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將之將 · 第三章 歐遊前後
文節先生宜水東，千年又致蔣山傭。
談兵稍帶儒酸氣，入世偏留狷介風。
名近士元身得老，論同景略遇終窮。
知君最是梁夫子，苦憶端州笑語融。
——章士釗挽百里
反袁運動
民初政治運動，進步黨介於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他們曾經站在袁的一面，幫助著袁來打擊國民黨的二次革命，卻又在袁世凱帝政自為時，和國民黨組成聯合戰線共同反袁。過去寫民初歷史的，因為同情國民黨的失敗，而對進步黨作貶辭。到了國民黨執政時，官書式的歷史，對若干民初政事，又有種種不同的曲筆。我們該記得一九四一年，已經是抗戰第四年，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忽然頒發褒揚梁啓超的明令，一篇六四文字，幾乎編者與讀者都不知道是何道理。我說：「這便是表示國民黨與進步黨（研究系）之間的恩怨已了，當局重新承認梁啓超在民初政治運動中的地位，推許他在反袁工作乃是主要的人物。也可以說：國民黨方面自己承認過去多少是吞天之功以為己有的。」
我們承認反袁世凱帝政運動中，梁啓超、蔡鍔、戴戡是主要人物；在其幕後，便有蔣百里和李小川。李小川，在民初，也是很活躍的人物，近年來，已經很少人知道他了。他是雲南人，四川武備學堂畢業，以十八歲青年為四川總督錫良所契重。光緒三十二年，彰德秋操中，李小川從四川北來，蔣百里從關外南行，相會於彰德。一夕深談，深相契合。小川回川，百里赴日轉德留學，途中，小川曾接到百里寫給他的一封信，云：
「小川吾兄閣下：河梁一握手，北走南馳，正不知此日行旌行將何指，而此書之能入公目觸公手者，又復不知何日？仆之作此書，則九月十四日離蕪湖十里許長江輪舟中也。仆預定十五日至申，二十東渡。出漢口，乃知申甫兄（四川武備學堂教官，徐孝剛之字，百里同期同學，四川軍界前輩，四川軍人多出其門）已向宜昌。本有言欲由申甫轉達，今無及矣。閣下以明敏之資，又復富於研究。務記擴其眼界而堅其志向，則此後功業，要非仆所能識也。仆之於君，交僅一面，遽靦顏作此等語，人或笑之；但區區之忱，固有莫知其然而然者也。到東後，公如有志再往東留學，盡以書來，一切事當為君設法任之。臨風懷想，不盡依依。」〔1〕
百里巨眼識英雄，小川感恩報知己，他們兩人之間，便建立了不可破滅的友誼。
反袁之役，梁啓超和蔡松坡唱了雙簧，蔡松坡和蔣百里也唱了雙簧，等到他們脫離了虎穴，南下轉往西南，起兵討袁，百里也就離開北京。（百里從總統府出來，寫了五封信留給左梅夫人，左梅當然很會意。他從東門出城，騎驢到廊坊，乘三等車到天津，即轉車南下的。）而替西南軍人帶信給蔡松坡的，便是李小川。後來，蔡松坡督師入川，李小川以慰軍使名義入川，任蔡氏的軍參議。百里輾轉入川，他的夫人左梅，也離京往上海回日本新潟小住。蔡松坡軍中得病，情勢危急，百里便伴著他同往日本診治，藥石無效，蔡氏遂在日本逝世。（那時，松坡只有三十五歲。）因此，袁帝暴卒，帝政雖已推翻，而川局一直混亂；蔡、蔣一番雄圖，也就化為泡影了。在混亂局面中，戴戡、張耀亭都被川軍所殺，李小川和百里看到情勢已不可為，也只好離開四川了。這是百里接任保定軍校的挫折後的另一逆境。
註：中國的政黨一直還保留著封建社會關係。百里之於梁啓超，私人友誼甚深，處於師友之間。因此，大家認為他是進步黨研究系人物。據說，百里並未參加進步黨。同時，他和國民黨也只是朋友，並無黨的關係。此說足備參考。
歐遊新見
