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將之將 · 第九章　盧溝橋的炮聲

我把百里先生比作雷渥那德·文西。文藝復興時代的人物，都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興趣和光芒。 ——曹聚仁評蔣百里 在我們的師友中，能夠斷然論定中日之間，非戰爭不可，而且它是長期的戰爭，戰場一定在平漢粵漢以西的，只有百里先生一人。他和馬歇爾一樣，也斷然論定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不可避免。西安事變結束後，一九三七年春天，他奉命考察全國的軍事防禦。從山東、青島、周村、泰山、濟南到北平，又由北平而太原，歸途經娘子關、石家莊、鄭州而漢口，又轉到長沙，又由衡陽而廣州，而香港，而福州，對各地防務，有全面的了解。那時，福建省主席陳儀，乃是他的老友，他們對中日必戰的論點是相同的。（我們對於百里的推斷，那時便有幾分相信了，不過，對於長期抗戰的認識不夠的一部分人，還有著恐日病。那時德國事軍事顧問，只是戰術的顧問，對於戰略的決定，他們沒有參與幕後決策的機會了。不過，德國顧問看了徐州的布防以及魯南的防禦工事，也就知道我軍將於台兒莊迎戰從膠東來的敵軍的。） 左梅，她是日本女人，但在中日戰爭觀點上，她是支持百里的主張，認為這是日本軍閥的過錯，她知道他們的侵略中國的陰謀。因此，她自己也不說日本話，也不讓女兒讀日文。她們一家人，說的是道地的北京話。那年夏初，百里回到了杭州。（意籍顧問史丹法尼也同行。）其時蔣介石正在杭州，彼此就詳細討論了一回。（張沖陪伴著周恩來，從西安到了杭州，也就是那幾天的事；所以國共合作抗日的軍事計劃，百里知道得很清楚的。）在杭州，百里又和老友錢均甫見了面，均甫問他對於中日兩國的和戰情勢，百里說：「今年明年都說不定，至遲不出一年。」（我在那年夏間，開始記者生活，一半也受了百里的暗示。） 不久，百里便和左梅母女三人上了牯嶺，參加當時的國防參政會。（這是後來的國民參政會的雛形，當時議員三十餘人，有周恩來、胡適、梁漱溟等，百里也與其列。）還擔任了暑期訓練班的教官。接上來，便是廬山談話會，恰碰上盧溝橋的「七七」事變。百里看明白戰事的情勢，他決心在這次對日戰爭中奉獻他自己的一切。他曾對年輕軍官說，「你們年輕人，活著看中國的翻身；我們老年人，該為國家拼一拚命。」 百里從上海到南京，那是八月十五日的事；那時，「八·一三」上海戰爭已經開始了。他沿公路到了南京，參與最高軍事會議，知道當局的抗戰決心。他就從南京電話通知左梅帶著一家人離開上海到西南大後方去。九月間，左梅她們從杭州經江西到長沙；百里也已溯江而上，從漢口到了長沙。那時，百里又奉命出國到德意去作外交活動，爭取軍事上的援助。他就把左梅母女她們安頓在香港，囑以必要時可到衡陽鄉間暫住，這是他對中日戰局第一步預測。（他預測沿海地區必被日軍攻陷，日軍可能進至長江黃河的中流地區。） 在中國抗戰前後，國際間的矛盾情勢是十分錯綜的。意德是日本的與國，但有軍火運到中國。美國表面上是唱甚么正義的高調，而轟炸中國的飛機、汽油、炸彈，都是美國軍火商所供給的。蘇聯的軍事援助，則在抗戰軍事進展以後，他們的機師，代替了義大利的航空員。