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學術文化九講 · 中國散文與中國文學史

中國文學的正宗是詩與文。詩是有韻的，文是無韻的，都屬於經、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文又可分為駢文與散文兩類。 文學除上述兩類外，尚有詞、曲、劇及傳奇等類。 中國的集部包含三千餘部書，近八萬卷。詞、曲是文章技藝之間的東西。[1]古人說，文章是技藝之類，是為人所看不起的。《四庫全書》中雖包含了詞、曲，但小說、做戲一類的作品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因此，《四庫全書》中並沒有《三國演義》《紅樓夢》和《水滸傳》這一類的書。 在《四庫提要》集部中，散文要占一半。散文史的發展與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有關，即由散文史而文學史，進而中國文化史。 我國文學的特徵是發展在詩與文上，而非小說、戲劇上。 西方及印度文學開始時總是自然的、樸素的、天真的、民間的、地方性的，如說故事、神話，唱史詩，演戲劇等，是發乎心靈，由人生產生的，是社會底層男女悲歡情調。但中國則沒有，此即為中國文學之特徵之一。因我國文學經過官方的一番淘洗，已成為非民間的和非自然的。 春秋時代的貴族諸侯鄂君泛舟於新波，撐船的是越人。鄂君是湖南或湖北人，聽見女孩所唱就記下道：「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逾滲惿隨河湖。」[2]唱的是浙江調，鄂君不懂，問人後譯出來便是：「今夕何夕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愛情不訾垢恥不怕壞話，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喜君兮君不知！」[3]後來鄂君喜歡這女孩子了。 當時越人唱，楚人聽不懂，因各地方言不同。我國幅員廣大，社會雖大，而政治則統一，希臘社會小，卻是多頭政治。拿京劇來說，由於是地方性，故京劇在香港不會受粵人歡迎，故梅蘭芳等京劇名角不易成為荷馬那樣的大音樂家。 所以，我國文學一定要經過淘洗，方能成為全國性。 我國第一部文學集是《詩經》，分為風、雅、頌。 我國的戲劇，是動作舞蹈化、講話音樂化、布景圖畫化，故事簡單，並不重要，故京劇的抽象性高於電影，如京劇演員的化妝面孔是抽象性的，如紅臉、黑臉。其中情境，雖不懂而似懂，可看出音樂、圖畫的藝術了。 風者，周朝有采詩之官，把地方性的民歌改成官方通行的文字，配上音樂，送呈政府。 雅者，烏烏之聲，秦腔也。 比如，把南陽地方的詩改成官話送入政府，叫作雅化。當時陝西人統一天下，故成為陝西化。 我國第一階段文學是王官之學。《詩經》這部經典在王宮，是自上而下，因我國社會與西方不同，故不像西方那樣從地方開始。 我國第二階段文學即是百家之言指《論語》《孟子》等。《孟子》這書記錄了民間故事，如「齊人有一妻一妾」是短篇小說。又，《孟子》亦記宋國故事。《莊子》記齊東野人之語，如記鳥為何會飛。《韓非子》記宋人守株待兔的故事，又《戰國策》記楚人畫蛇添足、狐假虎威的故事。 上述諸故事，即中國的《伊索寓言》。 周朝王官之學以後，諸子出，故記載了選出之地方性故事。 此為第二期文學，由「經」而到「子」，由王官之學到百家之學。 中國第一期的文學是經過王官的淘洗，中國第二期的文學是經過百家的淘洗，中國第三期的文學就是《楚辭》。 當時北方人有很多神話。漢上游女美女成為洛神宓妃，初為民間故事，後來屈原作《楚辭》，終成文學。[4]又如南方的招魂習俗，就成為楚國很好的文學題材。[5] 經過了王官、百家及楚人的淘洗，中國第四期文學則經過游士之手了。