進步黨的政治生命，在反袁運動中露了鋒芒，隨著蔡鍔的病逝，戴戡被暗殺，又黯淡下去。百里先生在四川不能立足，又回到北京過閒散的軍職生活。他的朋友梁啓超，依舊在北洋派軍人屋檐下想有所作為，但在馮國璋、段祺瑞當權時，可以說是一事無成，也曾想撇開政治活動，從事大中華的言論工作。百里的京居生活，一天一天困難下來，（百里任將軍府將軍，月薪二千元，因為國家財政破產，開頭還可月支八百，不久又減半為四百元，後來折扣愈大，每月所得不足三百元。）可是他的學問精進，在軍事學研究上，開出了前無古人的新局。他不愧為戰略及戰術專家，卻又酷愛莎士比亞戲劇，又是文學名家。（梁啓超主辦《庸言報》及《大中華雜誌》，凡有關軍事論文，都由百里執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梁啓超氏以歐洲考察團團長名義訪問歐洲各國。團員如劉崇傑（外交）、丁文江（工業）、徐新六（經濟）、張君勱（政治）、蔣百里（軍事），都是一時之選，各有所長的。他們一九一九年一月二日到了倫敦，在英國住了一星期，即趕赴巴黎，參加一月十八日啟幕的和平會議。這一考察團，實際上便是中國出席和會代表團的諮詢機構。三月以後，他們便從巴黎出發，泛遊歐陸各地，參觀歐戰遺蹟。在那十個月的遊歷中，成熟了百里的軍事新見地。我們知道他曾經編集一本《歐洲文藝復興史》（商務版），這是梁氏請了法國學人演講，由百里筆錄加以整理而成的〔2〕。當時，百里寫成全稿，請梁氏寫篇序文；梁氏對文藝復興頗感興趣，而以清代學術相比較，下筆萬字，一寫就是十來萬字，兒子大過了娘；梁氏稍加補充，便自成一書，便是那本有名的《清代學術概論》（商務版）。又由百里替梁氏作了序，梁氏再替百里的《歐洲文藝復興史》寫了短序，這也是一段佳話。
百里的軍事知識，從日德兩國而來。德國在第一次大戰中失敗，正予百里以最好的教訓。〔3〕他們從馬因河（馬侖河，今譯為馬恩河）經凡爾登入洛、亞兩州〔4〕，折而走萊因河（萊茵河）右岸聯軍陣地，再取道比利時循著繆司河，穿過興登堡線，再轉到巴黎來。這便是大戰中相持最久的西線。正如德國軍事哲學家克勞塞維爾支研究拿破崙的失敗一樣，百里處處留心德軍戰敗的因素。（關於這一部分，梁啓超曾寫了《歐遊心影錄》。）
和百里先生的軍事新觀念相表里，魯登道夫寫他的《全民族戰爭》，百里先生主張寓兵於農，戰鬥與生活相一致，特別推許瑞士的民兵制。（關於民兵制，百里另有專譯，商務本。）百里先生在魯登道夫《全民族戰爭》的序文中說：「當一個民族吃了大虧之後，自然會發生一種重新估計運動。但是革新運動的人物，大都在當時失敗過程中，不曾負過相當責任。群眾本來是感情的，所以這時候只知道清算過去。因為破壞一切的理論很容易成立，卻不能指導未來。因為改造社會的實際不是靠理論，而是靠行動。民族第一次反省的過程，總是這樣，所以真正的成功，必在第二反省時代。這個時期，大約總在二十年左右。」他指出魯登道夫，是個普魯士軍官，在第二反省時代，本其實際經驗，發為革新運動之指導。這在德國民族看來，真是鴻寶。
百里指出未來戰爭的輪廓，他說：「未來的戰爭不是『軍隊打仗』而是『國民拚命』；不是一定短期間內的彼此衝突，而是長時間永久的彼此競走。」他在一九三七年，已預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到來，只在三四年之內，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百里先生從歐洲考察歸來，恰好是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大時代。那時期，領導這運動的，和國民黨很少關係。梁啓超有感於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頗想一面整理國學，一面灌輸西洋新思想及新學識，融會起來，確定中國的文化路線。他們組織了三個推進新文化的機構：①讀書俱樂部，後來與松坡圖書館合併。②在北京（石）達子廟歐美同學會內設立共學社，搜集政治、經濟、軍事、文藝各種文稿，由商務出版叢書。③由梁啓超、蔡元培、汪大燮（外交家）三人共同發起講學會。每年請一國際學者來華講學。這三機構，都由百里先生主持，講學社也由他任總幹事（那幾年，先後請了杜威、羅素、太戈爾（今譯泰戈爾，下同）、杜里舒來華講學）〔5〕。而張東蓀在上海辦《時事新報》、藍介民在北京辦《國民公報》、陳博生主編《北京晨報》都是策動新文化運動的力量。孫中山雖是革命先輩，對於文學革命、文化革命卻是後覺者。國民黨黨人，比研究系人士也反應得遲慢一些。
