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將之將 · 第十一章　作軍師的條件

中國軍事由老粗掌兵到現代化的階段，由文人指揮而專門家（軍官學生）指揮的階段，有一人焉，對中國歷史文化富於研究，對世界潮流洞若觀火，見得到說得出，眼、耳、腦、筆並用而能綱舉目張的，恐怕只有百里先生一人了。 ——李小川 抗戰第二年夏天，我隨軍到了上高（江西）。某師參謀長G君是我的至親。他們那一軍，一面是右翼預備隊，一面是在整訓。蘇聯軍官顧問團派了一組在軍中工作，顧問團的翻譯D君是我的朋友。因此，我雖是隨軍記者，可以參與他們的會談。那位蘇聯軍事顧問問G參謀長：「你為什麼不能作最後的決定？」依歐美軍隊的成例，在作戰行動上，參謀長有著最高的權力。即如馬因河之戰，德國的少校參謀，就指揮了右翼大兵團的攻擊。在中國，參謀長只是軍師長的僚屬，指揮作戰，還是得聽命於軍師長的。D君對我說：「蘇聯顧問是不明白中國的情形的。」 那時，百里先生正在繼任陸軍大學校長，陸大正是培植參謀人才的學校。百里就任的演講中，說到「軍師」的條件，（軍事當局對百里說：「在今日，用不著高深的學理，我需要一種態度嚴肅，精神飽滿的軍人。」）說：「本校目的是養成參謀人才，進化為高級指揮官。『參謀』二字是從日本譯來的。我們中國原來就有兩個這樣職位的名稱，你們知道麼？」（學生答：「軍師」。）「還有呢？」（學生答：「幕賓」。）「不錯，不錯，是軍師，是幕賓。你們要研究日俄戰史、普法戰史、歐洲戰史等，我想你們現在研究戰史，就等於看小說。但與其看外國小說，還不如看中國小說，問題在你們會不會看。《封神榜》、《楚漢春秋》、《三國演義》諸書，你們想必看過；『軍師』二字，就出在這三部小說裡面。中國最古的參謀總長要算姜太公（呂尚）。所謂『師尚父』，封神榜裡面，寫得何等有聲有色。其後就是黃石公給張良一卷《太公兵法》，並且對他說：『讀此，可為王者師。』這是『軍師』二字的來源。這麼一看，參謀長便是司令官的先生。但怎樣才能做先生呢？你看，姜太公窮到那個地步，還在那裡安心釣魚，寧可釣魚，不願自己出來謀差事。一定要等到文王找他，才肯出來。他不想升官發財，不肯到處鑽門子，這是所謂『品』。姜太公的歷史，太古老了，考據不甚明白，最可做模範的還是張良。」 「把參謀職務看得最真切的是漢高祖。他說：『運籌幃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我們且看這位模範參謀長培養法（指張良），第一、他家世相韓，韓亡後，散盡家財，誓為韓國復仇，搖身一變，把一個文弱書生，變成雄赳赳的暗殺黨首領（博浪椎）。他最初就肯『犧牲自己為了大眾』，這就是武德之鍛煉，這就是軍人，這就是意志堅定。及了格，所以黃石公才肯教訓他；要他替他穿鞋，罵他，是教他能忍耐。有勇氣的人能忍耐了，才算真是可教。犧牲自己，為了大眾，是張良的一貫精神；他的目的，始終在於為韓報仇，不僅沒有功名心，等到天下大事大定之後，他便擺脫一切，從赤松子游。這是他沒有功名心的一種表現。」 「張良的無我精神，直接傳授到諸葛亮，諸葛亮說：『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這等於太公釣魚，就是說『不必找事，我有飯吃』。他抱定主意『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一定要劉備三顧茅廬，然後才感激，才馳驅。但他不出茅廬則已，既出茅廬，於感激馳驅之後，人家把皇帝送給他做，他也不做。