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江清文錄 · 屈原
引言
屈原是最早出現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詩人。他生活在戰國時代的楚國，離開我們有二千三百年了。他好比遙遠的天空里的一顆巨星，放射出神奇燦爛的、永恆的光輝，光亮了祖國的詩壇。
在屈原以前，我們還有詩的更早的傳統。《詩經》是一部無可比價的古代詩歌的寶庫，收集了從公元前一千年到前六百年左右的周文化全盛時期的詩。那裡面有宗教祭歌，有情歌，有政治詩，有農民、戰士的歌唱，內容異常豐富。祖國文化的悠久，值得我們讚嘆，值得我們熱愛。可是幾乎全部都沒有作者姓名。在那個時期，詩是社會的、公共的產物，還沒有個別的大作家興起。
從春秋到戰國，周文化衰落了，結合著禮教和音樂而歌唱的詩也消沉了。在北方中原各國發達了散文。惟獨在原先是文化落後的楚國，突然有幾位詩人起來，他們傳遞了詩歌的火焰。他們都是個別的作家，他們所寫的是長篇巨製稱為「賦」或「楚辭」的東西，其實就是楚聲楚調的長詩。其中屈原是開創者，也是最傑出的詩人。
漢水、長江流域的優秀民歌啟發了詩人的創作。楚國特有的宗教、古代神話、神仙傳說、歷史傳說都做了詩人的題材。屈原曾經向中原的經典學習，獲得了運用文字的熟練的技巧，組織進南國的方言，改革了《詩經》的體制，擴大了詩的語彙。他博學多能，有進步的政治觀和歷史觀，有哲學思想，他從楚國原有的宗教詩歌的基礎上向前推進，發展了政治詩和抒情詩。向來不曾為周民族所征服的荊楚民族，自己建立了一個強大的王國，有好幾百年的歷史了，到這時找到了它的代表詩人來宣洩它的文化蓄積。屈原是楚民族文化的優秀代表；他是楚民族的靈魂。
他不但是詩人而且是有遠見的政治家。他生在楚國由極強大走向衰亡的歷史的轉折點上；為著民族的存亡，他的一生和貴族黨人作了堅強不屈的鬥爭。他被迫害，被放逐而自殺。他的堅貞不屈的人格貫注在詩篇里，使人興奮，使人嗟嘆，使人景仰。我們在二千三百年以前，有像屈原那樣的一位詩人是值得我們驕傲的。
為歷史材料所限制，對於這位詩人的一生，我們也只能知道個大略。後面的敘述是依據司馬遷《史記》里的《屈原傳》，參照楚國的史料和屈原的可信的詩篇整理出來的。學者們意見分歧不曾解決的問題很多，這裡所寫大概按照筆者自己的研究和推測，不可避免地有些是主觀的判斷，留待學者們指正。
一
屈原姓屈，名平，字原。照古人的習慣，名和字是相應的，高的平地叫做原，所以他名平而字原。《史記》上說，他是楚王的同姓；楚王姓熊，他姓屈，怎樣說是同姓呢？原來屈氏的始祖屈瑕是楚武王熊通的兒子（或者侄兒），稱為莫敖王子的，他有一塊封地在屈，屈本來是地名，後來便作為這一支王族分支的姓氏了。在古代，姓和氏是有分別的，嚴格說來，屈是氏而不是姓，熊也是氏而不是姓，論姓，他們都姓羋（音米）。
史書上說，楚是羋姓之國，意思是統治楚國人民的王族姓羋。歷代相傳的楚王都稱熊氏，熊是王室的氏。在王室周圍有許多王族的分支，對王室有或近或遠的血緣關係，叫做「公族」，屈氏是楚國公族之一。
據古史傳說，羋姓是祝融氏部落的八姓之一，他們的老根據地在河南鄭地，所以原來也是中原的一個氏族。遠在西周以前，這氏族被追南徙，沿著漢水，到了湖北，他們開發了蠻夷之區，在生活上也同化於蠻夷。這一帶的蠻夷，周人稱之為荊蠻。楚的開國主熊繹就是荊蠻中間的羋姓君長，據說他曾經受過周成王的冊封，在名義上承認了周的宗主權，其實是獨立的。當初周人滅商，也只統一了北方中原之地，對於漢水、長江流域，力量有所不及。到周昭王起了侵略野心，大舉南征，曾經引起了荊蠻、徐夷、淮夷這幾個民族的聯合反抗，昭王兵敗，死在漢水。熊繹的後代熊渠，當周夷王時，吞併了江漢間的許多小國，占有今湖北全省之地。周宣王命召虎南征，楚國又被壓迫；到周室東遷，楚又強大。在春秋初年，楚主熊通稱王，就是楚武王，統治荊蠻民族的全部，建都於郢（今湖北江陵縣）。從春秋到戰國，楚愈來愈強大，消滅了周人在南方所建立的許多國家的統治政權，統一了漢水、長江流域，成為南方唯一的大國。到屈原時代，楚國已經有七百年的歷史。
莫敖王子死後，歷代的楚王就屈氏門中立一人做莫敖，繼承爵位。打開楚國歷史來看，屈姓的名人很多，如屈重、屈完、屈建、屈盪、屈巫等，或為莫敖，或為大夫，都在春秋時代。直到戰國，屈氏的子孫興盛，和昭氏、景氏並稱公族中的三大姓。
