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將之將 · 第十二章　在宜山——最後的一瞬

他不僅為中國唯一的軍事學者，且對政治及文學無不富有天才。他腦子裡裝的東西實在太豐富。大凡絕頂聰明的人，對學問不肯下刻苦工夫，惟獨他絕頂聰明而具有無限的求知慾；大凡極有學問的人，往往恃才傲物，惟獨他虛懷若谷，人有一技之長或一得之知無不為之狂喜讚美極提攜獎進之能事。 ——陶菊隱 百里先生最好客，談鋒很健。他在桂林時演講了幾回，天天又和新知舊交快談，忽然覺得很累，到醫院去檢查了一回，血壓很正常，別的也沒什麼，他就放心了。其實是血中毒，表面看不出，否則好好調理，多多休養，不會有什麼的。左梅夫人勸他戒酒，他也這麼想，可是在交際場中，別人敬他的酒，不能不喝，有時不免過度一點。有一天，他蒼白著臉回樂群社，倒在床上動不得，其實，病情已深了。左梅勸他在桂林多住幾天，謝絕一切應酬，他卻一心一意要到遵義去。那時陸大從長沙西遷，決定以遵義為校址。百里卻說：「我到桂林已一星期了，一天不到校，我的心一天不安，我們到遵義再說罷！」這樣，他們便乘汽車到柳州，住了兩天。那時，百里突然怕冷，晚間冷汗直流，他確乎很虛弱了。他們從柳州出發，途中他胸口作痛，大汗不止。他才知病重，吩咐司機前途遇站即停，前面便是宜山，這樣，他便在宜山住下，也就死在宜山。（那時，我正在金華，因為浙贛路連上了湘桂路，所以得訊較早。百里先生的《抗戰論文集》，已是金華一家書店先出版的。） 到了宜山，百里一家，勉強擠在樂群社中，還是一位學生讓出一間房子來才勉強住下的。宜山小縣，樂群社也很簡陋，當地的醫藥條件當然更差。那時，恰好廣州失陷，那兒的軍校學生，和從江西泰和轉來的浙大學生，都擠在這一小城中，彼此都照顧不了。（看他病的人太多，對於百里和左梅，也是太重的精神負擔。）一到宜山時，縣政府醫生替他打了一針嗎啡，他才呼呼睡去。後來聽信了浙大校醫的話，打了一針黃耆針，照說是該大流汗的，卻相反的不曾出汗。一連住了五天，他的病慢慢好了起來，就執意要向遵義出發了。左梅苦勸他，他也不聽。他知道有很多軍校學生要去看他，他就約他們在樂群社晤談一回，那是十一月四日上午的事。午後，他看看天氣很好，就和左梅母女出去散步一回。（那時，蔣雍、蔣華已先往貴陽，留在身邊的只有左梅和蔣和。）途中碰到浙大校醫，便路又到浙大走了一轉。百里乃是杭州求是書院學生，求是書院又是浙江大學前身，亂離中異鄉相逢，彼此都很親切。下午三時，浙大教育長往訪；晚間，陸大教育長周亞衛趕到；他們都談得起勁，看起來百里精神倒還不錯。到了九點五十分，二更時分，左梅夢中醒來，忽聽得百里痰聲咯咯，叫了幾聲，也不見回應。連忙起身，按按百里的脈搏，已經停止了。她叫醒了蔣和，拿了手電筒一照，她掀開了百里的眼皮，只見瞳仁已散，不中用了。她們急忙找了浙大校醫，打了強心針，也不中用，就此長逝了。他患的心臟麻痹症。（關於百里先生的病情，我手邊找不到當年的報刊，只能這麼寫算了。）百里死時，只有五十七歲，誠如諸葛武侯所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那年十月底邊，百里在桂林暫息時，曾對記者莊仲文發表過談話，說：①兵力當求集中使用，而訓練新兵，可仍用湘軍成法，以營的單位為較適當。軍政部只要物色適當之師長人才，由師長認識其師屬營長，每營營長，物色其排長八人，班長二十七人；如此則每人所需明了能力與個性者，只數人至三十餘人。每營必集中訓練，單位不大，隱蔽也容易。有了三個月的訓練，自能成一強固之個體。②目前各省公路，因車輛經過太多，大都崎嶇顛簸，以致車輛之汽油消耗增加，機件損壞較劇；而汽油機件，均為舶來品，應竭力求其經濟使用。故各省應增加修路隊，即雇用民工，亦屬值得；因民工所費，仍在國內流通也。③一般人因習慣於乘坐汽車，遂視汽車為唯一之公路運輸工具；然現在車輛不敷，往往有等候旬日或一二月而未能成行者，殊失其求迅速之作用。故各地應儘量利用公路，而以其它交通工具，如馬車、騾車、人力車等，分站任運輸之責。即組織挑夫隊，每五十里為一站，以搬運行李疏散人口亦可。……如此的，百里說了十要點，可說是他對國事的最後獻議了。 