中國文學是由《詩經》到百家，再到《楚辭》和游士，是由上而下的。 又如太史公的《史記》中，也記下很多故事，如搜孤救孤等。因太史公週遊天下，把很多地方性故事譯成漢代官話，除《楚辭》是純文學外，我國文學多「借屍還魂」，文學多附在經、史、子、集中。 漢代的文學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鄒陽、枚乘和司馬相如；另一類是賈誼當時不說他是文學家、董仲舒和司馬遷。 漢以賦著名，以上諸人均可稱為辭賦家。一般來說，賦是跟《楚辭》而來，但章實齋說是「策士遊說之遺風」。鄒陽即遊說之士，司馬相如為漢帝寫《長門賦》，即是遊說之風，是屬消閒性的。 枚乘作《七發》，勸導王子，講到第七件，講到要言妙道，王子聽從了，亦是遊說，如蘇秦遊說六國，東有什麼，南有什麼，西有什麼，北有什麼，為何服侍秦國呢？ 賈誼，亦遊說之士。天下無大文學家、大哲學家，只是多做學問，將別人的意見來一個剽竊，小小變換一下即成為家矣！獨創實不易作也。 東漢時文學興起，有文苑。[6]從前將文人放在讀書 人中，實不對，東漢時才有作文章人之名。如東漢《古詩十九首》作者已佚名，這些詩講的是普遍性的、大家需要的，故謂之文學。又如《蘇李河梁詩》[7]也是贈別詩，講到生別離，也是一般性的。 文學的真正確立在三國曹操、曹丕與曹植之時。在文學界，「三曹」中，曹丕最有地位。 曹操之四言詩前無古人，其優點是他打破了古人格調。如當時的詔令秦漢時的詔令很像樣，曹操封相時，作《述志令》[8]，可謂平民化、大眾化，自年輕寫到年老，此乃自古未有，曹操卻打破傳統來寫。當時漢朝官戴硬板帽，曹操官至相國，不戴冠而戴巾，他大度豁達，卻戴黑軟帽，其文學品味很高明。 我國文學批評自曹丕開始，他作《典論·論文》，首先提倡文學，韓、柳、歐、蘇都跟隨他，他是第一個講正統文學的人。 曹丕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 曹丕是一位人文學家，不求事業，但求文章。曹丕與太史公不同。從「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兩句可見。曹丕不講建功立業，而常與當時文人談文學。文學可不朽，此乃我國文學今後之觀念。 曹丕又說：「文以氣為主。」後代無異議者。曹丕致友人信中，談及如何乘涼、食甘瓜……此種文章可不朽傳諸後世。 世人喜歡曹植，但其文章沒有其兄曹丕好，他認為寫文章是不得已。曹植精於詩，比曹丕寫得好。 所謂融情入事，謂之文學，化文歸俗，謂之詩，運詩為散，調氣為韻，是也。 自曹丕《典論·論文》出，說文章不朽，文以氣為主，此後乃有《文心雕龍》出。 總之，中國文學至東漢有文人之意見，至晉有文學觀念，至韓愈散文方盛。 西漢之文，即文以載道，主在世道人心，起宣傳作用，而沒有「文章就是文章」的觀念。 蘇東坡說：「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八代指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中國文學史可分段，東漢前為一段，東漢至韓愈為另一段。 諸子百家所寫的為應用文，是當工具用的。在中國講，是述志道情、書寫人生悲歡離合，歌詠人生的叫純文學，以「五言詩」為始。 陳琳是袁紹的書記，袁紹討曹操，陳琳作檄文[9]，後來被曹捉去，曹對陳說：「你罵得對，但總不能罵我父及祖父。」這是對文學的愛好。檄文含有道德意義，這是純粹對文學的欣賞，曹操較欣賞文學。 曹丕時，有阮瑀亦善作文。在軍中，丕作《寡婦賦》，可與曹操之《述志令》媲美。《述志令》可說是開天闢地之作，曹丕作《寡婦賦》亦奇，因賦甚堂皇。丕作此文是紀念友人，念及友人之妻及子，並邀友人都寫，亦邀王粲寫。 司馬相如之《長門賦》，描寫皇后生活之淒涼，使皇帝見而懷念，此亦是文學，不過是偶然的，到曹丕時才有心得。 