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 · 第一節 客家與福佬探源：移民背景、相互交往、性質特徵，及其在荷印殖民地的重要作用。

正如上述多次提到的，東萬律的居民絕大多數是客家人，從前西婆羅洲的其它華人公司也是如此。因此，我們必須認真觀察這個族群，把目光轉向中國，看看這個客家人的發祥地，了解他們的生活史與苦難史。 在幅員廣大的中國版圖上，可以看到粵東是一片河道交錯的綿延山地，濱海部分有一段宛延曲折的海岸線。這就是婆羅洲華人的原鄉所在地。 在久遠的歷史上，粵東與廣東省其它地方一樣，住著尚未開化的土著居民，他們屈從於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的壓迫一一種也許最終會使所有東亞民族瀕於毀滅的力量：永不停息的北方漢人移民潮推進粵東北界，也許不用暴力，卻難以抗拒，其結果是漢人吸收、排擠最終可能會取代了原住民。 但在廣東、廣西的某些邊遠山區，還有一小部分稱為「苗子」的部落一直在抵抗這種被吞噬的命運，而且至今尤存。本文所關注的地區，就掌握在稱為「本地人」的族群手中，至今他們仍占廣東人口的多數。 大約在中世紀，本地人加給苗子的命運不幸落到了自己頭上。來自福建的新移民潮沖著廣東東北邊界蜂擁而至，漸次而穩步地進入粵東沿海地帶。經過一段時間的掠奪，與其說通過吸收，不如說通過排擠原住民，得到了一些富庶的地區。這些入侵者控制了除大埔縣以外的整個潮州府，[1]與西部惠州府所屬的陸豐、海豐和歸善，[2]以及更遠的東莞地區的大部分。同時，廣東的整個海岸線幾乎都有或多或少的移民與本地人雜處。這就是所謂福佬人的故鄉。多虧了這些勤勞刻苦的人民，我們海外屬國的許多地區才變得繁榮富饒。他們的名稱Hoklo道出了福建省（其南部居民自稱Hokkien）是他們最早的發源地。 另一次比福佬更強烈的移民潮，幾乎同時向本地人地區湧進，這就是所謂的客家人。有關他們的來源，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們的語言與中國北方民族的語系十分相近。 唯一不屬於福佬的大埔，卻屈服於客家人的壓力，客家話成為當地主導語言。此外，現在的嘉應洲及所屬四縣，也以客家方言為唯一的通行語言。最後，同樣的命運也落到惠州府不屬於福佬控制的其餘七縣，儘管程度相對輕些。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該州的某些地區，不僅本地人，而且福佬也都在極力抵抗入侵者。 看來不安分的客家移民決不會停息他們的滲透。他們還是以原先的方式，分成無數小組深入廣東省的其它地區。惠州西部的廣州府是世界名城廣州的所在地，客家人已入主它的兩個山縣：從化與花縣，其餘的龍門、增城、番禺、新安、香山與新寧[3]六縣則由客家人、本地人與福佬三分天下。剩下還有六縣客家人尚屬少數，本地人在此及廣東其餘地區仍占有優勢，並保留對土地的所有權。他們通常居住在土壤肥沃的地區，而客家小族群則擠進貧瘠的山地。在外來移民不太多的地方，通常必須向原住民租用土地。但在移民與本地人數量相當並建有較大村落的地方，往往是械鬥的舞台，主要是因為相互爭奪土地所有權。 這樣一個若干世紀以來不斷從中國北方逐漸經由江西移向廣東，並且還在繼續滲透的族群，實在堪稱「客家人」  !這個名字很可能是那些家園被他們侵占的人起的，客家人自己也沿用，但更經常自稱「客人」。值得我們荷蘭人注意的是，這種不屈的移民精神決不為廣袤的大海所阻隔，他們先到達海南島，然後向更遙遠的婆羅洲進發。 在那裡，荷蘭人有機會長期觀察他們的所作所為，了解他們的本質與特徵，甚至相當欣賞其中的大部分。