「澹寧」雜談 百里先生在南京幽居時，曾經研究佛理。他曾有所啟悟，以「澹寧」為號，即取諸葛孔明所謂「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之意。我本想零零星星還寫一些百里語錄，一轉想，不必那麼酸，那麼若有其事，就把一些可記的，寫成了雜談（上、中、下）三節。 上 百里和徐志摩先生帶點鄉親關係。 百里說：「哪一年是記不起來了。志摩大概是剛進了大學，我住在上海二馬路的三泰客棧，因同鄉人的關係，志摩和他父親，隨便在我的房間裡進進出出。他的父親因我而認識了君勱，也因我，君勱也看見了志摩。君勱有好幾個姊妹沒有出嫁，看見志摩，也很歡喜他。那時，志摩也沒有定親。志摩父親，一知道公權、君勱在社會上的地位，也起了心，而且想成就這一段親事。志摩從小是富於感情的人，被他父親這麼一說、那麼一勸，也沒有什麼堅決的表示。在一個很難描寫的環境中，總之張幼儀、徐志摩在『我啦』硤石的絲業公所里結了婚，不是拜天地而是文明結婚的。」 「志摩出國之前，在北京見過林徽音（因），那時的她，雖然年紀小，但已經很動人的了。梁公子送徽音（因）歐遊，還是兩條小辮子在頭上甩了甩。那時，志摩的熱情、思想、文學的天才正在歐洲開花。毛頭小姑娘大起來是快的，尤其是海風一吹，歐洲物質文明的環境裡一住，看她像春光里的花苞，經過一陣和風，經過一陣陽光，經過一陣雨露，開了，開了！天生成的尤物，到世上來找美的，找情的，恰巧遇到了志摩。好極，好極了，今天一封信，明天一封信。志摩回來了，徽音（因）病倒了。有一天，志摩去打電報，電報稿子一拿上去，電報局的發電員就說：『為什麼，這電報剛才已經發過。』志摩弄得不懂，結果一查，電報的大意是相同的，不過早一步去發電的人，是張幼儀。『原來如此。』志摩好像做了一個夢，剛醒了的樣子。」 和陸小曼那段姻緣，也是在那個時候成長的。志摩由於百里的關係，認識了小曼。有一天，志摩在小曼住的旅館裡的床上，留給小曼一封信：這封信所造成的後果，是志摩與幼儀離婚，小曼與王賡離婚，然後小曼與志摩結婚。 ［太戈爾（今譯泰戈爾，下同）訪華，在北京天壇舉行歡迎會。當時有人寫道：「林小姐徽音（因）人艷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面郊寒島瘦的徐志摩，有如蒼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圖。徐氏在翻譯太戈爾的英語演說，用了中國語彙中最美的修辭，以硤石官話出之，便是一首小詩，飛瀑流泉，淙淙可聽。」］ 白朗寧有一首詩，題為至善之境，詩云： 真理，比寶石還光亮， 信任，比珍珠還純潔， 宇宙間最光亮最純潔的信任，我認為 全存在於一個女人的蜜吻里！ 志摩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九日記中寫道：「須知真愛不是罪。（就怕愛不真，做到真的絕對義，才做到愛字。）在必要時，我們得以身殉，與烈士們愛國、宗教家殉道，同是一個意義。」 百里先生，一直是懷念著志摩的。 中 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二日晚間，百里先生曾應銀行界的邀請，在漢口總商會公開演講。 他說：「兄弟本是軍人，照理打仗去。現在時代不同，銀行界先生們要找我演講了。以前我只知向他們要錢，買軍火，打仗去，現在不單如此了。回想從前，要覺悟到時代是變了。從前我們靠農吃飯，一家有一塊地，此外什麼都可不管。諸位念過古文，都可知道陶淵明的一篇《桃花源記》，這十足代表農業時代的孤立思想。試看現在我有一塊『桃花源』，你們來不來？可是，這是仙家的地方。 「現在來講我們國家危急的事吧？問題可以分做三個：第一個是外交，第二是軍事，第三是經濟。現在是在打仗時期，軍事當然是前提，可是在這前提的前面，還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外交』，也可以說：外交是軍事的先鋒。可是，照軍事上說，拿破崙有過一句話：『軍事最重要的有三樣：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還是錢。』