西方在古希臘時有史詩、小說、戲劇，但與其同時的中國則無，因中國的地理背景不同。但到曹丕時，亦與西方不同，此乃我國文學淵源不同所致。 自曹氏父子至今，中國已有近二千年的文化史，仍與西方不同。 中國文學是主觀的，而西方是客觀的。換言之，西方文學如鏡照外面，中國文學則映內，是以內為中心，一為客觀照外，一為主觀映內。 火是外明，水是內明，我國文學是「水性」，是柔性的；西方文學則是「火性」，是剛性的。 至於文章題材內容，西方文學是講外邊的事，史詩、小說均是說外邊的事，故其描寫對象是具體的、實的、特殊性的。 我國小說，如寫某生，應取其生活、背景和歷史，先有特定之人。比如，說小生逃難，後私訂終身，後中狀元，此為不能描寫具體，乃是抽象的、普遍的。因為是講他自己，別人見了有同情，免得有分別。 西方人則是寫具體的、特殊的，古代亦然。詳細說出原委、特殊個性。但我國文學則無法放進個性，讀曹操與曹丕父子之文，他們是否榮華富貴、為王為將？但讀了曹丕之《寡婦賦》，覺得他和阮瑀是好友。此處所謂客觀文學是有其真實性，主觀文學則有其共同性。此乃中國獨有，故不能與西方比。 西方如古希臘的雕刻，須取一物，塑出其具體的特殊的地方，這一套在中國顯然不發達。 又如畫畫，西方要具體而特殊，但中國則主張寫意，是隨意而寫，是普遍而抽象的。我國的文學是近西方人的科學，一點一線，是共同的，有其普遍性的。 再如書法，自曹操、曹丕後，已成為書法的藝術。[10] 雕刻是講線條的，刻圖章亦屬此，西方人雕刻是特殊而具體的，我們刻的線條是普遍性而寫意的。寫字各有不同，雕刻的線條亦各有不同。 總之，西方是寫實，中國是寫意。 我國的文學用來書寫私人的日常生活，西方人則沒有走這條路，莎士比亞寫過各式各樣的作品，但自己的生平卻是個大疑問，有人說莎劇是培根代寫。我們均不知歌德與莎士比亞之生平。歌德《少年維特之煩惱》，以自己的題材變成外邊的、客觀的，我國則將外邊的題材主觀化，成為自己的。 中國的文學批評，如《文心雕龍》。現在一講到批評史，則引用《莊子》，實並不精彩，不應用西方的方法套進去來講。 《昭明文選》是夠得上「集」中之總集的，此集不選入周公、孔子之經學，也不入老莊理論之子學，也不入歷史、紀事與系年。但有很多好文章可傳千古，如《魯仲連義不帝秦》[11]，亦不選入，因為這是歷史記載，並非文學。在昭明太子腦中，有文章之見解，故上述不在該書之範圍，追其源，乃自曹操、曹丕以下。《尚書》《論語》《老》《莊》《史記》《戰國策》……均不入選該書，古代[12]的都不選。《昭明文選》中，入選的有三大類。 第一類是賦，第二類是詩，第三類是辭。昭明太子不分文與詩，不分駢與散，此觀點甚重要。 今人主張文言文非文學，或白話文非文學。 文學沒有死文學，有人認為古文學為墳墓中的枯骨，此觀點實大錯特錯。 該書將賦分類為： （一）京都 （二）郊祀 （三）耕藉 （四）畋獵二、三、四類為述說皇帝的生活 （五）紀行記帝巡行 （六）遊覽記游 （七）宮殿 （八）江海 （九）物色 （十）鳥獸 （十一）志 （十二）哀傷 （十三）論文 （十四）音樂 （十五）情 上述（七）至（十）類為詠物，如《鸚鵡賦》即屬此類。 楚人之賦分兩類，如屈原之賦，又如男女愛情唱歌相和。 春秋時外交上多有唱詩，後變成士大夫之玩意，如猜燈謎然。 （十一）類之「志」，是指述志陶情，並非真文學。 哀傷類如《長門賦》，但寫者並不哀傷，因自己不在其內。但我國文學的趨勢即關乎自己，如向秀的賦，乃出於真心，又如《嘆逝賦》《懷舊賦》，乃真賦也。韓愈是學這些而得到文學之傳。上述《思舊賦》等賦乃是把自己寫進去，但江淹之《恨賦》《別賦》則跑出自己之範圍矣！畫匠雖工，卻沒有自己的意境。江淹初時作文甚好，後來退化，寫不出好文章，謂之「江郎才盡」。 文學應發現題材，如上述用自己以內或自己以外為題材，亦可將外的轉化成內的，但題材不能拘束寫意。 賈誼之《鵩鳥賦》，用《莊子》哲學來寫，將自己寫進去了。 