屈原的父親名叫伯庸（見《離騷》詩），他不像有政治地位，家庭也貧窮。因為屈原自己在《惜誦》詩里說過：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
我們對於《惜誦》那篇詩，看不出有偽作的成分，所以相信屈原是個貧賤出身的人。有人認為屈原是貴族，這是把公族和貴族混為一談。固然多數貴族是公族，楚國的政權向來操在王子王孫和同姓宗親手裡，但是也還有別姓而有封爵的，所以貴族不等於公族。同時公族也不全是貴族，即以屈族而論，從屈瑕到屈原已經有五百年，子孫繁衍，不知道有多少人家，其中自然有貴顯的，也有貧賤的。貧是經濟上的貧窮，賤是政治地位的卑微。屈原的父、祖如果曾經服役於王室，可能只在卑微的職司。因此，照我們的判斷，屈原除了他的姓是貴姓，他的家庭出身是同於平民的。至少他是出身於一個沒落了很久的貴族家庭的。因此，我們也可以懂得他在《離騷》詩里把自己比做傅說、呂望、寧戚那班出身貧賤的賢臣，並非不合於他的身份了。
楚國的政治是貴族政治。在楚悼王時，政治改革家吳起到了楚國，他認為楚國的政治壞在貴族腐朽，官爵太濫，公族的給養費用太大，提出了改革的計劃：要使封君的子孫，「三世而收爵祿」，就是說，爵位只給到第三代為止；要「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要「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鬥之士」。悼王信任了他，一度實行新政，收到很好的效果。當時還使好些貴族遠徙到地廣人稀的地區去開發生產。結果貴族們痛恨吳起，到悼王一死，便圍攻他，把他殺了。從這裡可以知道，楚國的公族人家是由朝廷給予經濟給養的，而疏遠的曾經一度被汰削。屈原出身於貧窮的家庭，因此他富於平民思想，他接近人民。同時，他到底是公族子弟，是羋姓子孫，他是要對於王室盡忠忱的。他同楚懷王的關係不過是五百年前共一家，並不是親近的宗室。他受楚懷王的特殊寵愛，是遭到專權的貴族們的嫉視和抑制的，他堅決和他們作鬥爭。這一切都可以從他的階級成分得到解釋。
屈原生於公元前三四〇年左右，至今學者之間還沒有定論。本文作者想貢獻一個最近研究的結論，略去詳密的考據和推算，只作簡要的解釋。《離騷》詩的開始說：
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
這兩句啞謎似的句子包含了詩人的生年、月、日。詩人的意思是說：「我生在攝提格之年，孟陬之月，庚寅之日。」「孟陬」是夏曆正月，「攝提格」是歲星紀年的名稱。歲星就是木星，一名攝提。原來戰國時代，還沒有用干支來紀年的，那時的天文占星家有一種奇特的習慣，他們觀察木星在天空中的位置拿來做紀年之用。木星在星空中繞行一周，約需十二整年，如果今年在正月和太陽交會，明年便在二月，十二年後又回到正月。他們把木星在正月里和太陽交會的那一年叫做「攝提格」，我們可以把它翻譯做「正年」，「格」的意義是「正」。所以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庚寅日。根據古代天文和曆法的推算，他應該生在楚威王元年正月十四日庚寅，即公元前三三九年陽曆二月二十三日。
木星是行星中間最明亮的一顆，古人把它稱為歲星，並且看做尊貴的天神所憑依，歲星所照臨的地域（「分野」），五穀豐登，歲星所照臨的月份也是吉月。楚國的宗教是原始巫教發展提高的，楚王族自認為顓頊帝和司天文官職的重黎氏之後，所以也最敬重天神。屈原生在正年正月，得天文之正，是吉利的，因而他的父親給他取名叫「平」，平的意義就是「正」。《離騷》：「名余曰正則兮」，說明他父親命名的意義。而屈原一生也把「平正有則」「守正不阿」的精神作為立身處世的規律。
屈原的出生地點是楚國的都城，郢。西漢的楚辭家東方朔曾說：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野。（《七諫》）
「國」指國都，就是郢。屈原也把郢作為故鄉，他在被放逐離郢時候說，「去故鄉而就遠兮」「發郢都而去閭兮」「去終古之所居兮」，在那首《哀郢》詩里有三個地方指明了這事實。所以許多人認為他是湖北秭歸縣人，那是不可靠的，是後來的附會（始於北魏時人所作的《水經注》）。我們知道當時公族以屈、景、昭三姓為盛，稱為「三閭」，既稱為閭，必有閭里，他們的居處應該在郢都，或在城裡，或在郊外。以屈原的文學成就來說，他不生長在文化中心的郢都是難以想像的。屈氏始祖屈瑕的封地屈，不知在什麼地方，不過自從武王、文王經營郢都以後，用情理來推測，那些王族的分支都搬到都城來居住了。