先生託孤時說：『孺子可撫則撫之，不可撫，君自取之。』他卻報之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他臨死的時候，還給後人以極大的教訓，就是『臣家有桑八百株，不使內有餘帛，外有餘財以報陛下』。這是何等的偉大，又是何等的道德！」 「知」與「能」 中國的士大夫，一向有做帝王師的願望，卻也只有做帝王師這一個願望。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強立陳嬰為王；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這位老太太，倒說盡了士大夫群的處世哲學。百里先生，也是不免於想做帝王師的人，其不能為「師」的，總想處於「師友」之間。可是師道一天不如一天，乃成為長官的部屬了。 百里當時對陸大學生說：參謀官的位置，由軍師漸漸降低，變為幕賓，這不是「老師」而是「客」了。可是人家對他的稱呼還叫「師爺」，雖然不在司令官之上，仍然是對等地位。百里說：「幕賓的故事很多，我今天舉一件：曾國藩與李鴻章的關係。李在點翰林之先，就請曾看過文章，他的父親與曾又系同年，當然是曾的後輩。曾對李最初就用黃石公對張良的辦法，他說：『此間局面窄狹，恐不能容。』但李一定要在他那裡。曾氏幕里是講風紀的，早飯必召幕僚會食；李起身較晚，以頭痛為辭，但大家一定要等他來了才吃飯。食畢，曾正色對他講：『此處所尚，唯一誠字而已。』（不說謊。）李為之悚然，敬謹聽命。到後來曾要參劾李次青，李不同意，就很坦率地說：『門生不敢擬稿。』曾說：『我自屬筆。』李說：『若此，則門生亦告辭。』我們看，在平常時候，他對老師是怎樣服從；但遇緊要關頭，他又是如何的有主張。後來李走了，一直不得志。迨曾攻占安慶之後，李寫信道賀，曾就回信請他來。這次，可就不是以學生看待了，完全以賓禮相待。這是說參謀的情形。」 接著他又說：「參謀官的位置，始而由『師』降為『賓』，自新軍成立後，又再降而為『軍屬』了。民國初年，參謀官簡直是高等的勤務兵。這個地位，今後要一步一步地提高起來，縱然不能提高到『師』，至少也要有『賓』的地位。這一點全靠高尚的人格去爭取，如果只是去找人，以弄錢混飯吃為目的，人們怎樣能夠重你？我們莫怪人家不尊敬我們，首先要自己尊敬自己！」（這一番話是說武德的鍛煉。） 百里指出學問是隨地都要去求的。「求」就是所謂仰面求人，不一定教授可以教你們，就是一個兵卒，你們也可以向他獲得寶貴的教訓。從前顧亭林就是這樣。日前，我見湖南教育廳長向軍校講話，說日本空軍從張鼓峰事件中，得到了一個很大的教訓，這話很有意義。人家一看見好處，馬上虛心改進，可見學問是無窮盡的；就是要虛心，要平心，要低心去體驗，才能獲得。孔子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樂山」是要有山一般品格。「樂水」是要有水一般虛心，所以講學問第一要有大海般的心——「度量」，才能儘量吸收世界上各種細流。這是求學問的第一個條件。第二個條件是：骨雖然要硬，腦卻要柔軟，法文Sonple照解釋，是「柔軟」的意思。在軍事上用，就是說這個人能夠適應環境。世界上最柔軟的是水，盛到方的裡面就變方，盛到圓的裡面就變圓；水在大路流不通，可以走小路，小路走不通，可以走地下的路。這便是能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倘若一個人腦筋硬化，墨守陳法，對於新的不能接受，就沒有求學的資格。 