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將之將 · 第十章　從戰爭中鍛煉生活

百里的治事的精神我知道的不多。其治學精神我所佩服的是他讀書必有新見解，且能得其要點，非過目不忘的人所能及。 ——張君勱 百里先生不是幻想的樂觀派，也不是虛妄的悲觀派。他是從抗戰過程中，看到中華民族的新生，他是要年輕一代在戰爭中鍛煉自己的生活。 德國顧問團走了，有的著急地問他：我國軍事上會不會發生影響？有的輕鬆地說：顧問本無大用處，走了也罷。他對此事發生無限的感慨。原來聘用德國顧問這一件事，是想在國際地位中建立一真正的現代的軍事基礎。百里說：「第一，不用著急，軍事家不單是德國專有，英美蘇法，俯拾即是，倒是要建立真正的現代軍事基礎的觀念可寶貴，我們應當體會著。第二，更不可看得輕鬆。本來顧問是外國人，有沒有用處，看我們自己的能力如何。自己有能力，顧問就有用處；沒有能力就沒有用。我們要用固有的同化力，取攻勢的迎頭趕上，萬不可自作聰明裝老腔，說什麼中外形勢不同，而將軍事制度上的建設停滯下去。」 百里說：「抗戰就是替我們造成了一個有目共賞、公平無私的分別賢奸的天平架。敵人是最公平不過的，在那裡考試我們。我們有辦法，肯拚命，能夠意志堅強，心氣和平，敵人就會用他們自己的血，把我們做的文章紅圈子密密的圈起來。同時還有外國新聞記者一字一句的，不惜電報高價向世界報告著，同時，還有本國的老百姓手舞足蹈的向他們兒孫演講著。」 他又說過，這次抗戰中間考試作用以外，還有一種特別的排泄的妙用。大家知道人類有一種病，名曰癌，這不是外來的一種微菌，而是自己變壞的細胞。這種細胞如果停頓在身體裡面，必定成一種不治之症。一個民族同一個人一樣，有了壞細胞，沒法排泄出去，是最危險不過的。如今敵人卻送我們一種妙藥，替我們分別賢奸，將那種毒細胞儘量吸收去了，使我們民族的血液，加一層的乾淨健康（指偽組織中的漢奸），我們試一回想，如果沒有這抗戰，那真多麼危險！〔1〕 百里又說：「這一次抗戰最大的成果是，為社會，替理想與實際造了一條溝渠；為個人，是在純樸的心靈與敏活的官能間造了一條橋樑。前者見之於東北學生之南投，後者見之於西南民族之接受新事物。轟雷掣電地給予了將來負大任的人們一個動心忍性的大鍛煉。」 百里說到，五十年前，罵八股先生的無用，就是因為他們的線裝書里，雖滿裝著「修齊治平」，但是他們只須經過書房、考棚、衙門，就可以負責擔當國家的大事。三十年來，線裝書換了蝴蝶裝（裡面也有主義，也有公式），但也只要經過寄宿舍、輪船火車、宮殿式的洋房這三個關門。他們沒有吃過雜糧，沒有住過豬圈，總之他們沒有與民眾共同生活過。這種缺點，一百回的講演是改不過來的。因為講演也不過靠著書本做宣傳。五四運動以後，已經有「到民間去」的一個口號，但是實際上能有幾個？這不是說青年沒志氣，事實上環境不許可。可是抗戰以來，沿海各學校的教授學生，事實上不能不向內地走。（他有一位世妹，那年二十一歲，也能背上五十斤背包，一天走上八十里，從江西逃出來。）戰地緊張的地方，更不能不逃難，更不能不求工作，靠家庭讀書不可能了，於是給知識青年一種實際經驗。而這一種經驗，在一種悲憤興奮狀態之下體驗著，不是春季的游山旅行，是客觀的社會測驗。這正是孟子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了。這是一種生理心理上的自然鍛煉。 「悲觀與樂觀」「抗戰之前因後果」 百里先生，從歐洲回到武漢，日軍已在扣武漢的大門了，抗戰已快一年了。