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學術文化九講 · 中國歷史上的人物

我們每一個人都有兩重身份，即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兩個圈子裡面，一個是小圈，另一則是大圈。我們一方面是自然人，另一方面又是一個歷史人。天地間大自然生了人，這是生於大圈子之內。但同時又生在歷史中，如諸位生在台南，台南至少有三百年的歷史，諸位進入成功大學，成功大學也有幾十年的歷史。 我們生活上所需的一切衣食住行，如身上穿的衣褲、頭上戴的帽子，至少有幾千年的歷史。還有吃和住，也都有很長久的歷史。道路交通，陸地的、水上的、空中的，都有很久遠的歷史。我們如離開了歷史，便成為一個野人，或稱原始人，便不像今天這樣的人。 所以說，我們是生在歷史裡面，也將死在歷史裡面。大家不要以為，死了不就完了嗎？其實不然。因為一切過去的並未過去，即使是些微小事情，也仍會積留在那裡。如我們坐在這幢建築物裡面，直到今日，這幢建築已經歷了很多年，這就是一段歷史。 我們正在這歷史裡面工作活動。當時建造這座大廈的工人，恐已不存在，但他們的工作仍存在著。又如建築這房屋的材料，一磚一木，都有人做下來。這些人雖已是過去了，但他們做的工作，卻都積存為歷史，一直保留到如今。可見諸位不能不負責任。雖然諸位的小人生都要過去，但都會積存在此歷史的大生命裡面。 所謂歷史，把文字記載下來的，只是一些狹義的歷史。我們的人生過程，我們人類的大生命過程，才是廣義的歷史。我們當然也是在此大過程中的一分子，仍得長久保留存在。所以歷史的不朽，便是人生的不朽。此乃從中國人的人文觀點來講不朽。只要歷史不朽，我們的人生也就不朽，便有它的意義和價值。 試看世界上很多各不相同的民族，有些到今天根本沒有歷史，沒有了歷史這一內圈，他們則只在自然這一外圈之內生存。有的民族則跑進了歷史，因有了文字的記錄，卻又中斷了。先從自然跑進了歷史，而又慢慢地退出了。退出了歷史，還是一個人，可是只成了一個無歷史的自然人。 他們的人生，多半只是仰賴著別人家的歷史來過活。只有中華民族，跑進了歷史圈，跑進了這個狹義的歷史，所謂有文字記載的歷史，至少已有三千年到今天，這是我們同別人家所不同的。 此刻有一問題，為什麼各民族歷史不同？有的有了歷史，重複退出。有的根本沒有跑進歷史。只有中國，跑進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已有三千年。無文字記載以前，尚有傳說追記，自三皇、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一路下來，遠在四五千年以上。正為是人生不同，才產生出歷史不同。 人是歷史的創造者，又是歷史的表現者，同時亦是歷史的主宰者。因於人不同而所創造、所表現、所主宰的歷史也不同。因此我們今天來研究中國史，最重要的便是要研究中國人。 歷史只是一件大事，即是我們人類的生命過程。但在世界各國各民族中間，說人能創造歷史，在歷史裡面表現，而歷史又是一切由我們主宰，懂得這道理最深最切的，似莫過於中國人。 我們如把一部西方人寫的歷史同中國人所寫的歷史來作一比較，他們似乎看重事更過於看重人。中國人寫歷史，則人比事更看重。人生總有事表現，而中國人則更看重在其事背後的這個人，西方人則更看重在由此人所表現出來的事。這是一個很大的不同。 中國歷史有一個最偉大的地方，就是它能把人作中心。中國歷史中所記載的人很多很詳。然而我們真要從中國歷史裡面來研究中國人，這一個工作，即說是中國歷史上所記載的人吧，此事還是很不易。我在之前已講過，中國人記載歷史的方法很客觀，最有一種科學精神。 試舉一點來說。中國歷史記人記事，僅是記載，不加批評，務求保持一種客觀的精神。一事之得失，一人之好壞，我所謂「人物賢奸」，要待讀者自己去衡量。而且每一件事必然分寫在各人身上，如是則每一人之事，也都分散在其他人身上去了。 這裡卻有一重要大義理，應該知道。我們切莫以為一個人可以單獨做一件事，至少這樣想是不科學的，或者說是不民主的。