打鼓罵曹的《鸚鵡賦》則不如賈誼，故題材不能限制人。現在是舊瓶裝新酒，正如胡適的《中國哲學史》。 司馬相如等人之賦等於遊說之文，賦是新的，題材是舊的。 又如江淹之《恨賦》《別賦》，都是新瓶裝舊酒。此種賦可說辭藻重於抒寫。 韓愈取《閒居賦》之短序，而舍其原賦，此之謂文學，是學習司馬相如等人。歐陽修很信服韓愈，說魏晉只一文，是《歸去來兮》，[13]韓愈取短序，序後作極短之句文。江淹只是模仿他人，不如曹操、曹丕父子之情趣。潘岳等人可說是文學家。 賦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外物鋪陳，如《兩都賦》《兩京賦》；[14]一種是內心抒寫，如王粲之《登樓賦》，[15]用數百字寫成一文，完全以內心抒寫為主，並無外物鋪陳作外景。 韓愈獨熟《文選》，他看不起東漢以下的文，乃是韓在《文選》中找到了文學的出路，其實《文選》正是東漢以下之文。 唐代文學之路很廣，古文學最有價值處乃是序，《文選》之價值在捨去孔、孟、老、莊，可見《文選》所選的文並不都好。 姚鼐的《古文辭類纂》選得最好、選得有法有路，所選的一切文章均好。現在其他人所選的文本則太亂了，並不如姚選好。 《古文辭類纂》一書甚為重要，姚氏一生只成此一事。該書不選入詩，其偉大處乃在該書之序目，將全部文章，分成十三類，如下： 論辯諸子已有 序跋《易》已有 奏議《尚書》已有 書說《尚書》已有 贈序古代無 詔令古代無 傳狀《史記》已有 碑誌 雜記 箴銘古代無 讚頌[16]辭賦 哀祭 姚選所定十三類，與昭明太子所選不同。《文選》中賦分志與哀傷，又分紀行、遊覽，太亂了，但個別的類選得甚好。 姚選每一類記其序文之變化、優劣，開始時每類均有寫序，贈序是韓愈始創。如韓之《送李願歸盤谷序》。將自己人生裝進序中。太白詩不足以成詩史，因未將本人寫進去。杜甫的詩乃實情，讀其詩可知其家史。杜甫將人生寫入詩中，故偉大。 至於陶淵明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是為散文。 韓愈則直截痛快作散文，乃是從《文選》的賦的短序中學得，長文為副，而以序為主，此乃韓愈之偉大處。 陶淵明《歸去來兮》一文，為陶之述志抒情，歐陽修贊為魏晉僅此一文。 韓愈之《送楊少尹序》，因當時人寫詩太多，都是老調，韓所寫的乃是散文詩，將人生裝入其中。 姚選中之「雜記」一類，乃古代所無，也是韓愈發明。祭文是講人生，古之格調是韻文，但韓愈則用散文寫，如《祭十二郎文》，無韻，可稱為散體韻文。又如《祭田橫墓》一文，堪比陸機《吊魏武帝文》，前者輕描淡寫，以表現其美；後者甚為用力、刻板，不輕鬆。 讀西方人的文章，等於拿起拿破崙的頭盔、女人的衣裙，他們花的力氣大。如王羲之的字，越看越有味，如反覆讀它幾天，其情味不會比西方小說差，其為美則一也。此乃真理。二種情味差不多，中國絕不差於西方也。[17] 為了讀中國文學作者之文，應知其人，故有年譜，研究其一生，即是一部大文章。 讀古人之詩文，要一家一家地讀，此是曾文正公國藩[18]之意見，且要編年讀。 中國最偉大的文學家是韓愈、蘇東坡，唐宋八家中可分為兩派，韓與蘇是代表人物。俗稱「韓潮蘇海」，意即韓愈文似潮水，蘇東坡文似大海。 至於詩可唱《陽關三疊》，格調仍舊，柳宗元、歐陽修均屬此派。不過後來柳被貶。柳是悲調，歐是樂調。 歐、蘇文章之優點，在於不理會人生全部，不論什麼題材，均可納入詞、文、詩、曲各種不同的文體中。 蘇東坡真是不得了，自小到老死，一篇文章到底。可自二十歲寫到七十歲。 西方人的文章是要抓住人生，出於拘束，勉強。西方人主張寫自傳，我國亦有自傳，如梁啓超就有了。 寫回憶錄亦可發財，寫傳記文學乃要有真實靈感，出於自憐，富有情味，可說是最佳傳記，如不傳揚他是不公平的。 韓、蘇兩位富有戲劇性，不同於西方。可以從他們的青年寫到老年，一個筆調，一個人生，並不誇張。