可是，百里先生所說的「書生造反，三年不成」的弱點，正在他們那一群人留存著；他們都是「只敢夢周公，不敢夢文王」的書生。其間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當時的眾議院議長湯化龍，他手下有四位秘書：陳博生、李大釗、霍儷白和某君，都是研究系的知名之士，開明而進步的。有一回，李氏寫了一篇以大家庭生活為素材的小說：說這一家有三位少爺，他們一同愛著一位婢女。那大少爺，吃喝嫖賭，無所不為。二少爺是個安分守己的人，想改造家庭而缺勇氣。只有三少爺，想脫離家庭實行革命，那婢女，她對大少爺早已厭惡，對二少爺雖有意而嫌其不中用，最後她跟著三少爺跑了。他所說的大少爺是北洋派，二少爺自然是研究系的書生，而三少爺是影射國民黨和共產黨。婢女便是代表如李氏自己這樣的青年人，他終於脫離研究系，成為共產黨的信徒了。（百里先生依舊是二少爺。）
「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
在百里先生的論文中，大家最推許的一篇，乃是他從中國歷史解釋國防經濟學的基本原則〔6〕。他遺留下一句名言：「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
他說：生活與戰鬥本是一件東西，從兩方面看，但依經濟及戰鬥的狀態之演進，時時有分離之趨勢。希臘羅馬雖在歐洲取得文化先進美名；但今日繼承希臘羅馬文化的卻並不是當年的希臘人、羅馬人。具有偉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總原因，就是生活工具與戰鬥工具不一致。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覺的成功者，有史以來只有二種：一為蒙古人的馬，一為歐洲人的船。因覓水草就利用馬，因為營商業就運用船，馬與船就是吃飯傢伙，同時也就是打仗的傢伙，因此就兩度征服世界。有費盡心血用人為制度的成功者，也有兩種：一為歐戰時才發明，十年來才實行，西人的國家動員。一為中國三千年前已經實施的井田封建，它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
我也是一直研究中國社會文化史的，因此，對百里先生的解釋十分感到興趣。他說：封建不是部落割據（近人指部落割據思想為封建思想者，系運用名詞的誤謬），是打破部落割據的一種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經濟）戰鬥（國防）一致的建設。「井田」不是講均產（在當時也不是一件奇事），是一種又可種田吃飯、又可出兵打仗的國防制度。懂得這個道理的制度是周公，繼承之的是管仲，（《左傳》：「齊之境內，盡東其畝」，就可證明田制與車制國防之關係。）最後成功的是商鞅。井田制到商鞅已是八百多年，一定是同現在的魚鱗冊一樣，所以開阡陌正是恢復井田。（百里的話並非是怪論。封建本是把周室的親屬分別放到各部落中去，讓他們去和那些部落發生同化作用，這樣，才開始了春秋戰國的文化交流與發展。）百里又說：要實行此種一出兩便的制度，必須有一先決條件，就是要實際與理論絕對的一致之人才。《左傳》，到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範戰史，他敘述城濮之戰時說：「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曰郤氏可，說禮樂而敦詩書。」我們一定想到，禮樂詩書，到底是不是做元帥的唯一條件？其實當時的一群貴族，沒有一個沒有部屬的，也沒有一個不會打仗的。從這許多武士中間，尋出一位說禮樂敦詩書的人來當元帥，這自然是正當的。因為那時貴族的教育，是禮、樂、射、御、書、數，件件都是人生實用的東西。