每件事做起來必須要有很多人合作，而且一個人一輩子也不會只做了一件事。而且每一件事的本身，並不是可以與其他的事嚴格分開的，常是這件事那件事甚至與很多件事糾纏在一起。 所有歷史上的事，就其牽涉到人的方面說，則可以愈分愈細，每件事可以牽涉到許多許多人。就其事的本身來說，則每一件事又混合了許許多多的事。這中間卻可見中國歷史有一種很高明很巧妙的，也可以說是一種很合理的記載法。我此刻如此說，似乎有些空洞，各位也許聽得不太清楚，摸不到具體意象。我且來舉一個例說明之。 我此刻是要來講人物賢奸，今試舉出一位大家都知道的歷史人物，一個很著名的人物，亦可說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大人物，此人即是三國時的曹操。他是中國歷史上一個傑出的大人物，並不是因為有了羅貫中的《三國演義》，才使人都知道有一個曹操。 若看正史，曹操各方面的記載更是詳細。首先曹操是一個大政治家，現在不能詳細來說，可是曹操在政治上確有很多的建樹。尤其是在制度方面，曹操推行了許多好制度。如軍隊屯田，此事乃用棗祗、韓浩的建議，而這兩人卻無特別記載，只是略見於他人的傳中。如棗祗有些事記載在《任峻傳》中，韓浩的事跡附於《夏侯惇傳》中，而屯田之事，又詳見於《鄧艾傳》中。又若問屯田制度在當時如何是一好制度，則必須讀了當時的田制演變和社會實情，以及郡縣官吏職權等種種狀況才能明白。此皆旁見側出，分散在其他篇章中去才可看出來。由此可見中國史法之寫實性與客觀性。 又如九品中正制度，此是陳群出的主意，而曹操[1]聽了他的話，但此事在《陳群傳》中並不詳載。若要問九品中正制度為什麼要創立，它的實際情況如何，它對當時及此下實際影響又如何，則又分散到其他篇章中去。應該上面看《後漢書》，下面再看《晉書》與南北朝史才可明白。要之，曹操是一個政治領袖，在他手中建立了很多好的制度。有了屯田制，才能打敗吳國與蜀國。有了九品中正制，為後世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此制直到隋代才結束。根據上述種種，吾人知曹操實在是一個大政治家，在制度上富於種種創建性。但如專看《武帝紀》則不易見。所以中國歷史難講，卻也不能不說它極為合理。它只是據事直敘，而又把各事分別寫在各人身上，終不容作史者自憑己見。 曹操除了是一個大政治家以外，又是一個極為傑出的軍事家。他當時削平群雄，在他幕下，真可說是猛將如雲，謀臣如雨。曹操用兵，既分散在作戰的對方袁紹、袁術、公孫瓚、呂布等諸人傳上，又分散在他的許多謀士猛將的傳上。但謀略由曹操決定，將才亦由他指派。必須全書合起來看，才可看出曹操在軍事上極為了不起。曹操又有一部《孫子注》，直傳到現代，這便要參讀子部的書才可看到。 同時，曹操又是一位大文學家，在他同時代的一輩能文之士，都網羅在他幕下，曹操、丕、植三父子皆能文章，亦能作詩，創造出一派新文學，後世稱之為建安文學。此在中國文學史有其極高之地位與極大之價值。關於此一方面，吾人又須從集部中找書來讀。如《昭明文選》及各家文集，都要找來讀才可明白。 所以我們要讀中國史，一部二十五史稱為「正史」的已很難讀，但有很多材料並不在正史內，又不在史部內，而又是吾人所極應知道的。一方面可見中國文化積累之博大深厚，一方面又可見出中國史學既極豐富又極精煉。不通中國史法的話，便無從入手來探究中國歷史了。 曹操除了在上述政治、軍事、文學三方面有特殊的成就與貢獻外，他還能賞識人才，而且求賢若渴。一方面曹操在中原之地，得人才為最多，但亦因曹操求賢心切，故能招攬到許多優秀人才。不論任何一方面，只要是人才，曹操就想拉來用。這又是曹操成為大政治家的一個主要條件。但經曹操賞識之人才，其事跡都分別載在個人之傳上，並不匯集在曹操一人之傳上。 中國史家，並不把全部三國史都放在曹操一人身上，此是中國歷史最偉大、最特出之所在，然而使我們讀歷史的人則會感覺到不易讀。 今且讓我來說幾件故事以見一斑。劉備曾從曹操在許州，曹操極為禮待劉備，出則同輿，坐則同席。