百里的赴義大利，和史丹法尼教授同行，當然還對墨沙里尼存著希望的。 百里動身前，把那位預定到英國去讀書的第二女兒蔣雍，從香港送到衡山去參加軍隊工作。他要她在大變動時代身受生活上的鍛煉。 條條大路通羅馬 抗戰初期，意德當局頗想利用在中國的軍事外交的關係，操縱遠東的局面，於中日戰爭中取利。淞滬戰事後期，九國公約會議，在布魯塞爾舉行，照說可以把危機挽救過來。義大利有意不讓日本出席，而他們自己以代表日本的身份出現，會中的預定調解，一切就無從說起了。日軍進到南京以後，陶德曼便代表希特勒來向蔣介石遊說，說是中國應該在這樣不曾亡國的條件下結束戰爭，他說：「有著山海關以內的中國就夠大了。」而義大利的代辦，就向汪精衛進言，在近衛三原則下談和。這是後來汪精衛出奔的導因之一。就在這樣錯綜捭闔的外交情勢中，出國赴歐洲的百里先生，他當然也有離間德意與日本之間的結盟的動機的。他到羅馬時，正在十月初旬，那時，淞滬戰爭正在持續中。 百里到了羅馬，一看墨沙里尼的態度，和上回大不相同。上回，百里只是到意國考察，墨相和意陸軍部那麼盛大歡迎，還邀他參觀軍事演習，看待得有如友好大國的使節。這回，他以蔣介石特使身份到了羅馬，墨沙里尼卻避而不見，由外長齊亞諾敷衍一回便算了。百里住在史丹法尼的家中，也摸不上墨沙里尼的路門。（劉文島住在羅馬，任駐意大使，也是一籌莫展。那時，日意正簽訂了日意經濟協定。）十月十二日，百里和齊亞諾晤面（齊亞諾，意外長，墨沙里尼女婿），齊一開口，就怪中國參加了國聯對意的經濟制裁，不夠交情。那時，義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和日軍侵略東三省，其破壞和平的罪過是相同的；中國當然不僅是站在正義觀點上應該制裁義大利，也在期待國聯制裁日本的侵略，必須投這一反對票的。（至於英國站在他們的利害關係上，同意撤銷對義大利的制裁，那又是一件事。）百里聽了齊亞諾的話，當然明白墨沙里尼決意和日德相勾結，對中國是十分冷淡的。 他枯居細思，要打開那一僵局。十月二十日那天，由劉文島大使出面招待他自己，由史丹法尼開單邀請義大利朝野名流作陪。華堂盛宴，百里起立致詞，說到中國與古羅馬在人類文明史上的供（貢）獻。開口就說：「條條大路通到羅馬，我和世界人士一樣，也找到羅馬來了。」這一句話引起了全場人士的拍掌。結底說：「世界古文化的國家，留存下來的並不多，大而強的只有中意兩個古國。這兩國歷史上沒有仇恨，沒有鬥爭，直到今天，兩國的政治和經濟並沒有甚衝突。」這番話倒把墨沙里尼吸引過來了。宴會既終，中國大使館便接到義大利外交部的通知說：「杜謙約蔣百里將軍於二十五日相見。」（杜謙即「領袖」之意） 二十五日下午六時，墨沙里尼在威尼西亞宮和百里相見，這一幕頗富戲劇性的。一進宮門，身上一切金屬品，都得卸下來，手錶也不在例外。宮中那架電梯有特殊設備，客人身上帶了金屬品，便錚鏘作響，電梯就停住了。黑衣相的戒備是很嚴密的。辦公廳很大，四圍布滿了侍衛，只是客人看不到就是了。百里當時和墨沙里尼談得很多，不過，這都是歷史上的事，不必引述了。那天，百里送了一部《四庫全書》給這位黑衣首相，於是大家在文化交流上做了許多文章，至於「主題」當然拋開了。齊亞諾就告訴百里：「九國公約的前途渺茫！」