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傑自傳 · 四、日本留學
九 東北之行失敗而歸
民國13年（1924年）11月5日，馮玉祥發動首都革命。溥儀倉皇出宮，住在北府。他在羅振玉等人的安排下，先是住進了德國醫院，後來住到日本使館。民國14年（1925年）2月23日，溥儀和日本公使夫婦告別，坐火車來到天津，住在張園。之後他多方面接見各種政治力量，力圖復辟。最後他在日本人的安排下，於1932年潛往東北，爾後又建立了偽滿洲國。在這期間，我隨父親經常去天津，也常和溥儀在一起。
我17歲和唐怡瑩結婚成家。我自己在社會上的活動也逐漸多了起來。這時莊士敦已回英國，和我來往的外國朋友中美國人多一些，我認為他們尊重我們這些前清貴族，其「重視」程度不亞於英國人。和我經常往來的美國人有美國公使館的上尉武官康士丹、給慈禧畫過像的柯爾老姑娘、能唱崑曲《琴挑》的何斯太太、中美通訊社的克德益等。我們經常在一起吃飯、看電影、到北京飯店跳舞。
和我來往的日本人有和肅王府有密切關係的小平、日本公使芳澤謙吉夫妻、能說中國話的池部參贊。
中國人的朋友中有青年外交家顧維鈞、提倡新文學的胡適。此外，還有一些如標榜不吃軍閥而甘心給外國人做事的陳貫一、社交老前輩的唐在禮太太、被譽為開明貴族的豫親王太福晉等。他們常常帶給我一些「新鮮空氣」，我覺得他們比身邊的那些王公貴族、遺老遺少要好。那些王公貴族們雖然不只一次地向我灌輸復辟思想，但他們本人只會擺「皇族」架子，沒有什麼本領，吃喝玩樂，坐吃山空，走下坡路，有的已窮到靠典當過日子，有的甚至去拉洋車。他們沒有什麼出息，要靠他們來復辟清朝、恢復帝制是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這些「新派」的朋友中間物色力量，尋找復辟清朝的新途徑。
1926年正當我20歲的時候，由陳貫一夫妻介紹，我在北京飯店的舞場中認識了張學良。這在我一生中是件大事。我倆後來成了好朋友。我非常仰慕這位青年將軍，他的一舉一動都引起我的注意。他進出時前呼後擁，備受人們尊敬，令我羨慕，真有「大丈夫不當如是耶」之感。我已經認識到我真要恢復過去的家世地位，光憑空想是沒有用的，還得掌握槍桿子。北洋軍閥所以操生殺予奪隨心所欲之權是由於他們有武裝。我幾次三番向張學良表示了這種「投筆從戎」的願望。張學良招待我赴南口參觀打退馮玉祥軍隊的「戰績」，我也引以為莫大的榮幸。1927年張學良赴河南指揮作戰，我經常去信慰問他，還表示了想到前線去看望他。張學良了解我的心思，就對我說：「你既然想當個軍人，可以投考講武堂，我負責讓你進去！」說完，他又翻開西服上衣，指著掛在內兜上的一個徽章對我說：「這是『同澤俱樂部』的徽章，在奉天看戲、看電影都不用花錢。」這使我更嚮往去當一名軍人。
1927年奉軍因受到北伐軍和馮玉祥、閻錫山軍隊的四面圍攻，決定撤退到關外。張學良給我打來了電話，勸我可偕全家暫赴天津外國租號躲避。他說：「馮玉祥來了，你們是很危險的。」我想，是的，當初不是馮玉祥逼著溥儀退出故宮的嗎？我更想到我當軍人的那件事。我在電話中氣急敗壞地對張學良說： 「你走了，我上講武堂的事可怎麼辦呢？」張學良不耐煩地說：「你的事好辦。你到天津可以住在法租界我的二太太的家裡，等有機會到奉天來就是了。」於是我就嚇唬著我的父親非要去天津躲避一陣不可。我們全家就搭乘著奉軍撤退的兵車，來到了天津。我的父親和弟弟、妹妹們住在英租界溥儀的一所房子裡。我和當時的妻子唐怡瑩住在張學良的姨太太谷瑞玉的家中。住了幾個月之後，谷瑞玉要回奉天，我就想和谷一起到奉天去，以實踐到講武堂學習的宿願。我在唐怡瑩的慫恿下，給父親載灃、哥哥溥儀各留下一封信，就和谷瑞玉一起登上日本貨船——天潮丸到大連去了。船到大連，有一名日本翻譯中島比多吉帶著四五名日本警察登船檢查。他們一看到我，就問：「您是從天津來的溥儀前皇帝的弟弟麼？」我知道不能隱瞞，只得說「是」。中島說：「請您先到星浦大和旅館歇一歇吧？」這時谷瑞玉和她帶來的「日本通」周培炳都驚慌失色，不知道我要出什麼問題，就對我說：「今天晚上，我們也都到星浦去吧！」當時我在日本警察的挾持下只好登上小汽船來到星浦旅館。在那裡，中島掏出一封電報給我看，電報大意是說前皇帝的弟弟溥傑到大連後望妥為監視，暫在大連安排居住，有人會去接回。原來我父親和溥儀接到我的信後就托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電請大連的日本水上警察署將我扣留軟禁起來，等待天津派人來接。