這樣就可知道，軍事實力的基礎是經濟。 （這時，百里把黑板上表明外交、軍事、經濟的三個圈子擦了，用粉筆畫一株樹，樹上畫三條線，一面畫，一面說：「我不會畫畫，不要以為我在畫梅花。這一株樹，可以表明我剛才說明有連帶關係的重要。我們看，這樹根等於經濟，這樹身等於軍事，這樹葉等於外交。」） 「打仗可以不打，但是不能不吃飯。生活究竟是什麼？人不是專靠一件東西就可以生活的，所靠的在於物與物的交換。物與物的交換，憑的是貨幣，可知道經濟還是生活的根據。外國是工業國家，所以有輪船，有機器、車子。車、機、船的產生，原來是運東西的，這是它本來的用途。但是船變為海軍，車變為陸軍，機變為飛機等等，到了上一回歐戰，車已經變成了『坦克車』。因此就知道靠它吃飯的東西，一變而為打仗的東西。不過這中間發生一個緊要的問題，就是要彼此聯絡得好，否則出毛病。有的外交辦得不好，罵軍人不會打仗。可是有的打敗的國家，才出有名的外交家。同時說後方經濟沒有準備，所以打敗仗，這也不能說。要知道我們買飛機、大炮，都要錢。而且我們的軍械也不比人家壞，這不能不說政府有相當的在外交上的努力。但是來遲了一點。這不能怪政府，要怪老百姓，因為，錢都不容易拿出來，我們要怪自己覺悟不早。所以現在我們這一個國家，這三條線也聯通了，仗也打對了。 「分析開來，還有國際問題，彼此能聯絡，就行，不能聯絡，就不行。我們再看報吧，一時說打，一時說不打。德與法打起來了沒有？法空軍部長忽然去訪德，英聲明與法聯。倫敦《太晤士報（泰晤士報）》說：捷克打蘇聯去了，可和平了。堂堂世界大報放這樣一個大屁！從這些零零碎碎的論調，雖然可看出外交是什麼，解釋各種矛盾，要靠各人自己的腦筋去想。現在不能把我腦筋中的自畫像拿來作標準的。假使聽聽，德、法、英各個的批評似乎都對，假使一個人腦筋里，放得太多了，會中毒的，因為他們各有各的立場。 「講到銀行，如其還是固有那套想法是辦不好的。像先前的錢莊，借錢只看人，這個人行就放款給他，不行就不放，只憑老闆兩隻眼睛。這種唯利是圖的消極方法，已受了世界潮流的推盪，站不住了，倒下去了。現在的銀行單做押款是不行的了，應注意到事業上去，不應注意在算盤上，還應注意到內地去，到農村去。再說一個故事：有一個人欠了錢非還不可，去借錢，銀行老闆問他借錢做什麼？他說：『借來買肉吃，我不吃，不能活，不能活如何能還錢？』老闆借錢給他了。銀行界對國家，對國家的生產的事業，也要負相當的任務，單靠一張憑據是靠不住的，要用腦筋才對。三利均利，獨利必不利，這是原則。我是研究軍事的，到銀行界來講演，也是這道理。」 下 百里先生寫了《國防論》，接著又寫了《新兵制與新兵法》，這都是他接在魯登道夫《全民族戰爭論》之後有所發揮的著作。他在序文中說：「馬拉松長距離的競走員，縱然落了後，也要竭盡能力，用最大的速度前進，這是將來得錦標的唯一條件，也是運動家對於自己應負的道德責任。今夏在廬山，原想把『未來』全體性戰爭的若干基礎條件，做一種研究，誰知道盧溝橋的炮聲，已經將『未來』推進到了現在！咳！時間走得比我們快，我們也只好甘心做夸父罷。」有一位朋友告訴百里，說：京滬路車中有兩位旅客，批評百里的《國防論》，說是其中的文章有些言之過早，有些說得太遲。百里說：「我對於這兩位不知姓名的批評者，頗有知己之感。」 百里說：「兵可百年而不用，不可一日而無備。」此是古人成語。只這一個「備」字，已經可以將軍隊動員（即動員），與民事動員（即總動員）意義解釋明白。而「不可一日無」，更將動員（兼軍隊民軍而言）之精神表現出來。「備」字有兩種意義：一是預備之備，所謂「凡事預則立」，這是戰略上的唯一精義，所謂先發制人（不必一定先動兵），用這個預字評判古往今來的勝敗，可以說沒有不準的。「預就勝」，「不預就不勝」，這是歷史的鐵則。所以孫子第一篇的末尾就說：「未戰而廟算勝者」云云，就是說，要想勝，必要求之於未戰之先，就是「預」。你也預，我也預，到底誰勝誰呢？這又有備字的第二義，就是完備之備。所謂「體不備不可以成人」。我們一天生活上需要種種東西，一件不齊全就感覺苦痛，況且再加打仗這件大事。從前軍隊要開差就要拉夫，我說這名為「有手沒腳」，如同廢物一樣。