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將之將 · 第十六章　編餘

依史家的史例，這兒得用「太史公曰」的結尾了，不過我在結尾上說的，還是百里先生的話。 上海《申報》六十周年紀念時，編刊了一本紀念冊，其中中國六十年來之軍事，正由百里先生執筆的。我手邊沒有這篇專論，只記得開頭，他就說到曾國藩只敢夢周公不敢夢文王的話，儒家思想，限住了士大夫「造反」夢想；王湘綺曾勸曾國藩自立為王，他斥之為狂妄。庚子那年，李鴻章的洋朋友，勸他在華南建立民主國家，他就托人找孫中山來談談。這便是時代環境，限制了知識分子的政治觀念。但是，造反的事實，正從湘軍開始，這是中國政治的大轉變。 湘軍，背上掛一個「勇」，乃是僱傭的「勇」，並非國家的正式的「兵」。十九世紀以前，正式的國家部隊，乃是八旗兵和綠營兵。八旗大半守衛京師，少半駐防要地，所謂旗營是也。綠營成為國家的常備軍。綠營（清初定八旗之色，漢兵皆令用綠旗，故稱綠營），原是世兵制，「兵有兵籍，與民籍分開，兵士家庭的人員，都編在兵籍中；他們的子弟，叫做余丁，就是預備將來補他們的缺額的。他們不但一人在伍，以當兵為職業，就是子孫也是世代相承的」。旗營腐化，不能作戰，乃有綠營，綠營潰敗，乃有湘軍，在湖南所招募的兵，又有楚軍（湖北所招募的）和淮軍（安徽所招募的）。經過了太平軍和捻軍的長時期戰爭，湘軍、淮軍便成為國家的常備軍。湘軍、淮軍，只是一群秀才所練的民兵；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那幾個秀才，他們練兵的藍本是戚繼光的兵要；作戰的軌轍，都從《資治通鑑》和《讀史方輿紀要》中來，居然頭頭是道，立下了規模。可是湘軍的兵士來源，出自招募，雖有「各有宗派，上下相親」的好處，卻已成為私家的軍隊。國家權力下移，各省督撫，有如唐代的藩鎮，養成了割據自固的新局勢。滿清政權，終於崩潰下來，這是主因之一。 也由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外來勢力的侵迫，國家有建軍的必要，在應付國際情勢中，不獨綠營應付不了這樣的局面，連湘、淮軍也都吃不住了。只好小站練兵，重新建立新軍，想使之成為國家的部隊。其間，又滲雜了愛國青年的革命運動。新軍建立，正助長了革命的武力，乃有辛亥革命的全國性兵變，推翻了滿清政權。在日本進士官學校的青年軍人，便成為新軍中的革新核心。百里先生，正是這一時代波浪中的軍事人物。 我已說過：蔡鍔和蔣百里，都是新軍中有志願有眼光的中心人物，他們實在想建立國家的部隊，一個統一的軍權。可是，民初袁世凱的家天下觀念，以及袁死後北洋派分裂的地方割據局面，又把他們的夢想打碎了。百里先生就在這樣矛盾錯綜行程中成長的。 知人論世，本來不易的。我也曾用「李廣數奇」的話來婉惜百里，後來看到別人也是這麼說的，又不禁想一想，我們這樣的觀點，是否合乎百里自己的人生觀呢？一位百里的朋友陶菊隱先生，曾說：「人類的命運原沒有絕對的幸或不幸，估價各有不同，政治或經濟的失敗，往往卻又能促成學問及人格的成功。民六以後，百里政治的出路愈窄，學問的成就愈大。這個困頓時期，從學術文化立場來看，是他的黃金時代。」這話也很有道理。還有一位李小川先生，他是百里的知己。我已說過他們年輕時的彼此相契重相策勉的故事。小川說：「中國軍事由老粗掌兵到現代化的階段，由文人指揮而專門家（軍官學生）指揮的階段，有一人焉，對中國歷史文化富於研究，對世界潮流洞若觀火，見得到，說得出，眼、耳、腦、筆並用，而能綱舉目張的，恐怕只有百里先生一人了。百里先生天才豐富，情感熱烈，為中國建軍唯一人才。他一生名望很高，而一生不得其用，這不足為百里先生悲，實在得為中國前途惜。就百里先生個人來說，惟其不遇其時，所以能以其暇日，在國內研究學問，在海外考察軍事兼及政治、經濟、外交、文化諸大端，不時注入新血液，不使他本身的學力停滯於一定的階段。中國學問本是籠統的、散漫的，百里先生能夠分析起來，貫串起來，他的成就一半建築在天才上，一半建築在研究上。」這也是知己之言。 我又細細體會他們這一群朋友，姑且名之為研究系，在政治觀念上的矛盾苦悶。（依陶菊隱的說法，百里並未參加研究系，但梁啓超主編的幾種政治性雜誌，都是百里支持他的。百里與梁氏在師友之間，關係密切在一般朋友之上。）民國初年，在北洋軍閥袁世凱與國民黨孫中山的鬥爭，梁啓超他們是支持袁世凱的暴力鎮壓的，他們的政治觀點在中央集權，他們要借袁世凱的力量來實行憲政，這和戊戌維新的手法是相同的。袁世凱帝制自為，他們的幻想破滅了，這才和國民黨重新合作，以西南為根本地來推翻洪憲。可是袁帝暴卒，梁啓超又怕北洋政權瓦解，他立即與馮國璋、段祺瑞合作，把北洋政府撐起來。蔡鍔扶病出四川，他也想重新把北洋軍系改建起來，集中軍權於中樞。