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將之將 · 第十四章　史料述評

方震腦袋中裝了四館二院。四館是博物、圖書、歷史、科學；二院是文學、軍事。外加各式講座，還帶隨意小酌。 ——李烈鈞 一個研究現代史實的人，他由個人直接知識得來材料，不過是極細微的一部分而已。其它的大部分的材料，都是由其它的證人來的。每一個證人，無論存歿與否，都可以發生錯誤，或者有意的導人於盲。所以一切的見證，都應該加以審慎的考證，以斷其正確與否及誠實與否。 ——沙耳非米尼：《史學與社會科學》 我這篇以蔣百里先生的思想與生活為主題的蚯蚓式的文章，即將結束了。在結束前，我想談談史料的考證與編次、史學上一些小問題。 我自信，我寫人物史事，儘可能從「胡鬧」氣氛中脫出，君子於其所不知，蓋缺如也。我保留著治史的紀律，寧可「存疑」，決不瞎造。 現代三大傳記作家：①路得維希（Ludwig）②斯特拉塞（Strachey）③莫羅亞（Maurois），這三人中，我最喜歡莫羅亞，卻敬佩斯特拉塞。至於路得維希，那是門牆太高，不可企及了。我這麼一說，朋友們就會明白了。我一心一意要寫成斯特拉塞式的傳記，結果還是莫羅亞式的。一半也是因為蚯蚓式文篇，使我非寫成莫羅亞式不可。 魏華灼先生翻譯了莫羅亞的《雪萊傳》，曾在敘言中說到新舊傳記的同異。過去的傳記，有的只是引證、箋疏、書目等的堆積，過於是紀念的、頌讀的、教訓的。其中所描寫的人物，「只是英雄的雕像，美德與成功的過分擴大，內心衝突與失敗，儘量的隱匿，結果他已不是人，只是至善的畫像，全是光明面，毫無半點黑影」。現代的傳記，可不相同了。形式上類似小說，引起讀者的欣賞的興趣。其人物是有美德，也有瑕疵的，具有血和肉的活人。傳記家所寫的傳記，結構較富戲劇性，替他製造了一件藝術品。即如斯特拉塞的《維多利亞女王傳》，我們不能說：「這本傳記，碰巧是一件藝術品。」我們應當說：「這件藝術品，碰巧是女王維多利亞傳。」 蔣百里先生是可傳之人，他的生平經歷，很多是可傳之事。我呢，覺得他的許多見解，還富有時代的意義。但我並不把他看作是完人，當然不是聖人。他當然有著活人的優點與缺點，尤其是知識分子（士大夫）的共同弱點。他曾經批評過曾國藩只敢夢周公，不敢夢文王。他自己呢，連著他們那一群朋友在內，都是不敢造反、自立為王的人。百里也都是替劍把貼標語，如蔣夢麟先生所說的，其所以成為悲劇性角色，正在於此。 中國士大夫，即如孔、孟那樣的聖賢，到頭來，還是說：「我生不有命在天？」漢代大思想家王充，他的批判精神，可以說是超過那一時代一切的學人，結果還是相信「命運」，好似冥冥在上的不可知力量在支配著他。曾國藩晚年對門人弟子也說，人生的成功失敗，三分人力，七分命運。百里博通中外古今，看得多，見得遠，可是他是相信命運的。有一回，中航公司民航機桂林號遇難，他的朋友徐新六在其中。百里說：「新六非常可惜，這也是劫數，本來早幾天他就要走的。」話呢，不妨這麼說，但他相信命運這一點，和一般士大夫並無不同的。（他並不自以為是造命的人。） 在香港，要找一份完整的人物文獻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好幾回，要想寫幾種人物傳記，都不敢動筆。關於百里的文獻，我手邊有一部他的《抗戰言論集》，收集得比較多，編得卻雜亂無章。這是抗戰第三年在金華出版的書。抗戰軍興，大後方的出版條件，包括紙張、印刷種種都差得遠。東南沿海一帶，浙江、福建、江西比較好一點。這部論集，首先是張禾草和黃萍蓀二君合作，黃君辦了一個出版社，卻帶了市儈生意經，後來他們便鬧翻了。禾草重新自行排印出版，內容差不了多少。依我的說法，上輯乃是百里在抗戰時期所寫的文章，大部分都是在漢口、香港、重慶《大公報》上刊載過。（可是要找一份戰時的《大公報》，該多麼困難。）只是禾草的日記，有著許多百里的生活記錄，《大公報》上未刊過。下輯，乃是百里中年的文字，散見報刊和專冊的，當然更不容易找到。我在商務舊書堆中找了一本他的《新兵器與新兵制》，頗有用。我所已找到的材料就是如此。 前幾年，劉厚生先生的張謇傳記出版了，這本雖名為張謇傳記，實際上對於張謇本人的敘述，不過全書十之二三，而關於張謇時代之國際情勢、政治背景、社會經濟情況以及與張謇同時的政治人物，敘述詳盡，卻占了全部十之七八。這對於讀者當然有好處，仿佛讀了一部現代中國史，卻也有時使人以為這是一部袁世凱傳記。假使我們把時人的傳記都寫起來，豈非有疊屋架床之嫌，我個人想法，我們應該好好兒編一部完整的現代中國史，再編一部現代中國史料（辛亥革命部分，已經有頗完整的史料匯編出版了）。這麼，我們寫現代人物傳記，就不必如劉氏的張謇傳記，這麼繁重了。 再則，張謇的一生，有他的生活種種，既是以他為主的傳記，就不能單寫他的社會政治活動的方面。我們看了這本傳記，總覺得是不完整的。假使劉氏留出其它十之七八，來寫他的生活思想，那一定有意義得多。