楚國自從春秋時代的成王、莊王開始，和中原交通，吸取中原的文化，已經不是蠻夷之邦了。屈原和孟子、惠施同時，那時候書籍流通，郢都是南方的文化中心。在閭里鄉黨裡面，應該有宗廟，有教育公族子弟的學校（也許就在宗廟裡面），我們可以想像幼年的屈原就在那裡受教育，獲得文化知識。從他後來的文學表現來看，他在早年必定在語言文字上用過很深的功夫。他的志氣不凡，他也佩服古代特立獨行的賢人：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行此伯夷，置以為像兮。（《橘頌》）
他喜歡別致的服色，佩著一柄長劍，戴著一頂高冠：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巍。（《涉江》）
這佩劍、高冠不像貧賤子弟的服飾，或者是古老的屈族的徽征，表示莫敖王子的後代，有顯揚祖德的意義吧。
此外，他特別愛好花草。他住過郊外的原野。在郢都附近，靠著長江，有許多湖沼洲渚，「蘭皋」「椒丘」，是少年詩人喜歡漫遊的地方。後來他爬上政治舞台，到不得意時，還很想回來隱居：
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離騷》）
他對於植物的知識非常豐富；蘭花、蕙花、申椒、菌桂、江蘺、辟芷、木蘭、杜若之類的芳香植物是他特殊愛好的。那些東西在楚人的宗教里是用來歆獻神明的，他喜歡這些是敬愛它們聖潔的品德。這些南國原澤的特產，在他的詩里出現得非常之多，結合詩人的愛國熱情，他歌唱、讚美祖國的草木。
二
公族子弟得到王家的特殊教養，原來是要為王家服務的。尤其像屈原那樣的優秀分子，由於才能的傑出，不久便被選拔了上去。他的才能，第一是「博聞強識」，知道的東西多，記憶力強；第二是「明於治亂」，懂得政治原理，有政治眼光；第三是「嫻於辭令」，擅長文學修辭和外交語言。其時楚懷王熊槐在位，屈原在二十四五歲上，便任了「左徒」之職，位在大夫之列。這是一個高級文官，好像是王室的秘書長。由於懷王的特殊信任，他在內里起草法令，參議國家大事；出外宣布號令，接待外交賓客。他對於楚王有知遇之感，抱著無比的忠忱，幻想著遠大的政治前途。
當時戰國七雄，爭城掠地，互相侵伐，無間斷地在戰爭漩渦中。北方以齊、秦為強，南方以楚國為大。自從威王擊破了越國以後，楚的疆域，西起長江三峽，東到東海；北邊伸進到陝西、河南、山東的南部，南邊有洞庭、鄱陽兩湖之地。當初周人在南方所封建的許多國家，都已被楚人所覆滅。廣大的人民就是當初強烈反抗大周民族主義的荊蠻、徐夷、淮夷等少數民族和商朝滅亡以後往南逃竄的商朝遺民，經過了六七百年，在羋姓王朝的統治下，融合成為一個大楚民族。他們早已從奴隸社會進到了封建社會，生產力得到解放和提高。長江流域的土地是肥沃的，物產是豐富的，吳起曾經說過一句話：「楚國地多而民少」，如果統治者沒有侵略的野心，這樣一個國家是可以康樂自足的。當時的國防力量，有「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所以當屈原跑上政治舞台，正是楚國強大，大有可為之時；他高瞻遠矚，自有一番抱負。
第一，他反對窮兵黷武的侵略戰爭。他要引導楚王修明內政，任用賢能，效法古代聖王的「王道」政治。他說：
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猖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
湯禹儼而祗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離騷》）
這是儒家一派的政治理論；雖然和孟子一樣，他是唯心論者，處在兇惡殘暴的混戰混殺的時代里，勸導國君修德息爭，是符合於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的。
第二，為了掃除弊政，他主張法治。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惜往日》）
第三，當時秦國最強，尤其有侵略的野心。楚威王曾經加入「合縱」聯盟，以阻遏秦國。到了懷王即位，忽而伐魏、伐齊，忽而做六國盟長，沒有固定的外交策略。秦惠王用張儀為相，決心要破壞六國聯盟，並且派兵攻下了蜀國，在西邊和北邊兩面威脅楚國。屈原是堅決主張和齊、魏聯好以抵制秦國的；惟有這樣，才可以保障楚國的安全。