兩漢以後，士大夫階層走入了歧途，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脫了節，乃形成了民族衰敗的致命傷。從那以後，社會活動分子與知識分子不絕的暗鬥。知識分子之內，又每形成兩派自相殘殺，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細胞，始終在暗鬥狀態下，因此養成了知識階級的兩件不可救藥的痼疾：一就是不負責任。（讀書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他說孔夫子只敢夢周公，不敢夢文王。）二就是不切實用。（自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而改為《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的六種書，是一大關鍵。）譬如釀酒，酵素壞了，譬如爆藥，雷管濕了，舉天下之良法美意無上妙品，一一須經過這一道腐敗幽門，而後能入於中國社會。百藥罔效之總因，豈非在此？
最後，百里先生對於知識分子表示絕望以後，曾說了一句牢騷的話：商店的學徒，工匠的藝徒，要是夜間能讀上一點鐘的書（就是在實際事物中過生活的人而能習取知識），恐怕倒可以負起復興民族的責任，而每天坐汽車包車，在中大學上六時以上的功課的，恐怕將來只能做學理上的教授罷了。在我們眼前，他的遺言不正是先知的啟示嗎？我是信仰百里先生軍政理論的人，我對於人民公社的偉大前程，以及對學生勞動教養的絕對贊同，便是從百里先生的「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相一致」的論點而來的。
百里先生又曾說：「從古創業帝王，大多出身草莽，而以書生統治天下者，只有兩人：一為王莽，一為曹操。宋代以後，書生氣質愈趨委靡，充其極只求為相，不求為王，故國家氣勢薄弱，漢族不振，常為外寇所侵。」假使他現在還活著，我相信他對於當前政情的評價，一定在前賢之上的。
附一：《歐洲文藝復興史》序
梁啓超
余與百里游歐偕歸，百里著《歐洲文藝復興史》。及成索余序。余曰：「文藝復興者，由復古得解放也。果爾，吾前清一代，亦庶類之。吾試言吾國之文藝復興而校其所以不如人之故，可乎？」百里曰：「善。」余本此意為序，下筆不能自休，及成，則篇幅與原書埒。天下固無此序體，不得已宣告獨立，名曰「清學概論」，別索百里為余序。然對於百里之諾責，不可不踐也，故更為今序。
序曰：吾儕歐遊中，百里常昌言於儔侶曰：「吾此行將求曙光。」儔侶時輒戲詰之：「曙光已得乎？」曰：「未也。」如是者數四。及將歸，復有詰者。百里正色言曰：「得之矣。」至所得為何等，則未嘗言，吾儕亦殊無以測其淺深。及讀此書，見其論歐洲文藝復興所得之結果二：「一曰人之發現，二曰世界之發現。」意者百里之得「曙光」，其亦新有所發現於此二者耶？夫「世界」則自有世界以來而即存在者也，「人」則自有人以來而即存在者也。而人乃以為歐人於文藝復興後始發現之。則前乎此未嘗發現也；而他族之未經「文藝復興的」之磨鍊解放者，皆其未嘗發現者也。吾民族其已有此發現耶？否耶？吾甚難言之。雖然，亦在乎求之而已矣。吾儕處漫漫長夜中垂二千年，今之人皇皇然追求曙光饑渴等於百里者，不知凡幾也。不求而得，未之前聞；求而不得，亦未之前聞。歐洲之文藝復興，則追求之念最熱烈之時代也。追求相續，如波斯盪，光華爛縵，迄今日而未有止。吾國人誠欲求之，則彼之前躅，在在可師已。然則此書者，吾不敢徑指為百里所得之曙光，然吾有以窺其求曙光所由之路也。百里自言此書根據法人白黎許氏講演。此講演吾實與百里同聽受，本書不過取材於彼云爾。至於論斷，則皆百里自攄其心得。吾證其為極有價值之作，蓋述而有創作之精神者也。
民國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二：《清代學術概論》序
蔣百里
方震編《歐洲文藝復興史》既竣，乃征序於新會，而新會之序，量與原書埒，則別為清學概論，而復征序于震。震惟由復古而得解放，由主觀之演繹進而為客觀之歸納，清學之精神，與歐洲之文藝復興，實有同調者焉。雖然，物質之進步，遲遲至今日雖當世士夫大聲以倡科學，而迄今乃未有成者，何也？
且吾於清學發達之歷史中亦有數疑問：
一、耶穌會挾其科學東來，適當明清之際，其注意尤在君主及上流人，明之後，清之帝皆是也，清祖康熙，尤喜其算，測地量天，浸浸乎用之實地矣。循是以發達，則歐學自能逐漸輸入，顧何以康熙以後，截然中輟，僅餘天算，以維殘壘？