一日，曹操從容對劉備道：「今天下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袁本初之徒，不足數也。」時方進食中，劉備驚嚇得把筷子也跌落地上。此時正是劉備失敗流亡之際，而曹操卻特具慧眼，識其高出群雄。劉備怕曹操要對付他，所以嚇得筷子跌地。 又劉備手下大將關公，為操所捉，操亦加厚禮，封關公為漢壽亭侯，又重賜厚禮，但關羽盡留所賜，終於逃歸劉備。操云：「各為其主，可勿追。」此處可見曹操之愛才，且能識大義。 又有一人徐庶，與諸葛亮友善。徐庶推薦亮給劉備聘用，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囑偕來，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即是不可隨意呼喚他，要用禮貌敦聘他。將軍當親自去禮聘他。」遂有三顧草廬之事。及曹軍南下追劉備，亮與庶在一起，徐庶母為曹操所捉獲。徐庶向劉備告辭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今失老母，方寸亂矣！」遂去曹操處。此人實是三國時一人物，能識諸葛亮，此其一。能在老母被捉時，辭劉而歸曹，此其二。然其歸曹以後，並不做任何表現，因不值操之所為，寧可默然以終，此其三。此人在三國正史上並不立傳，因其無多事可述，只附於《諸葛亮傳》後，記載上述兩事而已。但此人是一了不起人物，曹操必先聞其名，故於亂軍中生獲其母，而促使徐庶來歸。可惜操得庶之身，卻不得其心，實是非常無奈。 徐庶在歷史上是一神龍見首不見尾之人物，所以記下之事不多，卻有貴於讀史者之心領神會。 曹操又賞識到司馬懿，要辟用他，但司馬懿不肯為曹操所用，託詞有風痹症，不能起居。曹操派人去刺探他，司馬懿整日仰臥不動，曹操亦即罷了。後來過了數年，曹操又要司馬懿來，派人去說如司馬懿不來，便要拘捕他。司馬懿懼怕而終於來了。 以上只舉了劉備、關羽、徐庶與司馬懿四人，實際上此四人均不肯為曹操所用。至於曹操手下多用人才，可不詳說。而曹操之善識人，能愛才，已由此可知矣！ 如上所述，曹操兼能軍事、政治、文學，又能用人，一身兼備如此多才能，故為中國歷史上一稀有人物。 但曹操始終是一個大奸。若曹操能開誠心，布公道，盡力扶持漢室，劉備亦不一定不肯與他合作。關羽自不必說，徐庶、司馬懿亦能共輔曹氏，豈不可使漢室一統重獲維持？此下數百年篡弒相承，使中國歷史陷入一段中衰時期，曹操不能辭其咎。此已成歷史定論。 但史家照例不肯自下己見，也不必下己見。只羅列事實，曹操之為人，已昭明無遁形。曹操曾問許劭：「我何如人？」劭曰：「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此十字後人視作操之定評。然此語不見於《三國志》，而見於孫盛之書。范曄《後漢書·許劭傳》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然後人評曹操之為人，終取孫盛，不取范曄，此中亦有一番大道理，待諸君自己去辨別，此處不再評說。 又如劉備、關羽、徐庶、司馬懿四人，雖都不肯為曹操所用，但此四人又是各具一性格，各自成為一人物。要之，不識人，則不能讀歷史，不能來討論歷史上的一切事。歷史以人為主，有人始有事。只有人來決定事，不能由事來決定人。讀史者對此，最應深切了解。 現在再說，上述之曹操與司馬懿二人，均是中國歷史上之大奸雄，換言之，他們都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單就個人而言，曹操與司馬懿各有才能，各有成就。魏晉兩代，即由曹操與司馬懿兩人開業。但何以說他們是歷史上的反面人物呢？因他們不能領導歷史向前，卻使歷史倒退向後，違背了歷史的大趨向。 他們既不能領導歷史，又不能追隨歷史，跟在歷史大趨勢後面追上去，而要來違反歷史的大趨向。剛才說過，歷史是人所表現，也是人所創造，怎麼又說是違反歷史呢？這是因為歷史自有一條大路，人人都應由此路向前。能指點領導此路的，才是歷史上的正面人物。