他的興趣卻很高，替大公報寫了許多專欄，除了《日本人》是最有名的一篇，還有《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也是傳誦一時的。這篇專論的動機，倒是他的女兒蔣和所引起來的。那時，她和父親在輪船甲板上散步，偶然引起了一點感想，她說：「爸爸，我們中國人，有的自尊心太過，有的自卑心太深，我以為這些都是要不得的。我們打日本鬼子，就應該老老實實打下去，打勝了，不必趾高氣揚，打敗了也毋庸垂頭喪氣，戰爭終有一天會了結。我們深信中國不會亡在日本人的手中的。你何不把這一點意思說給普天下人士聽呢？」百里倒覺和女這點意思頗不錯，他一路構思，到了香港，便在九龍飯店（今已拆掉在重建中），草成了全文的輪廓。到了九月十四日，才在漢口完成的。這篇文章頗長，我在這兒閒談，當然不能稱引了。（可看當年漢口、重慶的《大公報》） 百里說：「一個民族，受了打擊，能反躬自省，舉出自己的弱點，本是極好的事。但二三十年來，士大夫的種種悲觀論調，卻另有兩種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抬轎，把人家罵得一錢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諉過，什麼事作不動，都是人家不好，從罵老百姓起，一直罵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將這一種悲觀論集合起來，那是華族早就十足地具備了亡國的資格；而現在鐵的事實擺在眼前，這抗戰一年，竟可說是歷史上的奇蹟與突變。反之，樂觀論者也不可以將這抗戰一年的事實，看得太輕鬆；前方的血，後方的汗，一點一滴的流出來；這不是單靠著幾場演說，幾本小冊子，幾張圖畫所能做到的。他必定有一個更大的原動力。有了這原動力，才能前仆後繼的死而無悔，早作夜思的勞而不怨。」他說：「這次抗戰是三千年以前下的種子，經過了種種的培養，到現在才正當的發了芽，開了花，而將來還要結著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這「美果」，我們已經看到了。他在前因中，指出了漢族的同化力與抵抗力。） 在「後果」中他說了一段最精彩的話：「真命天子出來了，這不是深山大澤的籌火孤鳴，這不是豆棚瓜架下的蛇神牛鬼，這是社會演進的必然性，這是生存競爭的鐵則。究竟這個真命天子是誰呢？我說就是顧亭林之所謂『匹夫』，分言之即一個一個的老百姓，合言之即整個的民族，夫是之謂『民』，夫是之謂『主』。」他說：「有一句唐詩大家可以咀嚼一下：『草色遙看近卻無。』你們如果到鄉間，只看見農民的愚蠢與破產的悲慘，你們如果到工廠里或立在碼頭上，只看見勞力者的不秩序與不整潔，這所謂『近卻無』；但是你如果飛在五千尺高空作鳥瞰，你如果立在崑崙山頂東望，包你有一幅錦繡山河，活活的現在面前。觀察一個多數的大集團的發展，最緊要的就是不能近視。若實說罷，大群演變的趨勢，沒有先見的慧眼是看不出來的。」他的話，富有暗示性，由今看來，他的話正是先知的預言。 正如百里所說的：「談過去，可以證諸事實，事實為人人所共見，故使人了解易。談將來，只能求諸想像力，想像力為一人所獨創，故與人共證難；況且能了解過去，不過是一種說明，一種學問，不能激發成為行為，而有益於實際者少，所謂歷史之所教訓於人者，如人類不受歷史之教訓是也。能印證未來，則可以使現在的行為得一種標準，而為將來之成功，更得一層保障。故實際上印證未來之重要，甚於過去，但是『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又是社會最容易犯的錯誤。」 