二、致用之學，自亭林以迄顏李，當時幾成學者風尚。夫致用雲者，實際於民生有利之謂也，循是以往，亦物質發達之門，顧何以方向轉入於經典考據者，則大盛，而其餘獨不發達，至高者，勉為附庸而已？
三、東原理欲之說震古鑠今，此真文藝復興時代個人享樂之精神也。「遏欲之害，甚於防川」，茲言而在中國，豈非奇創。顧此說獨為當時所略視，不惟無贊成者，且並反對之聲而不揚，又何故？
四、迨至近世，震於船堅炮利，乃設製造局，譯西書，送學生，振振乎有發達之勢矣。顧今文學之運動，距製造局之創設，後二十餘年，何以通西文者，無一人能參加此運動。而變法，維新，立憲，革命之說起則天下翕然從之，奪格致化學之席；而純正科學，卒不揚？
此其原因有原於政治之趨勢者，清以異族，入主中夏，致用之學，必遭時忌，故藉樸學以自保，此其一也。康熙末年，諸王相競，耶穌會黨太子，喇嗎黨雍正（此言夏穗卿先生為我言之），既失敗於外，又遭讒於羅馬。而傳教一事乃竟為西學輸入之一障害。此其二也。有原於社會之風尚者，民族富於調和性，故歐洲之復古為衝突的，而清代之復古，雖抨擊宋學，而憑聖經以自保，則一變為繼承的，而轉入於調和，輪廓不明了此科學之大障也。此其三。民族尚談玄，藝術一途社會上等諸匠人，而談空說有者，轉足以自尊。此其四。今時局機運稍稍變矣，天下方競言文化事業，而社會之風尚猶有足以為學術之大障者則受外界經濟之影響，實利主義興，多金為上，位尊次之，而對於學者之態度，則含有迂遠不適用之意味，而一方則談玄之風猶未變，民治也社會也與變法維新立憲革命等是一名詞耳有以異乎？無以異乎？此則願當世君子有以力矯之矣。
民國十年正月二日
附三：德國戰敗之諸因
蔣百里
一 總說
可勝則戰，不可勝則不戰。三尺童子識其義，而實行也則雖大智有未能焉。戰與不戰，政略之事也。勝與不勝，兵略之事也。有可勝而不可戰者（如日本時中國山東問題下哀的美敦之時），有可戰而不可勝者（如開戰時之比利時），故政略與兵略之間，有微妙之聯絡。此之所謂可戰可勝者，即彼之所謂不可勝不可戰者也。而彼之可勝可戰，即此之不可勝不可戰。故敵與我之間，有對抗之作用。勝敗不可以預測，和戰不可以強求。是故有以不能不戰之國家，而處於萬不可戰之地位，乃不得已僥倖於一戰以求成功者，則一九一四年秋德國之形勢是也。
所謂不能不戰者何也，兵之為物也有極端性，未有不求戰而其兵可強者，亦未有兵既強而不求戰者。且以軍事之優勢而立國，一旦迄於彼我之間，強弱之勢得其均衡，則後此之危益可知。自兵略言，千九百十四年時，為德計亦一機也，為奧戰則同盟固，一也。英疲於內政，而俄、法之軍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後，將或並此僥倖之一勝而不可得矣。雖然，此可勝之機，而非可戰之機。此不能不勝之消極原因，而非可戰之積極原因也。而不能不戰之根本，則實由於其國家之狀態不自然。
所謂萬不可戰之地位者何也？則政略上包圍之形勢已成也。包圍之形勢孰致之？德人實自致之。而德人自言曰：是原於德之存在與發展也。存在故見忌於法，發展故見忌於英，令有病食傷者，執不食則死之例以自解，而歸咎於食物之消化不良，豈通論乎？存在與發展，自然之勢也。所貴乎政略者，則人為調劑也。故自致於萬不可戰之地位，其原因當歸於政略之失敗。
不能不戰而萬不可戰，此兩極端之間必有一進路。而德人則過信其度，求解決於僥倖之一勝。以兵略上一勝之效，而轉移政略之形勢者，史庸有之。雖然，可幸得不可強求也。所謂不能使敵必可勝也，過信其可勝之度，欲以一時優勢之兵略，轉移數十年來失敗之政略，此不可得之數也。姑勿論馬侖之戰敗焉，縱得巴黎，苟法軍之主力得退以自保者，則最後之形勢終不可易。而此退以自保之權，則操諸法不操諸德，此則戰略之失敗也。要之，以政略之失敗，而致自陷於進退兩難之地位，不思變其政略而思以兵略濟政略之窮，則敗戰之主因在焉。得取上之說而推論之。
二 國家之狀態不自然（時時在不能不戰之地位）