這三點都很正大。懷王一朝是楚民族興亡、成敗的轉折點，關係重大。可惜屈原空有遠大的政治理想，敏銳的政治眼光，他得到懷王的信任，時期極短。他遭到同僚的嫉妒，貴族黨人的仇視，敵國間諜的離間，終於被迫去職了。
《史記》上記載這樣一件故事：有一位上官大夫妒忌屈原的才能，要奪取他的草稿，屈原不肯給他，他在懷王面前進了讒言，激起懷王的憤怒，把屈原疏遠不用了。事實怕不是這樣簡單的，論屈原的才能和地位，未必就為了一件事情便站立不住；當時尖銳的鬥爭存在於他和「黨人」之間。他說，「眾女嫉余之娥眉兮」，可知仇視他的不止一人。他要求國王修明法度，任用賢能，必定要和當權的貴族衝突。他所說的「黨人」，就是指當時貪婪專權的貴族和國王左右的佞臣那內外勾結的一黨。當時公族三姓之中，要數楚昭王之後的昭氏，對王室親近，權勢也最盛；在宣王朝有煊赫一世的昭奚恤，在懷王初年總攬軍政大權的是上柱國令尹昭陽，和屈原同朝的有昭睢、昭過、昭鼠等。公族中間的宗派主義是存在著的，照我們推測，排擊屈原最利害的就是昭氏貴黨。到秦國派張儀來楚，施用離間計，昭睢和張儀密切勾結，對立的形勢更其顯然。張儀來楚，在公元前三一三年，這時屈原年二十七歲，懷王用張儀為相，決定聯秦，屈原必定不安於位；所以他做左徒，前後不過兩三年。
懷王聽信張儀，說和齊絕交以後，秦國願送給他商於之地六百里，決定斷絕齊國邦交；及至絕齊以後，張儀回到秦國，便翻過臉來不認這筆賬。懷王大怒，興兵伐秦，打了大敗仗，丟失漢中；他不肯罷休，再征大軍伐秦，深入秦地，戰於藍田，又大敗。韓、魏知道楚國空虛，也派兵南侵，趁火打劫，楚軍狼狽退守。這兩個敗仗大大削弱了楚國的力量，從此以後，楚國東西受敵，一蹶不振了。
屈原卸任左徒以後，還做著「三閭大夫」的官職。三閭大夫是管理公族譜牒、主持宗廟祭祀、兼教育公族子弟的一個閒職。在這時期他開始了詩的創作。首先，他製作了一篇長詩叫做《天問》，在這裡面他表現了對於古代神話和歷史的廣博的知識，也表現了他的懷疑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其次，他寫作了一套祭神的歌曲，叫做《九歌》，那是楚辭文學裡突出的、最優美的傑作。
楚國各地普遍地有祠廟，人們逢年過節，打鼓、吹簫、歌唱、跳舞，娛樂鬼神，祈禱風調雨順，五穀豐登；這賽神的歌舞本來是人民的藝術。屈原吸取人民藝術的優秀成分，加工製造出許多篇達到抒情詩極高境界的宗教詩歌。他開始用「楚歌」的調子來寫詩，開始接近了人民的語言。
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少司命》）
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湘君》）
沅有芷兮醴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
這樣美好的抒情詩句，顯然是從民間的情歌里吸收來的，充滿著濃摯真切的感情。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裊裊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湘夫人》）
這是描寫湘水女神降臨在洞庭湖邊的情景，這樣靈活、美麗的形象在《詩經》裡面是不容易找到的。縹緲的神仙姿態融合著南國山川的秀麗。我們要問，屈原寫了這許多篇祭祀神仙的歌曲，是零篇應用到許多個祠廟呢？還是集中應用在一個祠廟呢？據說，郢都東郊外有一所東皇太乙祠，乃是祀奉天帝的廟。為祭祀天帝，有迎送各個神仙的歌舞，包括雲神、太陽神、河神、湘水神之類。整套的節目由女巫或男巫的合唱隊歌唱，配合著繁複的音樂，可能也有扮演在內，好像希臘酒神廟的歌舞，具有戲劇的雛形。東皇太乙廟有春秋兩祭，可能名義上是由楚王主祭的，三閭大夫既然是管祭祀典禮的，他大概奉了楚王之命製作這些祀神的歌曲吧？據漢朝人說，楚懷王大舉伐秦，特別隆重祭祀天神的典禮，所以屈原的《九歌》里特別有《國殤》一篇，祭祀陣亡將士：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國殤》）