孫中山先生說，他領導國民革命四十年，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此乃是指導中國近代史的一條大路，亦即是中國近代史一大潮流、大趨勢。袁世凱則只為個人，不為國家民族，違逆了此一趨向，所以他亦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反面人物。 若通觀中國全部歷史，中國人的歷史大趨向，早在曹操以前就決定了。至少遠至周公、孔子以來，我們中國歷史的大趨勢，可能已經有，已經走上了一條路。這話怎講？那要請諸位把中國二十五史詳細讀，自然會懂得了。要把我之前所說歷史上的時間和事件之新觀念詳細參味，自知得歷史只是一件大事，過去早已規定了未來。如此一條大路，有一段已走過，有一段還未走。 我們生在這歷史過程中，不應該走錯路。上述曹操與司馬懿縱是歷史上一等大人物，但他倆走錯了路。何以會走錯路？簡單說之，他們各具有一個私心，只為己而不為人，為家而不為國。不論一切事，要先論一個「心」。 此番道理極簡單，但極為重大。 三國時代又有一大人物，後世推尊他為當時第一大人物的管寧。他先是逃到遼東，曹操把他請回來了，又請他去朝廷，他不去，說有病。曹操派人去看，回來寫一報告，那一份調查報告，也保存在歷史上。曹操就不勉強他了。曹操用人，用不到管寧，卻用到了司馬懿，曹操畢生事業，就此可想而知。 我此時告訴各位，讀歷史定要懂得人物賢奸，這是中國人一向極端重視的一番極大的大道理，也可說是中國人在人文學上一番大發明，絕不是只要不犯法，便算是賢人，不是奸人。也不是說信受了一項宗教，便是賢，不是奸。又不是有本領能做事，便是賢，不是奸。本領愈大，事業愈大，如上述曹與司馬二人，更是一大奸。批評歷史人物，自有一標準。所以我們要學中國的史學，便不得不明白中國人的義理之學，那是比史學更大的學問。 今天我們又只想要翻案，對於歷史也想要翻案，要打倒舊觀念，重新估定新價值。今天也想為曹操翻案，那豈易翻過來。 我們不要認為今天學到了一點外國皮毛，有了新知識，便可來批評中國歷史上的一切，重新估定價值。打倒一標準，卻不易另建一標準。只把外國標準作標準，無奈我們又不能真照著做。沒有標準，盡去翻老賬，翻來有什麼用，而且又是翻不轉。曹操也曾想翻老賬，他要選拔聘用不忠不孝之人來方便辦自己的事，但歷史之往事擺在那裡，正可讓吾人作參考。 你信了耶穌，不該罵你祖宗不曾信耶穌。你明白了科學，不該罵你祖宗不明白科學。我們今天懂得崇拜外國，卻不能罵我們祖宗不懂得崇拜。至少這是忠厚存心，亦是一種道德。若我們認為舊道德要不得，也該有一番新道德，一切還待吾人自己努力才好。 我們說了歷史上有正面人物與反面人物，現在再來說歷史上的人，有一種人在上層，有一種人在下層。有浮面的人，也有底層的人。浮面上層的人，如三國時代的曹、劉、孫、諸葛、司馬、魯、關等人物，大家都知道。 寫在歷史上，他們是上層的人，可是還有下層的人。前已說過，任何一件事，不是一個人所能做。中國歷史寫得盡詳細，還都是些上層人物。可是還要有下層人物，歷史上根本沒有寫下。像我們，或許將來歷史上都沒有名字，可是我們確確實實活在歷史裡面。我們的生命，將來亦會永遠藏在這歷史裡面。有記載的歷史，亦有不記載的歷史。項羽率領八千子弟渡江而西，歷史上只寫一個項王，八千子弟姓甚名誰，歷史上不曾寫下。但若沒有這八千人，項王一人渡江有什麼用？所以我們講歷史，不是要專說歷史的上層，還要說歷史的下層。即如此學校，外面人只知道校長、院長、教授有姓名，不管許多學生。但得師生合作才能成一學校。政府有大官小官，亦有不做官不進政府的，但得大家合作，才能有一好政府。 現在我要告訴各位，中國歷史上遇有問題，多在上層，少在下層。西方歷史上有問題，多在下層，少在上層。梁任公曾說中國人不懂革命，只會造反。造反只是下層作亂，縱是推翻了上層，但一切改革仍在上而不在下。 西方歷史上像美國、法國大革命，此是由下層來改造上層。我想此或是梁氏所說「革命」與「造反」之分別。但中國歷史上層有翻覆，下層還是安安頓頓。此可說是我們中國歷史基礎穩固，上層屋子破了可以修理，掀了可以重蓋，若地基一動搖，就會變成如埃及、巴比倫、希臘、羅馬一般。 