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將之將 · 第八章　英國論

百里一生既是軍事學家，又為政論家，擅長文史研究，詩寫得不錯，字也寫得很好，也是多方面的才能。他娓娓清談，滔滔不絕，風趣橫溢。 ——曹聚仁評蔣百里 百里先生的歐美之行，他是考察了歐洲大陸各國，經倫敦，再到美國，再從日本回國的。那一時期，英國還是世界的重心，也正是張伯倫的「雨傘時期」。 百里談到英國問題時，他說：「我對於英國外交，不敢判斷，不願批評，我唯有誠意的讚嘆與虛心的仿效而已。」何謂不敢判斷？他說：昔歐戰開始前，德國駐英大使歸國，威廉二世詢之曰：「萬一歐戰發生，究竟英國態度如何？」大使答道：「我不知道。」事後英人某閣員聽到了，撫掌太息（嘆息）道：「此真能知英國者也。不獨德大使不能知道，連我們英人也不能自知的。」夫以英閣員，以德大使，他們竭忠盡智以求知，終於不可知；那麼，我們即算沉思熟慮，尚且白費腦筋，何況輕率雌黃，豈非開口便錯？故曰：不敢判斷。 何謂不願批評？他說：如果一篇鼓勵的文章，而張伯倫能寓目而為之一笑的話，或者，一篇刺激性文章，而英倫政客能看了為之一怒的話，則批評始有價值。可是以美之富，法之強，俄之巧，意之滑，德之蠻，眾說紛紜，曾不能動其政策之分毫，乃泰然獨行其所是，那我們以自己的主觀利害來批評他——世界帝國的根本政策，豈非隔靴搔癢？故曰：不願批評。所以百里說，對於英外交，只有讚嘆，只有仿效，何以故？曰：英之外交，乃和不忘戰故，是孫子所謂「以全爭於天下者也」。豈獨外交，也是兵略上最精的。 他說：英國外交政策，雖不可知，然有一事焉，為世人所共知者，則英國唯不戰而能勝是也。所以張伯倫之和平——不戰政策，為英國之最上政策，無可疑者。然英既以不戰而勝，則反英者，必以戰為勝，此中消息盈虛，勢力之孰強孰弱，有非可以數字計算者，此所以英法和平之志雖堅，而歐局終至於危險也，然英之外交乃更對此而有所備。 張伯倫說：「英國有三種場合，不惜一戰：①如果有人侵犯英國的領土及殖民地。②為履行對於同盟國條約起見。③二者以外，如果英國認為必須一戰才能解決，那也義不容辭。」百里說：張伯倫雖號為實際家，其實實際應付，非英之所長也；英國之所長在其遠略。舉例：如甲午之役，即定聯日制俄之策，一九○四年，即定包圍德國之策；歐戰一終了，即警戒日本。即今日《泰晤士報》對中國抗戰表示好感，也準備於數年以前。惟其舉一事，定一策，決於十年五年以前，一到臨時，即能水到渠成，他國莫之能抗也。但長於遠略者即短於實際應付，蓋自非先知，孰能舉未來之變而一一預定之？故每下一策，必留一餘地以應變，而形成一不徹底之局面。對義大利政策受攻擊與譏笑，即其一例。可是英人寧可忍受此羞辱，何也？國防故也。只有前哨為本隊犧牲，不能為前哨而犧牲本隊。外交事小是面子問題，國防卻是生命問題，為面子而犧牲生命，英人不為也。百里說了合乎辯證邏輯的話：「世人以英之退讓，謂為武力不足，此誤也；英人亦自言之，此偽也。諸君志之，今日文化社會之世界，一國家可以因為打勝仗而亡國，打了勝仗即可興國，此時代落伍之言也。我們試想，縱使英法能聯蘇挾美，予德意以一擊，後果如何？英不能再強了，而蘇美之勢必日大，則真正到了帝國霸權之危機時代了。英人肯自動促進這一危機的早來嗎？故『和平』二字，德意為口頭禪，在英人則是生命問題。」百里的話，到今日看來，還是有意義的。 百里曾經為了國聯開會，對英國人說過如次的一番話：「英國不是歐洲的一個單純國家，而是現在二十世紀的一個唯一的世界帝國，所以我以為英國人，應顧慮到自己兩種義務。