的看法。 金和為吳敬梓堂侄曾外孫，其以尖刻手法作諷刺詩，胡適說他的詩學《儒林外史》，可見小說對詩的影響。黃遵憲讚揚《紅樓夢》，姚燮也曾評過《紅樓夢》，見《近代文論選》頁八十三。大某山人即姚燮，見楊天石《海外偏留文字緣》及《黃公度先生年譜》。《與梁任公書》論小說，見《黃公度先生年譜》。梁啓超提倡小說。俞樾寫筆記小說，改寫《七俠五義》。趙熙用《紅樓夢》入詩：「白頭渭水銅仙淚，商略餘生到紫鵑。」黃人《小說林發刊詞》《新世界小說報發刊詞》《小說小話》，談到小說與詩之關係。林紓有翻譯小說的各種序。還有邱煒爰《客雲廬小說話》；觚庵《觚庵漫筆》；孫景賢《轟天雷》小說；金天羽《孽海花》前十回、《論寫情小說與新社會之關係》；曾樸《孽海花》，曾氏詩極工；張鴻《續孽海花》，張為清末西崑體代表詩人；夏曾佑《小說原理》；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詩極工。 詩歌鑑賞、理解，要明白與歷史的關係。宋代陳與義有《牡丹》一詩。陳為洛陽人，洛陽出牡丹，陳在開封為官。當時金兵入侵，他南下杭州，知州事，時在高宗紹興六年（1136），而其時東南士大夫卻醉生夢死，他寫了這首詩。同樣寫牡丹，唐時洛陽士大夫喜詠牡丹。唐人李肇有《國史補》，記載了洛陽賞牡丹之繁榮情況，唐人是在那樣的情況下寫牡丹的。白香山《賣花》：「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這就關係到「兩稅法」的問題。「兩稅法」於德宗時產生，對付商人、中產階級。商人要納百分之二十的稅，而地方加碼，花樣百出。好處是給國家帶來財政收入，但加重工商業者負擔，後者又轉嫁到百姓身上。這說明不同時代有不同寫法，白作屬中興時寫詩諷刺。陳與義則又不同了，他通過民族矛盾寫牡丹。我向來認為，北方東胡民族，侵略漢族土地事較多。鮮卑族屬土耳其一統，蒙古不是，故「二十四史」承認其為正統王朝，承認其統治。南宋滅亡時間很短，清詩人冒辟疆為蒙古人，蒙古素王。看陳作「一騎胡塵入漢關」，胡主要指鮮卑族，點出胡、漢。「十年伊洛路漫漫」，謂離家鄉正十年。「漫漫」雙關，一方面指路遙遠，另一方面指恢復無望。「青墩溪畔龍鍾客」，說作者處境與年齡。「獨立東風看牡丹」，點睛之句。「獨立」二字針對半邊河山醉生夢死的士大夫。這些人看牡丹，自與作者「獨立」看牡丹不同。陸游《示兒》一詩，不同陳作處，乃在意已說盡，陳與義這首詩則含蓄有味。 姜白石《除夜自石湖歸苕溪》。白石較尤、楊、范、陸四家為後一輩的詩人。南宋四大家學詩均從江西入手，以後生活面擴大，跳出江西，自開生面。白石較四大家，生活不夠廣闊，一生主要做幕客、清客，未為官。但又不像陸放翁在幕府，而是在官僚家裡為清客。白石為江西鄱陽人，江西詩派發源地。白石詩從江西詩派來，取江西有神韻者吸收之，主要吸收了清秀的風格。黃山谷出自李商隱，宋人朱弁有《風月堂詩話》，其中引黃山谷之說，認為詩要用昆體功夫，達到老杜渾成之境。老杜詩陽剛陰柔兼有，發展到中唐，元和時代出了元、白，晚唐出了李商隱。白香山對後代流派影響不大。韓愈、李商隱各有千秋。韓昌黎發展了杜甫的陽剛之美，講究風骨，以文為詩，李義山發展了杜甫的陰柔之美。宋詩以西崑為開端，故黃山谷說，要以昆體功夫達到老杜之境。宋詩發展到黃山谷，汲取李商隱、西崑體之長，再回到老杜境界。黃詩是外韓內李，有許多神韻之作。