一聲要動，就要先裝一條假腿，這就是不能「動」，就是動員的「反面」。這個完備的意義，也可以說是致勝的唯一條件。其實與上文「預」字意義相聯。比方我們新造一個家庭，要一天之內將各式家具備齊，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前幾天準備，還得你仔細想，開一個賬單（動員計劃書），得去住一天，試驗一下，恐怕臨時缺少東西（動員練習），桌椅碗筷，得默過數目（動員檢查），這才夠得上說完備。由這完備意義，我開闢了動員這個「總」字。總字就是「無所不備」。德國是軍隊動員之祖，但是現在高級軍官，還是太息痛恨的說：向來主張全國皆兵的國家，而當年二百萬青年，還沒有受過軍事教育。平常以為有了金子，無事不可以解決，哪知到了戰時，金子不能變子彈（德國陸軍部之言），金子不能當飯吃。這就是不完備就打敗仗。至於「不可一日無」，就是說總動員這件事，要天天用心，不能有一絲一毫的疏忽。記得民國七、八年間，京漢路上發生了一件和汽車相衝撞的事，因為一列車在半路上不能走了。人家就問：「列車上照例有電話機，不是可以隨時在沿線上接通電話嗎？」車務人員回答道：「電話本來是有的，因為幾多年沒有用過就壞了。」這就可以證明有人當初設備計劃時完全，過幾時就不行了。這才是所謂「腐」與「敗」。不是電話機會腐敗，是人的精神腐敗了。 他又說：世界的軍事家注意到「動員」這件事，是發源於普法戰爭。當時德國人有埋頭苦幹的精神，而他們又有天生成的愛秩序的性質，所以事前細針密縷，一件一件的想到做到，得了大勝，完成了德國統一的大業。所以「動員」二字的根源是從德國來的，原名Mobilmachung有兩種意義，可以作為「做具」，可以作為「做動」，意譯起來就是「裝備起來」、「做到能動」。現在一般人將「動員」兩字，作「調兵」解是錯的。「總動員」這個名詞是歐戰以後才發生的，就是對於戰前專心於「軍隊動員」失敗的反動。試舉一例，兵工廠要一名熟練的技工，至少要三年，要一名工頭，至少要五年以上。法國人口少，全國壯丁一起編入軍隊。第一次接觸了，就感到武器以及彈藥補充不足，所以竭力擴充各種工場。又只得從作戰前線，把工人、工頭調回來。在那時，才知道「汗」與「血」，有同等的價值。一個好人民，不一定要拿槍才算好漢；拿一把鋤頭，一根米突尺，也是為國盡勞的英雄。國民總動員，不是全國人一齊拿槍上戰線，是全國人民，打仗的拿武器，種田的拿鋤頭，織布的織布，做工的做工。現在打仗，專靠血還不行，還得靠汗。 未完成的傑作 百里先生晚年，他想寫兩本書，一本是《世界軍事學》，他自己估價很高，謂可占兩百年的地位。另一本是《日本軍略的失敗》。他自己說：六十歲以後，要開始寫自傳，可奈他只活到五十七歲便死了，兩本軍事專著和自傳都不曾寫成。我此刻在寫他的傳記，只覺得他的話，直到今天，還有時代的意義，才來引述的。我以為他是編了一個相當完整的軍事劇，可惜碰不到好的導演，因此演得一塌糊塗，等到好的導演上場，他卻已經死去了。 我似乎該引述幾段精彩的話來證明他的遠見。百里曾說：軍隊動員是軍隊為主體，向國內吸取一部分材料，而加以組織；總動員以國家為本體，將國內一切的一切，鎔鑄（熔鑄）鍛煉起來，成功整一個的國力；有這個力量，國家才能自保，人民才能活命。意義明白了，如今且談辦法，辦法有兩個原則：第一對於各項需要的數字，事前要自己有一定的標準。同時要算計事實上時間的可能性。比方我們現在在牯嶺，有一個朋友打電報來說：「我要到廬山來避暑，請你替我預備一下。」我只好回他：「另請高明，我不幹了。」為什麼？因為電報里沒有說明到底來多少人，幾時到，試問怎樣的預備法。如果一個人，替他在飯店訂一個房間就是了，但是時間不定，那旅館的費用是誰擔負呢？如果帶家眷，那就得租房子。家眷人數有多少？房子就能多少。所以戰時第一步，需要多少人與物，限多少時間內完備，是預備的先決條件。各國動員法所以要極端秘密，就因為這個道理。軍隊動員計劃泄漏了，人家就可確實知道你最先可以出多少兵。總動員計劃泄漏了，人家又可以知道你最後有多少力量。 第二個原則是要分功，要各部分責任分明，同時又要聯絡精密。這又分兩種說法：一是事業的分功。戰國時代，許行尚且不能織裕而后冠，何況現在總員。