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意識與心靈成長 · 夢的分析
我是以區分符號與象徵之間的不同點來寫這篇文章的。符號總是比它所表現的概念的內蘊要少；而一個象徵則始終代表著某種比其顯明的、直接的意蘊要多的存在對象。除此之外，象徵是自然形成、自然生現的產物。沒有任何天才人物曾手中拿著筆、坐在桌前說：「現在，我要發明一個象徵。」沒有任何人可以運用程度不同的理性思維、進行邏輯推論，或通過有意識的旨向，將思維的對象賦予一種「象徵性的」形態。無論人為這類理性觀念賦予多麼奇妙的外觀，它依然還是符號，依然與其背後的理性思維緊密相連，它依舊不是象徵，不是那種暗喻著某種尚未認知的存在的象徵。在睡夢裡，象徵自然生成、顯現，因為夢是自然發生的，不是被發明出來的；因此，夢是我們所有關於象徵系統知識的主要源泉。
然而我必須指出的是，象徵並不僅僅只在夢中出現。象徵出現於各種各樣的心靈現象之中。仿佛經常發生的是，無生命的客體與潛意識協同合作，構建象徵的模式。我們有很多故事是講時鐘在其擁有者告別人世之際戛然而止的。這類故事的真實性得到了事實的有力證明；其中的一例是，在聖·索西的弗里德利希大帝的宮殿里，當皇帝駕崩之時，擺鐘停止了擺動，另一些常見的例子是，那些當死亡降臨的時候，明鏡破碎、畫像落下；或者是當某個人經歷感情危機之時，房屋有較小規模的毀損，但卻無法解釋。儘管懷疑主義者們拒絕相信這類報告，但是，這類事總是不斷地出現，而僅此一點即可作為它們的心理學意義的充分證據。
象徵的類型是多種多樣的。但是，在一切象徵之中，最為重要的象徵，是那些其本質及本源為集體性的，而非個體性的象徵。這類象徵主要是一些宗教性的意象。宗教信徒認為，這些意象來源於神——神向人類顯示這些意象。懷疑主義者們卻斷然地宣稱，這些意象是人類發明的產物。在我看來，這兩種觀點皆是錯誤的。毫無疑問，正如懷疑主義者們所注意到的一樣，多少世紀以來，宗教的象徵和觀念一直是人們煞費苦心，有意精心製作的產物。但是，同樣真實的是，正如宗教信徒們所暗示的一樣，這些象徵和觀念的本源迄今依然深埋在往昔歲月的神話之中，它們仿佛與人類的意識毫不相關。然而事實上，它們來源於原始之夢及創造性想像的「集體表象」。因此我們可以說，這些意象是自然形成、自然生現的表象，而絕非是有意發明的產物。
這一事實，正如我將在本文中闡釋的那樣，對於夢的解析有著直接的、重要的意義。顯而易見，假如你認為夢具有象徵性意義，那麼，你對於夢的解析方法就會與相信基本的活力思想或強烈的情感是已知的，它們只是被夢「掩蓋著」的人的解析方法迥然相異。在後一種情況下，夢的解析幾乎沒有意義，因為你所發現的一切只是你業已知曉的一切。
正是由於這種道理，所以我總是教導我的學生說：「儘可能多學一些關於象徵的系統知識；然後在你們分析夢的時候把這種知識忘掉。」這一建議具有極為重要的實際意義，我把它作為一種準則，提醒自己，我若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他人的夢，我就永遠不可能準確無誤地為他人的夢釋義。我始終這樣做，以檢查我本人的種種聯想及反應的波涌，檢查它們是否戰勝了我的病人的無常易變、猶豫不決的心理。對於分析者來說，儘可能準確地獲得夢的特定要旨（即獲得潛意識貢獻給意識心理的成果），具有至高無上的治療學上的價值。因此，運用追本溯源的方法去探索夢的要旨是分析者的必由之路。
當我和弗洛伊德一道工作之時，我做的一個夢具體形象地證明了這一點。我夢見自己在「我的家裡」，我清楚地感覺到，我是在二樓上的一間舒適宜人、陳設優雅的起居室里。起居室內飾有十八世紀風格的藝術裝飾品。我驚奇地發現，我從來沒有見過這間起居室，而這時我萌生了想看看一樓是什麼樣的念頭。我走下樓梯，發現一樓相當幽暗，這裡有著十六世紀或者時代更為久遠的笨重家具和嵌鑲而成的牆壁。我感到驚異莫名，好奇心也隨之變得越來越強。我想更多地親眼看看這幢房子的整體結構。這樣，我繼續往下走，進入地下室。在地下室，我看見一道門敞開著，裡面有一排石頭階梯，這排石頭階梯通往一個巨大的、有著圓形拱頂的房屋。這裡的地面是用巨大的石板鋪成的，牆壁看上去非常古老。我仔細地看了看牆壁上的灰漿，發現灰漿內混有磚頭碎塊兒。顯而易見，這些牆壁是羅馬時代的牆壁。此刻，我變得越來越興奮。在一個角落裡，我看到在一個石板上有一把鐵環手。我拉開了這塊石板，看到另一排狹窄的階梯，這排階梯通向一種形式的穴墓，這穴墓看上去宛如史前時代的穴墓，裡面有兩個骷髏、一些屍骨，還有一些破裂的陶器碎片。接著，我從夢中醒來。
在分析這個夢的時候，假如弗洛伊德沿用我的方法，去探索夢的具體聯想及前後關係，他就會聽到一個意義深遠的故事。但是，我恐怕他僅僅會將其視為逃避他本人的真正問題的努力而草草對待。這個夢事實上是我的生活的簡要概述，更為確切地說，是簡要概述我心靈的發展演進過程。我在一幢有二百年歷史之久的房子中長大成人，我們房中的家具大多數是有三百年歷史之久的古式家具，而到那時為止，我在精神領域中所進行的最了不起的探險，便是潛心探索研究康德（Kant）與叔本華（Schopenhauer）的哲學思想。那時最能引起轟動的新聞，是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著作的問世所造成的影響。僅在此之前，我一直生活在我父母的那些依舊是中世紀的觀念之中。對於父母來說，世界與人類依然受著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神的支配。對於我來說，這個世界早已作古，變得陳腐不堪。由於基督教觀念與諸東方宗教及希臘哲學觀念相互衝突，我的基督教信仰變成了一種相對的信仰。正是因為這種原因，夢中的一樓才是那麼寂靜、那麼幽暗，而且顯然沒有人居住。
