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將之將 · 第四章　在南北軍閥混戰局面中

方覬功能濟國艱，豈知訃報發宜山！論兵邁古開中外，攬轡澄清志羽綸。天下英才猶待育，雲霄立鶴早間關。腥膻遍地迷無路，渺渺征魂可易還。 忍將老淚哭齊年，童稚情親倍黯然。豈僅文章垂後世，更無談笑獲隨肩。攘夷方急中原日，齋志長悲欲曉天。伯道乏兒蘇武婦，我來何處吊新阡。 松坡早謝韻松亡，黯黯同儕欲息鋩。驅狄方期峰井伯，揮戈忽喪魯靈光。才聞漢節旋殊域，遽報箕星隕鬼方。寂寞宜州山下月，只應黃九與參行。 龔生雖夭卻成仁，殉國亡軀志已伸。還憶傷心嚴譴日，翻成盡瘁鞠躬身！青燈往昔幾年少，白髮而今一故人。從此逢秋倍增感，重陽風雨菊花晨。 ——高子白：《哭百里同學》 一九一一年以後的南北軍閥混戰局面，要用幾句簡括的話來敘寫清楚是不容易的。南北的對立，一直那麼僵持下去，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會，並沒什麼結果。而北與北的內部衝突，也一直持續著。不僅此也，皖、直、奉的忽聯忽離，以及直內部的保洛異趨，爆出許多離奇場面。而孫中山與陳炯明的內部矛盾，以及粵桂滇川之間的乍離乍合，又是混亂的局面。百里先生帶著一顆求統一的熱心周旋於群雄之間，他處境當然不會很愉快的。 馮玉祥駐軍南苑時，曾經邀百里到軍中去作連續講演，可是，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三日，馮軍對黎元洪的迫宮，又使他十分失望了。他曾對張之江說：「總統的好不好是另一問題，總之，應求政治解決，軍人不應該有這樣的動作！」研究系那些政人，一直依附著軍人來做政治活動，而軍人政治一直不會依從憲法。這樣的苦果，他們不斷吃到了。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七日，吳佩孚應召北上，到北京主持討奉的軍事，他在四照堂點將，威風八面，固一世之雄也。他曾商請百里主持軍務，因為百里曾在東北多年，對關外情勢比較熟悉，可以勝任愉快的。百里卻痛心於翻雲覆雨的政潮，婉言謝絕了。吳氏又想請百里指揮兩師直軍到湖南去防止湘軍的北伐，其意因為湘軍首領趙恆惕是百里的同學，唐生智又是百里的入室弟子，百里指揮直軍，便可以安湖南人的疑慮，也由於百里不願投入漩渦而謝絕了。 當時，吳氏自以為打東北具有充分的把握，哪知由於馮玉祥的抽後腿，北京的局面大變，吳佩孚的雄圖也就破滅了。百里有著舊時代士大夫的道義觀念，在吳氏失意時，輾轉到了秦皇島，訪問這位受挫的將軍。他才明白舊時代的軍人，一直自信力這麼強，大勢已去，還以為馮的回師，只是延長了他的作戰期限，對最後勝利是絕對有把握而不會有多大影響的。他看明白吳氏的不識時務，便移家到上海去，住在慕爾鳴路。他自己到杭州去拜訪孫傳芳，那是他在士官的同學。這是直系的另一勢力，百里心中原有團結直系這兩勢力的打算，一方面也是他想綰合南北的伏線。至於馮玉祥的國民軍和奉軍發生衝突，孫傳芳乘機討奉，而吳佩孚乘鄂督蕭耀南的病逝，在漢口另開局面，以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自居，直系之中的離合，又打碎了百里的計劃了。 在軍閥的相互爭奪的演變中，研究系文士也曾提出了聯省自治的理想。（這一種政治理論的探討，曾見於民初的《甲寅雜誌》、《裁兵與國防》等專論。）當時，推行聯省自治制憲的實行地區，正在苦於南北之戰的湖南，譚延闓也是領導人之一。湖南省政府在嶽麓山舉行名流演講會，隨即制定湖南省憲，百里都曾身與其列。〔1〕同時，浙江的制憲工作，百里也曾參與著。