當晚，谷瑞玉和周培炳等來到星浦大和旅館來看望我，和我共進晚餐，都勸我不要著急，他們回到奉天之後一定為我想辦法。我將信將疑，我知道張學良對日本又恨又怕，不一定能從日本人手裡把我救出來。我在大和旅館住了十幾天，每天都有會說中國話的日本警察來監視我，也領我參觀了海產館等地。最後接我的人來了，是康有為的得意門生徐勤之子徐良（後來在汪偽政權中當了漢奸）。他見了我，先恭維一番，結論是：「何必給張學良當部下，直接到日本入陸軍士官學校有多好！」於是我和他一起回到了天津。
回來以後，溥儀見了我也說：「想當軍人也用不著給張學良作事，我可以送你到日本士官學校去學習……」這時正是東陵盜寶事件發生之後不久。溥儀也痛感到自己要有武裝，才能不受欺侮。他決心派自己親骨肉中最可靠的人到日本去學習陸軍技術。於是就決定了我以後到日本專學軍事的命運。雖然講武堂沒有去成，我被迫回到天津，但是可以到日本去留學，我還是覺得很高興。
十 進入日本的貴族學校——學習院
我到日本去學軍事，得會說日本話。於是溥儀給我請了個教日語的家庭教師，他名叫遠山猛雄，是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介紹給溥儀的。遠山在天津日僑學校教華語，身材矮小，口蓄短須，看上去完全是個典型的日本人。他很健談，一開口就是日本的「武士道」與「大和魂」如何如何。他第一次見到我，就誇示他因經常釣魚而被日光曬得鐵黑的皮膚，說：「我就是日本的姜太公啊！」說罷，哈哈大笑。他對溥儀非常「恭敬」，對當我的日語教師特別是對我將赴日留學，更感興趣，因此不但努力教好我的日語，對於接洽留學之事，也完全承擔。他也效仿我們對溥儀的稱呼，叫溥儀為「皇上」，甚至有時對溥儀還答應「嗻」。
那時溥儀已結婚，和我一同學習日語的尚有溥儀的妻弟郭布羅·潤麒，我們一同向遠山學習日語達半年之久。我倆要到日本去留學之事傳出去後，已經引起有些日本人的注意。他們看出溥儀將來是他們侵略中國的工具，我倆也是可以被他們利用的，都想接近我們。遠山就經常請我們到他家去吃日本飯，有時也邀請我們參觀天津日僑學校的運動會。他想辦法把我倆掌握在他的手心裡，不讓其他日本人接近我們。例如，1928年日本在東京舉辦「唐宋元明書畫展覽會」，溥儀也把他從故宮帶出的一些書畫送去參加展覽。日本的老陸軍特務頭子退役中將坂西利八郎特從日本來到天津，想讓我作為溥儀的代表也去東京參加這個展覽會，特請前清當過軍機大臣毓朗的妻子來動員我。此事被遠山知道了，他恐嚇我說：「現在還是留學要緊，參加展覽會沒有多大意義。如果你一定要出這個風頭，那留學的事我就不負責了。」我聽到這種最後通牒式的嚴重警告後，只好回絕了坂西。其實遠山不是怕我去參加展覽會，而是怕我和坂西那樣的人接觸後，他便不能包攬我們的一切了。遠山還怕我們到日本後與本國僑胞接近。有一次他危言聳聽地對溥儀和我們說：「現在中國各地赴日留學的人很多。人多類雜，如果他們知道二位與皇上的關係，這很危險，……」於是溥儀就給我起了「金秉藩」的假名，意為秉承曾國藩之志，學成歸來恢復清朝。為潤麒起了「郭繼英」的假名，即繼承明朝開國名將沐英之意，忠於舊朝。更名換姓，實際上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是私人留學，在政治上沒有什麼影響，而且後來證明人們也都知道我們的真面目。遠山這種做法，無非說明他想壟斷我們的留學，把我們掌握在他的手心裡。
遠山把我們帶到日本之後，我們先住在遠山的友人坂本家裡，遊玩數天之後才來到東京，住在東京繁華街道丸之內旅館內，天天吃飯，看戲，遊山玩水。遠山甚至還把我們帶到他的故鄉水戶市，以便向鄉人誇耀他認識我們這兩個「重要人物」。那時我22歲。
這樣不到半年光景，我們並沒有留學，而是揮霍浪費，不務正業，把帶來的學費、生活費統統花光了。這時遠山覺得很為難，如果讓我們回中國去，他沒法向溥儀交代；如果再在日本呆下去，就必須找個經濟上能負擔我們生活的人。於是他想起了當時日本的大財閥大倉喜七郎。他托人向大倉喜七郎說項，希望大倉能把我們養起來。大倉喜七郎的父親是日本有名的財閥也是政治市儈，民國成立以後，肅親王善耆、恭親王溥偉和清末大官僚升元等在日本內閣大隈重信的陰謀策劃下，組織拉攏蒙匪巴爾扎布發動背叛中華民國重新復辟清朝的叛亂，就得到了他的資助。現在我們清朝的後裔來到日本讀書，需要他們援助，喜七郎一聽就滿口答應，包攬下來。不但學費歸其承擔，連我們的生活費用也歸他負責，甚至暑假期間回國的旅費也由大倉財閥負擔。