一位陸大學生對我說：「『夫子循循善誘人』，這句話，百里先生真的做到了，他是誨人不倦，學而不厭的。」 「慧眼」——陸軍大學的意義 百里先生就任陸大校長以後，曾和學員們談到陸軍大學制度的歷史。他說：「中國的大學是學日本，日本是學德國，現在所用的，還是大戰前的德國制度。因為德國的軍官，中尉要當二十年；如果在這二十年之內，天天教練新兵，這個人豈不是完了？所以就在陸大研究三年，使他不至於離開軍隊生活太遠。學校授課以後，還准他到外國學些別的東西。但在這三年中，每三年，又有一半以上的時間，與軍隊保持接觸。他們現在還加以改變。我們卻是整整的三年全在學校里，等你們三年從學校里出來，外邊的局面完全改變，這豈不會變成一個落伍預備所嗎？所以你們要時時刻刻，虛心去體驗實際，這才是真正的學問。」 他又說：「現值抗戰期內，只能把幾種重要的功課，儘先講一講。我記得日俄戰爭時，我在日本留學，那時，我們就改訂一個新的教育計劃，把講堂里的課程減少三分之一，改作野營演習；在畢業的時候，教育總監對改訂這個計劃的人極力獎勵。（本來各國的陸軍大學，到了戰時，就解散了。）現在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抗戰，所以還需要你們繼續研究下去，這是一個特殊狀況。在這特殊狀況之下，你們更要知道時間的寶貴和實踐的重要。 「現在進一步要講參謀教育的方向，關於這一點，須明白陸軍大學的創始。我現先說一個名詞，中文可譯為『慧眼』，法文叫『Covpdoeul』，意思就是『一瞬』。陸軍大學的教育，是德國菲烈德大帝（今譯腓特烈大帝）創始的。在他以前不久，是騎兵戰為主的戰術；騎兵運動性很大，前面發現有敵人，立時就要決定；所以總司令帶了騎兵到前線，全靠一剎那間的判斷和決定，這就是『慧眼』。菲烈德那時的兵隊漸漸增加。他到了一地之後，當面的情形雖然知道，左右兩翼還不明了，所以他要派人到兩翼去偵察。這個人就以指揮官之心為心，要有慧眼，他的報告，才能適合要求，這就是最初陸軍大學的起源。陸軍大學開始是測畫略圖及地形判斷，漸漸變為測量學，所以測量和參謀是分不開的。我國把測量局附設在參謀本部，也就是沿此習慣而來。毛奇將軍（德國著名戰略家），最初在測量班，俄國的尼古拉斯大學，也是注重測量。當年菲烈德大帝因為軍官都是些老粗，所以選出一批貴族子弟，給以陸軍大學的教育，教以地理和數學；地理就是測量地形的基礎，數學是以已知求未知，養成推理能力和判斷力。所以陸大的開始是地理和數理，目的是養成『慧眼』。你們想必聽過傳說興登堡（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統帥之一）在坦能堡一役，建立不世的偉績。他在第一團時，早把德國東部地形探測得很熟，乃是他所以一戰成功的主因之一。各種地形不同，各種敵人的情況也各不相同。自有歷史以來，沒有一件事是像演戲一般完全一樣的，每次各有新的情況，這全靠我們能虛心，能體驗，能適應才行。所以能變，才能打勝仗，不能變，就不能打仗，這是講一切學問的基礎。我希望你們把過去的東西暫時忘記一下，然後再把實際情形來引證，來體會，我舉毛奇將軍兩句話相告：『不知者不能』，從知到能，尚須一躍。」 （聚仁以一九四○年春初，到了瑞金，那時，百里先生已經去世了。我在瑞金廢墟中看到紅軍大學的遺蹟，從傳說及文獻中，知道紅軍大學的教學方案，證以百里的軍事觀，可說是英雄所見略同。前些日子，一位朋友在我的床邊，翻到一本《新兵制與新兵法》，一看就看下去了。他坐了起來問我：「蔣方震是誰？」我說：「就是蔣百里。」他說：「難怪說得這麼頭頭是道。大有道理的。」百里是有所見的人。） 