在漫長的歲月里，緩慢而執著不息的移民過程使客家人民經歷了不屈而激烈的生存鬥爭，這個苦難的歷程在他們的個性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他們始終一個接一個或一群接一群地散居在陌生而敵意的民族中。在占世界人口最多的中國，他們當然只能得到貧脊的土地。唯有辛勤的工作，才能維持一種貧乏的生活。年復一年，辛勞的客家人流血流汗僅能換來粗茶淡飯而已，奢華富貴與他們絕緣。在處於受壓迫的少數派的地方，他們只能勉強適應環境，完全屈於強者；而在另一些人口日增、生存空間也需相應擴大的地區，自然與原住民產生衝突，造成村落對村落，家族對家族之間的頻繁械鬥。總之，大多數的客家人始終生活在不息的鬥爭環境中。直到今天，在廣東的許多地方仍可見到這種現象。 經過一個又一個世紀的艱苦磨練，客家人具備了世界最佳殖民者的素質是不足為奇的。每個在我們殖民地接觸並仔細觀察過他們的人，首先注意到的是他們的努力與勤奮，尤其在農業方面所發揮的作用。湧入婆羅洲西部的移民，大部分都是客家人。他們在炎熱的赤道，日復一日起早摸黑在金礦里從事一種連當地人也難以忍受的苦工，一種其它任何民族在同等條件下都難以支撐的工作，其艱苦程度只有親眼目睹過的人才能想像。今天，正是這些健壯的客家男兒將三發、坤甸，南吧哇的原始森林、荒山漠野開闢成良田、蔗林和果園，無疑，這是得益於客家祖先長期以來開發荒原的經驗。在中國，他們就是這樣一代接一代被原住民趕到荒原。還是由於人數占多數的客家人的辛勞，使邦加（Bangka），勿里洞（Bilitong）錫礦的開發成為現實。他們的汗水增添了我們的財富，成就了我們作為殖民大國的地位。最後，客家人還是日裡（Deli）種植園的命脈，其豐碩成果每年為我們荷蘭的國庫增加了數以百萬計的財富。 不難理解，一個在自己祖國不斷與艱苦的生活環境作鬥爭的民族，婦女也在生存競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國婦女無所事事的奇俗，諸如深居閨房，裹腳等，都是客家婦女所不為的。長期以來，客家婦女一直是一種勞力，尤其在農業方面，她們與客家男人一樣能幹。所以，難怪客家婦女在勞動上一點也不輸給男子。引人注目的是，她們的婆羅洲姐妹們：即客家男人與當地戴雅克婦女通婚所生的後代（由於移民的困境以及遷徙者的極端貧困，這裡從未見到來自中國的婦女的蹤跡），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這種品質。她們這種品質大概不會是戴雅克族遺傳下來的，因為婆羅洲客家婦女所從事的那種繁重勞動，既非戴雅克婦女的日常工作，也不是荷印群島女性通常所作的。可以說，她們這種勞動能力源自中國血統，並通過客家男人（他們對本族婦女的勤奮刻苦已習以為常）對她們所進行的勞動教育中發展而來的。 那些去過婆羅洲華人區的淺薄的外國人，看到客家婦女日常在田間辛勤勞動+長途運貨到集市出售，難免動了憐香惜玉之心而鄙視她們的男人。遺憾的是，這種由西婆羅洲華人婦女的溫柔美麗而引發的歐式殷勤往往不經久，因為人們很快就會明白，客家男人的辛勞並不亞於本族婦女，這裡絕對不存在濫用女性勞動力的問題。何況對這些婦女來說，勞動是她們的第二天性，對此她們並無怨言。 這個族群的經歷，可以解釋他們面對艱苦工作的堅韌不拔精神，也能說明其它一些引人注目的品質，首先是他們善於適應各種環境並能與各種不同的民族打交道。 有關客家人上述品質的第一方面，無需贅述。能夠明顯表明他們的適應能力的證據是：他們沒有背棄自己的民族，沒有背離祖宗的禮法；在荷屬東印度群島千變萬化的環境中，他們並不是單槍匹馬闖天下的冒險家，而是有組織的移民者，不斷得到來自中國的新生力量的補充。Veth教授援引一位在婆羅洲觀察過華人的作者的話說：「古人善於移民，但在我們這個時代，談到殖民不應怱略華人。