我當時對歷史學的興趣，起源於我對比較解剖學和古生物學（paleontology）的強烈愛好，那時，我是解剖學學院的一名助理醫生。我醉心於研究石化人的骨骼，特別是人們都在討論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ensis）的骨骼，以及大家依舊對其真偽性爭執不休的杜波瓦（Dubois）的猿人（pithecanthropus）的頭顱骨。事實上，這是我關於夢的真實聯想；但是，我不敢向弗洛伊德提及頭顱骨、骷髏，以及屍體之類的主題，因為我聽說，這不是弗洛伊德談及的常見主題。他抱有這樣的一種古怪的看法：我期待著早早離開人世。而他得出這種結論所依據的事實是，我對於所謂的布里曼（Bremen）的布雷克勒（Bleikeller）的木乃伊化的殭屍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1909年，在我們乘船赴美途中，我們曾一道參觀過那些古屍。
由於通過最近的體驗，我深深地感覺到，在弗洛伊德的心理背景及心理觀與我本人的心理背景及心理觀之間，存在著幾乎無法逾越的鴻溝，因此，我不願意直言道出我的想法。假如我向他敞開心扉，向他袒露我猜測在他看來極為古怪而不可思議的內心世界，我害怕我會因此而失去他的友誼。因為我感到對於我本人心理的確切性缺乏足夠的信心，所以，我幾乎是不由自主地就我的「自由聯想」向他撒了一個謊，藉以逃避使他清楚地認識我的完全是個體的、與其迥然不同的心理結構的艱難任務。
在此，我必須向讀者道歉，因我在本文中的敘述——告訴弗洛伊德有關我的夢幻的篇幅太長了。不過，這也是一個人在對於一個真實的夢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困難的絕妙例證。一切的不同點皆取決於分析者與被分析者之間的個體差異。
不久，我發現，弗洛伊德在尋覓某種與我的希望無法共存的東西。因此，我便嘗試著向他解釋說，我夢到的頭顱骨可能是暗示我希望我家的某個成員由於某種原因而死。這種解釋方式博得了他的贊同，但是，我卻對這一「虛假」結論甚為不滿。
就在我試圖以一種適當的方式回答弗洛伊德的問題時，我突然被有關主觀因素在心理學的理解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直覺弄糊塗了。我的直覺的力量強大得使我所想的只是如何擺脫這種令人不堪忍受的困境，於是，我以撒謊的方式找到了一條容易擺脫困境的途徑。這樣做既不文雅得體，也無道義上的辯護理由。可是，假如我不這樣做，我就會冒這樣的危險：與弗洛伊德進行激烈的爭吵，並由此而反目——我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自然有著眾多的理由。
我的直覺是由突然而降、完全出人意料的參悟構成的，它使我在瞬間認清了這樣一種事實：我的夢所象徵著的是我本人、我的生活以及我的世界，是我反抗由另一個為其自身理由和目的的陌生心靈所建造的理論構架的整體存在。這個夢不是弗洛伊德的夢，而是我自己的夢；我是在一剎那間突然領悟到我的夢的含意。
這種衝突形象具體地表明了有關夢的分析的關鍵。夢的分析並非完全是一種可以學得的，並根據那仿佛是兩個人格之間的辯證交換的法則來運用的技巧。如果人們把夢的分析作為一種機械的技巧來處理，那麼做夢人的個體心靈人格便會喪失，治療的問題就被還原成為一個簡單的問題：與夢的分析相關的兩個人中的哪一位——分析者還是做夢的人——將控制另一方？正是由於這種原因，我放棄了催眠治療法，因為我不願意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他人。我希望治療的過程是病人的健康自我人格形成的過程，而不是我的暗示僅僅具有稍縱即逝的效果的過程。我的目標是，保護並維護我的病人的尊嚴和自由的權利，這樣一來，他便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在與弗洛伊德交換這一看法的時候，我第一次意識到，在我們開始構想有關人類以及其心靈的總體理論之前，我們應該更多地去學習關於面對我們的真實的人的知識。
個體是唯一真實的實體。我們愈是遠離個體，接近關於人類（Homo sapiens）的抽象概念，我們就愈容易犯錯誤。在那些社會動盪不安、劇烈變革的時期，我們大有必要去更多地了解個體的人，因為一切都取決於他們的心理及道德特性。然而，我們要想從其自身的角度來看待人類，我們不僅需要理解他們的現在，而且需要了解他們的過去。這就是為什麼理解神話與象徵具有至關重要意義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