遠山在打通大倉的門路之後，大倉便介紹一個名叫武田秀三的「中國通」任我們的日語教師兼留學的東道主。我們住在他的家裡，在東京都杉並區天治二五二青地。這個武田秀三神通廣大，在日本軍界有些影響，他的哥哥武田秀一是一個最後當了師團長的高級軍官。他的叔父是個退役多年的陸軍前輩軍官。在他的妻子的家庭中也有一個名叫河合操的陸軍大將。他們得知我倆要在日本留學的消息後非常歡迎，便把一向寄宿在他家的中國留學生一律攆走，在宿舍的二層樓上，給我們二人各預備了一間小客廳和一個臥室。桌椅櫥櫃都是新置，床榻被褥也很講究，連小客廳里的地毯都是新買的。這樣做，也是為了拉攏我們這兩個將來對侵略中國有用的人。這筆安家費，不用說，都是大倉慷慨捐助的。
我們在武田家學了一年日語，才投考學習院。我們到日本的目的本來是為了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陸軍。赴日之前，也和日本陸軍當局聯繫過。但在我們到日之後，日本陸軍方面忽然變卦，提出「凡考士官學校的，都得由本國的政府保送——最低限度也須由各地的政權保送。」我們是溥儀保送去的，而溥儀已經不掌握政權，他只代表他個人，這樣我們就喪失了投考的資格，只能改入學習院學習。要入學習院，也得有個資格。學習院歸日本宮內省管轄，學習院的成員必須是日本的皇族或華族（即日本的公侯伯子男貴族）的子弟。我們由於大倉的斡旋，進入了學習院學習。這樣就與日本的宮內省發生了關係。
四年的學習院生活是緊張的。我先學了一年中等科，一年後即1930年4月，我升入高等科。我的漢文因為過去在家裡打下了基礎學起來是不費勁的，數理化則是需要我下苦功學習的。我還選學了一門德語。由於學習院向我們進行倫理道德觀念的教育，使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學習院向我們進行「忠孝一致」 的教育，天皇既是君王，又是家長，臣民同是一祖相傳下來的，對天皇來說「義則君臣，情則父子」。在這種思想教育下，老百姓更是死心塌地為天皇效勞。這種說法比中國的封建教育又進了一步，中國封建社會裡把「忠」、「孝」對立起來，為人臣盡忠便不能盡孝，所以有些人為了盡孝道，就不能忠於君王。歷史上改朝換代，理由很多，其中人們由於忠、孝的對立，不能無限忠於君王，也是一個原因。我接受了學習院這種教育觀念，便對日本產生了感情。日本人也對我格外下功夫，平時禮貌有加，恭維備至，在上課時對我宣傳忠君孝親敬上尊孔之道。有一個名叫鹽谷溫的漢文教師，不僅在授課時盛讚明治維新，還經常讚美清朝的「康乾之治」，使我感到日本人對前清也是尊重的。這樣，我就由原來認為日本「奸詐、野蠻」的恐日思想轉到崇日而親日，當然對於「日滿親善」也就認為是「勢所必至，理所當然」了。
十一 「九·一八」事變前夕的風風雨雨
在學習院高等科學了一年多，正好是「九·一八」事變的前夕。山雨欲來風滿樓，各種跡象都已表明日本帝國主義要向中國伸出魔掌了。1931年暑假前，我正想回天津度假之際，忽然接到由日本鹿兒島步兵第四十五連大隊長吉岡安直少佐寄來的一封信。吉岡安直這個人，我在這裡要介紹一下，他從溥儀在天津時起到偽滿時期一直是日本帝國主義派去專門搜集溥儀情報的人，後來成為溥儀身邊的釘子。他沒有什麼戰功，是靠監視溥儀有功而扶搖直上的。我在學習院讀書時，他已經向我們哥倆進行他的「工作」了。吉岡在日本駐天津部隊當上尉參謀時，就和溥儀有過打網球等酬酢來往，並向溥儀灌輸過日本陸軍強大的思想，促使溥儀送我到日本學習陸軍技術。這次他是以溥儀的「好朋友」的資格，邀請我利用暑假歸途到他的家鄉鹿兒島去作客的。我坐的火車剛一進站，他就不熟裝熟地上來打招呼，僱車將我送到他的家裡。他每天都領我到海濱游泳或到附近的名勝古蹟遊覽，還到聯隊參觀，到軍官食堂和旅團長未松茂治家聚餐。過了一個星期之後，他才鬼鬼祟祟地對我講：
「回到天津，請轉告令兄，別看張學良在東北為所欲為，不久中國東北也許會發生什麼事情。令兄是大有前途的，希望他多保重，等待時機的到來。」