當時，蘇東坡並不知道日後的境界，乃是逐日寫成。人生的悲歡離合，有家庭的、國家的、社會的，可以和盤托出，全部寫出來。 王荊公也了不起，人家攻擊他做宰相，他後來作詩度晚年。 陸放翁用旅遊寫詩，不管是苦是樂，都常存快樂的心，固執了數十年，也不理人生老苦。 文學的靈感，乃是抓住整個人生，正如退之所說，要「文以載道」。 到了朱夫子、王陽明，雖講理學，但朱子造一間屋，或王陽明見一學生，都用一首詩，把人生裝進文學中，故成為普遍化、抽象化的文學。他們不是講道德，乃是講述天性，用溫柔敦厚的文章，不使硬，用婉轉、樸實、平淡、敦厚的態度來表現人生，此亦即「文以載道」之意也。 再說到戴名世、方苞、劉大櫆與姚鼐的桐城派。他們何以講宋學？因為他們預備以文章進孔廟。他們將文章著眼於生活，談及家庭生活瑣事，文章一裝進人生，便抓住一個精神。 姚鼐，世稱姚惜抱，乾隆時安徽桐城人，其師是劉大櫆，劉之師是方苞，均桐城人。周書昌永年說：「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因此有了桐城派。姚鼐編纂《古文辭類纂》一書。 明代有「前七子」與「後七子」，後七子中有王世貞者任官，名氣甚大。當時歸有光反對前後七子，王世貞晚年認錯說，是歸氏對。 歸氏認為文章應學唐宋，不應學前漢，因前漢只學辭藻。歸氏以日常生活為主作文，文章為描述人生、記錄人生，特重此點。 歸氏在政治上不甚得意，住在崑山鄉下，與名人來往，只是一介鄉里平民，要表現大時代實不可能。其文陰柔近歐陽修，學《史記》，講家庭。其傑作有《項脊軒志》說母、《思子亭記》等，是學《史記》之《外戚世家》。歸氏以後則有方、劉、姚諸文人一代承傳。[19] 唐宋八大家以後寫散文者，厥為歸有光，然後有戴、方、劉、姚諸人。人謂到劉氏，古文已衰落，有頭重腳輕之說。 姚氏編《古文辭類纂》一書，主張學文當學唐宋八大家，尤重韓愈之散文。 韓愈重視向經、史、子部學作文章，因上述為散文之來源。 姚氏《古文辭類纂》將古文分為十三類，分別講明淵源，說明經、史、子之來源。但他並不說明文學的來路，故與韓、柳相反。 文學不能脫離人生。 蘇東坡每到一處，必先作詩，這是一毛病。蘇要在文章中表達人生，因此而成為文人，便拿文學做人生，便拿文學來搞大政治而起家，因此，當時想做文人的多。 道就是人生，即文以載道。由人生而產生文學，本源自此而來。 有人批評韓愈的文章不高明。 我國最偉大人物多出現在漢唐兩代。唐代在杜甫及安史之亂之後已衰落，但只是衰象，仍具盛況。 韓愈的文章主張從人生來表現，他是孔子、孟子的傳人，以此精神寫文章，稱為「文以載道」，唐宋精神由此而得。 漢代精神講孔子是以政治來表現，唐代則以個人人生來表現。 當時姚鼐之眼光並非放在做人，而是放在作文章上，故《古文辭類纂》已違背唐宋精神。 唐宋以文學表達人生，用散文足以完全表達人生，用詩則不能完全表達，其中心是人生之道。 但現在姚氏將文章分成十三類，頗為拘泥，與韓、柳精神已有所隔膜了。文章分類有其長處，其短處亦在此，即是失去了讀書趣味。 總之，這是不以人生而以文學為中心，這是不從本源來講。 不過姚鼐編此書有其偉大之處，但姚的文章並不足以表達人生精神。自歸、方起就沒有了，他們不夠韓、柳般的條件。 蘇東坡每到一處必以詩來表達。至於歐陽修的精神也已不如韓愈。 王荊公做宰相時所作的文也已泄了氣。 桐城派傳到姚鼐，已不如唐宋，姚曾在南京鐘山書院做院長，有很多學生。他說學文者有三大方面，即：一、義理；二、考據；三、辭章。姚是辭章。當時文壇分為兩派，戴東原說考據即義理之學，桐城派則說要在辭章中表達義理，可用八個字表達之，即「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格、律、聲、色」易學，「神、理、氣、味」難學。後四字要談到有修養。正如講話之有修養，此點是桐城派了不得之見解，即辭章中有義理，故桐城派人寫出來的文章均有內心修養在內。