既然要求「無所不備」，這明明不是一個機關、一種社會所能做到的事。所以第一，要一個機關只擔任一件事，有錯處唯他是問，推諉不到別處去。管糧食的，管衣服的，管交通的，管衛生的，管人的，絕對不許一人辦兩事，或兩人辦一事。這是一種分功法。二是機關的分功。軍隊有軍隊的責任，行政機關有行政的責任。各國動員令里，都有一條禁令：「凡動員實施時，下級機關不得向上級機關請示。」各軍隊及行政機關，上級下級各有預先定好的一定的事務處理法。某人某日應做某事，寫得明明白白，這一張總綱名曰動員歷。根據這一張歷，各人又有一本書名曰動員手簿。他自己實行他的任務，也詳細地記載著。團長時時要檢查他部下的手簿，看看是否齊全，彼此有沒有衝突。……軍管區司令官，每年要實地練習一回，桌上研究一回。總合說來，大抵愈到下面愈分，愈到上面癒合。平時愈細緻，戰時愈簡單。參謀本部在計劃時，要細到一針一線都要用腦筋，而當動員實施時，要大到只用一個電報通知幾個單位，注意幾個大軍的聯絡就完事。所以各國當動員令下之日，總司令參謀總長，是國內唯一閒空的人。他要抽出時間精神來，用他的心眼來，如同餓貓捕鼠的樣子，看定敵人，不放他一點松。以上兩個原則，實行的責任者，當然是中央當軸。但是打仗不是靠兩種軍隊一時的拚命，是兩個國民永久的賽跑。因為要有長久時間的賽跑，所以才要這總動員。這是恰恰同「辦差」的性質相反。辦差的目的，就是只求上官一時的歡心，東湊西拼來敷衍一時，事後就一切不管。這是世界上最不經濟的最難持久的一件事。 百里先生說總動員是以國家為主體，將國內一切的一切鎔鑄（熔鑄）鍛煉起來，成功一個國力。這「一切的一切」，到底是甚麼東西？他說，大約可以分為三件事：一曰人，二曰物，三曰組織。 各國的國防經濟學家對於「人」，大致注意三件事：①數量，②統一的意志，③健康。他說：我們千萬不要小看數量，這是我們雄飛世界，又是維持世界和平的基本，我們要十分利用這偉大的數量。姑且不談軍事上應當怎樣利用這數量。就談經濟，不是現在需要工業的物質建設麼？如今各國關稅壁壘如此之高，要是我們自己沒有那麼多數的消費者，那麼工業建設，竟是絕路；如果工業稍有點進步，又要同世界上暴發戶一樣，搶殖民地，搶商場，斗得大家不安。翻轉來看外國：義大利獨身稅每年收一億呂耳。德國平民結了婚，國家有一千馬克津貼，生了三個孩子就不要還錢。歐戰之後，我們在法國參觀議會，一個勢力很小的保守黨員起來說，我的太太，生了十一個兒子，於是鬨堂拍掌，把一個大多數贊成的議案打消。可見各國對於這數字如何苦心經營。 不過人數雖多，如果內部包含太複雜，多了反危險。有某個國家（指日本）自己以為有了一萬萬人口了，其實，內中包含四千萬有反抗性的被壓迫的異族，戰時還得派兵鎮壓，反不如六千萬的乾脆。反看我們黃河、大江、珠江之間，沒有像歐洲阿爾卑斯山那樣的山脈，可以阻礙交通。尤其是黃河大江間竟是一片平原，容許我們漢族三千年的同化工作（辛苦艱難到近代才完成），有同一的文字、信仰、習慣，最近且發展了近代國家的意識。所以我們要自信。 他又說：「我們要竭力發揮自己的長處，同時要鏤心刻骨地補救我們的短處。短處在哪裡，就是健康問題。我們因為貧窮，平時就營養不足；衛生知識薄弱之故，惡性病就不斷地蔓延。」他舉了他在鄒平看見幾張表，那年二月一個月，鄒平一縣生了七百三十餘人，死了六百二十餘人，而從○歲到一歲之間的死亡率，占了三百多。他又看了女子死亡的比例，則女子中年死的多，老年死的少，就是有用的人死亡得多，沒用的人死得少。以村治十年的鄒平尚且如此，其它更可想見。（百里說，我們還是感謝村治，要是沒有這個統計，我們連這個危險還不知道。）百里說健康問題就是道德問題。他注重國民運動，他有一回到了中歐，一個維也納市民告訴他：「我們敗了，我們窮了，我們造不起運動場，買不起皮球。我們靠這一條破褲子來救我們的國家。」所以百里在維也納就寫了一篇《破褲救國論》。原來，那邊人的習慣，大家都有條牛皮短褲，這條褲子，可以從曾祖傳到曾孫。它的好處，一方面可以保護著腹部，一方面走倦了可以到處休息。奧國雖是窮光蛋，在世運會中也得了幾個頭獎，百里說這才是國民運動。至於花幾百萬塊錢的運動場，幾十塊錢買一副外國網球拍，不過是一種富家子弟的遊戲罷了，萬萬夠不上說國民運動。