張氏原是舊時代士大夫的蛻變中人物，他頗風流自賞，「胸中無量蓄詩意，傾寫不盡姑置之」。他的散文，才氣縱橫，盤盤大手筆。黃任之先生輓聯中說：「早歲文章，壯歲經濟。」所謂不作第二人想非耶。他是真才實料的「狀元」。他愛好崑曲，欣賞戲劇，扶植梅蘭芳、歐陽予倩，創辦伶工學社和新劇場，提倡戲劇運動，這都值得特筆詳記的。還有，張氏和沈壽的浪漫傳奇，也正是張氏生活的一面；張孝若為尊者諱，已經失去了「畫我須似我」的精神，試問《朱彝尊全集》，如真的刪掉了風懷詩，那還像一個大詩人嗎？張謇傳記在這一方面的缺憾，使我們有非另起爐灶不可之想。 我既批評了劉氏的枝葉太多，再回看我們寫的蔣百里傳，或許又是枝葉太少，唯一可以解嘲的，因為這是報紙上的蚯蚓式文章，不能把野馬放得太遠的。我也得從實招來：在著筆前後，我實在沒有工夫把梁啓超的《飲冰室全集》翻看一遍，連《歐遊心影錄》，都不曾再看一遍。許多可以映襯百里的思想進境的，似乎不夠明確。百里在談論抗戰一年因果那專欄的「余意」中，說到一般青年知識水平的進步，大出他的意外。他說：「西安事變前十日，我才從歐洲回來，到香港，到上海，就有許多記者來問長問短。我是好說話的，但是他們筆記下的東西，我明天在報上看見，總覺得有許多不透徹。可是今年不同了，他們聽我的話，同時又注意我的態度，搖蒲扇立起來演講，也記載下來了；說話停頓了一下，眼光注視一下，他們也注意到了。這一種由局部而注意到全體，由表面而感覺到內心，總的說來，觀察深刻了。第二是感情深厚了。如『戰地與秋收』，向著稻田說：『……快快地成熟起來吧，讓一粒一粒穀子填實我們前方戰士的肚皮，增強他們殺敵的精力吧。』要不是真正有深厚的情緒，決寫不出那種文字來。第三，態度嚴肅了。我在武漢一處座談會上，一位青年女同志，她直接痛快地問：『武漢保得住麼？萬一武漢失了，又怎麼樣？』又有一位女同志問道：『中國經濟力，到底如何支持的？前方發給士兵的五元一元法幣，士兵們沒法兌零，鄉下人一擔東西，也實在不值一元法幣，總是沒法找，這雖是小事，也生出了種種磨擦。』她們的率直態度使我有所感想，她們現在是實際生活，已經不是旁觀的批評家了。」觀察深刻、感情深厚、態度嚴肅，這三點該是百里所留下來的寫作尺度吧，我也正在回看自己的述作呢。 （百里曾說：「我寫文章，在以前，不肯深刻地想。第一次從德國回來後，我寫文的風格改變了。在日本做的文章，學梁任公的一套，長篇大論。在德國受毛奇的影響，他的《普法戰史》寫的五冊。他說過：『如有時間，我要重寫一本。』這話很有意義。」此語可備參證。） 答客問 或問：何為兵家？九流之中，何以沒有兵家？ 答：兵家，便是縱橫家。這兒，讓我來點小考證：書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初民的思想，本來如此簡單的，我們不必如那些星相家一樣說得太玄妙，求之太深的。他說水是潤下的，火是炎上的，木是有曲有直的，土可以種五穀的，這都明白得很，大家都懂得。獨有「金曰從革」，從董仲舒、鄭康成、張載、程氏兄弟、朱熹到戴東原……，都不曾把這句話說明白過。直到安陽古物出土，我們從甲骨文字，才明白「從革」，乃是「縱橫」的本字。「金曰從革」和「木曰曲直」是對舉：金屬物可以打成薄片，「縱橫」擴展。所以「兵家」即「金家」，亦即「縱橫家」。縱橫家都是向各國諸侯上條陳、暢談戰略與戰術的。九流之中，自有縱橫家言，孫臏吳起，都是古代的兵家。 百里先生博通古今中外，他在東京士官學校求學時，已經讀了《大戰學理》及《戰略論》的譯本：他一邊看，一邊把精義寫在孫子的後面。後來，百里留學德國，一意想訪問當代的兵學家，最後才見了伯盧麥將軍。（普法戰爭中，普軍大本營作戰課長。）這位老將軍，年已七十餘，可是好學不倦，再三修正他所著的《戰略論》，公之於其國人。老將軍送百里出門時，對他說：「你得努力，好自為之，拿破崙說過：『百年以後，東方將有兵學家出，以繼承其古昔教訓（指《孫子兵法》）之原則，為歐人之大敵也。』你的希望很大的。」百里讀了他的《戰略論》，覺得菲烈德、拿破崙、毛奇那些軍事家的遺著而外，這部兵書是了不得的。 百里曾經著手寫過《孫子新釋》，可惜不曾完成。後來陳華元先生寫《孫子新詮》，他在序文中說：「本書用以紀念蔣百里先生，他是偽司馬法著者、李靖、唐太宗以後，第四個真正明了孫子的人。他的《孫子新釋》竟因出版商的格礙而輟作。他的零散的偶然的說法，均顯露出真諦的所在，曾予我以極大的暗示與助力。」他的推重百里，並不逾分的。 我希望朋友們不要笑我。有一時期，我也曾想寫《孫子新箋》，一位朋友，他勸我不要寫，他說：「別的書你可以寫，這部書你不能寫，應該請蔣百里先生寫。」到今天，我才明白他所說的是對的，可惜百里不曾寫完。 我於兵學，當然外行之又外行，但是有的話，還是非冒充內行說一說不可。《孫子兵法》，乃是軍事哲學，談的是戰略，歷數千年，而與日月長存。至於「戰術」，由於兵器的代有進步，因此與時俱新，不能拘守成法。