擴充戰備即所以維持平和，此片面之真理，凡以證一國之狀態日處於不安之地位是已。十九世紀日耳曼民族之統一運動本有二派：其一派欲依國民之發動而成，其一派欲藉普國之武力而成。自「弗蘭格福村」國民大會之失敗，而俾斯麥相普，遂戰奧敗法而德帝國以成。成則成矣，而內外形勢皆處於不自然之趨勢。法人建國，根本不利東鄰之有強國，而亞、洛二州之割，幾等於文身之恥，每飯不忘。而歐洲戰雲，時隱時現，一也。個人自由之伏流其來源極遠，以軍事建國勢必趨於武斷。不發於此，則伸於彼。而社會黨承產業發達之結果，其勃興較他國為尤甚，二也。逆其勢而鎮之，厥維軍備，然國民皆兵之秘鑰，已公開於世界。子能之，人亦能之。互競極其度，必有一日能發不能收者，故毛奇有和平無永久之言，而俾斯麥有二重保險之策。凡自知其國步之艱難，不能不苦心以求自濟也。
此種不自然之形勢，乃隨國家強盛之狀而益增其度。其在外，則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衝突，而三國協商日進於成。其在內，則政治之自由，加以貧富之階級，而社會主義日趨於盛，擴充軍備一之不已，至於再，至於三，凡以求平和及以求戰也。夫一國而至於求戰以自保，此可暫不可久之勢，必有一日至於敗者也。維廉二世之失敗，特速其時耳。以包圍啟敗戰之端，以革命結敗戰之局，莫或致之，若或使之，嗚呼！謂維廉一世即位之日，即伏五十年後敗戰之基，固屬過言，而原始要終，於政略之由來，固不能不就其建國之本源一下深沉之觀察也。質而言之，不能不戰者，德國國家之歷史性使然也。
三 政略上之失敗（自陷於不可戰）
凡俾斯麥之所謂同盟條約者，中間無不有戰之一義，蓋以求於國際間自立於可戰之地位也。惟我可戰則人不可戰，和戰之主動在我，而和平可得，此則政略兵略間之微妙作用也。自威廉二世，而此間之作用失。當普之初盛，奧忌之，法詎欲之？同一不欲也。而使之發不同時，此外交之成功也。自威廉二世，而是中之要領亦失，於是法之復仇，俄之南下，英之海外政策，三者匯於一流，包圍之勢成，而和戰根本之主動不復在德手矣。請言英、德軍閥視英、德之衝突，一若既定之運命不可逃者然。以為縱無南阿之爭，縱無摩洛哥之干涉，海軍即不擴張，比之中立即不侵犯，苟德之商工業一日存在，則英必有一日參戰，果也必有一日也。拿破崙之世，必有一日與普戰也，而究何當於奧之敗、普之興也？請言俄，俄、德之交敗於奧。然戰事之證明，則知聯奧之得，不足以補拒俄之失。夫奧之為國，不適於民族國家之大勢，援奧則逆勢而從井救人也。俄之南下，非英之利，拒俄則何為者也？是則三十年來左周右旋，以自陷於萬不可戰之地位者，德人自取之也。
四 兵略上之失敗
兵略上失敗之原因，則過信其度之失，到處發見。馬侖役之前，法軍之退也，其目的在自全而待機。自由退，非敗退也。而貿然減西力以東援，且大膽繞巴黎要塞之前，遂遭敗戰。其過信一也。凡爾登之役，竭其所有人員材料以攻堅，自以為可勝，則狃於盎威斯要塞之易下也，犧牲數十萬，而卒為法人所齕。於兵略上且無絲毫影響，遑論政略？其過信二也。最後之攻擊，及五次之多，傾其東力以西，亦自以為必勝。勝誠勝矣，略地多而卒無補於大勢，又粘守其線，不肯速退，遂為人所攻，至一退而不可復支。其過信三也。且惟其過信也，故動作反變為不徹底，開戰之初，壯丁之未受教育者百萬之多，國民皆兵之義云何？一也。東普要塞之不堅，急則救之，而忘菲烈德犧牲柏林之堅忍，以致西方之失敗，二也。瓦薩之役，俄軍幾不能退，而苟安於正面攻擊，三也。羅馬尼亞既亡，不乘時以定希臘，逗留國境，以致布加利亞之脫盟，四也。乃至過信飛船長炮可以脅巴黎、倫敦，過信潛艇作戰，而引入美人之參戰，則尤眾目所共見者矣。
五 結論（軍閥之禍）
吾今綜其敗戰之諸因而為抽象之結論，則有一義焉，曰：軍閥之為政，以剛強自喜，而結果也必陷於優柔而自亡。外強而中干，上剛而下柔，是其征也。「將來之在海上也」，「力即真理也」，德帝所以驚世之言也。夫其聲洪者，其中空也。世界之日醒，而自己被動之運命定，故凡今日軍閥所自辯其不得已者，皆足以自證其強之失也。俾斯麥性格剛毅之人也，不能容而去之太早；興登堡亦性格剛毅之人也，不能容而用之太遲。奉令承教之人多，所謂才者則局部之人物，能見其小不能見其大，能見其一部不能見其全體。夫英之初戰，八萬人耳。自德軍人視之，誠不足道，而不知卒以自疲也。故軍閥派以軍事上種種不徹底之處置為敗戰之源，而不知此不徹底之根本實原於自身之闕點。夫必眾皆強而己始能強，然眾之強有時適足為己之弱者，此古之英雄所以終於失敗者多也。
附四：從中國歷史解釋國防經濟學的基本原則〔7〕
蔣百里