後曾國藩看破其奧秘——外剛內柔，陳三立也談到這個問題。白石受江西派影響，既有陰柔又有清瘦的特點，這也體現到他的詞裡面去了。此詩——《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寫作者在石湖為范成大幕客，除夕歸苕溪，即湖州。「細雨穿沙雪半銷」，寫自然景況細膩，雪由於雨而「半銷」。「吳宮煙冷水迢迢」，寫路途。「梅花竹里無人見，一夜吹香過石橋。」梅花隱在竹里，無人能看見，但它「吹」香，用擬人化手法，被我聞到，故用「吹」而不用「飄」，十分清瘦。梅在「竹里」而不是「林里」，將梅與竹連在一塊。將竹與梅相連，始於東坡，有「竹外一枝斜更好」句。如用「松里」，就沒有清瘦之氣了，而顯得呆板。 王漁洋《再過露筋祠》。露筋祠為一少女而建，談遷《北游錄》、段成式《酉陽雜俎》等有記載。漁洋曾在順治末年（1661），從濟南到揚州，經高郵，寫過露筋祠的詩，後由揚州又到高郵，寫了此詩。故云「再過」。詩曰「翠羽明鐺尚儼然」，前四字用典，點出廟裡塑像是女子。第二句拉開去，寫廟外的景色「湖雲祠樹碧於煙」。後兩句：「行人系纜月初墜，門外野花開白蓮。」「白蓮」，以白蓮花的潔白來寫女子的高潔，恰到好處，仿陸龜蒙的白蓮詩。 王允皙《梅花》詩。王為福建人，詩屬江西派，學白石清瘦悠遠的意境。舉人身份，為陳寶箴幕客，民國初曾在婺源做過縣官，地處荒僻。他很有經濟才能。在茆屋旁看到梅花，故云「茆屋蒼苔豈有春」，「豈有」見曲折，講婺源鄉下能幹什麼事。「悠然曾不步逡巡」，「自家淪落猶難管，只管吹香與路人？」寫梅花，也寫出了自己的胸襟。有分寸，恰恰合自己的身份，而不是像杜甫、白香山之「大庇」的口氣，身份自是不同，可與龔自珍「浩蕩離愁白日斜」比較，懷抱一致，但詩的風格不一樣，寫法不一樣。一個清瘦，一個浪漫，亦可與陸游「詠梅」詩比較。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對錢氏評價不一，他既同抗清將領有來往，又與清將領有來往。錢與清將郎廷佐、土國寶、梁化鳳等有往來，因有私交，這不是其人的兩面派問題，而是以之為掩護，隱蔽其抗清活動，金鶴翀《錢牧齋先生年譜》提出此觀點。後鄭成功到台灣不再回來，錢不滿。瞿式耜對其評價「未嘗須臾不念本朝，忠驅義感」云云。馬進寶事，梅村詩中亦有詩悼之——《葺城行》。金鶴翀《錢牧齋先生年譜》亦有誤處，如將「阮姑娘」誤為男，而實為女。錢臨終前與南雷事，更可說明問題。金鶴翀《錢牧齋先生年譜》，得章太炎稱許。太炎文集中亦有文章，記錄錢氏抗清事，其事為真。許多人認為錢詩中偽為，其實，錢氏詩中為真心話。黃人的見解見《錢牧齋文鈔序》，罵牧齋弄巧成拙。說他未達做官目的，而又出而抗清。見《錢牧齋文鈔》，亦見《近代文論選》。 我認為，評價牧齋應有個前提，即一個人最終的大節問題，他是抗清的。牧齋的發展，降清是發展到壞，但立即又發展向好的地方，即抗清，要用發展的眼光看人。牧齋致仕清廷後，懺悔之處表現強烈。金鶴翀《錢牧齋先生年譜》引歸玄恭「杏壇之杖」，即是一例。黃摩西《錢牧齋文鈔序》中所說「大婚儀注」，非牧齋所為。《孤忠錄》等，記載抗清事、柳如是事等。滄桑之變中，看人要看其大節，不可過拘小末。瞿式耜年輕時亦曾為非鄉里，但不妨礙他以後成為愛國遺民。 對牧齋的文章，桐城派貶之。桐城派諸人不喜歡東坡文章的洋洋灑灑，牧齋文章得源東坡，但最初亦學過明七子。前七子文字不通，生吞活剝古人，但後七子王世貞文章較好。