歷史的上層是政治，下層是民眾，但中國歷史上主要的，又有中間一層，即是知識分子學術界。中國人稱之為「士」。 中國社會由士、農、工、商四民合成，我特稱之曰「四民社會」。那士的一層爬上去便是做官，搞政治。留在下面，就從事教育，指導農、工、商，各盡己責。 今天西方社會的中層階級是商人，做生意，營財利，故稱為「資本主義的社會」。他們乃是各由個人來自由營謀，自由發展，故又稱之曰「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所謂「自由」，乃指個人而言。但此種社會亦有問題，並不即是十全十美。此種社會之反動，則為「共產主義的社會」，各走了兩極端。 今天的中國人，一味要跟從外國人走路，有人主張要走自由資本主義社會的路，亦有人主張要走共產主義社會的路，遂有今天中國的大翻動。 但中國歷史上自有一條路，此一條路幾千年一直維持到今天，則由於有中層「士」之一階級，亦可稱為「學術階級」。逢到學術昌明，此等人多往上到政府方面去，則天下治。政治不清明，天下亂了，此輩人回頭來只在鄉村小都市從事教育，以待後起。所以這個社會能獲一永遠穩固的基礎。 諸位當知，這是歷史中的一個大問題。歷史進退，不能全由上面少數人員負責，應該要由社會全體來負責。 在中國，有這一個中間階層，可上可下，所以中國人一向看重讀書人。諸位該研究中國學術史，才知中國歷史乃是掌握在中國學術上。 歷史絕不是一部分少數人的，也不是短時期的，乃是多數人經過長時期而形成的。但今天，中國學術中斷，下層也動搖了。我們社會的中堅學術界，究竟要用什麼東西來教導我們後一輩的年輕人呢？明天的中國，究竟將是怎麼一回事？我們把昨天的全忘了，明天的無根無據，只知崇拜外國，這種情形實在十分危險。 即如學歷史，先不問人物賢奸，又不問事情大小，更想攔腰切斷不問過去。若真能切斷，上面水不來，下面水幹了，那一條歷史大流也就沒有了。但問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悠長生命，怎麼可以一刀切斷？ 近代美國還是從英國來，近代歐洲還是從中古時期，從希臘、羅馬慢慢地變來。今天我們中國人，要想把五千年歷史切斷，來接上西方那條路，我不知道是否能有幾個偉大人物把此事做得成。 一條電線，一根自來水管，可以切斷這裡，接上那裡。我們只說要迎合世界新潮流，但也不能忘了自己的本源。今天我們的想法似乎太天真、太簡單。倘若誠如我們所想，那麼今天大陸已花了二十年大力，也該有些成就。無奈歷史自有它一個客觀的存在。只有孫中山先生提倡的三民主義新社會，仍從自己本源來迎合新潮流，下面開出社會的新型，但仍不違背以往歷史的正趨。這須我們大家來發揮新的聰明與精力來參加進去，來實現此理想。 現在我得進一步說，人類歷史大體說來，可以分為兩型，一為內向型，一為外向型。內向型是把向外得來的充實內部。只要內部充實，有精力，有作用，自能常存而益進。外向型是把內在所有來擴展於外。但此擴展應有一限度，若因向外擴展而內部為之耗損，則擴展將不可久。 歷史一本於人生，人生亦有此兩項，一是內生活，一是外生活。內生活注重在生命本身與其內在德性之完成。外生活注重物質利用與其外面事業之放大。也可說一是偏向在「心生活」，一是偏向在「物生活」。 剛才我說，人有自然人與文化人兩身份。開始是自然人身份多，定是向外。若不向外，不能在物質方面能利用、能駕馭，他將不能存在。而且除對付物質以外，還須對付敵人。 在自然人時代，人與人之間，都像是敵人。人類文化漸高，內心生活便日占重要，遂稱此種外生活為世俗的生活。人類文化大趨，乃是從自然生活、世俗生活即外生活漸漸轉向內部，來進入人更高一層的內向的心生活。 當知生命重要，內勝過外，心勝過身。因此人類文化演進，自然會有宗教。 宗教都在指導人的內生活。基督教講靈魂，講上帝，都只能由人自內心去體認。佛教更然，教我們離家出世，遠離物質與世俗，在深山野嶺處去求取涅槃。這些都是側重在內生活。 只有周公、孔子之教，要把內外調和。正心、誠意，這是內生活。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是外生活。