他們是準備扼殺這一會議的，齊氏對百里暗示兩點：①斡旋中日問題的中心在柏林，②如果中意政治路線相同，倒可以談彼此的合作的。 在柏林的沉重情懷 當百里先生奔波於羅馬柏林那一段時期，國內戰局的激變，首都的陷落，以及九國公約會議的無疾而終，德意日三國軍事同盟的訂立，都使他的心懷非常沉重。（十一月一日，百里到了柏林，十四日又回到羅馬，十七日又到柏林去。十二月中旬，百里命蔣慰堂帶報告回國，慰堂到了羅馬，便知南京已陷落。） 百里初到柏林，住在雅隆特飯店。程天放（那時任駐德大使）帶著他的兩位愛女蔣英、蔣和去看他。一年不見，英姿挺秀，十足洋派，幾乎不相識了。那一晚，父女聯床，談了一整夜；在外交荊棘中，這份溫情在百里是無限的安慰。不過，盱衡世局，他知道她們在柏林的日子，不會很久了。有一晚，他帶了兩個女兒看了《哈姆萊特》悲劇，恍然有感，覺得日本人性格，有著「哈姆萊特」影子。那篇有名的《日本人》的論文，就是這麼觸發而來的。 他曾在柏林郊外，租了兩間房子，住了些日子，那一時期他曾和白倫堡將軍、麥剛森上將見了面，也訪問了李賓特洛甫和戈林，這都是希特勒的左右手。戈林是有名的戲劇性人物（綽號「怪雷神」），滿身都是勳章，百里也奉送了中國所贈與的一等勳章。在應對上，戈林倒不像墨索里尼那麼狡猾，開宗明義就是說中日都是他們的好朋友，中日戰爭使得德國左右為難。他說要把握時機做中日兩國間的調人。（這便是陶德曼向蔣介石進言調處的伏線。） 戈林和百里之間，有一場有趣的舌辯：戈林引用一句德國的俗語：「一個人吃了苦頭，就會找到魔鬼。」他認為蘇聯和日本在國防上對立，歷史上有累積的仇恨，蘇聯是日本的假想敵。他說：「日本的反共是誠意的，中國得聽友人的忠告，不要去找魔鬼。」百里兜了圈子，指出日本軍閥主要目標在侵略中國，其它都是幌子。他指出廣田說過：「有我廣田在，日蘇戰爭決不會發生。」日本和德意訂立防共協議，廣田秘密通知蘇聯駐日大使，說是：「此約乃是對英，並非對蘇聯。」蘇大使也就把這段話在報紙上公開出來。百里認為日本對西比利亞的興趣，不若對西南太平洋的濃厚，因為這是爭陽光、爭資源的戰爭。日本畢竟南進，倒是百里說對了。 德國的遠東政策，在威廉第二時代，就有聯中抗日的藍圖。清末民初的幕後接觸，百里親與其事，知道得很清楚的。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情勢的演變，倒使德國和日本相接近了。不過戈林說得很爽快，日本責怪德國出售軍火給中國，他說：「我們要外匯，日本拿外匯來，我們也賣給你們！」 在中國受到日本軍閥踐踏時，曾經對國際聯盟寄了希望，希特勒卻把「國聯」看得一錢不值。他說：「國聯是一根稻草，中國想抓住這根稻草過河嗎？」當年的「國聯」，有如今日的「聯合國」一般，只是英美法的工具。百里對國際情勢的觀察，暗合於辯證邏輯，自比一般人高一籌的。［一位法國記者說：「日內瓦碧綠的樹林裡，露出半截白石砌成的宮殿，遠遠地望去，辨不明白到底是和平之宮或和平之墓；走近一看，才知道這是一所奢華的病院，一進門就聽沉痛的叫喊，尤其是受了空襲的殘骸，叫喊得格外慘痛（中國和西班牙）。內中有幾位醫生，也曾撫摸一下以示慰藉。如果連叫喊的資格也沒有的（如阿比西尼亞），就用實驗方法證明它已經死了。」百里最欣賞這一段諷刺的語。