這一政治觀點，也可以說是百里的觀點。等到北洋軍系內部分化，地方割據的形勢，也越來越明顯了。研究系這一群朋友，這才放棄了中央集權的觀點，斟酌國情，提倡聯省自治，想從地方自治的道路來消除地方割據的毒瘤。（甲寅雜誌派，對於聯省自治制討論得很熱烈。那時，第一流人才多捨棄「中央」而歸本省。他們說：「中國幅員太廣，一省的面積及人口等於歐洲的一國，人情風俗不盡相同，雖有秦皇漢武復生，也很難把它撮合起來，在同一的政權下集權而治。倒不如因地制宜，各省製成省憲，進而達到聯省自治的階段，這樣便可以補救武力統一政策之所窮，而久打不停的內戰，亦可由是而不了自了了。」） 百里先生是參加湘南制憲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又是浙江省議員，參加了浙江制憲工作。這一段時期，正是北洋軍閥混戰與西南地方割據勢力大火併（拼）時期。百里先生的聯省自治觀，在他的一生是重要的一截，似乎應該替他提一提的。［民九（一九二○年）秋，趙恆惕通電籲請自治，時賢章太炎、熊希齡、湯漪、丁世嶧、褚輔成復電響應，乃由湘省府延聘王正廷、蔣百里、彭允彝、李劍農等十一人為省憲起草委員，省憲中采義務民兵制，便是百里所建議的。］ 梁啓超寫《清代學術概論》，結尾那一章，也說到他自己的治學：「啟超學問欲極熾，其聽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沉溺焉，集中精力，盡拋其它，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又拋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新而拋故，故入焉而不深。彼嘗有詩題其女令嫻藝術館日記云：『吾學病愛博，是用淺且蕪；尤病在無恆，有獲旋失諸，百凡可效我，此二無我如。』」可謂有自知之明。這也是啟蒙期文士的共同習尚。其學問欲之熾熱，我們從百里先生一生，同樣可以看到。錢均甫先生說：「百里主張戰鬥與生活一致，軍事與經濟不可分，真是千古不朽的名言。他一生不停地讀（吸收），不停地想（理解），不停地寫（發揮），無論政治、文藝無所不好。嘗在友人處借閱德國人所譯的《莎士比亞集》，德國人自詡譯文比原文好。他窮一星期之力把全集讀完，至於廢寢忘食。讀書真是他一生的嗜好。其第二嗜好為與人談話。凡研究真理，往往力思不得而在與人言談之中無意得之，所以與人多作有益的談話，的確勝讀十年的書。他談話能夠提示要點，融會各種問題，這是他才力過人之處。」他們那一群朋友，興趣都是多方面的，而且帶著積極的青春氣息，到了晚年，朋友們還把百里叫作「老少年」，就是這個意思。 由今看來，啟蒙期的文士，不免幼稚、天真膚淺。可是，易地而處，我們要跳開自己的生活圈子，真是多麼不容易。十九世紀中期，那一班覺悟了的士大夫，由今文學派帶了頭的革新者，如龔定庵、魏默深等，他們又已拾起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子；在我們看來，原是范仲淹所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舊話。而不知這話頭已經被雍正、乾隆用血和淚鎮壓了下去。乾嘉學派已經轉到考證學的狹路上去，我的老師單不庵，便是走這一狹路的人。百里不走這一狹路，而且棄文尚武，以他那樣身體，居然要騎馬打槍簡直是和傳統挑戰。要挑「天下興亡」擔子，就是要付出生命。他們在日本，無論保皇或是革命，都是「叛逆生涯」，和士大夫禮法不相合的。在救國主義的道路上，起先看準了「堅甲利兵」，後來找到了政體改革和種族革命。辛亥革命以後，民國是成立了，而「君權」與「官僚」的陰魂未散，知道非文化革命，文學革命不可，這便是五四運動以後所走的路。最後，我們明白社會革命乃必然的道路，不把「封建」與「資本主義」的石塊搬開，新社會的春筍長不起來的。啟蒙時代人士，即如百里先生，以及他所契重的邵力子先生，都是在每一轉變角度上扮演了先行者；其勢非和每一階段的傳統勢力相搏鬥不可，所以，百里先生並非命運不濟，而是他所生的時代太偉大了，先行者既不能麻木不知，就非投向鬥爭不可的。 本來，百里的老友，李小川先生想在南陽諸葛廬旁，造一所澹寧讀書台以為紀念。百里先生，若干方面，頗和諸葛武侯相近，不過為了國家，他也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了。百里在武漢時，常對年輕人說：「這一回抗戰，我們這一輩人都該去死的；建國大業是你們的事了！」後死者，切莫忘記建國的艱巨，在愛國立場，大家該獻出自己的力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