聽到他這種耐人尋味的話，又想到當時中日之間的微妙關係，我也意識到「良機將至」。7月10日，我回到天津後很快把這「喜訊」告訴了哥哥溥儀。大約就在這個時期前後，一個名叫西協的同學曾問到我關於東北前途的看法。我說：「我想我的哥哥溥儀這次准能出來，『東三省』可能脫離南京國民政府而完全獨立，說不定能成為一個新『滿蒙國家』。你如不信，請往後看好了。」說話時洋洋自得，大有驕矜之色。
1931年7月29日，我正在假期中，日籍華族水野勝邦訪問溥儀，當時我和鄭孝胥在座。告別時，走到門口，水野勝邦送給溥儀一把扇子，扇子上的題字是：
「天，不可空勾踐；時，不可無范蠡。」
我和水野子爵在日本時是早就認識的，他要送扇子給溥儀的事也向我提起過。溥儀收到扇子後問我這兩句話怎麼講？我後來寫信告訴他：春秋戰國時期，吳王夫差滅了越國；越王勾踐被夫差所俘，臥薪嘗膽，後來同忠臣范蠡等同心協力，滅了吳國，恢復越國。在日本引用這兩句的典故是：1331年日本後醍醐天皇為滅掉鎌倉幕府而舉兵，因戰敗被幕府所俘，隨即被流放到日本海的隱岐島。流放途中，天皇在日本的中國美作地方的一個院子裡休息時，一位名叫兒島高德的忠臣就把這兩句刻在院中的一棵櫻花樹幹上，鼓勵天皇要學習中國的勾踐，為恢復故土而奮鬥。後來這位天皇在很多「范蠡」式的忠臣輔助下，終於消滅了幕府，回到京都。這個日本故事名叫「建武之中興」。
吉岡的話、水野的扇子，都給溥儀以啟示，使他等待著復辟清朝機會的到來。不久，震憾人心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了。在溥儀和我來說，這是意料中的事，心裡都在盤算著下一步的行動。就是在此時，溥儀經過一系列準備，在日本人和鄭孝胥等人的協助下，潛往東北，當上了偽滿洲國的執政。這是在1932 年2月23日。從這天起，苦難的東北完全變成了殖民地，三千萬同胞沉淪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
十二 一件羞愧的事——歡送侵略中國的日軍出征
那時候，我還在學習院學習。有一件事，每一憶及，就使我感到十分羞愧。那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以後，當時東京幾乎每日都有滿載兵士的兵車開往我國東北。在反動統治者的欺騙宣傳下，日本的市民學生如醉如痴地到各站去歡送這些遠征中國的侵略軍隊，揮舞著日本國旗，狂呼：「萬歲！」 當然學習院的學生也要參加歡送的。有一天，有一列兵車從學校附近的月白車站出發，日本學生拉我一同到車站去歡送。我當時尚有一絲良心未泯，總覺得不好意思參加，就拒絕了，並連聲說：「我是中國人，怎能到兵站去歡送打中國的日本兵呢？」日本學生七嘴八舌地反駁我說：「你是滿洲人，漢人是你們的仇人，我們去東北是討伐壓在你們滿洲人頭上的張氏軍閥。你去歡送有什麼關係呢？」我聽了尋思了一會兒，就雜在日本同學之中，去歡送屠殺自己祖國同胞的劊子手了。事後憶及，悔恨不已。
十三 傀儡政權中的溥儀
在溥儀爬上偽滿傀儡寶座之後，我國的留日學生中絕大多數人義憤填膺，有的退學回國參加抗日活動，有的在日本開展宣傳工作。我在學習院中因為有時報紙登載我的照片，發表有關我的消息，院裡的老師和同學都對我刮目相看，我也難免得意忘形，白以為是個了不起的人物。這時負責我們留學生活的武田秀三為我們擔心，怕我和郭布羅·潤麒兩人因為身分的暴露，安全沒有保證，「金秉藩」和「郭繼英」這兩個假名已不保險，索性換個日本人的名字吧。於是我改名「清水次雄」，「清水」的「清」意味著清朝的「清」字，「次雄」則是我原有的號。郭布羅·潤麒改名「清水武雄」，「武雄」之武是志願當軍人的意思。
1932年夏季，第二次暑假時我又回國休假。不過這次不是回到北平和天津，而是回到日軍鐵蹄蹂躪下的偽滿「首都」新京（即長春）。這次回國與往日大不相同，沿途備受優待，有人呼我「御弟」，有人則叫我「殿下」。到了瀋陽，我因在日本留學，已經學會每到一地必須先拜會當地日本的權威人物，就先去拜訪了日本的關東軍司令本庄繁。他是個身材不高，滿臉微笑，官氣甚深的人。他見了我們，略作寒暄之後，就讓副官陪我們到「柳條溝」和北大營去察看日寇的 「戰績」。我在日本時，武田秀三曾告訴我，北大營一帶有不少戰死的日本人的墓標，如經過那裡，可向墓標行禮默哀致敬，日本軍人會受到感動的。我就乖乖地遵命行事，果然得到陪行軍官的讚許，他們說：「將來滿洲國正需要像您這樣的人。」