近代最偉大的軍事學家克勞塞維茲（Clause Witz，今譯克勞塞維茨），他的《戰爭論》，也是戰略名著。他是從拿破崙的對俄戰爭失敗，研究出戰略來，處處可以與《孫子兵法》相印證的。克勞塞維茲，他是德國軍事哲學大師，從他這一派發展下去，則有大小毛奇、許利芬（Schieffem，今譯施里芬）、魯登道夫這些軍事家的理論與實施。我們可以說：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只是這一派軍事戰略的實踐，百里又是從歐洲戰事實情來領會克勞塞維茲的戰略的。 從失敗記（汲）取教訓，這是軍事家的課程，我們看了董顯光的《蔣介石傳》，可以掩卷嘆息的，就是他們一直不覺悟。自己的缺點有如項羽在垓下乃有天亡我之嘆呢！ 或問：百里先生如活到現在（這可能性是很大的，他如在世的話，今年不過八十歲，許多老人，如陳叔通、未啟鈐、章士釗諸老，他們都很健康），他的軍事觀點，會不會有改變？ 我明白這位朋友的思想，因為目前的新兵器已進入原子時代，在飛彈時代的空軍，也有劃時代的改變，會不會影響到軍事學的新觀點？我的意思是這樣：這都是戰術上的改變，至於戰略上的基本觀點，百里死後這二十年間，在武器飛躍的進程中，愈加深了「國民皆兵」、「全民族戰爭」的觀點。百里的「國民皆兵論」和「總動員綱要」，更凸出了時代的新意義。「國民總動員，不是全國人民一齊拿槍上戰線，是全國人民，打仗的拿武器，種田的拿鋤頭，織布的織布，做工的做工。現在打仗，專靠血還不行，還得靠汗。地上一架戰車，打起仗來只要兩個人，但是戰線後方要四十六個人幫他。天上一架飛機，地上要有六十個人的組織。歐戰時，平均計算，一架飛機要一千工。你們要記得後方設備的繁重。軍隊動員，是以軍隊為主體，向國內吸取一部分材料，而加以組織。總動員是以國家為主體，將國內一切的一切鎔鑄鍛煉起來，成功一個的國力，有這個力量，國家才能自保，人民才能活命。」這些話，百里說得很透徹。 且說我曾經發了傻勁，要箋注《孫子兵法》，我們那位老祖宗魏武帝曹操，他也曾注過孫子。我初以為用清代考證學家的法門加以詮釋就行了。哪知並不這麼簡單，即如：《孫子》「計篇」第一句：「兵者國之大事」，不是很簡單明了嗎？我們且看百里的新箋，他先引了毛奇將軍在《普法戰史》中的話：「往古之時，君主則有依其個人之欲望，出少數軍隊，侵一城，略一地而遂結和平之局者，此非足與論今日之戰爭也。今日之戰爭，國家之事，國民全體皆從事之，無一人一族可以倖免者。」他又引了克魯塞維茲《大戰學理》所下的戰爭定義，說：「戰爭者，國家於政略上欲屈敵之志以從我，不得已而所用之威力手段也。」接著，便是伯魯麥《戰略論》所說的：「國民以欲遂行其國家之目的故，所用之威力行為，名曰戰爭。」百里自己又怎麼說呢？他說：「既曰事，則此句之『兵』，即可作戰爭解，斷不曰『戰』而曰『兵』者，蓋兼用兵（即戰時運用軍隊）、制兵（即平時建置軍隊）二事而言之也。『兵』之下即直接『國』家，則為孫子全書精神之所在，而毛奇之力辟個人慾望之說，伯魯麥之一則曰國民，再則曰國家之目的，皆若為其註解者，豈不異哉！」這就不是我們談考證學的人所下的箋注了。 從戰略說，三千年前孫子的觀點和三千年後的克魯塞維茲、魯登道夫、毛奇諸家之論相合，這就是百里要啟發我們的微旨。試看《孫子》第二段：「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道者，令民以上同意也，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百里引了毛奇《普法戰史》的話：「今曰之戰爭，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為也，國民之志意實左右之。顧內治之不修，黨爭之劇烈，實足以啟破壞之端，而陷國家於危亡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雖高，然欲國家決心宣戰，則其難甚於國民會議。蓋一人則獨居深念，心氣常平，其決意未敢輕率。而群眾會議則不負責任，易於慷慨激昂。所貴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戰也，尤貴有至強之力，抑止人民之虛矯心，而使之不戰。故普法之役，普之軍隊僅以維持大陸之和平為目的，而懦弱之政府，（指法）適足以卷鄰國（指普）於危亡漩渦之內。」百里說：「本節文義甚明，『民』者接上文『國家』而言，乃全體之人民，非一部分之兵卒也。『令』者有強制之意，政府之本領價值全在乎此。……茲特舉普法戰役之例，以見國民雖有欲戰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倒持，以召覆敗之禍。」這樣的箋釋，即戴東原復生，也寫不出來的。 我有一回和百里先生談到「毀」的哲學，我說：「世間的學問，不管怎麼說，只是一半的道理，房子如何造？