］ 在歐洲，百里已經看明白，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難於避免。中日戰爭將與世界戰爭合流，這是百里逝世前一年所看到的，所以他留下了「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它講和」的名句。 在巴黎的一頁 百里在柏林那一段時期，軸心國的野心，已經很顯露了。希特勒、墨沙里尼心目中的中日力量，自有一種估計；在他們征服世界的藍圖中，他們要日本軍閥牽制英、美、蘇的力量，當然要踢開中國了。他知道難於挽回這一情勢，而陶德曼對蔣介石的進言，並未為蔣所接受，中德邦交，也起了激變；百里只得離開柏林，到巴黎去了。（到巴黎去以前，百里還巡遊了漢堡、慕尼黑，又到布魯塞爾和倫敦。他決定一到巴黎，便回國了。他原和英、和二女同行，只因英的音樂課程，恰在重要階段，只好將她一人留在柏林，帶了和女回國。） 他們離柏林時，百里忽問和女：「在柏林可有未了的心愿？」她說：「在柏林，我交了一個知心的女同學，每逢假期，總是住在她們家中。那同學叫愛爾克，她的父母把蔣和看作自己的女兒的一般，他們替她們買了兩匹馬，讓她們一同爬山滑雪，探林行獵。我曾向愛爾克說過：將來請她到我們家中去住，她聽了高興得很。我一走，她一定大失望了。」百里聽了說：「傻孩子！我們的家離開柏林太遠了，國際局勢又這麼緊張，怎麼行？」他想了一想，「好吧，就請她一同到巴黎去玩些日子吧。」他就寫信給愛爾克的父母，提到這一建議，愛爾克從來沒出過國門，聽說帶她到巴黎，高興得跳起來。因此，百里回巴黎，就帶了兩個女孩子。 百里在巴黎，一早起身，研究拿破崙的兵法，整理法國兵學圖書館中的文獻；兩個女孩子，天天讀法文，陪著他。午後離寓去應酬，先後訪問過勒蒲侖（總統）、達拉第（總理）和甘木林將軍（國防部長）。他知道法當局對德國的野心勃勃，頗有戒心。可是法國朝野，熙熙以樂，生活非常頹廢，前途是可憂慮的。公事酬酢以外，他就陪著這兩個女孩子閒遊巴黎，這兩個女孩子所心醉的花都。 愛爾克，她年紀雖輕，卻也對法國人生活和她們自己德國人的顯著差別，頗覺驚異。她說：「我們德國人那麼緊張，法國人呢，就這麼悠閒。」百里和她說到德法之間的歷史，正如中日之間，也是鄰國，生活方式也這麼大不相同的。法國人坐咖啡館，一整天那麼坐下去，也和中國人坐茶館一樣。正閒談中，百里準備和她們去遊河，恰好日本駐法大使也帶著女兒在租船。那位日本大使和百里是熟人，雖不交談，還相互打了招呼。那日本女孩子卻和蔣和怒目以視，有如冤家狹路。百里覺得法德之間的民族仇恨，也是這麼觸發起來的。他看了愛爾克，輕輕嘆息了一回。他想，大屠殺的場面正在開始，世界大同的夢，還渺茫得很呢！ 在塞納河上，拿破崙的墓墳，引起她們的興趣，朱紅色的石棺，中有拿翁的寶劍和約瑟芬的鑽石。拿破崙石像，他的雙睛，俯視塞納河流。他對她們說到拿破崙生前掌故以及拿破崙所代表的法蘭西精神。不過，他也想不到「巴黎的淪落」竟是眼前的事，希特勒的鐵騎又在塞納河上出現了。 到了一九三八年初夏，百里送愛爾克回到柏林，便和和女一同經馬賽乘輪迴國。途中傳來台兒莊軍事勝利的消息，船長舉杯向百里父女及中國旅客致賀。百里慨然對和女說：「國際間，甚麼都靠實力。