百里說：「我不是仙人，卜課的也未必課課皆準，用十幾年前的老話，來證明我現在懸測之不謬。就是說：許多人帶了近視眼鏡，我不能把他眼鏡去掉，帶他到野外，他還是看不見草色，只好拉幾根黃茅送到他面前去。」 「英雄跳，我們笑！」 百里先生病逝宜山，那是一九三八年的事。我們且看看他對於歐洲戰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預言。（二次大戰發生在他的身後一年。） 他說：「我們讀歐洲史，終替大陸上英雄抱不平，尤其是陸軍軍人，仿佛是命運的註定，無論他在大陸上發怎樣大的威力，結果終為海上的魔王所打倒。最奇怪的，譬如一個陷人坑，第一位英雄走上那條路，掉了下去；第二位英雄自作聰明，繞來繞去，仍走上了那條路，一樣陷了進去。最奇怪的，他實際上竟是亦步亦趨，循著前人足跡，絲毫不爽的走入那個陷阱中間。這真是命定的嗎？欲攻海國，先從大陸國入手。拿破崙的根本敵人是英國，但他奈何英國不得，便拿俄國出氣，結果，一代英名斷送在莫斯科。法國人完了，德國人起來，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明明白白是對英國的，但作戰也須先從俄國入手。他把俄國打敗了，但染上了傳染病，自己也倒了。英國這個海上王，是不是歷史上註定為永久不可抗的麼？荷蘭、西班牙都曾做過一次海上王，所以一定說海上王的寶座，為萬世不易，我們不信。但很奇怪，大陸英雄終照舊日方式，送掉了自己性命。這方式就是欲攻英，先攻俄。從阿比西尼亞包抄埃及，自比拿破崙遠征埃及來得高明。從大西洋上迂迴進攻西班牙，比之德人卡來橫渡北海，發動潛艇政策為得計。但西班牙的重心在地中海方面，而不在大西洋方面，這一條路線，對於法國也是一個致命的傷，因此一下尋到了兩個敵人。我們從前不懂蘇聯有多大本領，有多少飛機，能不斷運到西班牙去，現在才知道俄國軍火都從達達內爾（今譯為達達尼爾）海峽經過英國手裡放出來的。蘇聯也明白知道，戰鬥員只有八千，宣傳員卻有二萬四千。北方的大熊，在他廣大的巢穴里，從容地剝食他的果實，打著會心的微笑。這不是替希特勒算定終身了嗎？」 當百里先生從考察歐洲軍事回來時，他在戰略上有如次的認識。他說：「法國戰術家認為攻擊有兩個基礎條件：一為運動，一為射擊（火力）。飛機出現以還（來），技術上的進步一日千里，如今空軍已單獨成為一個作戰單位；同時向來最缺乏運動性的遲緩的炮兵，經過摩托化並有坦克戰車的發明以後，它的速度也超過了從前幾十倍。空軍中的重轟炸機，將來速度可與驅逐機相等。歐戰後的軍事發展，專在運動性方面，而火力又跟隨運動性的增加而增加。單從戰鬥的工具來說，各國都是向著『速』字上用功夫。因此，現代戰略的趨勢，也自然向速決方面走去。但從整個國家的立場說來，即從所謂全民戰爭的範圍說來，到各國，尤其是持久戰失敗的德國，就注重在『持久』兩字；風行一世的自給主義，便是持久戰的根本政策。不過，文章是要從反面看的，我們不能據此認為各國如今以守勢為國策。須知他們一方面高談持久，然而各種戰鬥方式，莫不趨向速決的方面，而持久卻是達到速決的一個斗徑。全民戰爭的痛苦太深久，負擔也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對於民眾的要求雖為持久，軍事家對國家的義務則取速決。德法兩國國境建築的要塞，目的在掩護動員，決不想在那裡死守。當年凡爾登的北區，正留有一個攻勢地帶，如今德國積極修築高速度行軍的國道，也正在守勢中間寄託著一個攻勢。