國家士氣消沉到如此地位，要不指出真正一條路線，一件法寶，誰還能取得一種自信力。唯心耶？東方文化耶？禪家的心性，宋儒的理氣，移植於東鄰以養成所謂武士道，而出產地之中國則無役不失敗；唯物耶？西方文化耶？瓦德之機器，愛迪生之電氣，在他人以之殖國富，揚國威，以建設所謂資本主義，五十年前之日本亦一半殖民地耳，而較日本輸入西洋文化更早之中國，則農村宣告破產，工廠要求救濟。人之無良，百藥罔效耶？果爾則華族一名詞，早應消滅於數百年以前，而何以時至今日猶有此一大群眾生息於大陸？我們且檢討過去，找出華族的真實本領是什麼？
我於民族之興衰，自世界有史以來以迄今日，發現一根本原則，曰「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一致則強，相離則弱，相反則亡」。生活與戰鬥本是一件東西從兩方面看，但依經濟及戰鬥的狀態之演進，時時有分離之趨勢。希臘、羅馬雖在歐洲取得文化先進美名，但今日繼承希臘羅馬文化的卻並不是當年的希臘人、羅馬人，具有偉大的文化而卒至衰亡的總原因，就是生活工具與戰鬥工具的不一致。
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有因天然的工具而不自覺的成功者，有史以來只有二種，一為蒙古人的馬，一為歐洲人的船。因覓水草就利用馬，因為營商業就運用船，馬與船就是吃飯傢伙，同時也就是打仗的傢伙，因此就兩度征服世界。有費盡心血用人為制度而成功者，也有兩種，一為歐戰時才發明，十年來才實行，西人的國家動員。一為中國三千年前已經實施的井田封建，他的真精神就是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之一致。
封建不是部落割據（近人指割據部落思想為封建思想者，系用名詞的誤謬），是打破部落割據的一種工具，「封」就是殖民，「建」就是生活（經濟）戰鬥（國防）一致的建設，「井田」不是講均產（在當時也不是一件奇事），是一種又可種田吃飯、又可出兵打仗（在當時就是全國總動員）的國防制度。懂得這個道理的創製的是周公，繼承的是管仲，（《左傳》：「齊之境內，盡東其畝」，就可證明田制與軍制國防之關係。）最後成功的是商鞅。井田制到商鞅已是八百多年，一定是同現在的魚鱗冊一樣，所以開阡陌正是恢復井田。這是我發見出來的華族的真本領，諸公若能系統的敘述，出來使青年感覺到我華族固有的本領之偉大，從前可以統一亞洲大陸，將來何嘗不可以統一世界，或許於現代銷沉的士氣有點補救。
但是要實行此種一出兩便的制度，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要實際與理論絕對的一致之人才。《左傳》，到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的一部模範戰史，他敘述城濮之戰時說，「晉文公作三軍，謀元帥。曰郤氏可，說禮樂而敦詩書」。像現在的想像，禮、樂、詩、書到底是不是做元帥的唯一條件？其實當時的一群貴族，沒有一個沒有部屬的，也沒有一個不會打仗的，從這許多武士中間，尋出一位說禮樂敦詩書的人來當元帥，這自然是正當。因為那時貴族的教育，是禮、樂、射、御、書、數，件件都是人生實用的東西。
陶希聖先生在遊俠研究里，指出了兩種不同的團體，我見了歡喜的了不得，這是歷史上的大發明。
而我以為就是這一點是三千年來民族衰敗的致命傷，項羽的士族團體既失敗，而韓信死，張良逃，蕭何辱，自此以後活動分子與知識分子不絕的暗鬥（莽操之篡與歷代的文字獄），知識分子之內又每形成兩派自相殘殺（歷代的黨爭），一民族中的最重要的細胞，始終在暗鬥的狀態下，因此養成了知識階級的兩件不可救藥的痼疾。一、就是不負責任。（讀書人的最高理想是宰相不是皇帝。）二、就是不切事實。（自禮、樂、射、御、書、數的六藝而改為《詩》、《書》、《禮》、《樂》、《易象》、《春秋》的六本書，是一大關鍵。）譬如釀酒，酵素壞了，譬如爆藥，雷管濕了，舉天下之良法美意無上妙品，一一須經過這一道腐敗幽門，而後能入於中國社會。百藥罔效之總因，豈非在此？