王起初未脫前七子，歸有光評其為「妄庸巨子」。王后來認識到唐宋文的好處，尤喜東坡，故晚年之文很好，與歸有光等逐漸合流。歸有光文章規模小，但自有面目。牧齋年輕時對王世貞的文章很熟，但後來走東坡一路，而不是走曾鞏、歐陽修一路。如《牧齋初學集》第四十七卷「行狀一」，為「孫承宗」寫的行狀，洋洋灑灑，寫這一位愛國將領事跡，典型的蘇軾風格。錢是大手筆，他喜用排偶句子，這與桐城派相反。對偶可使文氣凝聚。桐城派發展到湘鄉曾國藩，區別在於大量用排偶，而與牧齋趨同。錢對戲曲、小說語言不否定，也引用之，而桐城則求雅潔，誣錢文為「其穢在骨」。桐城派罵錢是不對的。《牧齋初學集》中題跋文對研究版本很重要。 牧齋早期為詩，《嫁女詞》流露出做官的意思，是用比興體。不少詩也反映清朝事，但許多詩不夠高明。《葛將軍歌》思想性尚可。《牧齋初學集》卷十《壬申九月得萊城解圍報》，寫到民生疾苦。卷十二《五芳井歌》寫滿族入關，一女子投井事，表現了愛國思想。後面《張將軍全昌輓詞》二首，寫了抗清的將軍。卷十三《平台行記聖主能容直臣也》，記黃道周事。《戊寅九月初三日奉謁少師高陽公於里第感舊述懷即席賦詩八章》寫明抵抗清事，記事較好。《王師》二首，寫鎮壓農民起義，表達中有一種同情之情在裡面。有一詩寫鎮壓農民起義，表面寫得勝王師，骨子裡寫王師之殘暴，官逼民反。 錢謙益《牧齋有學集》。牧齋成功之作在《有學集》中。《有學集》中有些序屬詩學理論。文章中有此重要作品，施愚山、吳梅村、宋琬、王漁洋均為之序，遺民詩人中為之作序者亦多。屈翁山（羅浮種上人）亦為之序，在愛國遺民中詩最好、地位最高、多寫愛國詩的蒼雪法師，錢也為之作「塔銘」。錢與憨山大師關係也很深。錢的書信中也有很多重要的論文之作。 《牧齋有學集》有錢曾注，多注典故而少本事。《哭稼軒留守百十韻》，這樣的五古，以前只有杜甫能為之。朱竹垞有之，但其《風懷》寫的是風月事，不足稱道。而牧齋寫得很好，其中寫實事的注，為牧齋所自為。《投筆集》亦只注典故，不注實事。《後秋興》八首，一事不注。 《牧齋初學集》編至崇禎十六年（1643）。《牧齋有學集》為入清之作，應從順治二年（1645）寫起，但現在《有學集》中的詩，始丙戌（1646）六月，當中脫去兩年，這兩年脫詩，見「鐵琴銅劍樓」抄本。崇禎吊死煤山，錢在北方聞之，寫了幾首詩。《甲申端陽感懷十四首》，其中表現了復明意志，有氣概。《丙戌南還贈別故侯家妓人冬哥四絕句》，極好！「兩見仙人泣露盤」，寓意尤深。「兩見」，分別指崇禎、福王之死。詩寫「故侯」劉澤清家妓冬哥事，梅村《臨淮老妓行》亦寫冬哥事。《丙戌七夕有懷》，以牛女之隔，言君臣之隔——此時南方尚有福王、唐王等。陳寅恪解此詩，謂言牧齋與柳如是之分隔，夫妻兩地。此說錯在事實：丙戌正月，牧齋為清廷授以禮部右侍郎，與柳如是一同去的北京，寫此詩時並未分開，不存在牛女之隔，故陳說誤。《和東坡西台詩韻六首》，牧齋派柳如是到海上犒師。「痛哭臨江無壯子，徒行赴難有賢妻」，即指此。 鍾惺固然聰明，詩亦靈秀，學佛。若以佛喻牧齋與鍾惺，鍾主羅漢，而牧齋則菩薩，故錢名山之評誤。文廷式喜好元好問律詩調子，牧齋《投筆集》亦同之，牧齋來自元好問，梅村作不出此類詩。牧齋詩用虛字，梅村不用，用虛字可使詩句流蕩感強。梅村為唐調，牧齋為宋調、元遺山調。 牧齋絕句藝術來源：唐王昌齡絕句氣概較盛，而神韻有些好、有些無。太白絕句亦佳，有氣概，但亦乏神韻。