在瀋陽滯留兩天之後，我便到了偽首都新京（長春）。到站之後，看見從車站到偽執政府，沿途布滿了中國兵的崗哨，「新貴」和「遺老」們也都到站歡迎我，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的隆重待遇。當時我心裡一酸，幾乎掉下淚來。到了偽執政府，見到了溥儀。出乎我的意外，他並不怎麼高興。他面色陰沉地對我說：「他們曾有推我當大總統的話，我不樂意。現在雖當上『執政』，已和他們約定好，先作一年看看再說……」我明白溥儀的意思，溥儀和我都是執意要恢復帝制、振興清朝的。如今不當皇帝，卻當個什麼大總統，這有何意義呢？我說：「我認為與其當大總統，不如當執政。」因為由皇帝而當大總統，這有失身分。溥儀也有同感。我倆正說著話，直接操縱溥儀的關東軍代理人上角利一笑嘻嘻地走來對溥儀說：「剛才關東軍對閣下提出抗議。閣下派武裝兵到車站，是違反武裝人員不得入附屬地的協定的。請閣下今後嚴加注意，不要再這樣作……」溥儀聽罷，嗒然變色，不得不表示了歉意。原來溥儀為了給我裝飾場面，把臨時拼湊而成的「翊衛軍」（即偽禁衛隊的前身）派到車站一帶作為警戒，不料卻違反了關東軍的規定，因而受到侮辱。我覺得他很可憐，同時也對關東軍的驕橫態度感到憤慨，心中真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這次回家度假，還有兩個學習院的同學同行，和我一起來到長春參觀遊覽。他們進出執政府，都能受到「翊衛軍」和「護軍」門崗的敬禮，嘗過「執政御廚」的精美飯菜，他們回到日本以後，對我的環境和地位都艷羨不止。他們哪裡知道在這種生活之後的難言之隱呢？有一次我們站在偽執政府的樓門口，看到兩輛滿載武裝日本兵的卡車，一前一後保衛著日本守備隊司令官森連中將，如入無人之境地闖進來。有一個親戚悄悄地對我說：「英國對於殖民地的態度就是如此。」還有，凡是日本軍官到來，溥儀總是隨到隨見。甚至有一次日本的校級軍官帶著朋友來參觀「執政」的大客廳並撫摸「執政專用雕椅」。來時既未通知溥儀，也不辦任何手續，便直接找溥儀的傭人吳長鳴要鑰匙開門，吳也沒有告訴溥儀便開門延入。溥儀當時對日本「客人」敢怒而不敢言。在「客人」走後，便把滿腹悶氣泄在吳的身上，大發了一通脾氣。我當時在旁看著，不禁覺得現在溥儀這種傀儡生活既不能和在北京紫禁城裡的小朝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在天津做「關門皇帝」時相比。這是一種什麼樣的生活呀！我感到惶惑。
我在長春住了約20天之後，便回到日本學習院繼續求學。1933年3月，我和潤麒一起畢業於學習院高等科。隨後在日本軍隊實習服役四個月，便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本科學習軍事，開始了我的軍校生活。
十四 市谷台二號的軍校生活
我終於來到朝思暮想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那年我已經26歲。
日本的軍校原則上只培養日本本國的青年。軍校課程分預科和本科兩種。預科的招收對象是小學畢業和中學四年以上畢業的十六、七歲的日本人，他們在預科里接受兩年軍人初級教育，然後給每人確定兵種並分配到部隊中實習服役半年之後，再進入軍校本科深造。對外國軍事留學生來說，只接收中華民國的學生，他們必須在國內進行完預備訓練，到日本只進行本科訓練，但不能同日本學生一起訓練，而是單獨訓練。中華民國的留學生必須由中國政府推薦。對我來說，情況就不同了，我不能同中華民國的留學生編在一起受訓，我是在日本貴族子弟學習的學習院內畢業，由偽滿洲國推薦來日本軍校本科學習的。我跳過了預科學習，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我的年齡比較大，不能再按部就班地學完預科再學本科，同時偽滿洲國已經成立，眼下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作為偽滿洲國「獨立」國家的軍隊，培養下級軍官就成了當務之急。