鐵路如何建？動植物如何養育？都有專門學程；獨有房子如何毀？事業如何敗亡？生物如何絕滅？就很少人去研究了，歷史家比較還注意敗亡一方面，大部分還是在作歌頌興起那一面的功業，信史就很少了。」他聽了大感興趣，說：「對，軍事家就是在潰敗的覆轍上找出軌跡來，克勞塞維茲一生就研究拿破崙的潰敗，而建立他的《大戰學理》的。」他就勸我好好兒把「毀」的哲學系統地寫起來。［我四十以後，曾有幾個研究課題，一個是夢的分析，我的分析，和佛羅乙德（今譯弗洛伊德）走不同的路，而是從「白日夢」著手的。又一個便是「毀的哲學」，重新建立我的史觀。這兩個課題，都不曾建立完整的體系，在這兒附一筆，或許會有人在這一方面有所發展的。］ 有位朋友問我：假如百里在世的話，蔣介石的軍事情形是不是比現在好一點？我說：「凡事不可以說得這麼容易，看得這麼簡單的。我們今天所研究的，乃是蔣介石何以失敗，如何失敗。一個歷史研究者是不能在『假使』前提上作結論的。」百里對蔣介石也只能開藥方，至於老人是否會吞下苦丸子？那就不可知了。這從陳布雷先生以「死諫」的後果，可以看到了。 最近有一本所謂內幕新聞刊物，也詳敘淮海戰役的經過，依他的說法，杜聿明所指揮的蔣軍是不該失敗的。（他下筆時就下了許多「假定」，以為蔣軍不該失敗，好似這場失敗很冤枉似的。）是的，蔣介石自己也想不到這麼失敗的，那時張治中氏從西北回到南京，他就向蔣氏進言，重開國共和談。蔣氏說：「等淮海這一仗打下來再說。」他自以為一定會打勝仗的；打了勝仗，他就可以對等和共方談和了；然而，打了敗仗是事實，再多加點「假定」也是枉然的。所以，痴人說夢是無補於事的，我們用不著作「蔣百里如活在那時」的假定的。 我們追敘的，乃是說百里曾經作了許多軍事上獻議，而能實踐這種獻議，並不是這麼一個軍事領袖。 附一：與蔣百里先生一席談 黃萍蓀 開玩笑似的，我曾給蔣百里先生推過命，斷定他的格局是「十全大破」。「十全大破」者，是偃蹇一生，不為世用，也可說是懷才不遇，遇則不終之意。這在平常人，原不足怪，若以百里先生的學問器度，說是不能大用，終難置信。況且他是真拿得出東西，真有人所不及的地方在。可是他自學成歸國，出任第一任保定軍校校長，因獻策當道格不予行之故，竟憤而自戕，彈穿腹背不死，被袁世凱識為與教書先生之「絕粒救國」、「斷指登壇」無異，命曲同豐接其校長以後，就轉輾南北，如酬應品似的戴了多年「參議」「顧問」的帽子；不但終其生未能一握軍符，即連什麼總長、部長、次長乃至廳長一類的位置，都沒有份兒。雖然是以軍略家名於一時的這樣一位人才。 民國以來，蔣百里的名字似乎有過三個時期最為新聞記者所熟道，讀者們所熟知：一為任吳佩孚之高等顧問；一為任孫傳芳之高等顧問；三即抗戰軍興，聘問歐陸各國，並運用他那支縱橫不羈，犀利深刻而富於文學、哲學、軍事、政治性的妙筆，盱衡敵我得失，以堅國人志念。因為拿得出真憑實據，不說一句空話，故每一篇出，遐邇傳誦，萬人欽仰。於是蔣百里三個字，漸從稍稍留意中國政治舞台上人物的中年人的心目中，深入於青年社會之群了。是為第三期。 百里先生歐遊歸來，寄寓漢皋德明飯店，白天和諸將領暢談軍國大計，入夜則埋首案頭，書寫不輟。《大公報》記者與之交誼素篤，索其文料至亟，每成，常不待他簽名就拿去發排，如《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一稿。首得在該報按日刊載。這篇文章發表以後，軍略家的蔣百里反為文名所掩，《大公報》銷數每天竟因此而平增萬餘。且竟有人於天未明時，在該館發行部門首鵠立以待。 《日本人》初發表的時候。題下未署作者名姓，讀者蒙在鼓裡，猜不出是哪個做的，有人疑心郭沫若，也有說是陳布雷。郭在日本多年，固熟讀其國情，但作風不若，陳氏之筆，雖以流暢婉轉著稱，然於三島風光，似又無此親切，遂有以為出自外人者，蓋就文法上觀，則又絕對不類譯筆，直到登至最末一章的最後一行，才露出「蔣方震於漢口」六字。於是熟人就說：「百里先生，你真會開玩笑。」不熟的自語道：「果然名不虛傳。」 蔣方震的名字露出以後，德明飯店的會客廳里擠滿了各界人士，沒有一個不是來看蔣百里的。 蔣百里雖然不認識這許多人，但從他熱情的眸子裡望出來，又仿佛全是相知十載的老朋友。那一天，他高興極了，被圍在這些雖不素識，卻是心仰或私淑他已久的人們中間，滔滔不絕地談著，使來訪的每一個人，於讀其文章之暇，還領略了作者的言論風采。他說打算費十年的功夫，準備為《世界軍學史》這樣一部書，倘能如願，那麼，蔣百里的地位在世界上至少可以多占百年。若《日本人》者，雖僥倖得轟動一時，畢竟是小道，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文章引起讀者的共鳴，是執筆者最光榮的事。百里先生的興奮，有甚於政府委以任何優越的職位呢。 武漢回來和百里稱生熟識的朋友這麼告訴我，我暗地吃了一驚。我以為我的推斷是錯了。格局定他「十全大破」的人，現在要走運了。