一是國家的義務；二是世界帝國的義務。現在世界上無論在某一小地方出一件事故，沒有不與英國有關係的。別國可以把世界忘記，英國不能把世界一時一刻離開的，換言之，世界的事情，就是英國的事情。」 杜黑主義的信徒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產生兩種戰爭武器的雛形，坦克和飛機。（「坦克」原是水桶之意，以其形似，用作掩護的名稱。）那位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西線上小兵希特勒，他看中了「坦克」，從機械化路上發展，加厚裝甲，用以構成壓倒的攻勢。而義大利的杜黑，發表他的制空論，主張海陸空平衡發展，置空軍於主要地位，三軍之上冠以統籌國防的總機構。這個理論，軍事家稱為杜黑主義。（這一理論，立刻影響到德國和蘇聯。）這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輪廓。 百里先生，從歐美考察歸來，也對我們發表他的杜黑主義觀點。他說：世界的變遷實在太大了。第一次大戰，軍事重心在海軍；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力，將為空軍了。他說到上次世界大戰的導因很多，最重要的一環，乃是德國擴張海軍、潛水艇，危及「海上王國」（英）、「金元王國」（美）的經濟及國防安全，才爆發起來的。他在歐美各國看到全力擴張空軍的情形，空軍易攻難守，防空絕無充分保障，空軍破壞力遠在海軍及潛艇之上，那就非發生大戰不可了。那時，美國飛行家林白，橫渡大西洋，受歐人熱烈歡迎，曾在歡迎席上說：「空軍可於數小時之內，甲國的能摧毀乙國的首都，乙國也能大量屠殺甲國的民眾。這樣的仗，怎麼打得起來呢？」百里卻認為戰爭的破壞力愈大，戰爭的爆發可能性也愈高了。他們在橫渡太平洋時，碰到世界和平紀念日，他就預斷二次大戰可能很快地到來。 他在各國看到現代國家經濟和其它部門，無不與國防有密切的配合。各國花樣不同，而以國防為中心思想則一。他舉了德國的例子：德國的國道計劃，表面上發展交通，骨子裡卻是國防計劃之一部分；他們的公路，路基築得極堅固，汽車每小時行百五十公里。那縱一線橫一線的國道，平時便利運輸，促進工商業的發展，戰時便是絕好的炮兵陣地。須知建築炮兵陣地，不是一天兩天的事，這種一舉兩得的計劃，就比臨渴掘井高明得多。他說：「法國有名的馬其諾防線，工事設在地下，用心是周密極了，但不合經濟原理，是消費的國防。而德國在地面上設防是生產的國防，平時戰時兩得其利。」（百里又說到幾個有趣的例子：即如五分一角五角的鎳幣，平時是市場流動的貨幣；到了戰時，一收集起來，便是槍彈的信管零件。又如德國的大小洋釘，限定用哪幾號，這樣，飛機的零件便散布在全國。無論飛機落在何處，只要拆開桌子凳子，就可以找到合用的釘子了。這是普遍性的國防動員。） 百里也說到義大利的軍事動員：羅馬附近的新建築物，須與其左鄰右舍，保持相當的距離，表面上與衛生行政有關，實際也是國防計劃之一部，便是由密集式化為散兵式，減少敵機加害的程度。這種新村計劃，將來會有一天，實現鄉村都市化和都市鄉村化，都市的面積加大，一掃人口集中的弊害。（我們且看今日的大上海，不正合乎百里的都市鄉村的理想嗎？）當時的義大利進行軍備，以發展空軍為主，海軍次之，陸軍被擱在後。那年八月的羅馬陸軍大會操，還有上次歐戰時所用的舊炮在內。