詩人用悲壯的詩句喚起為國犧牲者的強毅的靈魂！懷王剛愎自用，大舉伐秦，屈原本不贊成，所以我們也可以想見當他寫《國殤》這一篇詩，他的心境是怎樣得沉重了！
三
懷王伐秦失敗以後，重新召用屈原，派他到齊國去重訂邦交，這時他年二十九歲。秦國害怕楚齊聯好，願意送還漢中地的一半來講和。懷王不願得地，要求秦國把張儀交出來。張儀居然敢再到楚國，楚王把他囚了。但是他想法買通了楚王的嬖臣靳尚和寵姬鄭袖，替他開釋。等到屈原在齊國順利地辦好外交回來，楚王已把張儀放走了。屈原和懷王爭論幾句，很不愉快。他覺得懷王執迷不悟，反覆無常，沒有辦法引導到善良的政治了，開始有離開郢都的意思。他說：
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乎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離騷》）
當時楚國的朝廷被一般貴族黨人所把持，是非黑白不分。大家都在奔競鑽營。由於惡勢力的蔓延，就是好人也都變成了壞人：
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向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離騷》）
惟獨屈原，他不肯和他們同流合污，寧可出外流亡而死：
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離騷》）
他看到國家的危難，曾經有好幾次直諫君王，觸犯懷王的憤怒，他並不懊悔：
阽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離騷》）
無奈懷王對他情意益疏，同從前重用他的時候，態度完全兩樣。君臣之間，距離愈來愈大，他不能不自求引退了：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離騷》）
想到天下之大，九州各國，難道像他那樣的賢才，不能夠在外得志嗎？但是，他不忍離開祖國。那麼，到邊遠的地方去，或者退而隱居？四面八方的念頭都轉到，在極度的煩悶里，他寫下了長詩《離騷》，盡情傾吐他內心的苦悶。
《離騷》是哪一年寫的呢？不容易確定。從詩裡面的提示，是在詩人剛到壯年而又憂慮著老的來臨，這樣，在三十歲到三十五歲上都還適合。為了敘述史事的方便，我們假定屈原在三十歲的正月生辰開始寫作這篇自敘的長詩。這是在公元前的三一〇年。
「離」是離別，「騷」是歌曲的名稱，「離騷」就是「離歌」。以形式而論，還是從巫歌的形式推進加長，成為長篇的獨白抒情詩。他從自己的家世、生辰講起，說到他的政治主張和政治鬥爭。有好些部分還保留著宗教詩的色彩，例如由於精神苦悶，在種種矛盾衝突里，詩人歌唱著上天下地的精神追求，確乎是神秘的。但是，從《九歌》到《離騷》，詩人屈原的發展過程已經是從純粹的宗教詩到政治詩的道路。尤其可寶貴的是他歌唱出人民的苦痛：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離騷》）
我們在上面說過，除了他的姓是貴姓以外，實際上他是出身於貧窮的家庭，從下層爬上來的。因此他深切了解被壓迫階級的苦痛，而這裡的「民」字也包括他自己在內的。他抱怨國王不顧人民的意志：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離騷》）
他從歷史觀察天道，凡是不顧民心的統治政權是不能久長的：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兮錯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離騷》）
他說，天帝是沒有偏袒的，挑選人民中間有德行的幫助他成功。只有聰明睿智的君王能夠享有國土。前看往古，後顧將來，總要替人民打算，哪能不義而成功，哪能不善而服人呢？他用這樣激切的言論來警告國王。他這種議論並不單為楚懷王而發，他要把他的歷史哲學的真理寫在他的不朽的詩篇里。《離騷》在祖國文學史上是空前的第一首長詩，也是屈原的代表作。
屈原是信仰宗教的，他信仰天道。他用懷疑和追求真理的精神研究古代的神話和歷史，他重新肯定了天道，他認為天命是本乎民心的。上帝決不違反人民的意志，違反人民的意志的統治者是違反天帝的意志的。他認為他所覺悟的道理是極其正確的，極其忠誠的，他所說的，他所做的，是忠誠於天帝，忠誠於國君的。接著《離騷》的製作，他再寫下一篇《惜誦》，重複申明他離開國君，離開郢都的決心，他指著上天來印證他的忠心：