杜甫七絕較乏味，講究對偶，但亦有具神韻之作，如《江南逢李龜年》諸作。李商隱絕句有神韻，得杜神韻妙處。杜牧七絕多，似不及李商隱。錢謙益即承李義山。 梅村七律雖差，但七絕較好。屈大均七絕我不大喜歡，寫得太多了。漁洋悼亡詩過多，傷於濫，難免飾情，當然也有極好的。牧齋、梅村得義山神韻，好處在於有社會政治時事在裡面，而義山則多及愛情。牧齋、梅村涉及艷情之作，多在寄託政治。比興為古詩傳統，牧齋、梅村詩亦以此法寓時事。寫愛情好在要有時代味道，要有寄託，貫穿於詩即有味道。牧齋《西湖雜感》，尾句多推過一層去寫。 愛國主義不僅滄桑變化期間有，康、乾也有。康、乾亦有別。有些遺民不反清，如黃梨洲，他的批判思想，不是針對清朝，而是針對暴君，針對封建統治。歌頌康熙，在於他統一中國上的成就。中國的版圖定於康熙。元進中原，定名為元，有統治手段。本土之外，還跨歐亞四個侯國。元代不能包括四個侯國，否則就是蒙古大帝國。 對愛國詩家要分類來看。分類的話，一類是明末愛國將相、士大夫，陳子龍反清而死，要放入。夏允彝、夏完淳、瞿式耜、張煌言、黃道周（藝術風格有獨創，末期有詩），這是一批犧牲生命的人。見《明詩紀事》末卷。鄺露也要寫進去。另一類是愛國遺民，顧炎武、屈大均、吳嘉紀、陳恭尹、歸莊等，排出隊來。再一類降臣，降臣要分三種：一種抗清，如錢謙益；另一種，最初抗清，後被逼出山；第三種，先是遺民，康熙年代如朱彝尊，先做遺民，後又迎考，與抗清人物來往。他與梅村不同，梅村在明代即有名氣，清廷硬拉他出來，被逼出山。但朱竹垞是可以不應考的，應考是由他自己做主的，朱氏並非被逼。侯方域也可屬此類。再有一類是清代官吏，如王漁洋、施閏章、宋琬、趙執信、查慎行。有些人遭遇不好。漁洋早期詩有反清味道，但輕描淡寫，如《秋柳》等。甚至胡天游也有。還有兩種：一種歌頌康熙的統一，但要分析，破壞統一不能算愛國主義。「平三藩」也要具體分析。郭則沄《十朝詩乘》，是關涉國家大事的詩話之作。後魏源、朱琦也寫過歌頌清代武功的詩。這一類拖到乾、嘉。 發展，由抗清到頌清，這是一個發展，隨歷史的發展而發展。到鴉片戰爭前夜，可以說是前期的愛國詩。鴉片戰爭之後，社會性質變了，由內部矛盾發展到反抗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清入中原，可用侵擾，不可用侵略，侵略是有特定意義的。由此，詩歌內容也起了變化，反帝、也有反封建，但要分析，不可籠統。後邊許多人也要分開。困難的是如何處置太平天國。真正的詩人是洪仁玕。發展到「詩界革命」，但其他詩派、「同光體」等都有愛國詩。 鴉片戰爭期間產生了大量的愛國詩，主要有：姚燮、貝青喬、魯一同、朱琦、林則徐等，這是大家；黃燮清、金和等也著名，其他有一篇、幾篇愛國之作者更多。這些人的詩，思想性、藝術性均好。林昌彝寫《射鷹樓詩話》對此作了總結，但較零碎。他自覺地寫愛國詩話，鼓舞后人。中法戰爭—甲午戰爭—庚子事變—日俄戰爭，這一類詩，各類詩人都有名篇大章。如丘逢甲，他也曾是「詩界革命」中人，但同其他人不一樣。帝國主義不但侵華，而且僑民出外亦受欺負，如陳寶箴、丘逢甲均寫到緬甸華僑，黃遵憲寫到美國華僑，美國人對待中國留學生的事，說明愛國詩走向了世界。可以強調愛國詩是清代詩歌發展的主流，提升到一定高度。清初，和尚、仕女中亦有許多愛國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