忠孝仁愛，內外合一，內外交向，從內向外，同時亦從外向內，把內外融成一體。世俗即是道義，道義即是世俗。這是中國文化最特殊處。 說到其他民族，如埃及，必然會聯想到他們的金字塔。金字塔豈不至今尚在，又是何等偉大！然而當時埃及人的聰明精力則都消耗在造金字塔上了。 又如羅馬的鬥獸場，不僅在羅馬首都有，只要羅馬帝國勢力所到之處都會有。其建築之偉大可勿論，論其娛樂享受，何等緊張，何等刺激！猛獅噬人，不僅無動於衷，反而認為是樂事。這也是一種外生活。 在中國古代，既無金字塔，又無鬥獸場，沒有什麼偉大遺蹟留下來，只有幾個聖人的故事，長為後代傳說。 那些故事，又不是什麼大功大業。堯為天子，他的兒子不好，便把天下傳給了舜。舜亦本無大功大業，只因他能孝，給堯知道了，便把天下傳給他。 中國古代文化傳下來的是這些，這些只是人生內心方面的德性。換言之，也可以說，這些只是說的人。中國古人，只是把這些人、這些人的德性傳下了。 中國人理想，要有一個完整的人生。此項理想，表現在幾個理想人的身上。直從堯、舜、禹、湯到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如此一路傳下。我們主要說：「人皆可以為堯舜。」此乃是說，此一文化遺產，人人能保守住，且能把它來發揚光大。 金字塔、鬥獸場等，不能永遠無限地建築擴展下去，所以埃及、羅馬的歷史也終於中斷了。正因這些是向外物質的進步，但物質進步並不能沒有一個限止。一方面是人的內在德性，卻可永遠繼續下去而不衰。 物質進步有限止，但同時也是無限止。如金字塔，雖然是偉大，但人還想有更偉大的東西出現，刺激人的，終於要成為不夠刺激。 人之德性，並不刺激人，卻可使人自我滿足。今天人人都說要進步，但只講進步，將使人永不滿足，也就永不穩定。不滿足，不穩定，專來求進步，此事有危險，而且當下也就使人不快樂。 滿足與快樂，須在人之心上求。穩定須從人之德性中來。今所求之進步，則只在外面物質上計較。從人類所有各項宗教講來，這些都是外面世俗生活，都是要不得的。至少這絕不是生活之究竟。 每一人生，總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我們的生活，一方面是我們的事業。事業是外在，生活是內在。內在生活滿足穩定，外在事業自可有進步。內在生活不滿足、不穩定，只在外面事業進步上來求我們內在生活之滿足與穩定，此事必有危險，因此應該看重生活更過於事業。 諸位不要誤會我此所說的生活，也指向外，如看電影、打球、游泳等。中國古人無此生活，諸位便說現在我們進步了。諸位當看舜如何般生活，孔子如何般生活，此乃內在德性方面之生活。此等生活，不是像我們今天般時時要求進步。但此等生活，論其滿足與穩定，卻勝過了我們。 各位又當知道，中國人所說一切道理，大都是在歷史本身演進中覺悟而得來。如漢代人有一句話，各位聽了，也許會覺得很腐朽，或說太陳舊了。這句話說：「黃金滿籝，不如遺子一經。」是說家中有滿筐黃金傳給兒子，不如只傳他一部經書。此一部經書中所說的便是堯、舜、禹、湯、周公、孔、孟的內在德性生活。 從前中國的賢父母們，都明白這道理，傳給兒子一本經書，可教他如何做人，做人便得在歷史大流中做，才可以繼往開來。所以中國社會上不斷有孝子，他們都在繼往開來，他們便都是歷史人物，又是歷史上的正面人物。不斷出歷史正面人物，所以歷史便不會中斷，所以能五千年傳到今天。 黃金滿筐，須要事業。傳子一經，則只注重在生活。各位今天在學校中求學，若是只為謀職業，把謀職業作為目的，一切知識技能都成為手段，這種生活理想便都是向外，事業重過了生活。 各位或許會說，今天的西方人，難道無內在生活嗎？中國古人講德性，難道能沒有職業不吃飯穿衣嗎？那自然是不錯。但人生內外並不能分開，卻有個輕重主副。中西歷史在此上確是不同。如中國衣服重舒適，西方衣服重工作方面。 中國家庭制度，亦是為生活重於為事業。西方家庭制度，則是為事業重過了為生活。中國從古看重禮樂，亦是生活重於事業之一例。西方社會亦有禮樂，但大體皆從各宗教來。中國禮樂則從政治來。