（那還是盧永祥督浙時期。）這些工作也只是曇花一現，無疾而終的。我記得當年梁啓超曾手寫集陶詩一聯贈百里，句云：「相期各努力，別後輒相思。」也可說是研究系那一群朋友的心懷。（孫中山是主張中央集權，反對聯省自治的。陳炯明倒是贊成聯治，這其間，就有各人的自己打算。） 那一時期，蔣太夫人逝世了！弔喪使者，有各方面的代表，有一位和百里一同北上的湖南代表龔浩。車過徐州，正當黎明，百里忽對他說：「將來中國和日本作戰，津浦、平漢兩線一定會被人攻陷的，現代中國國防只能以洛陽、襄陽、衡陽為根據地了！」在軍閥混亂時期，他會預想到中日的戰爭，在那時確乎使這位湖南學生聽了大為驚異的。 在孫傳芳的幕後 百里先生，看明白了吳佩孚的牛性，知道在漢口沒有迴旋餘地，便回到了上海。那時，丁文江任上海市長，陳陶遺任江蘇省長，陳儀又駐防在徐州，他以為他們仍可左右孫傳芳的意向。孫氏曾對陳儀保證不對廣州作戰，還曾派周赤忱到廣州去（周氏系百里士官同學），其後陳儀到了南京，孫氏又告訴他，已加派陳其採到廣州去了（時陳其采任杭州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後來，百里知道孫氏變了卦，又到密室去規勸他，孫用很堅決的話對他說：「我是不想打，你們不要不相信我。」陳儀說：「既說不打，怎麼會動員盧香亭第二師開到九江去呢？」孫卻說：「這就是不打的用心。目前，江西防務空虛，難保對方不乘虛而入。我方必須增強實力，才可以避免雙方的衝突。你徐州的兵，我一個也不動，你放心回去好了。」陳回到徐州，看見了銅鼓、修水雙方接觸的消息，又電詢孫氏。孫氏回電請陳派人和革命軍去接洽。陳氏推薦他的參謀長葛敬恩和參謀徐培根。等到他們從南京西上，吳佩孚已完全失敗。蔣介石在江西主持軍事，他們都不曾碰到面，而江西戰事已發生了。 我們且看丁文江所透露的文獻：丁氏之參加孫傳芳團體，是有一個小組織：陳陶遺、陳儀、丁文江、蔣百里和劉厚生。然而一參加到裡邊，知道事情不如此簡單。孫傳芳要做的事，大者並不與他們商量。孫在軍人中，很有才，很愛名譽，很想把事情辦好，只是有一個根本的缺陷，就是近代知識太缺乏了。等到孫傳芳與北伐軍可和可戰的時候到了，孫氏並不和他們商量了才（就）決定自己的態度。等到武穴緊張時，丁文江覺得非與孫氏徹底一談不可了，他便去陳說一番。孫氏說：「我本來也這樣想過，不過請你們看這一個電報。」這個電報是孫氏的在武穴的前敵總指揮打來的，大意說：現在聽說聯帥有與赤軍（指北伐軍）妥協的謠言，消息傳來，軍心不振。「赤軍」皆南人，我輩皆北人，北人受制於南人，必無好日子過，且必為南人所弄。迫不得已，只有北人大聯合云云。孫氏把電報給他們看了，便說道：「我不能不同張家（指作霖、宗昌）妥協。不然，我站不住。」丁氏說：「與二張妥協，政治上站不住。」孫氏說：「那就管不得這許多了。」 又據劉厚生先生的追記：當孫傳芳秘密去天津求救於張作霖，給陳陶遺首先知道，便派人到上海去，叫劉厚生到南京去勸說孫傳芳。因為劉氏沒曾做孫手下的官，還有說話的餘地。劉氏拉了丁文江同車往南京。由陳陶遺和孫氏說好了，他們便同去見他。劉氏先問：「孫帥到天津，見到張作霖了嗎？」孫說：「我一到天津，就見了大元帥，大元帥見了我，很高興，開口就說：『老弟，你來了好極了！以前咱們的事撩在一邊，永遠不提。以後，咱們是一家人了，有難同當，有福同享。我已打電報叫效坤（張宗昌）來天津，大家商量辦法。』」劉氏便輕輕的問孫氏：「看見了楊宇霆沒有？」這句話直刺了孫的心，他只說：「那小子！」以下就沒有聲音了。那之後，就是劉氏的說話。劉氏說了幾種江蘇人的願望，他為孫氏設想，本為驅逐奉軍而來，結果反迎請奉軍來江蘇，豈不是「為德不卒」，前後兩歧？孫氏聽了，約有兩三分鐘不說話。忽然開口問劉氏有什麼意見。