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惜誦》）
就在那一年，他離郢都出發，沿漢水而上，到了漢北：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抽思》）
好像飛鳥似的離開了故鄉。他日夜關念著朝廷，寫作《抽思》：
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
他發揮了沒有耕植沒有收穫的哲理：
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獲？（《抽思》）
這是很可寶貴的至理名言，直到今天還值得我們反覆誦讀，深刻體驗的。
按照楚國的地理，所謂「漢北」，在鄖陽、浙川一帶，北面正靠著秦國商於之地，是楚的北邊境。那邊正遭遇過兩次兵災，屈原不像是跑去隱居的。而且屈原在王朝是大夫的職位，他的進退也不能完全自由，必須得通過懷王。看來是經過幾次諫諍，懷王不能用他，而且也憎厭了他，有意把他外放。所以屈原的離郢，一半是自願，一半是被迫。大概他是帶著三閭大夫的官銜，到那邊去辦理地方事務，充任縣邑大夫吧。這是屈原在懷王朝的一次遷謫。
屈原離郢以後，楚國的朝政更加混亂了，尤其是由於國防的力量削弱，外交處於被動的地位，沒有遠見的固定的政策。首先，因為秦武王把張儀趕到魏國，昭睢也轉移方向，主張聯齊。秦武王死後，秦昭王立，要求和楚國結好，楚王貪著小利，又違背了對齊的盟好，這樣招來了齊、韓、魏三國聯軍討伐。懷王不得已，派太子到秦國去作質，討救兵來把圍解了。太子在秦國闖下一頭禍事，私自逃回，於是秦國借端開釁，聯合齊、韓、魏，聯軍分路進攻。這時昭睢和昭鼠帶領重兵駐在漢北和漢中，他們互相觀望，不肯主動作戰，把在前線苦戰的唐昧將軍犧牲了。此後三年，秦兵繼續不斷地往南侵略，接連有殘酷的戰爭。懷王沒有辦法，派太子到齊國去作質，乞求盟好。
屈原在漢北住了幾年，在這樣的兵荒馬亂里，他是不能安居的；而且兵權掌握在他的敵黨昭氏貴族手中，他也無能為力。在這戰亂中間，他從邊疆上被召回來。公元前二九九年，秦國又出兵攻打楚國，掠奪了北境的八城。秦昭王責備楚懷王背卻前盟，一半欺騙一半威脅他，要求他到武關去再開和平談判。其時屈原在郢，他進諫懷王，勸他不要入秦。他說：「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可是懷王拿不定主意，懼怕強秦，終於聽了庶子子蘭的慫恿，進到武關。一到武關，秦將把他劫送咸陽。因為他堅決不肯答應割地的苛刻條件，竟被秦王扣留不放。
這時楚國朝廷無主，一部分臣子要擁戴子蘭，昭睢跑到齊國去把太子弄回來立了，叫做頃襄王。新王即位，請子蘭做令尹，昭睢做相，他們兩人素來和屈原不合，在新王跟前毀謗了他，於是頃襄王決定把屈原放逐到大江以南。
這裡面是有陰謀的。從老王入秦到新王即位這混亂的階段里，政治鬥爭必定很激烈。子蘭是懷王的寵兒，也許就是寵姬鄭袖所生，他慫恿父親入秦，闖下大禍，先就不利於眾口。屈原也發過激烈正直的言論，中傷了他。昭睢專政多年，忽而聯秦，忽而聯齊，反覆數次，把楚國弄到這般地步，也為大眾所不滿。當時朝廷的清議派必定攻擊這兩人。所以楚國雖然無君，子蘭在郢而不得立。昭睢精通權謀策略，知道自己不立一個大功，便站立不穩，所以偷偷地跑到齊國，把太子弄回來了，於是挾君以自重。他辦這個交涉，許了齊國許多好處，他決不肯讓對齊外交的能手屈原跑去的。朝里有君，貴黨蒙蔽一切，假借王命辦事；朝里無主，紛紛攘攘，清議派抬頭了，而屈原儼然是清議派的領袖。既然齊國放回太子，對楚有恩，以後對齊的外交成了國家要務，這樣，屈原有被重用的可能；惟其如此，多年來的政敵昭睢不能不想法把他早早弄出去了。這回政治鬥爭的結果，進步力量依舊被貴黨壓了下去。據我們的推測，被放逐的怕也不止屈原一人。