由偽滿洲國推薦和我一起來到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的將校候補生有11名。他們都是與愛新覺羅家族有關係的人，除了我和潤麒外，還有溥佳（我的叔伯兄弟）、張梃（清末湖北提督張彪之子）、馬驥良（熙洽的外甥）、毓峻（我的侄子）、裕哲（遠房本家）、趙國圻（貴福之子）、孫文思（孫其昌的侄子）、祁繼忠（溥儀的心腹傭人）等，共11人。我們這些來自偽滿洲國的將校候補生由於有「日滿一體」的精神可以和日本的候補生同吃、同住、同受教育。對我們這些人來說，論體力，不如日本人，又從未受過軍人基礎知識的訓練，跳過預科，一下子就進入本科，有的人語言還不過關，真要在陸軍士官學校里按照日本人的要求來進行學習是很困難的。和我同時進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的裕哲就因體力虛弱經受不起本科繁重的軍事訓練，兩個月後就退學了。聽說退學以後不久就病死了。對我來說，我個子比較瘦小，年齡又大了些，怎能經受得起這個艱苦的訓練呢？但我想起我要幫助哥哥溥儀早日復活大清帝國，「復辟清朝」這個強烈的願望使我咬著牙去自覺經受軍校生活的磨鍊，盡最大努力來掌握軍校本科的所有課程。我要當個軍人，只有軍人才能完成恢復清朝的「神聖」任務。於是我就開始了位於市谷台二號像地獄一般的陸軍士官學校的軍窗生活。
十五 列隊·獨木橋·野外實習
我們這一期候補生是軍校的第47期。每期學員360名，分兩個中隊，每個中隊分6個分隊，每個分隊30人。在入校開學典禮之後，我的分隊長三林定一中尉就在分隊裡面向大家介紹了我，告訴大家我是滿洲國皇帝的弟弟，為了學習日本陸軍的優良傳統來到這裡，大家不要對我有半點特殊的照顧。這也逼著我只能在這裡刻苦學習，放棄在武田秀三家那種養尊處優的生活了。
在軍校過的是一種刻板的生活。
5:30 起床，集合。整理寢室。
6:30 早餐，10分鐘吃完飯，解手。
7:10 早自習
8:20—11:30 上課（有10分鐘課間休息）
12:00—13:00 午餐
13:00—16:00 上課
16:00—17:00 運動
17:00—18:00 自由活動
18:00—19:00 晚餐，號令練習。
19:00—19:30 洗澡
19:30—21:00 晚自習
21:00 睡覺
在一天的生活里，首先讓我感到頭疼的是起床集合。清晨5:30（冬天是6:00）起床軍號一響，我們馬上就得飛快地穿好衣服，戴上軍帽，爬上三樓屋頂去列隊集合，甚至一邊穿衣一邊向三樓屋頂衝去，那狹窄的樓梯就成了我們爭先恐後衝鋒向前的通道。到達三樓屋頂後各分隊迅速站好，點完名然後向值周軍官報告列隊完畢，看哪個分隊先集合好。各分隊之間有這種競爭，各中隊之間也有這種競爭。因為在各個樓房的屋頂上，彼此都能看得見對方的列隊情況。我動作本來遲緩，實在跟不上這樣緊張快速的節奏，所以常常遲到，影響了分隊的名次。為了不影響集體，我常常提前10分鐘起床，悄悄地穿好衣服在那裡等著。只等起床軍號一響，就第一個沖向三樓。我這樣做，要是換個日本學生，早就被別人恥笑了。因為是我，大家也就原諒了。我是個要面子的人，不願意讓別人來原諒，就想方設法來提高自己的速度。起床軍號一響，一軲轆就下床，爬樓梯時一步跨兩個階梯。在四個月之後，我終於同其他士官候補生一樣能夠按時跑到樓頂列隊集合，不拖大家後腿。大家感到我是個要強的人，我自己也高興。
我的飲食習慣也完全改變了。過去在武田秀三家吃的是山珍海味，現在可完全是粗茶淡飯了。早飯吃小麥飯、醬油湯、一個雞蛋和一點鹹菜。起初實在難以下咽，只好剩下。後來由於軍訓量愈來愈大，消耗體力過多，不吃東西實在覺得餓，即使是臭咸蘿蔔這樣的小菜，也都吃得津津有味，一掃而光。
由於鍛煉的活動量太大，在上課的時候、晚自習的時候，很多士官候補生難免打瞌睡，我也是一樣。不過一想起我肩負著恢復清朝的「神聖」任務，我又打起精神堅持學習。
學習軍事科學，什麼「戰術課程」、「兵器學」、「築城學」，對我來說都是胡裡胡塗，既枯燥無味，也確實難懂。更苦的是上操練課，我歪七邪八地背著背包，又是個近視眼，進行列兵訓練時不是走不整齊，就是摔筋斗。我也指揮過大家行走，因不會喊口令，把大家指揮得無所適從。我也當過隊長，帶領大家衝鋒陷陣，我雖然身先士卒地沖了上去，但把這支隊伍帶到哪裡去？進行什麼樣的戰鬥？大家跟著我，全都莫名其妙。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即我在進行上述活動時都極其認真，所以同學們跟著我這樣胡塗地訓練，也無怨言。
應該說最讓我發愁的是上軍事體操課。那些難度很大的驚險動作，對我這個體質不強的人來說確是道難關。例如過獨木橋，橋高5米，長20米，寬 30厘米，往上通過時必須伸開兩臂，眼向前看，一步一步地掌握著平衡往前走。我第一次走獨木橋時，三林分隊長擔心地問我：「候補生溥傑，你行嗎？」