她是一個貧窮的國家，窮人要打窮人的算盤，若是海陸空軍平均發展，將一無所長，所以他們集中財力於一點，這是眼光獨到之處。 他說：「過去為平面戰爭，今後將蛻化為立體戰爭。平面戰爭以高山為險要，其（今）後險要要移於廣大的平原上。炮火和飛機能夠摧毀要塞或堡壘，一旦丟了一個要塞，只能退守第二個要塞。可是大平原雖被突破一點，仍可堵塞缺口，不致影響全線的。從要塞戰變為野戰，這是今昔戰場形勢的一大變動。」〔1〕 國防軍事的報告 我們知道現代青年航空理論專家錢學森其人，他早已有了國際的聲譽。他是錢均甫的兒子，均甫和百里都是清末杭州求是書院的同學，交誼很深。學森在交通大學修習機械工程，畢業後，在美國麻州大學理工科留學，習航空工程。他得了碩士學位，想改習航空理論。錢老先生在杭州聽了大不以為然，認為重理論而輕實際，乃是中國士大夫的通病，他要他繼續研究航空工程，不要見異思遷。父子之間，爭論得很僵化。百里到美國去，知道這件事，聽了學森的訴說。他回國後，見了均甫，便批評他的觀念的錯誤。百里說：「學森的轉向是對的，你的想法卻落伍了。歐美各國的航空趨勢，進於工程、理論一元化，工程是跟著理論走的。而且美國是一個富國，中國是一個窮國，美國造一架飛機，如果有理論上的新發現，立刻可以拆下來改造過，我們中國就做不到了。所以中國學習航空，在理論上加工是有意義的。航空畢竟是年輕的學科。」這一番話，把錢老先生的觀點喚醒過來了，均甫說：「百里的頭腦，一日千里，值得刮目相看的。」 這樣，我們不妨重看他對於國防軍事的調查報告。當時，百里在報告中，指出關於空軍之價值與效用，研究的中心，在於：一、空軍與陸、海軍共同合作問題；二、強有力的轟炸機深入敵境攻擊問題。主要的論點是：空軍這種攻擊是否有取得決勝的價值，或者它的數目盡多，技術盡發達而仍不免為戰事中的輔助兵力。他認為要在空軍進步到了一定高限度的時候，才可以確定它的應用的原則。（百里是出身陸軍的軍事家，他卻看出空軍獨立的必要性。後來，在第二次大戰中，英美空軍受陸軍的指揮，形勢隔膜，機動性不大。德空軍力量集中，行動迅速，顯出了特殊威力，而促成了空軍獨立的普遍趨勢。） 他的報告中，談到「空防地理」，說：國家的領土愈是廣大，它的空軍愈須有速率與持久力，既可以防禦本國，又利於攻擊他國。他指出蘇聯和美國是這一型的國家。至於地狹人稠、文化發達的國家，如法，如德，它們遭受空襲的危險性很大。所以這一型國家，只能利用空軍來做攻守雙方的內線作戰，飛機速率的增加，使這種內線作戰的功能更為顯著。假如一國在地理上系屬一面制敵，對空防很有裨益。這一型的國家，如英國、西班牙、丹麥、挪威皆是。日本東鄰太平洋，其間環拱著無數小島，也可說是這一型國家。他指出空軍技術的進步，使國防的地理形勢為之一變。 百里指出未來戰爭的三個方式：①武力戰，②經濟戰，③宣傳戰。世界大戰的經歷教訓了我們，物質是勝利的決定工具，經濟戰乃成為全體性戰爭的完整部分。他指出經濟動員，包括種種部署使戰爭可以持久。經濟動員的任務，對於原料需要之確定，及其輸入與儲藏、製成品——準備軍用工廠的遷移以及補充品之取得，都得有計劃性的安排。他說：「現代戰爭就是給全國人民一場試驗，這番考試的成績，就決定於平時準備的成績。換句話：戰爭的勝利完全在於合理的及時的準備，要把各種物質的與精神的資源組織起來，充分發揮它們的功能（戰爭潛能）。」而今戰爭的武器，日新月異，戰爭技術，也迅速進步，但全民族戰爭的軍事觀點，百里仍不愧為此學的先進。 （報告中對於世界上的重要動力元素：水、煤、油的分布情況，百里有詳細說明，文長不錄。） 