雖然不做官，而在學術界、輿論界所負的聲望，已經響徹雲霄了。 先是之斷其「十全大破」者，謂其當校長為袁世凱所擯，任吳佩孚之高等顧問，吳佩孚於民國十六年汀泗橋一戰，亡命川中。任孫傳芳之高等顧問，孫傳芳又一敗塗地。北伐告成，今軍委會委員長奉化之蔣公，為國聚才，用人秉公，幕中龍虎風霎，精英畢集，以蔣氏之賢，只要過一相當時期，自不難重為出岫之雲。尋唐生智與中央議勿合，拿老師蔣百里來做箭垛，當局為避免此一代人才供人利用起見，邀之日下，加以珍護，其事三年始初。之後，百里先生的意興好像非常闌珊，閒居滬濡，一直過著寓公生活。但在那一段時間中，對於學術界他有很大的貢獻，名著《國防論》的腹稿，即於此時所擬。他遍鑒中西典籍，自謂五年之中，讀書已積萬數千餘卷。 民國二十五年二月，蔣氏自京抵陝，擬對最高當局有所貢陳，適逢國史上獨占一頁之「民族復興節」，即所謂「西安事變」。事情沒有發生以前，他也和邵元沖、蔣鼎文諸氏一樣，同為中國旅行社西安招待所之貴賓，事發以後，楊虎城的新大廈中他也占了一席。有人說，百里先生有過軍政部長的呼聲，似乎就在他到西安去的那個時期中。 蔣方震代理陸大校長的任命發表以後，識與不識，都慶得人。我看到報紙，極願自己的推算不確，百里先生最好從此騰運，為世大用。因想如此人才而不為世用，決非國家之福。不料車抵宜山，宿疾復發，因失良醫而殂於途次，以校長相終始，可謂數奇矣。 我和百里先生雖只一面之雅，但想到他對於青年人愛護備至的那種熱情的流露，真使人永銘心腑，沒齒難忘。 與百里先生會見在民國二十五年之仲春，其時他從京師偕李協和（烈鈞）來游西湖，止於南屏汪莊，余以故人子進謁，茲即夕假杏花邨為之洗塵，因得暢敘終日，獲益良多。 百里先生是中等身材，雖不魁梧而頗偉岸，兩鬢斑白，眼光慈祥，鼻樑的準直隆起部分配置得當，有些異乎常人。他把我讓到上首一張紅木太師椅中的時候，第一句便說：「不用問，一望而知是某人之子。光緒三十年，我和你父親同在神戶，那時他剛新婚，大家還都笑他……唉！日子過好快……」百里先生有點感慨起來。軍略家這樣富於感情，我想雖怪只能止於虎帳談兵，不得叱吒風雲，正因為他就缺少一股「煞氣」，那每個軍人所應具的。 百里先生指間的捲菸是不絕的，一支又一支，若與其談話相符節，你只要看他煙吸得起勁，則說話一定高興，說話高興的時候，他會忘記時間，忘記疲勞。那天，他除詢我家庭情況，和個人之所經歷外，還有好多值得書以示人的名言，留在我腦中心底而永不磨滅，他說： 近二十年來，中國的青年人犯一椿毛病，就是人人不打量一下自己的學問經驗，而人人喜歡躁進急就。結果，不獨僨事。且連帶地患了早衰之疾。我常見一班四十左右，學驗正富——正當大有作為之時——的人，偏多消極，說是要想逃世隱居，效淵明《歸去來辭》中的故事。這倒還是比較超拔的一種，最不行的是怨天尤人，恚懣自苦，對任何工作都打不起精神去赴，究其原因，都系病在早熟；故早便成為自然之真摯。但這是很危險的，不特影響其個人，且兼及民族國家。唐人詩「同學少年多及第，五陵裘馬自輕微」，眼望他人少年得志，自己青衫依舊，心下不免知艾，以為論本領，我何嘗拙於人家，為什麼人家沒有幾年，就青雲直上，顯達一時？這樣一想，難怪要「命也夫」，難怪要「求星問卜」，難怪有些「大不同」「普天求」之類的人要蓋洋樓，置姬妾，徜徉於金玉之中了，……老弟，一個人，抱負是不可少的，有抱負而後可以立志，不然，庸俗一世，豈不可惜。但是你須記著山谷所謂「心如鐵石要長久，氣吞雲夢略從容」這兩句詩。這兩句詩的解釋很廣泛，要自己去領悟，現在轉贈給你，作為父執和你初見時的一點小小禮品，莫嫌稀少…… 這番說話，無一句不注入我的肺腑。三四年來，我之畏於輕進，和漸知怎樣琢磨自己，陶冶自己，使所謂「抱負」這東西蓄積、充實，經幾醞釀而待熟後再圖展布者，可以說全是百里先生的教訓所致。 這個人的熱情與對後生的獎進，無不出於至誠，他雖是這樣說著，但接連問我兩次有什麼需要他幫忙的地方不，我說我別無所求，只希望為發刊不多時的《越風》雜誌寫幾篇文章以實其內容。回答是：「理論文章不合你的體裁，歷史小品又多見於前人筆記。現代之史料掌故，大都還不能據為定論。至閒談人事，又怕惹人之惱，我是不喜歡在筆下開罪於人的。除此，實無可記的資料……若寫自己，在目下雖似風行一時，但總難蹈自炫之恥。其實我一生的經過，可記的也有不少，但我的希望，自己的事要別人來，一定會比自己執筆生色……」 百里先生好議論而不失真，雖偃蹇而少悲觀，我瞧他高興，也就不客氣地問了他些不應該問的話。我說：「百里先生，人家都說你這一生很少得志的時候，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雖然有點不近人情，但我想，這正是想聽百里先生髮為議論的大好題目，故有此非禮之問。 「老弟，你真厲害，會窘我。不，我知道了，你是想打開的我話匣子？好，我說一點給你聽吧；我之不得志，無待人言，自己也明白，不但一時，恐將終世。然而，你得知道，與其謂蔣百里不得志，毋寧謂用蔣百里者不得時。