所謂「放逐」，到底是怎樣性質呢？不像後來的「充軍發配」似的；有兩種可能性。一是放外官。例如漢朝的汲黯，漢武帝要他做淮陽太守，他對人說：「這是不用我參議朝政，把我棄逐到外郡了。」屈原放逐到江南以後，他寫過一篇《哀郢》，他說：「信非吾罪而棄逐兮」，用的就是「棄逐」兩字。二是合族遷徙，好比移民似的，這是對貴族嚴厲的責罰。例如鄭國破了，鄭襄公出降，他對楚莊王說：「就是君王要把我們遷到江南去，我們敢不聽命嗎？」又如鄭袖對楚懷王說：「你要得罪秦國，先罰我們母子遷到江南去，免得遭秦人魚肉。」所以大江以南，向來是楚國安置移民和遷謫罪臣的地方。上面我們也說過，楚悼王時，吳起要使有些貴族搬出都城，往地廣人虛的地方去開發生產，這也是移民政策，大概還分配土地給他們的。屈原的放逐屬於哪一種性質，史書上沒有說得明白，我們也難以確定。總之，這一次敵黨給他的迫害遠比懷王朝的遷謫要嚴重。屈原全家搬出郢都，和大批移民同行。如果他還銜著王朝的使命，那麼就是辦理移民事宜，帶領這些移民到大江以南去安置。
由於秦兵三次入寇，楚的北境普遍地遭受蹂躪，丟失了許多城市，因而人民紛紛南遷。頃襄王元年（公元前二九八），秦又來攻，漢北有大戰發生，楚軍死亡五萬，析十五城（河南鄧、內鄉縣一帶）同時淪陷，又有大批流亡者沿漢水南下。郢都附近，人口激增。加以打了敗仗以後的橫徵暴斂，人民不勝其苦，因而居民遷動得很多。屈原離開郢都，是和大批移民同行的。他在詩里寫道：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去國門而軫懷兮，甲之朝吾以行。（《哀郢》）
意思是說，天不佑楚，是國君不修德所致，但是上天震怒的結果，災禍卻加在人民頭上了！天啊！你為什麼責罰人民呢？多少人無家可歸，我也在仲春二月的一個甲日的清晨憂傷地離別國都，往東搬家了。
他坐著船戀戀不捨地回望都城，想到入秦不返的懷王，再不能夠見到了；望見那些高高的楸樹，想到從此以後便離別了故鄉，禁不住眼淚像雨點似的掉了下來：
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哀郢》）
沿長江往東，到了夏口，暫時停留下來；他登洲眺望，離郢已經很遠。這裡是一片平原，人民安樂，風俗淳美。祖國是這樣的可愛啊，如何能夠讓外族侵凌呢！
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哀郢》）
最後，他到達了流放的地點陵陽（在今皖南的青陽、貴池、寧國、績溪一帶），住了下來。這是屈原在頃襄王朝的被放逐，我們假定在頃襄王的元年（公元前二九八），他年四十二歲。
四
屈原在陵陽住著，至少住滿了九年，沒有復官，沒有回郢的希望。他寫作《哀郢》一篇，追敘他出都東遷的情況。此外他還寫過些什麼，我們不能知道。楚懷王悲慘地死在秦國，後來歸葬郢都，有人認為《楚辭》裡面《大招》一篇也是屈原的作品，招懷王的魂的。此外，還有《招魂》這一篇，有人也認為是屈原憂傷成病，寫這篇文章來自己招魂的。這兩篇雖然都是藝術價值極高的長篇傑作，多數學者認為是景差、宋玉的作品，所以我們不詳細討論了。
屈原的作品必定有散失的，他的生活也留下許多空白。我們知道他離開陵陽，年紀已經五十開外；還佩著那柄長劍，戴著「切雲」高冠，在秋末冬初的西風裡，徘徊眺望於鄂渚（武昌）江邊。受著法令的限制，他不能跨越到江北，也不能回郢。他沿著長江而西，穿過洞庭湖邊，坐船往沅水上游進發；經過辰陽（辰溪）到得漵浦，已經是嚴冬氣候了。就在漵浦山中住了下來，他寫作了一首《涉江》詩，追敘旅途情況。這兒有一段很好的描寫：
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涉江》）
今天的湘西，在二千三百年前，屬於楚國的黔中郡。那邊是稱為「五溪蠻夷」的少數民族所雜居，在楚悼王時起始開發，設立了幾個縣邑。他到這僻遠的地方，是移居呢，還是有什麼使命，詩裡面沒有說明。黔中郡的北面是巫郡，這兩塊地方，和秦兵所占領的蜀國相鄰接，一直是秦昭王所垂涎欲得的。當初楚懷王寧死而不肯接受的苛刻條件，就是割讓這兩郡歸秦國。想不到現在懷王的老臣屈原被驅逐到這邊郡來了。
他就在這僻遠的地區住了下來，想到自古以來的忠臣賢士，遇到昏君，沒有不被冤屈迫害的，他相信自己的正直：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涉江》）
他觀看「刀耕火耨」的勞動人民，想起「民生之多艱」的詩句，他願意和田野父老們生活在一起，從前不是有一位接輿，自己剃光頭髮，有一位子桑伯子脫卻衣冠，赤條條地來往嗎？所以他也願意在這裡終老了：
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涉江》）