總之，現在歐洲軍事的方向，固然趨於速決，而政治的痛苦與經濟的困難，則在於不能持久。他們苦心孤詣的經營，便在尋求速決與持久的平衡，要從此中發現一條新路，他們要求速決，所以不能講持久，速決是目的，持久是手段。」 由此，百里看到自己的抗戰情勢，說：「歐洲的問題是不久則不速，我們的問題是不速則不久。我以為我們固然要求持久戰，但其先決條件，便是要使軍備增加運動性，因為我們要以持久為目的，須以速決為手段。」 游擊戰 抗戰初期，一般人所熟知的軍事術語中，有「機械化」、「游擊戰」二語。有人誇張日軍是機械化的，其實日軍並未機械化；「機械化」了的那幾個師團，都不曾在中國戰場使用過。近衛師團到過廣西南寧，也不曾投入作戰。我們也有機械化師，即二○○師，但指揮二○○師在蘭封作戰的薛伯陵將軍，他就不明白摩托化騎兵乃是機械化部隊的觸鬚；他把摩托化騎兵挖出來獨立使用，便把二○○師的運動作戰力減低了。因此，在武漢會戰初期，二○○師移去江西樟樹、高安線上，和十三軍相配合，為總後備隊。那時，百里先生任陸軍大學校長，開始調訓機械化部隊下級幹部。蘇聯軍事顧問也就參加十三軍的戰術調整工作。一方面，軍事當局就在湘西著手遊擊隊的幹部訓練，又把新四軍指揮部，從南昌移往皖南南陵，擔負蘇南地區的游擊任務。在研討游擊戰術中，百里也有過他的供（貢）獻。（這一時期的文獻，由於內戰發生後，很多人有種種誤解，我在這兒寫往史，不能不如實寫出來。） 百里所介紹的，乃是德國亨斯少校的游擊新戰術。亨斯少校，本來是德國國社黨創辦人之一，當法軍占領魯爾時，他曾親自指揮游擊，積有實際經驗。後來他和國社黨意見不相合，乃正式轉入軍籍，隱於下僚。他在國防部擔任情報搜索工作。他主張中、德、蘇聯三國互相親善，掌握大陸，且謂德國非聯蘇不足以對英法，俾士麥的外交政策，仍為德人將來不能不走的路線。這一觀點，也正代表德軍人一部分的主張。亨斯謂：「游擊戰之方式有二：一為俄國已經應用之舊方式。（往年西班牙及今日中國所試用者。捻軍所謂『以走勝之』，也是這一型戰法。）一為德國自魯爾被占後實驗所得之新方式。蘇俄方式成功於對付白俄及聯軍時代。但，當年我們（德人）曾採取這一戰法，用於魯爾區，即遭失敗。蓋對於組織嚴密、後方勤務完備之敵人，即失其效用，而自身之損失又太大了」。百里謂：「此說甚是。但中國北部區域廣大，交通不便，蘇俄方式仍可應用。惟中國南部及沿海一帶，最適宜於新式游擊戰法。」 亨斯少校所謂「新游擊戰法」，不在於用武器，使敵方無法檢查，不需多數人，我方給養可減少而效力則甚大。利用科學作戰，使敵之作戰器材日就減少，終於潰滅是也。他說：「游擊戰原為整個戰鬥指揮中一種有價值的輔助作戰方法，其所注重的並非完全對於敵人之主力，而在對於敵人後方聯絡之作戰。游擊戰不在乎人數之眾，及隊伍之密集，但應以使用專門人員及突擊為標準。」（德法意各國，都在軍校附設游擊戰專科，三個月畢業。）（這是傳記文字，關於亨斯少校游擊的新法，文繁不錄。） 在武漢戰爭的重要階段，他曾對我們說：「軍事上守據點，我們只能以『時間』與『數量』來推測斷定如何如何，就不合軍事學校的原則。敵人以最大力量來攻，我們也以最大力量來守；其次是時間問題，誰能支持到最後的時間，即誰勝利。即如凡爾登一戰，聯軍統帥也不敢判斷他的一定勝或一定敗的。」 「新」與「故」 一位朋友寫信給我，問我的軍事知識怎麼學得的？我說：「我並非學得的。而是『熏』得的。有一位在京劇團做行政事務工作的某君，他和朋友們閒談，從京劇的角色流派、動作、唱腔一直談到某些歷史掌故，說得滔滔不絕，頭頭是道。朋友們問他這一套知識是怎麼學來的？他說：『在劇團里天天聽的，看的，說的都是這一套，不用學，慢慢熏，也就熏會了。』