此為消極之道德精神，但並不是宋明理學的境界。 桐城派上述此一特點，後由安徽傳到江蘇陽湖派，以跟從錢伯坰學作古文的惲敬、張惠言為代表人物，[20]但與桐城派有別。 張惠言是從事經學而能寫詞、賦的清代唯一文人。 桐城派由戴、方、劉、姚一線傳下，但姚的才氣不夠，只是學歸氏的應酬文。 柳宗元有才氣，不做大官發牢騷，姚則是清代一位平平穩穩的文學家。 清代尚有汪中，以學《文選》作古文，是清代一位了不起的文人。 陽湖派尚有一位李兆洛，編《駢體文鈔》。 大體上說，陽湖派認為桐城派的路窄，要擴大其界限，但並不是要反對桐城派。 至於反對桐城派的，第一個是章實齋，章是近百餘年來學術史上一位大學者，作品有名著《文史通義》，為近人所必讀之書。此書說「六經皆史」，即是說，古經學即是史學。現在講經學應講史學，章說，當時講史學的走錯了路，這是他針對當時的經學家戴東原而發。 當時的經學大家即是戴東原舉人，另一大派文學家便是姚鼐進士。講清代校對《四庫全書》的人就會講到戴、姚二人。 但章實齋反對唐宋派與桐城派，也反對戴的學說。 章說，集部自東漢時起，古代只有子部，故應先研究子部。（葉龍附志，見篇尾。） 戴、姚之文並非不對，學問是非並不能如此。章又說：「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如此成了子，自成一家矣！ 章之《文史通義》可以說成了一家之言，他說的「古文十弊」較胡適的「八不主義」高明多矣！雖是說明桐城派之弊，也很是有趣，合乎今之新文學。他說：「文成法立，未嘗有定格也。傳人適如其人，述事適如其事。」無定中有定，寫一件像一件。這是說文學高處，文章要照事來寫，如冬天非說霜不可，其實廣東並無霜。 章氏又有一篇《文德》，講文之德性，重「敬恕」兩字。今之左派即不敬不恕，沒有忠恕之道，不設身處地。所以臨文要先檢其心氣。 總之，章主張寫文章要從古人之大體本源講，先不必講工拙。有古人之體，即有文德，即成一家之言矣！ 今之作文，只在詞句上下功夫，而不在文章之大體下功夫。 第一個批評桐城派的即是章實齋。當時沒有影響，但要經過一段時間，歷史上有力量的是時久而後定，狂風驟雨不終朝。 第二個批評桐城派的是漢學家阮元，清代考據學大將。他說散文不是「文」，是「筆」。文章一定是駢文，要有韻。他說《文選》中不選經、史、子，而只選「文」，「文」一定要有韻。姚鼐寫的不是文章，只是經、史、子。 章氏是從內容來批評，阮元則是從形式講。當時經學家得此理論，振振有詞地反對桐城派。戴東原時還不這麼說，戴說考據，認為一面是考據，一面是辭章。阮元說桐城派不成文，因此當時的人便多作魏晉文。 後至曾國藩，甚為了不得。他接觸面廣，一切問題都在他心中，一到北京，遇姚鼐弟子梅伯言曾亮先生。然曾氏並不依姚氏之文法。他在北京遇倭仁，與漢學聯合，作《經史百家雜鈔》。姚編《古文辭類纂》，曾學文自姚之源始，但並不完全學姚，雖然此書亦從唐宋派、桐城派文家寫起，但不是名為古文辭，均包括在內。他是從本源講，他把世上文章分為陽剛、陰柔，又將十一類分為三門。他還選編《十八家詩鈔》。他只愛十八位詩人，一家家地選錄，如李白、杜甫、蘇東坡等逐一抄完。 曾氏寫文章學《漢書》，是陰陽兼備，不學經史[21]，是受當時的經學家的影響，是謂變通的桐城派，稱為「湘鄉派」。曾氏年過六十即亡，此派傳人沒有多少。 曾氏在軍中寫文章，比姚寫得好，是位了不起的人物，可以與丘吉爾媲美。 曾氏有四大弟子。後來有兩部《續古文辭類纂》，第一部是王先謙的續纂，是按照姚鼐的編法編寫的。 第二部是黎庶昌的，他編寫時加進《史記》《漢書》及《左傳》等書，是按照《經史百家雜鈔》的編法，可稱為「改造桐城派」。 曾氏之湘鄉派只是一個派，他吃虧的是要帶兵、做大官，在學術界影響不大，他接觸的只是丁寶楨、左宗棠、李鴻章這些人物而已。故姚氏之桐城派影響學術界更大也。 當時人稱曾為文正公，反說王壬秋闓運之名氣大。