在桂林的最後演講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七日，百里先生在桂林應廣西省政府之邀，作公開講演。這是他逝世前半個月的事，也可說是最後一次講演，講題是「半年計劃與十年計劃」。他說：十年以來，他不敢上條陳，尤不愛演講。……有了自上達下的行政能力，然後才可以上條陳，才可以演講。也除非有了行政能力的地方，才可以談方法和理論。他提出兩大前提：①應該針對時間的需要，不必高談理論。②應該切合本省的環境，不必盲目模仿。我們舊有的習慣，就在人云亦云：人家有了十年計劃，我們也想十年計劃；人家有了五年計劃，我們也想五年計劃；議論紛紜，舉棋莫定。我們不知人家有了深刻國際認識，所以定出五年，或十年的期間，而我們只曉得盲目模仿。譬如定下五年計劃，做到一年半工夫，敵人一來，完全被其利用，豈不使人痛心？（百里仿佛在寫預言。） 他說：「以往不說，我們抓住現實來說，再切切實實地檢討一番。我向各位獻出第一個條陳，就是『半年計劃』；這其中最重要的，乃是應該拿出原有原料來應用。例如『買六千架飛機』這句話。若為本省財力所不許，頂好不說。因為這句話，絕對不能實行，便是廢話。歐戰時，德軍迫近比利時首都時，比國人把平日積蓄的酒瓶，堆得極高，其結果有阻擋敵軍前進之功，爭取了不少的時間。我並不是說酒瓶一物真可戰勝敵人，而是說一種工具，還須使用者運用得宜，才能發揮其效能。我們不要嘆息武器不及人家，不能打勝仗。我們從敵情中，從敵兵軍紀上，都可證明，我們的炮射程遠，且極準確。除了數量不如人以外，武器方面，並不見得比敵人差。所以我覺得還是看運用工具的能力如何，否則仍無辦法。」「我們對於兵器沒有發揮可應用的能力。這是不必諱言，這也不是恥辱。這種現象，歐美各國極其普遍。運用新兵器的成功，在戰時需要二年，在平時需要十年。且舉英法運用坦克車一例：坦克車之為物，原本是美國的農家耕具，歐戰時，大家鑒於炮兵、步兵總不易聯絡，不能充分發揮火力，故由一種農業耕具之模型，研究出坦克車來。（『坦克』即水桶之意，蘇聯曾編刊一本《坦克史話》，可作參考。）一九一六年秋，英法用以攻德，結果試驗成績不佳，英法軍方並不灰心，繼續研究，設法改良。當時德國兵驕將悍，氣焰太高，蔑視這種新兵器，此實為勝負之分際。所以魯登道夫在筆記上寫道：一九一八年，英法再用坦克車攻德軍時，德方已無法抵禦。就此一例，可見應用工具之重要。我們知道發明家決不能隨時隨處告訴大家應用工具的方法，全看使用者發揮使用的能力：隨時設法，以謙抑態度對待之，以進取精神處置之，自無不勝之道。我們今日千萬不要騖遠，不要高調，假若對現有的兵器——機槍、迫擊炮、坦克車等，能充分利用，對任何事物，儘量研究。這對於民族復興的神聖任務上，必有大裨益。」 百里鄭重指出幾點實事：①我們向為農業經濟的社會，其最大積弊，就在不大愛惜物力；一斗米的收穫與兩斗米的收穫，農家對此，並未錙銖較量；其實粒粒的收穫，都可發揮極大的效能。此種惡習不洗除，根本談不上什麼資本主義的工業化，或社會主義的工業化。②我們應用新工具享受新文明，一切都應合理化，才能物盡其用。他在赴桂林途中，曾見一汽車滿載沙發及床鋪等貨物，綜其價值不過數百元，而汽油的消耗，實已過之。他說這種人真沒有享受新文明的資格。③我們慣例，某人任了新職，賀電如雪片飛來，這就是浪費。今日抗戰緊急，交通工具極缺乏，而此種情形，依然不變。他希望大家不要唱高調，不要發空議論，腳踏實地定下半年計劃是第一件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