所謂『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我為什麼不能得人之用呢？誇大些兒，亦如子貢所云『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蓋老朽所遇，每有『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容……』。所以顏回說得好：『……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之丑也。不容何病。』但我並不如仲尼一樣，臨河而嘆，於『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我雖不得志，不因此而頹唐。你想，韓非為李斯所僭，在縲紲中尚能作《孤憤》、《五蠧》、《內外儲》、《說難》等五十五篇，時至今日，學者猶誦其文而仰其人，可見『志』，不一定在『得』，要緊的還是在『傳』。況我今日所處，優於韓子者奚止千百倍。你瞧我談笑自如，有半點不樂意的地方透露人前嗎？但是，能說『蔣百里一生不得志』這句話的人，多少總是我的知己。我願和此人訂交，你說是不是？……」 這段說話，最有精彩，既可以代表百里先生的人生觀，又可窺其所抱負。幸而當時特地把它筆記下來，今朝還留得一些鴻爪，僅為悽苦的回憶。現在摘記懷人，未免有點腹痛。 百里先生與吳佩孚、孫傳芳都有相當關係，不是泛泛的幕僚可比，對他們的認識自然獨深，因詢其一人孰是。答曰：「吳子玉雖是舉人，但讀書不化，剛愎天成，他之一意想描摹『關』『岳』，就是讀書不化而強求其解的緣故，但亦正因有此，所以在舊式軍人中能夠以堅貞著稱。其實，是勉強的。不過這種免費的功夫，常人殊難學到，故仍覺可貴。其敗，在自信過甚，總以為人謀皆出己下，所以一蹶之後，不易再振。孫馨遠天資有餘，惜少讀書。然而禮賢下士，自謂兄弟一介武夫，但習軍旅，不諳政治，還請諸位幫忙。這種小心眼兒的地方，較吳子玉的常拿關壯繆武岳穆的面孔對人，高明得多，其敗，在自作聰敏，好弄玄虛。且待人不誠，喜怒可慮，所以不得善終，但這兩個人在位的時候畢竟都想做一番事業，縱使大權在握，尚不敢故為非份。這是一部民國軍閥史中，對吳孫二人最適當的評語，不能以我曾與之友而歧視之。」 李協和先生走進來了，姚味辛君繼之。李先生說：「百里先生的健談是著名的，新聞記者遇著他，頂有趣味：然而也頂苦。因為來不及記。他的肚子裡包念四館兩院。四館為博物、圖書、國史、科學；兩院為文學、軍事。外加各式講座，還有隨意小酌。回頭到杏花邨喝起酒來，你們就可暢聆他的隨意小酌，其中有春明掌故，海外軼聞，大家更要不亦樂乎呢……」老將李協和先生詼諧地代結束了我們的談話，接著便同乘一舸，泛於湖心。百里先生指湧金門外「藕香居」「三雅園」舊址謂：「光宣之際，我和錢均夫（家治）、張閬聲（宗祥）並令親張承禮昆仲，常假此小敘。閬聲和均夫都習教育，只有承禮同我考入士官。他天份特高，為同鄉留日中特出的人才，歸國以後，發達亦特早，不幸死在內戰，軍閥之摧折將才，於斯可見。（萍蓀按：張先生為家三姑丈之胞弟。杭州人，曾代理四川督軍，於民國七八年時，與劉存厚等參與川省軍閥初期內鬥，殲於行陣，並遺體亦不可得。無子，表兄繼輝嗣之。身後蕭條，賴百里先生多方張羅，籌資數萬，作為撫憫遺孤，教育子女之需，親友無不感其風義。）均夫近研釋典，閬聲整理古籍，對於晚年的興起，可說都得其道。獨余如粵諺所謂『吊兒郎當』，還許風塵中奔走；雖無所事，可是想靜下來，讓你安心動一動筆的時間，不知怎樣，總是分抽不出……」 百里先生這樣說著，協和將軍接著道：「不然，你的奔走風塵無一處不有收穫，不論是自然界以及社會上的人事物，在在都是充實你智囊的資料。至形之於筆，僅時間問題，不得謂之枉費。唯我，既不能詩，又不能文，白白地混了一世，才真是笑話呢……」小艇閒話，不嫌槳緩，抵杏花邨時，已經是紅日銜山、暮煙四起的時候了。 那天晚上是有相當熱鬧的：席間除同舟而往的蔣、李、姚外，有詩人柳亞子，藝人張大千，小說家郁達夫，名士而兼中委的經子淵，監委劉季平，都在湖上不期而遇。這些人中間，只有大千和我點滴不入，其餘則無一不是酒仙，猜拳行令，填詞賦詩，逸興遄飛，喜樂達於極點。 是夕，紹酒連飲四十二斤，冠軍屬諸蔣經，亞軍推柳郁李，姚君亦不弱，可謂痛飲唉。 百里先生與子淵先生的豪於飲，真使人吃驚，二人同時因為要盡興，置自身的健康於不顧，也同樣使人咋舌。不幸的是，兩人同在一年中先後謝去，並「江南劉三」（季平）亦與之。於中國文藝界的損失，不可謂不大。 這是廢話，且說我和百里先生自湖上會見後，第二天他便去玩東西天目，又循杭徽公路而游黃山，不再過杭，所以一直就沒有重見的機會。此後我在京滬一帶上下，也因為來去匆匆，無暇往訪。 民國二十六年之元旦。接其自滬上所寄寫在「髮箋」上的一副七言對聯，那上面的句子，就是引用初面時所贈「心如鐵石要長久，氣吞雲夢略從容」這兩句。