看看他們，甚至在那些困境重重的地方，如西婆羅洲一處於該島所有沿海地帶馬來人與散居內地土著的壓迫下，還是通過勤奮努力有規律地定居下來，建設了相當大的村落，開墾了大批土地，並且克服了後來我們接管時設置的種種障礙。在絲毫得不到祖國政府的保護、沒有任何資本的條件下，僅僅憑著機智與事業心創造了富裕的生活，並把大部分收入寄回給中國的親人。他們與土著婦女通婚，卻能讓後代完全接受自己的風俗習慣。無論村莊大小，他們首先注意到建立學校。要在華人中尋找文盲，只能白費心機。況且，他們並沒有校監，也沒有政府資助!多麼令人驚異的民族，他們身上有著許多值得我們好好研究的地方」。[4] 至於客家人的善於與外國人打交道，無疑以他們在婆羅洲西部的活動表現得最明顯。事實上，他們初到當地時完全沒有什麼障礙。相反，那些酋長、貴族們都很歡迎他們的到來，甚至極力邀請他們到自己的領地。之所以會這樣，並非把他們當成我們荷蘭人那樣的擁有戰艦、士兵與大炮的強大的保護者，而是把他們看成一種可使國家富庶的有利因素。儻非他們善於與酋長及其人民相處，豈能得到移居當地的鼓勵。甚至像戴雅克人這樣的獵人頭者，他們也能友好相處，否則小組掘金者怎敢散居內陸地帶？更可以說明問題的是，他們通過與土著婦女結婚而建立的家庭紐帶關係。在初期，這類異國婚姻屢見不鮮。等到生齒日繁，公司力量增強到足以抵抗馬來人與戴雅克人時，他們認為不必再委屈求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採取「勝者為王」的姿態。這種事情在殖民成為制度的地方足司空見慣的，華人自然也不例外。 在1854年的所謂華人戰爭完全破壞了公司自治制度之後，再次確證了客家人能夠與土著居民和睦相處。每個對婆羅洲西部的真實情況有所了解的人都會知道，在那個地區，中華民族之子與布吉斯人和馬來人像兄弟般地在同一個村子裡居住，極少聽到華人與這些混居在一起的民族有什麼不和的關係。他們也散居在幾乎所有的戴雅克部落區域，甚至毫不畏懼地在野蠻的伯唐梗人和普南人[5]活動區當行商，那是歐洲人沒有武裝保護決不敢涉足的地方。君子「素夷狄，行乎夷狄」，孔子的名言[6]也是客家人在海外行商作賈始終奉行的準則。 最後，正是客家人漫長的移民史，充分說明了他們何以擁有在婆羅洲不懈抵抗荷蘭軍隊的勇氣。只要想到就在幾百年前，戰爭對我們歐洲人來說是何等尋常，我們的農民和市民曾無數次拿起武器參加戰鬥，因而我們歐洲人自己是最勇敢的民族，就不難理解一直處於激盪不安的歷史中的客家人天生具有無比勇氣。這完全是合乎事實的結論。 荷蘭統治者常犯的一個錯誤是，認為華人是懦弱的民族。這是對該民族的無數誤解之一。產生這樣的想法，是因為在我們殖民地的華人叛亂者，往往不費吹灰之力以小股軍隊即可平定。在此，有一個請讀者不要誤會的比較。在那次有名的鹿特丹暴動中，我親眼目睹幾百市民在兩個騎兵的驅趕下四處逃散。那麼，德國人是否可以據此宣稱荷蘭人是膽小如鼠的民族呢。要判斷一個民族的特徵，應有比較客觀的準繩!請回想一下華人戰爭中那些意味深長的事實：三個既無戰略又無訓練有素的士兵的移民聯盟，領導所有民眾對抗我們的軍隊。在每次失敗後（那是常見的事），又興建新的工事、組織新的人馬重新戰鬥，決不屈服，直到成千的人員傷亡，最後一塊土地被占領為止。VanRees先生在有關公司戰爭的著作中企圖譏諷客家人膽小怯弱，結果卻反證了他們的無畏精神。[7] 有這樣一個民族，在完全沒有祖國的戰艦、士兵或大炮支持的條件下，讓自己的人民離開美好的家園，到炎熱的熱帶和遙遠的海洋去謀生。那裡極少有同胞、祭壇和神明，有的只是陌生而敵視他們的異族人。他們並非以成千上萬的集體，以強力或全付武裝去開創自己的事業，而是一個接一個或以小組的形式前進，最勇敢的人當先鋒，每人憑藉自身的力量、機智與道義自力更生。難道這不是值得稱道的勇氣以及肉體、道義上的力量嗎。何謂勇氣。勇氣就是完全意識到危險的存在而不退縮的氣概。