劉氏說到孫氏本是應江蘇人的請求而來，勝敗兵家常事，蘇人決不怨他。但是江蘇老百姓決不願再受鬍子兵的騷擾了，請他再考慮考慮。孫氏聽了他的話。很堅決地回答道：「劉先生所談，不能說是沒有道理。但是我孫傳芳脾氣不好，我寧可啃窩窩頭，不願吃大米飯。我與國民黨是不能合作的。我可以告訴劉先生，蔣介石曾派張群來找過我兩次，我已拒絕他了。我對不起劉先生，也對不起江蘇人，我抱歉得很！」孫傳芳的暮境，就是這麼的。 註：丁文江，地質學家，曾任上海市長。陳陶遺，同盟會會員，曾以參加革命被端方所捕，破格獲赦，故改名「陶遺」。劉厚生，實業家，張季直的左右手。他們都是江蘇人。百里和陳儀，都是浙江人。 不如意事常八九 我和百里先生相識時，很年輕，不懂事，他是我的父師之輩，一半是尊敬，不敢以小人之心來度他。後來，看看他生前的文獻以及他的朋友們，如陳陶遺、丁文江的文獻，還有前幾年逝世的冷御秋先生的閒談，才知道百里在那一段時期，自有他們的如意算盤的。他們這一群，把傳芳從杭州捧到了南京，逐出了奉系的軍隊，成為五省聯軍總司令。孫氏原想請百里做總參謀長，他辭了不做。孫氏又準備請他做江蘇省長或上海市長，他推薦了陳陶遺做江蘇省長，丁文江做了上海市長。陳儀第一師駐防徐州，在東南這一角上，已經有了布置。而百里自己，又和夫人左梅化裝到了漢口，就吳佩孚的十四省討賊聯軍司令的總參謀長職務。他的心頭，顯然是想把直系兩大勢力聯絡起來，共同對付關外的張。不僅此也，和他密切相關的唐生智，正在用湘軍力量和廣東國民革命軍相呼應。他就想通過唐生智的關係，讓吳佩孚和蔣介石來攜手，結合了孫、吳、蔣、集團來對付奉張。哪知吳佩孚的想法和他絕不相同，他所說的「討賊」的「賊」，乃是無定向風。他認為奉張可以打倒，廣州的革命軍，也可以打倒，而目前最使吳切齒的，乃是馮玉祥的國民軍。他的決策則是聯張以討馮，這就和百里的想法完全相反了。當百里從上海西行時，已經派劉文島到了廣州，和國民黨方有所聯絡，哪知，吳佩孚的本意乃是聯張討馮以後，正準備回師來迎戰北伐軍的；又和百里的預想南轅北轍了。他到漢口以後，才知道吳佩孚的英雄之夢，舊軍人的習氣，蔑視時代環境而欲統一天下的豪情，都是不可救藥的。 最有趣的諷刺，是他在漢口聯軍統帥司令部，居了總參謀長的名義。（吳和張的聯絡，卻由張宗昌居間，並不讓百里知情的。）而孫傳芳也以聯軍總參謀長的職位等待他，一面，蔣介石正在興師北伐，也對劉文島說，請百里先生來擔任總參謀長的職務。百里聽了莞爾微笑：「我是生來只能做幕僚長的命吧！」 在吳大帥的那邊，蔣百里是尊而不親的，見面時，吳氏總尊之為「先生」。有一天，吳大帥做生日（三月初七），大帥夫人張佩蘭邀了一些夫人打牌暖壽，左梅也在座。左梅因為不慣這種官場應酬，事前向大帥夫人告罪，說大壽正日，她不能來，因為她沒有禮服，而且不慣於應酬。吳夫人卻派靳雲鶚夫人專誠邀請，她以盛情難卻，百里又從旁鼓動了她，才勉強與宴。那天華堂盛會，夫人們都是珠光寶氣，備極豪華，只有左梅樸素無華，泰然相處。有一位次長夫人問她：「蔣嫂子，你的先生做什麼官的？」左梅說：「沒做什麼官。」那夫人訝然道：「不做官怎麼過日子的？」左梅只是笑笑。別人告訴那位夫人，蔣百里乃是當代的諸葛亮。她回家問了自己的丈夫，才明白在劉備眼前，諸葛亮是比關雲長、張飛都尊而且親，親而且信些。其實，吳佩孚並不是劉玄德，而蔣百里的時代，也已不是諸葛亮的時代了。 吳壽那天，靳雲鶚夫人被安排在一個很不適當的席位上，或許張佩蘭以為熟托，不會使她不快意的。誰知靳雲鶚和吳佩孚的分手，就在這一天種了根。百里看明白了吳佩孚的主意，他就託辭和左梅東歸上海。百里留書推薦他的好友唐天如做吳大帥的秘書副處長。百里一去，唐也轉到香港做隱士去了。「夕陽無限好」，吳大帥的末運，也就在漢口註定了。他的大軸戲，乃是南口之戰，打垮了馮玉祥，而汀泗橋之戰，卻被北伐軍所打垮。 