書以篆文，襯以舊紙，更覺古雅可愛。自湖由腥羶，寒蟬所藏被寇軍莠民刧掠無遺，百里先生的墨跡，不用說，也在同一的運命中了。先前總還以為只要「留得青山」，不難重求，後見季平、子淵，都先後捐館，不禁悔恨萬分。及至百里先生病殂宜山，我已經悲痛得連悔恨氣息也不存了。 現在我輯其遺文，心裡就非常難過。寫這一篇非悼非念之短文者，用意即在將我這積塵心頭已久的悲感稍微發泄一點。我想到他在宜山那個僻陋的小城中，沒有一個好友瞧著他而寂寞地死去的光景，則我惟有借張閬聲先生的《哭百里》詩云： 白頭離亂聚南荒，三日分襟各慨慷；磨蠋半生悲往命，黃花晚節盼奇香。宵深病急難求藥，地僻醫遲未處方；如此人才如此死，旅魂淒絕鶴山傍。 最後，我還要說一句；百里先生不但不是政治家，且連想在政治舞台上活動的欲望都沒有，雖然露過幾次面，只是客串而已，所以到死還不曾結過黨派，若以友誼論，則他和各方面又都有深切關係。 蔣百里，終其生「不脫書生本色」。我想，大概是可以算為「定論」了。 二十八年一月於金華 附二：關於蔣百里先生文選 熊十力 萍蓀先生： 惠件由復性書院轉到。力於二十八年赴嘉州，曾被倭機炸損，書籍衣殆盡，老軀亦曾受傷，旋辭復性，回北碚，在梁漱溟先生所辦之勉仕書院暫為休止，院中無款，無力招生，亦談不到講學也。 先生纂蔣百里先生文選，此意甚厚，此功甚巨。百里先生於文學、政治、軍事各方面，無不擅長，其襟度沖遠，德行醇固，尤為士林矜式。享壽不永，誠國家之大不幸。先生集其遺文，使其心事常得昭著於國人之目，則謂百里先生不死可也。文集中最要者《國防論》；國防論莫如眾志成城，而山河之險與設備之精，皆其次也。然眾志成城，非徒恃眾而已，恃乎眾志之凝且一也。吾中華民族實質上無所謂五族，元始本同一血統由中原本部而滋長日蕃，蔓延四出，其在東北西北諸邊者，文化發達較低，遂被稱為胡，一猶春秋時吳楚之被斥為蠻夷也。滿、蒙、回、藏與中原漢民同是三皇五帝之裔，回教哲理與六經中言天言帝之旨，亦足融通，不可妄分五族，而使眾志之凝且一也，余絕非附會之談，史實如此，此曾有一講稿發表，措未甚流通耳。此與百里先生之意，可相印證。以此信附之《紀念之葉》，亦無不可也。 卅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附三：蔣百里先生文選後序 錢基博 浙江黃君萍蓀搜輯蔣百里先生文選，而以余之好談兵，疑與先生有故，索為一言。而預播姓名於執筆之列，數以書相促，苦未有以應。然余於先生無故也，而不能不謂知先生。蓋世之知先生或接聲音笑貌於言談過從之餘，而余之知先生獨會精神識趣於語言文字之表也。余勤於讀書，而疏於接物，今人與居，古人與稽。然欲執古之道，而以御今之有，參以人事，而觀之時古，驗之當世，時賢之言論風采，雖罕晉接，時賢有文章著述，則無不讀。余讀百里先生之著述而知先生不為不久矣。余之知先生，蓋以民國三年讀梁任公先生主編之《庸言》，中載先生《孫子新釋》一篇，嘆為古書新讀，會心正不在遠，反覆數過，歷歷心頭。而今讀萍蓀所輯文選，《孫子新釋》，赫然列目，重溫故書，如睹故人也。余少好談兵而未有所試，然中國古兵家言，無不搜討，而清季直隸湖北練新軍之所譯《東西洋兵法》，亦多購閱，欲有以觀其會通而准今以酌古，觀當日江南新軍之耗子彈以習射擊，而不練槍刺操以習對搏，以為無當實用，而亦不慊日本之槍刺操，當貽書雲夢吳綬卿將軍，有所論列，謂「日本之槍刺操，有勁而無巧，式簡，變化少，而中國兵器之用，不外擊刺，棒以擊，矛以刺，刀之砍，亦擊也。惟劍與戟擊刺兩施，勁巧兼擅，如善古代刀矛劍戟之用，神而明之，而用之於槍刺操，尤足以習手足，便搏接而立攻守之勝。燕趙古多技擊之士，方今不乏健者，盍廣招延而於此加之意。昔戚武毅練兵南北，著有長兵、短兵、拳經、劍經之篇，以教士卒，如能推陳出新以著槍刺經，必以紹休前人」。將軍復書嘉許，而未及有所施也。及辛亥革命，觀江南諸將自以為革命有功，貪財好婦女，瞋目語難，以聲色自娛嬉，而不知兵之有學，心所謂危，而逢譯《日本參謀須知》，參以己意，成《參謀論》以登民立報，意欲有所警發，而人微言輕，莫之省也。時余規某師長不能練兵，不如解兵，謂「辛亥革命之成功，清廷特以虛聲下耳，此後必以實力。然辛亥革命之執槍者，今則以功擢而執指揮刀矣，談何容易。若而人者，執槍尚能射擊，執刀以何指揮？何也，以未當問學也。公誠以為所部堪一戰乎？」及民國二年以有二次革命之役，而余之言卒驗。余還讀我書以養吾恬。而得讀先生《孫子新釋》以開拓萬古心胸，竊嘆天下未嘗無人，而中國兵之有學，將必於先生肇之，誠以未見顏色為恨。竊謂先生之論兵也，善衡今而道古，尤推陳以出新，愜心貴當，此其識有獨到。觀於先生之論井田，以謂「所以致力於溝洫者，非特以養農業民族之灌溉，抑亦以制遊牧民族之縱橫。夫阡陌交橫，溝渠旁午，固以限上古戎車之馬足，由今言之，亦何嘗不可以制重兵器之馳突無前。」其說是矣。