百里繼任陸軍大學校長之日，在紀念周上，叫全場學生拿出手錶來，彼此一對正，有相差一刻鐘以上的。百里對他們說：「要知道這一刻的時間，德國的空軍，已可以飛往捷克，炸毀他們的首都了。現代戰爭，乃是爭分爭秒的戰爭，這一觀點，大家不可不記住！」 軍事運輸 近來，我從這處那處看了許多「哭牛奶」的文字，他們再說得多，也還是搔不著癢處。他們一直不明白國民黨軍隊的缺點在哪裡，不知道八路軍何以成功那麼快？國民黨軍的後勤工作最腐敗（時人有「把軍隊的軍需官槍斃了，再來找他的罪狀也不遲」之語），而運輸的失敗乃是最主要的失敗。八路軍並不是自天而降的，他們的士兵得吃飯、穿衣、行路的，他們的軍需是怎麼供應的呢？他們的病傷兵怎麼料理的呢？八路軍深入敵後，他們怎麼獲得人民的支持、掩護與愛戴的呢？這是「哭牛奶」的人所不了解的。（英諺：「牛奶已經倒翻了，哭了也是沒用的。」） 馮玉祥將軍，說他和百里先生最後的會面，是在桂林。百里對他說：「廣州武漢雖然淪陷了，並不能阻止我們堅持抗戰，爭取最後的勝利。不過現在對愛惜物力，還作得很不夠。譬如在收割稻麥、打稻麥的時候，很多的穀粒留在地上。公路凹凸不平，損壞車輛。我們應該花錢修路，讓老百姓得工資，不應該等輪胎壞了，讓外國人賺我們的錢。至於軍事方面，不愛惜物力的事情，就更多了。順便的時候，把這個意見，請你給委員長和各省軍政長官多說說。」馮將軍說百里對一個重要問題，能注意到極細微的地方，往往如此。（百里對我說到八路軍，能珍惜每一顆子彈，每一顆穀粒，這是他們所以成功之處。） 百里先生對於軍事運輸的計劃，有過一回有趣的演講：「營官二百兩，長夫百八十人。」他說他在講「總動員」時，說：「總動員要從前方做到後方，不可以從後方做到前方。就是說，要先從軍隊輜重整頓起，然後從兵站到倉庫，從倉庫到後方資源地。」後來他到了歐美各國，看了他們的新式的軍事制度，曾發表了《持久與速決》的論文，說：「我們步兵團的火力裝備同德國相等，而德國後方一團行李的車輛，就有二百八十輛之多，而且證明：要持久，必須想法使軍隊的運動性增加。」 接著，他在武漢撤退以後，對陸大學員講演上述的題目，這兩句話，乃是他從湘軍舊制而來的。湘軍看到了旗營、綠營的缺點，才定下這一制度的。這一制度，和現在世界的軍制學說，自然相吻合。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定律。這二句話怎麼講呢？百里解釋道：營官就是現在的營長，帶的兵，大約不過五百人（湘軍營制）。輜重、軍裝行糧、長夫運之；長夫便是運輸隊丁夫，每百人配上了三十六人；每營必須有百八十名長夫，不得過多，也不得過少。行軍不得拉夫，拉夫的處死刑。（國軍抗戰，卻是到處拉夫，民眾便離心了。）依百年前的生活程度，「二百兩」是一個多大的薪水；湘軍的高級幕僚，一年之間達到三百俸金，已經是最優待的了；而一個小小的營官，在那種生活水平，有此俸給，真是優異極了。他說，此中有很深的意義。因為從軍制上來說，凡群眾團結必定要有核心。在外國這個核心，就是「團」。湘軍當時是這個「營」，即含有「團」的作用；營官要將五百個人組成一個肉彈，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他的責任太重了，所以要選拔人才發揮自己的責任心，所以要加高他的待遇。 他說：「二百兩已經使我驚奇了，長夫百八十人，更使我嚇了一跳，三個兵帶一個輸送兵，這個兵實在太舒服了。」但是，他懂得湘軍領導人的主旨：「行軍以不擾民為本，這個從消極的辦法而完成他的用積極作用的總動員法，用意何等深遠，所以說營夫不准過百八十人，也不得闕額，不達此數。