他說：我們講健康，要打窮主意，不必看富樣子。（我們要注意婦女，要注意兒童，這才是總動員的員，即人的基礎。） 百里有一年去參觀捷克的秋操，看見了斯拉夫的毛廁（英美人騙了全世界人的錢，才夠得上說「沒有衛生設備的房子不能住人」），在中歐斯拉夫民族還要用糞肥，但有條例，要造毛廁就得兩個。每個上面有一個蓋，蓋上有一把鎖。一個毛廁倒滿了，就得鎖上。過了一個月才准開用，所以一個存，一個用。因為封閉一月之後，它自會發酵，毒菌自會消滅了。從這些小的地方，他看出了現代國家動員的路向來。 談到「物」，百里先生概括地舉了三類：①原料，②動力，③動用此種原料動力的工具，即人類的「能」。他說：就原料的大勢說，中國如果好好的干，在世界上至少可以占第三位。第一是美國，第二是蘇聯，第三就是中國。（如果英國能永久保持他的海權，當然是首屈一指。）其餘歐洲各國，沒有能比得上。不過我們切不可以地大物博自豪，實際上天然物產的博，並不如我們想的那樣闊綽。我們的原料，不過說夠敷衍，決說不上豐富，我們尤其不可浪費。一塊煤里含有多少寶貝，隨便把它燒了，就是浪費。瞎開礦，把礦脈弄壞，尤其大浪費。就軍用原料說，小小一顆子彈，頭是白銅殼（銅與鎳的合金），後面一個小銅管。現在這「銅」同鎳，就發生問題。白銅的菸袋，黃銅的腳爐，看不見了。要知道一支菸袋，或腳爐，可以用上幾代，所以覺得家家都有。現在是一種消耗品，要沒有價值低廉的大量生產，就會不夠自給。再說這個彈頭裡的鉛，中國因為銻產很豐富，還有辦法。不過銅管底下梧桐子大的一個雷管，可就費事了。他是水銀、酒精、硝強合製成的東西。貴州的水銀，一九一八年，曾出過六十四萬磅，還是粗製品，怕要賣出去，請人家製造過再買進來。酒精廠是有了，技術上也還有問題。……上文不過舉一顆子彈的例子，飛機、大炮、戰車那更複雜。不過大家不要怕，一法通，萬法通，一顆子彈有了辦法，別的事也會有辦法。大的新鮮的未必是難，小的常用的未必是容易。 說到動力，他說，白種人本來沒有怎樣了不得，宗教、道德、法律、政治說得天花亂墜，千萬不要震驚，實在就是一件事。因為瓦特發明的蒸汽機，白種人用它，所以竟把世界征服了。蒸汽機就是人造動力的原祖，由此進為汽油動力、電氣動力，所以現看一國的強弱，不算人的多少，不算地的大小，就看他全國的動力有多少。打仗是一種力，動力多就強，動力少就弱，一絲不許含糊。這個動力的應用可以分為兩部：一是生產，一是運輸，事實是相聯絡的。至於人類的能力，實在比任何原料為重要。原來歐洲中心的瑞士，既沒有煤，又沒有鐵，可以說夠不上做工業國，但是瑞士人說：「我們有腦子。」沒有煤，可用水發電；沒有鐵，可以用合金代替，因此反而迎頭趕上過人家一切。回看瓦特的蒸汽機，真覺可笑可憐，所以我說腦子也是原料的一種。 百里十分看重組織，懂得組織就是力量。他說，他在歐洲參觀幾件事業，幾個工廠，這種事業，一動就是幾億，他灰心了。他想：照這樣說來，拿中國預算的全部，做一兩件事還不行。那國家還有救嗎？後來又想，義大利是有名的窮國，德國竟可以說是一個「窮光蛋」。他們哪裡來的錢？他就發見「組織」這件事。有組織無錢可以有錢，無組織有錢可以變為無錢。如果一塊錢可以在四萬萬人中走一轉，這一塊錢就發生了四萬萬的作用。怎樣才會轉？就是靠組織。比方德國用七十億元造國道三十萬萬里的工價，工人拿工資來買麵包，買衣服，可是買不到美國橘子吃，印度綢穿，這就是組織。這個錢，就德工人手中流到商人農人手裡。如果有餘，又流到國庫里去了。四十億的材料費，水泥是自己的，石頭是自己的，測量用的器具材料，都是自己的。那麼國家花去了七十億元，不過在人民口袋裡兜了一個圈，一文不少的又回來了。但是這條國道，又可以做交通用，又可以做要塞用。（因為七層水泥上，到處可以放重炮了。）拿一個來造了敵人不能預料的要塞，長久使用不壞的交通，多麼巧妙！這是靠甚麼？就是靠「組織」。他看了幾種外國的軍事學，又回來看中國實際情形，也發見入手方法的一個要題：外國人所苦心的是原料不足問題，中國應當苦心的，是組織不健全問題。他說了幾個有趣的例子，歷代的開國元勛，都是在前朝亡國時代養成的。處置得好，搗亂的能力，能變成建設成功。他的一個朋友，因為續弦置備家具，家中人怕紅木椅子弄壞，放在鋼絲床上，過了一個時候回來，那張床壞了，你能怪紅木家具太重了麼？