但是屈原並不能在湘西終老，那個地方很不安定，是敵人所不肯放鬆的。屈原知道這危機，他又有什麼力量呢？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在某一年的孟夏四月，他從湘西出來，經過長沙，再往北走，竟投身到汨羅江里自殺了。奔流不息的滔滔江水成就了他早時就懷抱著的「伏清白以死直」的那個堅定的意志。在自殺以前，他寫下一篇《懷沙》詩。有人說，屈原是個眾醉獨醒的人，因為憤世嫉俗而自殺的，《史記》上說他不願意在渾濁的世界裡偷生，寧可葬身於江魚的腹中，這樣把他自殺的動機完全解釋做脫離群眾的清高思想，是和《涉江》詩里「固將重昏而終身」的話矛盾的。他的自殺應該有政治原因。照我們的推測，不外乎下面兩層。第一，他和貴族黨人奮鬥一生，有寧死不肯屈服的志節。他在《懷沙》詩里又提到他們，痛罵他們「變白以為黑」，倒上以為下，比喻做一群咬人的瘋狗。雖然他被放逐在外，他們對他始終不曾放鬆。這回他往北走，或者更有迫辱他的命令，是他所不能忍受的。他說：
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懷沙》）
「愛」就是愛惜生命的意思。第二，當時楚的死敵是秦，但是頃襄王認賊作父，甘心做強秦的尾巴，往齊侵略。楚國的統治階層都只知道苟且偷安，爭權奪利，惟有眾醉獨醒的屈原警惕著這嚴重的局勢。他原先有政治抱負，可以擔當大事，到了此刻，好比一輛載重的大車陷在泥坑裡不能自拔了：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沙》）
他眼看秦兵快要來了，祖國快要淪亡，羋姓的統治政權旦不保夕，而廣大的人民也要遭受更深的苦難，為了愛祖國、愛人民的灼熱的心腸，悲觀失望而自殺的。
我們考查歷史，在公元前二八〇年，當楚頃襄王的十九年，秦國的司馬錯徵調隴、蜀兩地的大軍從西邊攻打楚國，黔中郡的大部分淪陷了。屈原的自殺應該在這一年稍前，或者就在這一年上。那麼他死時的年齡也快近六十了。再後兩年，秦將白起從北面攻進楚國，拔取郢都，焚燒楚先王的陵墓，楚國遷都到陳（今河南淮陽縣），這樣大的變故，屈原未必見到了。
屈原是有矛盾的。他是公族出身，對於楚國統治者的宗廟社稷，有保衛的責任感，他和王室休戚相關，他是要維持羋姓統治的。同時他看到這統治政權和人民之間的矛盾；他殉身在這矛盾里。楚國的政治是落後的貴族專政到了腐朽的地步，秦國自從商鞅變法以來，推進了政治和軍事，也增強了侵略性，楚國命定地要滅亡。他看到這矛盾，他殉身於這政治落後的祖國。他的自殺是羋楚王國的悲劇。
屈原死了以後，羋楚朝廷放棄了它的老根據地，放棄了廣大的荊楚人民，讓他們被強寇蹂躪；遷移到當初是徐夷、淮夷的根據地，做成一個東方國家，但也只延長了五十多年壽命，終於為秦國所滅掉。秦滅楚以後，加深壓迫楚地的人民。楚國的文化被摧殘，大批的文物和史料化為灰燼了。但是，人民的力量是潛伏著的，秦帝國的專制統治不過十五年，強烈反抗它的是楚地的人民。農民革命的英勇領袖陳勝、吳廣是楚地的人民，爭奪江山的項羽和劉邦也都是楚人，那時候有「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預言，足見楚人是怎樣仇視秦人，而秦滅楚以後，怎樣對楚人加深壓迫了。到劉邦建立漢朝，楚的文化重新發揚起來，大詩人屈原的作品被湮沒了多年，到這時它重放光明了。
公元前一七六年，漢文帝朝的少年博士賈誼遷謫到長沙，他經過汨羅江，投文弔祭屈原，表示他的景仰和同情心。在漢武帝朝，有淮南王劉安，他住在楚的故都壽春（今安徽省壽縣），他熱心收集屈原的詩篇，替《離騷》做了評贊解說，把它比美於《詩經》。大史家司馬遷也到過長沙，到過汨羅，他特地在他的偉大的《史記》里加入這位詩人和政治家的傳記。許多的文人摹仿屈原的製作。「辭賦」文學在漢朝占文壇的領導地位。所以，這位偉大的詩人是在他死後一百五十年，才得到他應得的榮譽的。
世俗相傳，屈原死的那個日子是舊曆五月五日端午節。賽船競渡的風俗是起源於汨羅江邊的人民拯救屈原的，稱為角黍或粽子那個食品是用來弔祭屈原的。五月五日原是一個古老的節日，和屈原不相干，這些風俗事物的起源借重了這位大詩人的名望得到意義深長的解釋，雖說是無稽之談，也可見三閭大夫的遺愛永久地留在人民心裡了。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祖國十二詩人》，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