這百八十名夫子，不僅完成了他軍事上攻擊的任務，同時還保護著國家總動員的基礎。大家應該領會不擾民的意義。」 附：「西安事變」的特客——蔣百里先生 曹聚仁 郭增愷先生說了幾段西安事變的故實，我也來補說幾節。在那驚人場面中，蔣百里先生也串演過一份角色的。那年，12月初，百里先生從歐洲考察回國，11日奉命飛往西安，恰好是事變的前夕。他到西安，也住在西京招待所。下午四時，到華清池和蔣氏見了面，又趕回城中應張學良、楊虎城的公宴。在座的有蔣作賓、陳誠、衛立煌、陳繼承、蔣鼎文、朱紹良、陳調元、邵元沖、萬耀煌等，陝西省主席邵力子先生也與宴。第二天黎明，「兵諫」便開場了。百里先生也是一同被荷槍士兵請到客廳上去的。他說：「那時客廳里擠滿了一屋子的人，有倦眼惺忪的統兵大員，有剛被繳械的衛士，有睡衣拖鞋打著寒噤的要員夫人。尖風刺人，前途禍福不知，各人懷著戰慄的心情，彼此面面相覷。」「昨為座上客，今為階下囚。」他們在點了名之後，都重新分配房間，在西京招待所中被軟禁起來了（那天，只有那想越窗而出的邵元沖是被擊斃了的）。每間屋都有人看守，彼此不許交談。 但，百里先生卻是張學良所首先訪問的「特客」，有如劉備訪諸葛，向之問計的。他對張氏說：「今天是力的問題。在西安，你的力很夠，尤其在招待所，兩條槍足夠應付我們；可是西安以外怎樣呢？」張氏表示西安以外，他是鞭長莫及的。他又從張氏的語氣中，知道蔣氏還是安全的。張氏要他移開西京招待所，住到楊虎城的公館中去，他表示不願意。張氏幾乎天天到他那兒去就教，也向他提到端納從南京飛到西安的事，也說到宋子文、宋美齡即將來西安的事。 後來，張氏要百里先生去勸勸蔣氏。（其實，張氏事先已取得了蔣氏的同意，不過事先沒和百里說起就是了。）百里和蔣氏的一席話，才決定了派蔣鼎文往南京，還帶了那封作停止轟炸三天的安排的親筆信。蔣鼎文南飛以後，這一緊張局勢，也就轉變過來了（其時，周恩來氏也已到了西安，那衝動的情緒也安定下來了）。接著乃有張氏伴蔣氏回京的驚人之筆。 百里先生，那時，每天寫一張明信片，寄給德國的二女，叫她們留著以為紀念。在西安的兩星期，他發了很多信，寫得非常輕鬆：「飛機軋軋聲，南京有人飛到西安來了。」「又一軋軋聲，委員長今天飛回南京去。」「明天再來一聲軋軋，你們的爸爸，也將離開西安這古城了。」 蔣氏回南京那天，正是聖誕節。26日，楊虎城在綏署替他們餞別。百里先生笑道：「昨為階下囚，今又座上客。」他們是27日離開西安的。 「西安事變」，一晃便是二十四年了；百里先生在抗戰第二年，病逝宜山，已不及見抗戰勝利，也不及見中國的新建了。 注釋 〔1〕關於此節所述蔣百里先生的「空軍獨立論」觀點，陶本《蔣百里先生傳》還有引：（百里語）現在中國政府也鬧窮，天天研究收支平衡。收支平衡有兩面看法：一是對內的，一是對外的。對內不能開源只好節流，節來節去必至一事莫辦，國力與民生交困。德意兩國只求對外的收支平衡，關起大門來不許國富流往外國去，而在國內則來大規模的揮霍政策，正合著「肥水不落外人田」的道理。可是咱們呢，不求出口貿易之發展，不研究經濟的自足自給，只要政府少用錢，不問效率如何，而財富涓涓外溢，仍無解於國民經濟之危。 1935年一年，法國用去搬家費七十億法郎。國人以為是浪費嗎？現在看起來也許是，可是法國重工業集中在巴黎，戰時是敵人最好的目標，她忍痛支付這費用，也許將來看起來是很上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