我相信百里先生這本軍事學寫成的話，一定很有意義的。 未完成的「自傳」 昨天，一位朋友很懇切地和我談到蔣百里先生，他說：「百里能活到七十歲就好了。」這樣，他一定寫成他的自傳了。而今，我所寫的傳記，只能算是一格而已。無可奈何，我且留一段他所寫的自傳如次： 「甲午年，我十三歲，從海鹽到硤石別野齋念書。我的堂兄，即肖初的父親，八月里要去鄉試，怕這第三場策論里有關時局的文章，所以叫我替他用細字來抄夾帶。因為這個理由，去問街上的錢莊裡借了一張《申報》來。因為有些消息可參看，同時，又可抄點論說，預備對策的論文。我記得中間還有一篇大罵李鴻章的文章。『新知識』就在那個時候開始的。這就是甲午戰爭，從此，刺激了我的新知識，我學會了看報。也在那時，平壤、牙山、大東溝、九連城、威海衛、劉公島，這些地理上的名詞，很熟的掛在嘴邊。那時候找不到一本地圖，無意中，不知在誰的家中，看見一張地圖，因為邊界上塗顏色的關係，就使我注意到海參威和琿春這隻角上。 「我還記得那年秋天，在海寧天寧寺里，來了兩個陌生賣字的人，先是一個朝鮮人，後來一個仿佛有點安徽人的樣子，住了二三個月就走的。現在想來，無疑的是日本的偵探，因為這兩個人寫的字是十七帖，如果那時有人拿正楷來考他們一下，一定會露馬腳。仿佛那時中日雙方也都有了警戒的樣子，所以來了一位城營。他姓卞叫寶駿，年紀很輕，說的一口安徽話，我們一點不懂，大家說他彎舌頭，也常常在教場裡下操。那年秋天，我的先生回家去了，所以我常常到教場裡去看操。這件事情頂好玩的，看他們一對一對地舞刀，還看他們射箭。箭靶子是三個紅星，射中了有人打鼓的，卞先生面前，擺了一張板桌子，雙摺的皮凳子，一本名冊，一支朱筆。聽見鑼聲一響，在那名冊底下，圈個圈子，兩個人操檯槍，我們還看見過操步槍的。我們頂喜歡看的是操藤牌，最好笑的，那時候考的武童生，考『馬箭』。那個童生，穿的紅綠色衣服，而且臉上多少抹一點紅胭脂的樣子，騎在馬上，右手拿韁繩，左手拿一支弓，用手指夾著一支箭放在肩上。這位武教師就同這位童生挽了韁繩拉了馬，慢慢兒兜圈子，旁邊差不多有兩百米長的一條馬槽。這位教師帶了他的馬在馬槽的一端兜了一個圈子，那匹馬如飛向槽里跑去。馬槽旁邊有三個箭垛，平均分配在槽的中間。但離槽不過二三尺遠，馬一跑開就看見馬上的先生，身子仆在馬背上，這隻弓仿佛向橫射去的樣子。第一支射了，要想第二支拔出來射的樣子，我們在後方注意中不中。不過，我聽別人說，這種馬箭全在乎手腳快，中不中倒不在乎的。在這城守營衛門裡邊傳說了一件事，說不知哪一位協台，上司叫他打靶，三槍不中，就革了官。 「那一年冬天，我父親故世，也就是我開始受社會振盪的第一課。我的伯伯，本來是三年前（壬辰）科的進士，但是沒有殿試就回來了，所以乙未年要去補朝考。他寫信回來，就說有『公車上書』那麼一回事。他做了一篇文章，議的是賈山立言，但是沒有被他們所採用。過了一個多月（大概五六月里，天氣熱了），《公車上書記》還有《普天忠憤錄》這兩種書，放在我們先生的桌上。但是我們沒有看，只等先生出去了或先生睡午覺的時候，才拿來略略翻一翻。那時候，除了念四書五經之外，桌子上只有《小題正鵲》，（八股文選）詩韻。我的先生，特別為我托人買一部《江漢炳靈集》之外，沒有別的東西了。所以《公車上書記》、《普天忠憤錄》二書，看起來，同小說那樣有趣，也和小說那樣的容易懂。」 這真是嘗試一臠，百里的自傳，一定是串說了一串有趣的故事的，可惜看不到了。 附：哭亡父蔣公百里 蔣英 憑空像一個霹靂般地，我接到你的噩耗。當時我正在歐洲這個多事的角落裡快樂興奮地用著功。即刻我的神經立刻痙攣起來，心也震動了！浮現在我眼前的，是你不久以前離開歐洲時的容貌，為祖國奔走的矍鑠精神，諄諄囑我埋首上進的聲音，沒有想到那些竟成為永訣的遺言了，我仰天痛哭，我幾乎發了狂！我想起這時家中披麻帶素的媽媽，想起了可憐無恃的手足，我好像聽到她們絕望的嚎啕，我意識到了自己永恆的孤單！我失措了，我像一隻掉在沙漠裡的羔羊。可是，我又恍然的安定下來，決不能，我決不信您會離開我們的。我們幾個孩子需要你，臨危的祖國需要你！你不能棄下國難當頭的祖國獨自飄然而逝！你忍得棄了你的白頭偕老陪你奮鬥一生的媽媽麼？