其實，在文學上王不及曾。王是走阮元一派的路，是拿魏晉文來寫古文，寫信給太太要學《文選》，寫駢文。人說他好，是因為在清末時期都是走的這條路。 除上述幾人以外，尚有章太炎講魏晉文。有一點不同的是，在魏晉文中加進訓詁，此實為曾文正公所想做的。 曾氏對文章的講法極好，他說：「古文無施不可，唯不宜說理耳！」說出了韓愈以後散文之大毛病。文章要有趣，以詼諧為最好，即要寫得淡而倔強及詼諧，則為佳。 章太炎拿魏晉文作古文，人以為其文古，其實平穩，拿魏晉文加入訓詁而已。 章實齋是另一派，他提倡用諸子寫古文，但並非拿諸子之貌寫文章。 龔定庵自珍以諸子之貌來寫文章，以承接章實齋，但比章實齋粗糙多矣！ 魏默深源主張以漢魏來寫文章，接下去是王壬秋。 以唐宋風格寫文章的是陳澧，他是經學家，受阮元之影響。 康有為與章太炎有異，亦是漢魏一派。 綜上所言，當時有三派：一、曾國藩的古文，其弟子為吳摯甫汝綸；二、章太炎的魏晉古文不講《文選》，要有實學，照魏晉的格調寫文，辭藻用訓詁；三、龔定庵以子學寫文章。 吳摯甫曾東渡日本考察，後在老家辦桐城學堂，其學通古而接現代。 嚴復承接吳氏而重視之，譯作有《天演論》，他曾請吳寫序。 吳氏之觀點：中國文章有兩大派，古人寫文與西方人相同，以干為枝，[22]嚴復是以古代筆法譯西書。 當時有很多人想成一家之言，當時的北大分三派：一派是章太炎的弟子黃季剛侃，是謂選派[23]；一派是桐城派，在北大吃不開，於是有桐城派中之異軍突起，即林紓琴南。他以《史記》風格翻譯西方小說，極好。五四運動批評他是不合理的。不過文學由西方的成了中國之文學，如林譯《茶花女遺事》，是把西方作品譯寫成中國人之創作。林氏佩服歸有光，但學歸有光並不高明。但林譯西方小說卻十分好，他的虧處是不通英文，譯寫時由別人讀出，由他錄下來。三是胡適的白話文派。白話之精神即屬於韓、柳風格。當時黃遠庸已寫得很好。 胡適非文學家。文學家當推魯迅，他的一生有三大變，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是與周作人合譯《域外小說集》，是學的林紓。後人說林的不好，魯的好，只是魯的翻譯字句較準確，又多在《新青年》寫文。 第二期是寫《吶喊》時，平心而論，此集甚佳。應一讀，是有唐宋八大家精神的。寫《社戲》，寫小孩的生活，寫到了人生，好極了，是魯迅成功之處。用解放式的白話文寫他對故鄉的回憶，有意境，很詼諧有趣。 第三期，加入左派後寫罵人文章，名氣是很大了。 關於新詩，今日知道的，有徐志摩一派，可稱為唐宋派。另有四川人吳芳吉一派，可稱為魏晉派。 中國文學本可分為兩派，即唐宋派與魏晉派是也。魏晉講形式，唐宋講精神，是要有內容。 今日寫新詩之失敗，因以文人來寫，想固定來寫。其實應先寫人生方面，非有一種境界產生不可。 正如韓愈所說，不能學文章，應學道，是謂真文學。徐志摩心中要是先想做詩人，寫的詩便不是好詩矣！ 要作出好詩，不一定要是詩人。 關於桐城派的古文，也是應該注意的。章太炎晚年時曾如此說，梁啓超晚年亦曾如此說，故學古文得先學《古文辭類纂》。 要看《水滸》，得先看金聖歎的批。 今日應提倡客觀的文學，吳芳吉想以詩寫中國史，如有人能以二十年寫成一部押韻長詩描寫中國抗日戰爭史事，乃是佳事。 學術思想先天下而亂，今人聰明仍同古人，不過沒有路走，聰明無處用。時代上軌道後，大家走同一路，聰明人出現了，跑到頭又斷了路，再由後人開闢新的活路。 今天文學已沒有路，做人亦沒有路，今日想這，明天想那，所以一個人能走出一條路的貢獻是大的。西方人才多，因為有路。如中國有路，聰明人就有路可走了。要走路的，從前的老路非知不可。 （此篇為錢穆先生1953年10月4日在香港九龍桂林街新亞書院之專題演講） 葉龍附志 當時桐城派的作文秘方是要讀《史記》，故有歸、方評點《史記》出現。錢穆先生極喜歡此書，家中有紅筆加圈的木刻版《史記》，還有眉批，讀來有聲有色。此為桐城派不傳秘訣，用圈點來讀，可學作文章。 