當客家人攜妻帶子前往戴雅克地區最深處居住時：當他們為了獲得一份粗茶淡飯和幾文防老銅錢，每日伸長脖子在可怕的獵人頭者伯唐梗人和普南人跟前當行商時；不就證明客家人具備了這樣一種勇氣嗎。還可說明這種無畏精神的是，他們在亞齊（Atjeh）處於敵意的包圍之中，敵人已使他們的不少同胞喪了命，在沒有任何可以稱得上保護的條件下，他們竟敢穿梭於我們的軍事堡壘之間經商。這可以說是大膽，但我們很難區分這種大膽與勇氣之間的差別。 讓我們回顧一下廣西著名的英雄洪秀全。這個受基督教影響的人物在1850年發動了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國起義，前後縱橫達十四年之久，就是客家人。他出生於貧窮的農民家庭，祖籍花縣。我們已在第37頁提到這個縣的所有居民幾乎都是客家人。在頭三年，洪秀全的來自中國最南端的軍隊，掃蕩了最北部的京畿地區（北緯23度至40度）。此後，作為「天王」在南京建立政權十一年之久。客家人完全有理由為本族出了這樣一位近代中國最有影響力的人物而感到驕傲。 我們在此采討的客家人特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福佬所具有的素質。如第36頁所述，儘管規模小些，福佬也經歷了相同的移民過程。他們也像客家人一樣，一直擠進具有敵意的本地人之間：為擁有一份自己的生存空間而堅苦奮鬥。若干世紀以來，他們也被迫居住在廣東省最貧脊的土地上。因此，他們也被認為是荷印殖民地的具有鋼鐵般勞動意志與旺盛勞動力的種族。他們開墾了爍石般的土地，在不毛之地上辛勤耕作。他們也能與婆羅洲西部各種各樣的民族和睦相處。至於他們的勇氣是否比得上客家人，尚難定論。因為幸運的是，在這段戰爭期間，我們政府還未被迫派遣軍隊到福佬地區去。 但福佬另有獨具一格的素質，即他們是無畏的水手，從過去的歲月看，他們並不嫌棄做海盜，故鄉的自然條件與地理環境使他們形成了這種性格。他們居住在沙灘地帶，那裡的土地與整個南中國沿海一樣乾燥而貧脊，迫使他們向海上謀求生路。航海與貿易相輔相成，這就是為甚麼婆羅洲西部的福佬往往經商，雖然也有相當大部分從事農業生產。[8] 追溯這個奇特的現象：兩股漢人移民潮，其一來自中國北方，另一來自福建，共同在廣東境內匯合，然後遠涉重洋在我們的婆羅洲島完全交匯。不難理解，他們不僅各具獨特的風俗、觀念，而且相互講著不同的方言，這使那些來自中國的地道華人在一起時往往用蹩腳的馬來語交談。的確，對於只懂自家方言的客家人與福佬來說，彼此之間的理解不見得比西班牙人與瑞典人之問的理解更多。這兩個族群平時極少接觸，自然是很容易理解的現象。只要注意到客家人與輻佬一樣，長期以來，為了生存他們的祖先始終與廣東原住民進行鬥爭，某種鬥爭心理就像是與生俱來的天性，這也說明了為甚麼在我們殖民地，這兩個族群之問常常發生激烈的械鬥。 同樣的現象也每日在廣東地區發生，尤其在他們繼續往西發展的過程中，冤家路窄，難免衝突。如第9頁所述，是族群差異甚至是族群仇恨，使蘭芳公司的創立者帶領一批同鄉逃離坤甸。直到今天，在婆羅洲西部的不少城鎮，這些衝突仍給我們的首領和官員帶來不少麻煩。據說不睦與械鬥也是今日日裡常見的問題。無論如何，人們時常從那裡得到模稜兩可的消息，似乎械鬥迫在眉睫，一觸即發。[9] 與客家、福佬的充滿活力、勇敢無畏，勤勞刻苦特徵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閩南人，他們在婆羅洲西部只居住於城鎮，有一定的人數。他們的故鄉是閩東南（也是所有爪哇華人的原鄉），與福佬地區的北部和西部相接。根據其歷史、語言推測，他們無疑是福建的土著。他們未曾經歷過長期的反抗外來移民的鬥爭，因此沒有鬥爭心理的遺傳烙印。熱愛和平安定，喜歡從事寧靜的工作，尤其是農業生產，正是這種溫和的性格所致。每個深入接觸並留心觀察過他們的習俗的人，一定會注意到閩南人與它的南部鄰居完全不同。