你更不能丟下你這一群弱小毛羽未豐的孩子。我等待，我希望能再得到你健在人間的佳音。然而一天，兩天——我絕望了！現在我眼前的只是一片無盡頭的黑暗，我看不見太陽，甚而也沒有了星光。我的生活失了光明！只有黑夜——連續不絕的黑夜呀！我怎麼能活下去呢，沒有了你的嚮導，沒有了你的鼓勵！ 爸爸，你是我生命的火炬，失了你，讓我永遠和黑暗接近罷！好！讓黑暗吞蝕了我，那樣我還許在夢中拜見你，聽你的聲音，作你吩咐的事。唉！爸爸，真的快來看我吧！你不會嫌柏林太遠的罷？六年前那時你剛從南京回來。咱們一家重聚，是多麼快樂呀！每次你上街回來，總是大包小包的水果帶回來。照例老傭人總會站在樓梯上跑叫聲：「老爺，你回來啦！」我們便打雷打鼓似的從樓上跳下來。這個喊，那個的叫。呀，什麼廣東荔枝囉，新會桔囉，外國香瓜囉，葡萄囉，說不盡的好東西。十隻手，來得快，一會都搶光了，你總是說：「給媽媽留些啊——給媽媽留些啊！」於是又是一齊鬧著去找媽，媽媽不是在書桌上記賬，就是坐在沙發上結毛線衣。於是一家子便坐在一塊兒，有時談正經的，有時鬧著玩，家，真是說不出來香甜呵！ 兩年後，病魔插足到我們那樂園的門檻了，一向多憂的大姊被它侵襲了。一個月、兩個月，終不見起色，於是一家都慌張起來。最慌張的還是您！什麼中國郎中、外國醫生都請到了，你急得連客也不會了，門亦不出了，整日悶在屋裡看書。最後，還為了想隨大姊的心愿，一家都搬到北平去，為她養病。哪知三個月後，我們重踏津浦路時，大姊已經一病不起地長眠了。您那時臉上兩行流不盡的淚，真是表示出天下最偉大的父愛啊！唉，爸爸！我們何福，竟蒙您這般的憐愛？可是我們現在又有何罪，竟半空中失去了您——我們的光明，我們的一切。還記得大姐臨終時，她左手摟著您，右手摟著媽媽，帶著滿足而慚愧的微笑，同你們道了永訣。有人在旁邊看見了都說：大姊真有福氣，能有這樣熨貼的父母！唉，現在想起您竟一人在陌生的小城中，左不見媽媽，右不見孩子們，空房冷榻的就這樣悄悄地去了，連一聲再會也沒有說。世界上還有什麼事比這個事更可悲的呢！ 記得一九三六年，我們隨您一同來歐。初在維也納城外住家，開始學德文。有一天，您剛從德國參加秋操完畢回來，我們為了歡迎您，大家一同下廚房，媽媽大顯身手，做了一大桌菜，我們一面細嚼，一面高談，樂氣融融，漸漸南歐媚人的夜幕垂下了，媽媽命我們上床後，自己亦預備休息。哪知她胃病復發，不能安睡。她不願再打擾我們，自己又不願起來，所以還是躺在床上自言自語地說：「唉，至外國來，真不如在國內享福。如果在國內的話，只要一嚷：『老三媽——小腳娘（家中十九年的老傭人）一定要連跑帶跳地下樓拿熱水袋，現在只能忍著算了。」哪知道，您聽見了這話竟一個人悄悄地走到廚房去，生著了火，靜靜地一面抽菸斗，一面守著水壺，水開了，裝滿熱水袋，再回房去，悄悄地把水袋擱在媽媽床腳，一聲不響地又去看書了。第二天媽媽把這事講給我們聽的時候，我們互相怔忡著，我們驕傲您這位充滿了人性的父親呵！ 最後，我們來到德國，您把我們的一切學校手續安定好了，在進學校的前一天，您還帶我們到動物院去玩。那時柏林動物院的大獅子剛養了四個小獅，我們好奇心重，特意一人去抱了一個小獅子，一塊兒照了一張像。後來您把照片寄給我們時，還在相片後面附著這幾個字：「垂老雄心猶未歇，將來付與四獅兒。」唉！爸爸：兩年前柏林的獅子已經能跳出院吃人了，我們還如此幼稚呢，您怎忍竟棄下我們在這險艱的人世呢！ 嚴冬去而復來，大姊逝世已經四年了，卻始終沒有重來過，您此去什麼時候再來呢，從前死神把大姊從媽媽懷抱中攫去時，我們時常從母親心坎里，聽到這幾個血淚的字：「你們五姊妺，正好比我的一隻手，如今大姊去了，好像人家把我的拇指割了一般，怎麼能叫我不痛心呢！」唉，爸爸現在您又走了，為媽媽想，不是比人家割了她的心還痛呢！唉，我們是失去了心的媽媽，失去了光明的孩子們呀！ 爸爸，您真的去了嗎！不，不，您不能去呀，小妹的唐詩還沒有背完，我書桌上Schiller的Anoder Gtloeke也何曾講完了呢！呀！還有許多書，我們需要您那生動有趣的解釋呢！回來！爸爸，祖國需要您，我們不幸的這一群需要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