有一分實力，別人就會敬重你一分，你們年輕人，該牢牢記在心頭！」 《日本人》，那故事的內幕 開頭，我說到抗戰初期，在大公報發表的《日本人——一個外國人的研究》，乃是百里訪問了歐洲回來在武漢發表的轟動一時的文章，這篇文章是會垂之不朽的。昨天，我重讀張禾草的日記，這故事是有許多有趣的內幕的，那是百里對禾草閒談中所提及的。（禾草乃是張宗祥的侄兒。這篇論文附在本書末卷。） 百里說：「你們也許還不了解裡面的含義吧？這完全是一段象徵的描寫：『十一月十一』，就是我在柏林得到電報，知道南京危急的消息的一天。『心裡胡思亂想』，就是象徵首都淪陷後為國家想到軍事政治將來的困難。『又是舊習慣不適於新環境』，就是暗示中國幾百年來文化的失敗。『看手錶不過五點，但忘記了柏林冬天的早黑』，就是柏林的冬天，老是晦冥得辨別不出甚麼時候，『結果迷失了道路……找不到回家的路，不免有點心慌』，就是描寫現在對於國家危險的一種心境。『但是遠遠地望見了一個燈，只好向著燈光走，找人家問路，哪知道燈光在小湖對面』，就是象徵著在文藝復興史裡面所說的意義有一個同樣的觀點。『又沿湖繞了一個大圈，才到目的地』，就是象徵要達到這曙光，中間還要費許多的努力。『居然出來了一位老者』，那就是艾斯德先生（Erstere）。艾斯德，我們平常叫他艾先生的。艾先生是駐紮在青島的一位艦隊長，日俄之戰，他被日本俘虜了去，俘虜了三年多。在那時期，他就在日本暗地研究這個謎樣的國家，他還研究日本的古代，因而研究到與日本文化淵源有關的漢學，所以他著實會說得中國話。後來，他回到了德國，對日本與東方問題，寫了一點最有價值的東西。如今他大概已經六十多歲了，現在正在擔任西門子海外事業部部長，與我有相當的交誼，曾經幾次和我談到日本，都能夠說到日本人的骨髓里去。」這些線索，要不是百里自己說了，我們也不會明白的；當時，稱許百里這文章的人，也摸不清頭緒的。（有人還以為是郭沬若先生所寫的。） （陶菊隱先生，對這一篇文章的內幕，有所補充。「冬天枝葉凋零的樹，湖裡漾著星星的燈光，路是一片黑，這景物也並非空中樓閣，就是柏林郊外『無愁宮』的寫照。這所法國式的建築物，還是威廉大帝的消夏別墅，屹立於一片蓊鬱的柏樹林內，百里常在這裡看秋天的紅葉。宮外一面臨湖，湖心的孔雀島，相傳有孔雀從遠處飛棲於此。百里泛舟其間，或與二三友人舉行野宴，他有一個德國老朋友帶了他的孫女兒就住在這裡。這老人也是中國迷，有東方式的客廳和中國貢香、繡件、瓷器、古錢等。德國人大半都是飲啤酒的，臉色紅潤，像嬰兒一樣。在德國所見的老者，幾乎人人都是童顏鶴髮的仙人。另有一個德籍老教授，久居北平，不願回國，是個極端親華的中國通，也是百里在北平時往（來）最密切的朋友。他的兒媳婦，就是中國人。」） 百里說：「日本這個國家，除開兩個特點，其它都是很虛空的，不值得推崇的。那兩個特點就是女人當看護，男人當偵探。日本的女看護，真是像鑽在病人身里的腦子，為了看護病人，真會不顧一切發瘋似的為看護而犧牲的。男人呢，他們為了生存在時時刻刻防備人家的必要，這是他們三百年來鍛煉成功的一種特性。所以偵探小說，日本從古就有，他們還有幾種做賊的教科書，名為『忍耐』。」 百里的《日本人》寫得好，罵得好；但罵得使日本人看了，也非佩服不可的。 