他們像所有的華人那樣並不缺乏堅忍的工作精神，但不具備客家人與福佬那種獨一無二的鋼鐵般的性格。 無論如何，他們的語言無可辯駁地道出了他們與福佬的親緣關係。顯然，後者是在幾個世紀以前分裂出去的。假如允許做個不很確切的比方，我們會說這兩種語言的不同特徵就如低地德語與荷蘭語那樣：一個講廈門方言的人，在六個月內就可以掌握潮州話了。然而，一個又一個世紀以來，緩慢而不息的移民活動，及其與廣東地區已占上風的先住民之間的摩擦而產生的影響是強烈的，它給這兩個近親族群的個性特徵造成了十分明顯的差異。 [1]  應指大埔、豐順以外的潮州各縣。――譯者。 [2]  今惠陽。――譯者。 [3]  台山。――譯者。 [4]  《婆羅洲西部》，第1卷，第312頁，又見「Tijdschrift voor N.I.」，1851，第1期，第97頁。 【PieterCornlisVeth(1814-1895)，十九世紀荷蘭著名學者，1846-1877年出任萊頓(Leiden)國立荷印官員培訓中心教授，1877，。1885年改任萊頓大學教授，他是那個時代最傑出的荷印地理民族學專家之一。主要著作有： 《婆羅洲西部：地理，統計與歷史學》  （Borneo，s Westerafdeling：  geografisch，statistisch，historisch.Zaltbommel，1854-56）：《爪哇：地理、民族與歷史學》（Java：geografisch，ethnologisch，historisch.Haarlem,1875-84）：《探索者與研究者》  （Ontdekkersenonderzoekers.Leiden，1884）等。－－譯者。） [5]  即Batang-loepar和Poenan，印尼群島戴雅克族中最野蠻的部族。 ――譯者。 [6] 《中庸》第十四。 [7] 《荷印軍隊——1850》(「Wachia，Taykong en Amir, of het Nederlandsch-Indisch Leger in 1850')，第89-170頁：「打勞鹿，有關征服婆羅洲華人歷史與戰略的探討。」 人們通常認為華人怯懦，所以許多人，包括VanRees先生在內，以為華人在婆羅洲戰爭中表現的勇氣，是抽鴉片的結果。很遺憾，不管怎麼說鴉片根本不會使人激奮，發怒或產生勇氣，只有與荷蘭白酒等烈性酒類完全相反的效果，而烈酒卻是我們的軍人無論在戰爭或和平時期最喜歡的杯中物。 [8]  Veth將他們稱之為「olloh's'』(第1卷，第313頁)，誤以為他們也來自廈門。實際上，只有福建人是從廈門港到我們殖民地的。見《廈門歲時習俗》引言。一般認為坤甸北部的Kapoeas河岸是西婆羅洲福佬的主要農業區·那裡有Nibong-seriboe和Telok-kompei兩個村落。 [9]  有關這個主題，還可參閱當時的報刊。有一篇題為《日裡華人風潮》的報告(見當年3月2日的「NieuwsvandenDag」)，是我們至今所能看到的唯一對華人比較公正的文章。文中沒有常見的關於這個民族的荒謬言論，不過它也難免明珠暗投的結局。根據這位作者的報告，人們決不會相信客家人或福佬相互攻擊對方是被他們的祖國驅逐出來的社會敗類的說法。儻若法國人與德國人在海外某一地區雜處，很可能也會說類似的話。我個人在婆羅洲與這兩個族群有過三年的密切接觸，但我也不敢輕言他們之間誰是誰非。 我們也不可輕信另一種流行論調，在今年的「Mededeelingen vanwege het Nederlandsch zendelingenootschap」《荷蘭傳教協會通訊》  (第29期，第14頁)中，甚至還有人一本正經地重複這種論調；到荷印的華人是從那個連中國人自己也認為是最野蠻，最惡劣，最腐敗的地方來的。他們這樣說，也基於客家、福佬和閩南人相互之間的嘲罵。