獨念抗戰之初，余在里中，有友過談，余言：「南北宋時，遼金騎兵銳不可當，北宋之於幽燕麟麟，南宋之於荊襄淮蔡，沿邊之地，無不有塘濼、方田、稻田、榆塞為之險。塘濼系卑下瀦水所成；方田，系地形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系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塞系岡阜之地，植榆為阻，四者可以阻胡騎之衝突。其詳據見《宋史·何承矩傳》及《薛季宣浪語集》。方今日人有坦克車兵，而我無之，國道如砥，適以藉寇兵而資馳驅耳。十年樹木，榆塞非旦夕所能為力，塘濼、方田、稻田，似可因地制宜以為經畫。」友人大笑曰：「子乃欲以宋人御胡騎之法，而以制現代科學戰爭之坦克車兵耶。」余亦為之愯然。而今誦先生之論，乃自知其匪迂爾。余讀先生著《巡視歐洲西戰場記》，嘗引《左傳》長勺之戰，用曹劌盈竭之論，而闡一九一六年凡爾登之役，法之所以制勝，以謂「德軍之傾全力以略取陣地也，法軍決不分其主力以求原線之維持，而故控其力，取攻勢於敵人既得陣地以後。以我之力有餘裕，乘德之攻堅力屈，一鼓作氣，此則曹劌三鼓之原理，而用之以最新武器者也。」間嘗竊推先生之意，補之曰：長勺之戰曹劌論戰勇氣，再衰三竭，彼竭我盈，以我之盈，乘彼之竭，此法之所以勝，勝之理也。必之戰，隨武子陳楚軍行，前茅慮無，中權後勁；以後之勁，承前之無，此法之所為勝，勝之法也，昔左文襄公每詔所部曰：「兵事利鈍，未可預知，而銳進須防其退速，後勁尤重於前茅。蓋戰陣之事，最忌前突後竭，行軍布陣，壯士利器，厚集於後，則前隊得勢，鋒銳有加，戰勝無兵力愈增，必勝之著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泄無餘，設有蹉跌，無復後繼，是乃危道。」嗚呼，此德人之所以百戰百勝，而法卒以承其弊於昔日也。法人蒲哈德氏嘗著德大將興登堡歐戰成敗鑒，其大指以謂：「善治兵者，不主前線之密集，而主後線之堅厚，果後線之軍脆薄，則前線□衂，全軍潰不可支。夫德人殫銳軍力，而不圖後繼，一擊不中，亦以一蹶不振。何如我福煦元帥老謀壯事，力故控其有餘，以輕兵置前線，而後線則厚集兵力以承前線，蓋兵數密集，易為敵人之兵火聚殲，前線兵稀而散，則敵人之炮火雖密而無大傷害，而兵力厚線陣厚之謂中權後勁」。觀於今日之世界大戰，德人以新式武器為閃電戰，推鋒而前，而不得逞志於蘇聯，蘇聯則以堅制銳，厚集其陣以為縱深之配備，亦不外推衍此義，而陣地愈深入，兵力愈增強，不殫銳竭力以堅持前線，而「前茅慮無」，「中權後勁」，故控其力於後衛以伺德軍深入，而薄之於再衰一竭之餘，此又德人之所以百戰百勝而蘇聯卒以承其弊於今日也。嗚呼，世人無不讀《左傳》，而讀《左傳》以衡新戰術，惟先生為能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余淺見寡聞，誠亦未敢妄自菲薄。顧目論者又或睹飛機坦克車之九天九地，兵器之日新，而瞠目結舌，莫明所以，余每引司馬法以曉之曰：「兵器萬變，原則不變，長短兼資，配合以戰」，司馬法言：「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難措，太短則不及，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古之所謂長兵，弓矢也：短兵，刀矛也。今之所謂長兵，空軍也，炮兵也：短兵，坦克車兵也，步兵也。觀之上古，驗之當世，不過由刀矛弓矢之兼資，擴展而為近代步兵炮之兼資，又擴展而為現代步兵炮兵坦克車兵空車之兼資，「長以衛短，短以救長，迭戰則久，皆戰則強」。古今之兵器雖變，而所以用器，其中勝負得失之故，豈有異乎。因為推論戚武毅長兵短用，短兵長用之意，然而會之者鮮。嗚呼！世變日亟，亦已繁矣，而所以闡世變，貴能以簡御繁，俗士震歐化而驚於新，莫能知新溫古。儒者又篤古而不通今，罕有推陳以出新、訟議紛湧莫衷一是，惟先生有以見天下之賾而觀其會通。嗚呼，此博學通人之所以為命世間出也，燕居坐論，恨不得與先生抵掌上下古今而□質正之。獨念先生昔年奉手於梁任公先生，執禮甚恭，而余□十以前，亦讀任公先生之《新民叢報》而有所感發，任公先生嘗著《中國地理大勢論》，余則為廣其意而著《中國與地大勢論》以投稿，任公先生不以鄙棄而復書獎，藉亦有意引而進之，既而余以舌耕傭書，不通音問者二十年，及民國十四年而晤於北平，任公先生謂「適從何來，據集於此，何二十年不聞蹤跡」。余遜謝曰：「教書耳，先生用世，而伏則欲以自用；先生為政，而伏則苦未正己，語默不同，未欲以瀆也」。任公先生為之默然，然先生以執禮於任公先生，頗或為人不諒，伏則蕭然守寂以自疏外，抑亦幾罹世綱，人生實難，來者難誣，而文章足以經國，先生於是為不朽矣。 民國三十三年二月無錫錢基博謹序，時避兵湘中之光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