我所謂『熏』也就是這麼一種意思。」 百里先生是會講故事、愛講故事的人。我且引述他所說的幾個現代軍事趨勢的故事：先從普法戰爭說起，第一件，是師丹這一仗，拿破崙第三，以皇帝名號，竟投降到威廉一世之下做俘虜。他投降的時候，說一句話：「我以為我的炮兵是最好的，哪知道實在是遠不及普魯士，所以打敗了。」拿破崙第三倒了，法國軍人，可是鏤心刻骨記得這句話，於是竭忠盡智的十幾年工夫，就發明了新的管退炮。這種快炮，在十九世紀末，震動了歐洲的軍事技術家，德國也自愧不如；所以改良了管退炮之外，還創造了野戰炮，來壓倒它。但是俗話說得好：「皇天不負苦心人。」法國軍人以眼淚和心血發明的東西，到底有一天揚眉吐氣。時為馬侖戰役之前，德國第一軍、第二軍從北方向南，第三軍從東北向西，用螃蟹陣的形式，想把法國左翼的第五軍夾住了，整個地解決它。法國左翼知道危險，向南退卻，德軍卻拚命地追。在這個危急期中，法軍第五軍右翼的後衛，有一旅炮兵乘德國野戰重炮不能趕到之前，運用他的輕靈敏捷的真本領，將全旅炮火摧毀了德國一師之眾；橫施的追擊不成功，害得今天魯屯道夫老將軍，還在那裡嘆氣說：「誰知道法國拚命後退，包圍政策不能成功。」（《全體性戰爭論》）而貝當將軍，因此一役，卻造成了他將來總司令之基礎。所以拿破崙三世敗戰是「故」，管退炮的發明是「新」，由管退炮而發展到野戰重炮，是由「新」，而後「故」。而法人善於運用野炮，收意外的奇功，則又是「故」而翻「新」。 普法戰爭的時候，鐵道在歐洲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了。老毛奇領會了拿破崙一世之用兵原理，便十二分注意到鐵路的應用，將動員與集中（戰略展開）兩件事，劃分得清清楚楚。於是大軍集中，沒有半點阻礙。法國當時，也有鐵路，也知道鐵路運輸迅速，卻將它來做政治宣傳材料（法國當時想從速進兵來茵，使南德聽他指揮），不曾把他組織的運用、動員與集中混在一起。預備兵拿不到槍就開到前線，拿了槍，又到後方來取軍裝，鬧得一（塌）糊塗。所以宣戰在德國之先，備戰卻在德國之後，法國的主力軍，不到兩個月就被德軍解決，這是法國軍人的奇恥大辱。所以，戰後法國就添設動員局，參謀部也拚命研究鐵道運輸法，結果不僅追上了德國，而且超過它。發明一件東西，名曰調節車站制，這調節車站的作用是怎樣的呢？譬如鄭州，是「隴海」、「京漢」鐵路的交叉點，這鄭州是天然的調節車站。這個站上，有總司令派的一位將官，名曰調節站司令官，底下有許多部下，必要時還有軍隊（為保護之用）。部下幕僚多的時候可以上千。他們管轄的路線，有一定區域，在他桌上有一張圖；凡區域內的車輛（此外軍需品不用說），時時刻刻的位置，一看就可以明白；所以總司令部，調動軍隊的命令，不直接給軍長、師長，而直接下於調節站司令官。站司令官接了總司令的命令，立刻就編成了軍隊輸送計劃，這張計劃，只有站司令部知道，這種辦法，不僅是簡捷便利，而且能保守秘密。這是歐洲大戰前法國極秘密的一件鴻寶，果然到了馬侖一役，發揮了大作用。福煦將軍之第九軍，就是從南部戰線上抽調回來而編成的，要是沒有這調節站的組織，南部戰線抽出來的軍隊，趕不上救巴黎，戰敗之數就難說了。所以鐵路創造了三十年是「故」，毛奇卻活用了，成了他的「新」戰略。法國人又從毛奇運用法中，推陳出新地創造了調節站，把老師打倒，可見是有志氣的國民。吃了虧，他肯反省，不僅有虛心地模仿人家，而且從模仿中，還要青出於藍的求新路呢！ 注釋 〔1〕此部分觀點是出自下節所提到的《抗戰一年之前因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