錢穆先生喜讀《水滸》，但要看金聖歎所批的本子，讀了才懂得《水滸》。因金氏一生批此書，可領你入門。五四運動後就無人批了，文學便讀不進，如要有新解，至少要有天才高的人來作批。 章實齋罵桐城派的評點秘方，認為學文章不能如此，但做學問則應該。他說：「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之心手。」但圈點可以說是入門工作。從古以來，做學問不到家的很多，但是已入了門。章又說：「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此話是說文章是人生，時代變，文章亦變，不能單從文章來學作文章。此說是接韓愈之氣，所以章說作文章要有「讀書養氣之功」。章先生已做到此地步，因而並不贊成戴東原與姚鼐。 近代並沒有幾人了解章氏的文章，以錢穆先生對章了解最深。 * * * 【注釋】 [1] 編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詞曲類一》：「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 [2] 編按：此為漢代劉向所著《說苑·善說》中記載的《越人歌》古越語發音的歌詞。 [3] 編按：見於《說苑·善說》，「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垢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4] 編按：《楚辭》的《離騷》《天問》篇均刻畫了宓妃的文學形象，尤其在《離騷》中，其形象更為豐滿。 [5] 編按：《楚辭·招魂》即仿南方的招魂習俗而作。 [6] 編按：《後漢書》有《文苑列傳》。 [7] 編按：《蘇李河梁詩》，相傳為蘇武、李陵贈別詩。文如下：「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得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學界認為是後人仿《古詩十九首》的擬作。 [8] 編按：即《讓縣自明本志令》。 [9] 編按：陳琳作《為袁紹檄豫州文》，收入《昭明文選》。 [10] 編按：對「書法」，有迥不相同的理解，有的學者認為甲骨文、金文已體現出書法特點，有學者認為書法是毛筆字的藝術。論者多認為，漢代已講究書法。 [11] 編按：出自《戰國策·趙策三》。 [12] 編按：錢穆講「古代」指先秦。 [13] 編按：歐陽修曾說：「晉無文章，唯陶淵明《歸雲來兮辭》一篇而已。」見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卷五。 [14] 編按：班固作《兩都賦》，張衡作《兩京賦》，均收入《昭明文選》。 [15] 葉按：此類為錢穆先生的最愛。 [16] 葉按：韓愈之《伯夷頌》，二百字，描寫得淋漓盡致，錢穆先生最愛。 [17] 葉按：錢穆先生講至此，談到他所愛讀的文章有《醉翁亭記》《伯夷頌》《登樓賦》及陸放翁之文，均為錢穆先生所最愛之文也。 [18] 葉按：錢穆先生年輕時想做古文家，最喜歡曾國藩。 [19] 葉按：近人提桐城派從不提戴名世，此乃由於戴氏得罪清廷，遭殺身之禍，故不提其人，其實並不公平，方、劉、姚諸人之文，均有傳承自戴氏者。 [20] 編按：惲敬、張惠言受業於錢伯坰，錢系劉大槐的弟子。 [21] 編按：「經史」，或指《經史百家雜鈔》。 [22] 編按：吳汝綸在《天演論·序》中寫道：「獨近世所傳西人書，率皆一干而眾枝，有合於漢氏之撰著。」 [23] 編按：學《昭明文選》所選六朝文寫文章，故稱「選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