「行，沒關係！」
說著我張開雙臂就往前走。剛走一步，由於歪歪扭扭，下面看著的同學就叫起來：「小心！危險！」
我是個近視眼，腳步容易踩空，確實是有危險的。大家一叫喊，三林分隊長就不讓我走了。
我想：「日本人能做到的，為什麼我這個中國人就做不到呢？我要當個軍人，就應該做到。」我堅持練下去。半年之後，我終於可以在獨木橋上慢慢地走了過去。
「溥傑，真是好樣的！」
分隊長和同學們都這樣說。我也為我在陸軍士官學校的學業成就而高興。
我雖然咬著牙完成了走獨木橋這樣的訓練，但畢竟體力差，對那些野營演習，荷槍實彈全副武裝長距離的行軍還是感到吃不消，幾乎是掙扎著來完成的。我身高1.64米，三八式步槍長1.695米，加上刺刀，還要更長一些。我人還沒有槍高。我體重只有50公斤，還要背個重15公斤左右的大背囊（裡面有糧食等物），一口氣跑2公里，確實累得夠嗆。有一次在神戶附近搞實戰演習，我扛著槍，背著背包氣喘吁吁的跑著，老百姓在路旁看熱鬧，看見我狼狽不堪的樣子，忍不住笑了起來，對我說：「你還不快去，要打敗仗了。」我是個近視眼，下著雨，穿了雨衣去作搜索演習，看不清路，掉在一個2米見方1米多深的化糞池裡。幸而別人把我拉了上來，領我到附近一個壓水池邊沖了沖，穿著一身濕衣服還得往前走。有一次在日本茨城縣太田地區附近進行現場測繪圖演習，不小心掉進田邊的溝里，把腳挫傷了。後來是在同學幫助下帶傷完成了現場測繪圖的
最危險的一次是1933年夏季，即我們到軍校後半年，隊伍在富士山畔進行大演習，分兩路沿著山溝到一處集合。那天早晨下著雨，我們全副武裝一口氣跑4公里。跑到目的地時，都累得躺倒了，有8人死亡，我也累病了。老天爺保佑，我沒有死。這次沉痛的教訓已經記在日本的軍事史上。
十六 畢業前後
1934年9月，吉岡安直中佐由關東軍轉到陸軍士官學校任本科的戰術教官，他又來到我的身邊。他講述軍制學。可他講的不光是軍制學，還向我們講「九·一八」事變的實戰情況。有一次在日本群馬縣高崎地區附近進行實地戰術講課時，吉岡就把「九·一八」的戰術訓練搬過來進行模擬講課。他有意識地對我提出各種問題要我回答，讓我站在日本的立場上完全同意這次侵略，而且以一個偽滿洲國的軍人身分來主動表示同關東軍親善合作。那天，在場的日本同學也意識到吉岡是在向我進行專門教育。不久，吉岡就離任回到了關東軍本部。在臨走以前，他對我說：「我要去當關東軍和你哥哥之間的聯絡員了。從前很多人做過這個工作，都做不長。我去以後，希望能在關東軍內單獨另有個名義。我和你哥哥是老朋友了，希望你能和你哥哥講一下，我到長春以後，他能為我專門準備一間辦公室。」我把他的話告訴了溥儀，溥儀當然照辦。從那時起，他就挾關東軍以制溥儀，同時又以溥儀的關係向關東軍講價錢藉以鞏固他的地位。
在市谷台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日日夜夜裡，我覺得我身上逐漸增長了軍人氣質，而且我也逐漸意識到「恢復清朝」恐怕是件渺茫的事了，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旨在扶植偽滿洲國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他們不是要恢復那個已經被推翻了而且逐漸被人遺忘了的清朝。
1934年3月1日，偽滿洲國實現了帝制，溥儀登基當上了皇帝，年號「康德」。那時我已進入本科半年。分隊的同學們從軍需小賣部里買了點心來為我祝賀，大家高呼：「為祝賀帝政乾杯！溥傑候補生名符其實地成了皇弟了，努力奮鬥吧！」
我這個本來比較羞澀的人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勇氣，竟非常順口地回答了大家：「家兄托大家的福，成為滿洲國皇帝，謝謝諸位！」
說著，學日本人的禮貌，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1934年8月，我被特許回到中國新京（長春）去看望哥哥溥儀。那一次父親醇親王府全家也來到了新京。溥儀為此舉行隆重的宴會。宴會到達高潮時，我根據溥儀的布置，一方面也是出於內心地高舉酒杯站起來高呼：