「西安事變」余話 我在前面，說了百里先生串演了西安事變的「囚犯軍師」角色，最近，從另外文獻中，又找了一些有趣的史料，再來寫一段余話。 西安事變的城中槍聲，打死了招待所中的邵元沖，上文也已提及了。後來四十九軍一○三師在淞滬戰線作戰，邵夫人張默君便散發傳單，攻擊劉多荃將軍的軍風紀，其意即是為夫報仇。因為劉將軍的一○三師，乃是張學良的警衛師，發動西安事變的就是他們那一師。張學良幽居以後，這一師也就改編了。可是，這一師的武器特別好，戰鬥兵多而精壯，紀律也頗好，抗戰中也發揮了威力。邵夫人的話是不可信的。 我在江西撫河前線，和劉將軍談得很多，很痛快，曾經談到對於東北問題的感想。他說：「東北人物新新舊舊，短短長長，總而言之，他們對於認識時代，眼光不夠。當時所注意的，是如何應付關內的局面，一種對關內的外交。應付敵人的外交，有幾十年老文章可抄：一貫的小處吃點虧，大處拖了再說；想不到敵方的野心是這麼大。軍人之中，和老帥同輩的如湯玉麟、張作相那些人，年紀老了，精神不行，都應付不了這個大變局。張學良的精神也很不行，不敢下決心。就東北軍的地位說，『九·一八』那天即算不能抵抗，後來在錦州線上，應當不計成敗拼一拼的。事前沒有計劃，臨事沒有決心，就一直那麼糟下去。等到漢卿從歐洲回國，身體恢復了健康，精神也振作起來了。可是他在國內所受的刺激，使他精神上有點兒變態；他凝集於一種想望，只有對敵作戰，才可以恢復他過去的聲名和地位。」他曾曲曲折折敘述他所知道的西安事變的演進，他把張學良的矛盾的心理以及政客們錯綜的線索剖析得很清楚。他自己則是被老派看作是新派，又被急進的看作落了伍的夾板中人物，另有一種苦悶。因此，邵夫人那麼攻擊他，他也只是一嘆置之。 打中邵元沖那一槍，百里是聽得很清楚的，有人說到邵元衝到西安的動機。百里說：「是的，這事又滑稽，又可憐，也許是近乎有鬼在作祟的。那時有三個人到西安去是同樣的動機，但是邵元沖的遭遇最慘。他住的房間本來是陳辭修住的。九日，陳司令到洛陽去，邵就搬了進去。這間房間，在招待所中，比較最好的，後窗外還有一間小屋。陳司令從洛陽回來了，並不叫他讓出來，就在靠右邊極端的一間住了下來。出事時，正是天還沒有亮透，東方微曦，一聽見槍聲，士兵就進招待所來搜索了。我的房間靠廁所旁邊，因為我沒帶行李，我的慣常又是住房間，不喜歡關房門的；從外面望進來，又黑，又空，又靜。這間房就沒引起士兵的注意，所以第一次，士兵闖進招待所來，並沒到我的房間。邵元沖呢，就因為後窗外有小屋，屋頂上是個出路。大概他看了有出路，於是就跳了出去，在露台上沿邊一望，其意想逃去。他的影子在微曙中被衛兵發現了目標，一槍打過來，他就應聲而倒了。 百里說，頂緊張時，頂危險倒是陳辭修，幸虧他機警，不走前門，從後門兜轉去，躲在一座衣櫥里。衛兵們煞費苦心，才算找到他。他們在衣櫥中發現他時，道：「哦，我們找你，找了不少時候了。」他的發現，還害在一個大胖子廚師，躲在他隔壁的一個大柜子里，因驚駭而抖動，才被發現的。在那時，陳辭修實在受了一番虛驚了。 百里也說到何柱國和張學良一同去看他。他對他們說：「主張，在沒曾成功前，就不能說好不好；成功了才能說。西安決不是一個抗戰的地方。要談抗日，到東面去；你們現在要談也可以，全部軍隊，跟我一塊兒到鄭州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