換言之，一重出世，一重入世。大家說中國社會重人情，此是生活。西方社會重功利，此是事業。 論到學術，姑舉文學一項言。中國文學偏重內向一型，文學中所表現，即以作者自己生活為主。西方文學偏重外向一型，其表現與完成，乃成為一番事業，在作家之身外，而不在其自身。今天人類登上月球，也是為事業心所策動，而非由於人類生活內在之要求。 歸結言之，人類終是為了生活而要有事業的，不是為了事業而要有生活的。 換言之，人生當以「身生活」來完成「心生活」，不當以「心生活」來完成「身生活」。人類漸從自然人生走進文化人生，此是一條大路。但文化人生仍必建基於自然人生之身上，不能如宗教家想法，要擺脫世俗生活。但應在世俗生活中有理想，不能即奉世俗生活為理想。 只有中國人，創辟了此一歷史大趨，但我們今天，個人主義、功利思想瀰漫日盛。中國四民社會中士的一階層，本要在此世俗社會上建立歷史理想，把如何做人，即如何生活，奉為如何做事，即如何建功立業之基礎和準繩。德性道義生活更重要。但此刻則此一階層漸趨沒落。我們也將追隨西方，只重個人的外生活，重功利，重事業，新社會將以工商經濟為主要中心，一切聽命於此。 此從中國傳統歷史說，乃是天翻地覆一絕大轉變。我們要把中國歷史大流堵塞，另開新流，此事艱巨且不論，其是非得失，亦該有討論。 此刻在西方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嬉皮成風，也是個人功利主義一反動。他們中間，何嘗沒有人不想把生活轉放在事業之上，把德性轉放在功利之上。然則除卻宗教，實沒有一套歷史積累可資憑藉。 而今天西方的宗教力量，實已抵不過他們的世俗人生，所以有「上帝迷失」之嘆。然而今天西方的個人功利主義、自由資本社會，亦有他們二三百年的歷史演進，因之還是有許多在他們是對症下藥之安排。 我們今天，要急速使社會資本化，人生個人功利化，效果未見，然而我們都已是迷失了德性，迷失了道義，以此較之他們之迷失上帝，將更為可怕。 我們的生活，也已急劇進入不滿足、不穩定，如此則又何從希望能有事業？我們不能專把此一切歸過於物質條件、經濟條件上。 各位只要稍一研究我們的現代史，試看中國此一百年來之經過，究竟毛病是出在物質條件、經濟條件上，抑是出在人，即是出在我們不足以生出許多許多合理想的人物上？其中是非輕重，即易了解。 我們不要把人才問題轉換成財力、經濟問題，又把人品問題忽略了。近代中國史上的人物，也不是無才，乃有些是無品。所以我要各位讀史，能注意人物賢奸。先問其人之品，再論其人之事。事業上要有才，但生活上則更要有品。我們不登上歷史舞台，無才也不要緊，但不能不生活，生活主要在先有品。我先所說之德性與道義，乃是分別人品之主要標準。 歷史既不是個人的，也不是十年八年短時期的。不像此室中一盞電燈，只要有人用手一按此開關，便可使全室光明。在人生歷史上沒有這回事。所以我要勸每一個人都要明白如何參加進入此歷史的大趨向，來主宰此歷史。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今天在座各位，並不是都要學歷史，但對於國家民族當前的大問題，都有我們一份責任，也都可有我們一份貢獻。 各位或說我是學自然科學的，但就中國歷史來說，則人人都該有品，都該有他一份德性生活與道義生活，然後才能在此上來參加歷史，做一歷史的正面人物。 各位若是學歷史的，我此次講的歷史問題，雖沒有切實說到中國歷史上長時期中之許多人和許多事，但學歷史之主要著眼點則應在此。 總之，我們當知，至少我們全是歷史上一無名人物，誰也逃不脫。但我們全要做一個歷史上的正面人物，不應做歷史上一反面人物。此一辨別實最重要。 （此篇為錢穆先生1970年在台南成功大學的專題演講） * * * 【注釋】 [1] 編按：此處或為錢穆先生誤記。據《三國志·魏志·陳群傳》所載，「（文帝）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則聽取陳群意見，建九品中正制的是曹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