「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我不知道哪裡來的勁頭，竟那麼勇敢地喊了起來。在座的人也都站了起來三呼「萬歲」，聲震屋宇。大家仿佛又回到了故宮的太和殿里，迷迷糊糊地實現了復辟夢。只有溥儀和我是清醒的，知道朝思暮想的「復辟清朝」已經是不可能的了，要做皇帝，只有當偽滿洲國的康德皇帝。所以我在喊口號時就沒有喊「大清皇帝萬歲」，只是籠統地喊「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1935年6月末，我結束了在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習生涯，宣告畢業。和我一起赴市谷台學習的11名偽滿洲國士官候補生，畢業時只剩下8名，有3個人或退學或死亡。
畢業式是在日本天皇面前舉行的。我雖然有些項目學得很吃力，但確屬努力，仍以「成績優秀」獲得了日本陸軍大臣贈送的一塊銀表，偽滿洲國大使送給我一把軍刀。
我畢業後被提為陸軍上士，並作為見習士官到日本宇都宮的步兵第五十九連隊（團）赴任。從那裡我又獲得了偽陸軍中尉的資格到長春去見溥儀。我發現他從當上皇帝以後，變得更頹唐了，除了固定接見日本關東軍司令官、參謀長、偽國務總理和偽參議府議長以及自己的家屬外，誰也不見。他每天只在公文上籤個 「可」字，連內容都不看，甚至有時坐在恭桶上，由「當差的」拿過成疊的公文、毛筆和墨盒來簽「可」字。
我們這批新畢業回來的軍官，又赴瀋陽，在偽中央陸軍訓練處當了一個月的見習軍官，然後我被派往長春偽禁衛步兵團當排長。這個團的任務，就是專門保衛傀儡皇帝溥儀。
十七 我之所以挑選嵯峨浩作為妻子的由來
1937年我從偽滿禁衛步兵團的崗位上又到日本千葉步兵學校去學習。那年我30歲。這時日本關東軍開始為我挑選妻子，因為當時所謂清朝直系愛新覺羅皇族的正統繼承人，一般認為只有溥儀和我兩人。溥儀作為偽滿洲國的皇帝，除了已有皇后婉容還有其他妃子，可是還沒有太子可以作為皇位的後繼者。因此，關東軍便想為我在日本婦女中物色一位對象，以便將來如果因為溥儀無嗣需要我繼任皇位的話，這種特定的婚姻關係便可以強化「日滿一體」。那時我的正式身分是陸軍中尉，雖沒有封王，但是因為我是偽滿洲國皇帝的御弟，同時按照日本軍國主義者的陰謀，這項秘密選擇配偶的工作便成了他們的當務之急。最理想的方法是選一個日本皇族的王女和我結婚，但這是做不到的，因為要把皇族的王女嫁給我，必須首先修改日本皇室的法典，於是就只好在日本的公卿華族小姐中選擇。主持這項工作的是關東軍司令本庄大將。非常熱心地奔波這件事的是吉岡安直中佐。他們從很多華族姑娘的照片中選中了當時日本侯爵嵯峨公勝的孫女嵯峨浩。嵯峨家族在公卿中是僅次於五攝家、九清華的名門豪族。浩的曾祖父正親町三條對明治維新有功，被授予侯爵爵位。浩的祖母南加子是明治天皇生母中山一位局的同胞兄弟、宮內侍從中山忠光卿的獨生女兒，所以浩的家庭和宮中關係是非常密切的。據說在當時浩的家裡面對這樁突如其來的婚姻大事也曾感到驚慌失措。後來浩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在吉岡等人的籌劃下和我見了面。
沒有想到我和浩一見鍾情，我同意嵯峨浩作為我的妻子。本來這是一樁由日本關東軍精心策劃和一手包辦的婚姻，卻造就了我們這一對一生患難與共、休戚相關的恩愛夫妻。幾十年來，我們兩人常常嗟嘆是誰使我們走到一起而永不分離呢？感到不可思議。總之，不管怎麼樣，我和浩的結合，不能否認，她為我帶來了不少幸福，我也不能忘記，我這坎坷的前半生給她帶來了一連串的痛苦。我和她的結合，在我現在回憶起來，我是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需要說明一點的就是溥儀知道日本關東軍對我的這一陰謀後，感到非常不安，於是他就從滿族中另選了一位姑娘要我娶她為妻，企圖抵制關東軍的陰謀。當然他是抗拒不過的。最後我們都順從了日方。後來，我為了表明自己願意和浩結婚，曾經向溥儀寫信說明我們結婚以後的情況：
浩對於家中諸事，事無巨細，皆親自操作。甚至蓬首敝衣，收拾一切。傑不在家時，自以簡單食物果腹。傑歸時，將撙節之餘，豐饌為餉。誠傑有生以來初嘗到此種家庭之幸福也。
以前說過，我已於17歲時和唐怡瑩結了婚，我倆感情不好，是一對名不符實的夫妻。這件事也由吉岡中佐出面，替我和唐怡瑩辦了離婚手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