附：蔣母楊太夫人墓志銘 梁啓超 海寧蔣方震喪母既虞，銜哀述先德。且寓書啟超曰：「憶昔國難，同伏香港舟中。先生作家書，方震涕不敢侍，竊避以號。今幾何時，而方震亦為無父母人也。方震微先生無與歸。吾母微先生亦莫能傳。知在矜愛，敢乞銘誄。」嗚呼！方震書所述者，丙辰四月事。啟超方以討袁世凱在軍中，吾父二月棄養。遺言勿許召啟超，啟超不自省其通天之罪。間數日，輒以書起居吾父，謂父健在，念遊子之方而已。方震時方左右我，觀而哀之。今方震亦以奔喪歸，觸前事而增痛也。啟超與方震交逾二十年，居同學，出同游，天下事則同患難，以故知其行誼及其家世最稔。今茲銜恤，疚戚亦同。啟超雖不文，於茲銘則義焉得辭。謹按太夫人海鹽氏，實龜山先生之裔，二十四傳而至笛舟先生，以績學聞，即太夫人父。太夫人生而孤，無昆弟，煢獨依母居。七歲，遭洪楊亂，困橫轉徒，數年始定，而母旋沒。太夫人年十三耳，又越十有二年，始嬪於蔣。蔣故浙西名族，方震之王父諱光煦，字生沐，以善校勘，能文章，為道咸間學者宗，所稱東湖先生也。東湖有子八人，其某諱學烺，字澤久，則方震父，東湖諸子，皆儒冠襲家業。澤久先生獨以先天有肢體疾，弗與。以啟超所聞於其里中長老，則其童幼時所歷，頗與后稷隘巷平林事相類。故蚤失學而三十始聚。然性絕聰異，卒能以醫學起其家雲。太夫人之來歸在亂後，家已中落，別下齋鞠為茂草，藏書蕩然矣。歸一年而舉方震，又十三年，太夫人年三十有九。而澤久先生沒。方震無同懷兄弟姊妹，與太夫人同也。方震語啟超曰：「吾母自墮地以迄蓋棺，其所歷殆非恆人所克堪。髫年避亂，嘗餓走一日夜，從鄉人乞菜粥，哺外王母，侍外王母疾；風雪夜，滌中衣，腕際龜裂，淚漬之，倍痛焉。楊氏世傳能截竹為衣，竹似珠，善辟暑，母精其藝，因得自力於衣食。猶且以其間讀書史，曉暢義理。自方震始學語，唐詩、孝經及朱子小學，皆母授也。父故羸，嘗以肝疾損目，不能視者積年。母布衣木簪，拮据內外，嘗曰：『昔人所教，勤儉持歲，若井臼縫紉之勞勩，米鹽布帛之撙節，易為耳。若乃無米之炊，量出以計入，斯真難。而於其間侍病人，令其心氣和平，教幼兒，令其神志發越，則尤難。』」嗚呼！此太夫人良道甘苦之言。而古聖賢豪傑終身在憂患中，猶能出其學以格君而澤民者，又豈有他道哉。太夫人之善教，蓋其天性。方震以獨子，相依茹荼櫱，而所以督教之者未嘗稍寬假。有過必痛責，責己則丁寧引喻。發其真悔，往往平子相峙而泣。方震弱冠踸踔，將遊學海外，顧戀母不忍去，太夫人曰：「行矣！吾不以流俗人望汝，亦不以流俗人自待。汝夙孤露，能奮自樹立，乃所以為孝也。」方震學成，服公職，稍有所入，以奉母。母則出之以創振坤女學，而躬自董理之。硤石之有女學，自太夫人始也。方震學問文章，世之賢達多能知之，其他日事業所就，蓋未可測。視時會何職耳，顧啟超久與游。獨深敬其天性過人，蓋嘗間關數千里，兩度急其友蔡鍔、戴戡之難。既不可救，歸時則與啟超相對作孺子泣。又制行絕介，位至將軍，而粥恆不繼，曾不屑有所攀援，亦未嘗戚戚。雖飢不忘天下，嘻！是皆秉太夫人之遺傳及其身教，以克有是也。太夫人生清咸豐五年乙卯正月十三日，卒民國十二年癸亥三月十四日。得年六十有九，以某某年某月某某日葬於某某之原，宜銘。銘曰：墨氏教任，損己而益所為，斯道久絕於士大夫，而匹婦能蹈之，其將成教於厥子，以起一世之衰，後之續人鑒者視此辭。 注釋 〔1〕1921年1月，湖南省成立「湖南自治根本法起草委員會」，蔣百里以學者名流身份在開幕式上作《論軍事與聯省自治》演說，並參與起草《湖南省憲法草案》。省憲中規定的義務民兵制，即為百里的建議，對湖南裁兵問題有相當的貢獻。並曾撰《五十年來的湘軍》一文，對湘軍抱以很大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