歷史上也曾發見幾次沉痛的呼聲，如清初顧亭林之提倡樸學，就是對於不切事實的反抗，但這種運動因為活動分子與知識分子暗鬥之結果，事實派的顏元、李剛主終歸失敗，而一變成為考據，考據派的精神果然是科學的，但實際上還是幾句死話。太平天國時代胡文忠的包攬把持，曾文正的《挺經》第一章，就是對於不負責任的反抗，但僅僅能做到一部分的成功，而從暗鬥出身之李鴻章，仍為這不負責任不切事實的大潮流所打倒，以演成今日刻骨傷心的外交局面。
活動分子即主權階級的性格，就是根本與知識分子相反，他的長處：（1）是肯負責任，但是容易流為武斷，（2）能切事實，但是容易流為投機，武斷則不能集眾人之長，投機則不能定久長之計，這兩件事於近代式國家發展是不相宜的。
知識分子道德上也有他的特長：（1）他能自持廉潔，（2）能愛護後進。惟其自持廉潔，對於物質的欲望較淡，精神上有自己娛樂之處，所以當君國危難的時候，犧牲區區生命，不算一回事。歷代殉國諸人的真精神，我以為根據於此而來的。惟其愛護後進，故傳授學徒，著書立說，使幾千年的歷史有繼續不斷的成績。王夫之、顧亭林於國亡家破之後，猶拚命著書，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養成了華族悠長的氣概。
漢高祖自己說，「我所以得天下之故，有三不如」，這是三千年歷史上成敗之標準，就是主權階級（即活動分子）與知識分子合作，則其事業成，不合作則其事業敗，所以中國治世時代，必以聖君賢相併稱，乃至做壞事，也必須土豪劣紳互相勾結，這中間出身於知識階級而肯負責任能切事實的人，只有諸葛亮、王安石、張江陵（張居正）、曾國藩諸人，在三千年中占極少數。
秦漢以後，政權武力知識分裂了（從前集中於貴族階級），所以政治上有不斷的競爭，而華族就漸趨於衰弱，但是我華族在這種壓迫之下（竭力奮鬥繼續了三千年），還做一件驚人的大事，就是對於物的工作，就其奮鬥的精神言，似乎蒸氣（汽）機關的發明，未必算這麼一回大事，從造紙、印刷、陶瓷、漆、建築、雕刻乃至水車、機織，件件有獨到的發明，不過為知識階級所瞧不起，故不能有文字的記載，而學術的積聚性不能發揚罷了。
近五十年來，社會受環境之影響，發生了大變化，但其政治的演進可以分作幾步說，第一步是知識與武力的合作（一、知識分子投身為軍人，二、軍人入學取得知識，三、社會中知識分子與活動分子的合作），這中間的聚散成敗，有事實的證明，不必詳述；第二步，當然是政權、武力、知識的一致，但應當切實注意者，就是知識分子還是不能切實的統制物質，所以民族的生活上根本發生了問題，而其所以不能統制物質的原因，也仍是因不負責任不切事實的兩大弱點而來。
從顧顏的樸學精神，曾胡的負責態度，或許可以在酵素、電管中，加入一點新生命罷。但是新式的社會，更有一樣要素名曰「組織」的，這組織兩字的意義，就是說一件事，不是一個人，一個機關負責任，而是各最小單位（個人）各負各的特別責任，而運用上得到一種互助的成功，這就是新經濟的要點，也就是國防的元素。我們還有一句俗話「行行生意出狀元」，這是中產階級的反抗呼聲，也就是將來物質建設的基礎。我們現在可以說有強兵而國不富者矣，未有富國而兵不強者也。
說一句牢騷的話，商店的學生，工匠的藝徒，要是夜間能讀上一點鐘的書（就是在實際的事物中過生活的人而能習取知識），恐怕倒可以負起復興民族的責任，而每天坐汽車包車，在中大學上六時以上的功課的，恐怕將來只能做學理上的教授罷了。
民國二十三年五月稿
注釋
〔1〕曹著引此函有缺失處，編者參照陶菊隱之《蔣百里先生傳》略作校正。
〔2〕梁啓超在蔣著《歐洲文藝復興史》序言中如此寫道：「百里自言此書根據法人白黎許氏講演。此講演吾實與百里同聽受，本書不過取材於彼云爾。至於論斷，則皆百里自攄其心得。吾證其為極有價值之作，蓋述而有創作之精神者也。」
〔3〕蔣百里對德國之失敗有一抽象的結論：「軍閥之為政，以剛強自喜，而結果必陷於優柔而自亡。」本書將百里《德國戰敗之諸因》一文作為附錄，以供參考。
〔4〕即為洛林、阿爾薩斯兩州。
〔5〕所延名人杜威是由胡適之任翻譯，羅素是由趙元任任翻譯，泰戈爾是由徐志摩任翻譯，杜里舒是由張君勱任翻譯。
〔6〕此為蔣著《國防論》中之一節，本書收錄附於本章後。
〔7〕標題為編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